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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四、世上没有救世主

寒假,最迫切的问题莫过填饱肚子。我几乎断顿,连买主食票的钱也没有,每顿只吃一个馒头。批斗已榨不出油水,幸好再无人纠缠。学校对面一只船街,是兰州三十三中所在地(又名兰大附中),我去那儿挨家挨户出售自己,终于找到两家顾主,一男一女两个初三学生,给他俩补数、理、化,每周各三个下午,条件不高,只要管饭就成。主人对我很满意,夸我细心、耐心,讲得透彻明白,我不但混饱了肚子,还得到额外金钱回报。我把其余时间用来复习功课,以补偿耽误的学业。说来奇怪,半年的批斗熬煎,并未使我思维紊乱麻木,相反,自学能力感觉大有长进,学会逆向思维,考虑问题成熟许多。在学生家中受到两家人的礼遇,由兽的世界又回到人类社会,有了人的尊严。皮包骨的身体也得到一定的康复,整个寒假我过得充实、惬意。

新学期开始,反右已是强弩之末。校园里虽时有咆哮之声,也是稀稀拉拉,不过胜利者打扫战场所逞的余威,早没有昔日壮怀激烈的情愫。大多数‘右派’的‘罪行’已尘埃落定,等候发落。反右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指向中右分子、中间分子,要他们‘向党交心’,检查检讨在‘鸣放、反右’中的态度、立场,交待与‘右派’的关系,以及批判‘白专’道路等等。如我所料,M君成‘双反’重点,受到严重冲击,尽管批判比批斗温和得多,日子也不好过。她是个纯真、坦诚人,我的心隐隐作痛,有几分歉疚。我也感到欣慰,因为采取断然决绝态度,不致使她蒙受更多屈辱。

有天下午,化二右派都在接受惩罚性劳动:给化学楼打扫厕所。小六班有个右派,生着酒糟鼻,红红的,不论春夏秋冬,鼻翼上都冒汗(注)。史美唐走近我跟前悄声说:“他是一条狗!”此前我一直迷惑,右派同学一起劳动,谁个积极、消极;谁个发牢骚抱屈,都遭批斗。这‘包打听’谁干的?

我学乖了,颇能吸取教训,恨不得象孙自筠那样,割掉舌头变哑吧,未被‘狗’咬。他虽善于伪装打扮,大家很快心知肚明,人见人躲。‘狗’没过多久也就成了狗屎。

由于取消助学金,生活陷于困境的‘右派’同学大有人在。个别人无奈之下动起歪点子,有偷别人饭票的;有偷自行车卖的,此后都相继被‘侦破’遭到严厉惩处(他们由‘右派’变成‘罪犯’,被逮捕判刑,少的两、三年刑期,长的判五年以上)。这条路我是不会走的。化三的胡学忠、冯淑筠和我不谋而合,决定星期天到建筑工地打短工,走自救之路。

与家属院隔条马路的和平饭店,正施工兴建。工地头头见我仨是年轻小伙,满口答应。

工长分配的任务是给泥瓦匠师傅挑运砂浆,每人供应两位师傅需用。三人中惟我年龄轻,体质弱,受摧残最重,虽说寒假得到喘息,犹如大病远未痊愈。和平饭店已盖到三层,挑两铁桶砂浆走到竹排搭的梯子上,颤颤悠悠,晃晃荡荡,十分吃力。甭看两小铁桶砂浆不起眼,足有六、七十公斤重。砂浆距施工楼不足百米,挑着它爬楼实非易事,我每趟都得拿出浑身力气和最大意志力。起初两趟,鼓足劲一口气挑上去,累得满身大汗,眼冒金星,腿肚子发软打颤,很担心虚脱从梯子上滚下去。我只得中途小歇一下,然后再挑上去。砂浆很快告磬,师傅叫喊要料。在这种时候,胡学忠不请自来,不要扁担,一手拎一桶急急追上来,帮我‘救火’。

我与胡学忠此前素无来往,从此对他有了认识。无论年龄、学识、做人,他都堪为我的学兄、楷模。他祖籍四川,当时偕母亲住武汉市。中等个头,肩宽体壮,圆脸、浓眉、大嘴,上唇一绺整齐短髭,隐约有络腮胡,性格豪爽,是兰大不多几个拳击运动员之一,生就一副铁骨钢筋。他豁达、乐观,几乎看不到反右运动给他精神、肉体留下任何伤痕。他挑两小桶砂浆如同游戏一般,嘴里常哼着四川小调,每隔一段时间就帮补我两桶。上午下午各有三、四次。冯君原本单薄瘦弱,‘泥菩萨过河’勉强应付任务,已是浑身解数用尽。

胡兄这样帮我,完全是主动、无私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应该’,‘右派’中不乏这种热心肠的人。冯淑筠也是这种人,他若有能力,不待我开口也会这样做。这反而增加我的愧疚,就我的本性来说,总希望能够帮助别人,不愿当弱者接受帮助。我尽力缩短中途停歇的时间,后来改为挑两个大半桶不停歇试图提高效率,效果差不多。科学证明有多少体能做多少功,增加体能需要锻炼、积累,不依主观意志决定。唯一能做到的是早上和中午提前上班,在师傅未开工前把泥斗挑满,尽量减少给胡兄太多的负担。后来体力有所提高,但楼层也在加高,劳动强度越来越大,在长达一月多的星期天打工中,我始终没能做到‘自食其力’,直到最后还需要胡兄帮我一、两趟。

和平饭店主体工程竣工后,我们仨又承包整幢楼清垃圾的任务。各楼层、房间的垃圾并不多,无非断砖、木屑、砂浆渣之类。这活计比预期的要困难,主要是水泥砂浆渣粘连在墙上、水泥地板上难剥离。胡兄建议分工,由冯兄先将易清除之物用铁锨从窗户扔出去;那些粘连的砂浆块由他来对付;我负责最后清扫,既可避免相互影响少吸灰尘,又可提高功效。胡兄不知从何处借来一把钢钎,一头尖一头弯曲扁平,既当钢钎用又当撬杠用。粘连甚牢的水泥块,无论大小,一碰即脱,事半功倍,极大地提高了工效。这一天,我们仨都只穿条裤衩,戴个大口罩,从早干到天摸黑,中午啃几个冷馍,足足干了十三小时,把整幢楼闹了个天翻地覆,到处尘土飞扬,到处‘劈哩啪嚓’,汗水干了再湿,湿了再干,都成了非洲黑人。当我们请来工长检查验收时,他大吃一惊:“想不到你们动作这么快!这样的工作量,通常三个工人干三天才能完成。”

洗了澡,我们直奔悦宾楼(当时兰州最好的餐馆),要了好几道菜,美餐一顿,解了一年的老馋。天道酬勤,我们终有所获。

在这段相处的时光里,我们不曾说过一句与政治相关的话,不曾提一字鸣放与划右的事,各人铭记教训,心中有数。回校路上,胡兄突然说:“我大约在校时间不长了。对我们的处理,依我估计很快会下达。但愿你们能留校继续完成学业,我祝你俩好运。”

表面看来胡兄无忧无虑,谁知他内心的凄苦呢。

我能遇到胡学忠君,幸甚,对‘患难之中见真情’有了更深体味。

(注)20127月该同学给我电话,内称:那时节 与一党员来往多,因帮他学习,并没有伤害过其他同学。为对同学的历史负责,20132月,我向王晾电话询问,王说:确有其事,且我就是他的受害当事人。

五、万壑千山有穷时

张我权先生原为化学系秘书,是系主任左宗杞先生在教学和科研上的得力助手。他划右后,19583月(时间记不准了)以‘现行反革命’罪遭逮捕,是兰大第一个被抓法办的右派。

抓捕他的时候,我正在化学楼边门侧旁的实验室作化学实验。忽然门外开来一辆中型军用吉普,车上跳下四、五个军人,急匆匆朝楼上奔去。只过一会儿,这几个人夹着一个用白布单蒙住全身的人,将他塞进车里,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心里嘀咕:不知抓的何人,因何事?直到作完实验出来,发现满校园张贴着标语:

“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

“拥护人民政府逮捕现行反革命张我权!”

“提高警惕,严厉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的红色江山万岁!”

校园里充满肃杀气氛,似乎刚沉寂没几天的日子又要翻江倒海。根据自己的经历,人说鸡蛋里挑骨头,现在何须‘挑’,可以明白无误地指斥鸡蛋原本是骨头,我也得有精神准备,横祸随时可以从天而降。不过,类似的抓捕并没连续发生。直到四、五月份逮捕中文系学生肖藩,才揭开大规模处理右派的序幕。

肖藩自57年秋始,因无钱买书,成了新华书店的无钱买主。与他有类似行为的还有中文系的李××,肖与李先后遭公安局逮捕。此时我与肖藩颇熟,他在捕前已得知情况,写了家书托我寄给他的亲人,我照办了。他抓走后,学校在饭厅二楼举办‘肖藩罪行展览’。他从新华书店拿的书果然不少,有好几十本,多是中外文学名著。虽然我羞于此举,但毕竟情有可原,何况是书,古有‘偷书不算偷’之说,如今不敢有此奢望,惟愿政府手下留情,对他从轻发落。(友人指出:肖藩与李××逮捕于195712月。笔者记错了。)

没过几天,李××也抓了,同样办了个‘展览’。偷饭票的、偷自行车的‘右派’也都逮捕了。

但凡‘右派’,只要牵扯一点儿‘刑事’,通通逮捕法办。听说肖藩判了10年有期徒刑,政府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新帐、老账一起算。

五月间,终于把右派处理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党的政策是: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凡事走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一贯宗旨,据说,这样可以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意愿,保持政策的正确性。

对我的处理在班上首先讨论。除了本班同学外,小六班的沈凤嘉(注)应邀出席。沈是调干生,中共党员、党支部成员,是代表党的一级组织与会的。

反右委员路宝田首先宣读关于我的右派问题最后结论,然后征询我的意见,要我在结论上签字。

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允许我开口说话的这一天!多么不容易啊。不管如何处理,必须澄清事实,对自己负责,这是早盘算好了的。我感到好奇怪,结论中只字未提泉水沟三次反党会的事,没提反党小集团的事;只字未提‘要杀共产党、把共产党杀光’的事;更没‘法西斯匪徒、希特勒走卒’和那封信的内容。因为这些,我身心俱废,到头来全属虚妄!因为这些,我受到‘法西斯匪徒、希特勒走卒’的折磨,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如今不了了之,天下有这道理!

“我不能签字!”我回答。

“为什么?这些结论都是你以前交待、承认了的,为何不签字?”

“这很简单。是你们逼的,不是我思想原有的东西。你们中任何人,在相同的高压下会和我一样,叫你交代、承认什么,都会乖乖地交代、承认的。”

“教授治校难道不是你同意的观点?”

“教授治校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没这水平。我同意教授治校并没有反对或不要党的领导这一前提。鸣放中,请问你们哪一个站出来表示过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观点?没有,一个没有。我何错之有?”

我的话很不策略,打击面太广。我顾不得这些,不得不吐,这使所有左派都有了右派之嫌。反右委员面面相觑,一些人忙不迭洗刷自己,痛斥我‘顽固不化’,‘戴花岗岩脑袋’。会场一下炸了锅。

“你把班上同学分成小组拟制访问计划,你是鸣委,写了篇访问录,是不是事实?”

“当鸣委是你们选的,为什么要选我?问你们自己。党委再三再四号召鸣放,向党提意见,提意见的人何错之有?意见不正确,你不接受拉倒,谁也无权强迫党非接受不可。搜集、整理意见没加油添醋,错在何处?”

“你赞尝大右派流沙河的《草木篇》,在同学中大肆宣扬、兜售,该当何罪?”

“这更不是政治问题,是我个人文学欣尝能力、水平问题。我看不出、嗅不到那里面的白杨--长剑是指向党的。只怪我嗅觉不灵、文学修养差。难道这是错误、罪行?如果有错、有罪,罪在《诗刊》主编、审稿者身上,你们先去追究他们才合理。待到把审稿的、出版发行的全抓判了,再来追究我不迟。”

一句话:不是我的问题,一概抵回去!

路宝田对我虎视眈眈,从眼镜片后露出狰狞的凶光,咄咄逼人道:“这么说来,在整个鸣放中,你的全部言行都是正确的,你洁白无瑕,完美无缺!反右运动把你冤枉了,我们全搞错了?”他嘲讽地质问我。

没想到他还有脸说话!

“是的,大体说来如此。我不敢说自己洁白无瑕,更不敢承受完美无缺。我是个浑身瑕疵,毛病多多的人,却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没有丝毫这种意念。”

会已经无法继续下去。路宝田宣布:

“现在请同学们发表处理意见。”

发言者有的说我继续‘放毒’,攻击‘反右’运动,全盘否定党的‘反右’政策;有的说我是‘毒蛇’,是‘十恶不赦’的、穷凶极恶的、最顽固、最猖狂的‘阶级敌人’……总之,仅我的冥顽态度,足够处我‘极刑’--极右份子,开除学籍、劳动教养。

沈凤嘉此前一言不发,只默默地审视着我。直到大家要求给我最重一级处分后,才代表党支部作了总结性表态。如其说是表态,不如说是对我最为严厉的警告和威胁,在事过近半个世纪的今天,犹萦绕耳旁。他说:

“你是个死硬份子。我们知道此时你在想什么,你抵触、不满、怨恨,对每个批斗过你的人,对党、对政府,你怀恨在心。有什么法子呢?这是人民的江山,是铁浇铜铸的,如果你胆敢碰它,将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他的话象针扎在我心上。当他要我在处理意见一栏签字时,我毫不理睬,昂首挺胸跨出了教室。

当“开除学籍”的群众意见通过的时候,虽有思想准备,仍叫我痛彻心扉,心有不甘。听说最后处理决定由学校裁定,思谋再三,第二天一早我跑到校长办公室,请求见林迪生校长。

校长办公室一位女干部接待我,询问我的一些情况后,有意劝阻我。在我的执意坚持下,她还是去请示了林校长,并得到允许。

林校长坐在沙发上,手支着头,似乎正沉思于某个问题。见我进来,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我坐那儿。我有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气色很差,面容憔悴。耳闻比他级别低得多的刘海声正纠集一伙人向他发难,批判他思想右倾、反右不力。在这种时候我来找他,会授人以柄,确乎使他为难的。没办法,逼到悬崖上,我不得不求助我信得过的老校长。林校长问了我的姓名、系、级,作了记录后,便不再吭声,一直默默地倾听我的陈诉。我诉说了我的身世、家史;坦陈了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行表现以及右派的由来,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这中间因为情绪激动难免有过激之辞和‘放肆’的时候,林校长一直微闭双眼认真的听着,不曾插话打断我,没有推脱、敷衍我的意思。直到我一古脑儿把我要说的话和盘托出,林校长才说:“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任何时候要始终如一地相信党。”回到宿舍,心里嘀咕:“这是句冠冕堂皇的话,这种样子,叫我如何正确对待、又如何相信?”(直到20年后的1978年,林校长还与吕绥生谈到这件事,一直没忘。只是他把吕当成我了。)

不几日,对右派份子的群众处理意见在文科楼阶梯教室的外边公布了,化学系二年级只我和史美唐是‘极右’,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最酷处分。受这一处分还有肖藩(此前已逮捕),屈健英等人。对右派的处分分四个等级,除‘开除学籍、劳动教养’(教工则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外,次一等为‘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以观后效’;再其次是‘留校察看’;最轻一级只戴帽子,免予处分。受最重和最轻处分的右派人数都少,中间两级处分的占多数。

走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宗旨,‘群众意见’开除,更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和史美唐不再去上课。史是上海人,在小六班。

注:沈凤嘉 ,此后我的右派朋友告诉我,他并不太“左”,对与他同小班的右派同学多有同情。沈和路现在都在兰大,同为化学系教授。

兰大右派教师受处理情况:

第一等共七人,其中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者三人:陈时伟、刘文兴、段重希;只劳动教养者四人:徐长昆、田春如、曹文正、周志中。

第二等撤销原职监督劳动者九人:管照微、胡晓愚、任国钧、黄培柱、黄尧荪、邓志民、李思联、詹宗杰、徐修梅。

第三等撤销原职留用察看者八人:左宗杞、段子美、李剑夫、曹觉民、吴文翰、王景尊、周慕溪、陈佩芳。

第四等撤销原职降级使用者十八人:李学禧、匡扶、谷扬、张照珂、李延涛、李珍熙、王培桐、王德基、周瑛、吴南儒、杨素空、王廷湘、刘昶丁、陈湘凌、刘阿丽、王戢武、吴宗汾、李民忠。

第五等撤销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者三人:丛林玉、陈耀祖(讲师降助教)、方孝博(副教授降讲师)。

第六等免于处分者三人:张孟伦、孙艺秋、张忡。

六、离校前的日子

我已坚持到最后一刻,再去上课,给人‘死乞白赖’感觉,非我所愿。冯淑筠、吕绥生、邓德银、翟所迪等受‘留校察看’或‘免予处分’处理,前来安慰我。我对他们坦言,今后将谢绝看望,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愿他们努力功课,学有所成,在今后做人中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惟美唐君与我同受最重一级处分‘同病相怜’,待同学们都去上课了,他就到我宿舍来。说实话,开初我对上海籍同学颇怀偏见,认为他(她)们身上多少有‘骄娇’二气,史大约也不例外。经过两次交谈,才知史君底细。

美唐君出身于上海一家纺织资本家家庭。上海解放前夕,父母动员他和妹妹一道移居香港,许诺他读英、美任何一所他想上的名牌大学。他不稀罕世界一流大学,心怀祖国和民族,执意献身革命,为新政权效力。最后闹翻,与父母亲决裂,上海一解放就参军了。在解放军这所大熔炉中,他经受了考验,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有一次在河南某地抗洪抢险中,奋不顾身跳进滔滔洪水中,以身躯堵堤决口,荣立三等功。他是个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实不在我之下,而在我之上,令我十分感动。将心比,与父母亲决裂,我不一定能做到(从他身上,我开始对唯成分论进行深刻反思)。

1955年美唐君复员转业,经过一年补习,与我同时考入兰大化学系,足见其功底甚好。

史君的事震撼了我,他比我更不容易、更冤枉也更不幸。为了献身革命,他主动放弃优裕生活条件和灿烂的前程,不惜割断与父母的亲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是‘自来红’,饥寒交迫的家庭困境使我理所当然成为‘革命人’;他出生入死、立过战功,我只是第一任少先队长,无功可表;他获罪‘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不可能去香港或国外,以后根落何处?他是真正众叛亲离、孤苦伶仃了。我劳教后至少可以回家与老父亲团聚,并能得到父亲的理解,而且,在遥远的南国一位可心的姑娘正翘首以待我的归来,……而且,我坚信我的哥姐在骨子里是理解他们的弟弟的。

听了史君的经历,竟然忘了自己的痛苦和悲哀,比之于美唐兄,我是个很‘幸福’的人,我拥有的这一切他都没有,我应当‘满足’。

我为美唐君的处境忧心忡忡,为他感到真正的悲哀。

史君,圆脸,肤色极佳,白里透红,人长得俊秀,一表人才。表面看,他的年龄并不比我大。他在系鸣放会上的发言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当之处,谁料竟划他‘极右’,受到最高级别的处罚。

我告诉史君,群众讨论后,第二天我找林校长了,并把谈话内容大致向他做了介绍。他说:“你做的对,也找准了人。”史对林校长的评价与我不谋而合,认为林是位正派的共产党人,一位有良心、说话算数的人,只是能力有限,缺乏魄力。他深信我的这次谈话会起作用。

“那么,你不认为也该找林校长谈谈吗?”我试探地向他提出建议。

史君对我苦涩地一笑:“我比你大三、四岁,甭看这三、四岁,有时很重要,我经历的、体会的,你没经历过,体会不到。我和你不一样,你出身好、根子正,这一点非常关键。我出身不好,再申述也无人相信,即使林校长相信,也不敢在桌面上替我公开辩护。我的出身犹如胎记,不可能洗刷掉,将终生陪伴我。尽管与父母登报声明脱离关系,仍然脱不了‘阶级仇恨’,即使把心剜出来也无济于事。”

呜呼,原来如此!我无话可说。

1958年六月下旬,中共兰大党委公布了对右派的最后处分决定,果如史君所料,在200余教师和学生右派中,几乎都按群众讨论意见处理而未作改动,惟我有‘罪降一等’的‘宽大’。

教师、学生总数两千的兰州大学划右200余,超过中央下达5%的指标百分之一百多,胜利完成反右任务,刘海声功莫大焉。区区如我之学生辈,政治需要用作‘牺牲’并不足惜,只可惜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教授。一级教授、副校长陈时伟被开除公职,遣送夹边沟‘劳教’去了。

六月的某天,受‘劳教’处分的右派走了。走得悄无声息,不知是捆绑的还是押走的,戴手铐刑具没有。直到一年后我才获悉,美唐君的劳教地点就在兰州市内,四面高墙,墙上有电网,大门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把守。这分明是监狱!‘劳教’并未量刑、判罪,也没剥夺公民权,何以竟此对待?

我保住了学籍,不幸中之幸。毕竟‘以观后效’留有重返学校完成学业的希望。好友四、五都为我高兴,谈话中,大家帮我总结‘教训’,批评我秉性太刚直、太爱憎分明、太嫉恶如仇、太不‘灵活’等等,叮嘱我今后不管遇到何事、何种情况,都要控制感情,管住自己的嘴巴。

冯淑筠君要我在离校前务必处理好一件往事的善后--

57年暑假在火车上邂逅的兰州卫校三位女生,没想到对我‘念念不忘’。暑假返校后不久,跑来兰大看望我,并捎来几大包东北的土特产(毛栗等)。我其时正受着酷斗,她们一定见到我的特大‘漫画像’,看到我宿舍门上的对联和床帷四周的白纸幡,却没被我这‘匪徒’吓退而是知难而进,执意要见我。被左派坚决拒绝后,她们才不得不把东西寄存校传达室,直到半年后才转到我手里。冯君告诉我,食品吃了,包食品的大手帕是万万留不得的,姑娘往往把手帕当成定情的信物,会给人产生误会,造成伤害。

星期六晚上,冯君陪我去卫校。三位女同学象接待亲人一样热情招待我俩。我借口宿舍说话不方便,邀她仨一道出去吃便饭。交谈中,我自报‘家门’,意外的是,她们都不惊愕。原来,她们有位老师平时深受学生爱戴,只因说了‘外行不要领导内行’的话也划为‘右派’。我直到这时才知中学、中专也划右、反右。她们中的一个说:“本来嘛,外行不懂业务怎么领导,不是瞎指挥吗?我认为这话没错。”我怕扯远了,赶忙拉回来,说:“三思而后言,或者干脆不表态、不说话,最好。你们千万要记住我这兄长的话。”

不知何时,那位曾趴在我腿上睡觉的女生偷偷去买了单,我发现后硬是把钱还了她。为谁该付钱的事,双方争执了老大一阵。我若依了她,大有‘一家人’不必计较的意味。这是冯君早与我商量好的,断乎不能让步,以便她心里有底。我感到很内疚,不能接受她的‘好意’。她确实是个善良多情的好姑娘。

由几个好友凑钱,冯淑筠君出面张罗,为我缝制了两套‘蚂蚁布’劳动服,还为我准备了一个缝补的针线包。翟所迪君又塞给我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把我自己不曾想到的都替我想到、准备了。

离校前的晚上,冯淑筠、吕绥生、翟所迪前来与我相伴,买了两只烧鸡,每人半只。我们在一只船、铁路新村的小巷里,边吃边聊,直到深夜才返校。他们异口同声道,人多眼杂,明天不便前往车站送行,这算提前为我饯行。

躺到床上,翻来复去,前思后想,一夜无眠。大学勉强读了两年,一年在血雨腥风中熬过。从鸣放到反右,由翻手为云到覆手为雨,不谙世事的我由人变成非人。大学生咋看起来个个天真纯洁,到关键时刻,各种点子都有,千脸百面显出。有嫉妒别人女友漂亮能干的,为‘挖墙脚’使绊将人推下陷井。中文系某班有七个女生,她们的男友全成‘右派’,反右后都跑到反右英雄怀里。有的为达到入党目的,需要‘垫背’的;有为毕业后能留校或分配到好的单位,不惜将竞争对手打翻在地……。反右是天赐良机,有些人自然不会放过。

同学间友爱、和谐的氛围没有了,代之以冷漠、猜疑和互相戒备;坦诚活泼的交流和辩论没有了,代之以沉默寡言和见风使舵、模棱两可;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学风没有了,代之以政治红是唯一香饽饽。右派学生政治课规定一律不及格,其它功课即使学得再好也只能及格。教师若评‘良’等级,就有‘同情、偏袒’右派之嫌,要承担政治风险。有的人学得再差,教师也得送其过关;不敢给他‘不及格’。学生明分三派,壁垒森严:左、中、右(或红、白、黑)。在红类中又有大红(党员)、红(团干和入党积极分子)和淡红(一般团员);在白类中有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反右消极和右派有牵连的;在‘右’中,处分分四个等级即是四个级差。三等十级,大班小班同学俨如梁山好汉在《忠义堂》排座次,每人心里都明白自己的‘斤两’,焉敢‘僭越’,惟看人脸色行事而已。校园人际关系已达空前虚伪程度。

人类史之前,曾有过‘冰河时期’,由于地壳和气候巨变,造成大量物种消失,恐龙的绝迹仅是其中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经历过巨变时刻,它使许多人消失,使这个民族的许多精神荡然无存。

这是1958年七月中旬我离校前的校园情景。我即使已变麻木,还是切身感觉到的。你为兰大的未来、祖国的命运、党的事业而忧心吗?确实。可是,你已经是兰大、是党的弃子了哇!不错。可我还是炎黄子孙,无人能开除我中华民族的族籍。你这人终不改赤子之心、傻子之愚,真的不可救药了!可是……可是,谁又怜悯你的生死未卜的命运,谁为你喋血的青春而哭呢?你连自己都顾不了,还操这些闲心作什么?……。

反右终于偃旗息鼓告一段落。它令左派、右派和所有运动中的人心力交瘁(此后才知,我离校后兰大又补划了一批右派,他们被遣送到武威黄羊镇去了)。反右把知识分子尤其大学生过了一遍筛子,只是,不知筛出来的我等,是真正的渣滓呢,还是别的什么。

无论如何,鸣放、反右完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转变。我的感情变得深沉一些,不再口无遮拦、‘言论自由’;我的思想深沉一些,不再迷迷糊糊、睡眼惺松,看人看事看社会看人生,似乎明晰许多。

1957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57年发生的事是民主与封建的大碰撞、大搏斗(无论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还是从政治形态层面分析,都是如此),是建国八年来各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是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争取基本人权、要求参政议政权利的民主运动。

这次民主运动遭到有甚于数十年前五四运动残酷万倍的镇压,也就必然导致此后二十多年封建主义毒瘤在中华大地的恶生疯长、空前泛滥,导致社会大倒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无与伦比。没有反右,不会有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不会有三年大饥馑饿死几千万人;不会有十年‘文革’浩劫。这一切,是反右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它的必然结果。终极的原因在制度、体制上。这次运动唯一获利的只一个人:毛泽东。他乘机而为,将一切权力操于己手,从此建立有甚于皇权的个人专制独裁。它证明:任何人和任何政党不管它的初衷如何,如果以封建主义进行反封建革命,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更深重的封建主义,给人民带来更深的愚昧、更大的灾难。

我是运动的受害者,当时并没有争民主的意识,年龄太小,什么都不懂,没这水平。‘东邻失火,殃及池鱼’,我不过是鱼池里一条最小的鱼。反右过后,才意识到这场运动的严重性,它的反封建实质和意义。

友人看了以上文字,认为我把兰大鸣放、反右写得太简略,远未反映兰大情况的全貌。确实如此。鸣放之初迷于功课,对运动漠不关心,直到大字报铺天盖地才偶有一瞥。大字报看的少,内容知道的不多。反右过程又因态度‘顽固’表现‘极坏’,受左派打击尤重,完全失去自由空间,对其它班级反右情况无法闻问,几乎一无所知。我没有能力了解兰大鸣放、反右的更多情况,只能由别人去补详了。

建国以来,有过众多的政治运动。所有运动,因年龄关系,我只知其名,不知其实,未曾介入分毫。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是我卷入的第一个运动,谁能想到,竟使我受尽磨难,九死一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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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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