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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1966.12)(一)

 

一、不期而遇张炳秋

装牲口的闷罐子车到兰州时,天已断黑。我们被武警四面八方包围吆喝着,昏昏然不知南北东西,赶进一处有四面高墙的所在。大墙里有数排平房,我被赶进最里边一排的一间大屋里,里面空无一物,黑糊糊的,彼此看不清面孔。一位专政者将门‘哐当’一锁,走了。大家各寻块地方,在水泥地上打开行李,囫囵躺下。十个小时的折腾,虽有少许干粮充饥,却没喝上一口水。

第二天,天刚亮,门外响起尖锐的哨声,有人大声喊:

“起床,快起!捆好行李,在操场集合站队!”

我和大家一骨碌爬起来,连忙捆行李,只道又要开拔远行。喊声刚过几分钟,进来一大帮干部,个个如狼似虎,大声吆喝谩骂,对那些动作迟缓的犯人连打带踢:“你们这些猪猡!还没睡醒没睡够吗,我叫你睡个够!”皮鞋在犯人身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挨踢的犯人痛苦地呻吟。

这就是劳改队,一个野蛮不讲理的地方,一个拿人不当人的地方。我虽未被踢打侮辱,心中十分愤恨。我知道,这是他们给刚投入劳改犯人的‘见面礼’,来的‘下马威’。这次对犯人施虐的,就有韩教导员(我不久后知道他的身份)。

与董剑青告别时,他反复叮嘱我:“到了劳改队你要事事、处处小心谨慎,那儿是执行机关,他们不跟你讲道理,万不可表露出‘不认罪服法’,否则要吃大亏,很难熬出去。”我拿定主意:无事不找事,小事尽量忍,不主动寻死。毛已七十,我想看到水落石出的一天,还想有机会写点《马列》读书心得。毕竟已熬过看守所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我要十分冷静小心,面对今后的一切。但是,我决不乞求生,象狗一样活。要是这样,我宁愿死。能熬就熬,熬不过去无所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不由自己。

犯人集合在一个颇大的广场上(那儿后来是一中队犯人的饭场),是给新来犯人划分中队。我和我的三位同学被最先点名出列,我首当其冲,分到一中队;何之明分到二中队;杨贤勇在三中队;苗则分在四中队。每中队一个,我深知这种‘分配’的缘由。

兰州新生砖瓦厂并非新砌的‘炉灶’。‘三年’期间被迫下马,如今又恢复生产,我们是补充的‘新生血液’。这厂座落在兰州东火车站与皋兰山之间的红山根,监房不大,工地却铺了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犯人收工时入监院、进小笼(烧窑的自由犯除外)。出工劳动则在数十平方公里的大网中。警戒线由火车站南面站台一直撒到皋兰山的各个山岗、土丘。这厂规模很大,拥有九十九座罐式土窑,各窑容量大小不等,小的七、八万;大的有四十几万的容量(42#92#窑),俨如国宴厅一般大,每年生产砖瓦数十亿块,兰州市绝大部分建筑用砖皆来自于此。二、三、四中队是半成品中队,专事砖坯制作。一中队是成品中队,又分为四个分队:一分队是烧窑分队,尽是些刑期短,案情轻微的刑事犯,吃住在外头;二、三分队是装窑分队;四分队是出窑分队,共有两百多犯人。

我分到三分队第三小组。两个小组共四十名犯人住一间大宿舍。宿舍除靠门一侧,另三面围着一圈土炕,中间有二十见方的空地,比看守所和三监的监舍要开阔得多。犯人睡铺由管教干部指定,成定规——第一名是犯人组长,最后一名是副组长,我挨着组长,是所谓‘记录员’的位置。组长叫孔繁成,副组长叫周歧昌。

孔繁成,一贯道案情,判有期二十年,比我大十多岁,个稍矮,结实。他平时少言寡语,对其他犯人很严肃,对我却很友善,是服刑将半的人,老成持重。周歧昌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原是兰州一名武警,似乎还有‘分队长’官衔,曾在侦讯队受过特别训练。因‘监守自盗’案判刑,长得四方四正,一米八的个头,身体强壮,性格开朗活泼,对谁都开玩笑,对我尤好。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开工伊始,所有中队犯人都干同种劳动:清除窑里的碎砖垃圾。九十多座土窑大致分为南、中、北三排,每座窑有编号。两排窑之间有汽车路,汽车可通到每座窑跟前。犯人各揹个大背斗,蜿蜒在公路上,如长蛇蠕动。去时由于肩上重负,个个象老牛弯腰弓背,由东向西,将垃圾倒在西头一个很大的污水坑边。回来时,重负卸却,大家有说有笑,边走边交谈。上、下午各休息一次,十五分钟。休息时,小组的人围坐一起聊天抽烟。休息起来,装筐的去揹,揹过的换班装筐。

我的身体大致恢复,对此种劳动,不甚吃力,何况路程不远。

一天,我揹空背斗往回走的路上,听见后面脚步匆匆。一个犯人急步追来,问我:“你就是向承鉴吧?”我答道:“就是。”“哎呀!我找你好苦啊,不想在此找到你。“我对他的话甚感惊诧,莫名其妙地呆望着他。于是,他向我滔滔讲起我在武山看守所受审的诸般情况。他说,每次半夜提审你,我都站在你身后。你们这个案子破案后,外面传言纷纷,说农民要来劫狱,弄得很紧张。白天黑夜都加双岗,武警战士加班加点,我无站岗出勤任务,夜里提审你,抽我担任临时警戒,一次不漏,故而对你熟悉。

原来如此。

他说,提审你时你说的那些话,我们听了头皮发麻,后心直冒冷汗,心象针扎一样,既刺激又害怕。有一次,你离开椅子,用手指戳他们,骂他们是一群良心丧尽的畜牲,畜牲不如。我浑身哆嗦,你的那些话太撼人心魄了。

他还讲述了许多。一点不假,他确实是见证人。

我说过的话,犹如一阵风刮过,充其量扬起一些尘土,卷起几片黄叶,以后便淡忘了。但对听众,也许会掀起思想和感情上的大波澜,叫他终生难忘。我也有类似经历。

他对我的言论记得如此之多、之详,实出乎我意外,对我的颇多赞誉之辞使我惭愧不安。我不过说了该说的,坚持了是人都应坚持的理念,如此而已。

他叫张炳秋,约年长我五岁光景,陕西人,高挑个头,脸色白里透红,嘴巴大大的,长得蛮帅气。看守所期间,他是县武警大队管理员,排级干部。他妻子是天水火柴厂女工。在武山服役期间他与武山一中一女生产生恋情并同居,被判重婚罪有期三年。他的原配妻子对他又爱又恨,虽告发他,却仍深爱着他。张在服刑期间,他妻子节衣缩食经常给他寄食物和用品。他是个坦诚人,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又是个把握不住自己感情的人。年青的人,火热的心,能把握住自己感情尤在男女情爱上,是很不容易的。作为他的朋友,我坦言规劝他,尖锐地批评他,他都接受。他对自己的负义行为很痛悔,只不知后来和他妻子和好如初否?

张炳秋分到一中队四分队,不到三个月,我也由三分队调到出窑分队,与他在同一小组。

三月下旬,天气渐暖。三个半成品中队的犯人纷纷转入自己的行当。大卡车运来涮坯斗的沙子,有的卸车,有的运沙;有的往坯场洒水,又压又刮,平整坯场。老犯人教着新犯人制坯倒斗的技术,各坯场不断传来‘扣斗’的‘噼啪’声。成品中队的犯人除清垃圾外,每人发一根长长的牛皮带,发了制作揹夹用的帆布等,也在做着各种正式生产的准备。

二、装窑分队犯人的劳动

四月初,当半成品中队开始试斗倒坯时,成品队也抽出一些犯人去倒坯。不是砖坯,而是一头宽、一头窄的楔形土坯,一块有四块砖大。后来才知是用作箍窑的。罐式土窑由于高温又要炝窑、饮窑,窑体受热不匀,每使用一段时间,窑体会裂缝,有坍塌危险,必须扒掉上半截重箍,名曰修窑。

修窑、箍窑的活,一般两个装窑小组同时上阵。有和泥的,担水的,上泥抹泥的,运坯递坯的,更多的人是背土填实窑帮。大师傅只曾凡晨一人。曾是二分队一组犯人组长,四十稍过,武威人,长得粗壮,箍窑是他的绝活。他动作极快,每块三十多斤的楔坯递到他手里似乎不用观察随手放上,按一下就行。从窑内往上看,圆圆的,象用圆规画的,每块坯都摆放得恰到好处。真神!他一圈圈箍上去,不断缩小收拢,直至窑口。窑顶口是个直径不到一米的圆孔。泥很湿,他一刻不停,从底部炉膛朝上足有十多米高,人象俯在半空里,悬得很。我担心会坍下去,为曾凡晨捏着一把汗!艺高人胆大,一点不假。他的泥瓦匠水平足有八级工水准。

坯场上的砖坯垛一排排竖起来,有的已干。四月中旬,二、三分队开始揹坯装窑。每小组二十个犯人,窑内三个装窑工,犯人组长总负责;外面坯场放三至四名码工(外码数量视坯场离窑的远近而变化,距离近则外码工需多,反之则减少),其余为揹工。管教干部事先依年龄、体质诸情况,将犯人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劳动等级。各等级有不同的劳动定额指标。甲等劳力每趟需揹二十八块砖坯;乙等 26;丙等—24。不但每趟揹多少块有指标,根据坯场与窑之间的距离,一小时揹多少趟也有详细指标:比如距离为80100公尺,每小时需揹二十五趟,既是甲等揹工每小时需揹28×25=700块,乙等650;丙等600块。砖坯全为红胶土,磁实得很,有时只八、九成干,每块坯重五公斤,即是甲、乙、丙揹工负重为一百四十公斤、一百三十公斤和一百二十公斤。如果负此重荷行走平地,倒也困难少些,偏偏这儿是老砖瓦厂,连年取土倒坯,如今坯场都在公路两旁的深坑里,必须爬三十至六十度的陡坡。外码工少,揹工多,犯人往往一天轮不到外码机会,得揹整整八小时之久,定额指标一块不能少。为避免犯人组长‘讨好’犯人,多放外码工少放揹工造成‘轮换休息’窝工浪费,除每个犯人都有明确的定额任务外,各小组每天还有硬指标,比如,每天装窑五万块。

任务落实到人,各组专设‘窑门记录’一人,给揹工划趟数、记坯数,算任务数和实际完成数。揹工半路掉的砖坯要扣除,损坏的要记录在案。揹工负重爬坡慢如蜗牛,为争取时间,空手返回坯场得一路小跑。诚然,为减少所揹的趟数可以增加每趟所揹的块数;也可以减少每趟块数而增加趟数。总之,每小时应揹块数总量是定值。装窑分队有用增加每趟块数完成任务的,希图用后法完成任务则未见过。

装窑工和外码工‘实报实销’,揹工揹多少,码工码多少,装工都装完,也都与打仗一般。三个装工一天要装窑五、六万(甚至七、八万),每人每小时近两千砖坯,每块砖坯要放稳(有时要垫实),要放到该放的位置(一旦发生事故,比如坍塌,那可是大祸临头了);三个外码工要将五、六万砖坯码成一个个褙子,个个马不停蹄,争分夺秒,拼老命干。

装窑分队犯人的劳动定额编制和组织管理,实在太‘科学’了。任务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谁都钻不了半点空子,钉是钉,铆是铆,清清楚楚。

以前,农村搞大规模的‘一平而调’,吃‘大锅饭’,搞得社员劳动积极性丧失殆尽,连大、小便都憋到工地去释放,以求混磨光阴。虽然也记工分,那不过是‘聋子的耳朵’,工分再多变不成东西,换不来钱。有的一年干到头,反而欠公家的;较好的地方一个工分只分得一两分钱,毛把钱就很不错了,事实上等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犯人服刑的地方就截然不同,三监有‘号子饭’,轻劳动饭,重劳动饭,特劳动饭之分,零花钱也有别(没有的,二元的,三元,五元的)。砖瓦厂就更精了,精到滴水不漏,精到家了。谁说当权者不会组织生产?不会管理经济?那不过因人而异,因时而宜罢了。社会上,在工厂、公社要搞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劳改队‘搞不得’,要搞‘资本主义’。否则,犯人的‘积极性’何由调动?我好生叹服!

给我‘丙等’定额,算是很‘照顾’的,按年龄定‘乙等’也不为过。然而,我即使拿出吃奶的力气,也无法完成这定额。第一天在试揹装窑(新犯人需要学习技能)时,我揹上二十四块砖坯 —— 一百二十公斤在肩,两肩下坠,两胳膀两手发麻。周歧昌给我换来较宽的皮带和更厚更软和的背夹,又揹一趟,仍然如故。酸麻更厉害,浑身打颤。我确无有力不出、偷懒抗拒之意,愿竭全力去完成。无奈力不从心,远超出我的体能。幼小时期,我打过柴,担过城墙砖卖,那都是超重强劳动,毕竟只是偶尔为之。也可能,我的胳臂绳伤并未痊愈。从五七年反右所受摧残到炼狱三年,我的‘恢复’只在表面,距离真健康还很远。总之,我只能等待他们对我的无情惩罚,有什么法子呢。周歧昌把我换下来,叫我去外码褙子。第二天正式装窑,我干起‘窑门记录’的差使(按睡铺我是‘二号’,这‘窑门记录’当是‘上面’指定)。

装窑分队的犯人劳动,是我经见过的人间最重的活。

犯人中有奇人,周歧昌和樊永贵就是其中俩位。他俩有时揹“飞机头”大褙子,有四、五十块砖坯,有两百多公斤重,在3060度的陡坡上悠悠慢行,一边还同别人闲话聊天,令我咋舌。

我体谅到犯人劳动的苦累,干‘窑门记录’尽力自觉。别的窑门记录都只站在窑门划趟数,我或到窑内帮装窑,或到坯场帮外码,或在揹工来回的路上奔跑,帮他们扶正褙子,把掉到路上的砖坯抱回窑里。哪里忙往那儿跑,一刻不闲。我深知我是‘工具’,只能做这些而已。

一座十多万容量的窑,一个小组两天可装好。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自动化生产线也难比拟。

所幸的是,犯人伙食定量颇高,每月五十三市斤。伙食不错,虽超强劳动,犯人身体并不见垮。这定量,无论统计(即是犯人大组长),窑门记录、杂工,还有办《新生小报》的犯人都一样。一日三餐,每餐两个玉米面窝窝头,比拳头还大。星期天休息,吃两餐,改善生活吃白面馍;下午吃白面片,拌以有肉的脍菜。

一中队离伙房最远,除下雨天将饭菜打回小组分食外,平时整队到伙房前的操场用餐。四分队有个杂工组,全是六十以上的老犯人,中队犯人统计李光伟也在这组用餐。这组年龄大、活轻,两个馍大多只能吃一个,是唯一有余粮的‘富户’。吃不了的馍可根据自己意愿给外组犯人。那些吃不饱的犯人常拿眼盯视这个组。

小组犯人轮流值日,分菜分饭(面条)是值日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有的视当值日为一月之中的‘大喜’之日,有的则把分菜分饭视为最堪头痛事。毕竟绝大多数犯人仍吃不饱,总嫌值日给自己碗里舀得稀、分得少,争争吵吵是常有的事。饭场有时如战场,拳脚相向,激烈得很哩。好不容易轮到自己握得勺把子,狠心捞一把,尤其有肉食的时候,不要脸皮到穷凶极恶程度。我当窑门记录,体能消耗少得多,每顿主食吃不完,将半个馍给周歧昌或樊永贵,惟当值日犯难。我事先打好招呼:若嫌少,嫌分得不公,可和我对换,才开始分菜饭。我认认真真尽量将水端平,最后只给自己留得不到别人的一半。说实话,我宁肯不吃,饿一顿,也不愿为此事与人发生不快。两位组长都颇正直,觉得我对自己太‘亏’,当过两轮值日后,他们自告奋勇替我分饭菜,使我得以摆脱这苦差。

二分队马孝科组有个犯人颇怪。怪处有三:他是军事法庭判决的军人,虽来服刑改造,据说仍保留着军籍;不能吃白面。一吃白面就胃痛,全身痉挛,每改善生活到伙房独索杂面馍;也不能吃鸡蛋,吃鸡蛋出现同样症状。我第一次见闻这种怪人怪事,人的印象仍在,名字却记不起了。

三、心在不停地颤栗

兰州新生砖瓦厂隶属省劳改局第一(?)支队,是支队直属大队,共有千几犯人在此服刑。监院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唯一大门位于西北角,汽车进大门贴北边高墙可直达东边操场、伙房,也是监牢唯一通道。操场南有个戏台,开大会派作主席台用场。靠牢门的西端是一中队,往东依次为二、三中队,四中队挨着操场,在最东边。每个中队的犯人住两排平房,东西相向,中间是个院子。各中队互相隔离,不准来往不通讯息。狱门外,路边有几间平房,是医务室。犯人发生工伤、有病在此就诊。病号室在监院里,占着一中队西排屋山墙的另爿,面对监墙。从医务室门前的公路再向西,下坡,约五百公尺许,公路北侧有许多房子,那是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办公、棲居之地。它对面不远的公路南是倒垃圾的臭水塘。

大队挂帅人是韩教导员,我来此第二天早上见过他。从他的暴戾行为看,是个极左人物。

成品中队指导员姓高,瘦高个,肤黑,说话空洞无物且稍有口吃。中队长满面红光,中等个头,嘴里镶颗金牙,四十许,很凶,记不得姓名了。四个分队各有分队长,我所在三分队原分队长是个从部队转业来的行伍,为人极彪悍凶残,对马依不拉用刑的就是他。

同组犯人马依不拉,甘肃积石县人,回族,长相‘老外’样,三十出头,流窜盗窃罪。因完不成任务,被分队长戴土铐,用铁丝拼命拧紧。土铐嵌进肉里、骨里,从晚上八时许上刑具,直到第二天天亮,马依不拉嚎哭不止,撕心裂肺,痛苦不可名状!若无十分歹毒心,难下手。痛在马身上,伤在我心上。我想:我不当窑门记录,我的命运比马依不拉更惨!他受酷刑只十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解除,因还要他劳动),卸铐时,两只手和胳臂肿得如发面一般,铐子都看不到了。幸得不久他就完成任务,再没受刑。我却不能。为此,我必然会遭受连续不断的这般折磨。死不足惧,但叫你欲死不能、生不如死,奈何?孤寂的心不停地颤栗!我能承受这种痛苦和折磨吗?我不敢想下去。不久,这位分队长不见了,换来个姓王的小个头分队长,也是部队下来的,听口音象湖南人,对犯人颇有耐性,比较通情达理。

管教人员平时到监院次数很少,除非开大会。犯人院子里无干部办公室或休息室,即使进来只到李光伟的统计室坐坐,个把小时就走,与犯人少有接触。休息天以及收工后,犯人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多是李光伟出面调解。

李光伟约四十左右,偏矮,举止斯文,说话轻言细语,条理清晰,是个城府深、八面玲珑的人,有相当能力。我始终不知他犯的何罪、刑期多少,也不知他是何处人氏,惟知所有政府人员对他很信任,在犯人中口碑也不错。要做到这点,很难。

相比之下,除孔繁成、周歧昌和本组犯人外,我与他打交道多些。一则窑门记录收工后要忙不迭算账,向他提交数据报表;二则中队黑板报要写这写那,他忙不过来,要我帮他写。(以后,我对罐式土窑结构产生兴趣,向他索取各窑历年的万块煤耗、成品率等统计数据,他都提供方便,接触又多一些。)他工作细致认真,待人接物很检点,对任何人都态度平和、礼貌周全,是活得很明白的人。

中队还有两个‘文化’犯人。我这分队二组有个范佩玉,和我住着同一个大监室,中等个,并不健壮,年约三十余,原是兰州部队《战斗文工团》成员,擅长打击乐,听说还是个小头目。他的案情和刑期概然不知。隔壁二分队有个周西红,年约四十,原是省歌舞剧团的一级编导,因‘作风问题’判刑。他俩干着其他犯人一样的劳动,一样的定额,没得到任何‘照顾’,形体狼狈,不开口说话再难看出‘文化人’的底蕴。

马依不拉遭遇的酷刑使他‘脱胎换骨’;周西红、范佩玉(我亦如此)‘面目全非’可谓之‘洗心革面’。

六、七、八月,骄阳似火,半成品队的犯人都只穿条短裤,光着上身,在坯场上不断‘打躬作揖’,往返奔跑。一个个晒得黑糊糊的,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成品队的犯人从出工到收工,一直汗水涔涔,干了湿,湿了又干,弓背弯腰,一步一步,步履沉重蹒跚,鱼贯行进在坯场、陡坡、公路上,使人想起《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们衣裤上白花花的汗渍,远看象穿着斑驳的戏装。收工回监,吃了饭就上床,既不擦身洗脚,更不愿把布满汗渍的衣服揉一把,不愿动弹,似乎所有力气全已耗尽,惟需要躺倒睡觉。四十个犯人的大监室,汗臭如厕。我这小组惟周歧昌,即使再累也要提两桶水,在院子与我互相浇淋、搓背,洗刷一阵才上床。

难得的星期天捱到了。犯人们直睡到开饭(九点半)才慌忙爬起来。饭后洗衣,衣服是穿了一周的硬梆梆的硬壳。尔后是缝缝补补,补衣补被,修理背夹、皮带。

犯人虽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少有交谈,更莫说交心了。劳改有年头的犯人组长孔繁成,终日不说一句话。他们有阅历有经验,避口不谈政治,不谈国事,也不谈自己的案情和刑期,除劳动上的事别无话说。自从有了看守所李绪虎的教训,又得到董剑青的叮咛嘱咐,懂得再简单的人其实都不‘简单’。有的人总要挖空心思,恨不能将自己的刑期加到别人头上,自己得到‘宽大’,充当‘包打听’角色。而一旦有你的‘小报告’,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后悔就迟了。无论如何政府都要相信‘小报告’,支持‘靠拢政府’的‘悔改向善’行为。我一点不敢马虎,始终保持警惕,不与任何人交谈过去情况。尽管我对周歧昌颇有好感,也莫不如此,绝不打开‘心灵的窗子’。我仿佛又回到三年前看守所的黑号里,没有任何交流与沟通,面对的是众多失去语言功能的‘哑巴’,犹如面对黑洞洞的黑牢四壁,我也成了‘哑巴’。

我多么想看见我的同学苗庆久、何之明、杨贤勇呵!哪怕瞥一眼也好。他们现在身体都好吗?数月来我从未发见他们的身影。我甚至盼望见到张炳秋,能说上一、两句话,然而只在饭场才能远远的瞥上他一眼。

这就是装窑分队劳改犯人的生活。

四、出窑分队犯人的劳动

1963年国庆节前后,我由三分队调四分队。四分队与三分队犯人住同一排房,只在另爿另面,面对一中队与二中队之间的隔墙,门前是条窄窄的廊道,要到院子需绕过山墙。四分队有三个出窑组,一个杂工组,约五十几号犯人,住一间大平房。进得门来,四周贴墙全是土炕,是个转一圈的通铺。

我调来四分队心里颇高兴。一是我不愿当窑门记录,干这‘工具’角色;二是四分队有张炳秋,是唯一知我根底的人,我不相信他对我怀有恶意,视他为自己的半个亲人。此后我还知道,出窑组劳动颇适合我,我不但能完成丙等、乙等甚至甲等定额,不再为劳动产生精神负担。毕竟想活下去,除非迫不得已去死。

我分到一组,正好与张炳秋同组。组长叫蒙世辉,甘肃河西一带人氏,诈骗犯罪;二组组长叫胡三仙,年龄与我不相上下,湖北人,听说原为某体育学院练体操的运动员,案情、刑期皆不知;三组组长叫董顺海,也是甘肃人,捕前是农民。他是中队很有‘名气’的犯人,以‘积极靠拢政府’著称,立过功,减过刑,我在三分队就听说。杂工组长姓冯,是临洮一位老地主,年约六十出头,相貌很慈善,领着八、九个是非多多的老头犯,任务是待出窑组出完窑后,把窑底、炉膛里的碎砖清掉,为装下一窑做准备。这组有个董姓犯人,年约七旬,山羊胡,据说是临洮董卓后裔,知‘四书五经’,说话文绉绉,喜欢咬文嚼字。我刚到四分队不几天,有次他出工揹垃圾,一头撞到炉膛上,再没醒来。事后说他是‘畏罪自杀’。人死灯灭,无人再提。

出窑小组每组都十六个犯人,包括组长在内共三个固定的外码工,六对揹工(内码褙子或揹,两小时一轮换),外加一个窑门记录。揹工对子自由组合,快手配快手,如对对方不满意,可更换另择。从窑内到公路上的砖垛,通常只三十至五十公尺距离,甲等每趟三十块砖,乙等二十八,丙等二十六。若每块砖以四公斤计,分别是120公斤、112公斤、104公斤重量,比装窑揹工负重要轻。根据距离远近,规定每小时必须完成多少趟的劳动定额,比如三十公尺以内一小时需揹八十趟,等等。外码工定额是包干制,揹出来多少必须码完,不能叫揹工背着褙子站在那儿没‘座位’放,影响揹工任务完成。揹工任务完成好坏,实际上不取决于他跑得快,而取决于他的‘对子’码褙子的速度。若是褙子码不上,揹工进窑只能站等,想快也快不了。这就是快手找快手配对的原因。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催逼,个个紧张得没喘气功夫。

我能够完成甲等揹工任务。出窑组完成任务多少主要不在于体力和耐力,而在于速度和灵敏上。我揹三十块砖,当胳臂感觉到酸麻时已到终点--砖垛上。无论揹或内码褙子,我动作颇快,其他犯人多愿与我搭档。我与张炳秋是一对拆不开的‘对子’,内中原因只我俩心里明白。我这小组有一对‘超一流’快手,我至今记得他俩姓名:马英才和杨增生(马是回民)。全分队无人可比。除他俩,就要算张炳秋和我了。

如果说,装窑组的犯人劳动以重累著称,毕竟轮到在坯场外码褙子时还有喘口气的时光。并且揹工和内码、外码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出窑则不然,它是世上最热、最脏的劳动。

先说脏。窑内六个内码工码褙子,各人支一个‘座’,脱掉上衣,甩开臂膀,两只手犹如机械手,飞速的抡动,在二十秒左右的时间里要码好一个褙子,手忙脚乱,顾不得擦一把脸上的汗。有时将扇子面上的砖碰下来,不是砸手就是砸脚,即使鲜血直流,钻心疼痛,也顾不上包扎,甚至顾不得呻吟一声!揹工速度如飞,挂皮带快,路上来去小跑,放褙子快,只二十秒左右便一个来回。窑里煤灰、砖灰,尘土飞扬,热气腾腾(烧窑停火不过一个对时)。没有任何保健防护措施,连口罩也不发一个。内码两小时,出得窑外,头发、眉毛都盖一层厚厚的砖灰,整个人变成了‘白猿’。

再说热。我参加出窑劳动不几天,终于轮到‘拆窑’。拆窑任务由五人担任,一个外码工和两对揹工,事先到伙房挑两担温开水,准备棉衣、棉帽和外带皮掌的棉手套。那‘棉帽’事实上是个只留两个窟窿的长长的棉头套。每当一个窑快出完只剩窑底砖时,为不窝工、不影响小组任务,都要派五人先去‘拆窑’。将刚停火的窑砖从高扇子上一块块取下,把窑内的路铺好(一层层台阶),直到能支上六个内码工的座,窑才算‘拆开’。一般规定拆窑时间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即四个工时。来到窑上,先将上、下偏门‘唏哩哗啦’推倒,垃圾清走,才开始拆窑。拆窑必须从最高处取砖,自上而下次第而行,断乎不准从下抽砖,那样会造成扇子坍塌,砖砸砖,好砖成碎砖,那是人为破坏,谁敢!窑内温度此时当在800℃至1000℃左右,最困难莫过于从最高扇子上取下第一块砖!五个犯人都戴上棉头套、穿上棉衣、戴上胶皮棉手套,‘全副武装’,依次轮流上阵。屏住一口气,冲上去!只一两秒钟,棉头套焦了,棉衣(这是专门发的破旧货)糊了,棉手套外的胶皮熔化了!热浪把你打回来。然后第二个犯人接着上,棉帽、棉衣冒烟啦,着火啦!赶快拿水浇灭。有时,凡数人、数次,没取下一块砖来,全都无功而返。时间紧迫,任务比军情还急,怎么办?将棉头套、棉手套、棉衣全用冷水浇湿,再入火海!

书有‘火中取栗’成语,不知咋回事。惟这火中取砖,我身经百次。五个犯人不到四小时,喝掉四桶开水(合100公斤多),每个人身上流了多少汗可想而知。

也许有人认为这纯粹是恶作剧,拿犯人性命开玩笑,有这个必要吗?为什么不等窑凉下来再拆窑出砖呢?回答是明确的:有此必要。为了缩短周期、提高土窑利用率,在已有数量土窑的前提下,一年尽可能生产出更多的青砖,以满足社会需要,这是一方面。另方面,乘热拆窑、出窑,紧接着装窑,窑里仍保持一定炉温,对不太干的砖坯可起烘干、预热作用,节约燃煤,降低万块煤耗。至于犯人受的罪如何,那是无须考虑的另码事。

一座十多万容量的窑,一窑砖通常一个小组一天出得干干净净,劳动效率之高惊世骇俗,无有比者。

我叹服:这儿是改造人的好地方。财富惟有通过艰辛劳动创造,必须让所有的寄生虫都明白这一简单道理。但是,我是寄生虫吗?我有不劳而获妄图攫取别人劳动果实的坏思想吗?……那些贪官、赃官,拿工资不干人事、专门害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寄生虫、吸血鬼,他们才真正该来这儿体验生活。

五、张炳秋是‘畏罪自杀’!

三分队队长叫张登高(后来才知),甘肃泾川人,高个,行伍出身,性极粗暴,虽没啥文化,却爱出点子,又好吹毛求疵,把犯人折腾得够呛。

有一次,张炳秋站在‘兰火’上码褙子,慌里慌张,一不注意从‘兰火’上失足跌到七、八米高的炉膛里!我进窑一看人不在,吓呆了。全组人也都慌作一团,不知所措。炉膛经过反复煅烧,四壁坚硬如铁,我猜他是死定了!没想到,他居然安然无恙,只擦破一点皮。‘兰火’他踩垮的几块砖伴他而落,也没砸着他。这真是奇迹,是任何人都不敢相信的奇迹,不幸中的万幸!我的心好长时间还在蹦蹦跳。

然而收工回监,张登高却不放过他,说他‘不认罪服法,企图畏罪自杀’!晚上亲自主持小组会批斗他。尔后又开分队犯人大会批斗,大小会先后不下十几次。除三几个犯人积极分子帮腔,其他人都缄口不语,会总开不起来。

张炳秋只三年刑期,已服刑两年,妻子在外面等着他,常给他寄这寄那,他会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真正岂有此理!不近情理。

张队长如此对待张炳秋自然有原因。人说:同行是冤家。张登高是当兵出身,张炳秋也是,而且是排级干部。他看不起这位队长大人,认为他说话、办事没水平。别的犯人见了队长点头哈腰(我是敬而远之),偏他大不咧咧,不理不尿他。一个犯人竟敢对他如此不恭,怎能容忍?早想收拾张炳秋,苦于无什把柄,一直忍而未发。现在机会来了当然不放过。张炳秋也颇有胆识,并非一个‘软柿子’,虽身为犯人,毕竟还沾着‘人民内部’的边儿,案情简单罪轻微,算定张不能把他怎么的。会开来开去,张炳秋丝毫不认错,口气硬梆梆,一点不软。弄得张登高颇难堪,只得不了了之。

我这组的窑门记录名叫冯辉,比我大好几岁,圆脸高个,长得一表人才,说不清何处人氏。日子一长,才知他家就住在兰州市大砂坪,原是省劳改局干部。我估摸他是经济犯罪,刑期也不长。他告诉我,这直属大队的韩教导员、管教科长在外面他都认识。冯辉是个颇有特色的犯人,穿着整齐,依然干部模样。全分队、全中队犯人中,似他这种穿着打扮的,无二。他性格沉稳,话极少,遇任何事情不惊不乍,脸上从不表示他的喜、怒、哀、乐。他只三十左右,能修练得如此老到练达,不容易。

另两个出窑组的窑门记录,一个叫朱焕章,一个是钟世雄。朱个矮,圆脸,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从眼镜片射出目光常常是阴森森的,判刑前听说是会计师,年龄也只比我大三、四岁光景。钟世雄是广东籍人,个头比我矮些,年龄比我大一、两岁。他偷偷地告诉我,他原是某大学(甘肃师大?记不清了)学生,在所谓‘三年时期’,饿得受不了,跑回广东;到广东仍然挨饿,只好往港澳跑。他是在‘偷越国境’时被捕判刑的。他向我较详地谈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偷越国境的人多哇,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什么‘叛国投敌’、什么‘现行反革命’,全是一派胡言!不是‘反革命’是人要活命,要活命是人和生物的本能,总不能眼睁睁等着饿死吧。我选择的路线是从水上走,为此事先还专门训练了自己的水性。谁知看起来到香港的水面没多宽,一下水却变得远似天涯!水面到处都有探照灯,光柱一道一道,横七竖八纵横交叉,将水面照得如同白昼。快艇来回穿梭,发现偷泅越境者,立马驶到跟前,象捞小鸡般提到艇上。有的人眼见得快游到香港水域了,无论大喇巴怎么喊叫‘回头是岸’,或者鸣枪警告,仍义无反顾地奋勇前游,边防军警就给他们‘一梭子’。子弹溅起串串水花,串串血花!每个晚上都有葬身鱼腹的不幸者,那场面真惨哇,太恐怖了!我是因体力不支,濒临灭顶之时,自己喊救命被抓的。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1990年听说钟世雄定居国外,写了本《大陆蒙难记》。只不知真假。)

在外面,张春元兄在一九六零年上半年也曾向我谈到大量饥民外逃的事,只没有钟世雄介绍得如此具体详细,如此地惊心动魄。我只听他讲故事,并不搭腔。

四分队还有两个犯人,一个名叫王振坤,一个叫金克明,都与我年龄相仿,颇合得来。他俩判刑前都是农村的团支部书记,王是甘省何处人、犯何罪,现已不能记忆。金克明的情况还记得,是陇西东舖人,家住铁路附近。‘三年时期’,陇西的情况我是颇知情的,是‘重灾区’之一。他是在家里有人饿死、其他人眼看不行了,在饿得‘前胸贴着后脊背’的时刻,不得已才‘铤而走险’去干‘火车钳工’勾当的。他对我坦言:“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判刑劳改,值!至少我救活了我家里的几条命。如果还有别的办法可想,能救人命,打死我也不会去干这营生。实在逼急了,不这么做咋办?饿死的人全是吹牛皮的人给害的,他们只要‘乌纱’,不要百姓,以致死人如麻,惨呐!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有一次,金的年青妻子来探监,给他捎来一些熟鸡蛋,他将其中的一半要赠我。我执意拒绝,推推让让,盛情难却只好尝了一个。我说不明白他对我如此好感的原因,或许,他从我的目光中懂得了我对他的理解、同情和对他观点支持的吧。

我很需要食物。当窑门记录一份‘朽粮’我吃不了;如今两三月超强劳动下来,又吃不饱,常觉饥肠辘辘,身体明显垮了。杂工组的‘余粮户’也多喜欢把剩馍给我。在别人是求之不得,但都被我一一谢绝。张炳秋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大可不必,表现出种种不理解,我不便解释,只说:这是我性格使然。

1964年元旦前,王振坤、金克明还有三分队的马明川,都因案情轻、刑期短,调到烧窑分队当‘自由犯’烧窑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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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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