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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初到文化馆

被分至文学辅导组 

197811月,全县108名失去公职的右派,全部恢复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我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后数日,即去文化馆报到。走进文化馆园门内,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办公室,只是进门右侧有一间空空的会议室。只好到右边小院的宿舍区去找人。一进宿舍区见到的第一个人是音乐组的段梅,她向旁边一个寝室大叫一声:“季馆长,有新同志报到来了!”后来才晓得,除了美术组有画室,摄影组(1人)有冲洗照片的暗房,其他组--音乐组、文学组、文博组的工作人员,包括馆长副馆长,全在各人的寝室里上班。

一个50多岁文质彬彬的半老头子季文奎副馆长,闻声很快推开双扇门,立即向我伸出手来:“你叫曾祥麟吧?欢迎欢迎,请进!”随即将文化馆的分组情况和文学组的日常工作简单告诉了我。我说,我在古城中学要把这学期的课上完才能正式来上班。他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不急不急,你可以过完春节再来上班。又说,下周星期天在川剧团剧场有一场全县性的文艺汇演,你如有空,可以来看看。这位馆长非常平易近人,完全不像古城中学那位Z校长,官不大架子大。

1979年初,在乡下耍完春节三天法定假日后,正月初四(公历元月31日)到文化馆上班。当时馆长钟道常(女)被借调到县委搞落实政策工作,文化馆的日常工作由曾任红光公社宣传干事的党员副馆长李炳元主持。李馆长办公和睡觉两用的房间在园门内会议室的对面。这位主持工作的馆长为人挺热情,连说几声欢迎后,立即向我表示歉意。他说,我们这个文化馆解放前是一个地主的宅院,房子破烂,最近增加了几个职工,暂时连住房都腾不出一间来,只能挤一挤,克服一段时间再说吧。

我说:“李馆长你是晓得的,我当了十多年农民,在黑黢黢的破草房内住惯了,你突然让我住推窗亮格的地板屋,恐怕我反而不习惯,就是在厕所旁边给我安间床也无所谓。”馆长笑嘻嘻地说:“不致于不致于!”说罢立即将我领进宿舍区内一间很简陋的、地面连三合土都没打的寝室内。这间四面来风的、最多十四五平方米的屋子里安了三间单人床,已住了两位比我早来一两个月的新同志:一个是来自唐昌镇的挺英俊的年轻人、美术组的马晓;还有一位是身材矮矮胖胖的面善的杨光华,此人看样子有五十一二岁,原是唐元公社的秘书,因喜欢写小说,前不久调进了文学组。李馆长向我介绍时,特别加了一句,他是党员,是文学组的组长,以后你要好好配合他工作。

小小的屋子里,除了三张床,连搁茶缸的小桌子都没有一张,连板凳都没有一根。好在我们的行李都很简单,各人一只小箱子,塞到床底下不占位置,进门处横起扯一根绳子,是搭毛巾用的。

大约过了十一二天,小学开学了,熟成与正在古城中学读初二的大儿子令愚住在学校内,我带刚满九岁的老二令冲住在文化馆内。令冲从此转学到东街郫筒二小读二年级。令冲的班主任惠老师每天放学前都要布置许多家庭作业。最使我焦心的是,晚上儿子没有做作业的地方,只好趴在灯光幽暗的床上仰起脑壳演算习题。趴在床上仰着头一两个小时谁受得了啊?受不了也得受。看到儿子这个样子,我这个作父亲的心里真有点痛。后来我回古城五大队老家带来一根用钉子钉的矮板凳,此后令冲晚上做作业,条件稍有改善。挂在屋梁上的一盏15瓦的灯泡,距我睡的床较远,虽然做作业仍觉光线很暗,但儿子能坐在床前的矮凳上,把书和作业本铺在床上,做起作业来总要舒服多了吧!

晚上父子俩一床睡,三顿饭都在附近的税务局搭伙。税务局的伙食很好,曾在空军某部军官食堂掌勺的刘师傅炒的菜很好吃,只要有钱,顿顿可以吃到香喷喷的肉。但我们只敢中午买一份肉菜,一份素菜,父子二人共食。以前在农村两三个月难得吃一次肉,儿子正当长身体的时候,有时我拈一大夹肉到他碗里,希望他多吃几片肉。小小年纪的儿子很懂事,他总会拈几片放回盛肉的菜盘里,还说:“爸爸,你吃你吃!”穷人的娃娃懂事早,此话不假。

生活条件差一点没关系,我的心情总的说来不错。每天晚上,文化馆都有七八位同志到办公室看14吋的黑白电视。《霍元甲》、《加里森敢死队》就是那时候看的。大家边看边评论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几个组男男女女十多号人都心直口快,高喉咙大嗓子,爱争吵,但不伤和气。我很喜欢这个集体,更喜欢远比学校宽松的生活环境。

干了许多“打酱油”的工作  

到文化馆不过数日,季馆长即带领我和杨光华各骑一辆自行车到清河、安德、新胜几个公社走了一大圈,登门拜访了包括陈治安(当时是民办教师,1984年调进文化馆,后来当了馆长和县政协常委)、卫志中(当时在安德中学教书,1982年调到文教局修志,随后相继升任文化局股长、副局长、县志办第四任主任)、马官贵(后来成了小有名气的乡镇企业家,可惜早逝)等好几位创作业绩比较突出的骨干作者。至今记得,在返回郫县的路上,季馆长说,哪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了,文化活动乃至文学创作一定会搞上去。我说,不见得,二者并无必然联系。他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季馆长批评我犟得很。谁的官大谁有理,我不想一到文化馆就得罪顶头上司,赶紧闭上鸟嘴。

数日后有天晚饭后,我正准备到会议室看电视,李馆长突然叫我和音乐组的杨素华(原为部队的宣传干事,后转业到县粮食局,因喜欢打快板,自愿申请来文化馆),立即跟随他到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安德公社新店村去指导该村青年排练文娱节目。说走就走,尿胀了都不让我们屙一泡。李馆长非常活跃,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的,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文化馆内的两个厕所,包括男厕所、女厕所,直到他1983年调到二轻局工美公司当书记之前,基本上每天早晨由他包干打扫。我虽当了多年农二,却至今还残留一些小资思想,只能自叹弗如。

我们三个把自行车推出文化馆的大门后,李馆长不管他的两个部下是否把车推下了阶沿,跨上车就疯跑,好像鬼撵起来了。我和年龄较大且患支气管炎的杨素华只好跟在他屁股后面拼命追,追得汗流巴沙的。跟着这个急性子馆长出差都倒霉!

李馆长不仅会搞群众宣传、组织工作,还会当歌舞节目和小品的导演。记得有天熟成问李馆长十岁的儿子李迎九(中央召开“九大”那年出生的):“你爸会不会唱?”“九九”很骄傲地说:“文化馆的人什么都会!”连儿子都很崇拜他!

儿子对老子的评价,不能完全当真。说李馆长是全才,好像过分夸奖了他;若说他门门懂样样瘟,又像狗眼看人低把人家看瘪了。反正文化馆里好多业务我都懂不起。术业有专攻,这不能怪我。我想,我又不是音乐组的,为什么要我在晚上跟着他们汗流浃背地到十公里以外的新店村去跑一趟?我搞不懂,但又不便多问。转而再想,文化馆的人,对各种群文活动确实都应该懂一点,可能是领导想让我多长一点见识吧?谁知这是胡猜乱想。晚上十一二点回到文化馆后,李馆长才告诉我,要我写一份介绍新店村如何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简报,一式二份(那时郫县还没有复印机),一份交给文教局,一份交给宣传部。

这份简报,本来只需六七百字,很概括地介绍一下安德公社和新店村党支部如何重视开展群众文化活动,采取了那几条措施即可,我却煞费苦心当成一篇散文来写,宏观概括,微观细节,场景气氛,记叙抒情描绘,一样不少,写了两千多字。后来才晓得,上级领导忙得很,哪有闲心来欣赏你啰里啰唆的记述,真是白费了功夫,吃力不讨好。这是我第一次写简报,故此印象极深。民间有句俗语:“吃屎都要投师”。此言不假。

当时文化馆有个“中心创作组”,由十一二位业余骨干作者组成,文学组的杨光华组长此前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创作组从职业构成说,有中小学教师,有机关干部,有公社文化站站长,有工人农民。文化馆每月请他们来开半天会,中午发点误餐补助费。会议的内容,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二是汇报各人的创作情况。会议由季馆长主持。

杨组长也算是我的领导,领导与被领导不能没有区别。跑腿打杂的事情自然应该由我来干。无须谁吩咐,每次创作组开会,我都主动提两个大温水瓶到沱江桥旁边的茶铺去打开水、洗茶杯、掺茶掺水。忙完了就坐下来听业余作者们讨论作品。他们知道我曾在川大中文系混过几年,有时很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会既谨慎又坦率地谈几句自己的看法。我深知,有一条原则必须掌握:不能伤害作者的积极性,要多肯定,少批评。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来自基层的作者,脑瓜子一般都很灵,常能谈出很好的构思来。他们的作品一般紧跟形势,公社化运动来了宣传“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学大寨运动来了宣传农业学大寨,计划生育活动月来了宣传计划生育。他们像突击队员一样,不遗余力地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新民歌、故事、剧本、唱词,十八般武艺样样来。写中心演中心,这是群文工作的传统。这是时代的特点,谁也无法扭转。

到文化馆两个月后,季馆长让我做了一件挑大梁的工作:举办首期曲艺创作训练班。时间4天,参加者都是各公社略有写作基础的青年。照理说,这种训练班应该由文学组的组长杨光华负责,我可以协助他,可是季馆长硬要我负责。而且是从报名登记、收费、到北门外食品公司熟食门市部为学员买肉食品,再到讲课、修改学员的习作,全由我一个人包干。当时参加学习的总共30多人,其中无供给的接近30人(都是农村青年),每天每人补助七角;有供给的几个人,每人每天补助四角。连发钱都由我负责。

有天吃完早饭,搁下碗我便匆匆赶到食品公司熟食门市部去为学员的午餐抢购肉食品。肉案前有几十个人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挤到柜台边,交钱时才发觉,塞在裤子表包里的近二十元钱被挤掉了。幸好卖肉的姑娘是熟成的堂妹韩永成,她同意我先把已称好的卤肉、腌肉拿走,过后再补钱。那时一个月挣42.5元,丢了近20元,差不多是半个月的工资啊!心痛的程度就不消说了。这种痛还只能忍在心里,如果告诉领导,不仅不会得到补偿,他可能还会板起脸训你一句:“谁叫你不小心!”说不定他心里还会想:该不是想诈钱吧?因此我只能不声不响自认晦气。

举办学习班的前两天,季馆长给了我一本谈曲艺的小册子。我认真准备了两天,心中有了底。第三天,在文化馆会议室里,安了十多根长板凳,男男女女坐了一屋子,我连水都没有喝几口,向30多位农村作者整整讲了一天。没有想到效果很好。为了示范,我还亲自写了一篇四五十行的金钱板唱词,季馆长看了还表扬我写得不错。

以后三天,主要叫参加学习的年轻人每人写一篇唱词,金钱板、清音、快板,都可以。他们在写作中每遇到困难就来问我,我尽力启发他们,帮助他们。其实我和他们差不多,都是门外汉,都从未写过唱词,只不过我的悟性和文学修养比他们稍稍好一点而已。

送走曲艺班学员以后,李馆长明知文学组组长杨光华这段时间没有事,可是当商业局请求文化馆派人去给商业系统的二三十名年轻职工讲半天写作常识的时候,他并不叫杨组长去讲课,又叫我去顶倒。我内心极为不平。鞭打快牛,谁老实就多干活,你们不能这样用人吧?但转念一想,只读过小学、最多读过一两年公社初中的杨组长,你叫他怎么去讲修辞、语法,以及写文章的ABC呀?我多做点事死不了人,甚至进而产生一种欣幸的感觉:文化馆的领导瞧得起我,甚至很重视我。我总是太天真,尽往好处想。

参加助村帮社工作队  

1979年四月底,大战红五月即将来临之际,文教局奉命组建一支“助村帮社工作队”,驻友爱公社二大队,预定时间一年,任务是协助社队干部做好农村工作。局领导指定文化馆派一名工作人员参加。可以肯定地说,在全馆近20名职工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留在馆里多舒服啊!没有硬任务,想看书就看书,想买菜就到市场去买菜,无须每日顶着太阳在田坎路上来往奔波,连鞋子都不会弄脏。

按理说,当时最该留在文化馆的是我。我刚从农村出来,要派职工下乡锻炼,应派从未下过乡的职工去才叫公道;何况我身边还带着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要管他吃饭,管他睡觉,管他学习;论业务能力,我也不差,可以独挡一面。可是这次馆领导不派别人去(也许是另外派了人但人家坚决不去),偏偏要叫我去,好像只有我是馆里最不要紧的可有可无的人。我虽已摘帽好几个月,右派问题亦已彻底改正,但此前被管制了二十多年,内心已被扭曲,“服从”的意识已融入了血液,虽已当了半年国家干部,但至今在领导面前仍然没有勇气说“不”,只好把满心的不平强压在心中,第二天即把儿子送到岳母家,请岳母代为照料。

文教局助村帮社工作队一行7人,其中男性5人(文教局3人,剧场1人,文化馆1人)住在友爱二大队二队已腾空的保管室里;女性2人(小学教师1人,幼儿园教师1人)住在保管室旁边的村小内。我们在乡下基本上是多余的人。社队干部根本不需要我们瞎掺和。

我们似乎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记得最清楚的是,曾帮生产队割过半天麦子。记得那天我们在马路边割麦子时,适逢文教局W局长带了局里一拨男男女女约七八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到友爱公社某校去视察,路过我们身边时,我们这支工作队的队长杨贵成(当时是文教局财会股股长)见局上的人来了,立即站起身笑嘻嘻地向局里的同事打招呼。W局长闻声刹住车,跟在他身后的一群下属,也各自立即刹车。

让满头大汗的我们几位“文教局助村帮社工作队”的队员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这位W局长,屁股不离自行车坐凳,并不下车,招呼都不跟我们打一声,更没有跟我们说一句“同志们辛苦了”之类的慰问话,目中无人,冷冷地看了我们几秒钟,一句话不说,连屁都不放一个,便带着一群人飞驰而去。

当官有这样当的吗?大家都想不通。有人立即扔掉手中的镰刀,骂了一句脏话:“割你妈的屄!”

我分到文化馆工作四五个月了,今天有幸第一次见到W局长是啥样子。不由想起熟成曾经对我说,他们古城中学的老师有次在出纳员发工资的名册上,见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女子的姓名,谁都不晓得光领钱不上班的这个姓W的女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东问西问,后来才有人说,这人是W局长的女儿,现在还在读书。老师们相视而笑,不好再说什么。

此外还记得,“助村帮社”期间,我们中的领队杨贵成和在局里工作的陈建华、张义洪,根据宣传部下发的资料,曾照本宣科向几个队的社员宣讲过有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我和来自剧场的陈立清是摘帽右派(陈是成都人,原是省博物馆的右派),杨股长怕我们两个老右放毒,没有给我们安排宣讲任务。

有时杨股长觉得太寂寞,曾带我们去几户社员家串门。还有几天,我们曾跟随大队干部到各生产队去“检查生产”,今天由这个生产队办招待,明天由那个生产队办招待,吃过几顿不要钱的“油大”。两位尚未结婚的年轻女老师性格温柔,对人和气,每天给我们煮饭,还曾贴钱给我们买菜,我们几位男同胞都很感激她们。总的来说,“助村帮社”期间,大家都非常无聊,自己都不晓得下乡来干什么。

调回郫县办《秋收战报》

19798月下旬开始收割水稻,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县委书记决定办一张催种催收性质的《秋收战报》(油印报)。宣传部当即在文教局、广播局抽调4人,由广播局副局长王正兴负责。我和张义洪立即奉命由友爱二大队撤回,成了《战报》的记者。就这样,下乡三个多月后,我又回到了县城,小儿子也回到了我身边。

最初几个月,我们这个《战报》编辑部连个办公室都没有。有时要开会商量什么,考虑到我家地点比较适中,王主编就把大家喊到文化馆内我的寝室里去开会,两个人坐床边,两个人坐仅有的两根板凳。办公条件差一点无所谓,总比农村生产队干部经常蹲在田边沟边开会好多了。

秋收结束后,《秋收战报》改为铅印的《郫县战报》。以后又改成《郫县周报》,最后成为公开发行的《郫县报》。但此时我已离开报社,调到县志办修志去了。

编了几个月报纸,白天不是分头到相关单位参加多如牛毛的各种会议,就是在县印刷厂排字车间帮工人拣字钉子(那时还没有电脑照排)或校对稿子;星期六则分头(包括主编王正星在内)骑车到各公社送报纸,一人跑四五个公社。反正尽干些莫名堂的事情。晚上不是到县川剧团看唱戏,就是坐在文化馆办公室里看电视。日子过得很轻松,同时又觉得很乏味。大家都这样过日子,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在报社工作期间,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率领相关各局局长和各公社书记下乡检查生产,每次下乡动辄四五十人。那时全县各乡镇、各机关,包括县委县政府在内,没有一辆小轿车,出行一律骑自行车,县委书记和县长并不例外。我作为县报的记者,常跟随他们下乡。

有一次到某生产队去察看庄稼,要走一段田坎路,大家只好下车,几十辆自行车排成一条长龙,甚为壮观。记得那天我幺起车紧跟在县委书记游应钦后面。车队经过一个农家大院的时候,只见大院的坝子里有十多桌农民正在吃结婚喜酒,农民们甚觉稀奇,纷纷跑到院子大门外观看。其中一个小伙子笑扯扯的大声说:“难怪我们买不到型号自行车,满链盒车子全让几爷子买完了!”县领导和公社书记、局长们,没有一个开腔的,走过这个院子,大家才相视笑笑。这个印象实在太深了,可以载入将来的县史。

有天晚上,独自到北门外原城墙边的敦厚里去看望长辈薛三嬢。她是三道堰人,解放前是母亲的牌友,当时在紧靠县城的五显庙村小教书。她的丈夫范仲祥解放前毕业于川大化学系,解放后一直在郫中教化学。范老师很关心我的前程,他说:“祥麟,以前你在川大读书时就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到文化馆后一天到晚尽搞些不入流的柳连柳、金钱板之类的叫花子文学,你还是要作古正经写点东西出来才行啊,不然人家从门缝缝头看人,把你看扁了!”

范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猛然使我从满足于糊涂度日中醒来。是啊,反右后我已浪费了20多年光阴,现在已四十多岁了,就这样无所作为过一辈子吗?我能够写东西,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写点正正经经的文学作品呢?前段时间参加文化馆的一次例会,李炳元副馆长在会上明确要求,每个组--包括文学组、音乐组、美术组、摄影组、文物图书组,每个人一年内应该有一件以上作品在地区级以上报刊发表。目前我借调在报社工作,这一条要求管不住我;但是我在文化馆领工资,毕竟是文化馆的人,自认为完成这项任务并不难。

不久,我写了一篇关于望丛赛歌会的文章,寄给《四川农民报》,很快被该报副刊编辑曾伯炎(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发表出来了。这篇文章的材料是音乐组的段梅提供的,稿费大概不到两元钱,本想分一半给她,怕她不肯收,想到她有两个几岁的儿子,只好换个方式,买了一包水果糖送给她。

开始写诗   

在《四川农民报》上发表一两篇通讯并不是我的奋斗目标。强烈的写作欲望使我躁动不安,既难受又兴奋。写什么?学生时代写过小说,但现在胆子变小了,想到小说要写人和事,容易犯讳,再弄出个什么问题,这辈子就不好收拾了。我决定写诗。

从范老师家回到文化馆后,很想了解一下当前的文学流向。当时温江地区办有文学季刊《都江文艺》,但每期寄到文化馆后,即被季馆长保存起来,致使我调到文化馆几个月了,居然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份刊物!第二天我便到文化馆期刊室去借了几本文学杂志,发觉不少刊物常发表哲理小诗。我读过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游丝集》、《吉檀迦利》,很喜欢这一类小诗。“ 燃烧着的木块,熊熊地生出火光,叫道--‘ 这是我的花朵,我的死亡 !’”读起来多么过瘾!我决定大致按这个路子去写!在写作中,偶尔会想起《包法利夫人》中的一句话:“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观看生活的寂寞。她像一只沉船的水手,在雾蒙蒙的天边,寻找白帆的踪影”。

利用两三个晚上,终于写成一组哲理散文诗。当时心有点大,要投稿就朝中国作协办的《诗刊》投。做梦都没有想到,4月份寄出诗稿,7月份《诗刊》就登载出来了。头条是一位著名诗人(具体是谁想不起来了)的诗,第二条就是我的《悲歌》,甚为欣喜。后来又写了一组哲理小诗,仍寄《诗刊》,19802月又登出来了。自此增强了写作的信心。几个月内,《四川文学》又相继发了我两组哲理散文诗。还不断听人说,这些诗“深刻”、“有深度”。至今记得,当时《四川文学》的诗歌编辑沈重给我寄诗稿录用通知时,把我的通信地址误为“新都文化馆”,被新都文化馆的邓忠运(?)退回《四川文学》编辑部以后,沈重及时改寄到郫县文化馆并表示歉意。

两年后,本县一位好心同志告诉我,我发在《诗刊》上的诗被某人交给某位县领导看了以后,县领导的评语是四个字:“曾祥麟凶!”这个“凶”字内涵复杂。可以理解为夸我有写作才华,也可以理解为我的诗锋芒太露,内容太尖锐,批判性太强。总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当时差点吓出我一身冷汗,这是后话。

附哲理小诗数章如后:

许多诗歌赞美它伟大和神圣,难道只是凭了它的空虚?

绝望的人总是喊天,正因为他总是喊天,他因此总是绝望。

发光的不只是星星和渔火,还有虽残忍却不忍吃掉同类的狼的眼睛,更还有专刺朋友后背的刀光剑影,不要泛爱一切的光

魔术师

观众因受他的欺骗而高兴。如果他不会做假,观众便要轰他下台了。

花瓶

该说它是美的保护者还是美的刽子手呢?

该说它是热忱的奉献者还是残忍的掠夺者呢?

它在花的痛苦里陶醉,花在它的喜悦里枯萎。

错误

我不是恶棍,每个喜欢探索和追求的人都是我终身相许、棒打不散的情人。我总是先给他们一分荒谬,两分不幸,再给他们三分希望,四分欢欣。我总是在阵痛中分娩着聪明。

独木桥

历史将无限感激第一个架起它和最末一个掀翻它的人。

沙漠

渴得冒烟的沙漠,不希求谁谄媚地献给她一束鲜花,宁愿谁扔给她一朵乌云。

噩梦

噩梦,终归与虚幻相伴;噩梦,终归只有梦的短暂。

都江堰伏龙观

上面沉睡着温柔的蔚蓝,下面旋转着疯狂的涡漩。

啊,我明白了,生活中为什么没有风暴也会有沉船。

萤说:“太阳上面有黑点,而我连屁股上都是光明;太阳不忠实地背叛了夜,是我给夜以辉煌和晶莹。”

原野说:“看见你就同时看见了屁股、黑暗、荒凉和藐小,你这个不害臊的东西!”

编报期间,通常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非常辛苦。写稿之余,抓紧时间读个把小时书或写几行诗。写诗的时间和数量都不多,但每首诗都反复推敲。所幸多半都发表出来了。1981年,有一首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桥》,居然被选入诗刊社编的《一九八一年诗选》。那时报社在北街广播局内,距新华书店很近,在报社办公室内屁股坐痛了,偶尔会到新华书店去浏览一二十分钟新书。有天见新书展板上摆了一本《一九八一年诗选》,随手拿起来翻了翻目录,突然见到曾祥麟三个字,自己都吓了一跳。后来还听一位诗人说,编选者朱先树在《诗刊》社举办的一个培训会上,从选材的角度专门分析过我这首《桥》。

19839月发在《青海湖》(青海作协办)的《蓝天上,一只鸽子在飞翔》,约八十多行,两个月后,竟被《新华文摘》转载,更使我受宠若惊。但我并未飘飘然,因为我自知在诗艺上远未进入得心应手的境界。《新华文摘》198311月转载这首诗时,我刚被借调到《文谭》。在文联大院内见到流沙河,他说:“全国的刊物只有《新华文摘》最牛,既不通知作者,更不给稿费,连刊物都不寄一本给作者。你赶快到川报门口的报亭去买一本!”

随后,王尔碑和星星诗刊副主编陈犀编的《四川散文诗选》,选了我三首散文诗;木斧应四川少儿出版社约请编的《情操诗选》,选了我的《种月季花的老人》 ;稍后,广西出版社编了一本《散文诗选》,选了我的几首散文诗。再后来,诗刊社编选的《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选》,又选了我与诗友袁永庆合写的一篇作品。后来我在重庆的《红岩》上写了一首小诗《煤》,大致可以体现我在这个时期的心境:“不要说我的心上/有过失去青枝绿叶的悲伤/我亮晶晶地从爆破中归来了/千年万载的埋没/并非我的死亡/不要说我的生命/曾在黑暗里失去了阳光/我笑嘻嘻地袒露着身躯/让最美的心花/只在洪炉里开放 ”。

有段时间,我的诗风有所改变。198312月,《四川文学》的陈谦老师在他主持的散文栏,发过我一首较长的散文诗《我从你的摇篮里出发》。我对此诗很满意,但川大化学系满腹才华的老朋友戴虞俊却说看不懂。我有点迷惑了:诗意,难道一定要藏得比较深才算好吗?

附录:我从你的摇篮里出发

母亲,我从你的摇篮里出发,穿过秋风和草地,在你一声声祝福中,热泪盈盈地奔上了枫叶红遍的山头。

母亲,你的遥望的瞳仁是迢遥牵引的磁似的月光;我是日夜投奔的浪花,在如期而至的潮汐里,多么幸福地选择了你!

母亲,我是挂在你飞檐上的叮叮当当的铃儿,从生到死,只为你年年翠青的原野摇响;我是别在你襟领上的微笑的珠花,但不是我装饰了你的明艳,是因了你的美丽,我才在别人心中涌起令人钦慕的赞叹。

母亲,我的星星一样的秘密,陶醉在你不息涌荡的波流中;你的泛涌的心潮沿着凹凸不平的里程,滚滚倾进了我日夜期待的心谷。啊,我因你而有了晶莹和充实,因你而有了不断升高的地平线。

母亲,我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出发,走向挺直的桅杆,走向雪白的山岭,走向挂满果子的枝头,但总是在霞光一样的梦里,夜夜抵达你宽舒的怀抱。

母亲,我是滞涩的笔触,一朝在硕大而奇丽的背景中苏醒,便殷殷期盼纵身投入五彩缤纷的洪流;你给了我密布的湖泊和群山,让我的心野有了永不颓败的底色。

母亲,当我摔跌之后带着满脸尘污扑进你怀里的时候,你仍然让我的脸颊贴紧你素洁的衣衫;当我的船儿满载着回到你不冻的港湾时,你不是缚紧我的纤索,而是在我的耳边声声吹奏着再见的音乐。啊,我不是你值得 骄傲的孩子,但我深深记住了你的每一瞥凝视和每一次嘱咐……

母亲,当漠野的黄沙昏暗了我的心空,我看见你的颊上也罩满了愁云,但你总是用牧鞭一样暖热的手指, 轻拍着我稚嫩的背脊:我的孩子,明天的太阳依然会从波涛上面升起。

母亲啊,你给了我如许的缤纷,在你厚积的泥土上,我的摇曳的花枝将一万次盛开,永远不会凋零在霜雪覆盖的寂寞里……

短短三四年内,成绩有一些,但老是写诗,觉得路子窄了些。除了诗,我是不是还能另外写点什么?真想换一支笔到另一片文学领地去操练操练。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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