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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一、乍到联丰社

受‘保留公职、劳动考察’和‘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兰大右派师生共40人(我记的不准),在学校党政干部的‘护送’下,乘坐东去的列车。大家坐一节车厢,个个神情木呆,不说一句话。列车发出沉重而单调的轰鸣。

这群‘异类’中有唯一女性:中文系二年级的谭蝉雪。她身段面貌娇好,气质不凡。有位讲师--化学系的胡晓愚先生,似乎还有助教、教授一、二,我不认得。还有三位研究生,他们是化学系一级教授朱子清的研究生胡依理;物理系苏联专家研究生徐诚和物理系教授徐躬藕先生的研究生顾雁。这之中还有我唯一颇熟的学兄、化三胡学忠君,有我认识的断舌右派孙自筠君。

甚感意外的是,和我同届的二年级学生竟占了半数,都只不满二十或二十一、二岁的年龄。

胡先生胖墩墩的,是化学系主力讲师,一直教高年级的有机课。听说他是江西九江人,21岁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同年考上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于1955年调兰大任教,27 岁已是高教八级,在化学系受学生广泛称道,一是课讲得好,二是外语根底深。据说他看英语书的速度比中文速度还快。他和张我权先生在反右中被左派称左主任的‘哼哈’二将(数学系则有所谓‘四大太宝’),全校无人不知。

胡依理是武汉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考来兰大当研究生。徐诚和顾雁都是上海人,同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又一同考来兰大当研究生。这时的兰大,虽是五年制全国重点理科大学之一,研究生却总共没几个,这三位又是研究生中的佼佼者,偏偏都成‘右派’。

火车走了六、七个小时,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大家唇干舌燥,饥肠辘辘,直到天水北道埠才下车,已是下午三点多光景。大家都背着行李,手提装脸盆、洗漱工具的网兜,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象一群落魄的逃难者。囫囵用餐毕,忙不迭乘车到天水地委大院。有人逐一点名,将我们一分两半,一半留天水市,一半去武山县。老师、三位研究生和女生谭蝉雪以及胡学忠、孙自筠都分在天水市,我在另一半里。

又乘车向西,马不停蹄到武山县委。县委又将这一半一分为二,一半去洛门,另半留城关,我分到城关。到了城关又一分为二,我和苗庆久、张开锡、郑连生分到联丰高级社,另半有五个同学,他们是谢成、柴志德、马启凯、孙和和许金田,到贺家店高级社。

联丰社地处武山县城与贺家店镇(又名山丹镇)之间,离县城约七、八华里,距贺家店只三华里许,陇海铁路从村庄中间穿过。这个社由于工作出色,曾多次获得国务院和省上的嘉奖,社办公室挂着许多奖旗。此前,中共甘肃省委为安置我们这批右派,曾向有关地区部门下达指示:地点要选交通方便的;环境要选群众觉悟高、各方面工作都先进的,以利对我们的监督改造。联丰社完全符合这些要求。

我们四个被安排在李书记(兼社长)家里。这是个西北典型的农家院落,南边上房住李书记一家人。我们住在靠院门的耳房。这间耳房呈长方形,约莫有五米乘三米大小,靠西墙是个大炕,可并排睡四个人。炕下是条一米许的廊道,一个小门和一方小窗。院子有七、八十平米,大部分用土梗围成菜畦。菜畦里种的葱、香菜、萝卜,绿茵茵地,菜畦边还有三棵果树。从院门进来,有条窄窄的小道从我们门口经过,才到上房。上房门前有台阶,阶高半米,有三级。李书记家的上房比之我们住的耳房来,又高又大,耳房更象个厩棚。李书记家我从未去过,屋里的布置摆设,不得而知。

行李刚放到炕上,立即被人带到位于村东头的社办公室,去接受训话。李书记的话开门见山、干干脆脆:“你们是犯了错误的大学生,乍到农村来,生活肯定不习惯。你们要放下架子,不习惯会慢慢习惯起来。要听从社员的监督,要接受社队领导的安排指挥,不要说不该说的话,这样会减少你们的麻烦,也减少我们的麻烦。有事需要进城,要向我们请假。要努力劳动,舍得流汗。你们的劳动表现将决定你们的前途。你们过去干了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主要通过劳动去赎回。一句话:你们要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一段时间以来,心象幽魂般在漫无边际的苍穹漂泊,如今总算落到坚实的地上。虽然它忐忑、恍惚、惊惧、疑虑,不知后面的吉凶好坏,毕竟塌实多了。

回到住地,天已断黑,李书记的母亲送过来一盏马灯。铺好床,各人囫囵几口路过县城买的冷馍,又准备第二天劳动穿的衣袜,大家不说一句话,歇了。对我的三个新伙伴,一定是个难眠夜,我听见他们翻来覆去。我头晚上没睡,早悃得不行,很快会周公去了。

刚睡个囫囵觉,村里响起‘嘡——嘡——’的钟声,紧接着是‘上工咯’的喊声。天色尚未大亮,我们一骨碌爬起来,行动都很快。我穿劳动服,他三也都穿较旧的衣裳。只张开锡戴眼镜,没法更趋近社员打扮。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出门,在往工地的路上,学社员的样子,蹲在渠边用手兜些水,往脸上一浇,双手在脸上往下一捋,算是洗脸。每天如此,只在睡前漱一次口,入乡随俗。

我们四个分配和基干民兵连一起干活。第一天和随后几天的劳动是割大蔴和沤大蔴,每人发一把弯月形带柄的砍刀。大蔴长得一人多高,秆粗如棍。民兵连是些棒小伙,内中几个穿旧军服,估计是返乡退伍兵。他们割起大蔴来,如同切菜般容易,眨眼工夫扫倒一大片,一刀下去可撂到好几棵。我只砍几下就大汗淋漓,每棵要砍两、三下才能砍断,不知是刀不锋利还是力气相差太多。

七月下旬,太阳正以它最充沛的精力向大地散发热量,地里干活的人对它的淫威都有几分畏惧。除我们几个,其他人都戴草帽。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些人到树荫下歇凉,也有人不理会毒太阳,坐在大蔴捆上,吸着五分钱一包的‘猫牌’香烟或老旱烟,吞云吐雾,开着粗俗轻松的玩笑。话题多是大姑娘、小媳妇之类,很少离开两性这一中心,甚至脏言秽语,不堪入耳。有时玩笑开过了头,双方撕闹,摔起跤来,却没见真红脸。

天气太热,下午开工很迟,到工地已是三点半了。意外地,一位壮汉(以后才知他是民兵连的排长,我们这伙人的‘头头’)拿来四顶旧草帽,给我们每人一顶,说:“戴上,莫嫌,总能抵挡些晒。把你们的白皮细肉晒糊了,李书记跟前不好交差。”我心中油然腾起一股感激之情。

大家渐渐熟悉起来。民兵连这些青年人,知道我们是大学生,问这问那。天上为什么会出现七色彩虹,扫帚星拖个长尾巴是怎么回事?也有拿我们开玩笑说些‘不上串’的话,我们装作听不懂,不搭腔、只摇头。

过不几天才知悉,与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两个‘右派’,他们是天水步兵学校的尹茂春和王佐。尹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个头稍矮,满脸短须,脸红扑扑的,身体很结实,原为步校中尉战术教官。王是陕西人,高个,一脸书生气,年约二十六、七岁,原是步校中尉文化教员。部队也搞‘大鸣大放’?也‘划右、反右’?此前闻所未闻。如今他俩都穿旧军装,和民兵连的人在一起,真打成一片了,不开口说话,谁也分辨不出来。

收工回来,虽觉疲惫不堪,心情却不很坏,那原因多半在一顶草帽上。这天回来吃罢晚饭,大家不约而同整理自己所带书籍,学习已提到我们的生活日程。从此,除白天劳动,我们都坚持学到十二点。条件差,四人共用一盏马灯,围坐在矮矮的马扎上看书,很费劲吃力。但我们都很勤奋,注意力专注集中。我带来一本《俄华词典》,开始啃格琳卡的《普通化学》俄文原版。一切尘埃落定,神定气爽,杂念全无。我感觉学习效果不错,甚至感到几分兴奋。在校学习时不知学习机会难得;失去机会,才觉得它的珍贵,才会百倍珍惜它。

割完大蔴,接着是运和沤蔴。联丰社的北边,渭河缓缓流淌,绝大部分土地就在河边,少部分在铁道南边山上和山根处。渭河边有一块天然凹地,便是沤大蔴的‘池子’,离大蔴地三、五百米,可引来渭河水浸泡大蔴。我们把运来的大蔴一捆捆摆放齐整,然后清沟放水。在等待放满水的过程中(需个把时辰),小伙们熬不住这段悠闲时光,又斗嘴或摔起跤来。

水放满了,大蔴捆子都漂起来。民兵们都在脱衣服,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只好一样也脱得剩条短裤衩。大家朝渭河里走去,有些人‘扎猛子’,沉到河底去捞大石头,然后将石头肩扛背驮运到池边。

大伙脱得精光(这儿远离村庄,妇女、小孩不会来此),跳进池里,用身体和石头将大蔴捆压沉至池底。月余经浸泡发酵,绿叶青皮腐烂褪尽,再捞出晾晒干。冬天农闲,分到各家各户,让老人、妇女、小孩剥蔴。剥好的蔴由国家收购,少量留作蔴绳、蔴线自用。

我们四个虽然一起吃住,一块学习劳动,二十四小时生活一起,经反右洗礼,相互戒备,都有‘垫背’教训,不敢交谈。苗、郑和我都是二年级学生,张开锡是物理系四年纪学生。此前只知苗庆久的大名,惟他是调干生,身体魁梧,年龄最大(年长我六岁),阅历较丰。他是北京人,籍贯东北沈阳,出身地主家庭,以后搬住北京,他的情况与史美唐君相似。北京一解放,他便参军,在中央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工作。1955年复员。复员前是中尉参谋,在部队曾荣立两次三等功。苗为人老成稳重,曾是物理系赴京代表。张开锡是武汉人,个头与我差不多,长得干瘦,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是物理系响当当的高才生,四年功课成绩全优。他带的书最多,不少是外语精装大部头,平时沉默少话,典型的书生。郑连生不知何处人氏(我忘了),身体也单薄,面相比实际年龄显老,嘴里镶颗金牙,平时话多,常露出金牙,给人以‘龇牙咧嘴’感,我不太喜欢他。劳动时他常主动与社员唠嗑,无非笼络感情套近乎,其实适得其反。不久,社员就说他讨好卖乖,虚伪、轻薄。尽管个性不同,在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四个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大家学会了忍让与宽容。世界上人与人不能一样,谁也没法要求别人同自己一样。

也有心烦的时候。工地上偶有个别调皮社员,向我们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比如:你们放着好好的书不读,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说了些啥,能不能向我们讲讲……。这些问题令我们尴尬,只能用听不懂去搪塞。有时纠缠得过分了,他们的排长不得不过来制止。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重新分到‘穆桂英青年女子突击队’,去谷子、糜子地锄草。

二、最轻的劳动也能累断腰

谷子和糜子地在铁路南边的山坡一带。突击队长是位三十好几的半老徐娘,泼辣、热情。到工地,她先教我们如何识别糜谷与野草,教得认真细致,手把手教与我们看,然后发给每人一把长柄锄头。

所有农活中,也许锄草是最简单最少花气力的农活。然而对我却成难题。糜子、谷子在四、五公分高时,与野草几乎无异,仔细分辨才能发现一个叶片有茸毛,另种没有。我原本视力很好,双眼都是一点五,经过一年多‘反右’,‘疲劳战’的煎熬,长期严重的营养缺乏,身体一直没能恢复,两目视物常在混沌模糊中。对微细的茸毛,不俯身贴近,即使再瞪大眼睛也看不清楚。我很紧张,心里嘀咕:如果误锄了庄稼留了野草,人家扣个‘故意破坏’的罪名,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我小心翼翼,将身子折成直角,握着锄柄下方的三分之一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工兵排雷探索着往前锄。不多会儿,腰僵硬,疼痛难忍,速度慢得像蜗牛。身旁的同学,情况也不比我好多少。原先我们和其他突击队员排成一横排往前锄,只一会儿工夫,被撂下一大截。年轻妇女锄草时,手握锄柄上方,身子只略微下倾,锄头来回舞动,轻松自如,嘴上不停地说话、打诨,嘻嘻哈哈,丝毫不影响劳作。

尽管小心到了家,队长在检查质量时,仍发现我有少量误锄的情况。她看出我的紧张心态,非但没扣‘帽子’,反而说了些宽慰话。我们四个眼看落得远了,她们返回来接我们一阵。这些年轻妇女没有文化,心眼比学校里‘文化人’一个天、一个地,不能比拟。

队长发现我视力差,下午给我一把小铲,叫我蹲着用小铲锄。距离一近,自然看得真切。小铲解除了腰部的重负,我很感激队长对我的照顾。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比起基干民兵连的小伙子,年轻妇女在一起更‘疯’,无论劳动或休息,嘁嘁喳喳,嘴没闲的时候。她们说着远近发生的农家新闻:谁家的男人如何如何;媳妇如何如何;婆媳间如何如何;公公与儿媳如何如何;嫂子与小叔子又如何如何。一句话,尽是些男女秘事,说到要害处,发出毫无顾忌的浪笑。他们相互开着玩笑,追打,甚至按倒在地浑身抓痒痒。三、四十的中年妇女,解手的时候,只走到不远的地头便褪下裤子,露出大屁股来,吓得我们不敢侧目。休息时,个别大胆妇女跑到我们跟前问这问那,说些带有挑逗、刺激的话(比如有关避孕方面的问题),拿我们开心、逗笑。

她们是纯朴善意的,热情开朗的,这里没有敌视与歧视,一扫笼罩我们心头的阴霾。

基干民兵排长和妇女突击队长对我们的善意和帮助,来自这些人本质善良,事后我们知道还来自他们上司的指示。这位领导便是中共武山县委委员、山丹镇的杜镇长(很遗憾,我记不得他的名字,有人说他其时还兼任武山县副县长)。

杜镇长--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无论相貌身材都无特殊之处。据他自我介绍,只是个初中肄业生,但有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谈吐彬彬有礼。他第一次登门看望我们,是在“大蔴战役”刚结束的一天晚上。我们四个正围着小马灯静静看书,十分专注。突然门口李书记喊道(他的声音我们早熟悉):“同学们!杜镇长看望你们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望着立在门口夜色中的两个黑影,没人答腔。这场面令人难堪,并非我们不懂礼貌,都感到为难,故而发愣。小屋里一米多宽的过廊塞着四条汉子,一张小矮桌,四只小马扎,地面已是“水泄不通”。没有椅子,也容不下椅子。总不能让客人站在门外吧,可往哪里让“座”呢?还是苗庆久老练,他道:“请镇长、书记进屋上炕坐到被子上,既软和又能展开腿脚。”

似乎有什么约定,李书记过去有事只站在门外说,从不进小屋,杜镇长也一样。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一屁股坐到门槛上,李书记则坐在廊檐外石阶上。

“大家都请坐,不必客气多礼。”我们四个一字儿排开坐在炕沿上。

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我们的集体宿舍。被子折叠得还算齐整,被子与后墙间放着箱子。我们都有只小箱,张与苗是皮箱,郑是棕的,我的则是藤箱。箱上都码着几摞书。张开锡的书最多,床头放不下,不得不‘侵占’些我和苗的‘地盘’。廊道的另端是我们的‘灶房’,那儿放着一只煤油炉,一只硬纸盒上放着块小案板。‘灶房’实在太小,事实上做饭都在门口的屋檐下。四顶旧草帽挂在墙上。小屋再无杂物,它已经快撑‘破’了。

矮桌上马灯的光从低处照过来,在后墙上投下我们的巨大身影,使小屋昏暗且有点扑朔迷离的味道。

杜镇长用平和、清晰的语气说道:“我在县上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本来要早来看望大家的。农村条件差,生活比较困难。看得出,你们没被困难吓住,白天劳动,晚上坚持读书,很不容易。你们的行动证明,你们已经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社员们对你们十多天来的劳动表现也是满意的。我和李书记今天来看望大家,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大家有什么要求。”

要求?笑话!我们是戴罪来接受改造的‘右派’,自己明白斤两,还敢提什么要求。我几乎怀疑他在引诱我们第二次‘鸣放’,立刻警觉、戒备起来。大家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记不得是谁象是耳语低声道:“衣扣脱了,手磨破了,能不能到县城去买些针线、胶布之类的东西?”

杜镇长当即答复:“可以。到城里买东西,不必请假,只打声招呼就行。为方便你们的生活,今后你们也过星期天,这天你们可以集体去采购东西。”

他的允诺对我们不啻是莫大的恩赐和奖赏。我们太需要去县城了,不是要去卖针线与胶布,是要买‘进口’货。到农村后,遇到的最大难题,莫过于吃饭,喂肚子。社里配给我们一定数量的糜面、谷面,还有少许的白面、土豆、蔬菜。吃糜谷面饼,大便解不下来,肚子发胀,这还是小事。主要数量有限,劳动强度大,缺油水,肚子常向我们提抗议,半夜饿醒再难入睡。(其时,我们手头都有多少不等的粮票和现钞,多为亲人支援和好友赠的)。

杜镇长临走前向我们宣布,兰大每月给你们15元生活费(我记不太清了)每月定量28斤,钱和粮票都由县委组织部转发。第一个月的钱和粮票,他捎来了,当即发给了我们。

坐在门槛上的杜镇长,他的身躯一半在小屋灯光里,一半沐浴在月色中。我忽然感到,他是座桥梁,是位使者,把几颗破碎的心重新凝聚整合并引向信任。

他还告诉我们,以后每星期他都来看望我们一次。他确实做到了——直到我离开联丰社。

三、一喜一忧皆惊雷

武山县,这个全国闻名的先进县、红旗县,58年八月率先兴起大规模、群众性的水土保持运动。联丰社又是先进里的先进,样样走在前边。我们四个随青壮年劳力开拔到县城南面的山上安营扎寨。

南山的各个山头、山腰插满红旗。来自各个高级社的青年男女歌声飞扬,红旗招展,场面浩大,任务是10天内修好南山诸山的水平梯田。

开工典礼刚罢,我和苗庆久被召到县委宣传部。一位30来岁的干事向我俩下达任务:负责办《工地快报》。不知情的社员议论道,到底人家有文化的人,又吃上拿笔杆的轻松饭。岂不知这活比拿镢头、铁锨累多了,我俩又面临严峻考验。

每天天不亮从县委出发,爬到山上赶在社员上工时候,带着小报,爬上爬下,分送给各工地的社员,还要读给他们听。然后收集采访先进人物、好人好事,记录他们的顺口溜、打油诗。要跑遍所有的工地,少说每天要爬三、四十里山路,尽是沟沟岭岭,爬坡、登山,跳涧,跨壑,走在无路之处。中午,社员能休歇12小时,我俩只能一边啃干馍,一边走山梁,马不停蹄。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在爬山越岭时,要十分谨慎小心,既要提防上面滚落的石头砸着自己,更提心吊胆怕自己踩滚石头砸伤别人。一块小石子从山顶以重力加速度冲到山下,不论击中人的何处,后果都不堪想象,我们可不愿当‘杀人犯’。山上山腰,到处尘土飞扬,到处乱石翻滚,我俩整天就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穿梭蹦跳,直到下午五点才开始返回县委大院。

回到大院,边吃饭边写稿。组稿既要广泛性又要突出红旗社的典型性,尤其怕犯文字方面的‘政治性’错误,必须字斟句酌。约6000字的小报,稿子写好凑齐,往往到晚上9点后。送审待批又得花个把小时,然后刻蜡版、油印,每晚都忙到午夜23点才能上床。

10天的水土保持战役胜利结束。我与苗均是半人半鬼、蓬头垢面,浑身酸臭又筋疲力竭,吃的苦犹如在地狱走了一遭。我终没能抗住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超压,一回到社里发起高烧,病倒了。

八月,社里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王佐的未婚妻从西安来,是专程来与他结婚的,预先准备了各种需要的证明和手续。她约莫二十三、四岁,无论身段、面容,即使在大城市、在大学校园也堪称上乘。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清澈明亮;圆脸,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社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以及老太太都跑来看新人,赞不绝口。原先社里有几个象样些的姑娘、媳妇,人前人后颇露娇色,如今与人家一比,方显出天高地厚,只有羡慕的份儿。

王佐、尹茂春的住处就在我们旁边,隔条窄窄的巷道,直线距离不到50公尺。办喜事的时候,王佐很识时务,只请了他的同事尹茂春和我们四个同学。我们都送了喜礼。酒席上,王佐的爱人表现不俗,饭菜全是她一手张罗制作的,虽无山珍海鲜,是些家常菜,味道不错;尤其她落落大方,风度典雅,有见地,善言谈。我们不断向一对新人祝福,新人也频频向我们敬酒。席间,她说的一些话,令人刮目相看,大有语破天惊之感。

“我高中毕业。我原先的高中物理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是我最敬佩的老师,去年划成右派。我了解王佐和他的家庭,否则,我不会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嫁给他。您们在学识上都是我的老师,在年龄上有的是兄长,有的是弟弟,如今与王佐的遭遇相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大家还年轻。年轻时积累些经验教训,今后的人生道路就能少走弯路。世界上的事太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时间一长就会水落石出、泾渭分明。何况,社会上有了解您们的人,你们要振作精神,切莫自暴自弃。只要挺住,相信都有作为、有光明的未来。”

她的话含蓄婉转,没有‘出格’的地方,我们都懂她的话外之音。她是位巾帼有识之士,她的话如涓涓清泉注进我干涸的心田。王佐不知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知道他的英文根底不薄,正在阅读英文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我终于明白他的刻苦原因了。

过两天,王佐送走他的新婚妻子。她在新疆乌鲁木齐找好了工作(象是银行系统),那儿正等她上班。他俩新婚后的离情别绪,我没见着,也体会不到。不过,人走事在,在联丰社,在方圆数十里的乡间田野,产生不小的轰动效应,当成佳话流传。

第二件事。一天晚上,天刚断黑,我们正准备夜读。一位社员在门口嚷道:“李书记叫我来通知你们,带上小马扎,现在就到社办的院里开会。”社部的院子我们已不陌生,分来社里时曾到此歇脚,后来又被招来此处聆听李书记的教诲。它比普通农家院落稍强一些,堂屋的廊檐较宽深,廊檐边的石阶高些,院里有几棵果树,独无菜畦,是片空场。想来,它原是个小地主的宅邸吧。小院塞满人也只能容三、四百光景。

进到院里,一盏大汽灯悬在廊檐正中的上方,发出刺眼的白炽光,院里熙熙攘攘已坐满人。有人招呼我们坐到最前面的廊檐下,面前是张长桌,李书记和另三个社干坐在那儿。

“社员同志们,请大家安静!”李书记用略带嘶哑的语气大声喊道。待喧哗平静下来,他接着道:“现在我宣布:联丰高级农业社斗争地、富、反、坏大会正式开始!”紧接着,有人厉声喝道:“把地富反坏分子押上来!”小院立时卷起狂飚,淹没在一片口号声中--粉碎地富反坏的反攻倒算阴谋!打垮地富反坏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我们决不允许万恶的旧社会卷土重来!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我面前,突然冒出来六个人,象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他(她)们都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腰,分站在长桌的两边。李书记的声音在继续:“社员同志们,你们都听说了,自去年夏天以来,右派份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广大农村,为了配合这个进攻,地、富、反、坏分子到处造谣煽动,挑拨社员和干部关系,中伤诽谤干部,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人民的红色江山,想要旧社会复辟!社员同志们,你们答应吗?”

群众怒吼:“坚决不答应!”

李书记又问:“我们该咋办?”

“斗垮他们!打倒他们!粉碎他们的美梦!誓死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说时迟,那时快,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伙人,我认得其中多为基干民兵连的小伙。他们扑过去,给六个阶级敌人一顿拳打脚踢;其中四个东倒西歪,两个打倒在地。群众堆里,喊打的声音仍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面前,距离我不到一公尺,倒地的一个撞在我腿上,几乎把我撞倒,我看得太真切了!

我的心紧缩、紧缩,我吓懵了!太突然了,太快了--比闪电还快。五一年土改时,我幼小,哥、姐都参加了,我从他(她)俩的几十本土改工作笔记中大致知道些斗争地主的情况;以后读毛选晓得“……阶级斗争是疾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如今终于第一次亲睹这场面。我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作了严肃对比:对第一次群众运动(土改),毫无疑问我的同情心在受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一边,他们是弱者,斗争欺凌过自己的恶霸豪强是正义之举,我的父母、家族也曾遭过这种压迫。但对眼前的斗争,坦白地说,我内心很反感,很厌恶。并非我的‘阶级感情’变了;更非我被强迫来‘受教育’,充当了‘杀鸡给猴看’的猴子角色,要是这样,就太没理性了。

我对眼前的斗争存在不少疑问。‘造谣煽动’、‘诽谤中伤’、‘恶毒攻击’、‘阴谋复辟’云云,确有其事吗?谁能保证不是我在反右中的‘要把共产党杀光’的异曲同工之作呢,谁能保证不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呢。何况,根本不准人说话,不准为自己澄清、辩护,便‘风卷残云’人仰马翻。五一年土改是非常时期,新政权刚建立,法律来不及设置、实施,靠群众运动横扫恶势力、旧势力当情有可原。解放八、九年了,仍用老法子来达到震慑‘敌人’巩固政权之目的,不依法治国,行吗?不知要造成多少无头冤案!共产党如今牢牢地掌握国家政权,再用群众运动对付敌人就无必要、毫无道理了。‘阶级敌人’毕竟极少数,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犯何种罪,只要证据确凿,依法惩治即可,何以将法律武器弃之不用,非要以群众运动代之不可?

六名‘阶级敌人’中,两人尚年轻,衣着举止不象流里流气的‘坏分子’,我心里嘀咕:地主、富农成分是否衣钵相授,是世袭的?其余四个都五旬以上,内中有位女性。只这位老太婆最‘幸运’,只受几次轻微的推搡,有几次趔趄,与其他五人所受待遇大不同。事后听社员议论,这六个有‘帽’之人并未‘乱说乱动’,只因上级指示,需要‘教育’他们一下,达到‘巩固江山’威慑敌人的作用。老太婆有个孩子在县上当干部,才受到‘照顾’。对这六个‘阶级敌人’的‘教育’,谁轻谁重,谁最轻、谁最重以及把谁打翻在地,事先都有周详的研究、布置,工作做得细着呢。

这晚上我惊魂不定,一宿无眠。天快亮时,恍惚中有许多人朝我扑来,拳脚并用,棍棒交加,我来不及喊‘救命’,后脑勺一闷棍……醒来方知噩梦,浑身大汗。这是生平第一次做这种噩梦。我承认:我吓破了胆!一年的反右运动,尽管吼声如雷,尽管受到非人的‘疲劳战’摧残,并未受直接的皮肉之苦(虽说‘疲劳战’之荼毒甚于皮肉之苦),我理直气壮,脑中从未出现过‘怕’。反右后,我‘怕’了;如今,更怕!直担心树叶儿掉下来会砸烂我的狗头。确实,‘震慑敌人’的作用在我身上是充分得到体现的。

毛主席早总结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统治术,在‘弛’的时候,预示‘张’即将到来,万不可被表象所迷惑,要时时刻刻小心呵。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事后才知,以上经历的,名曰:整社大辩论运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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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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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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