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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磐.gif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去与留,得失寸心知

七弯八拐落脚到县志办 

1984年底我回到郫县不久 ,文化局副局长张作云便到文化馆告诉我,郫县即将新成立博物馆(后来改称文物管理所),编制20人,准备请我去当馆长。还说,他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我的学问根底较扎实,又能写,是最佳人选。但我对张副局长的提拔并不动心。因为我不想终日与坛坛罐罐之类的老古董打交道,故而始终没有表态,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始终沉默不语,态度已经很明显:我不想去。

张副局长很失望地离开了。几天以后,文化局长马良云又到文化馆来给我做工作,说明博物馆大有用武之地,不会埋没我的才华。但最终还是被我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

当时我的编制还在文化馆,为此我这个不懂事的下属把两位顶头上司都得罪了。以后他们在街上见到我,立即把脸掉向一边,理都不想理我。人各有志,强扭的瓜不甜,我也只能在内心对两位局长表示歉意。

在文化馆休息了十来天,我依然到《郫县周报》去上班。大约两三个月后,宣传部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准备任命我为周报的主编,同时兼广播局分管宣传工作的副局长,叫我把全县的舆论宣传工作一揽子事管起来。非常感谢部长对我的信任,但我连党员都不是,合适吗?20多年前我被分到青海师院中文系,系主任根本不晓得我是右派,马上把我下派到师院附中,后来又被踢到农林学校。现在,我很怀疑郫县这位宣传部长大概又不清楚我的底细,一个无党派人士,怎么能当党的机关报的头头呢?这不是乱套了吗?

未久,听县政府办公室一位科长说,县委已经讨论过了,准备调我到县志办去,同时把宣传部的通讯干事杨珍祥调到郫县周报去兼职,任副主编。我不习惯每天与各级官员打交道,觉得修志这个工作不错。坐在县志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做地方存史工作,当个无名史官,应该更适合我。后来又听退休不久的文化馆馆长钟道常(女)说,如果去年我不到省文联去,她的接班人、文化馆的新任馆长肯定是我。大概我的人缘不错吧,钟馆长对我的一片好心,我领了。

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县志编委会主任王志忠,听人介绍我的情况后,坚决要把我调到县志办去。其时县志的十几位编辑正忙于修改第二稿,需要有人去统稿。我分别到县志办主任、副主任家去拜访,了解地方志的工作情况。最终确认这个单位很适合我。

19855月下旬,文化局的办公室主任谢泽军亲自到文化馆我的寝室内,将调令交给我,叫我先到组织部报到,然后到郫县周报把工作移交了。就这样,我正式去了县志办。

陈之光到郫县要我去省作协  

到县志办不久,我被任命为县志副总编辑,并与县志办副主任、县志副总编辑老秦分别对各篇(总共24篇)进行初纂,工作还算顺利。几个月后,钱光荣主任叫我到党校去学习一周。记得这个时候是暑假,一天,我正在党校礼堂听报告,熟成突然到党校对我说:“省文联一位姓陈的党组书记到文化馆找你来了,他叫我搭他的车领他到党校来,现在在党校门口等你。”

我立即向党校副校长王继成请假。走到党校大门口一看,果然是之光老师来了。之光说:“我喊杨毅(82年从川大中文系毕业后分到省文联办公室,后为叶延滨的第二任妻子)几次给你打电话,横竖没人接,我只好亲自来一趟。” 我说:“文化馆的电话安在宿舍区,上班时经常一个人都没有。”

之光开门见山说,文联想请你回去。又问我:“你们郫县什么地方清静?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说”。那时望丛祠内基本上没有游人,我将他带到望丛祠去。开车的是文联行政办公室的副科长。在省文联时,所有人背后都叫主持工作的党组副书记陈之光为之光,当面则叫他之光老师。

我和之光坐在望帝墓高高的土堆上(当时尚未修建石梯),四周是参天的古柏,耳边时时响起悦耳的鸟叫声。他说:“作协在年底将与文联分家,是正厅级单位,届时我们可以要钱修一批房子。如果你同意到省作协,你是老同志,给你一套三,全家都来,但家属的工作要自己解决。在正式分到房子之前,平时你可以在家上班,每周到作协来一趟就行了。至于工作,有两个单位随你选,一是仍回《当代文坛》编辑部,二是到创研室。”

我问:“谭兴国是不是创研室主任?” 之光说:“他不在创研室。创研室准备配4人,其中有社科院的仲呈祥(后到北京操练成了全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评论家协会主席),主要任务是研究四川的作家作品,推动四川的文学创作。”

两个单位都不错。我又问:《当代文坛》现在情况怎么样?之光说:“现在的主编是何开四,他很希望你回编辑部去,究竟去哪个单位你考虑吧。”

真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当初我想去作协去不了,现在安心留在郫县编县志,你们却又主动来郫县叫我回去。我的文学之心不死,能够回省文联终归是令人心动的。中午,熟成简简单单炒了两三个菜,买了一盘花生米。当时我根本不喝酒,不知哪种酒价廉物美。到北街街口一家副食店,见货柜上摆了许多香槟酒。酒的名字很洋气,解放前许多小说里常见这个酒名,依稀记得还有一句歌词是“美酒加香槟”。我以为是白酒,买了一瓶回家待客。后来我才知道所谓香槟酒,是“水瓦瓦”的葡萄酒,而且很可能是没有葡萄的假葡萄酒,小娃娃都可以喝几口。真正的酒客,是不喝它的。

当时住在文化馆的十一二户职工只有四五户有厨房,其余几户的蜂窝煤炉子都摆在屋檐下。之光应该是副厅级干部吧,但毫无官架子。我把吃饭的小桌子搬到光线很好的宽宽的阶沿上,听之光一边喝基本上没有酒味的“香槟酒”,一边神侃。之光见多识广,很会讲故事。其中一个故事与文化馆有关,听了叫人又想笑又想哭。绝对是小说题材,大致还记得,现在写在下面与大家分享。

之光说,有一年到中江县,他不想去县委县政府,一去县长部长们就要陪上陪下,既耽搁别人的时间,自己也不自由自在,决定直接去文化馆。一个小伙子告诉他,前面那个大门里就是文化馆。他走过去一看,门口没有挂牌子,里面的房子破破烂烂的,很怀疑是不是被那个小伙子捉弄了。他一进门,就见一个三十多岁的披头散发的人在画像。

之光走过去客客气气地问那人:“请问这里是文化馆吗?”

那人愣了之光一眼:“不是文化馆是哪里!你干啥?”

之光的涵养比较好,没有发脾气,装出一副笑脸回答:“我来耍一耍。”

“走走走,这里没有耍头!”

之光又问:“馆长在吗?”

“哎呀,你这个人才啰唆!他开会去了!”

之光只好走了。走了几步,觉得不服气,又颠转过来。那人见他转回来,责问道:“你怎么又转来了?”

之光说:“我也是画画的,同行找同行嘛!”

“你是哪里的?”

“我是成都来的。”

那人还是不理之光。之光觉得应该做个样子给他看看:“把谢桂青(?)给我喊来!怪都搞出来了,到他馆里来门都不让进,板凳都找不到一根!”

那汉子发觉来头不对,望望之光,立即进去打电话叫谢馆长回来。

待会儿谢馆长回来了,一见之光就叫:“之光老师,你好你好!”

这时,那汉子才知来者是省文联的头头陈之光,忙致歉意:“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原谅。”

原来此人脾气不好不能怪他。只听那汉子说:“我这个美术学院毕业生,到这里来逑大爷重视你,成天画死人像。”

之光这才发觉,搁在画架旁边的死者照片是个女人。

“我们的文化局长派头好大哟!我在街上碰见他,招呼他理都不理我。他丈母娘死了,就找我画死人像来了,而且限定下午七点钟以前画好送去。我本来想胡乱画一张了事,又怕他说我没本事。”

之光说:“你把她画漂亮点不就行了吗?”

“这个板像,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又是一厢情愿  

真是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如今想去省作协又成了一厢情愿。以前是省文联不让我进,现在是郫县不放我走。此前我在县领导眼里是癞疙宝的“宝”,现在突然成了“宝贝”的“宝”。省作协的商调函寄到郫县后,郫县坚决不放,回函也不发一个。

何开四不止一次告诉我:“现在想到《当代文坛》的人很多,但我们不放心,这个位子我们给你留着,希望你给县领导做做工作,请他们放行。” 还写信说:“此次机会切不可失,编辑部诸同仁均翘首以待也!”副主编陈朝红也在信上说:“调动事,作协党组、人事处都很关心,我们也给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同志反映了,大家正想办法给郫县做工作,都盼你早日来‘文坛’”。后来作协人事处破例给郫县发来第二份商调函。作协领导和编辑部诸同志都希望我尽快回去,使我非常感动。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致以为县志办归县文化局管,亲自给郫县文化局写信,希望放人,强调曾祥麟到成都省作协以后,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云云。李致的信先交到郫县文化局长马良云手里,旋即又由马局长亲自交给县志办主任钱光荣。钱光荣大发脾气,有一天他对我说:“省作协尽搞背后活动,调人要和单位联系嘛,他们要和我们商量什么,尽是你先晓得。我要写信到省委组织部去告他们!”又说:“关于调动,作为组织来讲,不搞本位主义;作为个人来讲,要服从组织安排。”

跟他说解决不了问题,过后我又去找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左国辅。左书记说:“你找我是不是谈调动的事?这个事情省委宣传部找我谈过,问我你在郫县是不是不能发挥作用,我说怎么不能发挥作用!郫县真正能摆上台面的笔杆子极少,樊富槐书记和我交换过意见,他不能走!”

谢谢伯炎兄为我调动事多方努力 。他知道这个情况后,给我打烂条:你跟你们县领导吵一架,吵得他们不高兴了,自然就不想再留你了!可是我做不出来呀!后来伯炎又说,他曾给之光写信,希望作协多做点工作,把曾祥麟调回来。之光回信说,不是作协没有做工作,是郫县不放人。伯炎真是个热心人,接着又托人转请原温江地区的农委主任梁进学(?)给郫县的领导做工作。梁主任回话说:“郫县的老领导大概还会买我的账。”郫县的代书记樊富槐后来对我说:“梁主任确实来找过我,我的回答不是考虑考虑,而是一口就回绝了:我们郫县需要曾祥麟这个人,他不能走!”又对我说:“修完志以后如果你想回报社也可以,宣传部的杨珍祥是兼职副主编,王正兴(主编)已55岁了,等写完县志以后,你可以回报社。随便你想到郫县的哪个单位,保证满足你!”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我只好知难而退,打消了去省作协的念头。后来我自己安慰自己:文学已逐渐边缘化,愈来愈不值钱,去了省作协又怎样?不外多发表若干篇“二不挂五”的诗文,多写几本可有可无的书而已。不能没有自知之明,自己是溪沟里的一条小鱼,何必去做大江大海的梦。

加之熟成一直不希望我去成都,曾说:“我骑自行车的手艺一直很瘟,骑在车上脑壳都不敢偏一下;成都那么多人,那么多车,不是我骑车撞着人,就是汽车撞着我!” 说得好恐怖!后来还说:“如果你去了成都,两个娃娃不一定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住房更不可能比现在宽。”说来说去,认命吧!何况文学界历来多风雨,留在郫县未必是坏事。

感谢学兄胡德培推荐我去北京  

此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值得简单写几句。在省作协欲调我去《当代文坛》遇阻之际,某日忽接曾在《文艺报》当编辑,后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相继担任《新文学史料》副主编、《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老同学胡德培的信。德培说,前几天《当代文坛》的副主编陈朝红到北京见到他,得知我到《当代文坛》遇阻的情况。恰在此时,中国作协的作家出版社及《中国作家》(大型文学期刊)需要一位中年的、来了马上能顶起工作、较有水平的理论编辑。适逢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吴桂凤主动问他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他知道中国作协要调人(包括家属)到北京有的是办法,当时他首先想到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当即向她大力推荐我,吴说:“可以”。谁知几天后,德培的第二封信到了,称事情有变化:作家出版社主任、管人事的柳萌写信告诉他:“目前进京指标有困难,拟在北京另找人选。”德培无可奈何地说:“看来此事吹了,不知是否有别的更有能量的人推荐了另外的人。”当今人事关系特别复杂,内中情由谁说得清楚。也许命中注定我与文学缺少缘分。德培的好心我领了,他对老同学的关心、帮助,至今使我感动难忘。

参加四川两个文学奖的初评

变了狗,要想不吃屎,很难。总纂县志最紧张的19885月,接到省作协邀请我参加首届“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四川文学奖”初评工作的通知。评奖地点选在风景优美的郫县横山子省旅游学校内,时间10天。通知上明确说,参加初评的人员,其作品一律不得参评。我向钱光荣主任请假。他说,三五天还可以,十天太长了,希望我别去。我说,时间再紧也想去长点见识。他当然拦不住我。

书柜里的一个书夹内,现在还保存着小说组、诗歌组、散文报告文学组、少儿文学组、评论组人员名单。其中诗歌组十人是:孙静轩、白航、尹在勤、曾祥麟、曹纪祖、叶潮、石光华、杨远宏、王庆(涪陵地委党校)、尹安贵(重庆广播电视部)。

参加这类评奖活动很长见识。收获之一是,有机会读到许多好诗,四川的诗歌不比哪个省差。但是艺术裁决与利益分配有时是有矛盾的。这个问题很敏感,会刺痛一些人,不拟多说。

参加评选的第二个收获是,认识了几位朋友。其一是重庆师院神交已久的彭斯远教授。我在《当代文坛》当编辑时,发过他两篇文章,通过两三次信。他是儿童文学组的召集人,他对来自重庆的一位朋友介绍我:“郫县的曾祥麟老师,文笔相当漂亮!”彭老师夸得我脸红。我有一篇谈流沙河诗歌的文章,后来寄给他,发在他主编的《写作学习》上。(注: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到流沙河家围绕他的诗共话了一个多小时。我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理解“苦难成就诗人”这句老生常谈?他答:与其说苦难成就了诗人,不如说成就诗人的决不仅仅是苦难;诗人和诗的成熟程度,与他的文化素养关系实在太大了!--诗,是诗人自身多方面积累的引爆。我们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诗的真和假。我告诉他,他的诗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因素,读者高兴地在他的诗中到处可以发现那个最可贵的“真”字。“不过”,他说,“这个真恐怕不能理解为真实,应当是真诚吧?”因此他曾大声疾呼:“我主张真、大、实,即抒真情,唱大声,说实话。”他特别厌恶在诗里糊弄读者。此外我还提出写诗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诗的音乐性等好几个问题,他都毫不隐晦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就不拟浪费篇幅一一阐释了。)

评稿期间,听到一些有趣的信息、故事。有天晚上,大家准备睡觉了,评奖办公室主任、作协研究室主任谭兴国带了一个胖墩墩的年轻人到寝室来。我们所住的寝室原为学生寝室,六人一室。因为我住进门第一间床,老谭进门就叫:“祥麟,马加看你们来了!”得知侃爷吉狄马加到来,有些已经睡上床的也坐起来听他吹牛。吉狄马加是来自凉山的彝族诗人,其诗略具神秘色彩,不一般化,当时他是《凉山文艺》的主编,年仅26岁,1982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目前是省作协副主席。他的诗已经得了几个全国奖,昨日刚从北京领奖归来。马加说,他读过我的作品;又说,川大中文系55级的才女夏爵蓉(我的同班同学)在西南民院教过他几个月。他说,在1985年全国文代会上,一位广西作家听到将给作家提供更优越的创作环境,高兴得心脏病发作死了。主持追悼会的一位著名作家说,“他死于辛苦”。参加会议的胡耀邦插一句:“还死于贫困,你看他抽的烟还是三角钱一包的劣质烟”。(这位作家死后,人们从他衣袋里发现他的烟)马加还讲了许多有趣的会议花絮,这里就不说了。想不到的是,这位很年轻的、既会说更会写的杰出诗人,十多年后竟成了青海省的副省长。

诗歌组几个人,没有事就瞎吹。我特别佩服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佛罗斯特的一句话:“一首完美的诗,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始于喜悦,终于智慧。”但

诗是什么?文学是什么?历来认识分歧,说它是悲吟,是呐喊,是游戏,是象征,是载道工具,都有道理,但又似乎都欠完善。我一向赞同文学是人生经验、感情、认识、才智的综合载体。它需要力量,所以它需要道德和真诚;它需要魅力,所以它需要美的表达和想象力,并远离功利。

不过几年时间,中国的诗歌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年前后,出现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初期亮相于不公开的《今天》诗刊,代表人物是北岛、舒婷、顾城、杨炼。其思想内涵,主要是强调人的自由自主意识,强调表现内心世界的真实;诗歌美学上,则以相应的主体意识、超越意识、现代意识和新的时空意识,对传统诗歌观念作了全面更新。

1985年前后,在朦胧诗运动的影响下,“新生代”诗歌出现于诗坛。据说主要成员是文化程度较高、没有文革经历的一批年轻诗人。他们不迷信任何权威,比朦胧诗作者更富有自由精神,他们宣告北岛等诗人们已经“古老”,要开辟诗歌创作的“新生代”。据云其突出特点是:第一,诗歌观念更加新异和多变,几乎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观,呈现出多元化、无序化和迅速裂变的趋向;第二,诗歌创作群体迅速扩展,社团、流派不断繁衍,其时全国已出现好几十个诗派。据说,仅四川就有13个,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非非主义……

“新生代”诗歌的出现,说得好听一点,使诗坛更加繁荣;说得不好听,这是新诗的灾难,使诗歌与读者的距离日益拉大。有些诗根本懂不起:“你抚摸圆桌的那个指头一直在喷着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非非派(这是颇有影响的一个诗歌流派。所谓“非非”,其含义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本人对此没有研究,不敢妄议。有人解释为非政治,非意识;还有人解释为非文化,非语义,非崇高化。这个诗人群体坚持体制外先锋写作立场。其最大的遗憾是写作跟不上理论)的诗歌。“女农民,我在田坎上等你”,“凡尔赛宫,卢浮宫,或者什么鸡巴宫”,“我要像草书一样乱,像贪官污吏一样无法无天”,--这是莽汉派诗歌。

有次讨论诗歌时,石光华大力推荐一首诗。该诗可能很好,但我看不懂。我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究竟是什么?石光华坦率地说:当时我说得清楚,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作者本人,写的时候清楚,过后他也未必清楚。对这个解答,我很满意,不必再问了。

此外,还听他们说,现在有些诗连许多新派诗人都看不下去。有些女诗人写的诗吓死你,鼓励男人“大胆入侵”、“渗透”、“长驱直入”。这些东西也叫诗吗?

白航说,鼓吹非非主义的周伦佐特别会侃,可以不歇气讲两天两夜。来自省川剧学校的杨远宏接口说,前不久安徽召开诗歌研究会,四川去了五个人,有周伦佑、廖亦武、欧阳江河,四川这几爷子大闹安徽,据说全胜而归,人家都说,“四川去了几个袍哥”。在成都某中学教语文的石光华很有才华,常有新见,他说,“要超就要超够。你张××写得再好,人家还是只提孙静轩、流沙河。席位安满了,你只有站在后面等位子,有时人家死了,这个位子也不一定轮到你名下。” 因此,一批青年诗人要另外开辟诗歌道路。说穿了,是抢椅子。这批人个个皆非庸常之辈,能量非凡。

会后不久,听郫县一位青年女作者说,省文艺出版社负责人某某对她说:“这次评奖,你们郫县的曾祥麟,没有投我们胡×的票哈!” 这位女青年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回答是:“请诗歌初评委×××吃一顿饭,两杯酒一灌,谁投了谁的票,谁没投谁的票,我们全晓得!”

此前,在198611月上旬,我还参加过省作协在人民南路省军区招待所召开的为期四天的“四川省文学评论座谈会”。依稀记得会议的第一天,马识途第一个发言。他说,三中全会后国内出现文艺复兴形势,其到来是突然的,与西欧文艺复兴经过长期酝酿不同。因而我们的思想准备和文艺根基不足,往往是热情多于理智,冲动多于思考。又说,一位著名的美国电影理论家有次在峨影厂讲课,吃饭时他问那个美国人,目前现代主义在美国是怎么个情况?对方一时反应不过来,颇觉茫然,后经翻译解释,他说那些是二十年代的事,现在早就不摩登、不现代了。

石天河在会议发言中着重强调,科学的文艺理论不是神秘的,不能搞经典化、封闭化、一体化,不要去穷查书上的哪一页哪一行。不要追求百分之百的纯净、正确。下雨天如果一律穿雨衣,或者一律打伞,不好看,还有光屁股娃娃在雨中跳来跳去,才显得有生气。

《非非》和《非非评论》的创办人周某某则在发言中为《非非》诗歌大鸣不平。他说,四川是个盆地,出不去,出去了就是龙,出不去就是虫。武汉出了三个诗人,我看他们的作品,最多属于三流水平,成都东城区、西城区文化馆多的是。而四川目前已经有十个全国第一流的新诗人。诗歌报以整版篇幅登载了非非的诗文,认为‘非非’代表了中国诗歌新的高度。可是如此有影响的诗在四川却没有引起任何重视,作品发不出去,甚至被当成“地下诗歌”。他还说,据说冯牧曾在一次会上说:“你们谁读懂了‘非非’的诗,我就服你们了。”孙绍振的学生某某当即回答:“我读懂了!”冯牧服了。

我在会上认识了石天河(我在《当代文坛》期间,发过他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谈《诺日朗》的,此外与他通过两次信,但未见过他)。会议第三天,茜子老师来找他,我与谭兴国领他找到石的住房后,茜子边叩门边喊:“茜老弟找你来了!” 茜子受人之托,请石天河去给《沱江文艺》办的创作班讲课、批改作业,一月最少一百元。石天河说,写那种小文章并不省事,不见得比写一篇文学评论容易。还说,他年轻的妻子曾批评他:“你是当导演的,干嘛去做化妆师?” 那天上午周××在会上大吹非非主义,下台后谭兴国开玩笑说:“上午有人说,要收你的广告费”。石天河说:“非非主义那一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来自佛洛依德心理学。”

 写诗的×××是石天河的学生,此人才气横溢,诗和文章都写得不一般化,新见迭出,而且很有辩才,但说话有点“冲”。有天自由发言,他递条子要求发言。那天主持会议的是四川师院中文系系主任苏恒,可能条子上的名字写得较潦草,也可能老先生眼睛花没把名字看清楚,念下一个发言人的名字时,念错了姓名中的一个字。年轻气盛的×××一上台就挖苦德高望重的苏恒教授:“我叫×××。如果我是名人,名字绝不会被人搞错,我深深感到作为小人物的悲哀。”当时我听了,挺同情苏恒。我讲给石天河听后,石说:“这个×××,我多次叫他少说话,横竖喜欢表现自己,不像话!”

我与原在达县师专任教的孙和平同寝室,两个月前他调到财干院教书。此人性格平和,一见到他就会想起袁永庆。有天中午,一个小伙子来找孙和平,经介绍,这小伙子是达县市文化局的,叫樊×,目前在省教育学院进修。 樊×说,他很想捞个省作协会员当当,以利明年毕业后把工作单位转到成都来。接着又说:“曾老师,你的诗和文章我都读过。我才从四川文学编辑部回来,我交给他们两篇散文,其中有一篇的标题叫《异乡人》。那位年轻女编辑说:现在朦胧诗还没有过去,怎么朦胧散文又来了?读不懂!当时便把稿子退给了我。” 他请我看看他的散文。我也看不懂,坦率地说了一句:“现在不仅许多诗歌散文看不懂,连小说都看不懂了。” 樊×又交给孙和平看,孙和平可能也看不懂,说,“你朝另外的编辑部投嘛!”第二年,在成都职工大学任教务主任的戴虞俊问我:“有个会写诗的年轻人樊×,最近调到职工大学来了,他说认识你,你认识他吗?”我说,去年就认识了。再过两三年,在《人民日报》上见到“人民日报记者樊×”字样,才知道这个樊×又高升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仅写诗作文自有一套,不想因袭谁,而且活动能力特强,我们这辈人与他们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省委宣传部长许川在会议结束前究竟讲了些什么,已毫无印象。只记得他说,宣传,就是需要捧场。古诗中有两句很有名:“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有一年到苏州后,我慕名而去,结果大失所望,寒山寺真寒酸,就是那两句诗把寒山寺捧出了名。

以后,我还去宜昌参加过第三届中国当代文学年会。之光同意差旅费由省作协报销。会议给我的印象平平,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在成都去重庆的火车上,一个女大学生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写的旅途日记中留下如下一段文字:“下午645分乘95次车离蓉。火车巷道里站满了人……夜里,邻座的三位重庆医学院的女生直住吼热。其中一位漂亮女生说:‘日你妈天,把我热疼了’!另一位女生说:‘兴说怪话嗦?’那漂亮女生又说:‘ ×× 生娃娃了。’’两位女同学甚觉惊讶,一位说:‘才结婚没得好久就生了?’又是那位漂亮女生答:‘白天晚上加班整嘛!’旁若无人,根本不管有多名男性旅客在身边。后来那女子又说,我好想把牛仔裤脱了,脱下来负责把全车厢的人吓跑完!再后来又说,她妈给她买了一床400多元的被盖,给她结婚用,还准备给她买一千多元一付的耳环,已托人到深圳去买。看样子是一位暴发户的女儿。别看是大学生,其实俗不可耐。”

我无法想象,这样的女大学生有时间去钻业务吗?可能有爱心吗?将来怎么去当白衣天使?记在这里,算是一段极具当代特色的一段见闻吧!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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