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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四、《星火》

魏宏模丝毫不为饿死人所动,要用更多的饿殍尸骨垫高向上爬的梯子,对‘无轨电车’催得更紧了。魏将木器厂、农机厂、工艺美术社全体停工,把所有手艺人投入到制造电车的外壳上,苗和我则开始设计和制图,夜以继日的干。与此同时,贾正兴部长又下达制黑色炸药的任务。他说,漳县几乎年年发生冰雹毁坏庄稼的事,有些老农能识别冰雹云团,只须于山头放几炮即可击碎,化险为夷。这是为农业服务的正经事,我们立马行动起来。

活性碳、硫磺都不难得到,惟火硝难求[硝酸钾KNO3],只得用土办法,挑三、四个尚能动弹一点的农民工,每天背个褙斗去刮老城墙土、老炕土,而后浸泡、溶解、过滤、浓缩,达到一定波美度有火硝结晶析出,只花半个月黑色炸药便试制出来,经试验很成功。

十月,我出差磐安公社,那儿有台报废的汽车发动机,贾部长叫我去看看能否修复派用场。

磐安公社位于洛门与甘谷之间的磐安车站,磐安镇离车站不远。我路过洛门顺便看望了我的同学,他们是杨贤勇、田昌文(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和何之明(物理系二年级学生,1982年定居美国明州)。此时他们仨也从生产队调出来办厂,厂址在洛门车站东边不远的一个村里(我记不清这村子的名字了)。是夜,我住在那儿,和他仨聊了个通宵。这是一个刀子剐心的夜晚,一个愤怒的夜晚。我向他们报告了盐井的所见所闻。没想到的是,他们生活在铁路线上,见到的、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比如人相食的事;卖人肉包子的事,都是我此前不知的。我们是一群有知识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怎能接受眼下的饕餮魍魉现实!

但是,除了满腔悲愤而外,我们又能如何呢。

磐安的情况一点不比盐井强。镇上到处是双腿浮肿、拄拐棍的人,其中不乏年青人。向阳的山墙跟一堆堆人在晒太阳,有依墙的,有的躺卧在地上,个个神情呆滞麻木。公社招待所食堂供应的黑面杂粮,乞讨的人围在餐桌前,伸出枯枝般黑脏的手,叫人不忍进食。

回到盐井厂里,才知正当我出差磐安时节,韦民到厂里来了,老苗较详地向我作了通报。韦民是中共天水地委第二书记,中等个头,四十许,穿件战士才穿的棉大衣,黄色已成寡白。当时魏宏模已知他要来此地视察,提前做了各种应对准备。为防露出破绽,全公社搞了个‘爱国卫生运动’,将漳河两岸,公路两旁,县城周围那些‘赤身露体’的树,一律刷上石灰浆;早备好为他接风洗尘的宴席。谁料他人不知鬼不觉地一头扎到我们这小厂来,找两个‘右派’谈话。苗处事谨慎,韦民书记从他婉转含蓄中还是了解到不少实情。

听说他一到公社,对魏劈头一句话是:“不错嘛,你们这儿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得蛮有气势咯”。

他拒绝了专门为他准备的筵席,自掏粮票啃窝窝头,其它情况不得而知。听了老苗的介绍,我深信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只不过没实权不得势罢了。

无轨电车不再提及,魏蔫了。

有一天吃饭时,老苗说,我们也该吃顿榆树皮,体验一下农民的疾苦。我很赞成。贾义老俩口不以为然,以为我们是心血来潮说着玩的。我俩态度认真并执意坚持,大妈才用白面和榆皮各半烙成饼。老苗一气吃了两个,我吃了一个半便再难下咽。我原以为什么苦我都吃得的,其实不然。苗虽出身地主家庭,以前没有吃过苦,可意志力和吃苦精神超过我,感到很惭愧,对他倍加钦敬。

自从五月在杜家垅开始读《资本论》,我完全放弃对理科的自学,全身心地攻读《马列》,买的借的马列著作有一大堆,还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夜读已成习惯。此时,老苗和我住一间大室,即是卧室又是办公室。菌肥车间建成后,培养室大间里有个小套间,是接种室,非常密闭,安静,是夜读理想之所。形势愈严酷,我读书愈勤奋,恨不得从书中抠出对现实思考的答案来。我要努力充实提高自己,使写出的东西具有理论的高度,有说服力。我如饥似渴,经常通宵达旦读到大天光。老苗对我极关怀,常常于后半夜披衣来劝我回去休息,总被我婉言谢绝。他知道我犹心如焚在发狠。早饭后我睡一觉,一般上午的工作不是万不得已,他不叫醒我,由他应付。我对老苗内心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他太体贴我了。

我们对韦民书记怀着好感,认为他是个货真价实的中共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他走后,我们一直在考虑:为解农民饥饿之急,我们能做些什么?虽绞尽脑汁仍一筹莫展。我们知道报上介绍的‘人造肉’和‘小球藻’都是些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决难解燃眉之急。后来忽然想到天水地区二级站和武山、陇西三级站仓库去看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可供‘进口’的原料或代用品。我拿着介绍信跑了一趟,在天水北道埠二级站仓库终有所获,购得仅有的两块工业葡萄糖(一百公斤),用稀酸酸解又加少量蜂蜡即可转化为果糖食用(我那时尚未学有机,此系柴志德学兄赐教。柴此后为兰州化工公司高级工程师)。

在制作过程中,大部分被农民工‘进口’,仅得十之二、三,拿到商店以每斤五元出售(当时五十元也有人买)。人们闻知蜂拥而至,转眼销售一空。

事后听说,有些饥民从远道拼命往商店赶,竟死在路上。

果糖成了催命鬼!我和老苗听闻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十月,传来孙自筠在天水遭逮捕的消息,我立刻陷入绝望中。我对毛泽东的最后幻想终于彻底破灭。

孙自筠与我一块儿下去,分在天水接受‘劳考’处分,我们所经见的他同样经见。不知五九年何月,他给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红旗》写了封匿名信。据说信的内容是抨击人民公社体制,揭露社会种种弊端,尤其正在出现的农村大面积饥馑情况。这些恰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好”针锋相对,为以毛为首的当权派所不容。信寄出后,当局费了许多力气才查出作者,孙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有期十年?)。

孙自筠是个热血男儿,他想我之先,行我之前,我好敬佩他的胆和识,但我不能走他的路,重蹈他的覆辙。

人若只为自己苟活,无异猪狗。面对这无尽的倒行逆施,这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景,这黑白颠倒的人间地狱,我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是农民的儿子,千千万万父老兄弟姐妹悲惨地死去,我不能帮助、解救他们,宁愿和他们一同去死!他们死得,我为何死不得?我虽只二十一岁,已经看够了,活够了!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要爆发!当谭蝉雪来看望老苗时,我义无返顾地走上普罗米修斯取火之路。五七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自觉去地狱,无怨无悔。惟有死亡,才能解除心在时刻滴血的痛苦。

谭在五九年十月末专程来看望老苗,住招待所,此前他俩早有联系。在一年半的朝夕相处中,我和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彼此很信赖,已到无话不谈的程度,他对我如同对弟一般呵护,我待他如兄长一样敬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苗带我去招待所一同晤谭。苗与谭年龄相仿,都是调干生。我在校时已知谭的大名,对她印象不错,很乐意去拜访这位‘兰大林希翎’,我称呼她‘谭大姐’(直到今天我依然这样称她)。谈话不很多,很快推心置腹。我们有共同点:心是颤动的,没死:血是热的,没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

天气很冷,我上身穿着太原张妈妈为我缝制的‘青滚身’,围条咖啡色薄围巾,呢裤,皮鞋。他俩都说我酷似电影《青春之歌》(书作者杨沫)里的卢嘉川,不但穿着打扮象,连个头,神情竟无二致。

送走老谭,苗与我动手刻印刊物。碰巧原砖瓦厂遗留有小油印机,正派用场。刊物名为《星火》,老苗在刊名旁画一手擎着一支火炬。有几篇文章:顾雁(平反后,任兰大.、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撰写的《发刊辞》,题名:《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张春元写的《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粮食问题》;胡晓愚先生撰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林昭(北大新闻系毕业)写的叙事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一日》。文章都写得很精彩,尤以林昭的诗叫我感动不已。只是篇幅嫌少,不够出一期的。我以为缺少一篇核心文字,否则,不足以说明大局的情况,无以解人之心急、心忧、心痛,遂与苗商议由我写篇政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文中抨击时弊,挞伐凶顽,痛斥丑行,揭挖根源,矛头直指党内主流派和一切蜕化变质者、直指‘一言堂’堂主。

按说,这篇份量极重的文字,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和阅历,不该由我来写,而应由更高素质的人捉笔。由于时间紧迫和情况的紧急,只得我来滥竽充数。我还写了《自白》以及《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十分清楚它的后果。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已做好为真理献身的准备了。

五、 我和杜映华

一九六○年元月,我回到城关公社东顺化工厂。我与杜映华接触日多,时常去他家中。杜是陇西土店子人,土店子与陇西火车站相隔不远,与鸳鸯镇、贺家店临近。杜的家眷在武山车站陈家门,我由厂到县城往返必经过他家。这是栋破旧简陋的平房,有两间卧室,一间灶房和一间客厅。客厅里无沙发也无象样的桌椅,只一张旧方桌几条木板凳,与普通农家无别。两个男孩。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他的妻子善良贤惠,却不很能干,两个孩子鼻涕拉撒又衣帽不整,屋里也窝窝囊囊不甚整洁,一点不像书记家的作派。我劳动考察一年半了,曾到过生产队长至公社一级干部的家。他们家里炕上有铺的盖的,床边柜上还码着花花绿绿的被褥;炕桌都是油漆镂花的,擦得锃亮反光,个个家中慰慰贴贴。而且,职务越高,家里摆设越阔,与普通农民家庭泾渭分明,一目了然。虽然公社化了,一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被废除,农村的贫富差别并未得到改善。干部凭借手中的特权,多吃多占多分是极普遍现象,生活资料的拥有程度相差很悬殊。我到过最穷的农民(社员)家,床上只破蓆和一床烂被,穷得‘叮当响’。象老杜这种干部之家寒碜唏惶得不如一个生产小队长,是我万万没料到的。吃看脸上,穿看身上,贪不贪看床上,俚语说的有理,杜映华是个清官。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每次都是‘洋芋拌汤’外加一小碟咸菜。仅有一次,嫂夫人烙了两张饼,老杜和我都推诿,让给了两个孩子。

我问他年前在新寺公社召开全县粮食现场会的情况(我估计他是与会者之一),这个从不发火的人,竟把我吓一大跳。他怒不可遏,拍桌而起:“全是假的,无耻的欺骗!真想不到世道变成这样!”

“那么,为什么没人当场戳穿呢?”

“谁敢?连彭老总都成了‘反党’,再说有何用,白白牺牲。这股风是上头直接刮下来的,谁能顶得住!”

杜知道许多地县的情况:珉县、漳县、陇西、通渭、定西、徽县、成县、康县、两当、临夏、永登、天祝……,全一样严重。

一天下午,我到公社汇报工作,天已很晚,在公社用罢晚餐,杜留我与他住一起。城关公社在县城后街拐角处。公社街对过有间平房,是专为杜准备的,有时开会太晚不及回家便住此处。房里有个双人床,一桌一椅一个暖壶,还有脸盆洗漱等物。是晚,我们竟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衷肠,聊了个大通宵。

他问到我的家庭、身世以及‘犯错误’的情况。我对他坦言相告,毫无保留。他说:“古来兵不厌诈,对待敌人,为了战而胜之,是可以搞一切‘阴谋诡计’的。可是解放后,共产党夺得政权成唯一的执政党,一切当依宪法办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皆属人民范畴,是人民的一部份。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施以阴谋诡计,设置陷阱,这个前提就是错的。再说,也无此必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多数人民的拥护,一切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还需要用阴谋吗。这样做,失去了道义和信用,冤枉了好人,把自己人硬推到敌人的营垒中去,是很大的失误。现在看来,后果比事情本身还要严重可怕。如今到处坑蒙拐骗,谎言满天飞,无人敢说真话,就是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的必然后果。这一切是我近来思考反省才有的认识。”

他的话无疑很正确的。他是个有见地、善独立思考的人,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在难能可贵,令我感佩。

我同他谈到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那时我入校不久,朱子清教授从德国回来偶尔向学生们谈及的。他参加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贝母植物碱学术会议(东方他是唯一与会学者),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正好在匈首都布达佩斯,住中国驻匈使馆。为了他的安全,使馆人员劝他不要外出,他还是到大街上转悠了。街上到处是火是血,个别匈共党员和干部被‘暴徒’捆绑在电线杆上,遭焚烧杀戮,惨不忍睹。可是当‘暴徒’知道他是科学家时,自发将他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以防他受到意外伤害。‘暴徒’对科学家、医师、教师、律师非常尊重,非常友善。

我当时百思不解。经过575859年的变故,尤其眼下这些触目惊心事,终于能理解匈牙利事件的原委了。

老杜更是无限感慨。他说,抗日战争时候,发生过许多感人的事。有的老乡为了营救八路军战士,宁肯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女;有些百姓为掩护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解放初期,人民同党的感情何其真挚深厚啊。那是因为我们党路线方针正确,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党员和干部以身作则,不谋个人私利,吃苦在前,为人表率。万想不到只有短短几年功夫,我们党变得这么快。现在已是事过境迁、真情不再,老百姓过去那种对党的感情已无处寻觅。在有的地方,老百姓对有的党员和干部,已经切齿痛恨,甚至恨不得啖其肉、寝其皮。匈牙利事件不难想象就是在中国眼前类似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从《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谈到国际共运的现状;从苏联谈到中国,从斯大林谈到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坦诚相见,披肝沥胆,我俩对问题的看法竟是惊人的一致。

血淋淋的现实使两个血肉之躯悲愤难忍,心潮澎湃;我们直抒胸臆,把生死置之度外,谈话的重心是抨击‘个人崇拜’和毛泽东自五五年反胡风以来的祸国殃民,倒行逆施。

解放后尤其五七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又同时是造‘神’运动,每次运动的结果都把毛神化一次,使毛的权力扩大一次,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被削弱一次。1955年反胡风运动是对文艺界民主权利实施剥夺;1957年反右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民主权利实施剥夺;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数亿农民民主权利实施剥夺(耕种自主权、劳动自由权、收获分配权等等等殆尽);1959年庐山反右倾则是对党内民主的劫掠与剥夺。‘民主’步步收缩,收于毛泽东一人的股掌中,成他一己之私。这时,造神运动大功告成,一座泥塑神像金光闪闪,所有人伏在他的脚下顶礼膜拜、山呼万岁。

毛一手遮国,自然有张仲良一手遮省,张十存一手遮县,魏宏模一手遮盐井公社。毛不懂经济偏要大权独揽瞎指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吹牛风,共产风桩桩件件他是源头。大量饿死人的发生,毛是始作俑者。

老杜和我同时相信,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只是被邪气所压,无有实权。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彭德怀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农民的悲惨处境呼号呐喊。

我把《星火》文章中的观点几乎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觉天已大亮。我俩谈兴正浓,意犹未尽,既肝胆相照又都肝胆俱裂。

   分手后我一路在想,在血与火的年代,面对邪恶,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也许算不得什么,一朝生存条件改变,权力到手,前呼后拥,能保持头脑清醒而不利令智昏,对广大劳苦大众不改初衷,很难。有的为妻儿私情所累;有的难以割舍既得利益;有的怕丢头上‘乌纱’,(至于那些原本动机不纯,入党为做官捞好处的姑且不论),昏昏然明哲保身,麻木不仁,这类党员为数不少。他们让私心吞了良心,不只普通党员。庐山会议对彭老总形成‘万箭齐发’的局面证明: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同样无党性原则可言,泯灭了起码的人的良知。这一切说明,党的肌体的相当一部分已蜕化变质,共产党自身需要一场革命性自我改造与更新。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命难!彭德怀、杜映华是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勇于解剖自己并向自己身上毒瘤动刀的人。他们不愧为真正的革命者,真猛士,真英雄。

杜映华坦诚、朴实无华,对任何人没有架子。我在他那呆了一晚上,在我与他没有交心的时候,他主动为我打洗脚水,第二天一早又是他去打洗漱水、买早点,跑进跑出几趟。我要去做这些,他坚决不让。我这人很古怪,一生中不可能对任何人有架子,也害怕、憎恶一切摆官架的人。凡对我表现出官架的人,我在内心都拒绝接受,不与交往。我的信念是:除了工作中领导与被领导在履行职务职责时而外,在生活中以及一切相处交往中,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即使再大的官诚如国家主席、总统也应该如此。

杜映华就有这种意识和观念,获得了我对他的敬重。

六、我和张春元

我终生不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六○年二月,刚过春节不几天的一个早上。这天,我去渭河对岸百泉看望农妇李大娘,破格起个早。厂子就在渭河边上,我贴着河沿的麦地走,急匆匆地。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两三寸的冬麦上铺一层白霜,不远处是上街子社员锄草的队伍。社员们不一定知道我的姓名,却是都认得的。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这些社员停下手中的活,直楞楞盯视我,觉得好生奇怪。遂打住脚,勾头把自己细察一番,怕衣着有失检点之处。在厂里一向不修边幅,但每每出门尚知将自己修饰一下,这次也没忘记,似无不当。我眼角向外一瞟——哇!一俱死尸就在我脚旁的地埂下, 我惊骇得差一点跌倒。过去听闻过许多饿殍的事,亲见饿殍这是头一回。这是具小女孩的尸体,年龄约在十二至十四间,穿身缀满补丁带花的夹衣裤,黑不溜秋脏得没法看;嘴里噙着一块东西,半边露在口外,看不清楚,象是土豆蛋又象是土坷垃;脸如黑炭,模样十分恐怖,卷曲成个小坨坨。

稍微镇定后,我环绕尸体一圈,默默地向她三鞠躬,算是对她的悼念与送行,然后走我的路。

城关公社由于有老杜掌舵,在武山县是最好的公社。东顺管理区在全公社又是最好的。老杜告诉我,城关公社情况最危急的是榆盘管理区,在南山地带。他已通知为确保社员体能,停止社员出工干活。他向我表示在他所辖范围将倾全力避免饿死人的事发生。这女孩是个外来乞讨者。既然有那么多人发现她,想必有人出面土埋她。(这件事上街子农民一定还有人记得。)

我走到河湾下的僻静处,再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擂胸顿足!血在沸腾,胸膛象要爆炸!啊,啊,这就是: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希望,人类的花朵!

一路上我在想:如果这小女孩是我亲妹妹,我又该如何,又能怎样?我受着良心的折磨,尤其懊恼自己没有相机,不能记录下这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它以后站出来说话,为历史作证。

从李大娘家返回,紧接着去榆盘看望谢成。老谢是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陕西虢镇人(?),人老成厚道,与我交谊颇深。由东顺出发,从邓家堡东边一条山沟逶迤南行,不过二十华里路程,很快到了。他此时的身份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有点象驻队干部又不全象,有些会他不能参加。一个人住老大一间土房,除床铺,一张破桌,一把旧凳,屋里空荡荡的再无别物。

老谢见我,高兴得很,连忙跑出门去,好大一阵才回。对我说,我这里已是山穷水尽,拿不出东西招待你,好得我们是好朋友,你不会见怪。他随手在桌旁的地上燃着一堆火,把刚找来的一兜东西打开。是些土豆,共有二三十颗,小小的,大多只有拇指大。我俩围着火堆,边烤土豆边聊。他向我介绍远近的情况,无非是这里、那里有多少多少人饿死。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薄本子,怔怔地望着出神。“哪是什么?”他递到我手里,原来是生产队返销粮购粮证。

他说:即使你不来,我也要找你。公社杜书记指示为减少体能消耗,生产队已停止劳动,要队里想方设法熬过这段时光,不能有饿死人的事发生。现在已是十万火急,火烧眉毛,有一批社员躺在炕上动弹不得,或许今天、明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他们已熬不过去,必须立即想法子,想来想去,只有在这小本本上做点文章。此事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坐牢。……

他的意思我懂,是把打过的粮想法褪色消去,冒充再打一次返销粮。

二话没说,立刻接受了他的委托。心想,我已抱定死的决心,还怕坐牢?吃烤土豆,我俩的手上、嘴上、腮帮上全是黑糊糊的,成“大马猴”,我俩相视而笑,笑得伤心、凄楚,笑得悲壮。

救命似救火。一回厂我立刻行动,先用高锰酸钾稀溶液将字迹氧化;氧化有些太过,纸发黄;又用草酸还原。小心翼翼,直到不露痕迹。没想到这事居然成功,榆盘从粮库打来一千多斤粮,老谢象喝了蜜一样,我也甚感欣慰。

二月底,邓德银兄寒假探亲由四川返校途中在武山下车,专程看望我。同窗之谊,内心十分感动。邓兄只住了一宿,第二天赶回学校。然而这一宿他一直在啜泣,向我诉说他老家四川的情况,我竟如五雷轰顶,魂消魄散!他告诉我,四川有的县饿死人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只可惜现在记不起县名了)四川乃天府之国,此前我不知那里任何情况,猜想比甘肃要好得多。现在才知天府之国糟蹋成人间地狱。他说:即使死尸遍地,鬼哭狼嚎,现时还在大搞反瞒报、反隐藏运动,基层干部如狼似虎,农民生命危在旦夕。

我理解邓君的心境。他爱国忧民,正义感丝毫不亚于我。但是,我什么也不敢对他说,并非不信任他,我对他百分之百信任。他已经学有所成,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科技人才,才能最终实现兴旺发达、人民生活幸福的目的。我不能牵累他,他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不愿他与我一道去做牺牲。我是个感情易冲动的人,面对我的挚友,面对血淋林的现实,只能装成无动于衷样子。这该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叮嘱他务必更加勤奋学习、精于学业,其它一切都不去管它。我知道,他会认为我麻木不仁,我只能如此。第二天早上我送他上火车,发现他双眼又红又肿,不忍看,不敢看。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我俩的永诀!

60年春,闻得陈家门车站有家卖肉包子店,生意很红火,只在早晨一阵子便卖精光。长久无缘肉食,也想解馋,无奈有夜读习惯,早上爬不起床,不能饱口福。忽一天,传来有人从包子中吃出人的手指甲,令我大惊失色。虽不曾买食,仍恶心不已。又闻在陇西县某偏僻山村,子将刚断气的母尸背放在土豆窖里,吃得只剩头颅后逃匿。言者将真姓名告诉我,足见其真。我听了头发根根竖起!过去只知‘人相食’,不闻‘子食母’,历史又开新篇章!

1959年发生在陇西与武山之间的鸳鸯镇农民‘反革命案’,这时判决下来,布告到处贴着,判“斩立决”的有好几个。这时,我几乎每星期都要进城,步行于东顺化工厂与城区之间,先后两次发现倒毙的饿殍(均在铁路路基的斜坡下),都是大人尸体。这两次不再象看到女孩尸体时产生的那种狂飙般的冲动,不是心变冷变麻木,而是泪已流干。每次我都到县公安局去报案,请他们派人掩埋。这样做了才稍觉心安。

五月,张春元兄路过武山顺道看我。他说我在《星火》上的文字有见地,击中要害,同时向我介绍了除东北而外各省的情况。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都很糟糕,四川、河南、安徽则更甚,与甘肃一样,死人如麻。南方惟江西稍安,尚无死人情况发生,即使有也是外省进来的人口,因为有邵式平坐镇,不吹牛说大话,甘冒‘右倾’风险,给江西人带来福祉。张兄又告诉我,不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的分分秒秒,都有人偷渡越境,象潮水般往外涌。为了活命,不怕坐牢,不惜冒流血、牺牲危险,不少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往外逃的人,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已是疯狂程度。

我向他通报了杜映华的大致情况。张说,庐山会议证明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即使眼瞎耳聋,也能嗅出全国的狼烟尸臭,只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屈服于一个人的淫威罢了。这种局面断不能长久,我们要和党内的健康力量、和一切良心不泯的人共同奋斗。张执意要见杜,我勉强同意了。他俩从未晤过面,不便多谈,只寒暄几句便告辞出来。时值中午,张兄和我平展展地躺在铁路的南坡上。这儿离车站不远,荫凉僻静。他对我说:“下期《星火》要印它数千份,争取寄到每位县级干部手中,要加快写稿组稿,争取第二期尽快刊发。”我甚赞同他的构想。他沉吟良久,又道:“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遍地哀鸣,尸骨成山!现在很可能只是开始,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头。我们处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时刻。这场旷古浩劫源于个人崇拜,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和独裁专制制度。为人民幸福,为民主制度的实现,千千万万先烈付出了生命,现在轮到我辈的时候了。我们要与党内、与一切仁人志士共同奋斗。不奋斗,不唤醒民众,农民的悲惨命运无由解救,国家无望,民族无望。”

当我还是黄口小儿的时候,张春元兄已经浴血在朝鲜战场(坦克兵),是个血性青年,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我很尊重他。

送走张兄,我立即动手写《食母记》。我想把它写成一篇报告文学,因为是真人真事。动笔之后却为难。只知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大致地点、情节,无法去当地作进一步访查,显然不符合报告文学的要求。不得已,保存主人公姓名和地点,写成一个短篇小说。正值年轻激情、鲜血汹涌在胸,犹如蘸着血和泪,写着一字一句,仅用三个昼夜便脱稿。

七、进地狱的时刻

有一天,我接到老父亲的来信。父亲已老眼昏花,信是小弟代笔的,信中告诫我,要老实改造,争取早日获得党的宽恕,尽快回校完成学业。信中夹着一张小纸条,弟弟特地向我汇报了×××姑娘的情况,这正是我急于想知道的。自1957年暑假一别,眨眼三年,只给父亲一信惟报告我仍活在世上而已。除此,我还能写什么,又有什么可写?未给×××一字,非我绝情,实不知该寄哪里,我内疚痛苦。现在终于知道,分别之后她经常到我弟跟前打听我的消息,待我弟如她的亲弟一样,多有照应。弟弟告知我,由于抗不住父母之命,她已出嫁了。

古来忠孝难两全。为了千千万万个父母,只能舍小家顾大家。何况,老父亲还有哥、姐、弟照应,比农民父亲强多了。裴多菲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此前我意已决,将两者全抛,为难的是无法给×××通信,将我的残酷决定告知她,怕耽误她的青春。现在好了,她终于有了归宿,我去掉了心病,内心惟祝愿她幸福,再无挂念了。

六月,突然传来老谭在边境被捕的消息,形势急转直下。春元君曾告诉我,五?一节老谭住广州某旅社,突遭大搜查,将谭押进收容所,收扣了她随身带的现金八百元﹙这是春元君写电影剧本《中朝儿女》所得的稿费。在当时,这不是小数目,相当大学毕业生一年半的工薪﹚,当局要谭回兰大出具证明后才退还她。她证明没开,钱也不要了,一走了之。这次又出事,我判断:不出数日就会追查到兰大、天水和武山来。为验证我的估计,给洛门同学发一短信,尔后亲到洛门收取,果然发现信被侦查过。

此时,我身上有三篇文章:林昭的诗作《海鸥》、何之明的《再论人民公社》和我的拙作《食母记》。我把这三篇文字又认真捧读一遍,竟爱不释手,不忍心焚毁。尤其林昭的诗,写得太好了!与她的《普罗米修斯受难之一日》可谓‘姐妹篇’,撼人心魄。我的拙文是从我的血泪中流淌出来的,如今要亲手掐死它,犹如父杀子,难以下手。理性告诉我,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的制度下,这些文字足可构成死罪。为了不株连友朋,必须狠心付之一炬。

1960年九月二十九日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一早,来了位‘干部’,手持令函,公社派我去贺家店,任务是将一盘水磨改造为一个轧花车间。紧接着来了辆马车拉我的行李和书籍,甚觉蹊跷可疑,只能受命前往。到贺家店镇已是下午四时许,有人安排我住在一间办公室里。屋里有张床,一桌一椅,靠里墙有个长条形大面柜。我把书全码在上面。桌前有扇窗,无玻璃,用纱布遮着。纱布黑黄。这屋象是长期没人住过。桌上放着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

稍稍整理一下床铺,吃了点食品,便动身去水磨转转。水磨在东边的沟口,离住地不到两百米。两旁皆山,有条小溪从南山流下来。水磨靠沟的西侧。沿沟直上是去新寺公社的捷径。沟上方很狭窄,只到沟口才变开阔。沟里有高大的白杨树和其它乔木。夕阳西下,有几分阴森。索然无味,便折回住处。

回到住处刚坐定,立即有两位自称管理区的人来‘拜访’,说了些‘王顾左右而言它’的话,便离去。此时,我非常清楚他们的身份和目的:他们是来‘验明正身’的公安便衣。早在瓮中,要杀要剜,悉听尊便,何必多此一举!随手点亮煤油灯,从面柜上选了一本要读的书。刚捧读,忽的一阵风吹来,灯灭了;从新点亮,刚沉入书海,又一阵风吹熄了灯;凡三次。我不信鬼神,心却烦躁起来,对着窗外大声吼道:“既然是鬼,请鬼快快进门,莫扰我读书!”

十二点过,我刚躺下,尚未入睡。只听得‘哐啷’一声,有人破门而入,同时一声厉吼:“不准动!”几支手电照得小屋如同白昼,其中两只直照射我的眼部。床前站着四条大汉,黑洞洞的枪管直抵到我的鼻梁上。“起床!穿上衣服!”我无意反抗,顺从照做。接着在逮捕证上签字,被五花大绑。继之是搜查。我没想到,对区区一介文弱书生,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书很多,除马列经典而外,便是数理化、外语的大学教科书。四条大汉检查极认真细致,一页页的翻书,从午夜一时直翻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才翻完,一无所获。“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早成公、检、法人员座右铭,绳捆之结实、之狠非常人能想象。先是浑身冒汗,先冒热汗继之冒冷汗,两胳膊立时麻木并很快全身麻木。绳索嵌入肉里、骨里,神经阻断。除大脑而外,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我心里道:林祥谦是人,能忍刀剐刀割之荼毒,我何以不能!我要呻吟一声就是孬种!(绳痕直到两三年后才退。)

搜毕,由绳捆改戴手铐。他们将我的行李捆成背包令我背上,这才押我出屋。

天色灰蒙蒙、阴沉沉地。他们把我押到镇中一座大空屋里。这儿原是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所在,我的五名‘劳考’同学应该在此用过膳的,如今它成不见炊烟的空屋。屋里坐满社员,黑压压一片。有的坐小凳,大多席地而坐,男女老幼都有。公安人员拿着事先拟好的文稿,朗声读道: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单位的紧密配合下,在中共武山县委的正确领导和统一指挥下,我公安干警英勇机智,协同作战,一举破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将涉案罪犯一网打尽,……这充分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充分证明……”云云。此时,我心如止水,无惊无惧,无悲无戚,逐一扫视面对我的广大农民群众。他们无不面露菜色,对我无痛恨之意。每与我目光相遇,便立刻避移。原设想会遇到雷霆怒吼,受到拳打脚踢,这一切都准备默然承受,没想到都未发生。无一口号,无一群众声讨发言。文稿念毕,大会在寂静中散场。

在县看守所所长办公室,所长履行详尽搜身,收缴了裤带、鞋带、现钞,手表后,我一手抱着被褥,一手提着裤子,迈进了地狱之门。所长办公室墙上的挂钟指着1960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四十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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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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