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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借调到《当代文坛》当编辑

初到《文谭》 

到文化馆的第二年(1980年)初,开始给省作协创办的两份刊物即《四川文学》和《星星诗刊》写稿。19827月底,一位老同学告诉我,省作协还创办了一份评论月刊《文谭》,目前正在讨论张笑天的中篇小说《公开的内参》。上一节说了,我当即写了一篇随想性质的文章并亲自送到编辑部去。文章发出后,来了劲,接连写了三四篇文章寄去,都发了。19839月,刊物具体负责人谭兴国写信要我到《文谭》去帮忙,事前说明,属于借调性质,由省作协发工资。《郫县周报》的主编王正星知道我更钟情于文学,给我开了放行的绿灯。

走,还是不走?还得熟成点头才行。当时熟成在晨光乡双柏大队村小教书,每天两头跑,除了教书,还要煮全家四口人的饭。最麻烦的是午饭。双柏村小在县城东门外,距位于县城北街的文化馆少说有三公里,不可能等她上完课再回家打米蒸饭。每日上午11时左右回文化馆揭开蜂窝煤炉子蒸饭的任务,一般情况下,由我负责。蒸好饭以后,我再赶回距文化馆百多公尺的报社去上班。熟成放学骑车赶回家后,锅里的饭已经蒸熟了,立即简简单单弄两个菜。哪怕饭桌上只有两碗素菜,全家人照样吃得乐呵呵的。我们一直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谁说幸福一定要和金钱、成就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去成都上班,熟成可以在双柏村村小吃午饭,但两个读书的孩子怎么办?熟成从内心来说,极不希望我去成都,但为了圆我的文学梦,没有阻拦我。她说,我去成都以后,每天早饭后她可将午饭的米放在蒸锅内,请文博组梁老师的妻子胡嬢帮忙蒸饭。我对共患难十余年、刚过四十岁就头发斑白的妻子真是感激万分。

过了国庆节,我便去《文谭》上班。以后每个星期六下午回郫县,星期一早晨又赶车去成都。

《文谭》每期约80页,10万字左右,有七八个栏目,我是《艺海探微》、《文艺杂谈》两个栏目的责任编辑。我干事从来很认真,以前在乡下当农民干活就认真,后来到公社中学代课,到文化馆辅导群众业余创作,到县报既当记者又当编辑,办事同样不含糊。现在到《文谭》来当编辑,联络作者,组稿,改稿,同样兢兢业业。

主编李友欣是南下干部,笔名履冰,文联党组成员,一向关心爱护身处基层的作者,周克芹调到省文联之前,曾得到他的多方关照。他偶尔到《文谭》编辑部来坐坐,他的办公室在《四川文学》那边的小院里。他原是《四川文学》的主编,与谭兴国是老搭档,那时老谭便是他的助手--副主编。

《文谭》有三个办公室,我与谭兴国一个办公室,桌子挨桌子,我睡的床就安在办公室内。1984年春,文联开始建新楼,布后街二号的老院被拆除,文联各办公室暂迁酱园公署街一幢楼房内。我与老谭仍然共用一个办公室,我睡的床仍然安在办公室内。一张办公桌安在光线较暗的进门处左侧,另一张办公桌安放在明亮的窗前。老谭照顾我,硬要我用窗前的办公桌。常有陌生人进门找刊物的负责人,往往把我当成了主编,弄得我非常尴尬。老谭每遇到什么困难,常与我商量,但我知道自己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编辑,而且是个借调性质的编辑,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我管的事,决不乱插手。

我主动联络了省内外的一批作者,因此我所编的两个栏目,外界评价还不错。但一个小编辑也有小编辑的难处。个别朋友主动寄稿给我,我很感谢他们,但我仅仅是一个只有初审权的普通编辑。我初审通过的稿子,要送给老谭审,老谭多数时候还要送给李友欣终审。有两位此前不止打过一回交道的温江地区的作者,他们的文章,可能是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文章虽有水平,但主编并不欣赏,因此我签注了“可用”或“建议用”的初审意见送上去以后,不幸最后都被刷了下来。我只好在退稿单上表示歉意:“送审未获通过,望谅解。”但这两位年轻作者未必肯谅解我,以为是我不给他们面子,由此得罪了他们。以后,乃至多年后,偶尔见到我,其中一位假装不认识,立即把脸掉向一边;另一位年轻气盛的作者则明显表现出不满,甚至当面说一两句不太友好的话。我也曾经年轻,他们的自信,他们的心理,我懂。我谅解他们。

谭兴国到处宣扬一个观点:文艺是一种宣泄。创作如此,评论也是如此。我深以为然。读来稿时,我常常想起尼采的一句话。他说,他最大的奢望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内容,甚至说出别人用一本书也未必能说出的内容。我还常常想起朱光潜等著名的大家,他们把许多很深的问题尽量朝浅处讲,化繁为简,平易近人,那是很不容易的。而现在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却喜欢反起干,动辄万言,全是陈言滥语,既无文采,更无新意;或者把一些明明是很浅的问题偏偏要讲得玄之又玄,云里雾里,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他们学问的深沉。每当读到这一类来稿,特别头疼,

自己在《文谭》当编辑,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我却反而不想给《文谭》写文章。1983年底,李友欣和老谭征得党组同意,决定将《文谭》更名为《当代文坛》。谭兴国对我说:“《文谭》更名后的第一期(1984年元月),你应该写一篇什么文章吧?”在谭的催促下,我写了《绚烂之极的平淡》。明确指出,“当前诗歌创作中,有一种倾向已经引起人们的警觉,那就是叫人感到病态失真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追求。眩人眼目的辞藻,梦游似的极度虚幻的意境……仿佛离了扭曲和变形就不是诗,离了声音与色彩的堆砌就不足以言美,其他的统统是原始、保守、僵化、土里土气、跟不上时代。”我还引经据典:“《文心雕龙》说,‘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别林斯基最欣赏普希金诗歌中‘高贵的朴素’;大诗人艾青,他的诗也常常‘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朴素既是形式问题,又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朴素’是极度的提炼,是深厚和圆熟的表现。”这篇文章,我无意于强调朴素是唯一的美,我的现实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

几位编辑朋友 

诗经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到《文谭》后,常与几位同行打交道。川报与省文联相距百十公尺,偶有闲暇,我常到《四川农民报》副刊编辑曾伯炎那儿去坐坐。

曾伯炎挺敬业,我每次去《四川农民报》集体办公的编辑部,都见他坐在进门左侧的桌子上改稿。他对有才华的后起之秀特别关心,有次灌县的马及时出了一本什么诗集,他很欣喜,叫我再忙也必须写一篇千字以内的文章,评评马及时的诗。我欣然接受了他给我的任务。几天后,这篇小文章便在他的副刊上发表了。

女诗人王尔碑说,曾伯炎的“炎”,以前是三个火,现在去掉一个火,也还有两个火,你说他的火气怎能不大?其实,许多时候,伯炎是个心肠挺柔软的人。当时马及时所在的单位灌县建筑公司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倒垮不垮的,一个月领屁多几个钱,为了改善马及时的处境,有一天他竟拉起我朝灌县跑。我说你要干啥?他说,去找何洁,请何洁拉马二一把,帮他换个单位。

我们先到灌县广播局去找写诗的安南,安南下乡去了,由一位女播音员把我们领到建筑公司马及时家。当时只有马二的母亲在家,他妈说,当年她在疏散到郫县新民场的省戏剧音乐学校念过书,是学音乐的,不由对老人顿生敬意。二三十分钟后,马及时买面回来了,我们一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灌县报社去找常写小说的马瑛,然后通知安南来报社,一起到距二王庙不远的省委组织部老干部休养所去见何洁。

伯炎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后,何洁说,她正在筹办《青城文汇》,到时候把马及时弄进来就行了。没有想到何洁答应得如此干脆。何洁要马及时“经常到何嬢这儿来耍。” 伯炎说:“马及时差不多40岁了。”我说:“那就到何姐这儿来耍嘛!”马瑛知道马及时面皮薄,低声对马及时说,以后你多来嘛,又不要你多说话,只有她说的,没有你说的,你只要点脑壳就行了。这些细节至今印象深刻,真是怪事。

回头再说,伯炎不仅是个热心人,同时还是个非常本色的人,装不来雅。至今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都江堰柳河宾馆一个双人房间里。伯炎出差可以报12元住宿费,普通双人间每铺六元,两间铺刚好12元,他怕我心痛6元住宿费,一进门就说:“发票我晓得拿回去报销”。那时的旅馆设备很简陋,没有装修过,水泥地面,房间里只有两间床,没有屙屎屙尿的卫生间。伯炎兄不拘小节,从床底下拖出脸盆就撒尿,边屙边说:“哪个喊你们把厕所修得那么远!”

我在《文谭》编刊时,伯炎兄对我也挺关心,不止一次问我,谭兴国对我怎么样。我说,很好啊!他说,你要争取正式调到省作协来,老是借调怎么行。我说,老谭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已催过文联负责人几次,回答是现在没有房子,暂时还不行。

有次话题一转,他希望我抓紧时间多写一点东西,还问我晚上在干什么。我说,《四川文学》的陈谦老师以为我晚上没有事做,几次拿一摞经他修改过的花脸稿给我,叫我帮他誊写,顺便挣点誊稿费。伯炎说:“誊稿那点钱你稀罕啥呀!” 我说,“不是我想挣那点钱,其实我也挺为难的,20多年前,他在《草地》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我一直视他为老师,现在他出于好心,把改得乱糟糟的稿纸给我拿来,我实在不好意思叫他拿回去。”伯炎兄不以为然。接着又说,现在写小说的青年作者很多,经常收到他们的稿子,但绝大部分连小说的门都没有摸着,嘱我写几篇“与习作者谈小说创作”的千字短文。我觉得写这种文章挺有意思的,欣然应允。

此后基本上每周给他一篇。反映不错。《星星》诗刊的鄢家发有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四川农民报上写的那些与习作者谈小说创作的文章我都看了,挺生动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位农民作者写信给我表示感谢。于是一鼓作气接连给他的副刊写了四五十篇有关小说创作的知识性、普及性千字短文。每篇一个主题,第一篇是《文学与生活》,第二篇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第三篇是《文如看山不喜平》……

其实,我对小说并无深刻研究,特别是选择很有表现力的事例很难,基本上是东拼西凑,绝对说不上有什么创见。但伯炎兄对我的大力支持和不断鼓励,却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得后来都江堰的文学前辈陈道谟老师曾经挺关心地对我说:你的“与习作者谈小说创作”的几十篇文章写得好,你出四百元钱,我帮你印500本书。伯炎立即接口说:“我负责全部给你包销!”道谟老师和伯炎兄的好意我领了。但我不认为这些文章有好了不起,我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算了!

在文联打工期间,与借调到《星星》的诗友、省运输公司的袁永庆,以及在市公交公司工会工作的柴与言的交往也较频繁。二人都是50年代石室中学高中毕业的,都很有才华,都是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我到他们家去过,他们也到郫县我家来过,我们总是互相鼓励,要珍惜时间,要多读书,多动笔。柴与言后院常起火,说起家就叹气。永庆的工资不多,负担很重,夫人患了癫痫病,常常发病,里里外外都要他操心。但与多灾多难、时任《四川群众文艺》编辑的王志杰比起来,二人的不幸就不足言说了。王志杰才气逼人,常呵呵大笑,好像远离痛苦,相处久了才知道,他在劳教时便结了婚,婚后才知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儿子的神经也很不正常,还有两个双胞胎孙子也要他供,而他挣的钱并不多。“家”,对他是巨大的枷锁。但在极端痛苦的心境中,他居然写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好诗,令人敬佩。

西方古代有一位智者说:“诗人像一匹马,不能不给他吃,但又不能让它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就跑不动了!” 人们常说苦难成就诗人,又说没有愤怒和悲伤写不出真正的好诗来。这些话有道理,但具体到个人,非常残酷。

张继顺(笔名竹叶青)是省文化厅的才子,1955年进北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是很有见解的诗评家,有段时间被老谭请到《当代文坛》来帮忙。有次老谭要出门一段时间,请张继顺和我共同商量安排下期的稿件。原温江地区文化局创作组的艾湫,既有才华,为人又厚道,小说、散文、短论都写得好。他先后给我寄来三篇文艺杂谈,都是千字短文(这种短文并不好写),都写得好,此前已发了两篇。我把他最近寄来的一篇,安排在老谭委托张继顺与我共同商量发稿这一期的文艺杂谈栏,张继顺也觉得这篇短文可用。谁知画版的刘尔玲说,这期稿件多了千字左右。老张说,艾湫这篇稍稍软一点,把这篇取下来怎么样?我觉得很可惜,但又无可奈何。我当即把艾湫这篇短文退了回去,请艾湫原谅。奇怪的是,第二天,刘尔玲又说,昨天画版把字数弄错了,还差一千字。张继顺说,把艾湫那篇文章加进去刚好。我非常遗憾地说,迟了,文章我已退给作者了!

艾湫以后再也没有给我寄过一篇文章来。后来我们聚会过好几次,大家谈笑自若,照样摆知心龙门阵。但我始终为那篇退稿感到不安,多次想把这次退稿前前后后的情况向他解释几句,但最后还是忍住了。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过去许久的事情了,也许他早就忘记了,还提它干啥啊,让这个遗憾永远埋在心中吧!杨然也有一篇很不错的文章,但没有用上,我及时退给了他,退稿原因,有一点点相似,但内中隐情实在不便解释。杨然老弟,别老记在心上吧!

我和张继顺很谈得拢。有次谈到该如何做人,他说,你我虽然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仍像小学生一样无知,我们都要牢记四个字:“安分守己”。这句话并不消极,内涵深沉,值得反复品味。有一天他要上街去买什么东西,差一元钱,我当即递给他一张一元的钞票。没有想到,以后三天他都没有来上班。第四天接到他的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一元钱,说是还给我的。他在信里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大病,医生却叫我这个科那个科反复检查,最后不让我出院了,只好把借你的一元钱装在信封里还给你……”老张啊!一元钱算什么,守信用守到这个地步,有必要吗?

大约两周后,老谭得到消息,张继顺的家属已接到病危通知,张继顺快要不行了。编辑部的李宪说:“前几天我还看见他在街上骑自行车,怎么这么快病情就恶化了?” 谭兴国要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叫我与袁基亮赶快到三医院去看看他。

走出编辑部匆匆路过流沙河的办公室,流沙河问我们有什么事这么着急。我说,张继顺患肝癌(实际上是急性肝坏死),已病危,我和小袁准备到三医院去一趟。流沙河说,不忙走,等我两分钟。只见他在一张稿签上工工整整写了三四十个字,希望张继顺好好养病。我说,你把字写得这么大干啥?流沙河说,他已经病到快走的时候了,字写小了,病人躺在床上怎么看?流沙河想得真周到,真细心。

我和小袁(十年后他当了省作协的创研室主任)赶到三医院张继顺的病床前,人已经变形了,他用一双颤抖的手艰难地展开流沙河写给他的字条,看完后一句话也说不出,直流眼泪。当天晚上他就走了,走得如此突然。一个人的生命原来真的脆弱得像一片芦苇。但他告诉我做人须‘安分守已’四个字,我永远记住了。

陈谦(茜子)之于我,可谓亦师亦友。我在作协打工期间,常到《四川文学》编辑部去找他闲聊。1957年他成了省文联的大右派,1979年他从劳改队回到文联后,党组给他安排了两年创作假,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随后,一直在《四川文学》上班。他的烟瘾不小,我每次一去,屁股还没落凳,他就会甩一支烟过来。那时我偶尔抽一两支“耍耍烟”,到了他的办公室则非抽不可。他说,现在他尽抽六角四分钱一包的“黄平”,写文章的人不抽烟怎么行?接着就会念一句顺口溜:“思路断,转一转;灵感通,烟来冲!”我在省文联工作期间,逐渐有了烟瘾,第一个要怪的就是这位亦师亦友的陈谦。

闲言少叙,话说其时他是散文组的编辑。当时《四川文学》不发诗,但散文诗属于两栖文体,他先后发了我好几首散文诗。有次我正尔八经写了一篇有关巴金的散文《秋叶思念泥土,也说几句巴金》,文章刚写好,适逢谭兴国从楼上开会回到办公室,因该文的内容涉及川大学生在人民公园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而女主角的扮演者陈彬彬是老谭的同班同学,便把这篇文章递给他看,顺便说一句:“待会儿准备交给《四川文学》,交给陈谦。”

这篇文章只有两三千字,老谭看完后,微微一笑:“写得很活泛,这种稿子《四川文学》肯定用!”他原是《四川文学》的副主编,后来在生活问题上出了点事,不但《四川文学》的某编辑恨死了他,文联党组同样不能原谅他,为此免去副主编职务,并离开了编辑部。事情虽已过去了很久,但直到现在,他对《四川文学》依然很有感情,可又不便给《四川文学》写稿。《四川文学》还会接纳他的文章吗?我想做个顺水人情,问他:“你想不想在这篇文章上署个名试试?”他想了想,点点头,在我的名字后面,添上谭兴国三个字。

我将文章交给陈谦后,陈谦没有说什么。过了三四个星期,陈谦才打电话叫我过去。陈谦说,有谭兴国的名字不好办。随即将层层审批意见给我看。我顺手拿起一张处稿签,把一审、二审、三审乃至四审的意见全部抄了下来。30年前的这张处稿签,至今保存在我的一个笔记本里,现全文照录如下:

茜子(陈谦的笔名,责任编辑)意见:写得优美、深刻,建议用。

刘元功(《四川文学》编辑部主任)二审意见:本文不错,可以用。

邹仲平(副主编)批语:有谭的名字,发出来是不是会引起风波?请陈近同志看看,是不是可以用。

陈近(主编)第一次批:放一段时间再说。

几天后第二次批:关于《化作泥土》,已发过一篇评论,本文退还,请谭、曾二位同志谅解。

过后,谭兴国觉得有点对不住我,是他影响了这篇文章未能发表。他旋即将文章转交给常打交道的《成都晚报》副刊编辑吴红。吴红回答说:“我们用的文章不能超过1500字,删了一千字,望谅解。”

管它算不算一段文坛轶事,我认为有必要在这本回忆录里将事情的原委写下来。老谭退休后,跟着妻子、女儿长住美国,偶尔回成都小住。如果他知道了,不会怪我多此一举吧?

周克芹1984年到文联后,很快进入“领导阶层”。在酱园公所街办公期间,他常到谭兴国的办公室来坐坐。每次我都在场,实际上成了我们三人一起闲聊。有次老谭请他给《当代文坛》写一篇“小说创作随想”性质的文章。周说:“你给我出了难题,不好写,写啥呀?” 我自作聪明提示老周,可从什么角度,写这些那。老谭立即打断我:“他会写,哪个要你来指点啊!”我这才知道周克芹为人很低调。我真是不揣冒昧,忍不住自己笑自己:“满罐水摇不响,半罐水响叮当”。

后来在一本什么刊物上,见过周克芹写的一篇创作谈,中心内容是“生活的积累重在感情的积累”。美是一种感情体验,只有生活经验而没有震荡内心的情感体验,是写不出好小说的。他确实很有理论修养,只是不喜张扬而已。后来我还听流沙河说,周克芹很喜欢读书,他有一套《古拉格群岛》,书上到处划起杠杠,可见他读书之认真。

几年后的一个春天,一位家住成都金牛区郊区的文友杨学用(女),请我和熟成一起到她家去欣赏宅院后面遍野的油菜花。那次流沙河夫妇、周克芹、曾伯炎、田雨都去了。中午,周克芹在饭桌上说,1957年他在成都农校读书时,就因写了一张大字报《卖油娘子水梳头》,被学校刮回农村当了农民。大家除了会心地笑一笑,还能说什么?

下午,我和熟成要骑自行车赶回郫县,比其他朋友走得早些。我和熟成各推一辆自行车刚走到篱笆门口,只见周克芹急匆匆赶到我跟前,非常郑重地说:“本人现在是省作协副主席兼《现代作家》主编,我很欣赏你的文章,务请抽时间写一篇随笔,直接寄给我,拜托了!”此前只知他是省作协副主席,可能还是党组副书记,现在才晓得《现代作家》的主编也是他。他的真诚感动了我,我连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相互使劲握了握对方的手。

结果我失信了,回家后便忙于编写县情读物,把给《现代作家》写文章的事全忘了。数月后听说他得了癌症,再过一段时间,他去世了,年仅54岁。我欠他一篇文债,再也没法还了!

到西安参加中国当代文学会   

在《当代文坛》工作期间,谭兴国曾安排我到西安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有机会去著名的古都西安,当然很高兴。但我这个乡巴佬坐火车竟闹了一个类似“陈奂生进城”式的笑话。

在总务科预支差旅费时,很吃得开的总务科长告诉我,你不必到售票窗口去买票,去西安的硬卧票肯定买不到。你可直接从车站旁边贵宾进站的小门进去,没有人挡你;上车后,你拿我写的这张条子直接去找×××(女),告诉她,是我拜托她,请她给你补一张硬卧车票。

到车站后,好不容易找到贵宾进站的小门,但门紧闭着,敲门没有人理会。有位过路的老人指点我,门旁上端那个“小坨坨”是电铃按钮,你按电铃嘛!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按电铃。果然一按电铃,就有人前来开门。屋里有一二十个蓝眼珠的西方人坐在沙发上看画报。我是土包子,不想去冒充高级华人,径自走出贵宾候车室到月台上去等候开往西安的某一次列车。跟随这群外国人和少数几个高级干部模样的人上车后,很快找到文联总务科长告诉我的那位女士,并把字条给了她。她说,我去找列车长问问。不多一会儿,她回来说,硬卧的铺位全部住满了。见我很为难的样子,又说,软卧车厢还有几个铺位,不知你愿不愿住?总得找个地方住下呀!我想,软卧不外多出点钱而已,牙关一咬:“行!”就这样稀里糊涂住了进去。到了西安才听开会的朋友说:住软卧要厅级干部才能报销。吓了一跳,我怎么会如此无知!回头一想,一辈子玩一盘洋格,麻麻杂杂过了一盘软卧瘾,值了!回到文联后,会计按硬卧标准叫我只补差价即可,大约补了二三十元,相当于少领一篇文章的稿费而已,还不致于伤筋动骨。

会议期间,陕西文联请我们与会的几家文学报刊如北京的《文学评论》,上海的《文学报》,东北的《作家与作品》,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湖北的《长江文艺》和成都的《当代文坛》等七八位编辑聚会了好几次。有次西安文联请我们吃羊肉泡馍,贾平凹坐在我旁边,见我不是把馍小块小块地扳碎,而是揉碎,当即告诉我,不能揉成细末,这样就弄成面汤了。真是除了挨刀不用学,就连狗吃屎都得学。

有次在陕西《延河》编辑部会议室座谈时,陕西的同志说,我们这个大会议室旁边的屋子便是当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软禁蒋介石的地方。我们几位外地同行出于好奇,个个像阿Q一样,嘻嘻哈哈地赶到旁边那间长方形屋子里去走了一圈。这是一间约有二三十平方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屋子,应该作为文物保存,但当时好像大家都没有所谓的“文物”意识。会议期间我们所住的“芷园”,隔壁的一幢漂亮洋房便是当年杨虎城的公馆。西安,真是到处都是文物啊!

与我同住一室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姚雪垠的助手俞汝捷。俞汝捷笔名汝捷,比我小几岁,是个时髦、聪明而又儒雅的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人,毕业后分到湖北教中学,随后调到湖北省作协。后来湖北作协的姚雪垠写《李自成》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其时姚年事已高,汝捷被省作协派去给开始写《李自成》第四卷的姚雪垠当助手。

俞告诉我,姚雪垠后期写作根本不动笔,全部口授录音,然后由他整理成文。由录音转化为文字,需要汝捷付出巨大的劳动。同住两三天后,人熟了,什么话都可以问。我问:“姚雪垠挣了那么多稿费,总得分一点给你吧?”汝捷笑笑:“从未给我一分钱。”我都有点替他不平。

汝捷又说,姚雪垠写作这部书费尽了心血,对晚明的社会历史状况乃至官场礼俗、典章制度、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为了弄清楚明代北京城戒严由哪个衙门出布告?崇祯年间北京发生地震在哪一年?他请教了许多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人知道,最后他通过大量阅读明末清初许多文人写的野史笔记,又读了大量地方志,终于把两个问题解决了。又说,姚雪垠在书出版之前,非常虚心,什么意见都听得进去;待书出版以后,就什么意见都听不进去了,他要坚决捍卫自己作品无可动摇的权威性。

当时,汝捷不想老是依附于人,很想离开姚雪垠。他说,新成立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个文学系的负责人主动与他联系,希望他到那里去上文学课。此外,汝捷还说,他到西安参加这个会议以后,发觉一个很奇怪、可是仔细一想又并不奇怪的现象:参加著名小说家的会议,总有一群文学期刊的编辑围着作家们转,向他们索稿;现在参加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性质的会议,许多主要来自大专院校的讲师们、教授们,常常围着你们几位评论编辑转,每天晚上都有人到房间里来找你谈这谈那。

他不说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啊,现在写评论、学术性文章不容易找到发表的地方,作者们希望跟编辑交朋友,应属人之常情吧。这时,我觉得我这个小编辑在许多学者面前并不渺小,禁不住想苦笑。

开完七八天会,临别时我向汝捷约稿。他说:“我的文章肯定不呆板,不迂腐,有可读性,到时候会寄给你斧正。”

回到成都后,汝捷给我写过两封信。遗憾的是,他的文章还未寄到,我已离开了《当代文坛》。听说后来他转到湖北社科院任研究员,写过几本研究姚雪垠的著作。1990年代,从电视连续剧《李自成》的字幕上,得知他是该电视剧的首席顾问。

离开《当代文坛》 

我喜欢文学。若能留在省文联,肯定比回郫县当个经常下乡采访农村新闻的县报小记者好。但是眼看借调到省文联快要一年了,不能老是借调下去呀!谭兴国一再安抚我:“祥麟,你再等一等,现在的困难是没有房子,作协会想办法把你调来的。”

有天在川报食堂吃晚饭时(文联的单身汉们都在川报食堂搭伙),《星星诗刊》的叶延滨端起饭碗挨着我坐下吃饭,他问我:“怎么到现在你还没有正式调过来?”我说:“老谭去党组问过几次,说是腾不出住房,缓一段时间再调动。” 叶延滨年龄虽比我小得多,但比我精明,他说:“他们是哄你的!徐康最近调进文联了,怎么解释?”我颇为诧异: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玄机?

我毫不怀疑,谭兴国的确想尽快把我调进来。也许另有什么隐情吧?有一天我告诉他,借调一年已经到时间了,我想回家了。他着急地说,你别急,我马上到楼上再去问问党组领导。不到半个小时,他回来了,满脸颓丧,他表示抱歉:“祥麟,对不起,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好几个月后,我终于悟出了原因:谭兴国虽是《当代文坛》的“负责人”,但实际上连副主编的名义都没有,如果没有主编李友欣发话,党组根本不会点头。

回想198310月,我刚到《文谭》上班没几天,那期《文谭》便印出来了,上面有我一两个月前寄给编辑部的一篇文艺随笔《苦恼的夜莺》。文章刊出后,李友欣友好地走到我的办公桌前表扬我:“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有理论,有感情,有文采。可惜‘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一句中,庾信误排为庚信,校对时没有查出来。”他为此感到遗憾。他对校对要求甚严,一本十万字的刊物,若错上十个字,他要发脾气骂人的。这里我只是想说,友欣(我们背后都这么叫他)对我的能力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他始终不说一句话把我留下来呢?原因很简单,这事还得往前追溯。

记得我初到《文谭》时,老谭曾告诉我,前段时间省委组织了一批人到深圳去参观。广电厅的领导回到成都后,很兴奋地给下属传达深圳欣欣向荣的情况;而友欣回来后,好几天门都不想出,听说还哭了,觉得国家的未来堪忧。不久,中宣部大力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运动,动辄“资产阶级自由化”,今天批判这个作家,明天批判那个作家。在上级主管部门指示下,四川的一些报刊,包括评论月刊《文谭》,也配合形势发表了一些文章,伤害了一些作家,受到外界非议,文艺界许多人一说起《文谭》就头痛。谭兴国在1957年批《星星》时很左,但现在并不左。他对刊物的未来甚为忧虑,有一天很激动地对我说:“这个刊物再这样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要去找友欣!”

当时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我说:“你想找友欣干什么?”当时李友欣的办公室在《四川文学》编辑部那边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他说:“我现在就去,我要告诉他,以后几期他最好不要管,让我来作主,办好了,他是主编,功劳是他的;如果办砸了,我承担全部责任!”

我突然想张继顺去世前告诫我要当座右铭记住的话:“安分守已”。立即提醒老谭:“你这样做,可能引起友欣的反感,还是别去吧!”老谭不听,立即离开办公室找友欣去了。四五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满脸颓丧地说:“友欣果然很不高兴,他说,兴国同志,我平时很少干预你的工作,你拿给我终审的稿件,我看了一些,有些看都不看,好多事都让你放手去做,但大方向我必须把关,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撒手不管呢?这样做可能吗?党组会同意吗?”

听到这里,我立即意识到,友欣一定认为老谭想“抢班夺权”。如今对老谭竭力想调进的人,他会没有想法吗?

我很感谢谭兴国对我的信任。但在回郫县之前,我得把朋友托我的事情赶快办完。柴与言早已由星星编辑部回到市公交公司。公司里有二三十位年轻驾驶员、售票员是文学爱好者,他曾请我去给他们讲两次课,一次讲诗歌,一次讲小说。讲课纯属尽义务,并无一分钱报酬。此前我已到公交公司工会二楼上讲了两个小时诗歌,小说还未讲。我叫柴与言尽快安排时间,柴说,我马上通知,明天下午在草堂寺听你讲。

第三天,文联派车把我连同行李送回了郫县文化馆。我离开省文联几个月后,李友欣和谭兴国也离开了《当代文坛》。以后何开四调到《当代文坛》当主编。此前我与何开四对面相逢不相识,仅知他是创研室的负责人,以前是厦门大学专攻钱学的研究生,但与人对不上号。没有想到,何开四到《当代文坛》不久,便竭力向党组推荐我,要求调我回去。后来还听说,连《当代文坛》跑外勤的吴敏、工人王淑先等,都一致要求把我调回去。这才有1986年省文联陈之光书记亲自到郫县要我回作协这档子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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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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