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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我是修河专业户

农民靠水吃饭,历来重视水利岁修。解放后,各村(社)每年都要派若干名社员前往指定的河段参加岁修。“岁修”,农民习称“修河”。1963年我回到农村后,每年冬天都江堰内江截流后,生产队都要派两三名或五六名社员(派人的多少一般由本大队受益田亩的多少决定)修二三十天河。修河很苦,终日与冰凉的石头、河水打交道。有些社员吃不了那份苦,队长派他他不去;另有些想多挣工分的社员,因属劳强户,本人想去但队长未必会派他去。只有我,既不怕吃苦,又不是劳强户,因此在农村十四五年间,年年修河都有我。我成了全队唯一的修河专业户。

拆东堤补西堤  

如果所修河道距家不超出十一二里,我们基本上是每天吃完早饭,几个人便各挑一对箢篼,扛一把锄头,邀邀约约一起出发,下午四五点钟再一起回家。我们三队几个修河的,没有人会砌岸,只能干体力活,每年不是挖方、淘滩,就是为砌岸的人当下手,为他们捡丁岸的大石头,民工习称这种石头为“皮子石”。砌岸的,一天可挣十多分工,我们在冰凉的水里淘滩或拣丁岸的石头,一天却只能挣六七分工。只怪自己没有技术。但总比在家闲耍一分工不挣好。

后来才知修河有窍门可找。淘滩,谁叫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把河床里的沙石往岸上挑呀,挑到附近水深处倒掉不就完事了吗!特别是砌岸的皮子石,河里哪有那么多大石头呀?如果老老实实地在河道中东捡一块西捡一块,捡一挑石头要费许多时间,累一天能挣五六分工还得跑快点。后来有邻队的社员提醒我们:“你们怎么那么瓜啊,哪个喊你遍河去找,前面河堤上有现成的大石头,抠出来装进箢篼挑起就走!”我很诧异,这叫拆东堤补西堤,岂不是把好好的一段河堤毁了吗?对方又笑我无知:“今年说今年,明年这段河岸让河水冲垮了,我们再把今年砌岸的石头搬到这儿来,年年有工分挣,岂不安逸!我们大队每年要上交两三万斤水利粮,我们不找窍门挣点回来就吃大亏了,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看来我不懂的东西的确还多得很。

有一年修平闯口(小地名),我们三队派了三个人去,全大队总共去了二三十个民工。这年我们大队的主要任务是筑一道长长的混凝土堤埂,按使用水泥的包数计算工分。这次修河更是让我长了见识。有个被大家叫做“陈狗儿“的民工,喜欢到处出风头。记得1963年大队治安主任黄发松在民办小学教室里给二十多位五类分子训话时,他想看五类分子如何挨训,把训五类分子也当成戏来看。他笑扯扯的走进教室就坐在黄发松旁边,黄发松可能碍于情面,不便赶他出去。你看就看嘛,他不时还插几句嘴,骂这个地主几句,骂那个富农几句。包括黄发松在内,大家都很讨厌他。此人惯使歪门邪道,胆子比谁都大。按规定,筑混凝土堤埂需要将水泥、沙子、石头与水,按一定比例拌和好,再往夹板里倒。有天晚饭后加夜班,县水电局的施工员回家睡觉去了,陈狗儿大叫大嚷:“哪个按施工员的臭规矩操作啊!”别怪民工的觉悟不高,大家都想多挣点工分回家。于是,怪象出来了,以陈狗儿为首的几个专门从附近院子里扛水泥的,扛到岸边并不将水泥倒进沙石堆中,而是将一包包水泥直接往木头夹板里倒。这样胡日鬼筑起的堤埂,等不到明年洪水来临,就会垮掉。但是现在没有谁痛心,连直接受益的农民都不痛心,岂止不痛心,甚至非常开心。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了一个道理:劳动的价值,既有创造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这与八宝农场的劳教分子“除苗留草”、将割下的青稞一捆捆朝崖下推基本上是一个性质。

还有一年修石坝子,我们三队派去四人。干了三天,三位社员嫌工分太少,都梭回家不再去了。剩下我一人没法干活,我也想回家不来了。四队的民工同样只剩下廖德厚一人(他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的幺爸)他劝我留下。他说:“在河边干活,有时需要人多,有时人多了反而碍事。今年的施工员是我们四队的李荣,你放心,我喊他跟我们两个找点‘帊帊工’(能挣较多工分的轻松活)来做。”李荣说,过几天我给你们两个安排另外的活路,你们再挖几天沙石,保证不会亏你们。李荣没有骗我们。收工时量方,李荣叫廖德厚扯住皮尺的一端,廖把皮尺卡了一长截在手里,结果一方沙石变成了两方沙石,李荣假装不知廖做了假。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什么事都不能太当真,太当真了,河里的水都要‘闹’(毒的意思)死人。”从今天量沙石方,大概可出捉摸出这个意思。

几天后,李荣叫我们去给河道某一段打木桩。打木桩要用油碾上用的重磅油锤。廖说:“我们又不是打油匠,打几锤还可以,成天打我们吃不梭!”李荣说:“又不要你们两个打,已经说好了,喊六队的周九娃打。”全大队的人都知道,六队的周九娃的气力特别大,挑双挑谷担子还要翻田坎。他负责抡油锤,我和廖德厚用篾箍使劲箍住木桩,使之不左右摇晃即可。规定打桩的深度是五十公分,这段河床不是泥底,下面全是砂夹石,最多打二十多公分就打不下去了。有的是办法,拿把锯子把木桩的上端锯掉二十多公分,看上去不就达到规定深度了吗!李荣很“鬼”,明知其中奥妙,但表示理解,并不声张。我们打打停停,每天轻轻松松可挣十七八分工。我与廖一致提出,周九娃出力多,工分不能平均,要扯高矮。周说:“我们是一个大队的,哪个跟你们计较这些啊!一样一样!”

到都江堰渠首抬石墩  

有一年,都江堰渠首岁修,古城公社载了一汽车民工到灌县去,印象特别深。那年郫县派出民工七八百人。其中古城公社去了三四十人,工作地段在二王庙河对岸,好像距白沙(地名)不远。我们古城民工的主要任务是,抬很大很大的预制块墩子,抬到江水奔腾的岸边(抬距约七八十公尺)。然后用滑轮将预制块一个个吊到水中作堤埂。每个墩子重约一吨半。十六个民工抬,每个民工肩上分担的重量接近两百斤。如果把一百八九十斤重的谷担子一口气从田里挑到仓上,把我压死也办不到。但这次抬预制块墩子情况不一样。十几个人抬一个重物,一扯一送的难度很大,正因为难度大,最多抬二三十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所以我能够应付。加之与我一前一后合抬一根抬杠的,是我们五大队熊家碾的“碾主子”尹大汉。他很照顾我,每次都把抬绳从抬杠的中点向他那头移一两寸,根据杠杆原理,意味着实际上他多抬了二三十斤,我则少抬了二三十斤。我很感谢他。他说:“别说感谢的话,我们经常在熊家碾的大甑子里一起舀饭吃。”

都江堰管理处(简称都管处)将抬水泥墩的工分定得很高,每天抬一二十块,每人二十多分工就到手了,光是工分粮就是两斤多米,一天三顿敞开肚皮都吃不完。民工们不敢抬得太多,如果工分挣得太多,都管处肯定要把定额标准降下来。这一年在灌县干了二十多天,挣了四五百分工,皆大欢喜。

安放水泥墩工程即将竣工之际,古城民工的领队梁光宝(八大队的退伍军人、党员干部)对我说,你是大学生,会写字,待会儿我派人进城去买写字的排笔和红漆,你在最上排的水泥墩上写一排大字:“郫县古城公社民工建”九个字,格外给你记20分工怎么样?这20分工太诱人了,就是画九朵花,两个小时也够了。回家担粪水起码要担两天才能挣到这个数。可是冷静一想,我的钢笔字还可以,毛笔字却不行,不能到众目睽睽的都江堰渠首来丢人现眼让人笑。终于不敢答应。过两天见河这边河那边到处写着“××县××公社建”的红漆大字,许多字连我都看不上。但此时后悔已来不及了,怪只怪自己太不自信,胆子太小,到手的一坨肥肉让自己给甩了。

改造沱江河  

1975年冬,郫县举全县之力改造沱江河。这是郫县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连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都亲临现场视察。为了改造这条长逾20公里的旧河道,全县动员民工两万多人,经过一个冬春的改造,于19763月通水。整个工程新挖河道15公里,共投工80多万个,开支经费逾85万元。当时,对于经受文革折腾尚未喘过气来的郫县,这么大一笔经费,可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20多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2012年,郫县再次提出重新打造这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的宏伟规划。郫县县志办主任杨进国嘱咐我这个前主任,作为1975年两万多民工中的一员,写一篇当年参加修建沱江河的回忆文章。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写自己曾经亲历的事情,用不着冥思苦想,更无须瞎编滥造一些不痛不痒或无病呻吟的文字。把曾经深深触动过自己的经历、情感,从记忆深处挖出来摆在纸上就行了。有了这篇文章,《往事如磐》中本来想写的新修沱江河这段回忆文字,好像不必再写了。

但对下面这篇文章中两次提到的一个叫杨六娃的年轻人,却不能不捎带多写几句。这个杨六娃30多岁就失踪了,有人说他在西藏打工时死了。他短短的一生中,故事很多,绝对是个小说人物。这里仅介绍两个细节以见一般。一是他长得很壮实,力气很大,许多时候在甘(孜)阿(坝)凉(山)三州解大锯,钱挣得多用得多,基本上没有积蓄。有次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回来,一到家就被生产队的几个半截子幺爸(半大孩子)推到仓库前的三合土晒坝去学骑车。不到半天车就被摔坏了。有个娃娃跑去对他说:“杨六娃,你的车子拿给他们拌烂了!”杨六娃正在跟几个社员吹阿坝州的藏族姑娘,回头说一句:“拌烂算逑了!”屁股都不抬一下,继续摆他的龙门阵。二是队上分给他的自留地、田坎,他从来不管,懒得淘神。但他总有吃不完的蔬菜。当然全是偷的。不过他深知老鹰不打窝下食的规矩,从来不偷本队的。要偷就到战旗公社地界去偷(古城五大队三队紧挨战旗二大队一队)。有一天夜里,他把战旗二大队一根田坎的豆子全部扯光,连夜用草捆成若干小把挂在屋梁上。第二天,同院的两个女人见杨六娃的灶房里挂满了豆子,想吃他的新豆子,开玩笑说:“杨六娃,把你的豆子夺几把下来炒来吃吗啷个?”杨六娃很慷慨地说:“没有问题,尽管吃!后门外那一大坝田坎上的豆子都是我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江湖义气的人。

下面将三年前写的、得了5000元奖金的这篇《修河记》全文附录于后。(仅对标题作了修改)

每次见到这段河堤,我都想哭一场

1978年以前,我在古城公社(今古城镇)5大队当了15年农民,每年冬天枯水期岁修(习称修河),生产队必派几名社员出勤,我是我们生产队的修河专业户,年年都要出门当二三十天河工。

1975年的岁修期又到了。今年我们的任务是新挖沱江河。动工的前一天下午,我们五大队八个生产队的三十多位民工,各携工具、行李,按时到大队部门口汇合,然后由施工员老李(四队的老会计)领着,有说有笑的向县城走去。一进县城北门,只见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各公社的民工。有些城里人见我们人人都挑着箢篼扛着锄头,背一个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捆绳上拴着两三双草鞋和一根脏兮兮的洗脸帕,难免要多看我们两眼。李施工领我们到西门外瘟祖庙小学附近一座随着旧河改道而废弃的水碾房内,这儿是我们的住地。只见满屋尘埃,窗上挂满了蜘蛛网,好在睡的是厚厚的木地板,我们知足了。唯一的遗憾是,我的邻铺是一位身上虱子起绺绺的小伙子。此人父母早亡,自幼无人照管,长大后虽然一表人才,但肮脏的习性难改。住他另一侧的邻铺吼道:“杨六娃,你这个虱子司令要把你的部下管好哈,不准爬到我的铺上来了!”说罢横一根扁担在二人的铺位之间,并补充一句:“挡倒起!”我也下意识地把挑沙石的扁担放在我和杨六娃的铺位之间,以为这样就可以挡住乱爬的虱子,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次日天还朦朦亮,我们就被李施工叫醒。在不远处紧靠工地的一家农院的小晒坝里,我们蹲着围成五六堆,中间摆一大盆菜,用黑碗蒸的“碗碗(儿)饭”

一人一大碗。民工们吃饭从来不讲客气,吃菜是“一拈二擀三倒汤”,吃一顿饭如风卷残云,三刨两下就进了肚子。“出工了!”随着李施工一声吆喝,大家齐刷刷扛起各自带来的家伙到厨房后面的竹林边待命。此时天色已大亮,一条白色的石灰线外面,就是我们五大队民工待挖的沱江河新河道。

修河动工之前,绰号“李铁嘴”的李施工照例要根据“上头”的要求宣讲一番。依稀记得大意是,第一,这次新开河首先要深挖河床,排出两岸地下水,改造周围的低产下湿田;第二,以前的旧河弯道极多,今年不仅要改直渠系,缩短流程,还要综合利用水资源,集中水头建几个梯级电站,好处真是多得很啦!李施工刚说完这段开场白,便有人打断他:别说了别说了,我们懂了,赶快分工吧!

改造沱江河是郫县近年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据说集中了全县两万多名民工。新河道将从永兴公社两河口挖到红光闸,全长15公里。我们五大队负责挖掘其中长约50公尺、宽约8公尺的一段新河道,挖出来的土石方全部挑到100公尺以外去回填旧河。计件工用不着谁动员,大家把棉袄一脱,说干就干。最初四五天进度很快,地表上层基本上是泥土,可是挖到一公尺以下,进度明显受阻。下面全是粘连很紧的沙夹石,有时必须用钢钎凿。随着不断向下深挖,工程难度日益加大。

几位力气大的民工很着急,为了每天多挣几分工(那时每个工日即十分工大约值五六角钱),他们不住向装箢篼的人叫嚷:“日你妈动作搞快点嘛,箢篼装满点!”后来这几个力气大的汉子干脆把原来几个挖沙石的轰开:“爬爬爬,让我们几个来装箢篼!”这几位在生产队专门挑谷担子、扛米口袋的壮汉上阵后,装筐的速度果然加快了许多。原来一挑沙石大约一百一二十斤,比一担粪水稍稍重一点,现在每挑突然增加二三十斤甚至三四十斤,装满了还要用锄头拍几下或用脚踩几下。对一般民工来说,虽觉担子挺沉,但还不至于“喊黄”。而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意味着极严酷的考验来临了。我毕竟是半路出家,个子又小力气不行。每年秋收时,我挑不起谷担子,但可以打谷子,各挣各的工分,谁也不欠谁;推鸡公车上公粮,我可以推两袋米到两公里外的粮站,但上仓时扛不动两百多斤重的米口袋。遇到这种情况还好办,有杨六娃等力气大的社员帮忙。可是现在你一挑我一挑,谁也帮不了谁的忙,想叫苦也叫不出声来。随着河道不断加深,上岸的坡度不断变陡。由于我们这一段河岸(靠近今红星电站下游跌水处)地势较高,河床特别深。当河道深度超过四五公尺以后,要从一两丈深的河底把一挑挑一百五六十斤重的沙石不断挑上立壁陡坎的河岸,对我绝对是超负荷的劳动。民工挑沙石的扁担一般都很短,便于挑重担时两只手一前一后各提一只箢篼搭一把劲,适当减轻肩上的压力。但是减不了腰和腿的压力!沉重的担子压在身上,特别是上45度的陡坡时,好像骨头骨节快要压散架了,两只眼睛鼓得像牛卵子,每走一步脚杆都在打闪。这是对生命力的极限挑战,我没有被压吐血,应该是奇迹,真正是在搏命啊!

这段时间我已不在碾房里住宿,不是我害怕杨六娃身上的虱子,主要是家住县城东街公王巷的岳母心痛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婿,硬要我晚上到她家去住,说是在家睡得舒服点,每晚还可以用热水烫烫脚。每天晚饭后在回公王巷的路上,我的心情都很沉重,但又暗自庆幸:又挣挣扎扎过去了一天!日子就是这麽一天一天熬过来的。一定要扛住,既然变了泥鳅就不要怕泥糊眼。因此每当岳母见我疲惫不堪的样子,问我是不是太累了,我总是回答:吃河工这碗饭不容易,民工都很辛苦。岳母给我出点子:“你气力小就不要去挑嘛,你跟拿锄头的换一换嘛!”她哪里晓得,工地上条条蛇都咬人,挖沙石的几个大汉照样一天要流好几斗碗汗水,绝不比挑担子的轻松。

到腊月二十五六,挖土石方这块硬骨头终于被我们啃完了。河床终于被我们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一寸一寸地挖到底了。这时也该我们回家过年了。

过了正月十五,沱江河第二期工程——砌石护岸全面铺开。砌岸不需要很多人,我们五大队大约留下一半人继续到沱江河接着干,其余的过完大年后被派到万寿场附近的洞洞堰去淘河。修河的工分标准定得很奇怪,需要下大力气的最苦最累的活,比如挖方、淘滩之类,干一天想挣十分工极难,而干砌、浆砌之类,一天挣十四五分工却可收早工。我们留下的十几位民工能参与沱江河第二期工程,大家都挺觉庆幸。

最初几天挖基脚,两脚泡在冰冷的河水里,冻得双脚跳。后来冻得麻木了,也就无所谓了。过后几天,我给几个砌岸的人打下手,专门给他们拌和水泥沙浆。只要做到沙子和水泥比例合适,拌和匀净,干湿合度即可,需要的是细心而不是力气,心中暗自窃喜,希望一直干到工程结束。

未料临时出现变故。有一位来自七队、被称为张叫鸡的民工是砌石头的高手,但此人毛病不正,对供应石头的几位挺辛苦的农友很不满意,嘴里随时骂骂咧咧的,不是嫌石头小了,就是嫌石头尖了,扁了,圆了。几个挑石头的十分气愤,有一天一齐轰他,甚至想锤他,坚决不让他砌岸。这位姓张的自知惹了众怒,一气之下卷起铺盖回了家。另一位来自八队被称为闵师的砌岸高手指着我说:“曾祥麟,你来!”我很惊讶,赶忙说:“我没有砌过河边,不行不行。”闵师说:“你读大学都不怕,比砖头还厚的书都啃得动,砌石头算啥子,你跟在我后头,保证一干就会!”

我在农村一向人缘好,民工兄弟们都叫我上。我自忖,我在生产队只是力气小一点,但干农活绝对有灵气,生产队长经常派我抛粮下种,撒肥育秧,割菸砍蔴;我还是个栽秧能手,是全生产队栽秧栽得最快的,不用绷绳子,栽出来的秧子横看竖看一条线。以往修河没有机会砌岸,现在有了机会,我还犹豫什么!往年“干丁”(即干砌)堤岸,要求砌上去的每一块石头必须与上下左右的石头有三个接触点,亦即必须丁成所谓的“三角眼”,确实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而今年砌岸全部是浆砌,技术性已经微乎其微了,有什么可怕的?当了这么多年河工,如何砌石头看都看会了。于是果断地把手上的锄头换成泥掌子,跟在闵师屁股后头砌起石头来。

果然一学就会。我很快意识到,浆砌的每一块石头其实也是有方向感的。重要的是,石头的哪一头该向内,哪一头该向外,哪一面该朝上,哪一面该朝下,一拿到手上必须迅速作出判断,并且很快贴上去,尖头始终要在一条线上。既要质量,又要速度,我基本上都做到了,很快受到慧眼识英的闵师的表扬。我紧紧跟在闵师后面两三丈远处,虽然弯腰久了非常难受,好像腰杆就要断了,但必须忍住。一定要多干活,并且干出漂亮活,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不能让大家对我感到失望。

多年以后,应该是1990年代后期吧,有一天我到石牛公园旁边的县政协去办什么事,一进门就遇见闵师,原来他被亲戚介绍到县政协守大门已经两三年了。一见面我们彼此使劲摇对方的手。闵师说:“曾老师,我晓得你在县政府上班,二十多年不见了,还记得75年我们一起修沱江河吗?”我赶忙纠正他:“我不是老师,你才是我的老师,要不是你赏识我,我还学不会砌岸这门手艺呢!”说吧二人哈哈大笑。

修完沱江河两年后,我离开了农村,一家人进城吃了皇粮。也许我与沱江河特别有缘,30多年来,我的家和工作单位先后换了三次,但换来换去家和工作单位始终紧靠沱江河南岸。我目睹了它怎样从一条烂河变成新河再逐步变成一条日益美丽的河。它是一条见证沧桑并不断释放社会历史信息的河,是一条时刻等待我们重新解读的河。它不仅是灌溉银郫县11万亩良田的生命河,还是给古老的县城带来无限风韵和生机的河。星期日我常独自到沱江河边一个僻静处喝茶。微风摇动着树叶,绿悠悠的水面上闪动着云影波光,仿佛沱江河正用一种深沉的语言与我期待充实的心灵对话;若是夏天,上游处随时会见到一群孩子在河边戏水,活泼的欢笑声,让我对这条母亲河的内涵有了新的领悟。

沱江河逐步迎来第二度青春。2000年前后,石牛公园前面一段河岸经过初步打造后,魅力倍增。晚饭后,这里成了城内男男女女散步和展示悠闲最好的去处。只可惜这段河岸太短了,很难满足游人的兴致。我和妻子多次跨过二环路继续向波罗滩方向走去。奇怪的是,每次走到当年我挑沙石这一段河岸,我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默然注视良久。在这里,我曾洒下雨点一样的汗水,经历了不堪回首的磨难与艰辛,真想哭一场。继而又颇觉欣慰,甚至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这段堤岸虽经河水累年无情的冲刷,却至今没有一处垮塌,上面虽然长满了青苔,却仍然如此整齐而漂亮,不禁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我们古城五大队民工当年干的活真棒!犹如欣赏一幅大师的杰作,怎么也看不够。至于哪几排石头是我一块一块码上去的,已经不重要,早已搞不清楚了。但至今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我的手指被石头磨破了,居然没有一点感觉,直到偶见几块石头上有血迹,才猛然发觉是自己指头上的血,赶忙从扎在身上的烂围腰上撕下一片布条缠在手上,接着继续干活。

那几块牢牢嵌进河堤的、曾经染上我鲜红指血的石头,应该还残留着些许血色的印痕吧?百感交集,往事如潮,我的沱江河,真是想忘记你也难!

到古城中学代课

王校长两次登门要我去公社中学代课  

落实政策前一年,我和熟成俱已年过四十,身体渐衰。年轻时头天干了重活,比如挑麦捆,打谷子,当时累得不行,睡上一夜,第二天照样精神焕发。现在不行了,一旦劳累过度,几天都恢复不过来。以前割谷子与打谷子是分开进行的。基本上是当天早晨割谷子,趁天气凉快,把成熟的谷子割下放在稻桩上,累了还可以伸伸腰。待太阳出来露水干了,打谷子的就把拌桶抬下田了。

今年上面的疯病又发了,要割谷子与打谷子的人同时下田。割下的谷把子不准落地,放在簸箕里,或直接递给打谷人手里。熟成说:“我干活本来就比年轻妇女慢,稍稍割慢一点,就供应不上。就算打谷子的人不催我,只是站在旁边等我递谷把子给他,我内心也过意不去呀,这不明明影响了他们挣工分吗?如果遇到打谷子的汉子是急性子,供应不上就莽起催:‘快点快点!’催得你屁滚尿流,割半天谷子连腰都不敢伸一下,仿佛腰杆快要断了,要多痛苦有多痛苦!因此今年割完一季谷子,腰要痛好多天,手指都打不伸。再过几年咋个办啊?”

谢天谢地,幸好不久我们的命运有了转机。

1978年形势好转,不断传来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喜讯。5月中旬,古城公社中学校长王继成突然来到我家,请我到公社中学去代课。最初一瞬间,我颇为惊讶。这真是令人心动的前兆。多年来,我不是一直渴望原本不应该被剥夺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吗?这绝对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过了此山无鸟听,就像一首诗写的那样:“未来就要开始了……” 然而一想起教书,就心有余悸。当年在青海农林学校的一段已逐渐淡忘的痛史,立即冰凉地袭上心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诱惑,实在不敢抱太多的幻想。我冷静地告诉王校长,我的嘴很笨,不会教书,很坚决地推辞了。

几天后,王校长又来找我,说是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都同意了,务必请你出山。我仍然不为所动,不想到那个知识分子集中的是非之地去自寻烦恼。这些人整起人来一向是最狠的。谁知这位校长极有耐心,不断地动员、劝说。后来,老二老三两个兄弟都觉得我太固执,认为我应该去,没有理由不去。看来我只好妥协了。一咬牙,去就去吧,我不信这次又会掉进陷阱!

61日,已从成都电镀厂退休多年的父亲,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借给我,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去了古城中学。文革期间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中学的学制总计四年,即高初中各二年。当时高二有两个班,一个文科班(教师们背后称‘慢班’,又称‘瘟班’),一个理科班(又称‘快班’)。教理科班语文的,是川师中文系55级毕业的摘帽右派陈仁轩老师(他兼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我的任务是暂时顶替快要生孩子的郑启英老师教文科班的语文和历史,另外负责给高初中毕业班各写四篇范文,叫学生背诵,应付升学考试。

形势毕竟不一样了。从校长、教师到学生,都对我表示欢迎。其实那时我根本不会教书,现在想起来都脸红,但陈仁轩老师却鼓励我:“老曾,我知道你的功底,别谦虚。”当时公社中学的整体教学水平的确不敢恭维。有天下午,一位教高中历史的年轻女老师走进办公室就叹口气说:“哎呀,今天我才弄清楚,搞半年法兰西就是法国!”还有个教初中地理的女老师,拿起粉笔、课本去上课时,边走边背:“连接地球两极的线,叫经线……”

当时学校有四个代课教师,全是右派。其他三个是摘帽右派(其中一位是太和场人钟家厚,抗战时期张大千一度迁居太和场躲避日机轰炸,大千先生的第×个女儿曾与他相好过一段时间),只有我还戴着右派帽子。一般代课教师月薪28元,校长优待我,添为整数30元。多年后才听说,按那时的规定,高中生或中专生代课,月薪是28元;大专毕业生代课,月薪30元;大学本科生代课,月薪32元。如此说来,当时自以为人家优待我,依然是太天真。其实我是被“烧”了。两元钱不要紧。不管怎么说,自此,我重新进入了上班族的行列。

迟发的摘帽通知  

这年6月,全县乃至全省的右派全部摘掉帽子。红光公社的右派张开泰后来告诉我,他的摘帽通知早在6月份就收到了;三台县的右兄陈懋谱也说,他们县的右派也在这年6月全部摘了帽子。奇怪的是,直到这年暑假,大约是8月中旬吧,古城公社的治安主任高跛子才把摘帽通知交给我。

记得那天生产队的几十位贫下中农在晒坝里开会,有个贫协干部奉高跛子之命,把我从家里喊到晒坝去。高跛子见我到晒坝后,冷冷地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飞飞”交给我。接过一看,原来是盖着“中共郫县委员会”印章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当我从他手中接过摘帽通知的时候,非常奇怪,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二十一年来,不是梦中都盼着这一天吗?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哭。这张小小的纸片,它太轻了,配不上这么多年来我所经历的苦难。再仔细一看,这张摘帽通知所署的日期是613日,也就是说,公社(或高跛子)压了整整两个月才发给我。

我正感到奇怪,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位篶丝丝的、连眼屎都没有揩干净的姓高的治安主任突然满脸肃杀之气,当着生产队二三十位贫下中农的面,像以往训五类分子一样板起脸说:“你听着,今天虽然摘了你的右派帽子,如果以后你不规矩老实,可以再把这顶帽子给你戴上!”这时候,我忍不住在心里暗自骂了一句:“我日你妈!”

熟成也被请去代课 

922日午饭后,我正在寝室门口批改学生的作文,熟成满脸是汗从家里步行到公社中学通知我:父亲因直肠癌已经去世,时年70岁。这时中学校长已换了人。新校长原是三道堰公社的文教干事。此人是1950年代的小学毕业生,什么课都不能教,但会当校长。我向他请三天假回家办丧事。他考虑了好一阵,硬邦邦的只说了一句:“下周要把缺的几节课补了!”我唯唯而退。多年以后,我还在想,如果当时他能够多说那么一句半句稍许温暖人心的话,很可能我会感激他一辈子。

197811月初,熟成也被古城中学请去代课,教初中一年级数学,外加两个初中班的历史课。此时大儿令愚在公社中学念初一。我们家只有一辆自行车,我把自行车让给熟成骑,我与令愚住在学校,与刚从新都师范毕业的张雄世同住一个寝室。这段时间,熟成特别辛苦,天不见亮就起床宰猪草、煮猪食,同时忙着做饭。下午一放学,又赶忙回家喂猪、煮晚饭,她的两节历史课就由我帮她分担了。

有天下午放学前,教导主任张令书突然通知我们晚上要开会。我们两口子都是临时工性质的代课教师,同样必须参加学习,一个也不能少。使我们感到挺尴尬的是,家里有一头近百斤重的大架子猪,下午五六点钟不赶回去喂食,猪饿慌了要翻圈的。此外,小儿子令冲目前仍在古城五大队回龙寺村小读书,中午虽然有地方吃饭(在祥荣家搭伙),但下午四点放学回家后,他进不了屋,还等着妈妈回家后给他煮晚饭呢。猪和儿子都得管,怎么办哪?熟成特别着急。但我们毫无办法。

晚上九点以后散会,熟成急匆匆摸黑骑车赶回家,可能离十点不远了。她推开用牛屎糊的形同虚设的灶房门后,见灶房里没有人。急忙点燃煤油灯,见八岁的令冲蜷着身子很痛苦地把头靠在烧火板凳上(灶房隔壁的寝室锁着,他进不去)。熟成问:“你吃饭没有?” “没有。” “你哪里不舒服?”“我脚痛。”

熟成摸摸儿子的头,滚烫,发高烧 :又捞起裤脚看了看他的膝盖,膝盖上有一些小圆疙瘩,这是风湿热引起的典型症状。熟成一想起发高烧的儿子放学回家便孤独无助地蜷缩在烧火板凳前,已经五六个小时了,心痛死了。但她没有时间悲伤,不顾夜黑路难行,赶紧背起儿子跌跌绊绊的向三华里以外的三道堰地区医院跑。

我们实在不放心把老二丢在家里。几天后,将老二转到马街场口附近的古城中心校去读书。第一天我领他到中心小学去。距校门十来公尺处有一条小沟,沟上搭着两块小木板,其中一块木板未垫平,活摇活甩的,好在沟里的水只有两三寸深。我告诫令冲:“下午过桥回到公社中学时,千万注意啊,这块木板是摇动的!”

这天下午课外活动时,我在公社中学前院一棵大树下,见令冲背起书包回来了。偶见他脚上的一双棉鞋水淋淋的,知道一定是过木板桥时滑到沟里去了。此时气温甚低,我这个作父亲的,心里真是难受极了。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忆及当时那个情景,仍觉很悲凉的。

197811月中旬,岳母在街道居委会开会时,听说右派要安排工作,激动得一夜合不上眼。天还没亮,就想步行下乡告诉我们。县城距我家十六七里,她是个曾经缠过几年脚的老太婆,岳父好不容易才劝住她。天亮后,两位老人派小女儿紧急赶到乡下。岳父母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

就在这年十一月中下旬,全县108名失去公职的右派分两批先后安排了工作。我属于第一批。落实政策的同志问我:“你希望干什么?”我说:“我是川大中文系毕业的,愿意干文字工作,文化馆、广播站都可以。”文化馆一位副馆长问:“你懂平仄吗?”因为当时馆里开展的所谓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主要是辅导农民写清音、金钱板之类的唱词。我说:“太简单了,比平仄更复杂的我都懂。”于是,我顺利被分到县文化馆。

一周后安排第二批右派,轮到了熟成,她被留在古城中学继续教数学。两个孩子的户口也迁进了县城。我最初被定为23级,感到很奇怪,我是本科毕业生,明显被烧了,但未吭声。第二个月才被调整为二十二级,拿到大学本科毕业生试用期的工资,每月四十二元。熟成被定为二十三级,月工资约37元。

这个圈子实在绕得太大了!这就算复活了吗?此前那么多像山一样沉重的岁月,可以就此一笔勾销了吗?遗憾也好,困惑也好,不管怎样,至此,我们又成了吃皇粮的人。

统战部事前给我说好,在古城中学把这学期的课上完了,再去文化馆报到,并重申,从197811月起,工资到文化馆领。此时,我家喂养的最后一只“肥猪”卖掉了。想到以后不管我从文化馆到古城中学,还是熟成从古城中学到县文化馆,都各需要一辆自行车。我们决定再买一辆二手车。祥荣在外面的联系较广,很快打听到三道堰地区医院一位姓邓的年轻女医生有一辆半新旧的二八圈加重凤凰准备卖,价钱一百六十元。一百六就一百六!于是倾尽全部家当,包括刚到手的几十元肥猪款,加上两口子当月的工资,又买了一辆自行车。需要捎带说一句,这位卖车给我们的漂亮女医生本是有夫之妇,她在分管三道堰文教卫生的某副书记的纠缠下,不久即服毒自杀。那位形象很丑、偏偏想吃天鹅肉的党委副书记,旋即被开除回家当了栾二。

依然是贱民  

使我依然困惑的是,我虽已正式宣布摘帽并恢复工作,成了国家干部,但在古城中学那位校长的眼里,我仍然是贱民。记得这学期结束之前,战旗、崇兴、古城三所公社中学的教师慕名到新繁万安中学听课。校长要我代表三个中学向新繁县万安中学写一封感谢信。奇怪的是,届时他不让我念信,而是让教初中语文的杨茂和老师去念信。如果念得顺溜也就罢了,由于杨茂和事前没有准备,把我写的这封字迹工整、自认为还算通畅的感谢信念得节节巴巴的。我害怕与会的八九十名老师,包括万安中学的老师,在心中暗骂:“执笔人可能是个小学生吧?写的啥东西啊!”

实在不忍心让自己的心血被糟蹋,我立即从座位上站起,上前几步走到杨茂和身边,帮他把这封信念完。写信想得起我,唸信却找别人,啥意思?(原以为校长把这封信交给万安中学的校领导就完了,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喊人来念一遍。)我不是想出风头的人,但也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人。我连念一封普普通通的感谢信都没有资格,这位校长未免欺人太甚了吧!当时我没有时间看校长的脸色,他肯定会不高兴,甚至会很恼怒。你要生气那是你的事。我又不在古城中学拿工资,过完春节我就走了,谁怕谁呀!

近日整理书柜,在一个旧笔记本里发现这封信的草稿,四百字左右,现一字不改附录于后。

取经来贵校,临别寄衷情

一跨进万安中学大门,我们便感到热乎乎的,胸中立即涌起一股暖流。今天我们满载而归!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喻。

在为四个现代化培育英才的艰苦工作中,贵校的老师不仅授课兢兢业业,而且勇于探索、创新。校领导和数十名教师一条心,在教学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做出了明显的贡献。

我们今天怀着一片衷诚前来贵校取经,这个“经”,你们已经无私地传给了我们。你们的攀登精神、工作经验和教学方法,鼓舞了我们,启发了我们。我们深知,鼓舞应该转化为行动,启发应当升华为成绩。如果今后我们在教学工作中能取得些许成就,能有某种突破,无疑与贵校今天对我们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

万安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我们决不是在这里虚伪地向你们说什么奉承话,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客套和捧场上。我们谁都讨厌这一套。现在我们在这里表达的,的确是内心的真情。再次谢谢你们。致以同志的敬礼!

郫县战旗、崇兴、古城三校取经老师共上

19781213

对这位校长,最后还想说几句。他的故事很多,教师们背后常常议论他。据说,有次他读上级发的一份文件,念到某页最后五个字:“禁止吃未经……”念不下去了。“未经”是什么东西?会不会把“味精”两个字印错了?也不对呀!只听说要少吃味精,没听说不准吃味精。他满腹怀疑地把那五个字重复念了两遍以后,翻开下页连起来念,才知道是自己搞错了,原文是“禁止吃未经消毒的食品。”

还有一次,某教师骂他“不学无术”。他反驳道:“我是贫下中农出身,从来没有剥削过哪个,你说我剥削,还‘无数’,纯粹是扯毬蛋!”

1980年代,这位校长被调到犀浦镇政府当干事。有一天在县城北街文化馆门口遇到他。他没有校长的架子可摆了,也不再视我为贱民了,先惊风火扯的喊我一声:“老曾”,然后乐呵呵地走到身边问我:“你看不看黄色录像?好巴适啊!有个骚男人趴在一个美女的肚皮上,挎掉她的裤子,一根根的数屄毛!”他的两只眼睛本来就小,都笑来眯成一条缝了。

再后来,听说他贪污了10万元拆迁款,判了十年徒刑。一个小学毕业生能混成中学校长,挺不容易的,怪自己不争气,可惜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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