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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一、‘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五月的武山县城,到处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他们无钱乘车,只得且逃且向西行,目标是新疆。尽管已是一片肃杀之气,大跃进鼓点非但不停,竟越擂越响,此时又花样翻新,口号是: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任务早布置下来,叫我们四个搞社办工厂。就在我回校治病一月时间,柴、张、苗在杜家垅已办起一个“化工厂”,为便于我养病,他仨要我在这“厂”看家坐镇,他们则去县城东边十里许的上街子筹建一个新厂。

我很感激诸学长对我的照顾。但是,当我到杜家垅厂里一看,心凉得发颤!天呐,这是个什么玩意哟,‘胡日鬼’竟此!这是谁的馊主意?

杜家垅是个好地方。它位于渭河北岸,与武山县城隔河相望,相距不过一华里,河上有正规的大桥相通。一条大马路过桥直达县医院,杜家垅就在医院西侧,四周林木掩映,景色宜人。厂址在一个四合院里,四面有一人多高的土围墙围着,墙外是密密一片杏林,此时郁郁葱葱,花团锦簇。老令介绍说,这儿的杏又大又甜,远近有名。

令队长领我把四合院看个遍。房屋还算齐整,北边正房有高高廊阶,房高屋空,屋里只砌有一个大灶,尚未点火;一排东厢房全空着;西房是个贯通的大间,一排土炕,炕上有衣被等物,住着八、九个人。南面下房西头一间是办公室兼卧室,有个双人土炕,一张桌、一把椅。它的隔壁是间大房,置放10几只大瓦缸,缸上一律覆盖着厚草垫,弥漫出浓浓的尿臊气。院里只一眼石磨。

老令虽刚五十,满脸皱折,细眯眯的双眼总象在笑,下巴尖削,中共党员,一个老实巴交的典型农民。他带着十个妇女在此操持,其中有两个十七、八的姑娘,其余是年轻媳妇和半老徐娘。

办公室的墙上赫然贴着两张大纸,上面写着一串化学反应方程式,我认得是老柴的手笔。柴是我学长,一向受我敬重。他万不该出这个馊主意,胆子太大,我怕这‘西洋镜’被人戳穿。那些方程式不过纸老虎,其用心是唬人的。柴兄用人尿在一定温度下使尿素发酵转变为碳酸铵,然后利用化学平衡移动原理,使粉末石膏微量溶解后于溶液中交换离子,最终转化得到硫酸铵化肥。这在理论上或许成立,实践上却无意义、不可行的。人尿中尿素含量微不足道,发酵转化成碳铵慢且难;即使完全得以发酵并交换,数量极有限,一月两月得半斤、一斤硫铵,花几百个劳力,得不偿失。没想到的是,我们曾切齿痛恨的瞎胡闹,如今自己也胡闹起来。

可是,生米已煮成熟饭,我又能说什么呢。

老令每早到城里担尿,带劳力到山上寻挖石膏,兢兢业业,忙得马不停蹄。他从不说任何人,只用行动带动大家自觉干活。小院里两个年龄大些的妇女砸石膏,然后将小粒放到磨盘磨成粉末。大家干这些劳动不紧不慢,井井有条。没有什么事需要我来‘指导’,砸石膏,磨粉,倒入大缸尿中浸泡,盖上草垫,等待发酵与交换,大家轻车熟路,再笨的人一看便会。我落得成天看书,躲在办公室不出门,只隔天进城一趟,看看书店有无我需要的新书,到县文化馆翻翻两日的《人民日报》和其它报,是我必修功课。县文化馆白胡子馆长是贺家店人,搞不清过去干过什么,只知道属于‘统战对象’,他对我已是很熟悉了。这期间看报,有篇文字给我留下终身不忘的记忆(可惜忘记登在哪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道(大意)--

“地表上的太阳能只要利用30%,粮食可以达到亩产40000斤。”我看了大吃一惊!难怪大跃进牛皮吹上天,原来有科学家的‘理论’根据呢(从科学发展观看,有可能,那毕竟在遥远的未来。拿来眼前说事,无疑帮正盛的吹牛浮夸风火上浇油,为毛反右倾保守抬轿造势)。我感到很悲哀,“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曾是我偶象,如今有的被劫杀,有的堕落成政治帮凶,多么可怕可悲哦!

数理化和外语的专业书读不下去,大脑如同一团乱麻,心绪糟糕透了。每趟进城都看见一些烦心事,遇到令我揪心的人。那些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逃难人流,有的来自甘谷(此时属武山管辖)北山的礼辛公社;有的来自邻县通渭。他们告诉我,公共食堂早已断炊关门,已经饿死不少人!象他们这些能够走动跑到外头乞讨要饭的,都是命大的;许许多多走不动的,正在家里等死。天呐,人民的政府咋能见死不救呢?这些淳朴农民都是党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所依靠的基本群众呵。

每进一次城,不多的粮票和钱都倾囊而尽;每进一次城,回来便坐立不安、悲愤不已。心在颤抖,在流血。我要写!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告这儿发生的情况,为民谠言,即使头颅搬家也不惜!当我奋笔直书时,脑中又出现相反的驳辞:党中央、毛主席难道不相信他的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而竟去相信你这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各级领导明明说是‘形势一片大好’,你说逃荒讨饭、饿死人,这不是恶毒造谣、污蔑攻击又是什么?只怕你的上书上面不见踪影,小命早粉碎了!

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每次进城回来,我都经过这样剧烈的冲动、剧烈的斗争,心潮起伏澎湃,难以自禁。我想起同窗好友对我的叮嘱: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管住自己的嘴巴,即使天塌地陷也要沉住气,努力劳动,争取尽早归来。可是,可是,我如何能控制得住呢?我是有灵有肉的人呵,没有人的感情行吗?……我多么希望自己眼瞎、耳聋,变成无知无觉的一截木头,那该多自在幸福!罢,罢,罢,写也无用,白白找死,何苦哩。

在这种心境下,思想变得深沉固执:这搞法是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呢?我开始没白天黑夜地狂读起马列著作,希望从经典中找出答案。我借得《资本论》和马恩的其他著作,尽量少进城,以减少视觉、听觉的刺激。

有一次进城,看见渭河桥头的路边地里竖着一块大木牌,由不得近前一观。牌子上写的是毛主席给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社员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听上面党委、公社的瞎指挥。

信中指示诚然很对的,仔细一想,又有‘滑天下之大稽’之感。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还‘计划’什么,计划经济不落空?公社化,土地公社所有,土地由公社、管理区、大队统一管着,社员手中无地可供支配。生产队的地种什么与不种什么,岂容‘社员同志们’作主,要是这样,把党的领导和基层政权又置于何地?敢不要党的领导、想反党?不要听上面党委的,听谁的?岂不是叫“社员同志们”去反党?该不是又在“引蛇出洞”吧。公社化后,农民不只失去土地支配权、使用权,连起码的人身自由、劳动自由权也荡然无存。生产队叫你六点上工、晚上九点收工,你敢迟到、早退?队长今天叫你割麦、明天叫你锄草,你敢不服从调配?你不服从也可以,食堂的勺把子掌握在书记、队长手里,明天起停你的伙!看你老实不!不只种什么不由‘社员同志们’,收获多少、留多少口粮、种籽、饲料,交多少公粮、卖多少购粮,全由领导决定,无须‘社员同志们’操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农民到哪里去种?如何‘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亡羊补牢’没补到地方,仅补在毛的嘴上,等于什么没说。信是为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写的,可是,‘右倾、小脚女人’是谁在天天唬?党委不听你的,行吗?敢吗?‘社员同志们’不听党委的,行吗?敢吗?你才是‘共产风’、‘浮夸风’的真正源头,还煞有其事把一切责任推给下级党委!

除了一拨拨逃荒讨饭的饥民,每到县城或走在乡间小道,还时常看到一队队‘劳教队’。受管制的劳教分子个个黄皮寡瘦,无精打采,队列的后边跟着荷枪的基干民兵。我知道那人群里不乏贫下中农,不乏有识之士,不乏敢说真话敢揭假、敢顶撞瞎指挥的人。心里不停地警告自己:要以他们为鉴呵。

有一天,几个在洛门公社龙泉、百泉‘劳考’的同学老远跑来找我,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听说你条件不错,来打‘游击’来了!”(‘打游击’:即解馋、搓一顿之意。)

这些同学有褚松村,陈德根,杨贤勇。褚是地理系二年级,陈是生物系二年级,杨是中文系三年级。他们都在农村背粪背斗,生活与社员无异,已是穷困潦倒,饥肠辘辘,个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比起他们,我确实条件不错,既无体力劳动,还得到胞姐接济。二话没说,买来几斤大米、两斤白糖、一只鸡,全掺一起焖了一大锅,(这种烹饪法大约无人有过)大家饱餐一顿。是晚留住我处,炕小又只一条被子,四个靠墙半躺着,被子横盖在腿上,所幸夏夜不冷。大家要我‘坦白交代’恋爱故事,说到大天亮。

不久,工人增加位新丁,是位五十有几、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家住离杜家垅五里的魏家庄。原工人无一五十之龄,且来自本地的同一生产队。她年纪这么大,一双脚比‘三寸金莲’大不了多少,每天跑这么远来上班,收工又跑几里地回家,多麻烦。我心里颇感奇怪,生出些莫名的同情与怜悯来。她一来,不待分配,便主动去推石碾,干这唯一的重活。老妪从不吭声,象围磨盘转的老牛。砸石膏的女社员原本同一生产小队,相互很熟,边干活边扯家常,说些体己话,就像老妪不存在似的。

一天,有位女干部来看望老妪,是她女儿,年约三十,端庄沉稳。在与我交谈中,才知老妪系地主成份。她老伴年过六旬,队里仍派去参加‘引洮’,因累和饿,在工地上吊自杀了,才又将老妪打发这儿,监督劳动。女干部高中毕业,刚解放参加革命,时任县妇联主任职。她言辞谨慎,惟亲情难舍,我能窥到她内心的隐痛。

没多久,我调去东顺化工厂又与柴、张、苗会合,这儿的摊子由马启凯支应(马是中文系二年级。90年代后期听谭蝉雪说,他在大学中文系教授职上退休)。

东顺化工厂直属城关公社党委领导,与杜家垅不同,有工厂味儿,生产出几种货真价实的产品投放市场,办成了几桩事。建成小型水电站,水轮机、发电机安装调试、配电盘、内外线均由我们独立完成,除供厂动力用电还供管理区照明;生产〈东风牌〉肥皂(用太古油--又名土耳其红油代油脂);生产农药石硫合剂;塔式硫酸车间(挖的地槽)花两月时间建成投产,生产出的硫酸虽品位不高,却货真价实。当时市场上肥皂脱销,硫酸奇缺,产品供不应求。

工厂距县城十华里,离武山火车站五华里,位于东顺管理区上街子村的渭河南岸,河对岸是洛门公社管辖的百泉。除我们原有四个同学,因人手不够,又调来另一位同学孙和(历史系二年级,上海人氏)。公社给厂里配备一位姓邓的厂长,一位会计,有20名从农村招来的男女青年工人。工人拿工资,每月20元。建厂与生产的一些过程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因工作关系,我和我的同学得以认识杜映华。

杜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当时是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他个头偏矮,皮肤黝黑,五官无甚特色。每次去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的答复既简短又明确:做任何事要想着农民和农业生产,要有利于农民和农业,从实际出发,不搞瞎、哄、骗。他直率坦诚,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与当时流行的作派截然不同。以后我逐渐得以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还知道他有一颗滚烫的心,他时刻想着农民疾苦,极富同情心、正义感,诚实的共产党员。他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前就读于陇西师范,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参加和领导学运,不顾生死,投入党的怀抱。解放初他是漳县县委副书记,资历比解放后入党的张十存、张克仁早得多。他为人忠厚,对上不溜拍,对下不欺压,更不会吹,仕途上无长进反走下坡路。他对时下盛行的吹牛风极有看法,对农民生存状况忧心如焚。

此时(19598月),饥饿在迅速蔓延,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垅、百泉、龙泉、下街子与上街子村,原是武山富庶之乡,也已风声鹤唳、情急似火。正在灌浆的包谷地,生产队须派社员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即使如此,饥饿无奈的社员总要想方设法解决肚皮问题,河这岸的于夜里涉过河去偷掰对岸的,对岸的也一样;这队偷掰那队的,他们既是守卫者又是偷盗者,‘贼’喊‘捉贼’,夜夜盈野。因‘偷盗’引发斗殴甚至致死人命的事,时有发生,邓家堡的一社员因偷挖土豆将看守者用铁锨砍死即是一例。

‘偷’非偷,‘贼’非贼。这些东西原是他们的劳动果实,本该属他们所有。如今不得不偷自己的东西,主人竟成贼!

二、创办盐井公社综合化肥厂

八月,工作又有变动,和苗庆久一道调盐井公社办厂。

魏宏模原是城关公社第二书记,与县委一把手很‘铁’,同属‘少壮派’,数月前晋升县委常委、盐井公社第一书记。盐井公社的地盘即原漳县几乎全县,大得‘蝎虎’,自然要派一个得力可靠的干部坐镇。魏向县委点名要我俩。

意外的是,在办转迁粮油关系时,我俩不但干部待遇,还特批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每月供应一斤清油,定量三十斤全是细粮(当时一般干部每月供应标准:清油四两,口粮二十六斤且百分之六十为杂粮)。对这种破格优待,我并不受宠若惊,心里很反感:我俩算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严格说来恐怕一般知识分子都不够格。我意欲拒之,苗一把拉住我,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心虚害怕,怕‘好吃难消化’,怕人家以后反咬一口说我们自己吹的牛。魏的用心我俩心中清楚:无非要我们拼命效力,替他争光闯牌子。

公社社址在原漳县县城,公社党委和公社分占着原漳县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地。第一书记魏宏模极少与我俩照面打交道,他要掌握全盘。直接给我俩布置任务的,是公社工业部长贾政兴,一个年过40身材魁梧、四平八稳又没有坏心眼的忠厚人。根据魏的旨意,要我俩筹建个综合化肥厂。厂址选在县城东北离原炼钢基地不过200米的地方,是座砖瓦厂旧址。四面有围墙,有十亩地大小。围墙里东南两面两排简易平房,西端并排两座旧砖窑。院里种满卷心菜,此时都长得老大一棵。砖瓦厂因何倒闭不得而知,工人都解散回家,惟留下两位元老:一位是工人师傅贾义;一个是原砖厂的会计(姓王,忘记名字了)。

贾老已六旬有余,身材高大,身板硬朗,脸色红润,两目炯炯有神。他是烧窑、炝窑的老把式,在漳县、陇西、珉县闻名遐迩,常有人来请他‘看火’。他的老伴也六十已过,小脚,眉慈目善,福福泰泰模样。老俩口带着小外孙女一起生活,住在围墙外渠畔的两间小土屋里。

姓王的留守会计三十好几,长得尖嘴猴腮,门牙向外翻,舌头大,说话含混不清,偏又多嘴长舌,是个什么都不会的人。他是会计,却不会做账,不会成本核算,还要我来教他。

根据公社的安排指示,从各管理区、生产队选拔招得20名工人,有男有女,个个聪明伶俐,最大的二十挂零,最小的才十六、七,文化程度由高中到小学,参差不齐。年轻工人(社员)给厂里带来勃勃生机,带来欢歌笑语,带来劳动干劲和速度。进度比预期要快,厂子一天一个样。这20名工人全是拿工资的(每月20 元?我记不准了),我和苗此时也特批每月拿30元技术津贴,还有贾老(他工资最高,每月是六十多元)和会计的工资。要养活自己和大家,担子全压在我俩身上,没有能赚钱的产品不行。当时硫酸市场销路看好,这儿又有黄铁矿,我们拟先建塔式硫酸车间。贾老负责砌炉,又从甘谷姚家庄购来陶管和储酸罐,只一月功夫,硫酸车间便投产。这期间只遇到一点小麻烦:因买不到电动机,弄来匹小柴油机,苗和我此前都未摆弄过机器,倒腾两、三个小时才把它发动起来。

20名工人的小厂,公社没派厂长和别的干部,工人把我俩称呼‘技术员’,什么都管。贾部长隔日来看看,从不干预,不指手划脚。这种宽松的环境反而激发出更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我俩稳打稳扎,项目一个个地上,弄成一个再搞第二个。靠围墙南边的一排平房有三间,第二个项目拟建菌肥车间,生产固氮菌、磷细菌、钾细菌三种菌肥。菌肥虽没搞过,手头有套完整资料,一看便会,关键是菌种要可靠,消毒要严密。

老苗和我与贾老一家一块儿吃饭,每月的粮、油、津贴悉数交贾老。大娘做什么我们吃什么,不过问不挑剔。常吃卷心菜下面片,偶尔买得鸡蛋(吃食奇缺、贵得惊人,鸡蛋2元三个;二两不到的饼子一元一个),和着卷心菜做馅,包顿饺子或吃顿烙饼算是改善生活。我俩很满足,比起厂里年轻工人和农民,这已是天堂生活了。老两口待苗和我亲同父母,视如己出,事事关怀操心,八、九岁的女孩‘叔叔、叔叔’不停的喊,甜甜地,使我俩感到如家的温暖与亲情。

厂里年轻工人的生活只初来一个月还算将就,随后便江河日下难以为继。他们虽拿工资并非城镇户口,不享受国家粮油供应,必须每月回生产队打粮。起初听说是每月二十四斤,对年轻人已是半饥半饱,只得到处寻拣包谷棒瓤子用木槌捣碎,再挖厂房的卷心菜煮糊糊帮补。会计发现工人挖卷心菜(连茎根),每每要指桑骂槐一顿,仿佛这菜是他的私有。

一个多月来忙得‘车轱辘’转,没出过厂门。我俩不只技术指导,也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和泥、挖地基、砌墙……什么活都干,深得工人敬重和喜欢。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始终牢记,能与他们平起平坐劳动与相处,已是受‘抬举’,自然对他们不摆架子。这伙农村青年直率坦诚,很好相处,他们有话也乐意对我们说,发生在农村的许多严重情况得以听闻。不过,听了这些,我和老苗从不开口表态。

九月底,我出差北京购买菌种。尽管思想上已有太多的迷惑,对现实有太多的‘看不惯’,有愤怒甚至痛恨,却总是告诫自己:生活在偏僻的一隅之地,全国这么大,难免不发生一些怪事情,千万莫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偏概全’的错误呵。尤其对划我右派不服,更要警惕自己带个人情绪把社会看得一团漆黑,妄下结论。这次机会难得,要多看多听,力求对全局有个正确的判断才是。

我看到的情况很糟。尤其陇西、武山、甘谷直到宝鸡的甘肃地段,站台四处成群结队的饥民,伸着脏黑的手向车上旅客乞食,哀声凄楚。车上也有乞讨者,在甘谷站附近有位 40左右的妇女牵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来到我的座位旁,言她母子已两天没进食。我当时正买了几个饼子放在茶几上,全给了她。她拉着儿子‘扑通’跪在我面前,声声‘救命恩人’地唤,我的心针戳一般。

我在太原下车,是假道看望我哥的,我们有整5年没见面。其时我哥由北京化工部调山西化工设计院,临时又在南堰省化工学校兼教制图课。手足情深,相见时的亲热激动自不必叙。哥哥邀我听他的课。课讲得一般,主要是语言不太生动,重点难点强调不够,学生听他的课我担心犯困。我哥又把我介绍给设计院的总工,并邀请我去列席一个拟建的电石厂设计研讨会。总工知道我是兰大化学系的,临末要我谈点意见。我比较富联想,基础知识还算可以,正年轻气盛,乃不知天高地厚说了一通,竟受到总工和与会者的谬赞。

哥哥比我长得高大白净,相貌堂堂,此时二十九岁,已有女友,叫张××,山西师大物理系本科毕业,也是该校老师。我又应邀听了她的课。她的课讲得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事后才知她是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张长得不算太漂亮,却善良热情能干,对我如亲弟。

在太原呆了四天,正值国庆放假期间,住在哥哥女友张家,是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张的爷爷、父亲和几个叔叔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京、天津工作,有的在大学任教。她现今与母亲和弟妹一起生活,弟妹都念高中。这个家平时少有声音,即使说话也都轻言细语文质彬彬,叫人感到满院书香之气。说来奇怪,张母与我极投缘,特喜欢我。她亲手给我缝了件‘青滚身’,非常合身贴体,一穿上身便再舍不得脱。(这件衣服是我最爱。直到62年春节在武山看守所我送给好友冯淑筠御寒)我陪伴老人看了场晋剧〈下边亭〉,在来去的路上搀扶着她,看戏时依偎在老人怀里,母爱又回到我身上。

只发生一次不太愉快的事。当我把农村见闻向哥哥讲述后,他深感不安。哥哥知我自幼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担心我走极端会出事。他要千方百计说服我,纠正我的看法。

我哥指着太原新盖的一排排高楼大厦质问我:“难道这些不是伟大成就,你为何视而不见?”

我平静地回答:“我眼不瞎耳不聋,自然不会否定这些成就。但是,我相信我见到的比您更全面、更真实、更深刻,我只是没叫成绩蒙住双眼、遮没我的良心。”

哥哥很生气:“这些事你管得了吗,你不去想它不行吗?”

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哥哥这样要求我未免太自私、不公平。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问题,是应该管不应该管的问题,是该不该想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采取回避态度,‘匹夫有责’就成空话,这正是当前局面得以发生的原因。……不过,请哥放心,我已不是小孩子,能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不会因为个人的委屈而产生偏见,去干非理性的蠢事。”

我们的辩论只能不了了之,再进行下去,我会拔腿而去。我的倔强脾性他是熟知的。哥哥转环道:“我们兄弟相见太难得,好了,不谈这些令人烦恼的事了。我的任务是叫你吃好、玩好、休息好。”

他哪里知道我此时的心情:我脑中常幻出‘鬼门关’前排队的人群,怎能‘玩好、休息好’呢。

到北京后,吸取与胞兄发生龃龉不快的教训,只字不提下面情况。我与胞姐分别在53年,那时我还是孩提,如今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了。彼此相见欣喜若狂,姐姐搂着我亲了又亲。

这是我首次来京。姐姐带我四处游览一番。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目不暇接。此时的北京刚庆祝罢十年大庆,尚沉浸在浓浓的余庆之中。果然,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座座气势恢宏,堂皇富丽,巍峨壮观。只是,人的心境不同,观感也就迥异。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些建筑的豪华气派与农民啼饥号寒的景象该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些建筑是供人观瞻、供人享用的,理应人先物后,物为人用。为何不先解决人的温饱生存而后再盖它们呢?难道脸面比起农民的死活更重要、更值得优先吗?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在刻意镂雕的繁荣背后,虽是不断收容、遣送与驱赶,还是能发见饥寒交迫的身影。

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北京的公安保卫确实搞得结实如磐。我刚从中科院红旗菌种厂买到菌种回姐姐家,派出所的人随脚跟来‘拜访’,仔细到把小木盒里的菌种也探查一番。

归程中,我在天津、正定、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都有意稍事停留。车站是观察认识社会的窗口,虽是走马观花,却无罔无欺:到处是逃荒的饥民,到处是投亲靠友的落难亡命人。总的印象是,以甘肃、河南的情况最严重,河北、陕西次之,似乎山西问题不很大。原猜测瞎胡闹的仅甘肃一家,张仲良弄了个‘黄袍加身’(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晋升为末位中央候补委员),谁知全国皆然。

但凡哪个省牛皮吹得越大、声音越响,官们的顶儿便越红;老百姓的日子也越难熬。

回到厂里将所见所闻对老苗细叙,彼此感叹唏嘘。

老苗告诉我,魏又有新任务下达:从漳县城到三岔镇要搞无轨电车。我听了几乎惊骇得闭了气。

苗以前工作过,颇有社会阅历,善周旋应付,沉得住气。对我说:“你全力以赴尽快把菌肥搞出来,无轨电车的事我来想办法对付。”

有了可靠菌种,只要把牢消毒、接种这一关,菌肥生产我是成竹在胸的。只在配置菌种培养基时遇到大麻烦:此时工人的生活极恶劣,有的从生产队一月打不来粮,饿得迈不动步。培养基用土豆熬汁(还有琼脂),工人见到土豆如同见到救命的神丹,熬汁的土豆尚未入锅,在洗与切的过程中,一半以上早进了他们的口腹。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一片片、一块块生土豆丢进口中,无法指责他们,我开不了口。

菌肥是在十一月上旬生产成功的。无论菌种的扩大繁殖还是二级菌种的培养全与书本所叙形态一致。

三、万户萧疏鬼唱歌

时令进入十一月,天气冷了,此时的政治气候更冷:寒彻骨髓。

庐山会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彭老总成了罪魁祸首,一撸到底,中国进入绝对‘一言堂’时代。毛泽东就是党,党即是毛泽东;只要与毛意见相左,不管是谁,就是‘反党’。中央如此,上行下效,各级各层各单位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成‘小一言堂’。谁都看‘一把手’脸色行事,都变‘聪明’了。狠抓阶级斗争(以反右倾为形式)和‘一言堂’是双刃剑,使农民原本危艰的日子更为凶险了。

这时,盐井公社调集脱产干部开展收缴粮食的大规模行动。‘高产再高产’,可公购粮任务没能完成,农民反而大喊肚子饿,诚属咄咄怪事!粮食跑到哪里去了?社员偷了,藏了,这还了得!床上的枕头撕开;火炕刨开;堂前、屋后、鸡厩、猪圈,挖地三尺!枕头里不知何年何月、哪辈人装进的谷糠麦衣撒得满炕满屋,一片狼籍,粮食没寻到一颗。没有哭喊,没有抗争,个个木呆呆地面对。这就是盐井地区的农民啊。

其实,对农家的情况官们再清楚不过,还要煞有介事演戏,故意把农民糟践一通。

过去的强盗土匪偷偷摸摸行事,抢掠对象是社会强势群体财主;如今却是社会强势群体--执法的国家官员明伙执仗抢掠百姓,而且,而且是百姓中最无奈、最可怜、最善良、最苦最穷的农民,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濒临死亡的绝境!

正值其时,中共武山县委在新寺公社召开粮食现场会,与会的是各公社书记、主任。据说新寺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除留足社员口粮、种子、饲料外,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新寺公社的头头好不风光!事后传出真相:除表面几麻袋粮食外,如山的麻袋里全装的麦草。参加会议者个个心中亮堂,无一人敢戳西洋镜。

有个晚上县城放映露天电影,我有整两年没看电影了,心旌摇动,也去观看。放电影的地点在漳县中学(武山三中)校门对过的街口。小小银幕挂在矮屋檐下,朔风吹得幕布晃晃闪闪。天寒人饥,来看电影的人稀稀拉拉只数十个。片名:《猪,浑身是宝》,系甘肃电影厂摄制(当时每省都有个制片厂)。

在老苗和我来盐井公社前,魏宏模刚调升这儿的‘一把手’不多时,就已一鸣惊人了。他把各管理区、生产队的猪全集中一块,谎报实现‘一亩地一头猪,以地养猪,以猪养地’的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大发展。魏受到县、地、省的褒扬,红起来了。省上派来制片厂编导实地摄制这一短片。片子拍完,猪也死光,当地人知道底细。表面上这是部‘科教片’,骨子里是为魏树碑立传。令始作编者尴尬的是,片名出来刚露几个镜头,观众全走光了,放映者只好早早收场。

这时,我右脚跟长了个‘鸡眼’,隐隐作痛,越长越大,越来越严重,那还是‘一把手’催我夜行百里山路留下的后遗症。如今脚不能挨地,成了瘸子,到了非治不可时候。去公社医院求治,说要动手术,却无麻药。在我再三请求下,医师终于同意实施不麻醉手术。手术虽小,震动不小。听说不用麻药剜‘鸡眼’,住院的、门诊的病人都来围观,有些护士、医生也来看。毕竟剔骨剜肉,疼痛非常,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来,医师问:“能坚持吗?”我硬着头皮大声道:“没问题”,还故意扭头看手术操作。哪知,一见锃亮闪烁的手术刀,心里发怵起来,这才觉自己并非真猛士,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但也得了些林祥谦被军阀刀割凌迟的痛苦感受。

我必须有这种承受准备,精神准备对我是完全必要的。

手术完,见‘鸡眼’拇指大小一坨,空洞里塞满药棉纱布。待厂里派担架来接我时,我已一瘸一拐到了厂门口。

这时,厂里二十名年轻农民工已撑不下去了。回队打粮的人空手而回。公共食堂多已关门,最好的生产队也只一天供应两马勺菜糊糊,稀得照见人影。农民工饿得东倒西歪,不少人下肢浮肿。场外四周田野、公路两旁、漳河两岸,槐树、榆树、柳树乃至白杨树的树皮被剥得光怪陆离,象不穿衣服的裸体人。

到处在饿死人!1959年十一月,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无人埋,没有人挖得动墓穴、抬得动尸体,只好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死人可得四两粮(合125克)补贴(中学生人数少得可怜,多为干部子女,也饿得够呛,故而乐此不疲)。最先饿死的被认为是‘有福’之人,可埋到村外坟地,能得到薄板棺木;后死的用一床破席卷起扔到村里刨的浅坑里;再后来,无人问津,尸体停在炕上任其腐烂,屋门洞开。通渭、甘谷等地有的村子十室九空,狼群大白天在村里大摇大摆啖撕死尸和将死的人!

“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正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

面对浩劫,无依无靠的农民想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安排家庭成员谁应保谁,安排谁先死谁后死的次序,而后从容以待。为了传宗接代续‘香火’,女保男,长保幼,先死奶奶后死爷,继之死母死父,要千方百计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这些是几千年封建传统使然。

这就是中国农民。何等善良!何等理性!何等软弱、可怜与可悲!旧社会,发生于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391942年)前后河南南部的大饥荒我经历的,因记事颇早,依稀有忆。--

老天作孽,连年干旱无雨,庄稼颗粒无收,死亡笼罩着这片大地。北向店镇白天依旧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各种商品和吃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镇上有许许多多饥民、乞丐,他们用棉絮裹头,遇到手拿吃食的人,不论大人、小孩,冷不防一把夺来,边跑边回头望,迅速塞进嘴里。遇到凶汉赶来,劈头盖脸毒打一顿;心善的,自认晦气。一到夜晚,家家早早关门闭户,街上到处是哀鸣乞讨之声,求爷爷告奶奶呼爹叫娘,通夜不绝。第二天早上开得门来,街上总有一、二倒毙的饿殍。

我家不远处是家米行,从南阳不断有成群骡马贩运粮食的商人来住,遂成饥民众矢之的。这家米行颇大,铺面上的二楼住着主人和客人。后面是个大院,两边厢是马厩,院后有坚固的后门。每到夜深,镇外‘唉啊’之声由远及近,由小到大。镇两头有门楼,上置土炮及枪铳,直到能听到饥民的脚步声,土炮和枪铳齐响,至饥民远遁,了无声息。( 我想,他们并未对饥民瞄射,从未听说有射杀之人)但时过不久,‘唉啊’之声又起,每夜凡数次。终于在一个夜里,饥民不再为枪炮所惧,抬着大木头将米行后门撞开,米行被洗劫一空。

早上,小镇上的人拥到米行门口去探询,母亲抱着我也去了。只见店堂一堆稻草,草里躺着浑身是血的两个死人。

1941年左右发生河南南部是数十年不遇的天灾,天命难违;眼前是自作孽的人祸!天灾可逃可躲(我家和许多光山、罗山人逃荒江西,得以活命);面前的人祸,天下一统,无处避藏,无处讨要。那时北向店镇百货俱有,此时漳县城有钱买不到东西;那时饥民公开抢粮致死人命,官府尚知情急可恕;此时无人敢有非份之想,谁抢公粮国库必遭杀身之祸。那时,富家多少有施舍,官府多少发赈济;此时为官者个个装聋作哑,见死不救,更掘地三尺,趁火打劫、为虎作伥……。

中国历朝历代大概都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根据可查考的史料记载,规模不过几州几县,人口不过数十万、百万。时下竟遍及全国,挨饿的有数亿人口,饿殍盈野!

我是血性青年,何止‘独沧然而涕下’,而是肝肠寸断!

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偷偷写的《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连苗庆久也不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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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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