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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与《都江文艺》挂上了号 创办诗刊《紫云英》

写了“半篇”小说  

我在《郫县周报》工作期间,报社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四个人,编制都在原单位,均属借调性质。既然一直在文化馆领工资,馆里发工作服也没有忘记我,文化馆的诸多杂事自当尽可能做一些。比如每天早饭后,馆里的职工大抵搁下饭碗就自觉到办公室旁边的园门后拿起叉头扫把扫地。从园门内的大厅扫到园门外,从后坝扫到前坝,再扫到大门外属于文化馆清扫范围的一段人行道,起码有一千平方米。那时前后坝全是泥土地面,扫得乌烟瘴气,尘土飞扬,每次光是泥巴灰灰都要装四五撮箕。因此扫地必须全体总动员。

有天早饭后集体扫地时,分管文学组的季馆长含含糊糊地向我说一句:“《都江文艺》通知你去评稿。” 此时我已知道温江地区办有这份刊物。我暗暗吃了一惊,怀疑听错了。我和这个刊物素无交道,与几位编辑互不认识,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曾祥麟?还请我去评稿?评什么稿?一头雾水。当时面浅,不好意思请季馆长再说一遍或说具体点。几天之内,老惦着季馆长那句不清不楚的话。

一周后,季馆长果然给我一张地区文化局发来的通知,要我去温江参加评选三年来(19781980年)在《都江文艺》上发表的各类优秀作品。记得我分在诗歌散文组,这个组有蔡冬华、艾湫、汪黎(当时好像是灌县文化馆副馆长)。就这样,我与文学季刊《都江文艺》挂上了号。地区创作组的陈泽远、艾湫和刊物主编蔡冬华(女)、编辑田雨、龙涛等对我都很友好。以后,《都江文艺》的两位责任编辑常约我写稿,评诗评小说。后来还请我给温江地区(那时包括广汉、什邡)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讲课。他们如此相信我,使我不胜惶恐。

其时省作协驻会老作家杨禾(解放前曾任重大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温江地区土改工作团副团长)住在郫县招待所收集创作素材。县文化馆文学组的杨光华写了一篇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请杨禾老师指正。杨禾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但杨光华改来改去总是改不好。杨禾建议他与我合作,由我来修改。这些情况全是杨光华自己告诉我的。农民出身、比我年长的杨光华心很诚,请我无论如何别拒绝帮他一把。考虑到我们都是文学组的人,实在不好推托。晚上仔细看了他的稿子,确实太差,无法改,我只好重起炉灶,基本上是另外写了一篇。杨光华原稿的主人公是个推鸡公车的农民,他想歌颂这个老农“努力奔向新生活”。这次重写,除了主人公的身份不变,情节、结构、表述方式,许多细节乃至小说的立意,全变了。我觉得这篇小说应该告诉读者的,是农民的善良,农村生活的沉重。不久小说被《都江文艺》刊用了。发表之前,责任编辑龙涛特地到郫县告诉我,准备请新都的青年画家张修竹(后来成了著名画家)配一张插图。随后张修竹又将插图寄到郫县文化馆,征求我的意见。插图画的是一个老农吃力地推着一辆鸡公车,很有沧桑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杨光华写了一二十年小说,好像从未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这次他应该高兴,我将他的名字署在我的名字前面。这期刊物印出后,龙涛给我送来四本《都江文艺》,我全部给了杨光华。这篇小说现在连标题都想不起来了。但不管怎样,这是我恢复工作后写的唯一的一篇(应该说是“半篇” )小说。

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偶然得知省文联创办的评论月刊《文谭》正连续发文讨论张笑天的中篇小说《公开的内参》。郫县文化馆没有订《文谭》,那时我连《文谭》是啥样子都不知道,只知道是省作协办的,很想写一篇文章去试一试。当天下午在文化馆图书室读了大约三四万字的《公开的内参》,晚上熬夜写了一篇《读〈公开的内参〉随想》,第二天上午即赶车到成都布后街2号,适逢《文谭》负责人谭兴国在办公室,当面将文章交给了他。谭兴国在川大中文系读书时,比我高一个年级。那时他与其兄谭洛非(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理论组副组长)已合写过多篇评论文章,在学生时代即崭露头角,中文系的学生可能没有谁不认识他,但他并不认识我。他接过我的稿子后,当即匆匆看了一遍,看完即叫隔壁办公室负责跑印刷厂的职工吴敏,立即骑摩托车到新华印刷厂把正在排印(那时是铅印)的稿子拿回编辑部,当即将两篇讨论文章中的一篇抽下来,把我这篇文章换上去。他说,《公开的内参》已先后发表了五六篇讨论文章,以后不再讨论了,你如果迟一两天交稿来,写得再好都没有办法考虑了。几句话使我又高兴又不安,不知把谁的已发排的稿子挤下来了,真有点对不住人。

十多天后,这篇《读〈公开的内参〉随想》在《文谭》上登出来了。我特别强调:“人,并非生存在批评家的演绎里,而是生存在生活之中。生活是一片巨大的海洋,地平线并不是尽头.这里蕴蓄着推动时代航船前行的伟力,有令人留恋徘徊的港湾,也有吞噬人的不易觉察的漩涡。如果要排除风暴,单纯寻找恬静的蔚蓝,你会失望的。我们的有些作品,描绘的天堂是美丽的,但是人们不相信它;有些作品,把人间涂抹成了地狱,人们也不相信它。在我们的青年中,在我们的大学生中,既有徐晴这种对人生有着高尚的追求、思想和感情都完美健全的新一代形象,也有康五四这种曾经受过欺骗;有过信仰危机,因而怀疑,企图忘却,企图躲避,其实却仍是无不在奋进的属于伤痕型的青年。生活中也还有戈一兰这种畸形儿、败类、堕落者;对这一类人,有些人想对她闭上眼睛,有些人则偏偏要对她睁大一双眼睛,抓住她,剥掉她的外衣!”又说:“对戈一兰,人们看法纷纭,这是一个复杂的人,她有一身光怪陆离的时髦衣衫,她盗窃了解放者的旗帜,但是说到底,她仍然是时代的产物。这种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作者的本领在哪里呢,在于一层层剥掉她的油彩,还她以本来的面目。”文章的结尾是:“早在上一世纪别林斯基就指出:如果一部作品,既不是颂赞,也不是呼号;既不是一个问题,又不是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呢?《公开的“内参”》引人注目的,正是它的呼号。它的价值,也许不在答案本身,事实上作者也并不准备人云亦云地给社会、给青年开药方。但是这部作品提出了一个问题,并当然地引起了一些细心读者的注意:随处都有浊流,有暗礁,警惕啊!”

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虽然尚觉稚嫩,但开端令人振奋。一年内,我相继给《文谭》寄去四五篇文章,陆陆续续都发出来了。此后四五年内,我在这家刊物大约发了十三四篇文章。

与文学青年共办诗刊《紫云英》   

我到报社上班后,文化馆的文学组有分管领导季文奎和组长杨光华顶着。奇怪的是,不少业余作者,特别是写诗的青年作者,偏要在星期天或晚饭后到文化馆宿舍来找我。那时我的业余时间非常宝贵,我必须抓紧时间多读一些书,多写几篇文章。但是常有作者登门拜访,有的还把自己写的诗或散文、小说带来,要我评点指正。人家相信我才来找我,想拒绝都难。那时,商业化时代尚未到来,文学是圣殿,爱好文学的青年极多。

1981年后,来访的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三四个邀邀约约一起来。小小的寝室容不下,只好把他们带到文化馆办公室去,大家围坐在会议桌周围,在我的主持下,把一篇篇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全部摆在桌上,一篇篇讨论,自由发言,指出优点,提出问题。再过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文化馆的办公室成了文学沙龙。参加聚会的多达十一二人到十五六人。有机关干部,有中小学教师,有汽车驾驶员,有工人,有待业青年。年龄大的三十多岁,年幼的仅十六七岁。这群作者中,女作者王光华可能年纪最小。她母亲是摆摊卖汤圆的,本人是待业青年,贫穷促使她思想早熟,她既写诗又写小说,有灵气,后来引起《都江文艺》主编蔡冬华(女)的重视,有次地区举办文学培训班,蔡主编专门发函请她去参加。

对这群热爱文学的青年要开导,要多鼓励。我很诚恳地告诉他们,文学之路没有捷径,要学会写,先要学会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巴金的汽车房里都堆满了书。《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至少精通诗词、医药、占卜、园林建筑。《邦斯舅舅》起码涉及三个方面的知识,音乐知识,烹调知识,古董知识。写文章离不开生活。但生活有两种,一是直接生活,即亲身经历的生活;二是间接生活,主要来自书本。直接生活毕竟有限,要用间接生活来补充,这就需要多读书。但读书可不是为了炫耀,读书的好处至少有三点:第一,读书是借鉴,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词汇;第二,可以学习技巧,学习别人怎么观察和表现生活;第三,更主要的,可以扩大我们的生活面,促使我们对社会、对人自身有更多更深的了解。所以汉代的大学问家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特别要多读经典作品。鉴赏力是靠最好的作品逐步培养起来的。

考虑到对诗歌更感兴趣的青年相对多一些,我特别提醒他们,精彩的诗歌要背诵。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先要读破万卷书,方能下笔如有神助。古希腊有伊利亚特、奥德赛两部经典,法国古代有罗兰之歌,印度有沙恭达罗、泰戈尔,英国和俄国多一些,但都不及中国,中国才是真正的诗国,仅全唐诗就收录了两万多首。周代,政治家和外交家不会吟诗是耻辱。孔子在庭院里休息时,见儿子伯鱼走过,问儿子:“你学过诗吗?”(指《诗经》)儿子答:“没有。”孔子就警告他:“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多读诗歌,说的话都是干巴巴的,没有灵气,没有吸引力。可见多读之重要。

此外,我还经常告诫年轻人,在多读的基础上,别忘了勤奋地写。知识要转化为能力,要通过实践,水平是写出来的。巴金对萧乾说:“只有写,你才会写。”有人把读书当做学问,其实,读书只是学问的准备,并不就是学问本身。读,是吸收,犹如蜜蜂到处采花粉,但采花粉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将花粉经过消化加工,变成蜂蜜。高樱告诉年轻作者,光读不写,眼高手低;又不读又不写,眼也低手也低。

那时,我与都江堰一批尚未成名的青年诗作者常有联系,我曾用马及时、安南当年勤奋写作的事例鼓励他们,当年听马及时(现在是都江堰市作协主席)说,他每天坚持写一两首诗,没有完成写作任务,老婆再怎么骂都不睡觉。安南(现在是都江堰市文学网主编)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当个耙耳朵也行,反正你要给我写诗的时间。连名扬海内外的流沙河也不敢懈怠,他说他每天的活动范围是三点一线:家里--办公室--厕所,大年初一都在写,半夜十二点以前不会睡觉,实在疲倦了,就在旁边的沙发上躺一躺,有段时间连寝室都没有进过,遭孽啊!不如此他怎么可能成为大诗人、大学问家!“三更灯火五更鸡”,没有这种发狠精神,要想在写作上有所成就,难哪!因此一定要发奋,成功的鲜花,永远只为奋发者开放!我特别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对文学的欣赏,其实就是对被克服了的困难的欣赏。”

我还特别郑重地告诫年轻人,要学会思考。写作离不开观察,但观察也要动脑筋,要善于发现事物或故事的独特性及其内在的蕴含。所以金圣叹感慨说:“妙手所写,纯是妙眼所见……此良工之异于俗工也。” 荆山之玉,灵蛇之珠,并非人人能识啊!

我殷切地希望年轻的诗作者们还须记住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佛罗斯特的一句话:“一首完美的诗,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

我与青年作者们聊创作的时候,一般不多说道理,主要说些能够激发他们创作热情的生动事例,因此他们很容易接受。他们的写作能力在一两年内迅速提高,出了一批不俗的成果。

1982年底,二轻局的赵春阳(后来成了有一定名气的专攻绝律的诗人和画家),氮肥厂的马升高(后被调入文化馆当干部),蜂窝煤厂的工人郭新民(后转入商界),运输公司的驾驶员唐新义(后成为给各地媒体供稿的自由写作者),以及刚从三道堰中学高中毕业的文学爱好者李志能(后为文化馆副馆长,县委宣传部的笔杆子)等,建议自己开辟发表作品的园地,得到众人的拥护。不久,一份油印诗刊《紫云英》问世。他们自己掏钱买纸和乳胶,自己刻印,自己装订。这群文学青年劲头很大,愿为文学献身的热忱令人感动。我虽然为他们牺牲了一些时间,但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吸取了一种十分可贵的奋发向上、坚毅不屈的精神力量。

记得三四个月内出了两期油印诗刊。第三四期改为铅印,既发表本县作者的诗歌,也发表了好几篇成都和都江堰作者的诗歌。正当这些年轻人写作热情高涨、正在出成果的时候,我在这年国庆节后被借调到省文联当编辑去了。我一走,这伙青年好像失去了聚合力,用他们的话说,好像失去了核心--其实真正的核心是他们自己。不久,这个迅猛成长的写作群体便散伙了,实在可惜。

大约一年以后,成都举办区市县青年作者诗歌大赛。在各区市县团委、人武部、文化馆组织的一千多篇诗作中,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其中夺得一等奖的是年仅20岁的郫县女子刘兰英,广电局赵春阳写的一首散文诗获得二等奖,运输公司唐新义的一首散文诗获得三等奖。六名获奖者中,郫县占了一半。以上获奖诗歌,基本上是他们在文化馆办公室里相互切磋、相互启发中获得的灵感。其中获一等奖的刘兰英,她读郫一中高中时写的一篇作文《一块窗玻璃》,由她的语文老师陈尚信推荐给我,发表在由我负责编辑的《郫县周报》文艺副刊上。她的写作才华迅速显露,其得奖诗歌《光圈》,在她高中毕业前,又由陈尚信老师转交给我,同样发表在周报的副刊上。有一个发表习作的园地,对青年作者的成长实在太重要了。

至今难忘,当年在文化馆办公室里,与文学青年们一起品评诗文,有时互相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光。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很温馨,很值得怀念。

对后劲颇佳的青年作者李志能,想在此多说几句。八十年代初,他在三道堰中学读高中时,他的语文老师孙宗烈是我在古城公社当农民时便开始交往的朋友。那时我是《郫县周报》的编辑。有一天孙老师将他的学生李志能的一篇作文推荐给我,一看不错,文笔清新,这位小作者肯定是一块可以雕琢的好料。几天后,这篇中学生作文便发表在周报副刊上。别看这是一份影响不大的县级小报,其副刊也说不上有什么特色。可是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来说,能在县报上发表处女作,其意义绝对不可低估。

李志能从此爱上了文学,接父亲的班到土产公司工作后,晚上也常到文化馆来参加文友的聚会,并开始以笔名春水在《紫云英》上发表诗歌。以后主要写散文,写作勤奋,进步迅速。每有新作,常到我家给我看。青年作者大抵喜欢听表扬。可是我觉得现在他最需要的是批评。我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文章这里不足,那里有问题。我能够感觉到,他心里很不高兴。你不高兴,该说的我还是要说,如果你觉得我太挑剔,你以后别来找我就行了。可是,以后他依然一次次拿起文章到我家来请我看,听我近乎吹毛求疵的批评。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小伙子并不狂,其实是有勇气听逆耳之言的。后来他被陈治安馆长调进文化馆,几年后当了副馆长。环境变了,接触的群体不同了,对提升他作品的境界创造了条件。十年前,我曾为他的散文集写过一篇序,我在序文里说,“经常进入春水笔端的,决非仅仅是悠悠的绿水,淡淡的月光,甜甜的回忆,还有荒原的风,边关的悲凉”。又说:“他有灵性,悟性,视野开阔,题材较广泛,对文字很敏感,落笔从容,机智而不油滑……,” 现在他已被选为县作协主席,祝愿他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一家人能定期团聚,终归还是很幸福的  

上节说了,1979年春节后,我开始到文化馆上班。实际上我只在文化馆工作了三个月,便相继调到文教局“助村帮社工作队”和报社去了。在报社工作期间,只有晚上和星期天,我才有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事。家里的一切杂事全让熟成包了,至今非常感激她。1981年以前,熟成带着读初中的大儿子在古城中学教初中数学。她不放心我和老二令冲,每周星期三下午上完课以后,便骑自行车从古城中学到文化馆收拾乱七八糟的屋子,晚上则辅导老二做作业。记得有次老二说腰杆痒得很,熟成翻开他内裤的裤腰一看,许多虱子正在爬动,裤腰上还有许多虱子蛋。赶忙叫儿子脱下全部衣裤,洗澡,烧开水烫虱子。这个印象太深了。第二天早晨,熟成又匆匆赶回十公里开外的古城中学去上课。

到了星期六下午,待老二从郫筒二小放学回家后,我立即骑车搭起他回到古城中学与家人团聚。时值冬日,有个星期六下午回家较早,自行车骑进学校操场,远远的便看见宿舍区扯了几根长长的绳子,老师们见今天太阳大,都在晒被子。唯有一床被子特别惹眼,又黑又烂。无须走拢去看,老远就知道这床被子是我家的,自己见了都觉得有点丢社会主义的脸,立即叫熟成把被子收了。恢复工作好几个月了,家里还没有一床能够见人的被子,惭愧啊!

虽然仍然很穷,但一家人能定期团聚,终归还是很幸福的。星期一早晨,为了不影响老二上学,天亮就吃饭,我赶紧又搭起老二朝县城跑。

搬家记 

当时古城中学后院有十余套教师住房(全是平房),校领导考虑到我们一家老小共四人,像本校其他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的教师家庭一样,同样分给熟成一个套间。每个套间都有一大一小两个寝室,外带一个10平方米以上的厨房。有次回到古城中学,发觉寝室换成了又小又黑又潮湿的单人间。屋里只能放两间挤得很紧的小床和一张很小的书桌,晚上熟成和大儿一个要备课一个要做作业,极不方便。更让人憋屈的是,这间极畸形的屋子的窗户又小又高,而地面则特别低,屋里很阴暗。更甚者,推开寝室门进屋子,先要下两级高高的石阶,好像突然被人扔进了地下室,一进屋便有一种窒息感。

我非常诧异。熟成说,原住在教学区一间小寝室的尹老师,他的老伴最近从外地调到古城小学教书,还有个刚从中专毕业的儿子偶尔要回来住一两天,老尹觉得不方便,要求校长换房子。校长征求熟成的意见,希望她把我们现在住的套间让给老尹,我们换到近旁与学生厨房相连的一个单人间去住。校长又说,搬过去以后,你可以在这个套间外面的屋檐下,搭建一个小厨房。熟成在农村过惯了苦日子,替别人想得多,想起老尹比我们年长,以前跟我们一样,都是落难的右派,现在又同在一个教研室,都是教数学的,咬咬牙,一声不吭把宽大的套间腾了出来,搬进旁边这间“地下室”里。谁知尹老师夫妇搬进熟成腾出的套间后,坚决不让校长派来的泥水匠在他家窗外搭建厨房,说是把他屋里的光线挡住了。熟成想了想,自己把两间寝室连同一个大厨房全都让给尹老师了,还跟他争什么屋檐啊!遂叫泥水匠在自家屋外很狭窄的阶沿上勉强砌一个小小的柴灶算了。有地方睡觉和煮饭就行了。熟成的肚量比我大,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农村有一句俗话:“吃得亏,打得堆”;又道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在我们在这间潮湿的小屋里住的时间并不长。

1981年,大儿令愚考入郫县一中高中(那时高初中的学制均为两年)。适逢城关附近的学校要进一批教师,熟成终于被调到距县城约两公里的晨光公社双柏大队教村小。为此,钟道常馆长(女)决定腾出原来存放各类纸张和杂物的一大一小紧挨着的两间库房--大一点的库房约十二三平方米,小一点的不到十平方米--给我家四口作住房用。当时没有厨房,一个蜂窝煤炉子就安放在房间外面的阶沿上 。(大约三年后,才有了一间大约三平方米的小厨房)。

从此我们将家搬到文化馆。我们在农村的两间房子,一间让给二弟祥文,一间让给小弟祥中,当时说好每间房子折价70元,后来一分钱也没有收,等于送给了两个兄弟。

记得搬家那天是个星期天,我和熟成拖起文化馆的“坨坨车”回家,两个儿子跟在车后走。有时两个儿子想过一把拉车瘾,我们又让两弟兄拉几里路,我和熟成又跟着空车走,沿途观望乡野景观,一家人心情无比舒畅。

我们这个家确实穷得不像话,吃的在肚子里,穿的在身上,家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床上用品只有两床破破烂烂的铺盖和垫在草席下面的更破烂的两床棉絮;主要家具是一间床(说起来别人很难相信,我们家的确只有一间床--这间床是1966年分家时分的,至少已有40年历史;两个儿子睡的那间“床”则根本不能叫床,四只床脚是用土砖砌的,床边是两根木条,木条上面再横起竖起搭几块稀牙漏缝的木板,以两个儿子睡在上面掉不下来为原则;如今一拆散,就只剩下几根木条和几块烂板子了),此外还有用裙板打的一个衣柜、一个米柜;厨房用具有一挑水桶、一条担水用的扁担,还有两个泡菜坛子。猪圈、锄头、钉耙、铡刀、粪桶之类就全部送给在家的三弟兄了。那天一家人快快乐乐地把“坨坨车”拉进文化馆后,女馆长钟道常笑呵呵地说:“我以为你们要拉什么好东西回来,没有一样值钱的,连床都是烂朽朽的……”我们只好尴尬地笑笑。

破烂和贫穷不要紧,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朝夕相聚的完整的家。只是苦了熟成。到双柏小学那条村道我去过一次,每逢下雨,泥泞不堪,别说骑车,就是步行都很困难。过了三年,她才调到紧靠城区的凉水大队小学。再过四年,调入晨光中心校,直至退休。她退休后,我仍在上班,直到现在78岁了还在瞎忙。她为我们这个家付出得太多,使我至今深觉愧疚。

买彩电记  

话说我们家虽然穷,但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并不落后于人。那时有一句新民谚:“工人工人,只供得起一个人。”1978年底恢复工作后,我和熟成两人的工资合计80元左右。四五年内,各增资10元左右。到1983年,我与熟成月收入合计可能突破了百元,在本县工薪阶层基本上算是中等收入家庭,供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的两个儿子,应该不成问题。熟成是我们家的财务总管,她一向俭省,在农村当农民时便挣了个“韩俭省”的外号。进城后,她照样按“打紧开支,略有结余”的原则,安排一家人的生活。买五分钱的葱葱她都要记在账本上。严格实施计划经济管理真好。到1983年底,把家里的几张存款单摆在桌子上用算盘一打,存款金额累计多达八百余元!钱这个东西真还有点逗人爱,两口子和两个儿子全都笑嘻了。年关将近,总得拿点钱出来用吧。怎么用?

其时城里有电视机的家庭逐步增多,文化馆的职工已有四五户买了电视机。记得段梅和马晓家各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刘晓玉江小玲家有一台9英寸的袖珍黑白电视。那时我借调在成都上班,每逢周六回家,晚上好想看意大利足球联赛啊!原来搁在文化馆会议室里的老得掉牙的14吋黑白电视早就坏了,家里又没有电视机,总不能厚起脸皮老是跑到别人家里去看沾光电视吧!那时上级鼓励各单位“拓宽思路搞创收”,晚饭后,我只好到东街郫筒镇政府内去看两角钱一张票的“创收电视”。郫筒镇政府用于营业性放映的18英寸彩电看起来真过瘾!带彩与不带彩的电视机,看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

因此,当全家人一起讨论今年该添置什么东西时,我首先发言:“我家也要买个电视机,而且要一步到位,买个彩电!”两个儿子高兴得连声叫好。最初熟成的态度并不积极,但三票赞成一票反对无济于事,只好点头同意。

可是问题出来了:钱不够!把抽斗内的现金全部揽出来,再把我们两口子各自几个衣兜内的零钞摸出来,只有七八十元;又叫两个儿子把积存的二三十元压岁钱全部捐出来,还是不够,总共只有一千元左右。我们根本不敢高攀进口彩电。就算买一个14吋的国产彩电,起码要一千一百多元。还差一百多元,哪里去借呀?这年头最不好向人开口的就是借钱。还是熟成有办法,她说:“我到公王巷去向我妈借!” 

一个钟头后,钱借回来了。我知道王光华(一位文学女青年)在北门外她亲戚开的一家专卖各种电器的铺子里上班,赶紧骑车去找她。因为当时的彩电是抢手货,没有一点关系是很难买到的。王光华说,她留了一台售价1100元的14吋北京牌彩电在货柜里,决定优惠曾老师20元,实收1080元。从此,文化馆大院里有了第一台彩电!

癸亥年腊月三十(198421日)夜,中央台举办第二届春节晚会。住在文化馆大院内的十一二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在除夕之夜,都想美美地欣赏这台国家级晚会。刚吃完晚饭,我家新买的这台彩电就被抬到房间隔壁的大厅内。电视机前摆了几排高高矮矮的凳子椅子,所有的大人小孩无不大睁着惊喜的眼睛。今夜,这台彩电没让大家失望,它让春晚舞台上所有的演员更漂亮,让电视里午夜的烟花更绚烂……

整整过去30年之后的2014年某日,好几位当年在文化馆工作过的女士和爷们,有机会在“沈园”共用午餐。在愉快的氛围中,我向大家讲了当年如何倾家荡产买彩电的故事。我说:“将来文化馆如果要写馆史,千万别忘了记一笔:文化馆内的第一台彩电,是曾祥麟家买的。”一句大实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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