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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我的创作观和答记者问

我的创作观 

2002年,在都江堰“玉垒诗歌学会”主编陈道谟老师一再动员、催促下,我出了一本小小的、不到20万字的诗文集《天空不寂寞》。我在这本小书的首页写了一篇七八百字的《写在书前》。这几百字,实际上是我的“文学观”或“创作观”。录如下:

我希望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写得非常潇洒,优美但并不空虚,充实而不失灵感。

我的文章不可能是最好的,但都是自己的。我希望在简单中发现复杂,同时将复杂表述得非常简单。可惜我太笨,多数时候做得很差。

我希望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生活的血色,而且都像你我一样真诚。我害怕把假当成真,同时又将真当做假。我真希望多一些理性光辉和理性勇气。多么难得啊,

那尖锐而独特的思考!我不太相信人性,我最希望听到有谁向阴暗处叫一声:放下你手中时时待举的棍子!

我期待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让心灵升华的东西。智者不见得真的智慧,愚蠢的人也许并不愚蠢。我厌恶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权威或上帝的声音向读者讲话。

我希望我的每一首诗都融入智慧和思想。遗憾的是我的翅膀过于沉重,缺少温柔的抚摸,丢失了轻灵的身影,但我并不自惭形秽。我特别害怕完全失去了忧患的写作状态,而且特别喜欢有疼痛感的诗。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园地。我深信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芬芳--当然它首先必须是花,并生长在自己的田园。

我害怕诗歌变成了轻柔的手绢或拙劣的化妆品。它应当是风,吹落枯叶,吹活池水,让花绽开,让寂寞的山谷在黎明时醒来。

我害怕诗人过份聪明,并用这聪明来折腾读者,像猫玩老鼠似的捉弄读者。

我宁愿听魔鬼的嚷叫,而不愿听神灵的启示。我害怕自己的诗中出现虚假和伪善。哪怕只有一行,我也将为之羞愧,感到无地自容。拒绝矫情,坚决放逐无病呻吟!没有感受,我连半行诗都写不出来。

我没有太多的欢乐,但有说不尽的遗憾和更多的困惑,因此想用诗向苍天和大地呼吁,并期待着回声。

也许,只有舍甫琴科这几行诗最适合写在这本集子的扉页上:“我的歌呀,我的歌!我不想用歌声来为自己召唤幸福。让我的歌像乌鸦一样,号叫,飞翔……”

《四川农村报》记者问  

199110月底,伯炎兄写信叫我写一篇“答记者问”。他提出十个问题。他说,你不一定全部回答,只回答其中几个问题也可。我问:你还找了哪些人写?回答是:还找了王尔碑、傅天琳……我立即回答:行!1117日,这篇《作家曾祥麟答记者问》见报了:

问:哪些作家对你影响最大?

答:中学时代我最喜欢巴金,他的热忱和真诚至今令我感动难忘。他启示我,文学不仅珍惜自然与和谐,尤贵有一片赤子之心和人格的力量。契科夫的睿智和表述的克制,简直使我惊讶。他的每个字都像一枚钉子,钉下去就休想拔出来。他让我懂得了什么叫精炼,什么叫思想的魅力。而罗曼·罗兰则让我认识了一个充满躁动美的世界,并使我坚信,文学需要搅动人心,并追求终极的辉煌。

问:你是怎样阅读生活这本大书的?

答:生活是个怪东西,热闹或欢乐的时候想不起它,寂寞和痛苦的时候却无时不感到它的巨大的存在。你每天都看见它,却不一定了解它。对它最满足的时候,可能是你最空乏的时候;自以为占有它的时候,可能是你离开它最远的时候;痛感它无情剥夺你的时候,可能恰恰是它给予你最多的时候。它比上帝伟大得多,它袒露一切,创造一切,证明一切。它不害怕死于昨日,所以总是生于明天。

问:你在写作时,是什么状态和滋味?

答:哪怕写一篇短文,一首小诗,也从未感到过轻松,总觉好像在一层层剥光自己,撕裂自己。又好像女人生孩子,免不了阵痛,但不生不行。又好像噙着一枚硬果,但最终总是可以咬碎它并咀嚼出甜味来。我羡慕那些写得潇洒的人。

问:“有志者事竟成”这句格言,适用于创作吗?

答:创作需要多方面的储备和综合的素养,包括要有敏锐的感悟、丰富的想象和对现实生活的消化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训练成运动健将、音乐家或画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苦斗而成为优秀的作家。“有志者事竟成”在社会实践中有其伟大真理性的一面,但不一定适用于创作。这是一个痛苦的真理。不过这些丝毫不影响我们将文学写作作为业余的一种爱好。

问:精神生活贫乏,能创造出好的精神财富吗?

答:创作不是变戏法,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移植和投入。没有旺盛的根,哪来壮实的果。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作家,无一不是精神上富有的人和了不起的思想家。充实的创作需要充实的心灵。

问:写诗只读诗,写小说只读小说,可以吗?

答:文学的各种体裁具有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关系。诗可以吸取小说的感性美、细节美、矛盾美及语言的自如美;小说,可以吸取诗的悟性美、蕴藏美、情绪美乃至语言的精炼美。创作最忌自我封闭--无论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内容的还是形式的。写诗的读一点小说,写小说的读一点诗,可以促使你的创作在不自觉中注入新的血液,获取新的营养,进入新的境界。

问: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不精通语言行吗?

答:不会推刨子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好木匠。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愿意相信这个简单的事实。

他走了,何乃太匆匆!怀念首任县志办主任钱光荣

他本是破案高手   首任县志办主任钱光荣是成都人,高中毕业生。解放后,他先后在崇宁县公安局和郫县民政局、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我一到县志办,曾在崇宁县公安局与老钱共事的曾德文(此时在县志办修志)告诉我,老钱不仅会说,被称为县政府的三大铁嘴之一,而且脑瓜子很灵,在公安局工作时,是破案高手。旋即讲了1950年代初期老钱破案的两个故事。

一个林业工人与医院某护士乱搞,那时乱搞男女关系是大事。公安人员把林业工人弄到公安局来审问,工人整死不承认。钱光荣过来后,叫他把裤子脱了,扯几根鸡巴毛下来。那林业工人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得不照办。毛扯下后,钱叫他把毛包在一张纸里,说:“现在侦破工作运用科学手段,啥子事情都弄得穿,拿到化验室一化验,马上知道你究竟搞过那个护士没有。到时候罪加一等,从重处罚你可不要喊黄哈!几轰就把那个工人轰垮了,赶紧交代的确与那护士乱搞过。

又一回,某大队抓住两个小偷,公安局派两个干警审过来审过去,没有审出所以然。钱光荣决定另想办法。他叫人把两个小偷关在一个屋子里,其余人散会回家。他事先安排一个人藏在屋角的大柜子里。人都走了以后,两个小偷交换情况。这个说,你交代没有?那个说,没交代。两个小偷订立攻守同盟,商量如何编造情节对付公安局。柜子里的人听得一清二楚,就这样破了案。

编修县志期间,老钱曾对我说,我肚皮头的破案故事多得很,修完志以后,我慢慢跟你摆,可以写一本书。谁知志书刚修完他就住进医院了。许多精彩的侦破故事,全烂在他肚子里了。

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是经过一番斗争的  

这个钱光荣,写文章虽欠功夫,但做组织工作却很有一套,对修志人才颇为重视。当时县志的总编辑由编委会主任(曾任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时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志忠兼任,第一第二副总编辑由县志办主任钱光荣、副主任秦福炯担任。我到县志办没几天,钱光荣就给我安一个排名第三的县志副总编辑职务。

编委会主任和县志办主任都想栽培我,对我的入党问题甚为关心。我从小胸无大志,不求上进,自由散漫惯了,读蜀华初中时连少儿队(后改称少先队)都不想加入。读高中和大学时(反右前),自知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条件不好,从未想过入团问题。后来成了右派分子,能摘掉右派帽子就万幸了,哪里敢想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共产党员。我在钱主任一再催促下,写了入党申请。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你的入党申请书早已交上去了了,王主任不时过问你的入党问题,放心好了。

又过几天,他说:“我想把担子卸给你。”我赶紧说,“我是当兵的料,你千万别甩包袱!” 钱光荣摆摆手,作古正经地说:“这次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是经过一番斗争的,我把李子英(农委秘书、县志副总编辑)、鲁经武(县政协副秘书长、县志副总编辑)都动员过来了,不然压不下去。”听得我毛骨悚然,我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接着他又说:“你想离开县志办,有些人巴不得你离开才好呢!”我听得更莫名其妙了。

不过我已意识到,编委会和县志办领导对我的入党问题似乎比我本人更关心,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讨论我入党还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尤使我感到意外甚至惊讶。

是“摘右”,还是“改右”   

又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一踏进办公室就听李子英说,今天我一个字都写不下去,王志忠主任派人询问机关党委,曾祥麟的入党问题怎么还未解决呀?回答是:“没有问题,我们正在开会研究,目前还缺一点材料,不知曾祥麟是‘摘右’还是‘改右’,还要请县志办补个材料来。”李子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很冒火:“组织部的档案室就在旁边,喊两个人去翻翻曾祥麟的档案,几分钟就弄清楚了,偏要喊原单位去查。等老钱派小吴和曾德文去查明你是‘改右’,再去补充材料时,人家的会早就散了,只有等下一批了”。

早一天迟一天入党我不在乎;如果觉得我暂时还不够资格加入以“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己任的最光荣最伟大的组织,我也不会怄气。我想不通的是,右派问题早在1979年就彻底解决了,郫县近两百名右派没有一个未改正。全国只有几个“想跟共产党轮流坐庄”的天王级右派没有改正,全县无人不知。我有那个能量吗?我这个小虾米算老几?怎么到八十年代中期了,还在查我是“摘右”还是“改右” ?这是为什么呀?

老钱说,住房有点悬,赶快去找胡太爷  

1984年县委县政府在政府大门旁修了两幢职工宿舍,解决了少许干部的住房问题。三年后的1987年,一环路西北段的两幢新宿舍快要竣工了,好多人都盯着这60套住房(县委县政府各三十套,套二套三各一半)。想起一年前几位县领导先后表态给我一套三的住房,到时候搬进去就行了,因此毫不担心。宿舍还在施工阶段,我和熟成已去看过多次。玻璃门,磨石地面,还有宽大的阳台,自来水龙头直接安在厨房里的水槽上,看一次心花怒放一次。更使人高兴的是,每家每户都修了专门屙屎屙尿和洗澡的卫生间。与文化馆总共二十二三平方米的两间狭窄低矮、破破烂烂的平房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文化馆的住房与厨房相隔五六十米,有段时间有几几户职工根本没有厨房,我们几户只好在阶沿上摆一个蜂窝煤炉子煮饭、炒菜。全馆十几户职工共用一个水龙头。厕所在一百公尺开外,天若下雨,要打起伞去屙屎屙尿。那时城里没有浴室。在文化馆住了八年,除了夏天男子汉可以到沱江河去搓澡,春秋冬三季,谁都别想痛痛快快地脱光身子洗一次澡。身上脏得发痒了,只能端一盆水进寝室擦擦身子。记得有一年夏天,有个女职工想在厨房区的水龙头旁洗澡,叫她丈夫守住厨房区的侧门,别让人进去。谁知她老公的烟瘾发了,进寝室拿烟耽搁了大约一分钟。就在这一分钟内,正好音乐组的刘晓玉(男)想到厨房去揭蜂窝煤炉盖,一进厨房区的侧门,就听正在洗澡的受惊的女职工大叫,随即大骂老公为什么不把门看守好!几年以后,文化馆的职工们还把这起事故当成笑话摆。

眼看新宿舍快要交付使用了,突然传来不好的消息。有天中午,钱光荣对我说:“我问卫仲伦(政府办公室主任)新房子多久分?”卫说月底才能完工。钱又问:“我们县志办的曾祥麟是不是分的套三?” 老卫避实就虚回答:“现在要房子的人很多,哪些人列入计划?分套二还是套三?很不容易摆平。楼层更不好解决,现在套三特别紧张。”

老钱得到这个信息后,叫我“赶快去找胡太爷(县长)丁对一下,咬死当初你答应的是一套三,不要说家庭人口,要说人口就说不好,好多家比你家的人口多得多,他还可以举出哪几户是三代同堂……”感谢钱光荣及时帮我这个迂夫子出主意。最后有惊无险,19878月,我家终于迁入带前后阳台的“套三”新居。

书成人亡,匆匆西去  

1988年底,《郫县志(1911-1985)》经五易其稿,终于送到出版社,后来获得全国一等奖。作为县志办主任、县志副总编辑的钱光荣,他长期抱病工作,对这部志书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可是志书尚未出版,他的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1989年底换届,我接了他的班。不久,他去世了。市志办的领导对我说,你们郫县的钱光荣同志对修志工作的奉献精神,令人感动,值得表扬,你们赶快写一篇文章来,下期(19907月)《成都地方志通讯》要用。

回到郫县后,考虑到1981年便启动修志工作,而我1985年才到县志办,前期修志工作自己并不了解,这篇文章,应请1981年便介入修志工作的志办副主任、县志副总编秦福炯同志来写。我告诉老秦后,他慨然应允。我说20天内一定要写出来,不然赶不上市志通讯第三期刊载。眼看十七八天过去了,市志办打电话催稿。晚上,我跑到老秦家问他稿子写好没有。老秦说:“我还没有动笔呢!”我有些惊讶。着急解决不了问题。我说:“你不必写了,这篇文章我写!”好在我对老钱也很了解,当天晚上熬夜写出一篇《他走了,何乃太匆匆》,第二天吩咐县志办的打字员小潘赶到成都市志办把稿子交了。

他走了,何乃太匆匆

五十七岁,对一个修志工作者,也许仍属黄金岁月。但是他却蓦然离开了我们,告别了他抛洒心血、倾心相与达十年之久的修志事业。

1981年郫县始建修志班子,一开始钱光荣同志便被县领导派到县志办负责修志筹备工作。他原是1950年的高中毕业生,但从未干过文字部门的工作,修志对他显然是相当困难的,朋友们都这样说,他自己也很清楚。可是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却没有拒绝,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他的天性。他就这样毫无准备地来到了编修县志这片待垦的荒原。连他自己后来都好笑,最初连什么叫县志还搞不清楚呢。好在他向来有一股牛劲,干哪行爱哪行,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他相信只要虚心,慢慢总会步入修志的门道。

“服务当代,惠及后世”这句话,他在会上会下常常讲起。老钱的确真诚地喜爱自己的工作,并常常鼓励大家安下心来修好县志。他多次诚恳地与人谈心:“你以为我老钱除了修志就干不来别的事情吗?如果凭兴趣,我应该回公安局去破案,那才是我的本行,我的特长!但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够只顾兴趣而不顾事业的需要呢!” 他绝无用豪言壮语装饰自己之心,在侦破方面,他确实有一套,他有许多堪称经典的破案故事在政府大院内长期广为流传。有些故事精彩得要笑破人的肚子。由于他脑子活,主意多,加上组织能力特强,这才让他大改行,来到工作千头万绪(特别是修志初期)的县志办。对此,他确实大大地作出了个人牺牲。

老钱对工作抓得很细。县志正式展开编辑工作以后,作为县志办公室的主任,他在每周星期一上午的例会上,总要挨个问:“××, 这周你写了好多节?好多字?”有些同志感到不耐烦,说他像农村生产队长一样,热衷于调工派活催进度,从此便有了“钱队长”这个半是亲切、半是嘲弄的雅号。他并不计较人家怎么称呼他。他觉得有必要经常了解督促修志的进度。如今回过头来想,要不是老钱当初进度催得紧,说不定现在《郫县志》还没有送出版社哩。

老钱绝非那种片面追求修志进度的人,他非常重视志书的质量。早在19841985年写县志二三稿的时候,一些同志便沉不住气了。他们说:“写了这么几年,差不多就行了,不要穷折腾、没完没了的再改了!”老钱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县志早日完稿,但目前仅是半成品,怎么能够草率脱手呢!他耐心说服大家,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一定要出合格成品,决不能匆忙拼配送审。《郫县志》经历八个春秋,五改纲目,五易其稿,一个个头发胡子都写白了,其艰苦绝非外人所能想象,但质量提高了,值得!

老钱把志书资料的准确性视为志书质量的基础。已到全书送审阶段了,发现徐子昌传(徐为川西大恶霸、大特务)的原始资料有问题。他毫不含糊,立即请公安局的同志专程到市局去查抄有关徐的材料,抄回上万言素材后,推倒原稿及时重写徐子昌传。总纂时,各篇的数据都经责任编辑认真审查过,但老钱深知此项工作至为艰巨,全书纂成后,他再次组织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三位同志重新审核了全书主要数据,纠正了多处失误。有时他认真到咬文嚼字的程度。讨论凡例时,对“凡例”这样一个很普通的术语,也绝不马虎,为求准确界定其含义,他不惜查尽书柜里的所有词典。

初到县志办工作的同志,常有这样的感受:这个单位很民主。老钱是个有主见的人,有人说他“钉子都咬得断”。但在修志上,他并不自以为是,而是遇事征询大家的意见,不搞个人说了算。他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知道编纂县志涉及百科知识,所以讨论问题时,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常有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情况,有时争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个别容易激动的人向他拍桌子。这时候,他总是非常冷静,并不计较别人的冲动。县志编委会主任王志忠有次不无感佩地告诉我:“钱光荣这个人有一条长处:容得人,肚量大”,可谓知言。

还有一个细节至今常被大家当做笑谈回忆起:一些同志多次提出,修志辛苦了几年,屁股都坐起茧巴了,是不是组织大家就近耍一耍,吃一顿豆花饭?这个要求很简单,老钱深以为然,每次都很诚恳地回答:“好、好、好,明年春暖花开一定去。”花谢又花开,一年又一年,他这个许诺始终没有兑现。工作一忙,他把什么都忘了,连每年自己的公休假都记不起,哪里还想得起组织大家到外面去欣赏大自然的风光。但切莫以为他是一个对同事的生活和思想漠不关心的人。每逢大家在住房、调资、儿女升学等各方面遇到困难,他总是悉心关怀,东奔西走,尽可能提供帮助。我在子女升学上,就是曾经得到他帮助的人之一。

作为县志办的主要负责人,老钱不仅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和编纂组织工作,还承担了政治部类好几万字的编写和审改任务。在县委、政府大院里,他是有名的老病号,长期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有时见他一边伏案写稿、一边大声地咳嗽,咳得满脸通红、眼泪汪汪,捏住笔咳一阵,猛吐一阵痰,喘息一阵,然后又写一阵。他不是蘸着墨水在写,而是蘸着自己心中的血在写!

他家住在县政府大门口,距办公室不足百米,对一般人来说,这是很近的距离,但对他却是一段很长的路,绝对是一种意志的考验。几十米路要歇好几次,要走一二十分钟!一些老朋友劝他:“离岗休息算了,你不要命了!”他一笑置之,有时补一句:“我还可以坚持,县志不编完,我死不瞑目!”就这样,他硬挺着带病工作,管起事来照样很具体。去年双流县的同志来郫县了解审稿工作,那时的老钱同志,即使给他半个钟头,恐怕也无力从家里走到办公室。我们用自行车把他推到办公室,向兄弟县的同行介绍了情况。这一次,是他在办公室的最后一次“亮相”。

我由郫县报社调到县志办修志,是1985年的事。其时县志编纂工作即将进入关键的总稿阶段。是老钱听他夫人(郫县著名的女律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后,在编委会主任的支持下,生拉活扯把我要到县志办去的。我一去他就准备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同时告诉我:大家都说你是写文章的高手,但修志不是搞文学创作,有些知识恐怕你还得从头学起,因此你的当务之急是静下心来先读几天书。随即给了我一摞有关地方志业务的书刊。到县志办的第一周,我集中精力读了几十篇方志理论文章和经验介绍文章,这才知道老钱的话一点不假。承担县志总纂任务后,我的工作压力加大,老钱的任务并未因此而轻松。如前所述,总纂志稿之外,县志办还有许许多多琐碎而又十分重要的具体事务,需要他带病去操劳。

去年秋,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再度住进医院。这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两只鼻孔里昼夜插着输氧管,连拉屎拉尿都得专人服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随时牵挂着尚未出版的县志。他的夫人对我们讲:“钱老头脑壳里只装着县志,做梦都念着县志,他说如果生前见不到县志,死后也要我给他放一本到棺材里去。”。这是多么凝重和催人心腑的话啊!想起我们修志战线上有这样痴心和执着的同志,我们能不更勤奋、更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吗?想起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位如此看重自己的事业、甚至死而无悔的同志,我们能不为自己置身修志行列而感到自慰甚至自豪吗?《郫县志》终于出版了。元月底刚从出版社取回四十册样书,我们立即给他送去一册。他那备受病痛摧残的脸上,在捧起县志的一刹那,终于漾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整整十年哪,这枚沉甸甸的果子终于从仰望多年的高枝上坠落下来,落在他即将暝合的眼皮下,他能不释然动容吗!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折腾了七八个月,他多么想继续活下去。他的亲属、朋友、同志需要他,未竟的地方志事业需要他。但是,他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414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头下枕着一部泛着油墨香的新县志--那是他最心爱的伴侣。书成人故,令人悲痛,他走了,何乃太匆匆!    

(写于19907月)


酸酸甜甜,给修志生活留一张剪影

个中甘苦我自知  

1981年正式启动县志编写工作后,每年都要编几期《郫县地方志通讯》,向上级和各界汇报县志办的工作,总结经验,规划未来,表彰先进。县志办有做不完的事情。但这个单位既无钱又无权,被许多人瞧不起。在古城公社当农民时,就常听到一句谚语:“人爱有钱人,狗爱屙屎人”。县志办穷得伤心,别说买不起相机,十几号人想安个电话都安不起。修志人的苦衷,外人很难想象。我有满肚子的话想说。在1994年编印的第45期县志通讯上,我写了一篇《个中甘苦我自知--一个修志工作者的自白》。这期通讯印出后,我们送给正在医院治病的县长白刚一份。白县长看完此文后,立即指示政府办公室在下期《郫县政报》上转载并加编者按,号召全县各部门各单位职工,认真学习修志老同志的奉献精神。此文后被《中国地方志》及多家省市地方志刊物转载,连省老干局办的《晚霞》杂志也转载了,不过标题被改成了《安坐冷板凳》,还评了个一等奖,得了奖金100元。这篇文章,可视为对我退休前工作和生活的大致写照。

尽管当今许多人已经不再欣赏光环笼罩下的某些神圣的字眼,我还是要说,我们确是怀着一种奉献的热忱来到县志办的。编一地之史册,集十方之资料,成百科之全书,传千世之新风,树万代之丰碑,还有什么比这项事业更令人神往!

想当初,一二十号编纂人员拥挤在三四间平房内,大家象蜜蜂一样,终日忙碌在浩繁的资料堆里,有时好不容易发现一点一滴有价值的资料,会乐得象小孩一样手舞足蹈,继之长叹一声,难哪!为修一部上百万字的县志,查阅了上万卷档案,翻破了无数本书,采访了无数口碑,跑了市内外好多个图书馆,历时八年,五易其稿,背都写驼了,头发都写白了,能说不难吗?

但编写县志之艰难程度,未亲身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很难充分理解。有些人甚至把县志办看做专门安置五老七贤的部门,说了许多很难听的话。县志编纂人员多是熟悉本县、本部门历史的行家里手,年龄结构自然偏大。八五年我到县志办时已四十七八岁,额上的皱纹都起堆堆了,仍只算是小老弟,有些同志口口声声喊我“小曾”,喊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们的许多同志的确老了,但“吃安胎的”绝对找不到一个。想图清闲,到修志部门绝对是走错了门。那些说闲话的人哪里知道,好多个夜晚,好多个星期天,我们都是伏在办公桌上度过的。那些人当然更无法知道,有时仅仅为了查实一个姓名、一个数据,会搞得你连日坐卧不安,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搞得你又哭又笑。我们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以他们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严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为这部新县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有人说,“修志不得志,得志不修志”。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一定能吓退人。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容我说一句冠冕堂皇、不怕别人脸红的话,新中国这项“资治教化存史”、“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巨大工程,这项需要一群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事的工作,总得有人来做吧!历史赋予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义不容辞,甚而觉得庆幸。

这个部门的确是清水衙门,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条件艰苦。想起来都好笑,一大泼人办公,要联系上百个单位,却长期连电话都没安一个。当时的“一把手”钱光荣同志素来克己奉公,总是说:“给政府省几个钱,要打电话跑几步路,到对门人大去打。”还有更令人笑不出声的事:大家辛苦了好几年,单位上却从未组织大家到哪个风景区去潇洒那么一天半天,甚而连一顿最最普通的工作餐也没吃过一顿。老钱为此深感愧疚,多次说:“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请大家出去耍一耍,吃顿豆花饭。”结果是花开又花落,一年又一年,因为工作忙,经费紧,老钱许的这个愿,直到90年他去世,始终没有兑现。对此,大家并不计较,一笑置之。这与包括老钱在内的许多同志所作的个人牺牲比较起来,算得什么!大概我们思想中此类传统东西多了些,难怪人家总说我们修志的人是属猪属牛的,傻得冒烟。

还有人说修志的人“迂”得很。这话倒很可能说对了。比如1989年县委发文收缴“小金库”,当时县志办计划外经费总共只有两百多元(卖给区县同行少许专志稿本及偶尔帮个别单位打字收入),我们单位的人真听话,闻风而动,立即上缴,分文不留。后来听说好些单位对文件精神理解得比较灵活,根本不予理睬,这时想把钱讨回来,已经迟了,还落得别人一句不轻不重的教训:“背时,哪个喊你们那么积极!”

修志部门的每一项工作都得求人:要资料得求人,发行工作更得求人。每每一走到别人面前,还没来得及说请你掏钱买我们的书,人已不自觉矮了三分。有时候坐都不请你坐就把你打发走了,要多难堪有多难堪。工作中的这一类委屈多的是,早已懒得计较。1990年为了将新出版的县志及时送到读者手中,年届花甲的编委会主任与我们一起连续在乡村公路上坐了三天汽车,跑遍所有乡镇,把一摞摞比砖头还重的志书抱上抱下,人人一身的灰,满头的汗,但忙得带劲,累得高兴。这些,别人又是很难理解的吧?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修志部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出现可以理解的变化。三年前县志办调进一位年轻女同志,一位心直口快的外单位同志当众取笑她:“你霉得慌,县志办穷得伤心,你跑到那个单位去干啥!”任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变了泥鳅就别怕泥糊眼,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全都认了。

再说一句书呆子话,我们心中自有一杆衡人量己的秤:人生的价值,人格的光辉,乃至得失的标准,苦乐的观念,不见得总是与金钱权势连在一起吧?何况我们的工作不仅自始自终得到编委会的大力领导和全面参与,而且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地方志工作简直是寸步难行。

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我们的成果--包括县志、年鉴及其他地情读物--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产生了应有的社会经济效益,最近县志还得了全国一等奖,这不就够了吗!我们不是应当由此感到最大的安慰吗!

秉笔直书谈何容易  

上面这篇文章是二十年前写的,有些藏在内心的话其实并未写出来。当代修志受了诸多局限,要想写出一部真正高质量的、值得永存后世的志书,可能条件还不成熟,首先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历代的修志人最常说的、也是最该坚持的四个字是:“秉笔直书”。这句话都会说,都懂,但做起来很难。

志书贵在存真求实。不需要廉价的歌功颂德。教训,其实也是财富。早在1980年代初期全国普遍启动第一轮修志工作时,胡乔木就一再告诫说:“地方志不是记功簿”。然而真正做到或者基本做到据事直书,有成绩说成绩有问题说问题的省市区县志,究竟有几本?

喜欢报喜不报忧,使当代志书的质量大打折扣。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修志者目光短浅。外界的阻力太大了!随便举个例子吧:1960年前后,各地水肿病普遍流行,郫县并不例外。当时全县不到23万人,有一万多人患了水肿病,仅住院治疗的严重患者即达四千余人。这么大的事情,在县志卫生篇中能不写几句吗?该篇的责任编辑很克制地点到为止,写了一小段。内部审查那天,我作为县志的总纂者,代表县志办参加了卫生篇的审稿会。没有想到,参加会议的八九位相关单位的领导人,一致提出把这一段删掉。我据理力争,还把中央领导的话搬出来,强调这是给后世存史的志书,而志书决不能当成胡乔木同志所竭力反对的“记功簿”来写,因此不能删。

卫生局下属的某站站长开黄腔说:“水肿是饥饿引起的,它又不是病,写它干啥!” 我说:“这个病的学名叫营养不良性水肿病,是营养不良引起的病,这是卫生局提供的资料告诉我们的,怎么不叫病?”以后没有人再说水肿不是病,但仍然一致要我删掉,最好让水肿病三个字在志书中完全消失,理由是“影响不好”。但是,一个引起严重后果的历史事实,说它不存在就不存在了吗?后人还会说,志书上都没说某年某月发生过什么事,可见历史上真没发生过那件事。其结果是,我们的县志给历史提供了反证。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后果。这样的志书,可信度在哪里?还有什么价值!

然而我一张嘴敌不过八九张嘴。幸亏主持审稿会的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王传义是个喜欢读书的明白人,此前他不止一次跟我交流过读书心得,他知道方志的价值和弊端是什么,一句话给我解了围:“曾祥麟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有道理,这一段并未展开写,写得很有分寸,我认为还是保留下来好。”见书记表了态,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立即闭嘴。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没有王书记这句话,普遍饿肚子那个年代郫县上万人患水肿病这个事实,恐怕永远就从郫县的历史中消失了。我心里暗暗说:“谢谢王书记,你就是比他们有水平!”类似的事例还多,不必再说了。

早有学者指出,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可是,要做到诚实地对待历史,不刻意掩饰和美化,有反思的勇气,敢于正视现实,谈何容易!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几年前一位成都二中的老同学--他是民建中央委员、一向出言谨慎的知名学者,几年前曾在电话中不无担忧地对我说:“当代编写的史志,三五十年后可能要重写。”

这位有见识的老同学轻言细语说出的这句话,犹如一记重拳击在我心上。作为一个老修志人,我最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偶尔也写几篇诗文  

到县志办以后,蒙友人不弃,无法推脱,为他们的书稿写过几篇序或评论。我还为本县一位喜爱诗书画的文友写过一篇《悲情与超越》。此前我从未评过旧体诗,(老同学李镜擅长旧体诗,曾嘱我写一篇评论附录在他的一本旧体诗集中,我没有把握,怕把他的好诗糟蹋了,当时未敢允诺。)以后我也不可能再写这一类评文。特抄录几段如后,算是自己给自己留个脚印吧:

“……作者之所以钟情于诗以及书法绘画,不是为了装点人生,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需要。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悲悯情怀。时代并不需要廉价的颂歌,最值得当今诗人警惕的,也许是完全失去了忧患和悲悯的写作状态。厨川百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在古典美学中,悲(悲伤、悲苦、悲痛、悲愤……)总是与美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能悲之曲还得有善悲之人。春阳是一位敏感而有才华的诗人,他有郁积太多的块垒需要倾吐,正是这些长期积压的悲情体验大大激发了他的诗情,每每临池握笔他便感慨丛生:“……啼血杜鹃催翰墨,奔潮心海载艺舟。砚边多少伤心客,笔底风光几人收?”(《临池自勉》)

历史不是一片沉睡的墓地,它时时召唤着诗人的灵感。面对望丛二帝寂寞的陵冢,他顿生“无限悲悯来天地,千秋风雨客心同”的旷世伤感。在《云泉兄赠竹即题》诗中,他由竹而思及自沉汨罗的伟大诗人。作者决不就事论事,而是善于捕捉特定事物所传导的丰富的历史和情感信息,并由此扩大诗境,让一滴水漫衍成海,让有限拓展为无限。在诗人笔下,那几竿竹已不再是物质形态的竹,他写的分明是令人惊悸的千古悲怆、千年沉重!当诗与躁动不安的时代和沧桑人生融汇在一起,自会获得一定的重量。作者自云,他向来不屑无病呻吟,所有的诗都是有感而发。惟其如此,他的许多诗虽然写的是云影山光、亲情和友情,但我们总是能够从中品味出人生的复杂滋味来。写出历史感和生活的厚重感并不容易,需要多方面的积淀,需要视野,需要胸襟。

作者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他对尘世的浮躁感到失望,追慕嵇阮,毅然舍弃繁华,僻居山野,一去就是五年。他宁愿粗食布衣,回归自然,寻求内心的充实与宁静。有一首七绝《题山居读书图》或许会引起所有读者的兴味:“小鱼洞上盘龙谷,曾携妻儿听鹧鸪。挑水砍柴三杯酒,自烧松火夜读书。”作者在并不短暂的山居生活中,可能失去了什么,但同时又得到了常人无法得到的一些什么。在半明半暗的松火中,他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在并未远去的农耕文明中,感受到了寻根的快慰。这是另一种人生境界,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欣赏,都愿倾心去追求。这不是逃避,而是另一层面意义的进取;这不是作秀,而是一个自甘淡泊、不畏寂寞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旨趣、精神家园。

作者喜读书,在山乡陋室中又读了大量的书。他对恢弘的道家智慧和佛学真谛深有领会,因此诗中偶藏东方式的禅悟。在乐山凌云寺东坡醉酒处,作者面对东去的滔滔江水,觉得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在迅速地消逝,没有永恒的苦乐悲欢,于是“回头一笑因成悟,卧看三江自横流。”在抒情味极浓的《小鱼洞秋雨即景写生》中,作者点燃悟性的烛光,俯仰山与水,天和地,觉得一切皆如梦境,“意也空空,境也空空”,惟有心神的淡定从容。不能认为这是矫情,这是古老而恒久的另一种人生智慧。一切都不奇怪,一切都不是偶然,没有必要对这种非同寻常的精神取向感到不解和惊讶。……”

这段时间,偶尔也写几首诗。1992年非常认真地写了一首《星星如是说》,倾泻了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情愫。我以为《星星》诗刊会对此诗感兴趣,结果诗稿被客客气气地退回。转寄《红岩》,不久被刊用。因为我很看重这首诗,特附录如后--《星星如是说》:“(一)我的恐怖/不是在黎明融入璀璨的光海/我的悲哀/不是歪曲地写在你眼睛里的渺小/好高骛远/可不是我的过错/我的惊惶/不是让浓雾窃走了永恒的微笑/我的光芒就算是微弱无比吧/但那终归是我自己的//(二)不要说摇曳的花枝背叛了我/不要说我失去了绿海的波涛/我并不孤独寂寞/我和别的星星/总是在迢遥里互相照耀/消隐的只是我的昨夜/无穷尽地,我升起在明宵/我是沉默的脚步/穿过风雨,踏着辽远/如期地投奔而来/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三)我和每一双凝望的眼睛对话 /我有满天的隐秘/它既是我的财富又是你的财富/但需要你千年万载去寻找/ 我是抚摸伤痕的手指/让我用温柔抹去你的悲凉/我是洪荒里硕大而晶莹的一颗泪珠/我是天幕上暴力摘不走的一粒钻石/啊,我是陌生的太阳/胸膛里喷涌着火/进入你的心中却是宁静//(四)假如不进入别人心中/我将失去辽阔的天空/假如步履有一寸犹豫/倏然陨落的噩梦/将使我在蓝天上失去整个自己/我总是睁着又大又亮的眼睛/天空虽然纵横着歧途/心中却有自己的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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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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