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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风雨故人情

美国著名的股神、慈善家巴菲特說:“随着年龄的增長,我們不是失去了一些朋友,而是逐渐懂得了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如果他没有极丰富的经历,没有在翻江倒海的风浪中吃过许多苦头,说不出这样的话。

能与几位老同学常在一起喝茶聊天,多么幸福  1978年以后,常与家住成都的几位曾经罹难的老同学叙旧。唐代诗人张九龄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何况我们几个都住在成都地区。我们几个既是成都二中的同学,又是川大的同学,自然接触更频繁,相互更了解。

作家朱德庸说:“人生就像迷宫,我们用上半生找寻入口,用下半生找寻出口。”说得有点玄,但仔细咀嚼,满有味道的。可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再说这样的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名声极响亮的王国维尝谓:“人生只是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闲聊中有人说,邯郸吕仙祠内有个黄粱梦亭,亭柱上刻了一副对联:“睡至三更时,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人老了,便什么都看淡了。

有时候,孤独也是一种享受。苏东坡写道:“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何况我们身边并不缺少朋友。“两袖清风来,一杯清水去”,这样最好。我们都记得黄庭坚的一首诗:“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车马,称身不必狐裘”。我们不是想当阿Q。活到如今,我们觉得,也许这是最现实的人生态度。

有些话在中青年时代不可能理解,到了晚年才逐渐明白。比如,很多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消息不灵通比灵通好,不精明比精明好。這就是人们常说的难得糊涂。有人说,其实人生本來就是糊塗的,所有的快樂和幸福都藏在糊塗中,一旦清醒了,可能所有的快乐和幸福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到了老年,才有比较宽广的胸怀坦然面對自己的平凡。并非人人都能大有作为,只要自己奋斗过、追求过,失败了又何妨!到了老年,耳朵不灵,两眼昏花,动作迟钝,说话东拉西扯,颠三倒四,但对真善美好像更敏感了,似乎真正明白了一些事理,比如:“并非水就是眼泪,红的都是血”。我们用一生去寻找的东西,未必能找到。不必遗憾,我们找不到的,后人会找到。

老年自有老年的風景。到了老年才懂得,应当学会在似乎无尽的夜色中为自己点燃一盞希望的燈。狂妄的李敖说过一句真正的智语:“我们要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很久。”

我们都不坏,相信死后都可以上天堂。

我们的话题非常广泛。除了忆旧,人生感悟、唐诗宋词、历史地理、养生保健,无所不谈。有时还要谈点国家大事,因而常常自嘲:“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难免偶尔也骂骂贪官,骂一阵又怎样?有人提醒,民间流传一首打油诗:“为人莫当官,当官皆一般。换了你我去,恐比他还贪。”大家只好相视笑笑。

余桂钧 

恢复工作后,最早联系上的家住成都地区的老右,是郫县唐昌镇人余桂钧。成都二中毕业后,他考进川大数学系,57年划为右派,毕业后虽一直留在川大,但终日提心吊胆,日子并不好过。他的妻子是郫县二小的校长,因此他常回郫县。1979年初我调到县文化馆后,有一天偶然在郫县大街上见到他,从此我们常有来往。有时我去他家,有时他到文化馆我家;有时我借书给他看,有时他借书给我看,还多次顺便带几张川大的校刊《四川大学报》给我看。他待人诚恳,很重感情,十天八天不见,便会打电话来问候或互通消息。通过他,逐渐联系上了戴虞俊、李科扬、伍登祥。以后,我们多次在一起--或在成都或在郫县喝茶。

李科扬是化学系毕业的,不仅英俊,而且极聪明,读成都二中时,成绩极好。1955年高考时,数学考了100分。二中著名的数学老师易朝煜想方设法调看了他的试卷,惊讶地告诉杨仲清校长:“有一道题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都做不起,他不仅做起了,而且演算的过程极简单,比我想的还要简单!”他成了成都二中的骄傲。进川大后,他不仅本专业各科成绩好,对文学、历史书籍也广泛涉猎,但对政治似乎并不关心,因此好长一段时间对他被划为右派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他在反右中,总觉打击面过宽,坚持认为班上某些同学不该划为右派,便对主持反右的班干部善意地提出批评:“现在不是和风细雨,是疾风暴雨。”就为这句话,加之他的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88师(?)的师长,再经了解,他的姐姐(其时正在重庆建工学院读大四)已经划成右派,如此糟糕的家庭背景,还要对支部反右说三道四,你不当右派谁当右派!

1959年毕业后,他被分到海南岛热带作物学院教书。后来回到成都,是成都化工研究院的技术骨干。作为学者,他在80年代曾赴英国学习考察两年,不仅英文了得,日语德语也不错。自学德语期间,每天背70个单词,两个月后便可自由阅读德文书籍。本书第八章介绍过他,不再多说。

戴虞俊曾经以一篇《呼吁书》把四川大学乃至复旦大学搅得沸沸扬扬,反右一开始便被划为极右送到铅锌矿劳教,1979年回到成都后,任成都职工大学教务主任。他不仅歌唱得好,而且能说会道,妙语连珠、趣话极多,茶桌上只要有他,气氛立即活跃起来。他的家在布后街,我在《当代文坛》打工期间,多次晚饭后到他家去坐坐。冬天的晚上,他的妻子和十三四岁的女儿坐在床上被窝里,我和老戴则坐在床边的小圆桌旁,彼此毫不见外,随便说笑、聊天。以后他得知省文联准备正式调我去成都,但家属的工作问题要自己联系单位,戴兄爽快地拍胸口说:“你家韩老师到成都教小学,联系学校的工作我包了!”没有想到非常仗义并非常开朗的这位学兄,退休几年后,大脑便严重萎缩,逐渐成了脑痴呆,一见朋友就哭,后被家属送到一家养老机构去疗养,实际上是送去等死。有次学兄余桂钧去看他,回来告诉我们:“见他孤零零地被扔在那儿,老戴好遭孽好惨啊!”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

还有个懂好几种外语的伍登祥,他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不能不多写几句。他很有数学天才,川大数学系王牌教授张鼎铭听说他被划为右派后,接连感叹三声:“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有一年在百花潭喝茶时,他向我们倾诉了当年落难时的一段惨痛经历: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至1969年,他与另外一批学生右派,如数学系的研究生胡师度(那时的研究生比熊猫还稀少)、数学系53级的许世铎(原华大神学院学生,反右前为川大歌舞剧团乐队指挥)等没有分配工作,一直留在川大当校工,管理校园花草,打扫校园卫生。他说,红卫兵闹得最起劲那阵子,望江小学一群女娃娃戴着红小兵袖套,常到川大找右派分子(包括一些教师右派)耍威风,有次把几十名牛鬼蛇神集合在一起,叫我们向右转开步跑!跑了一段距离,前面没有路了,是一片荆棘灌木丛,领头的胡师度只好停下来。红卫兵头头是个看样子秀秀气气的小姑娘,只见她怒目圆睁,斥责年龄全是她的伯伯乃至爷爷辈的“牛鬼蛇神” :“为什么不跑了?哪个叫你们停下的!” 右派们不敢违抗命令,只好硬着头皮朝前面乱七八糟的刺荒荒里跑。几十个人在刺荒荒里穿来穿去,所有人的手上脸上都划满了血丝。一直到这群红小兵娃娃把他们捉弄够了,才叫大家解散各自回去。

有段时间,特别是留在川大的一群右派,常挨红卫兵、红小兵的打。伍兄说,他每天回寝室后,把头上脸上的血一擦就睡觉,心想,你们总有一天会觉得打我们打得厌烦了,就不想再打了。一位智者曾说:“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痛苦时也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

伍登祥是残疾人,他讲得很轻松,但我们听起来却很沉重。他说:“人还叫人吗?大家都不再是人了,一群狂野的红卫兵红小兵个个都是疯狗;牛鬼蛇神们一个个都是被戏耍的猴子,甚至比猴子还不如,成了毫无抵抗自卫能力,可以任人践踏的蝼蚁!”

伍登祥还说,他在川大时,最初每月发生活费18元,“文革”开始后减为13元。1969年,学校干脆把在校的所有未摘帽右派全部开除回老家或下到农村。伍兄是成都人,不能留在大城市,只能刮到农村,但他是残疾人,农村不收。他从此成了谁都不管的人。但要吃饭呀!没有粮票,没有钱,没有住处。他找到川大学生科,干部说,你们已被开除,不再归川大管了。在学生科坐了几天,无奈只好去找驻校军宣队头头某师长。这位师长不错,批了张条子,不但给粮票,还把生活费仍然升为18元。但为时不久,川大又不要他们了。

后来梓潼桥派出所收容了他们,每个月从民政福利费中,每人发给8元,同时叫他到布后街一个弄堂的小阁楼上去住。这个非常低矮的阁楼一下雨就漏,他躺在床上只消一伸手,就可以把漏雨的几匹瓦拨正。他为了鼓励自己,振奋自己,在瓦上贴了一张纸,用世界语在上面写着莱蒙托夫的一首诗。说到这里,他立即很有感情地用世界语背诵给我们听,接着又翻译成汉语,大意是:“别人误解了你,不要去理会;前面不会没有路,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世界上仍然到处会有鲜花开放……”伍兄真是个达人,身体虽残,但他是个强者!

伍兄极健谈,他在川大落难期间,常跟任二北、张默生等几位被管制的著名教授一起谈学问道吹壳子,师生之间由此结下患难情谊。任二北研究变文(以讲唱佛经故事为主的“讲唱经文” )的杰作《唐声诗》出版后,特从扬州给伍登祥邮寄一部到成都来。

他住布后街阁楼上时,有一天流沙河曾专门攀着活摇活甩的梯子上楼与伍兄探讨英文翻译问题。还听人说,大形势逐渐明朗以后,有人爬上阁楼去请教伍兄时,见伍兄正打起光胴胴给一位妙龄女郎讲英语。

1979年,伍兄被分到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大前身)专门给教师讲授英文。后来评职称要考外语,科技界一些应考者觉得世界语相对较简单,选考世界语。伍兄在成都是世界语首席专家,那时省科委的江海云(原川大八二六头头)在管这项工作,有几年江海云年年登门请伍兄出世界语考题。伍兄顺便告诉我们,他曾问江海云:“听说上级曾准备派你到简阳去当县委书记,有这回事吗?”江说:“有这回事,但我自知不适合搞政治,我拒绝了。”伍兄还说,江海云当“八二六”头头那阵子,是数学系低年级学生,她如果没有个人魅力,那么多高年级学生,还有研究生,会听她指挥吗?听说她是患癌症去世的。直到去世前几天,她还坚持叫丈夫每天用轮椅推她去上班,一般人做得到吗?

随后在电子科大教师们的帮助下,给伍兄介绍了一位既会操持家务、仪容也满不错的农村女子作了他的夫人。登祥兄,你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现在,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有工作了,好好颐养天年吧!

附记:每次提到曾读树德中学的孙天健(后在川医划为极右)或川大数学系的老右余桂钧时,都忍不住想跑题写几句先后与二人在树德和川大同班的唐章黼。据孙天健说,唐章黼读树德高中时,因身材矮小,被同学们戏称为唐BOY。此人有点迂,缺少生活自理能力,但数学成绩极佳,在这方面与数学大师陈景润真还有些相似。读树德高中时,唐BOY的数学成绩出类拔萃,自认为考试时从未出过丝毫差错,但每期考试成绩都是99分。第一次他问教数学的肖老师,为啥要扣他一分。老师说:“你有道题的解法不够理想。”第二学期得99分,他又去问肖老师,回答是:“卷面不够整洁”。第三次得99分,肖老师干脆说:“没有理由,就是要扣你一分,免得你骄傲!”以后唐BOY就懒得再去向肖老师讨说法了。孙天健在其回忆录中说,195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川医,唐BOY则以优异成绩考入川大数学系。二人从此失去联系。1991年,孙天健被借调到内江市卫生局工作期间,一天上午,他从市政协开完会赶回卫生局处理一些事务,有位同志到办公室告诉他:“上午有个叫花子到局上来找你。”弄得孙天健一头雾水。没过多久,外面有人叫:“孙老师,找你的叫花子来了!”孙天健只见门外走来一个篶丝丝的老头,一头又脏又乱的长发,一身油腻腻的棉衣,脚上一双似乎从未擦过的很脏的皮鞋,样子很像专门拾破烂捡垃圾的,说他像叫花子不算踏屑他。老孙好不容易认出此人是阔别已久的老同学,忙叫一声:“唐BOY!”对方见孙天健一副大知识分子的模样,脸上漾出一丝苦笑。老孙忙向身旁的几位同事介绍:“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川大数学系五八届毕业的高材生。”众人大吃一惊。孙天健知道老同学一定饿了,忙请唐BOY先到饭馆里把饭吃了,然后找个地方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唐BOY说,1958年他在川大数学系毕业后,分到北京化工学院工作,谁知他在北京东问西问,却阴差阳错找到“北京轻化工学校”去了。校方见他是川大毕业生,赶忙殷勤地把他留下,他也懒得再去找什么化工学院了。从此,本是大学教授材料的他,却成了中专校的一名普通教师。更糟糕的是,1960年北京轻化工学校“下马”,让他回四川。他揣着“介绍信”返川后,不想去单位,直接回老家金堂五凤溪当农民。筛河沙,锤碎石,长期在农村打烂仗,还当过民办小学的代课教师。此人的经历太特殊,令人匪夷所思。某日,我特打电话向家住川大的余桂钧求证。余兄说,当年他们班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听说他最后落脚在一个木工厂当工人。听到这里,我只好叹息一声:生活中真的不乏悲喜剧,怪事多多。一个被扭曲的时代,既可在瞬间成就一个平庸的人,也可轻易毁掉一个有才华的人。

十一 四十年后再相逢

1957年反右中,川大中文系5579名学生中共划了8名右派,毕业后陈懋谱等4个右派分到新疆,我被分到青海。我在西宁,陈懋谱在乌鲁木齐时,我们便常通信。他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个性,有文采,内容真诚而不失分寸。后来他调到塔城。塔城紧靠中苏边界,晚上可以看到苏联那边的灯光。本来说是到塔城中学教书,结果书没教成,一到校便被精简下放(发给3个月工资,与学校完全脱钩!)到十月公社当农民。那是哈萨克人聚居的地方,他的小提琴派上了用场,很快融入哈萨克人的生活当中。虽然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对他都很友好,住在队长家伙食也不错,不是牛奶煮面条就是炖羊肉,但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任它一天天流失在陌生的漠野吗?

那时我在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劳教,处境比他坏得多,但彼此生活的大环境有不少共同之处。大草原给了我们的思想和书写以广阔的空间。我们都有许多新的体验,都有很多的话想交流,而且都有很多的时间。于是我们在一封封长长的书信里尽情地倾诉。谈托尔斯泰的晚年,谈杰克·伦敦那条野性的狗,谈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和高尔基的流浪人生。那时我们是那样的年青,年青人有年青人的话题。每次读到他的信,我都觉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后来他告诉我,他读我的信也有类似的感觉。信,对我们是荒凉夜空中的一星灯火。我们在信中互相鼓励,对未来千万不要失去信心。

1962年的一天,那时我已回到郫县农村老家当农民,意外地收到他一封笔调不再轻松的信。信上说,前些日子这边的哈萨克居民成群结队、呼儿唤女、驾着牛车马车,像归去的游子,没有半点戚容,没有一丝眷恋,浩浩荡荡地不断涌向那边,真是“车辚辚马萧萧”,许多村落走得不见一个人影,牛羊满山跑,鸡鹅遍地飞,门窗洞开,院落狼藉,一派劫后景象。我身居农村消息极蔽塞,这才知道新疆那边出大事了,感到十分惊讶。他说,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远走他乡,何必窝在这边受一辈子的罪。但他表示决不离开中国,他说,“我舍不得中国的黑眼睛姑娘”。“决不走”是事实,“舍不得黑眼睛的中国姑娘”当然只能视为陈兄浪漫主义的表白或曰避实就虚的一种解释。我这个被专政的农村五类分子及时义正辞严地回信赞许他没有脑壳发热跑到那边去。流亡外国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永远只能是这颗中国心。

一年后,突然收到他发自四川三台县的一封信。一见信封便觉奇怪,读完信文更是惊讶莫置。信上说,数月前,他在十月公社党政机关所在地阿西尔一户社员的婚礼上,结识了一位唱歌跳舞出尽风头、身材高挑而漂亮的混血女子。懋谱和她跳舞时,得知她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华侨,在加尔各答开重庆饭店。大陆解放前夕,她被父亲送回山东奶奶家,以后在东北上大学,不久成了右派,毕业后分到一个县城教中学,后被精简失业,不得已到新疆谋生,辗转来到十月公社。共同的命运让二人很快由相知而相恋,终日形影不离。未料有一天,懋谱突然得知这女子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已经追到十月公社来了,顿时好像受了电击。

他在信上说,这女人让他想起《圣经》里的那条蛇。他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决定立即离开十月公社,不相信偌大世界会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地。他终究太书生气,还没有走出新疆,刚到乌鲁木齐,便身无分文,无路可走了。后来进了收容所。现在,他已成了地道的从西伯利亚归来的流放者,胡须满面,头发像荒草,刚刚回到三台农村老家。

想不到我们两个的命运竟会如此相似,短短三四年内,便由白面书生变成了终日战天斗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赤脚农夫。我在郫县乡下和一个经历相似的城里女子结了婚,他在三台和本生产队一位比他小九岁、长相不错、性格开朗的贫农女儿结了婚。陌生而艰苦的生活需要我们去适应。我们悲伤而不绝望,期待着并坚信明天肯定会比今天好。这以前,他给我的来信少说也有一二十封,但“文革”风暴来临后绝对不敢保存,当即全部付之一炬。

20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我们不再通信,都怕招惹麻烦。1971年,我终于忍不住又给他写了封信。很快收到回信。他说,几年来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可悲的变化。他过着普希金、莱蒙托夫在西伯利亚过的那种日子,但其劳累和贫困远远超过他们;过着天竺国苦行僧那种清苦日子,但思想上的重负远远超过他们。还说,他的思想越来越陷入可憎的托尔斯泰主义。这种思想是我们这种生活的必然产物,但无法理解竟然会被作为贵族的托尔斯泰创造出来。不难看出,他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其实,我的日子又何尝好过,一家四口住一间半草房,大人娃娃穿得像讨口子,大哥二哥彼此差不多,中国人最有能耐,再多的苦难,我们咬紧牙关忍住吧!

懋谱是个十分多情的父亲。他在一封信上告诉我,他女儿兰兰已5岁多。女儿是他精神生活的中心,对她钟爱无比。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的年龄比他女儿稍大一点。他在信上开玩笑说,将来我们打个儿女亲家吧。我回信说,好哇,我儿子肯定会善待你的宝贝女儿。谁知不到一年,一封报告噩耗的信到了,他的兰兰突然抽风死了。他无比伤心,用他的话说:“一朵鲜丽的山花,在暴风雨里凋枯了。苍老的父亲仍然在寒风呼啸的深夜里面对青山不绝地呼唤……”他好长一段时间连夜失眠,长期神经衰弱。

他在生产队里长年犁田耙地,每天跟着牛屁股转。他善于在苦难中寻找诗意的一面,有时甚至认为犁田也是很有诗意的劳作,虽然不像他在新疆扬鞭催马过草原那样潇洒,但偶尔确实也曾有过“草儿在前,鞭儿在后,牛吔,你快快地走啊”那种牧歌似的悠闲。那份悠闲心态当然不可能持久,一到农历二三月春荒时期,绝对会被击得粉碎。

“农民”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信上探讨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孔老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定义下好了:“耕也,馁在其中矣!”这真是个令人心酸的定义。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定义仍无需作任何修正,这就更令人心酸了。

三台农村比我们坝区农村更苦寒。在他们那里,即使到了1970年代中期,每年春节后至夏收前锅里十天半月见不到一粒粮食仍是常有的事。许多农民被迫背起背篼涌进城里四处觅食。他为了生存,也曾加入过这个行列。曾经是中国西部一所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全年级最拔尖的才子,一个吃得任何苦的勤快的大男子汉,居然养活不了自己,成了逃荒者,这已经不能叫做悲哀而应叫做时代的耻辱了。

其时我家的粮食虽然也较紧张,但在他最困难无助的时候,挪个三二十斤支援他还是办得到的。懋谱收到20斤粮票后,赓即给我寄来3丈布票。他说他用不完这些布票。其实我家何尝有许多闲钱去添衣置被。他的画蛇添足之举,使我感到更为不安。他就是这样一个决不轻易接受谁哪怕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帮助的人。

一晃几年过去了。直到1978年给右派“落实政策”时,主管部门翻开他的档案材料,方知早在1960年他便摘掉右派帽子了。但从来没有谁通知过他,使他冤冤枉枉多当了十几年牛鬼蛇神,并且从来没有人向他说过一声对不起。他分到区办高中教书后,因知识、能力、人品俱佳,不久便当了校长,同时教一个毕业班的语文。

期间,我先到县文化馆辅导业余创作,继而到县报当编辑,随后又到县志办修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工作也愈来愈忙了。信写得愈来愈少了,内容也愈来愈简单了。1986年他被评为省劳模后,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说他多次应邀到三台乃至绵阳地区讲演,谈教书育人,谈人生感悟,效果上佳,准备把讲演稿寄给我,希望我提出修改意见。但此后便再也没有消息了。

19905月,我与县志编委会老主任王志忠一道去绵阳地区所属盐亭县交流修志经验,路经三台县停留了一天。三台的离休老县长与我们这位编委会老主任是山西老乡,同一个村长大,又同时出来参加革命。老县长设宴招待我们,席间我问这位姓郭的老县长:你们县有个叫陈懋谱的中学校长吗?他答:有哇,电影里有个“牧马人”,他是我们三台县的“牧牛人”。我再问他这位“牧牛人”校长是否还在原校,他说他已离休一两年,搞不清楚了。

从盐亭回到郫县后,我立即给懋谱写了封信,仍交万安中学。不久原信退回,退信原因:“查无此人”。年底再寄去一张贺年卡,结果仍是“查无此人”,原信退回。这个陈懋谱莫非失踪了?死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直到1998年国庆节,在省广播电视厅工作的老同学李镜兄才在电话上告诉我,他通过三台广播电视局的同志终于打听到了懋谱的情况,1990年秋,懋谱便被县政府派到教委担任督学,三年前便退休了。我这才“脑筋急转弯”,想起几年前将信和贺年卡寄到万安中学时,他已经离开学校一些日子了。以后我们又有了电话和信函来往。这时我才知道,当年我寄给他的信被退回郫县的时候,也正是他寄给我的信被退回三台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已从文化馆搬到县政府宿舍,却忘了告诉他,而他仍然将信寄到文化馆,馆里新来的年轻人懒得转信,赓即原信退回。

19984月我办完退休手续后,立即坐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三台去拜访他。那天中午他到车站去接我,等了许久不见人,那时我们都没有手机,无法联系,他以为我临时改期了,回到家门口,才知我早就拢屋了。没完没了的总是阴差阳错。

几乎40年不见,当年常在川大荷花池畔对着满池春水发呆,喜欢幻想的两个年轻人,如今脸上都写满沧桑,都成为爷爷辈的老家伙了。我们失去了什么?收获了什么?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十二 怀念王地山:又一位好朋友走了

1956年秋,王地山舍弃川报记者的桂冠考入川大中文系。记得在系学生会举办的迎新会上,他代表中文系五六级三个班的新同学致辞。他温文尔雅,东北口音,讲话生动风趣。至今记得其中有一句挺搞笑:“进校第一天我便知道了川大有三个后门”。此人广闻博识、口才极佳,这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

地山自幼追求进步,向往革命。1949年夏,他还不到17岁便考入新华日报社举办的南京新闻干部培训班,结业后毅然参加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辗转来到四川后,相继任《川南日报》、《四川日报》记者、编辑。其时他已崭露头角,但并不留恋无冕之王的光环。他渴求知识,倾心于大学的课堂。1956年秋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他在锦江之畔静谧的校园里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能够自由阅读和思考的美妙时光。

因为他当过几年记者,一进川大便被校党委宣传部聘任为校广播室的负责人之一。他介入广播室的工作后,学校的有线广播明显较前活跃。不过他在川大成为名人,却是在五七年春全校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在这次文艺汇演中,他与历史系五六级一位姓庄的调干学生合作编演了一段相声,拿川大的众生百相说事,有表扬有调侃有嘲讽,包袱一个接一个,台下掌声不断。自此全川大的学生都知道中文系有个王眼镜多才多艺,既会写又会说。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谁知数月后,他便被那场横扫一切的风暴一下子刮入了吞没数十万人的百慕大。再过一年,他成为获刑14年的政治犯(后加刑6年,刑期达到20年!)这位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地山兄,乃一介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书生,他究竟怎么哪?

入川之前,便读了许多中外哲学名著的地山兄,属于那种惯于“不断在路上寻找家园”的人。长年的记者生涯,培养了他对纷繁的外部世界始终保持高度关注的热情,喜欢研究社会,观察五洲风云,并作出哲学层次的判断。他力求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思想者,而不管自己的思考是否合乎时宜,是否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烦恼甚至造成极大的伤害。他不甘心知识分子的侏儒化,无法摆脱赫尔岑式的“智慧的痛苦”。在某些并不高深的常识判断面前,一些知识分子聪明地选择回避或逃避,还有一些幼稚天真或不可救药的知识分子,则毅然不计后果地选择坦荡直言。地山兄大概属于“不可救药”的一类,因此必然地收获了以后的命运。什么是命运?有人给出的定义是“悲剧的可能性”。

地山对个人悲剧其实并不怎么在意。他知道,历史上那些悲惨的先知,大抵是最不懂得怜惜自己的人。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并不畏惧为思考而付出代价,无怨无悔,不认为有什么需要悔改,由此一次次被关进被称为“监狱中之监狱”的小监,受尽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面对残酷的现实,他镇定地告诉自己:“唯有选择坚强”。

他的记忆力极强,劳改期间常念叨佛经中的一段话:“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个鸟笼,在捕捉生命中的鸟,其实每个人只是一只鸟,在寻找自己的鸟笼。失去的误以为是得,被猎的还自以为是猎人。” 有多少人能体味其中蕴涵的深意?

他从不自暴自弃,把监狱当做阅读社会的大学。他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英国航海博物馆收藏过一艘船,它从下水以来有138次遭遇冰山,116次触礁,27次被风暴折断桅杆,13次起火,遍体伤痕,但它始终没有沉没。世上大概没有不受伤的船,地山认为自己就是这只虽伤痕累累但决不沉没的船。

1978年夏,地山已服刑十九年零十个月,被提前两个月释放。次年春节后,他到芦山县一所中学任高中英语代课教师,月薪30元。同年9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无罪,(一个无罪的人坐了20年牢,没有道歉,没有赔偿,还要你表示感激!)同日与一位比他小十多岁的农村赤脚医生结婚,在竹林环绕的农家小院里,他有了自己的家。

当了三年教师后,被调到雅安《青衣江》编辑部先后任编辑、副主编、主编。我被借调到省文联工作期间,他每次到成都开会,必到省文联与我长谈,谈历史劫难,谈文坛现状,谈写作感悟。他十分佩服朱光潜的渊博学识和大师胸怀,并欣赏他的若干观点,比如文艺的天性是自由,是一种自由的运动,也是自由的一种力量等等。我们无所不谈。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刚领到川大给他补发的毕业证,毕业日期填的是19617月,而这时候他正在成都荆竹坝动力机械厂当劳改犯,不由嘿嘿苦笑,真是绝顶的黑色幽默。为此,他忍不住写了一篇随笔《迟到的毕业证》。

1987年他重回成都工作,任省干部函授学院教授、编审,同时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多次应邀到市区内外一些大学(包括母校川大)和中学讲演,主要讲青年的历史使命、填平代沟、构建代桥。他的讲演不唱高调,不以教师爷自居,不仅知识信息含量大,而且幽默生动,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大量的社会活动并未影响他的写作。短短几年内,他发表了多种体裁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电视片脚本)逾百万字。每次出了集子,不忘送给老朋友一册,让大家分享他的喜悦。他辛勤笔耕,但对自己的创作从来不敢有过高估价,不止一次说,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相比,我们这些东西也算文学吗?

地山自幼喜欢思考国家大事,对政治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抗战胜利不久,年仅13岁便为沈阳六中的墙报撰写了上千字的时评《东北与中国》,振奋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即使在监狱中,他也不改关心时政、喜欢独立思考的旧习。平反后,有难友评价说:苗溪本是个禁锢思想的地方,却出了不少思想者,比如胡风、章诒和、王地山……20世纪80年代初,他从芦山到成都拜访老同学,几位学友十分感慨地称他为“先知先觉者”,在省广播电台任副台长的一位同学甚至说他是“活着的林昭”。有次我告诉他,崇庆县一位离休的老右对他有不同评价:“王地山喜欢政治,但不懂政治。”他听后哈哈大笑,继而平静地说:“还有人说我左得很,又有人说我右得很。什么评价都有,一点也不奇怪。所有的评价,我一律看成对自己的警策和鞭策。”

地山因白内障一度失明。幸得夫人每天为他念书读报,还扶着他到附近的人民公园去散步、打太极拳,否则这日子真没法过。2002年做完白内障手术后,视力略有好转,开始撰写题为《走出豆豆溪》的长篇回忆录。15个月后完成48万字的初稿,冷处理搁置一年后,开始对结构和内容作全面修改。孰料改稿未及一半,眼疾复发,他十分着急。他在豆豆溪服刑十五年,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长长的驿站,是他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一段经历,任它像任何一片枯叶一样被轻易遗忘,实在可惜啊!近年某些人正竭力淡化那段血迹斑斑的历史,新的一代对前辈经历的苦难几乎一无所知,他怎甘心半道辍笔!他向我求助。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忙于总纂市志人物卷,绝对抽不出大块时间帮他梳理数十万字的文稿。

幸喜好人甚多,当年与他同年级的才子陈国福得知此情况后,自告奋勇帮他整理回忆录。一个夏天过去后,地山的纪实力作《走出豆豆溪》终于脱稿。书稿送到印刷厂后,国福兄要到外省参加戏剧界一个重要会议,校稿工作义不容辞地落到我的肩上。我不敢懈怠,认真校对了三遍,一边校对一边唏嘘感叹。有人说,写作是为了作证,为历史作证,为苦难作证,地山这部书稿对作证之说作了最好的诠释。

地山在书中多次提到被称为“胡总管”的二劳改,他对犯人如暴君,如豺狼。人啊,怎会变得如此可恶可怕?读书甚多的地山不由又想起列宁说过的一段话:“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并起来反抗的是思想家;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安于昏昏噩噩、百依百顺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十足的奴隶;赞美这种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主人感恩戴德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前些日子我满怀兴味地读了张先痴回忆劳改生涯的一本书,如果说该书富含感性化、情绪化的冲撞力,对比之下,《走出豆豆溪》似乎同时还蕴涵着一种理性的魅力,时露思想的光芒。

一位俄国学者指出,知识分子的存在,将对世界良心形成永久的冲击。他们可能因此成为最倒霉的人,但绝对不可能是活得窝窝囊囊的人。地山经历了种种磨难而没有趴下,虽然创痕累累,青春远去,但终于“走出豆豆溪”,为本书挑战生命极限和灵魂考验的主题作了最好的、悲情的诠释。这不是他个人的胜利(其实他是最受伤的人),而是时代潮流的胜利,“否定之否定”法则的胜利。

《走出豆豆溪》中有一章的标题是“豆豆溪不相信眼泪”。地山相信未来,从不自暴自弃,坚信花落自有花开时。他把监狱当做人生的大学,相信在这里可以更深刻地领悟社会人生。当他得知一位同命运的知识分子因绝望而自杀,相当痛心,暗自呼唤:“我的朱家伦老弟呀,你为什么选择了死亡?”

在小监里他丢失了一切,连维持起码尊严的裤腰带都被收走了,惟有一样东西决不能丢失:自信。尼采认为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他不相信过分崇拜权力的尼采,但相信尼采的这句话。他喜欢音乐,是贝多芬的崇拜者,并希望作一个贝多芬式的勇者,用最大的耐心和坚韧去战胜命运。

在长期单独监禁中,为了不让身体慢慢垮掉,他坚持每天做徒手体操,在铺上做仰卧起坐,练倒立。他用歌声排遣郁闷,独自面向墙壁发表演说,自己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为了在精神上充实自己,不让生命白白流失,他想起在提篮桥监狱中的柔石和白莽曾计划自学德语;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尼赫鲁在狱中写成《印度的发现》。刑期是如此漫长,而身边连一本书也没有,这才真正叫做可怕哪!忽然忆及入狱前有一位非常信任他的女孩,决定向她求助,她给地山寄来一摞英文和法文版马克思著作。他从此开始自学外文,利用射入铁窗栅栏的些许微光发奋读书。

地山一旦明确什么东西应当坚持,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妥协的。作为“反改造分子”被关进小监里,狱方命他检查自己的罪行。他利用这个机会,坚持每天写6000字,充分阐释自己被视为“异端”的政治观点。第一天写服法而不认罪;第二天写斯大林与个人迷信问题;第三天写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与民主进程,重申铁托是国际共运中第一位改革家,无愧为“小国家的大领袖”……每天一篇总共写了十余篇,愈写愈热血沸腾,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这哪里是什么检讨!人皆言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就是不想识那个时务。须知他正是因为南斯拉夫问题而获刑20年,距离被处决只有半步之遥。到这个时候了,他居然还敢继续直言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敏感政治问题,特别是南共问题,难怪被监狱当局认定为“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地山宁折不弯的品格,由此可见。

地山为这部书耗尽心血,身体愈来愈坏,多次住院。有次出院后,我登门去看望他。他说,病情已控制住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又说,学院一位管教务的副院长,最近诚请他抽出时间与学生对话,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大体上地山说一个半小时,学生说半个小时,然后在此基础上编一本书,他把书名都想好了:《与大学生神侃》。据他说,美国有所大学曾出版一部叫做《相约星期二》的畅销书,书中记录了一位教授与学生的若干次范围极广的对话。地山信心百倍。我相信他的知识、能力和口才,学院领导找他算是找对人了,他绝对是最佳人选。

这时电话铃响了,趁他去寝室接电话的时候,他的夫人喻家慧大姐悄悄告诉我:“省医院确诊地山患了胆管癌,已经扩散了,连手术都无法再做了,他本人还不晓得!” 啊,原来如此,学院是想为阅世欠深的大学生们抢救地山的人生智慧!几分钟后,地山接完电话高兴地说:刚才和我通话的正是这位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我们在电话上确定了十二个题目(后来扩展为16题),读书、就业、恋爱、交友、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等等,都是话题,我向院长提的要求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不必固定,每次二三人,一定要选爱读书、爱思考、比较有头脑的,学院全部答应了,这些学生基本上从新闻专业中挑选,下周就开始对话。我既为他的才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得到最好的展示感到高兴,又为他身患绝症,病情随时可能急转直下而担心,但这种担心我丝毫不敢表露半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地山为《老年文学》写了一篇《曾祥麟印象--翱翔在天空与乡土之间》,夸我说:“曾祥麟是个博学多才心直口快的人。他博览群书,与他交谈,谈的大都是他读过的古今中外的书,时有新颖别致的见解,并愿意把他刚读过的书借给你共享。谈到兴奋处如天马行空,自由随意,真像打一次精神牙祭。

他又是一位勤奋耕耘、时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他在文学与地方志编纂两座山峰跋涉。他的作品很耐读,亲切自然,含蓄恬淡,内涵丰富,时有神来之笔;他编写的志书,独具匠心,语言精练流畅,人物传写得生动而不乏细节,颇有《史记》《汉书》的遗风。有人说他在两座山上看风景,他自己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还有人说他是翱翔于天空与乡土之间的奇人。

祥麟和我是老同学,他比我小四岁,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川大中文系读书时却高我一个年级,是我的学长。他手不释卷,涉猎范围广,笔头快,脑子活,是班上的才子,读大二时便在四川省作协刊物《草地》上发表了小说《家庭》。1957年整风中,同学们推举他写一篇反映川大鸣放热潮的通讯,他欣然应允,用午睡时间一挥而就。殊不知这篇两三千字的报道竟惹了大祸,被打成右派,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1963年农场精简,他被遣送回郫县三道堰老家,从此,这位川大才子过上靠工分吃饭的日子。有幸的是一位城镇姑娘敬重他的才学和人品,毅然嫁给他为妻,生儿育女,和他一起度过相濡以沫的时光,这使他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获得了最深刻的体验。

如今,祥麟虽已年逾古稀,仍很健谈,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写作潜力。作为老同学,我更希望他再写一部以个人为题材的作品,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谛听历史转折的潮声。相信这部书稿一旦问世,定会以他的传奇经历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悟,给朋友们以惊喜。”

地山对我的以上赞誉和期待,使我既感激又不安。

一个多月后我再去看他,见他虽更消瘦,但精神状态仍然不错。他说,我与学生已对话八次,非常顺利,眼见要年终考试了,我决定暂停一段时间,明年春天再继续。我很清楚时间对他意味着什么,必须抓紧每一天,拖不得啊!但催促的话怎么说得出口!果然,不久病情急遽恶化,这次住进医院后,就再也出不来了。

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在20107月初,这时他已皮包骨头了。但头脑仍非常清醒,还能与朋友交谈,甚至还有兴致即兴展示一下他的幽默。他说:“前几天向永久(都江堰《老年文学》主编)来医院告诉我,有两个人得了《老年文学》的一等奖,其中一个是东北人,还有一个也是东北人,就是鄙人。”说吧微微一笑。这大概是他最后的微笑。不久,他就走了,和我们永别了 ……

十三 人生第二个驿站

人常说,直到退休后,我们才真正把自己还给了自己。这时候,时间是自己的,任我支配;生活是自己的,任我安排。我历来有购书癖,但许多书长期躺在书柜里,退休前没有时间读,现在可以静下心来读自己喜爱的书了。我从小喜看体育比赛,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去欣赏美国NBA和意大利、西班牙足球联赛了。此外,我还喜邀二三好友到清静的小茶馆喝茶聊天,真像古人所说的“三五知己坐,淡茶話家常”,乐趣非同一般。有段时间常与老伴一起到政府老年活动室打乒乓球,我不断进攻,她擅长防守,不打得浑身大汗决不回家;偶尔还与老朋友到农家乐打打小麻将。多舒坦啊!

但这种闲云野鹤似的自由自在的时光很快便消逝了。有一天,县老干局一位负责人郑重向我提出,希望我到县老年大学去当校长。我说,我不是当校长的料,但可以给老年朋友们讲讲课,谈谈自己对退休生活的心得体会。不久,我以方志界好友张伯龄兄送给我的的近著《老年--人生.爱情.长寿》为重要参考,开始到老年大学讲《品味老年》,每月讲一次,每次两小时,大概讲了七八次。我从不同的角度,结合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告诉老年朋友们,生命的列车虽已把我们运载到人生的第二个驿站,但我们并不是扳着指头过日子的“等死队员”,一个个至今仍然在不同环境或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依然是对家庭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从不讲大话假话矫情的话,以心会心,老年朋友们常听得眉开眼笑。他们开心,我也开心。

随后我又给老年朋友们讲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它毕竟只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不能盲目地瞎肯定,必要时还须指出其弊端。如何将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选择地、有分寸地介绍给老年朋友们,却是一个难题。老年大学的学员,既有大学毕业的,也有文盲半文盲;从职业说,有退休教师、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家庭妇女,文化程度和阅历差别极大。该讲什么?如何讲?深也深不得,浅也浅不得,必须知识性趣味性兼顾。经与老年大学负责人商量,我先后讲了以下专题:炎黄子孙,历代家训,蒙学,科举,野史,民谣,文房四宝,佛教,道教,川剧,京剧……为了不辜负老年朋友们的信任,我认真备课,阅读了大量书刊。为了讲两个小时的“民间故事和民谣”,我细读了中国社科院川大老同学祁连休主编的、长达50多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为了讲三个小时的“闲聊川剧”,我这个大胆的门外汉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专程到成都请教曾任省川剧研究院院长的另一位川大老同学王定欧,临别他送给我一部四五十万字的《川剧发展史》,我如获至宝。通过大量阅读,原来知之不深、似懂非懂的许多问题,现在基本上弄醒豁了。我深深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说起来好笑,那时在县老年大学讲两个小时,讲课费仅40元。幸好我不抽烟,如果抽烟,还不够备一节课的烟钱。

以后,由于接到另外的任务,老年大学的讲课不得不暂时终止。

大约2004年秋,县政协主席魏伟请我主编一部从古蜀文化视角全方位阐释郫县人文历史的书。我义不容辞,立即策划栏目,组建班子,拟订提纲,确定选题。这部46万字、定名为《千年古蜀都——郫县人文卷》的文史著作,从新石器时代的地下古城挖掘说起,确认郫县是古蜀文化的源头之一,早在四千年前便是成都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部书不仅彰显了古蜀王都遗韵,还进而全面打捞了县域的文化遗产,较充分地发掘和展示了郫县人文历史的内涵和外延,旨在为郫县的建设提供具有本土特色和人文深度的智力支持。该书于2005年出版后,受到县领导和社会各界乃至省内外史志界较高的评价。书中收入160多篇文章,作者和编者多数是本县年逾花甲的老人。我们老而不朽,老当益壮,老有所为!我们的人生积淀相对较丰厚,老有老的优势,最美不过夕阳红。

2005年,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大面积铺开。我受成都市志办谬赏,被聘任为成都市地方志验收委员会委员。除了参与培训本市修志骨干、修订市志篇目外,还承担了《成都人物志》的编写和总纂任务。我负责编写近现代成都市140余名杰出人物的传记。参与编写这部志书的其他三位老师,全是史学界的专家、教授,其中两位是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他们对历史背景的了解,对人物资料的占有和熟稔,绝对远胜于我。既然知道自己的差距,就多下点笨工夫吧。

那时我家里虽然买了电脑,但还没有学会上网搜索资料,只好腿脚勤快点,嘴巴放乖点,到处去购书,去借书。仅省民委历史研究所曾获十余项部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的前所长、树德初中的同班同学、川大历史系55级毕业的好友周锡银,就送给我两布袋书,上车时,我提一袋书,他帮我提一袋书,这种哥们哪里去找!

此后三四个月内,我除了积极跑省市图书馆、省市档案馆和省方志馆复印和抄写资料,还多次到成都送仙桥等旧书摊去搜寻相关古旧书籍。我花在购书上的钱不会少于三四千元,光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编纂出版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16开三大册,将近400万字,便耗资800余元。再加上文史界一些老同学、老朋友的大力支持,借给我许多相关书刊,我终于掌握了编写近现代人物传必须占有的大量基础资料,并在七八个月时间内独立完成了30余万字的人物传文稿。

成都的修志任务尚未完成,续修《郫县志》的工作已经展开。2006年夏,县志办聘请了包括我在内的8名修志人员,我们的平均年龄超过65岁。我们在工作中始终兢兢业业而又充满自信。我是这部志书的总纂,在县志办杨、李两位主任和我共同主持下,我们一起学习方志理论及相关文件,认真分析县情,讨论篇目,然后分头收集资料,细心编写志稿。到2010年初,陆续完成县志第四稿后,立即转入全书统稿阶段。在201112月的验收会上,这部图文并茂的县志送审稿得到成都市地方志验收委员会一批老领导和方志界专家很高的评价。市志办郭主任说:成都市如果选一至三部优秀志书送到北京去参加评奖,《郫县志》肯定是首选。我们郫县在1980年代编纂的首册新县志,先后获得全国地方志一等奖、全国优秀图书奖。相信这一届编修的县志,同样会获得应有的荣誉。

可我这个七十大几的老头子编完县志后依然无法休息。三年前市志办委托我总纂逾千页的《汶川特大地震成都抗震救灾志》。这是一部千头万绪的文献性著述。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先后完成一稿、二稿、三稿(定稿)。这部志书尚未出版,又被紧急叫到北京去协助修改《全国抗震救灾志》。

近两年几乎夜夜失眠,每晚必服安眠药。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渴望休息》。开始写长篇回忆录《往事如磐》201310月,自以为卸下了担子,偶见北大教授何怀忠的一句名言:“‘失败者’也写史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从11月起,并非心血来潮,。结果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常有区市县志审稿、验收等事务的干扰。到现在还有县志办一摞待审改的文稿堆在书桌上。这辈子是牛命,既然肩上已经套上了轭,没有办法,继续奋力前行吧!

前段时间县政府办公室退休支部叫我为县老干局举办的征文活动写一篇文章,实在推脱不了,我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在潮起潮涌的改革年代,我们不因年迈而成为旁观者,我们的退休岁月同样精彩!”这是应命之作,难免要说几句矫情的话,现在自己看了都觉得别扭。

2002年春节前,我在寄给远方朋友的贺年卡上,写了一首题为《岁月》的小诗:

岁月摇着大橹/载着你我/走过波翻浪涌的路/有沉有浮/有喜有怒/有说不完的糊涂/脚是行走的笔/歪歪扭扭/写下了一本难读的书。

岁月擦掉昨日的忧伤/擦不掉的是希望/愿你我的明天/只有潇洒/不再有梦里的惊惶。

反观自己这一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活得非常窝囊 ,直到1978年以后,生活才逐渐回归正常。如今虽已接近耄耋之年,但生活还在继续。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依然是未来。但愿明天水更清,天更蓝,人生更多一些亮点,生命更少几分苦涩。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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