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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凡人七十年的真實歷史記憶

作者:許進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四)
 
1948年9月24日,濟南解放了。次日“真理社”即發佈《濟南失陷,王耀武下落不明》的新聞稿,引起極大震動。這一戰實為淮海大會戰的序幕,濟南此一軍事重鎮失守,使國民黨軍心更渙散,悲觀失望情緒彌漫。這條新聞稿見報,引發了當局的震怒,據說是蔣介石發火了,親自下令,立刻以“造謠惑眾,為匪張目”罪名查封“真理社”。當天,內政部,首都衛戍司令部和警察局就派人到我家宣讀查封令,抄走了已印和未印的新聞稿,但未抓人,也沒有亂翻搜查和拿走其他東西。其實,除一架油印機外再無新聞社物品,都是家用生活器具,當然也無理由拿走。連續幾天,我家門外均有人監管把守,一些便衣特務進進出出,其中一個戴墨鏡又高又胖的傢夥,幾乎整天坐在我家客廳,他也有“記者”身份(那時特務組織也辦了幾個“通訊社”,讓特務們以“記者”面目四出活動,但那些“通訊社”卻很少或從不發稿),很生硬地找我們“攀談”,我們都只淡淡應付幾句,不願理他。父親根本不見他們,只忙於跑內政部,侍從室等單位解釋疏通。母親出面應付特務,告訴他們:我們新聞社沒有外人,只有兩個兒子當記者又當編輯,家裏沒有“共匪”。特務們都知道母親是党國元老女兒的身份,不敢造次,更瞭解父親的地位,見面仍很恭敬,這樣的緊張空氣幾天後就消除了。此前不久,“新民報”剛被查封,“真理社”又繼之,各報都刊登了消息,不用言詞地表露了對新聞自由被踐踏的抗議。
 
“真理社”被封,我家內部也出現緊張,父親已經察知我思想受“赤化”影響,但無證據,我也沒說過。因此,他只能訓誡要注意“不要誤入歧途”,他認為那是“幼稚”,但並未更深責怪我。母親更是無一句批評之言,哥哥也沒有怨我,那時我們倆還都同時兼任其他一些新聞機構的工作,仍然每天外出採訪,避開了一些矛盾。
 
而對我來說,“真理社”被查封正是實現了我的計畫。因為,地下黨通過“火苗社”早早就向我警示:“‘真理社’屬反動新聞機構,不要為之服務。”我表示,不可能退出,只能利用這機構反過來為解放鬥爭服務。“真理社”被查封是利用反動勢力自動將這反動新聞機構關閉,是最理想的處理結果,我將這一見解向“火苗社”的同志們講了。
 
解放全國決定性的三大戰役已經開始,東北即將全境解放。“火苗社”的同志們非常興奮,為迎接黎明的曙光總想幹點什麼。這時,我們這些熱血青年就籌畫出版一期地下刊物,在南京秘密散發。由我負責編印,高文宗、柏胤順、張達明、孔繁榮等積極支持配合。張達明說可在他家一小密室幹。高文宗提供材料,我就帶鋼板、蠟紙去張家刻寫。這是一間半地下室的小房,原先可能是做儲藏室用的,從地面入室要下三級臺階,桌凳全有,窗簾拉得嚴嚴的,我就在這裏幹。張達明把守門外,不許任何人入室。這裏也是路翎的家。張與路是同母異父兄弟,路翎生父姓趙,但他隨母姓徐,名徐嗣興。其母后改嫁張家,但路翎只用現名,沒人知道他徐嗣興原名了。《財主的兒女們》第一卷已出版,路翎已是有名的青年作家了,這時他也正在家中,但我沒有見過他。除了這間小小密室外,張家的其他房間我都未進去過。
 
這個秘密的地下刊物,我們取名叫《前哨》,高文宗說:“讓蔣介石知道,共產黨的前哨已經進入南京了。”我先刻畫封面,“前哨”兩個空心的美術字挺大,背景配以烽煙和圖案。第一頁,我刻了一張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形勢圖,沒有任何參考資料,我居然能相當完整地畫出一張全國地圖,用斜紋、橫紋、反斜紋等幾種線條和空白標出老解放區,新解放區,正在戰鬥即將解放的地區和國統區。沒有詳盡的參考資料,圖形也不可能準確,總之是儘量誇大解放戰爭的勝利。畫這張圖耗費了我很大的心力。接下來的是高文宗等送來的材料,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的八條,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入城守則》,中國共產黨對工商業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還有解放區簡介,名詞解釋等,全部由我一個人刻寫。孔繁榮、柏胤順等找來一架油印機,張達明弄來紙張,高文宗和大家一起忙著油印、裝釘,這些年輕人幹著沒幹過的事,極為興奮而緊張,說話都悄聲細語。忙了幾天,一本本油印的刊物裝訂完成了,共印了大約三四十冊,決定分別從郵局寄給國民黨各個機關和頭目個人。大家分頭去打聽要寄物件的位址,然後卷成通常郵寄的印刷品,一卷卷,大家書寫完畢後,在同一天同一時刻,全體出動在全市各個郵筒分別投入。除各人自存一份外,其餘的連同印廢的和蠟紙全部一把火燒乾淨。

那天一清早大家將一卷卷的《前哨》裹在衣裳裏出發去分頭郵寄,真是很莊嚴的一幕,很像“青年近衛軍”。如果被國民黨軍警發現必然被捕,也許就要付出青春的鮮血甚至生命。這事沒有對宋德裕等說過,高文宗說:“不要對任何人講,要是說了,恐怕就做不成了。這就我們‘火苗社’自己幹的,一切後果我們自己承擔。”大家都說對,因而所有稿件都沒有送請地下黨組織審查,行動也就特別迅速。投郵那天,大家都懷著一種神聖的心情,互相對視,默默無語地去執行使命,似乎此去就一去不復返、可能不再回來了,敢於犧牲、義無反顧那般。現在回想那段年輕的幼稚仍覺甜蜜。
 
完成了秘密投寄地下刊物的任務後,“火苗社”同志再聚,無一發生意外,大家高興極了,就期待看下一步:反動機關和頭目們看到《前哨》後如何反應,那可能是爆炸性的,那才大快人心呢!可是,並沒有盼到這個反應,幾乎一點反應也沒有。是可能郵局檢查發現全部扣發了?還是各機關傳達室發現銷毀根本沒讓人看到?或者……,但這時的南京已風聲鶴唳,十分緊張,街上憲兵、員警都比平日增多,似乎預示著將有大的白色恐怖降臨。
 
我將最後留存的一份《前哨》郵寄給了長沙熊秉勳,他在六隊。亞妹去上海戲劇學校讀完也回了六隊。
 
一天,我正打算去宋德裕處,突遇李永鐸,他問:“你還沒走?”我很奇怪:“走那去?”李說:“你有沒有聽說黑名單的事?”我說:“沒有。”李說:“據瞭解,新定了一個黑名單,人不少,可能有你。我就要走了,老宋已經走了。”說完沒等我回話,他急匆匆走了。
   
我當時一聽,突感危險,冷靜一下,馬上去找高文宗,告知他情況。他問去哪里?我毫不猶豫地說去武漢,從那裏去解放區。然後匆匆回家,父母都已于幾天前去上海了,這正是出走的好機會。我把情況和打算對次妹說了,她支持我趕快走,並幫我收拾一隻皮箱,帶些簡單的衣物,但不讓哥哥知道。這時小弟忽然問:“二哥,你要走了嗎?”小弟才16歲,初中才畢業剛上高中,我說:“你怎麼知道的?”他說:“聽次姐說的,你去哪?”我小聲說:“去解放區。”他走開了。次妹很快來說:“帶小弟走吧。”我說:“那怎麼行?他知道嗎?”小弟過來說:“我跟你一道去。”我說:“一切都沒把握,怎麼好帶你走呢?”小弟說:“我都懂,沒關係的,你放心吧。”我擁抱他:“好,我們一起走”。
 
那時,我身上只有很少的錢,家裏媽媽的錢也不知放在何處,我們幾個人翻都沒找到。哥哥回來了,我們三個人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不讓他發覺。
 
我又去找高文宗,他說:“不要緊,馮玉芬已經幫你買好去武漢的船票,明天早上的,她在碼頭等你。”我說:“不行,要兩張票。”高說:“我找馮玉芬,叫她趕快想辦法。”事情不能耽擱,趕快回家收拾好。第二天一清早,和次妹匆匆告別,帶著小弟就乘公共汽車直奔下關中山碼頭。那已是10月下旬,南京的深秋已有幾分寒意,那天早晨又是霧雨濛濛。一到碼頭就看見了高文宗、柏胤順、張達明、孔繁榮等“火苗社”的同志們都已先到了,他們專程趕來送別。馮玉芬穿著筆挺的軍裝、戴著少尉的軍銜,胸前還佩著一枚“聯勤總部”的證章,她遞給我兩張船票,我緊握她的手,沒有說聲謝謝。高文宗等一一伸出手來,一個個緊緊握手,沒有眼淚,只有期望的目光。臨別時,馮玉芬遞給我一張嶄新的十元面額的金圓券,我深為驚異,急忙接過來.說謝謝。這錢那時還相當管用,隨即轉身踏上棧橋登上輪船,一手提著箱子,一手挽著小弟, 在輪船舷梯旁,我再次揮手向“火苗社”同志們告別,望著那一雙雙年輕火熱的眼,我們曾有過共擔危難的驚險,曾有過憧憬美好明天的理想信念。在這霏霏細雨中我們分別了,等到明天全國解放在光輝燦爛的陽光下,我們再在勝利歌聲中重逢。再見吧,親愛的朋友們!可是誰也不曾想到,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們(除了馮玉芬和高文宗),包括我的次妹,那竟是一次永別。從此我離開了南京,離開了父母,也是永訣。
 
1948年10月下旬,在南京的離家出走,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成為決定我命運的關鍵的一步。然而當時卻根本沒有成熟的思慮,沒有完整的計畫,也沒有通盤的謀算。只有一個想法,到解放區去。之所以去武漢,是因為相信黃侅等人有地下黨的關係,可以進入中原解放區。武漢我也比較熟,因而決定從武漢到解放區去。可是事情未必如想像的那樣順利,如果到武漢沒法去解放區怎麼辦?如果進解放區中途受阻甚或被捕怎麼辦?即使進了解放區人家不相信你又怎麼辦?這些本應考慮的問題當時卻一點也沒考慮,有很大的盲目性。因而應該說這次行動是莽撞的、輕率的,是一時的情緒衝動所造成的。缺乏權衡利弊和辨析利害關係和後果的理性,這是我性格上很深刻的缺點,以感性來處理重大事件而導致麻煩以致災難,在我以後的生命歷程中也時有表現。
 
五十多年後反思,我當年追求光明投奔革命的道路是正確的,是那個歷史時期的必然。至於以後的變化,誰也無法預料。當年幼稚,頭腦簡單,以為和家庭只是短暫的分離,革命會很快勝利,家庭還會團圓。那一次離家出走,父母都不在南京,我不辭而別,連最起碼的向二老辭別也沒有,卻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會是永生永世的訣別!父母生我育我養我教我21年,曾對我寄予極大期望,傾注了二老的心血,使我健康成人,懂得為人處世,我卻無有絲毫回報,無一日孝侍,反而從心靈上使二老受到極大的傷害,這怎能不痛心疾首呢!儘管我堅信走革命的路沒有錯,但在親情方面太大的犧牲,總不能不感到憾恨。

我曾經有過一個十分溫馨可愛令人羡慕的家庭,當時卻不懂得珍惜。待到以後我在人生途程中歷盡磨難,長期失去家庭溫暖,孤身一人困苦悲淒,再回首往事,真是欲哭無淚了!
 
離開南京還帶走了父母最寵愛尚未成年的小弟,更增加二老的悲愴。我自身都難保,還帶著從未吃過苦的他,前路茫茫往何處去?這真是對自己和小弟的青春、生命極不負責任的糊塗行為,經半個世紀後的反省不能不深深地自責!

解放以前,人們都盼解放,比喻為“天亮”,拂曉就是天亮的開始。我從南京家中出走,到解放的這段時光稱為“拂曉以前”,應是允當的。
 
登上去武漢的輪船,與“火苗社”的同志們揮手告別後,我和小弟如何在船上度過這三天兩夜,現在一點記憶也沒有。為什麼去武漢?離家時就定了:一個心眼到解放區去,以為武漢那裏有路子可以過去,其他的完全沒有考慮,頭腦簡單得令人不可思議。登上江漢關碼頭已將日暮,立即毫不猶豫去找黃侅。到他住的地方找,以前我曾去過一二次。在那街後小巷,敲門許久才來開門,卻只開一條縫。一個中年婦女問:“做麼事?”我說:“找人。”“找哪個?”我說:“找黃侅。”她馬上關門,我硬推住,她硬關;說“這裏沒得!”我問哪里去了?“不曉得。”搬了?我感到不妙。怎麼辦呢?忽然想到去找賀捷,就帶著弟弟拎著行李奔去賀捷家中。我和賀捷不大熟,他的家從沒去過,但記得他住的地方。賀捷以前在《正義報》當校對,後當編輯,也是進步青年,我在武漢時期只與他見過面,沒有交往。這時冒冒失失來到他家,賀捷很驚訝,卻仍熱情接待了我們,他妻子為我們燒了一桌飯菜。聽賀捷說,才知道黃侅已於幾個月前被捕,在“特種刑庭”受盡折磨。這“特種刑庭”是國民黨政府專為審訊共產黨(所謂“陰謀顛覆國家政權”)而設立的。提起“特種刑庭”,真是談虎色變,令人毛骨悚然的。賀捷又說“特刑庭”半個月前又把黃侅放出來,在青年會樓上,監視居住,是“吊線”的,特務就等著抓人。千萬不能去看他。賀又說:“現在局勢很緊,白色恐怖嚴重,外面天天抓人,你來這裏很不安全。”問去解放區的路,他說:“所有關係都斷了,要能去,我早去了,現在沒有辦法,我只有到鄉下去躲躲了。”當晚他安排我們兄弟住下,不要出去,讓我們在那大架子床上睡覺,明天趕緊離開。
   
賀捷的家只有一間房,後面可能還有半間廚房,我沒有去。這間房也不大,一架大的高架老式床占了一半,床前還有一塊踏板。他讓我和弟弟睡大床,他們夫婦睡哪里呢。他說:“你莫管,我們有地方。”於是我們兄弟在床上很快睡著了。賀捷妻子,我應該稱嫂子的那位,我一句話也沒說過,甚至連多看一眼也沒有,完全記不得什麼模樣。第二天早晨醒來,才發現他們夫婦睡在地板上,整個房子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了。我真不好意思,只能說抱歉的話。賀捷只說:不要廢話了,趕快走吧!哪里去?唯一的路是去長沙,演劇六隊在長沙,亞妹和熊秉勳都在那裏。賀捷說:“那就去長沙吧,我不送你了。”我們拎著行李走了。
 
這樣的客人,這樣的主人,今天想來都叫人啼笑皆非,實在太不正常了。但當時的現實就是如此。
 
我帶著弟弟,在晨光熹微中趕去青年會,我還是想見一見黃侅。青年會我是熟悉的,早晨沒有人,那樓板有一個方口,爬梯子從這裏上去。樓上空蕩蕩的,中間有張大乒乓球台,上面躺著一個高大的身軀,被蓋蒙頭。我悄悄走近前,他突然警覺地掀開被蓋,我一看嚇了一跳!這人披頭散髮、滿臉鬍鬚,他大吼一聲:“誰?”這人好可怕!他是黃侅嗎?突然他認出了我,激動得眼中閃出淚花。

“怎麼是你,你來幹什麼?”他壓低著聲音。我說從南京來找你。他坐起身焦急地說:“樓下有人嗎?你趕快走,馬上走,快走呀!”我沒來得及多說,急忙下樓,帶著弟弟飛也似地奔出了青年會。雇上一輛人力車,直奔大智門火車站,登上了南去的火車。
   
在車上,驚魂甫定。黃侅怎麼辦呢?他還能活下去嗎?現在自己走投無路,毫無計畫地去長沙。離開長沙已十年了。

亞妹1945年重慶一別,去了瀘州參加演劇六隊,後去上海劇專畢業又回六隊,這也三年多沒見了。秉勳1947年武漢別後也一年多了。事前沒有聯繫,貿然而去,會怎麼樣呢?

七個多小時後到了長沙,街頭就看見演劇六隊公演的大海報,在聯華劇院,我們就去那兒。第一個見到的是亞妹,她並不感到十分驚奇,只有看到小弟有點意外。“你怎麼也來了。”接著熊秉勳來,先接我們進去,到聯華後臺,他板著臉開始訓我:“你幹什麼,搞個什麼油印小冊子,到處寄。”他把一冊《前哨》“啪”的一聲扔在桌上。

“這是幹什麼!表示自己革命是吧?還是怕反動派不來抓你?”他一連氣數落了一大頓:“你們沒有經地下黨同意就這麼幹,想沒想到會惹出什麼亂子?莫名其妙!”我想他說得對,就沒有辯解。其實離開南京時,我已意識到了,這件事做得不好。那時以為很了不起,還寄了一冊給秉勳。
 
當時六隊正在公演話劇《金玉滿堂》,亞妹是主演,忙得很。她對演劇六隊的同志見一個就說:“這是我二哥。”劉斐章隊長在武漢就認識了,這裏又認識了鮑訓端、徐淑華夫婦,葉向雲、朱啟穗夫婦,劉高林、胡揚夫婦,隊裏很少的幾對已婚夫妻,大多數男女同志都是單身。還認識了秉勳的好友胡有儀--胡揚的弟弟。
 
沒地方住,秉勳就把我和小弟領上後臺天橋上臨時睡。那兒既沒有房間,也沒有床鋪,那是演出時舞臺頂上搞燈光佈景的地方,木棍木片架起吊在舞臺上,一邊靠牆,搖搖晃晃走人的地方。還堆放著一些景片,燈光器材,隊裏也有人睡這裏。這樣安排,隊領導沒出面,沒有點頭,也沒有制止。但秉勳說:“臨時住兩天,趕緊想辦法。”想什麼辦法呢?就是趕緊離開,這裏不留我們。我也想趕緊找工作,沒打算留這裏。忽然想起,歐陽敏訥在長沙,也是父親的一個老朋友。十年前,1938年抗戰時,我全家在長沙曾多次見過他。現在他是長沙最大的報紙《民國日報》社長,新聞界中也是出色人物,我便去找他。

歐陽年輕時英俊而有才,富正義感、勇於向惡勢力鬥爭,在湖南新聞界也頗有名氣。由於戀愛、也由於開罪惡勢力,被人謀害用鏹水灑面部毀容,雖經救治及長期醫療痊癒,至今面部疤痕仍深。他為人忠厚寬容,主持全省大報,但並非“黨棍”之流,對左派乃至親共言論並不“格殺勿論”。我稱他“歐陽叔”,他說:“你跟你爸爸在南京不是幹得很好嗎?跑來長沙幹什麼?”我告訴他“真理社”被封後,有人告訴我最好離開南京,我是在父母不知的情況下來長沙的,我請他替我找一家報社工作。第二天再去,他就呵呵大笑說:“你看,你父親來信了,到處在找你,你還帶了個弟弟離家出走了,這太荒唐了!”他故意把信揚了揚,果然是父親的筆跡。又說:“你看是你自己回去呢,還是我派人送你回去?”我說:“我不回去。”他胸有成竹地看著我說:“那你也不能在我這裏幹。”我說:“隨便在哪里幹都行,請叔叔幫忙。”他笑了,說:“好吧,常德有家《開平日報》是對開大報,我介紹你去那裏,好嗎?”我說:“好的,哪里都行。”他又說:“鄭時學你認識吧?他也來了,他去那裏當總編輯,你就跟他一起去吧。明天就走,好嗎?”
 
鄭時學就是“拾風”,《南京人報》的總編輯,著名的左派報人。這次也因“黑名單”逃出南京。我早知道他,在南京也見過,但沒有往來。1946年夏天,我在武漢還未去南京,拾風曾和父親吵過一架。起因就為1946年6月,上海和平人士代表馬敘倫、閻寶航等進京請願,在下關被打傷的“下關事件”。鄭時學主持《南京人報》,說這是特務分子所為,而父親則說打代表的是“蘇北難民”,他們受了共產黨的害,因而氣忿毆打幫共產黨講話的人。父親是《南京人報》主筆,他寫這樣的文章,鄭時學不讓登,於是當面爭吵。父親又在別的報紙上寫這樣的文章,兩人就疏遠了。那時我不在南京,對此事完全不瞭解。回南京後聽說鄭時學以前和父親關係很好,他比父親小15歲,只比我大七歲,常去我家吃飯。我還聽母親說過:“鄭時學確實是個人才。”儘管政治見解歧異,但我從未聽父親說過對鄭時學非議的話。鄭時學字拾風,寫文章多用此名。他雜文寫得很好,平時大家都呼他為拾風。現在有機會和他一起共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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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序 小引
一、歡樂童年父母恩(一)
一、歡樂童年父母恩(二)
一、歡樂童年父母恩(三)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一)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二)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三)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四)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五)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一)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二)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三)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四)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五)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一)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二)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三)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四)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五)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六)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一)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二)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三)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四)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五)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六)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七)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八)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九)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一)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二)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三)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四)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五)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六)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七)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八)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一)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二)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三)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四)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五)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六)
八、恢復尊嚴幸福家(一)
八、恢復尊嚴幸福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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