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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1966.12)(二)

六、‘冬训’

十二月初,天气很冷了,半成品队终于停止倒坯作业。成品队把坯场砖坯装完,把烧好的砖出完,犯人次第进入清理垃圾的劳动。在体力劳动大为减轻的时候,精神劳动— 思想改造却突然紧张起来,一年一度的‘冬训’运动开始了。

平时犯人也政治学习,无非在七点许,记录员唸篇报,大家斜躺顺卧听着。然后东拉西扯几句,组长睁只眼、闭只眼,应个卯完事。只干部进来,大家才装模作样一番。冬训可不一样,完全另码事。所谓冬训,固名思义就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训练。整个砖瓦厂要半停产三个多月,除了上午清除窑里的烂砖头,下午和晚上便是清除头脑里的‘烂思想’,每天长达六七小时。被子叠齐整,犯人盘腿坐在被子前,不准挨被,不准打瞌睡,不准谝传,一坐就是四小时。坐得腰酸腿麻,浑身僵硬,滋味比劳动还难受。反正不叫你松闲,犯人松闲了就是干部的失职。干部也全部出动,在大屋里来回踱步、察看,弄得犯人精神个个紧张。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个冬训。然而,我对犯人冬训并不陌生,在看守所南监号,在天水三监,不断听说过犯人冬训的情况,无非是--

先学习文件。叫每个犯人发言、谈认识;尔后是联系实际,深挖反动思想;然后是互相检举揭发,批判,斗争;最后是处理。你的发言,往往是‘放毒’,是污蔑、攻击,鸡蛋里寻骨头,斗你没商量。你若‘顽固不化’,还会招来犯人积极分子拳脚殴打,把你打的皮开肉绽,伤痕累累,甚至扭断胳臂或大腿;你再不坦白交待顽固下去,政府会给你戴手铐甚至背烤。冬训是对每个犯人一年改造情况的总清算,是对犯人进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有效举措。据说劳改队每个冬训下来都有加刑的,也有立功减刑的。

我感到纳闷的是,三监在6263年没搞冬训,也是犯人劳改服刑所在,年年冬训何以三监这年没搞?大饥馑犯人死的太多,没法搞了。如今大饥馑已过,法宝不能丢,又拿起来。

果然,这年冬训的程式正如老犯人对我所言,分毫不差。先学文件,这年学的文件是《九评》。

我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虽然是道听途说、一言半语,对冬训已有总体印象。加上五七年‘大鸣大放’切身体验,再不受‘引蛇出洞’所诱,成竹在胸。

最底层的人日子最难熬,犯人理所当然是最底层的人。我在这最底层中又在最最末的底层里。当犯人最好是哑巴,其次是文盲犯人。他们无须开口说话,即使说错了话,‘大老粗’也不会追究。下面依次是贪污犯、偷盗犯、强奸犯等一般刑事犯,他们说错话也不会深究。原因很简单,政治问题与他们的犯罪无甚牵连。最难当的是‘反革命’犯,这里面又分‘历反’和‘现反’两类,‘现反’又有甚于‘历反’。自五七年后,‘现反’中又有一类所谓‘新生的反革命’,首推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青大学生之‘现反’,被视为重中之重,恶中之恶,是所谓‘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我即属此类人。并且,我的二审判决结论是‘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除了死囚,我之下再无‘下层’,处境之险恶甚于‘如履薄冰’。

冯辉是小组记录,有读报、念文件的职责。在三监,我读报,字里行间对“九评”已有所闻,早想系统读它,如今如愿以偿。冯辉一遍一遍重复读,组长一遍一遍催人发言,管教干部在地上来回转悠,目不转睛盯视着犯人。犯人个个呆若木鸡,噤若寒蝉,总无人开口。组长无奈,只好叫冯辉再读一遍。犯人里傻瓜少,尤其老犯人见多识广,吃过亏,即使自己没有也见过别人吃亏。‘祸从口出’、‘勿谈国事’,弄不好要‘吃不了兜着走’,后悔晚矣。

我对‘九评’确持异议。我要说,谁也拦不住;不想说,任何人休想从我嘴里掏出来。在这种场合环境下,摆自己的观点毫无意义,无异于白送死。

蒙世辉指着一个犯人说:“你给咱们开个头,说说你是咋认识的。”那犯人道:“我说个啥子呢,我啥也辨不来,啥也听不明白。我看哪,还是请组长给咱先叨叨,叫咱听懂一些。”噎得他再开不得口。干部一旁听见,也没吭气。

一个下午搭一晚上,大家呆坐着,大眼瞪小眼,其他组也一样。一坐几个小时,腰酸腿麻尚在其次,不说话不行,说话又怕出错,人人战战兢兢,如坐针毡。

冬训期间,犯人铺位的墙上都贴着姓名,为了管教人员方便‘对号’。前来巡视、检查的,除分队、中队干部,还有大队和外来的。第二天下午来了个大块头的年青干部,年龄约摸与我不相上下,听口音象是陕西或靠近陕西的甘肃人。他一进来,就在墙上逐一看犯人的‘名帖’。当他看到我名字时,问道:“谁是向承鉴?”我没理他,装作没听见。又连问两遍,我只得回答“我就是。”当他验明正身后,自言自语道:“我知道你,看过你的《右派言行录》,你原是兰大化学系学生。”

此人来得蹊跷,我断定是个‘不速之客’,有备而来。来者不善,暗自警觉起来。

所谓《右派言行录》,‘反右’期间我就知闻它的存在,始终未能睹其面。那里面的内容全是‘反右英雄’的杜撰,是背着‘右派’当事人搞的诬辞。‘右派’自己见不到它,它是高校左派之间互通反右情况的内部小报。我在校时听说《录》上有我‘要把共产党杀光’的言论,震惊各高校。法制国家可以控告它!指控他的诬陷罪。这个国家不制止恶行,提倡鼓励诬陷,有什么办法,没我说话的地方,只得忍着。

我猜测,他是西北师大政教系出来的,且班级与我上下届相近。据我所知,师大政教系毕业生大多分配中学教政治课,只少数有背景的入仕途为官。也有分到监狱、劳改部门专门对犯人施以管教的,此人大约是其一。

且看他对我耍啥花招,我心里道。

他静默片刻,开口道:“我看你们学‘九评’太吃力,不如叫向承鉴先给大家作个辅导性发言,或许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推脱道:“我早成白痴,不堪胜任。”

冯辉悄悄对我耳语:“这人是省劳改局来的,我以前在局里见过。”

这位巡视大员话虽‘客气’,骨子里是给我下达命令。我一面推脱,一面打着发言腹稿。我必须慎之又慎,不能露出对‘九评’丝毫的异议。于是,我按‘九评’原意来表达‘我’的认识,夸夸其谈半小时。即使有人把脑袋削得再尖,也休想钻空子。我的记忆力可以,我的发言实际上都是‘它’的,‘我’的没一个字,他找茬谈何易!

‘反右’过去六年了,他怎么能记得我的姓名?显然,他事先查看了我的黑档案,专门冲我而来。他特别‘关注’我,所有管教也对我‘另眼’相待,毫不足奇。

冬训,是一次大比拼。比的是‘忍耐’、‘沉得住气’,谁沉不住气,谁个吃亏、倒霉。犯人中总有沉不住气的,二组刘效贤就是一个。他年近五十,留两片向上微翘的胡子,有些驼背,地主出身,(我不知他的案情和刑期)是‘老秀才’一类旧人物,新知识几乎一窍不通,却自命不凡,摇头晃脑表演一番,结果弄巧成拙,只要一开口立即掉进自掘的陷阱里。他越说得多便也错多,越错越要说,到头来被那些想减刑的犯人揪住不放,被批斗得焦头烂额,只有痛哭流泪的份。

这年冬训,听说四中队出了个‘大放厥词’的犯人,原是西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具体说的内容不得而知。惟知四中队开了犯人大会批斗他。他能言善辩,后来从其他中队也派犯人前去与会批斗。我甚钦佩他的胆量,却不赞同他的作法。

其实,我的‘烂’思想可能比他还多,我的‘厥词’只在内心没‘放’出来罢了。

三月底冬训结束,全大队犯人集中在伙房前操场开奖惩大会,有的受到了物奖,有的立功,全大队犯人中只有三、四个受到减刑嘉勉。刘效贤在批斗时并未受皮肉苦,这次也没受任何惩处,四中队乱放‘厥辞’的犯人也没受惩处,他们受到的惟精神创伤。万幸。

冬训‘收获’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收获’之最,莫若是:有的人得到了‘经验教训’,从此变得更‘聪明’。

七、四中队跑了一个犯人

周而复始,眨眼又到四月,成品队开始正常生产。张登高虽没多少墨水,却深通改造犯人之术。他把原来三个窑门记录尽行更换,叫冯辉背砖出窑去了,叫我取代冯的角色。我心里不情愿,只能无条件服从。张对我,对冯辉,钟世雄,朱焕章等几个知识犯人,实行‘轮换制’,每揹两三个月砖就叫去当窑门记录,当两三个月记录再调换去揹砖,反反复复。

出窑组窑门记录有些不好干。记录员站在窑门口忙得不敢眨眼,六个揹工都是一溜小跑,进进出出只在瞬息间,即使盯得紧紧的,趟数还有少划、漏划的;一个揹工一小时揹百多趟,‘正’字划得密密麻麻,表格行距小,弄不好把张三揹的趟数划到李四上。占便宜的不吭声,吃亏少划的要争要吵。窑门记录与揹工发生骂闹的事经常发生。我当窑门记录与人不同,或在砖垛上帮外码,或在窑内帮内码工码褙子,不用表格和笔,揹工每揹一趟,我报他是第多少趟,准确无误,从未与人争吵过。到换班,在表上一次记出总趟数,总砖数。

我这样做,当然不为‘立功赎罪’,而是受良心的驱使。我深切体会犯人劳动的艰辛,在力所及情况下,为减轻他们的苦难作点事;何况,我与他们吃着相同的一份‘朽粮’,别人太累我太轻,于心不忍。

隔几日,分队长又给我找事。他从外面拿来四块小黑板,对我指示道:每块黑板上画一道工序,制坯、装窑、烧窑、出砖,再写上四言八句,挂在监舍外墙上。让大家时时看见,知道一砖一瓦来之不易,自觉爱惜。

他的用心无可挑剔。对人施以爱护劳动成果、国家财产的教育,不管犯人、公民都该有这觉悟。不过,在我看来不过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在高度紧张劳动中,犯人莫不诚惶诚恐,时刻担心飞来横祸,被扣上‘蓄意破坏’帽子,哪有不爱护的胆!他给我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我不会画。他的话就是命令,既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心想应付了事。没想到,这个‘半文盲’办事认真,画来画去他总不满意,写的‘四言八句’不嫌深就嫌浅、‘不压韵’,斜挑鼻子竖挑眼,总不合他口味。我没法向他解释,解释不清,更不能驳他。这对我的耐性是个很大挑战。改来改去,就这点小事,花了好多个星期日没得休息。直至勉强交卷,从他脸色上看出,终未令他满意。

我琢磨他的心理:“我张登高在改造犯人上是想了办法、下了功夫的,有水平的。”

1964年七、八月份,正热的时候。一天收工回监,监房空气突然紧张起来。犯人互相议论:四中队跑了一个犯人!一中队监外住着烧窑‘自由犯’,消息最灵。劳改队逃跑犯人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监内、外一片肃煞之气,大墙上响起阵阵‘噗噗嗵嗵’的脚步声。晚饭后传来消息说,外围哨兵一直没撤,许许多多管教人员、武警牵着警犬,在坯场、窑洞四处搜寻。直到天黑传来逃犯就擒消息,一场惊恐才平息。

第二天出工前在伙房操场开犯人大会。干部、武警进来上百人,随即押进来个身材颇矮的犯人,头发、眉毛、脸上全是土,浑身上下全是土,一个名符其实的‘土’人,无法辨认他的容貌。天色仿佛突然阴沉,犯人积极分子一齐呐喊起来:

“抗拒改造,死路一条!”

“把他捆起来!捆紧些!再捆紧些!”

“给他砸上大镣!”

他被按倒在地,绳子捆得再紧不过了。这从几个武警呲牙裂嘴使狠劲的表情上看得清楚。他头上滚动豆粒般冷汗,没有一声喊叫,无一丝呻吟,没有告饶和屈服的任何表示,拼命挣扎着、忍受着。我心里赞道:“是条汉子,骨头够硬的!”

事后闻知,他叫邹庆礼,是个大学生,四川人,五七年也划右,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大我两岁。(1967年后他一直与我在一起劳改,我俩成了患难之交。他平反后参加援非医疗队,副主任医师职称,退休后定居四川安县,至今与我有联系。)

我无法理解的是,他在坯场躲在自挖的土洞里,怎么会干这种蠢事!在劳改之所,在弹丸之地的坯场泥坑边,在众目睽睽下,竟企望偷挖个土洞,将自己藏于其中以达到逃跑目的,颇似鸵鸟智慧。难道他不知收工要清点人数、犯人不够外围警戒哨不撤吗?人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一点不假。

邹被加刑两年。

人区别于动物在于有发达的大脑,会思考。当时我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生旺季,不叫忧国忧民,不准谈论国事,爱思考问题的习惯依旧,于是把心思放到砖瓦生产的技术上。李光伟给我提供历年来生产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同样是罐式土窑,有的窑号,不论谁装,谁烧,谁出窑,比别的窑号总是生砖少、碎砖少而成品率高;比别的窑周期短、万块煤耗低。可见土窑结构很有学问,值得探究。

出窑组窑门记录惟有个空闲时刻:一窑砖出完,全组犯人转移新工地,他留下来清点砖码。一级、二级、等外品各多少,造表报统计室。我利用这个时间对窑结构实施测量考察,诸如月台高度(与窑底平面比较)、面积;窑底面积;炉膛体积和燃烧面积;窑高及上、下部的截面积;甚至毫不犹豫钻进烟囱底(俗称‘狗窝子’)测量它的深度和大小,弄得一身黑灰,黑头黑脑。

我拿测量所得数据与统计资料仔细比较,思考着。能得到的初步结论是:一、一窑砖的周期长短与炉膛的燃烧面积相关;二、碎砖与窑的垂直高度和窑底面积相关;三、生砖与烟囱底部(狗窝子)的深度、截面积相关;等等。遂写了篇有几万字的长文:《罐式土窑生产若干问题之浅见》。文中将测量数据与统计资料列表对比,逐一指出产生生砖、碎砖、水哑砖、焦头砖的原因和克服的途径;提出缩短周期和降低煤耗的设想。

这篇东西给烧窑组马明川等人看了,较详地讲与孔繁成听。他们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对他们很有启发帮助。建议我呈交政府,举办讲座,给烧窑、装窑的人上课。我拒绝了。我对干部反感,不想让他们知道。然而,在烧窑和装窑的犯人中很快传开了。

六五年上半年我把某些设想付诸实验。过去装窑只在最底一层将砖坯竖立,以上一律砖坯侧立套装。竖立与侧立,砖坯抗压强度有极大差别,能不能将窑底的三至五层一律改成竖立套装呢?砖坯竖立抗压强度提高,稳度却减少,两者反比关系。要提高稳定性必须使竖立砖坯相互套装。我拿几块砖来回比划,琢磨好长时间才找到方案,随即绘成图纸。孔繁成等支持我,决定在29#窑进行新装法试验。我没有与政府干部接触过,但我知道,孔事先请示过并得到批准。

实验新装法成功了,碎砖大为减少。但这种装窑法并没推广,原因是新法在装窑底时,颇费时费工,影响进度和效率。即便如此,我仍感到快慰,证明我的探讨是有益的。

就在这个时候,张炳秋和生明辛(原单位兰州铁路局)先后刑满出狱,我既高兴又悲哀。他俩出监前,把服刑中我能用上的衣物(背心、衬衣、短裤、鞋袜)各包了一包留给我。光张炳秋的就有皮鞋三双。待我收工回监,已是人走物在,给我留下一片激动、一片凄凉。

八、劳改队的另类犯人

1966年过春节,大队犯人搞了个文艺演出,节目都是犯人自编自演的。节目不少,我了无兴趣。有一眼没一眼的望望,无什印象,只大合唱的指挥不错。每个中队都出了节目,惟一中队空白。这使一中队干部‘脸上无光’。

春节过罢,依旧‘冬训’时节。有次正开会,张登高把我叫到跟前,说:“你的‘四言八句’写得不错呢,见的人都夸。我想派你一个特殊任务,编个剧本。这事不能着急,你现在起放在心上。缺时间给你时间,开会学习都可以写。”这太意外!我能写出剧本,岂不成作家了?我哪有这本事。‘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是犯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服务’,焉能‘服务’于人?自建国以来,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学》,到胡风的‘反革命集团’,文字狱没停过。那是在外边在社会上,尚且如此。如今在笼子里,莫说没这本事,即使有,也不敢写。我毫不犹豫一口回绝他:“队长高抬我了,我没这本事,不敢接受。”张登高个性要强,固执,一旦他决定了的事很难改变他。他给我灌‘甜米汤’:这是政府对你的信任呐;通过写剧本也是对自己‘罪恶’的批判、反省呐,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别人呐……,总之,他非要我‘试试’。我权衡再三:眼前冬训的‘坐会’,身心备受煎熬,苦不堪言。待到‘自我检查’阶段,人人须‘过关’,由不得你不开口。每个犯人要对判刑表态,还要挖‘反动思想根源’,如不想死,就得‘认罪服法’。我不想死,还要看看这世道。只能说:我的刑期判得合适,是咎由自取;根源是我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自幼好逸恶劳,总想不劳而获。那个‘罪’字我总回避它,用在自己身上无论如何开不了口。每到这种场合我都经历一次生与死的抉择。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一个好端端的热血青年,硬要把自己说成恶鬼,世上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

不管三七二十一,摆脱这严酷处境,先逃这一劫再说。我答应:那就试试。

春节前一中队烧窑分队跑了个‘自由犯’。我心血来潮,编了个故事,大致情节是:

一个因偷盗犯罪出身农民的犯人,劳改中受政府信任调去烧窑当‘自由犯’(不能写成监内犯。否则,他能逃跑出去,就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强大、不严密之嫌),由于思母、恋妻、想子心切,在雷电交加之夜不辞而‘别’。尝尽苦楚,在奄奄待毙之时,只好乞讨村舍。乞讨过程中,他遇到垦荒河滩的老人,嬉闹地头的村童,放鸭河岸的农妇,挑灯不倦的教师,修理农机的工人师傅……他们各个勤劳善良,给他这位‘乞者’以帮助。由于‘八字方针’实施,公社改行‘队为基础’核算,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农村处处小麦翻浪,稻谷飘香,菜园油绿。他深受感召,痛悔‘昔日所为和眼下之行。回到家门,母、妻、子欣喜欲狂,忙不迭向他诉说他家和农村的巨大变化。惊喜之余,当得知系逃跑归来,转而怒目相向。正当他决心前往自首时,公安干警出现在门前。

我用小说体裁写了个故事梗概,两万来字,算交差。

没过几天,批复下来了。批复件写了满一页,大意是……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人物刻画具有时代气息,文笔流畅,等等。批文明确要求:望迅速组织人力,尽快改写剧本上报。落款是管教科。只是建议把名字由〈南轲梦醒〉改为〈逃跑无处去〉。

高指导员通知,由我和二分队周西红负责改编剧本事宜,初定半月时间。我原知周,只不曾与他说过一句话,现在才晓得他原为陕西省歌舞团的一级编导,且有作品发表并出版(我亲见。一本八开关于曲谱的专著),以后调来甘肃省歌舞团当编导,在大西北文艺界算是名人。

我俩商定,由我执笔写词,他谱曲兼导演,拟改编成三幕五场歌剧。周乃专业编导,有‘大家’风范,人很谦虚。他每谱一曲都要唱给我听,征求意见。我是门外汉,只稍懂乐理,也冒昧偶谈感受,比如,根据我写的词意,在何处似应低沉些,另处似应昂奋高扬些,他无不认真听取,着意修改。

我俩如期完成改编。临末一天,他从统计室借来小闹钟,从头到尾,一人扮演着剧中八、九个人物,面对我这唯一观众表演起来,绘声绘色,有板有眼,惟妙惟肖,一丝不苟。他的演技、唱功证明他是个很高明的行家里手,叫我大开眼界,钦佩不已。他演完后对我说:“此剧不小,全剧要两小时半,算是‘中剧’了。”周能歌善舞,确有才华。他兴犹未尽,即兴给我跳了个‘扣坯倒斗’舞,动作夸张然神似韵合,令我捧腹!我俩合作得很好,共同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而这是在劳改队,多不容易啊。

紧接着,管教科齐科长主持召开该剧的讨论会暨意见征询会。开了好几次,除科长外,干部中有高指导员和二中队的陈指导员,余之是犯人中的文人墨客,我始认识董小吾、赵大刚和苗一山。

董小吾是歌舞剧《白毛女》编导之一,原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副团长,授上校军衔,曾遍访东欧、苏联诸国。此时年近五旬,仍风度翩翩,风流倜傥。他身上有股浓浓的‘文化人’气质。苗一山原是《解放军报》编辑,年约四十。赵大刚原是兰州部队宣传处长,大尉衔,是歌曲《二郎山》的词作者。对他仨的大名虽早如雷贯耳,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惟董小吾在春节演出时指挥合唱,我远远‘猫’过一眼,留下印象。那次演出所有内容在我脑中早成空白,只记着他指挥的手势,足见艺术魅力之巨大和他艺术才华的货真价实。

他仨不和其他犯人住一起,住在四中队那排房的后爿,都住单间,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惟编辑《改造小报》是任。他们嘴上叼着令管教人员羡慕的高级香烟,屋里摆放着高级烟酒、饮料、各种罐头,三天两头有人来接见,好吃好喝的东西源源不断送来。他仨的穿着打扮,即使在社会上、在大都市也堪上乘。管教人员与之相比,相形见绌,也会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犯人’的影子,劳改队于他们好似‘疗养院’一般。董小吾有许多像册,那里面大都是总政文工团演员的剧照,尤其是出访苏联、东欧的纪念照,还有不少外国演员的合照,像册几大本,精美至极。看到他们的生活,想到我和其他犯人的‘脱胎换骨’,心有诘问:牢狱能过神仙日子的人各时代都有,不过行贿狱吏偷偷进行;如今竟成法律制度,公开化合法化!口称追求平等理念的人,正把不平等变成更不平等、使不平等绝对化彻底化!

讨论会开得不热烈,几乎坐冷板凳。发言者无非是‘不错;可以;拿得出去;没有提出象样的意见。我忽然感觉,由于三个特殊犯人在场,管教干部似乎都受着拘束,不敢贸然开口。我想:死虎有余威呵!我穿得破衣拉撒,土头土脑,典型劳改犯模样,却心安理得,不卑不亢,并不感到拘谨。

倒是二中队陈指导员对我的一句歌词提出很中肯的意见。那句歌词道:‘东风无力百花残’。他建议将‘东’字改为‘春’字,理由是‘东风’两字政治性太强、太敏感,容易产生误会。

其实,他只点出这字来已叫我猛醒。自从伟人说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的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之后,这‘东’字便赋予了特定涵义:指东方,指中国,指社会主义阵营,指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说‘东风无力百花残’,若‘上纲上线’,足可要我的小命!在写时我意识到这点,推敲后写成‘春’字的,谁想落到纸上依旧是个‘东’字,我太粗心了。我焉能不知文字狱的厉害!我宁可死于‘有意’,却不愿牺牲在‘无意’之中,多险哇!

讨论罢,管教科长决定立即上报省劳改局审批。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劳改局内讧,自顾不暇,无人审批,数月后原稿退回。张登高不准我保存,他拿走了。

陈指导员是我一字之师,对他心怀感激。他使我知道,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圈子里,都有心地善良、正直、坦诚的好人。

九、处决袁同礼的时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发展神速。由于是毛主席亲自点燃的,华夏大地顿成燎原之势。

砖瓦厂的8#9#窑与兰州火车站只一墙一网之隔。在那儿出窑,车站的一切皆可入目。东去西行的客货车,车厢上贴着巨大的横幅和六色五颜的标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无敌!”。口号如涛声阵阵,清晰可闻;站台上涌动戴《红卫兵》袖箍的人流,他们来回奔跑,象无头苍蝇四处窜突挤碰……。

除目睹耳闻,每小组有份《甘肃日报》,是另一讯息源。我不管再累,总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把它读完。

六、七月份的一天早上,我正拿着揹夹、皮带准备出工,高指导员忽然进来,手里拿张名单,第一个叫我,接着又叫了五六个。他说:你们几个今天不出工,在监房等着,另有安排。

大队犯人出工不久,一辆‘解放牌’卡车开进来。管教员道:“今天要你们接受一次现场教育。你们要规矩,一切行动听指挥,否则后果自负。”卡车载着三十左右犯人,大家挤挤挨挨,每中队都七、八个,一色新面孔。没有苗庆久、何之明和杨贤勇,四中队却有‘逃跑犯’邹庆礼和冬训中‘乱放厥辞’的周有祥。

这是个‘反改造尖子’的专列。

来砖瓦厂服刑三年,尽管我的表现受到犯人广泛称道,管教人员表面上对我也算‘客气’。但我一点没糊涂,深知他们无时不对我倾以特别的‘关注’。那档案中‘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结论如同金印镌刻在我脸上,阎王处注了册,心中再清楚不过,坐这‘专列’,自然当之无愧。

出得监狱大门,前面是一辆鸣锣开道的警车,后面跟一辆警车,上面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车棚上架起两挺机枪。前后两辆警车鸣着刺耳的警笛,从兰州闹市呼啸而过,风驰电掣,街上行人的面孔一个也看不清。目的地是草场街北边的大砂坪监狱即甘肃省第一监狱。进得一监大门,拐两个弯,来到一个大操场,黑压压一大片已坐满犯人。管教人员将我等带到操场中间部位,地上写着“第×支队直属大队”字样,大家被命令席地而坐。队列是单列竖行,我位列第一。我的面前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主席台上方挂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大会”横幅。犯人的外围四周每隔三、四公尺站立一位端枪刺的武警,个个瞪着双眼,神情严厉,威风凛凛。整个会场笼罩着恐怖与煞气。我有‘今天要杀人’的预感。

果然,大会伊始,主持人便喝令将三个囚犯押进会场。他们距离我约有三公尺,与我相向而视。这仨囚犯都被五花大绑,脖颈上的绳索是‘死结’,背上插着‘亡命牌’。但他们脸上不见畏惧之色,体无瘫软之姿。这仨人中如今我只记得首当其冲的一个,他叫袁同礼。当台上宣布他的罪状时,他拼命挣扎,拼命呼喊,脸涨得紫红,颈间的青筋鼓得一条条清晰可见。每个死囚都用三个年青力强的武警对付,两个在两边挟住胳臂,另个在后面,一手狠命按头,另只手掀他反绑的双手向上,都在全力以赴。但这袁同礼仍能发出‘吱——吱——’的声音,行刑人员拿来毛巾塞住嘴,从此连蚊声也没了。他仍左右摇晃,拼命抗争。我离他咫尺,终未听得他喊什么。

我全神贯注于袁的挣扎与呐喊,情不自禁地帮他用劲,对他的判词一句没听清。

回来的路上,我深陷在沉思中。民主制国家早已没有‘思想犯’、‘政治犯’、‘反革命犯’一说,人们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向总统、总理喊‘打倒’、扔臭鸡蛋,是很平常的事。在中国竟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赦!我觉得我仍生活在中世纪的时代。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大约从死囚执行死刑的手段上最能体现说明:文明国度都叫死囚死得清楚明白,死前有留下遗言的权利;对死囚行刑时不会叫如此多的犯人亲睹现场接受‘教育’。

在我读过的书中和看到的影片中,古今中外处决死囚皆无堵嘴之举。‘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刑场上曾有‘共产党万岁’的雷鸣……。我总觉得不准死囚临死时说话,是自己虚弱的表现。……我已经历太多的恐怖,恐吓对我早无效用,不过,我还是受到了‘教育’。回想看守所待判之时,一心要在刑场上‘激昂慷慨’一番,实在幼稚之极,能做到的充其量如袁同礼。

回监室后,听以前与袁在一块待过的人说,袁同礼乃窃国大盗袁世凯嫡孙,因‘政治问题’原判十五年徒刑,狱中一直不认罪又屡屡‘胡说八道’,才招来今日杀身之祸。在唯成份论猖獗之时,我想,他的被处决无疑沾了他老祖宗的‘光’。

现在又一次体味到我距生太遥远,离死只在咫尺间。袁同礼是文弱书生,原判十五年,我是十八年且有特殊‘印记’。倘若我如袁‘不认罪服法’,‘胡说八道’几句,今天挨枪子的必是我而无疑。至少,我走在他之前。

十、韩教导员‘畏罪自杀’了!

起初,‘文化大革命’我以为革‘旧文化’的命,教育、卫生、文学、戏剧、报刊、杂志、出版、新闻、宣传等尽在其列,批判《海瑞罢官》是序幕,知识分子又要大祸临头了。直到《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才悟到严重性远不止此。

毛泽东亲手写大字报,指明主攻方向;钦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使政治局形同虚设;亲自接见鼓动〈红卫兵〉,厉兵秣马,赤膊上阵。一切表明,这是比五七年更大规模的‘阳谋’,是五七年‘阳谋’的继续和发展。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又被玩弄于一人股掌中!

列车车厢上的巨大横幅变化翻新,不多久便出现‘打倒刘××’、‘打倒邓××’的硕大标语,将‘刘、邓’两字颠倒写,还打上红叉;还有‘打倒冼恒汉,活捉李贵子’的标语。

犯人都识相,无一谈论‘文化大革命’。

九或十月的某天,忽然传来砖瓦厂第一把手韩教导员畏罪自杀的消息,我不太相信。后来外面烧窑犯人说他们亲眼所见,尸体漂浮在臭水坑水面。专政机关也要夺权,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刚到砖瓦厂时,亲见韩教导员用粗鄙的语言辱骂犯人,带头对犯人施暴。他是立场坚定、对犯人嫉恶如仇的革命左派,如今竟畏罪自杀了,不可思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几个月,他竟这样的经受不了群众运动的‘考验’,这样的‘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走上‘自绝于人民’之路。我想,他在跳进臭水坑之前,一定尝到了不准开口、不准为自己辩护的滋味了。不知道他的共产党员政治信仰、‘特殊材料制成的’意志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都跑到哪里去了?一些平时装得极左的人,事到临头,原不过是软蛋。

死了就死了,死了谁都没什么了不起,地球照常转,犯人照常吃饭、拉屎、劳动,风平浪静,一切如旧。不过,我能想象到,为了名利和权力进行的窝里斗,何等的激烈与残酷!

身为‘犯人’,对此等国事大事只偶尔想想。新法装窑试验后,我把注意力投放到减少生砖、降低煤耗上。我不为‘主动赎罪’,无罪可赎;只为给社会创造财富。根据热力学原理可知,生砖的成因一是窑底炉温最低;二是窑底与大地紧连,热量传递散失快。消灭窑底生砖理论上唯一途径只有提高窑底温度。欲提高窑底温度有两条方法可行:没法架空窑底,阻断热能对流损失,使窑底下面有火道;或者将窑底烟囱下部(狗窝子)下挖下移,相当于抬高窑底高度。虽思考但缺实践经验,前法终未得到解决方案,而后法对已成之窑无法施工,只有等建新窑时实施。

我把自己思考的结论先后向烧窑组的马明川、装窑组曾凡晨、孔繁成等人作了详细解释,获得他们的认同。

正当我冥思苦想之时,从外地砖瓦厂传来真经。方法其实很简单:将窑底挖掉一公尺左右,用青砖箍成一个个如鸡笼的楦,垫平,楦间留出一条条‘火道’,这办法与我分析一致。我破例被召参加改建空心窑底的劳动。原烧万块煤耗是四点四吨,以后虽有降低,极有限。没想到改建空心窑底后,万块煤耗一下降到二点七吨!一座十万容量的窑,一窑次可节约十七吨煤,一年砖瓦厂可节煤百万吨,生砖也大为减少。这一效益是我始料不及的。

国庆节后,成品队决定在南排窑的47#窑西,公路的坡坎下(距离臭水坑很近),拟新建8889两座新窑,我负责设计,曾凡晨总负责。因为需要考察借鉴旧窑结构数据,我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每日里,手提瓦刀,拿着皮尺钢卷尺,钻到窑里。烧窑犯人都认得我,拿烤得黄橙橙的馍片撒上白糖招待我。

我对92#窑情有独钟。那是口容量四十多万的对口窑。而我拟设计的是容量更大的三口窑(三个炉膛,互成120°),它的结构数据有参考借鉴意义。

劳改队象个避风的港湾,犯人象在铁罐里。当着社会上正忙于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候,犯人忙于战天斗地。十二月,我的设计成形,图纸绘好了,随即建窑工作全面铺开。一共抽了两个小组四十名犯人参加施工。天气很冷,地冻得绷硬,大家用十字镐、钢钎、十八磅大鎯头掘冻土,干劲还真不小。

然而,变化比计划更快。不但我和所有犯人,即使直属大队的头头脑脑也不曾料到,突然上奉有令:砖瓦厂全部搬迁。搬到甘谷朱圉砖瓦厂,刑期短的犯人随调;刑期长的犯人则调往另处。

图纸变成我的手纸。我仍感欣慰:学会运用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门路了。砖瓦厂近四年,光阴没白熬虚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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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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