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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凡人七十年的真實歷史記憶

作者:許進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三)

5月20日舉行“總統就職”典禮。這一天,南京到處張燈結綵,以示慶祝。我早早去到國民大會堂,看到洪蘭友親自指揮佈置,典禮局的人也在忙碌。空蕩蕩的舞臺正中鋪一方紅底大花絲絨地毯,無任何懸掛物,整潔莊嚴。有兩名工作人員在用唧筒(噴霧器)向地毯上噴灑,我走近一聞香噴噴,便問洪蘭友:“秘書長,這是香水嗎?”洪見我胸前佩戴採訪證,向我親切一笑說:“對呀!”洪蘭友這位“國民大會”秘書長是會議期間風頭最勁的人物,十分圓滑靈活標準的事務性官僚,通曉官場雲雨,長袖善舞,尤善於應付我們這群佩著採訪證的新聞記者。他那揚州官話說得清朗脆落,講話分寸得體,辦事機敏周到。他出主意給每位元記者贈送“總統”玉照,是布紋精印的蔣介石著大禮服脫帽持劍的半身像,乳白色凹凸硬卡襯底,上書:“溫樂先生惠存”(我那時用名許溫樂、溫樂原是我的號),落款摹仿蔣手跡書“蔣中正”三字,每人一張,同一款式。洪可謂用心。

舞臺佈置好後,台中稍右前方,有一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在立座中。十時正,禮樂高奏,典禮開始。監誓人吳稚暉登臺後,贊禮官高唱:“總統副總統就位!”蔣介石著寶藍色隱花綢袍,黑馬褂、斜披紅綢綬帶,左胸綴一顆大的青天白日勳章,步入台正中。李宗仁全副戎裝,綴滿勳章,也披紅綬帶,尾隨登臺,立于蔣左後側。與蔣的偉岸身軀相比,李顯得瘦小且穿軍裝而未著禮服,不倫不類,頗尷尬(後來聽說李事前曾向蔣侍從室打聽大典服飾,先告之“穿西式大禮服”,李派人去滬以重金趕制,後又告知改著戎裝,至出場蔣又改為中式禮服,有意對李戲弄)。他們按禮儀舉起右手宣讀誓詞,我便急急忙忙趕去樓上接見大廳。這裏已擠滿了人,洪蘭友和典禮局的人在張羅。走廊過道、廳內各門傍,都站著一色中山服戴禮帽的侍從室的人。大廳中整齊站立著外交使團成員,各國駐華使節,依序橫向排列,每位大使身後排著一大串公使代辦、參贊、秘書、武官、領事等等。最好看的是服裝,使節們穿著各自國家的禮服,千奇百怪,什麼式樣的都有。大使和文職官員均大多為燕尾服,高頂禮帽或呢禮帽。特別是武官軍人的服飾極為繽紛多彩,有的是拿破崙式的帽子,有的前後伸長上翹式的,還有垂穗式的、高莊式的、尖頂式的,種種不一而足。服飾尤為斑爛,各種色彩,各種繡飾,披金戴銀,佩刀佩劍,執柄持棒,應有盡有。我過去只在外國電影中見過一二,這次才大開眼界。

在一應官員簇擁下,禮樂聲中蔣介石出場了,李宗仁緊隨其後。禮賓司長一一介紹各國使節,蔣、李依次徐行,與為首的特使大使握手。然後蔣、李分別在總統、副總統的寶座坐定,各國使節團在樂曲聲中列隊上前一一行覲見禮祝賀致敬,持續時間頗長。
 
翌晨,蔣介石帶領文武百官謁陵,我還是提前到中山陵登上享堂。那天蔣介石又換戎裝步行拾級登紫金山,那年蔣62歲,仍腰直胸挺,健步如常。在享堂致祭時,蔣莊嚴肅立,目光凝重。我在他近側,不過三步,無人攔擋。我細觀他光頭上有幾莖白髮,唇上鬍鬚亦開始斑白。那時自己太年輕,不懂世事艱難,更不懂治理國家尤其難,只想革命,心裏罵這獨夫民賊,恨不得痛快除之。當然這是不可能的,自己也不至魯莽妄為。
 
1948年初,我的名片又增加了一個頭銜:“漢口《正義報》駐京特派員”。那時,周牧進了《正義報》當編輯,而黃侅則是總編輯,他們要我給發稿子,我便將現成的新聞稿發一份給他們。開“國大”期間,我更幾乎每天掛長途電話報新聞。那時我家即“真理社”有兩部電話,一部在寫字臺上,一部掛在牆上,每天來往電話特多。給《正義報》發稿,掛電話,沒收他們一分錢,以致過了30年後,老友重逢時,仍開玩笑說欠我的賬還沒還呢。

就在“行憲國大”開會期間,胡宗南在西北戰場頻頻失利,延安又丟掉了,果然正如王耀武預言。4月22日解放軍又進入延安,但南京各報都幾乎不報,新聞熱點是“選舉副總統”。接著,寶雞解放,不久,晉南重鎮臨汾被攻陷,山西除太原外幾乎全境解放,華北形勢已大變了。
 
在南京新聞界中,有不少湖南人,大家醞釀籌組同鄉會。那時,各地建立同鄉會很盛行,以“鄉親”為紐帶聯絡感情,團結互助,抵禦防衛形成一種社會勢力。4月19日“旅京湘籍記者聯誼會”正式成立,在“介壽堂”開了會,掇了影,還搞了個聚餐會,選出會長副會長,似乎是尹立言、王慎武,已記不清了。這個聯誼會以後也沒有什麼活動。
 
“國大”閉幕後,物價猛漲。似乎憋足了勁,在“國大”期間不敢漲,熬了一個來月,等會剛一開完,立即大幅飛漲。本來物價水準已經很高,這次又如此狂飆上漲,許多官僚闊老又搶購黃金,金價幾天之間飛漲一倍(由3000多萬元一兩升至6000餘萬元一兩)。不少亦官亦商分子,操縱市場,興風作浪,老百姓苦不堪言。當時立法院有人提出要設立一個“清算豪門資本特別委員會”。全國的目標鋒芒都指向孔祥熙、宋子文兩大家族。他們掌管國家財經大權幾十年,不久前始陸續交權,俞鴻鈞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但面對以萬計的通貨膨脹率一籌莫展。
 
“總統”就任後,任命翁文灝組閣,這位著名的學者出任第一屆“行憲”政府的首腦,出乎人們意外。而以在商務印書館從當排字工人起家的“社會賢達”王雲五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也是想不到的。翁內閣上臺面臨的第一大難題就是“整頓財經、平抑物價”。不久,王雲五就兼任財政部長,大有搗毀孔宋老巢之勢。這時就醞釀要推出幣制改革。8月幣制改革正式出臺,政府頒佈財經緊急處分令,宣佈發行金圓券,廢止法幣流通。以金圓券1:300萬元法幣之比率實行收兌,並公佈黃金、美鈔與金圓券比率,顯示金圓券含金量頗高。同時在全國成立三個經濟管制督導區,這一特殊舉措全國震動,都以為新政府大有作為。尤其是蔣經國到上海執行經濟管制專員任務(名義上是俞鴻鈞、實由蔣負責),坐鎮指揮,檢查巡視,鐵面無私。成立打虎隊,對豪門奸商嚴加懲處,一時人心稱快,物價迅速穩定。許多居民將存的黃金外匯踴躍去兌換金圓券,財經形勢大好轉。就在這時,我去單獨採訪翁文灝。當時在首都南京,採訪這樣政府高級官員的機會並不是很多,且經常受到許多限制。如有的要先排日程,有的要事先電話約定,有的還要先送採訪提綱等等。像孫科這樣的人物在侯門似海的官邸深居,要去拜訪,首先沒有高級小轎車就進不了他那花園鐵門。翁文灝這時是最高行政首長,他能接受我的採訪嗎?那時自己年輕,所謂“初生牛犢不畏虎”,我仍決定去試一試。我知道翁的號是詠霓,是不是稱呼他“詠公”呢?這稱呼似乎不太好,也不知別人是否這樣稱呼。後來一想,程潛號頌雲,人們都稱“頌公”,李宗仁號德鄰,稱“德公”,那麼對翁稱“詠公”似亦必然,這樣稱比較尊敬,也較親切。可是臨到頭來,我還是放棄了這稱呼而改稱“翁院長”。因為考慮到:我與他沒有家族交往,非親非故,又不是其下屬舊部,稱其“詠公”恐不合適。且我是去做新聞採訪,不是私人拜謁,還是按公務稱“翁院長”為妥。那天,我一個人乘公共汽車到行政院,下車後逕入院門傳達室,遞上名片說謁訪翁院長。傳達員電話報知後,我就上臺階步入行政院大樓廳堂,正對面就是樓梯,大廳內雅穆,悄無一人。我正觀望間,樓梯上下來一中年男子,衣冠楚楚,態度和藹地向我伸出手:“你就是記者先生嗎?”我急忙遞上名片,連聲稱是。他說:“我是院長辦公室秘書×××。”(名字忘記了)一邊看我的名片:“上海和平日報駐京特派記者、真理新聞社記者、首都晚報記者、漢口正義報駐京特派員”,瞟了我一眼,似乎是說,這麼年輕的小夥子,卻不敢小覷。便問:“許先生要親見翁院長嗎?”我說:“是的,專程謁訪翁院長,想請教有關幣制改革和發行金圓券的一些問題。”這位秘書將我延入廳旁一間小會客室,並為我沏了杯茶說:“先請坐,我去向院長稟報。”他很禮貌地告辭上樓去了。大約只過了十分鐘,翁文灝來了,單獨一個人。當年他已60歲,雖不能步履矯捷,卻也並不蹣跚。那樣大熱天,仍然整齊地穿著西裝(那時極少有空調),白襯衫系著領帶,身材矮小,一步一步很踏實地走下樓梯。進到客室,我連忙上前鞠躬,說:“謝謝翁院長百忙之中賜見。”他也鞠躬,伸出手與我握手說:“請坐。”

我們倆就並坐在兩張太師椅上,中間隔一個茶几,開始了訪談。我先說了幾句稱頌久仰的話,便開始了提問:“請翁院長談談為何要發行金圓券和這次進行幣制改革的意義。”他立即滔滔不絕地談起,講的浙江官話,可以聽出較重的寧波口音。他不善言辭,邊想邊講,但卻講得深奧,不是一般的官樣文章,而是經濟學和金融理論,許多我根本不懂,這時我才後悔事先沒有學學有關的專業知識。表面上我仍裝做很專注地聽他講述,並不時在採訪本上記錄。這時我仔細打量這位名人,他頭顱偏大,與矮小身材似不成正比。西服是黑色的,較舊,白襯衫和領帶都很普通,不是高級的更不是名牌,一雙皮鞋也是舊的。他講話聲調平穩,沒有激動的抑揚頓挫,也沒有什麼表情變化,也不借助手勢,兩隻手放在茶几上,手指不時地活動著。眼睛並不盯著我,只有時投來詢問、商討的目光,完全沒有哪種逼人的光焰。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顯得十分平凡,毫無一個大人物的氣派。可是他那學者的風度,長者的仁厚謙恭,對我這樣一個乳臭未乾的後生並不藐視,而認真誠懇地諄諄講述,如此有容盛德的風範不得不令我內心肅然起敬和由衷的敬佩。我還問了“你認為中國財政現狀的癥結何在”、“金圓券如何能保證其前途不重蹈過去法幣、關金券等的覆轍”、“怎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物價問題”等一些問題,他都一一作了回答。他可能已看出我學問不多,因而談問題時儘量淺顯,避免深奧,往往還重複解釋。與其說是接受採訪還不如說是給我這毛頭小夥子上課。他還很謙虛的說自己不是學金融的,這方面還很欠缺。對這次改革他也不吹牛皮、打包票,而只說有準備可能失敗,要求新聞界多配合協助,加強宣傳,使民眾有信心。最後我告辭,心中的確充滿了感激。由於自己知識水準的膚淺,特別對金融專業的無知,他所說的其實我並沒有真正聽懂。以致回來後我無法寫一篇有份量的專訪稿,只發了一個普通新聞:“翁院長接受本社記者專訪,闡述整頓財經的堅定信念,暢談幣制改革之樂觀前途”。
 
這前後,我還採訪過幾位著名人物。有一次是在一次什麼會議後,這些大人物們步出會場時,我們這些久候的記者踴上前採訪,我對準了杜聿明。他已被任命為“徐州剿總副司令”,即將走馬上任。這位在東北的敗將並無頹喪之狀,仍然精神健旺,白晰的臉上蓄著整齊的小鬍子。那天他沒穿軍裝,是灰色西式便服,沒打領帶,還戴了頂銀灰色的很高級的呢禮帽,手裏拄著根漂亮的“司迪克”(手杖),大步前行。我迎面堵住:“杜長官,我是‘真理社’記者。請問杜長官,在東北戰場指揮有經驗,對東北戰局的發展前途看法如何?”杜聿明略停步看看我,顯然不大看得起,聽這提問正觸他敗將痛處,先就不耐煩,微蹙雙眉:“這個嘛,說來話長。不過也無需說。”他又逕自前行,我退步跟他,手捧筆記本在記。他又甩出一句:“後方之人不明前方之事,說也無用。”我意識到這問題提得不妙,話不投機,趕快換個話題:“杜長官這次去徐州前線,再肩重任,必有扭轉戰局良策,請談談華東戰場前景。”杜聿明低頭略沉吟,腳步仍不停,想不到卻說出一句封門的話:“兵家無預言。”他目不斜視地已大步走近其座車,轉身對我笑說:“抱歉”,急忙鑽進了轎車。我這次採訪失敗了,對他留下了驕橫傲慢的印象。
 
1948年6月,“真理社”發出新聞:“開封失陷,國軍退出河南全境”,7月又報:“共軍攻佔襄樊,康澤被俘”。而官方卻說:“康澤捨身成仁,壯烈殉國。”我們發的新聞逼得董顯光、鄧文儀無法回答外國記者的質問,十分狼狽。內政部、國防部對“真理社”都嚴詞責查,事情很嚴重。父親接了鄧文儀的電話後,很嚴肅地把我和哥哥叫到面前查問,因為他與康澤也有很深的交情。他生氣的問:“你們這消息是從哪里來的?可靠嗎?”哥哥脫口而出:“可靠。”父親問:“有什麼根據?哪里來的消息?”哥哥看父親要發火了,立即推卸責任:“這稿是飛弟(指我)寫的。“那你怎麼知道可靠?”哥哥說:“我是估計的,飛弟每次都說可靠。”這時我心裏很著急,生怕父親追問那架美式軍用收音收報兩用機,急忙在心裏編謊。父親一問我立即說:“是我聽聯勤總部一個朋友說的,他有親戚剛從武漢到上海去路過南京說的。”父親說:“這怎麼能可靠?胡鬧!”我說:“是可靠的,我問了張鼎興,他說是的。”其實張鼎興已經有許多日子不來我家了,以前他來提供些新聞線索,總是小心謹慎,吞吞吐吐,提心吊膽的樣子(他在國防部二廳任上校參謀),後來,他漸漸不敢來了。我推說在路上遇見他。父親聽後沒再追問,這次總算搪塞過去了。當天晚上,父親出去,可能是找老友唐際清(湖南武崗人,當時任中央社總社的編輯部主任),這是他核實新聞的重要途徑之一。回來後沒有發火了(可能唐際清證實了康澤被俘)。第二天,父親答復新聞局又來查詢的電話,便很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的新聞來源是可靠的。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只忠實於事實本身。新聞工作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真實和快捷,如果不真實,我們要負責。同時我們堅持新聞自由的原則,這就是我們的答復。”同時告誡我們,要特別小心謹慎,務必把新聞搞準確,稿件繼續發,不要管,重要的新聞稿經他審看後再發,外面的事由他來應付。我感到這是有力的支持。
 
在這以前,我和哥哥已為政治見解有過幾次爭論,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哥哥那時還是“正統”的,這也很正常。他已發現我思想受“赤化”影響,發現我偷偷閱讀《新民主主義論》、《大眾哲學》等書,並且知道了“火苗社”,曾多次勸告我不要“誤入岐途”,不要聽信“反動宣傳”等等。有一天,我們倆在家中為寫稿發生爭執,對當時的戰局我斷定國民黨將全部崩潰,他堅決反對,說我“中共黨的毒太深”,還說:別以為共軍一時占了點優勢便錯估形勢,叫我頭腦不要發熱,清醒一點。還說:“你執迷不悟,跟共產黨走後果不堪設想。”我大怒說:“胡說,你才頑固不化,跟國民黨走絕無好下場!”一怒之下拍桌子,“啪”!把寫字臺上一塊5毫米厚的大玻璃板拍碎了。這才知大禍臨頭,兩人趕緊收拾把碎玻璃掃走,當晚以寫稿刻鋼板掩蓋伏在案上,避免父親發現。第二天才假裝失手打壞,母親又買塊新的配上。以後,哥哥逐漸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反動腐朽,不得人心,思想開始覺悟。我離開南京後,他又與馮玉芬相識、相戀,以後並結為夫妻,這都是我以前完全想不到的。
 
熱天,我們“火苗社”仍定期每週聚會,我也常去宋德裕那裏玩,和他單位的人都混熟了。還常順便去看看顏柳。他住的宿舍小,擁擠,兩張床掛著蚊帳,就沒多大空間了。他一般不讓我上宿舍去,常在報社門口一個不顯眼的地方站著說話。他臉上的麻子使得面容呆板,從來不修邊幅,頭髮蓬亂,鬍子也不刮,衣服也很差,舊而且髒,一雙舊拖鞋老是一樣。每次談話也不多說,問問一些情況,瞭解青年人對戰局和現實生活的反映,情緒總是很平靜,並不曾說過什麼領導者的話。但我感覺到他是地下黨,當面也不可能明說的。秋天,時局緊張了,顏柳突然不見,我幾次到新民報門口去遇他(以往常是這樣),卻總是落空。問老宋,他總是顧左右而言地,浮腫的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我只能猜想,顏柳到解放區去了。此後再也沒見過他,解放後也不知其下落。過了32年,1980年12月20日晚上,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東台經人介紹到縣招待所拜訪了時任鹽埠大眾報社人秘股長的吳立達。吳為重慶人,據自述新民報社社長陳銘德為其姑父,其祖父與鄧季惺之母為兄妹,故呼鄧為姑母。解放前也在南京新民報工作,1948年秋接替顏柳任報社地下黨支部書記。解放後,吳立達也被打成右派,下農場勞改。“文革”中,1973年新華社曾派人去找他外調顏柳的材料,才知道顏柳在“文革”前是新華社總社文教組的負責人。吳立達還認識宋德裕,但當時地下工作的其他人如謝楓、李永鐸、高文宗等他均不認識,也不知道“火苗社”。和吳立達就見過這一面。他是出差經東台的,後也沒聯繫過。80年代中,我曾托人多次在北京打聽顏柳下落,均無人知曉。1987年,我去北京,曾專門向新華社人事處查詢,亦未找到顏柳此人,我說了他的面貌特徵,但現在都是青年人,都說不認識。而顏柳這名字很可能是他搞地下工作時的化名,真名我又不知道,因而就找不到了。宋德裕曾拍過電影,解放後,我從報刊上見到過,但他早在“文革”前就病逝了,那段歷史也就無人可證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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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序 小引
一、歡樂童年父母恩(一)
一、歡樂童年父母恩(二)
一、歡樂童年父母恩(三)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一)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二)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三)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四)
二、抗戰烽煙求學路(五)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一)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二)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三)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四)
三、時代新風進步潮(五)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一)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二)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三)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四)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五)
四、黎明前夜鬥爭激(六)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一)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二)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三)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四)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五)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六)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七)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八)
五、投身革命從軍去(九)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一)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二)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三)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四)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五)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六)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七)
六、嚮應“陽謀”入牢籠(八)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一)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二)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三)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四)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五)
七、“繭鄉”忍辱匹夫志(六)
八、恢復尊嚴幸福家(一)
八、恢復尊嚴幸福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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