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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只要耐心等待,阴云自会慢慢飘散

报纸上常说什么金光大道,我不怎么想听这四个字。我们习惯了走大路,但大路不一定是唯一的路,更不一定是最捷近的路。

大寨工磨洋工,定额工打冲锋  

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65年,郫县部分生产大队开始学大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掀起学大寨的热潮。为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大寨精神,天天都有活干。有一年正月初一,刚吃完早饭,队长便叫社员到三道堰街上去扫甘蔗渣,美其名曰“开门红”。有两三年,农业产量不见增长,耗费的工时却多得惊人。没有事就叫社员搞“三面光”,把田边、沟边、路边剷得光溜溜的,弄得使牛匠把牛牵到沟边去放牧,却无青草可啃;妇女们想割点野猪草,以前沟边田坎边到处都是,现在只好背起背篼朝十七八里以外的郫县烈士陵园跑。有几年我们三队一个工日仅值四五角钱,有些生产队甚至低到一两角钱。近听树德老同学、内江人孙天健说,当时内江有些生产队一个工日才值八分钱,大多数农家年终结算还要倒欠“口粮钱”。

所谓“农业学大寨”,除了学习大寨精神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工分挂帅”,推行“大寨式评分”,即改每天“定额评分”为每月“自报公议”。因此“大寨式评分”,被社员们谑称为“大概式评分”,实际上是变个花样“吃大锅饭”。故有社员编顺口溜说:“张大哥,李大哥,分粮分钱一样多”。生产队长李家保每天吹哨出工,吹完哨大吼几声:“扭了!” (“扭”,方音读去声,动工的意思)打考勤就是画圈圈。准时出工收工的,画圆圈;迟到早退或爱说怪话的,画半个圈圈。有些社员本来出工迟,偏要说自己出工早,此时常有社员骂他:“你早?你在篱笆门内的洞洞头找!”

社员的劳动量,按劳动底分和出勤时间计算。劳动底分按社员的政治思想和劳力强弱评定。同工不同酬。有些妇女栽菜子割麦子比大男子汉强,但她们的“底分”低,结果工分比男子汉少一长节。个别党员干活很奸滑,但他挣的工分可能比谁都多。收打小麦那几天特别累,白天顶着太阳在水泥晒坝上拌麦子(脱粒),晚饭后还要加班收拾麦场,有时要搞到十一二点钟。最脏最累的活是不断用大撮箕端麦子倒进大抬筛,接着又不断将筛过的麦子倒进风簸箕。这位会耍滑的党员绝不会去端大撮箕,也很少去握抬筛“团麦子”,团麦子不仅灰尘很重,而且“摇肝摆肺”很累人。他老早就把风簸箕的摇手抓住,干这活最轻松。至今记得,有一次有个社员跟他争风簸箕,他笑扯扯地说:“你别争,今天我的‘贅’(念阳平声,川话‘贼’的意思)脚摸(手),有个挤眉眨(眼),流了点屙脓屙(血)……”说了一长串,最后是摇风簸箕非他莫属。

实行大寨式记工,做老实活路的社员常常骂声不绝,弊端实在太多。因此大寨式记工在我们生产队只实行了一年就取消了。以后仍然恢复按劳动定额评工计酬。

农业学大寨体现在经济措施上,首先是限制自留地和田坎自由种植。狠批“脚踏自留地,手提鸡鹅鸭,眼观自由市场”,提出“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了堵住资本主义道路,自留地和田坎只许种粮食、油菜、饲料和少量蔬菜,不准种花草,不准种高档商品菜。1970年起,全县各社队的田坎,重新统一收归集体管理。从此许多田坎长满野草,人踩牛踏无人管。以后几年内,田坎时而放下去,时而收起来,把许多生产队的干部社员都弄糊涂了。有段时间,甚至在自留地种植高档商品菜也要受到干涉、制止。

前进公社五大队三队有个在北大物理系读了一年便退学回家的“知青”高世良,1972年对蕃茄产生了兴趣,当年就在自留地里种出了又红又大的番茄。他并不满足,经刻苦钻研,1974年试种成功秋蕃茄。但他时运不济,在大批“资本主义”的浪潮中,他种植秋蕃茄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转而到亲戚家种植,眼看要挂果了,又被县上派来的干部剷掉,气得他想骂不敢骂,想哭,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大概到1975年以后,高世良的钻研精神和成就才逐步被社会认可。19781219日的《四川农民报》,几乎以整版篇幅宣传、介绍了他的事迹。听说后来他在云南大面积种植的秋蕃茄,一度销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1975年,陈永贵到郫县视察。有一天,队长李家保叫每户去一个人到公社礼堂听陈永贵宣讲农业学大寨。据熟成说,那天陈永贵用山西话说了半天,下面的人一句都听不懂。听得懂听不懂无所谓,反正坐半天四分工拿到手了。大概在陈永贵到古城公社传经送宝的前一天,县委书记杨析综曾陪同他参观郫县的农业生产。他见田坎上种的豆子长势喜人,以为是集体种的。杨析综如实告诉他:“以前郫县田坎上种植的黄豆,一年可收两三百万斤。后来强调一大二公,把田坎全部收归集体,结果一斤豆子都收不上来,城里人想推一顿豆花吃都找不到豆子,我们只好把田坎重新分下去,让农民自己点豆子,城乡人民皆大欢喜。”

当年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如今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听了很不是滋味,批驳杨析综:“未必只有私人才种得好,集体就种不好?” 杨析综知道陈副总理话中有话,顶住压力不予理睬,坚持把田坎分下去,让农民自己种植。过后他在大会上告诫全体干部:“现在要搞活经济非常难,要搞死却很容易。”那时赵紫阳任省委书记,他很欣赏杨析综,不久即将杨提升为温江地委副书记,以后进一步提拔为四川省长、河南省委书记。

农业学大寨的第二条经济措施是限制副业生产。社员利用农闲和工余时间扎扫把、编竹椅竹筐、运沙石,被称为“弃农从副”,搞“地下运输”,轻者在社员会上检讨,重者估倒你把赚的钱全部“吐出来”。

还有一条措施是限制集市贸易。三道堰历来逢双日赶场,最初压缩为十天赶三场,即三六九赶场;后来进一步压缩为一、六两日赶场,社员们戏称“某书记说了,一律赶场!”再后来改为星期天赶场,即一个月只有四天允许社员到乡场上去卖点什么或买点什么。有这么多的限制,想发展农村经济真是比登天还难。

三道堰街上的服务行业,在“不为资产阶级的老少爷们服务”口号吼得最起劲的那几天,有两家跟倒成都学,顾客进饭馆一律实行“自动化”、“半自动化”自我服务,即自己到柜台买牌子、占凳子、端盘子,服务员则围成一堆吹壳子,若有顾客呼唤必然“挨头子”(挨骂)。

本地商品严重供应不足,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旱涝保收的郫县,这些年吃过山东苕干、东北杂粮、兰考猪肉……天府之国的粮仓,居然当了几年“五保户”。有几年买什么都要票,有人说吊话:“全面专政成了全面‘票证’”。连买一匣火柴都要票。有一年每人领到一尺八寸布票,只够缝一条干活穿的短裤儿。那时喝酒比吃肉更难。听说有个爱喝酒的居民,与酒友开玩笑时即兴拟了一幅对联:“邓小平打得倒,我就打不倒(指买不到酒);邓小平打不倒,我就打得倒(指能够买到酒)”。横额是:“醉翁之意”。几个酒友唯恐被旁边茶桌上某个积极分子窃听后告发,哈哈一笑,赶快各走各。

以后农村政策逐步放宽。农活多数实行定额管理,称计件工;有少数农活无法计件,只能以时记工,称计时工。干定额农活没有人偷懒,多流汗水多挣工分。做计时工则完全不同,用农民的话说:“你忙我不忙,工分一样长。” 因此农村普遍流行一句顺口溜:“大寨工磨洋工,定额工打冲锋”。

每逢干计时工,劳逸分得很清楚,休息时候,男男女女一长排坐在田坎上,女人们从怀里摸出没有衲完的鞋底,俗称“锔针钩子”;男人们吸完一支叶子菸又一支叶子菸,穷吹野壳子,讲荤荤素素的笑话。社员们常拿对方开心。有个姓张的社员,前几年把老婆离了,东挑西挑,至今还没结婚。有社员跟他开玩笑:“老张,有两婆媳都是寡妇,我们两个一人娶一个,你先选。你娶妈,我就娶媳妇;你娶媳妇,我就娶你妈。”姓张的随便选哪个都要吃亏。还有人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这家人姊妹多,吃的是钻花碗,穿的是黑金丝绒,衣服是双排扣,独毛根(辫子)……”一听就明白,说的是猪。大家嘻嘻哈哈的又是一阵笑。

社员们讲得最多的,一是男人女人裤裆里那个东西。农民们常说:“一天不说屄,太阳不落西”。二是吃公共食堂时,既悲酸又可笑的种种故事。食堂里那点饭哪里够吃啊,随时都是饿兮兮的。上午出工一会儿,便有社员爬上树朝食堂方向张望,如果食堂的烟囱开始冒烟了,就赶紧给下面的社员报信:“开始煮饭了!”估谙快喊吃饭了,又有社员爬上树去张望,见食堂的烟囱停止冒烟了,干活的社员们立即知道,快要喊吃饭了,赶快收工吧!

有个社员像狗一样把稀饭碗舔得干干净净的,肚子还是空唠唠的,下桌子就喊:“肖队长,我没有吃饱!”大队长肖德贵黑起脸训斥他:“你没有吃饱会下桌子!”真是令人哭笑皆非。

还有个发生在吃公共食堂期间的故事,我回农村后,不知听社员们讲过多少次:有一年快要挖洋芋之前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几乎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有个小伙子猫着身子从洋芋田的左端垄沟摸黑下田刨洋芋,刨出洋芋立即放进围腰里;另一位五十开外的徐大婶(大队民兵连长的母亲),则从同一洋芋田右端的垄沟下田刨洋芋。二人刨的是同一厢洋芋。小伙子的动作特别麻利,匆忙间突然摸到一只戴玉圈的手--这是徐大婶的手。彼此都吓了一大跳!两个都是“贼”,谁也不敢声张。几年以后,基本过了粮食关,这小伙子在劳动休息时,才把当年偷洋芋摸到徐大婶手腕上的玉圈这个秘密,当做笑话摆给大家听。

这些几乎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在农民的心中似乎已变得非常遥远。休息起来,大家一坐就是几十分钟,农民们戏称:“把田坎都要坐弯”。

可怜的文化生活  

多数年份,农村也有闲暇的时候。闲时很想读书,幸好家里还有1959年二弟被捕时,公安人员抄家没有抄走的三大册《辞源》和好几册《东周列国志》残本,此外还有我从青海带回来的少许旧书。我又认认真真地读了仅存的几册《东周列国志》和三弟替我借来的《三国演义》。我发觉,人间许多悲剧和喜剧总是不断被重复,历史上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现象;同时还明白了,智慧有时候比权力和财富更有力量。《辞源》我在1960年从青海跑回家时读了一两百页,可能还有近两千页没有读,虽然读起来比较枯燥,但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我一个个词条挨着读,至今觉得受益匪浅。这么多年的教训,已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固然不错;但也可以说知识就是烦恼,知识就是痛苦。我发觉,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社员,确实比我的痛苦和烦恼少得多。我同时还深信一句智语:冰是坚硬的水,水凝结成冰,是一个痛苦而美丽的升华过程。这些年一有闲暇,我依然想读几页书。然而,在农村,还有许多事情比读书更重要。对一个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农民来说,读书毕竟太奢侈了。为了生存,为了活命,我和熟成必须发狠地劳动。

农村偶尔也有一点文娱活动。也就是说,每隔两三个月,我们五大队或邻近的大队总会放一场露天电影。这一天肯定是农民的节日,哪怕摸黑走四五里路也要赶去看。当时全国只剩下“三战七戏”(地道战 地雷战 南征北战,七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不知放映了多少次,场场人山人海。看露天电影得有耐心。还没天黑就得端起板凳去占位子,去迟了只能看别人的背。天黑好一阵了,放映员和大队干部吃完夜饭入场了,可别以为马上就要开映。先是书记讲话,接着是大队长讲话,有时治安主任还要讲话。讲本县本社本大队的大好形势,讲生产,讲防火,讲不准超生娃娃。讲的时间越长越有水平,管你群众爱不爱听。好不容易电影开映了,人群开始涌动,后面的要朝前面挤,前面的不让后面的挤上来。哭的,叫的,吵架的,把一个场子搅得像大蜂窝。儿子很小的时候,熟成留在家里哄孩子,把看电影的机会让给了我。儿子稍大一点以后,嚷着要和大人一起去。两个儿子站在板凳上,为避免孩子被后面的人挤下板凳,我和熟成必须站在儿子后面护着他们,用肩,用背,用屁股,使劲向后顶。看完一场电影,腿和腰要痛一天,这就是农村的文娱生活。

实在无聊时站在街上听人吵架,有时也觉得趣味无穷。70年代初,三弟祥荣在三道堰桥头一家茶馆门口,偶见一个农民与一个成都人在吵架。这个农民抽烟时,好心散给同桌喝茶的成都人一支烟,成都人把烟接过来一看,是一角多钱一包的孬烟,轻蔑地扔在旁边的檐沟里。农民说:“伙计,你太不够朋友了,你嫌烟孬就还给我嘛!”成都人两眼一愣:“哪个是你的朋友!几杆烂烟也想拿到这儿来操,快回去啄你的其蚂(青蛙)脑壳!”农民跳到街心,一拍大肚皮:“你脸白一点,穿得苏气一点,烟烧得好一点又咋个?是对的我们剖开肚皮比板油!”原来这农民是乡下包做红白酒席的厨子,包包头钱虽不多,肚子里油水却不少。那狂傲的成都人被轰退了,围观者多数是赶场的农民,大家一阵大笑。真比到文昌宫看红卫兵宣传队演出更开心。

无法忘记在农村接触过的每一个善良的人  

在农村,只要生活上不贪,劳动上不奸,与农民是很容易相处的。我结交了几位很不错的农民朋友。

第一个是詹积成。在本章第一节对他已有所记述。别以为当农民只要不怕吃苦就行了。有些农活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也是需要内行指点的。大菸该怎么打芽?麻杆在麻窖里沤到什么时候才可起窖?磨铡刀该怎么用力,刀刃的哪一面该放平一点,哪一面该放立一点?都是有学问的。在下乡的头一两年,詹积成在这方面给了我许多指点。此外,他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干某些农活需要一根长长的斑竹“签担”,家里没有斑竹的,可以用比较轻的桉树棒棒代替。生产队的许多沟边栽有桉树。为了弄一根“签担”,不时有社员在夜里偷砍桉树,几乎已成公开的秘密。我知道有段时间詹积成负责灌溉全队百多亩秧田的水,每天晚上忙到深夜。这是我偷砍桉树的最好时机。某日,白天我观察好院旁沟边的某棵桉树长得很直,粗细适宜,做签担最理想。晚上睡醒一觉后,下床拿起弯刀打开后门就朝沟边走。趁着朦胧月色,迅速砍倒白天观察好的那株小桉树。此时,正在田间忙着灌秧田水的詹积成听到砍树声走了过来。月光下,他低声说了一句:原来是你。我们相视一笑,我扛起这棵小树就往家里走。从此,我有了一根担苕藤、担麦捆、担菜杆子、玉米杆的签担。这是我回农村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贼,实在出于无奈。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有天晚上在新买的晶体管收音机里偶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非常激动。当时尚未公布这个喜讯,不敢随便对人说,第二天上午悄悄告诉了詹积成。谁知他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还说,我正准备告诉你呢。我们两家的命运差不多,都特别渴望国家太平,能够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少一点瞎折腾。

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多次借自行车给我的廖昌吉。他家的成分是上中农,四代独子单传,一家人住一个大院子,林园特别大,每年光是卖竹子都要养活两三个人,家境当然富裕。1970年熟成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很穷,决定不收任何人的礼,因为我们请不起客。有天晚上我们已经睡觉了,窗外有人低声叫我,开门一看,是廖昌吉。他手上提了一块肉。我说:“对不起,我们不收礼。”他说,“我知道你不收礼不请客,但这块肉无论如何你要收下”。说罢跨进灶房把肉放在饭桌上就走。1971年我患急性肠炎在三道堰地区医院输了一天液,他又提了点心、水果来看我。1957年他在成都读过一年高中,心灵手巧,舍得吃苦,会做木工活。有几年做牛枷担卖(牛拉犁用),还给医院做过可升降的钢丝弹簧病床,因销路不好又到西昌去放过两年蜂子。为了帮助我家搞点副业收入,他教我们编草垫,打麻绳。可是我们笨手笨脚,编的草垫,打的麻绳质量过不了关,没有卖相,只好作罢。他家的漳州柚子远近闻名,又想送几棵柚苗给我栽,但我家的林盘只有一两床晒席大,实在找不到栽果树的地方,有人白送优质柚苗也不敢要。这位姓廖的农民,1980年代成为全县有名的果木专业户,在他的带动下,古城镇成了远近闻名的“柚子之乡”。

前文提到过的那位贫农党员李贤贵,每次运动一来,他都特别兴奋,常得意地说:“我又要逮蛇来了!”奇怪的是,就连这样一个“活颤灵子”,竟然也从未伤害过我。我第一次推两麻袋稻谷到熊家碾碾米时,不敢过独木桥,李贤贵立即停住他的鸡公车,回过身来帮我把车推过宽约十公分的独木桥。还告诉我:“在农村推鸡公车,难免要过许多独木桥,眼睛要看着前面的路,心不要虚,不要盯脚下,越害怕越容易翻车。”他不仅告诉我该怎样推车,似乎同时向我讲述了一个人生哲理。我知道,这位贫农党员的心其实并不坏。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李家保和副队长李家福,在我回乡后的历次运动中,从未因我是五类分子而整过我。他们知道我家很穷,家底子特别薄,在调工上总是给予我多方照顾。每年让我去修河,可以挣两三百分工;打农药、撒化肥的工分比较高,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我。我调到县城工作后,始终难忘两位队长的情义。有一年听说已经60多岁的李家保在几年内接连死了三个儿子--老大30多岁即患癌症死亡;老二入赘到清河乡,是电工,在高空作业时被摔死;老三经常醉酒,后死于酒精中毒--剩下一个老四,是木匠,婚后便与父母分了家。老两口晚景凄凉,据说有时他想到幺店子去打二两酒,却摸不出一分钱来。某个星期日,我专门回到乡下去看望他。到他家时,他正在自留地里浇菜,见我从县城回来看他,挺感动的。我不想耽搁他干活,聊了十多分钟,告别时放了50元在饭桌上(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一百二三十元),请他买几斤烧酒喝。我分明看见,当时他的眼里噙着泪珠。

离开他家后,走到机耕道拐弯处,突见与我同年的、当年的副队长李家福孤独地站在田里,愁眉苦脸地盯着旁边一大堆刚砍下的青菜出神。我知道,今年的青菜烂市,不仅价钱低,而且很难卖脱。我立即叫他一声,旋即走到他身边说,许久不见,家里人还好吧?谁知伤着了他的痛处。他说:“徐崇英(他妻子)患白内障,为了给她治眼睛,花了一千多元,把家里什么钱都用完了,连两根架子猪都卖了,结果眼睛还是瞎了;大队照顾我,安排我去水涡轮站打米。真是麻绳子从细处断,有天晚上磅秤被人偷了,再过几天,连打米机都被偷了,水涡轮站只好关门。大队没有叫我赔钱,对我已经够好了,真是倒霉啊!” 我安慰了他几句,临别时,把衣袋里的钱摸出来数一数,还有五十多元钱,留下几元零头守包包,递给李家福五十元:“给徐崇英买几斤水果吧。”他的自尊心很重,不收我的钱。我说:“我在三队生活了十几年,我们相互都非常了解,小意思,别见外。” 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话好说,匆匆离开了他。过不数日,二弟祥文从乡下给我捎来一小袋酒米(大约十一二斤),他说,“这是李家福送给你的。”此时我心中非常难受。家福,(在农村时,我与所有同龄社员一样,都这样叫他)你何必这样做啊!

1980年代初,有一天偶然在县城遇到当年古城五大队的支部书记兰次彬(此时他已卸任,由当年请我吃煮胡豆的李森寿继任书记),我俩站在街边闲聊了一阵。他坦诚地说:“有些话以前不好跟你说,你在农村十多年,我兰次彬没有黑过你的屁眼吧?我们大队民办小学的老师,有些连字都认不了几个,我曾经推荐你到大队小学教书,结果公社书记骂了我一顿,没有成功。后来我又想到,你们生产队那个会计,连加减乘除都弄不醒豁,一把单据塞在包包头,到时候拿出来多少算多少,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我跟公社会计说,准备让你当生产队会计,姓叶的公社会计连说不行不行,又没有通过。”为了对这位退休书记的一片好心表示感谢,正月间,我提起单位分给职工的香肠、腊肉,外加四把挂面,特地回到乡下给他拜年。

农民最务实,绝大多数是非分明,心胸坦荡,能够容人。我忘不了他们。

赵三哥其人  

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此人是我们同院的邻居,大家都叫他赵三哥。解放前他以帮工为生,解放后斗地主分田地,还在我们院子分了两间草房。但是二十好几岁了还未讨到老婆,颇为着急。某日帮富裕中农(上中农)张五爷家做临时工。张家的大女年龄不小了,虽面貌身材都不错,但是耳朵聋,至今尚未出嫁,每日在家干些喂鸡喂猪之类的杂事。赵三哥点子多,不知用什么方法,将张家的聋子女儿悄悄领回了自己的家里。张五爷知道后,大怒,提起铡刀赶到赵三哥家要人。此时许多邻居跑来围观,赵三哥将张女藏于床后,不让她露面。张五爷在院坝里骂了一阵,被众人劝住,无可奈何回了家。根据刚颁布不久的新婚姻法,父母无权干涉儿女婚嫁,赵三哥名正言顺讨了个老婆。以后又修了一间猪圈房,小日子过得还可以。都说赵三哥应该满足,应该收心了。但要改变一个人的心性,谈何容易。

赵三哥虽从未读过书,但脑瓜子够用。因为太精灵,很会算计别人,致使全队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我刚回家那几年,院子旁边的竹林外有一小块旱地(大约两分地),作为种菜的自留地满不错,生产队分给我们两家各一半,栽了一块尖尖的石头为界。赵三哥多次悄悄将石头拔起来向我们这边的旱地移动,每次侵犯一两寸。大约移动三四次以后,我和三弟察觉了,虽然心头不舒服,仍假装不知道,不想跟他计较。到后来,已经越界三四十公分了,他还在移动界石。此人似乎没有满足的时候,有一天三弟和母亲终于与他大闹了一场。我是五类分子,不敢开腔。他好凶横啊,吃屎的把屙屎的“碼倒”,后来把劈柴的弯刀都拿出来了。我怕事态扩大,把妈和三弟劝住了。我说,他侵占了尺把宽的土地,每年多吃几十斤蔬菜,发不了财,现在他知道我们已识破他的小聪明,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康熙年间桐城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某日接家人书信,言邻居与他家争宅基地,希望他说句话将此事摆平。张英随手写了四句诗,叫家人带回:这四句诗是:“一纸飞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别人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家是惹不起贫下中农,迫不得已耳!偶尔还会想起曾国藩曾说:“好人半从苦中来”。可是我总觉得,现实未必如此。

1978年父亲去世后,葬在这块旱地旁(此处原为乱葬坟,属于生产队废弃的荒地)。赵三哥在距我父亲墓地一公尺开外,捡生产队的荒地栽了几根竹子。没有想到不过三四年,竹子已窜到距父亲墓地约五六十公分处。就在这年全家人给父亲上坟时,三弟告诉我,每逢双日,赵三哥都在县城荆湘路市场摆地摊卖草药,要我当面给他二十元,跟他说清楚,不要让竹笋再朝墓地这边窜了,如果再窜过来,请他自己把竹笋砍了。结果我给了他30元,这在1980年代初,完全可以将他的两笼竹子全部买了。他笑嘻嘻地接过钱后,连连说,我记住了记住了,请你们放心。可是实际上他从未砍过一根迅速向父亲墓地窜过来的竹笋。再过两年,我们曾家弟兄姊妹上坟时,只要见到墓碑旁冒出了竹子,也不砍它,依然像往年一样在石碑旁边烧钱纸。冥纸熊熊的火苗,肯定会烧伤刚长出不久的嫩竹,赵三哥自己很清楚,后果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仍然很生气,虽不敢当面骂人,但可以背后捣鬼。有一年我们上坟时,发现墓碑被锄头或石头砸坏了一只角。除了他,还有谁会干这种缺德事!好在没有伤及墓碑上刻的字,我们忍了。对这种贪婪而又不讲道理的人,我们懒得跟他吵。

又过一两年,曾氏几家人聚会时,二弟和三弟又告诉我们一件赵三哥最近做的缺德事,凡是听了讲述的同辈和晩辈,无不感到震惊乃至愤怒。事情的缘起是,有一天,二弟闲来无事去到父亲的墓地察看,如果坟上的野草长得太多,顺便扯一扯。偶见赵三哥在旱地上叽叽咕咕骂什么。原来谁家的孩子曾到这里割猪草,踩坏了一株菜。他很得意地对二弟说,我已在那边(边说边指了指菜地旁边的某处)栽了一株“见血封喉”,只要哪家的娃娃再敢到这儿来割草,一触到这株小树苗,非收他杂种的小命不可!赵三哥离开旱地后,二弟不相信那株树秧真有那么厉害,很小心地用指尖轻轻挨了一下小树顶端的叶子,痛得钻心,痛得直想叫喊。他回家后,把这情况告诉了三弟。三弟好奇,叫二哥陪他去看看,同时想检验一下,这株看似寻常的“见血封喉”,是否真如二哥所说的那么可怕。三弟说,他也非常小心地用手背轻轻挨了一下叶尖,果然痛得想在地上打滚,这种痛,简直无法形容,可以说出乎人类的想象!世间居然有如此心肠歹毒的人,而且就在我们所住的院子里!曾见过一副对联:“庭前广种虚心竹,院里休栽带刺花”。好在这株暗藏剧毒的小树秧一两周后就不见了,据二弟分析,可能他怕弄死人要坐班房,移栽到别处去了。

(注:“见血封喉”又名箭毒木,国家三级保护植物。是一种剧毒植物和药用植物。其乳白色汁液含有剧毒,一经接触人畜伤口,即可使中毒者心脏麻痹,血管封闭,血液凝固,以至窒息死亡,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见血封喉”。)

话说赵三哥虽机灵过人,并且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晚境却很凄凉。他的大儿子小时候常挨其父的毒打,长大后恨死了父亲。赵三哥年逾七十以后,老婆意外地被汽车轧死。再过几年,他疾病缠身,度日艰难,只好与老二同住。有一年春节,我回乡下老家,路过他家门口,只见他独自坐在门前一把竹椅上可怜兮兮的烤着烘笼。他细声细气地先叫我一声“曾老师”,我忙回答:“赵三哥,新年快乐!” 谁知他已摇摇晃晃地起身向我走来。我赶忙迎上前去。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家大儿忤逆,不拿钱给我,我连狗都不如……”,这是人家家里的事,怎么好去干预。我说:“你给生产队长说嘛,队长会做好你儿子的工作。”此时不免有些同情他,遂摸出一张20元的钞票递给他,当时大概可以买30个鸡蛋,让他补补身体。

俗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也许,赵三哥算得上农村另一类人物的典型吧?

路是走出来的  

感谢一切直的和弯的路,感谢一切窄的和宽的桥。只要不停地朝前走,迈上人生大道总会有希望的。那时农村按家庭人口分粮,三岁以上分全份,不足三岁分半份。到1970年代中期,两个儿子都吃上了全份(口粮),加之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我们一家四口基本上不再为肚子发愁了,有时还可提一兜兜米上街去卖点零花钱。敢吃酱油了,敢买的确良了,敢抽一角二分钱一包的红花牌纸烟了。

1975年三弟祥荣买了个小收音机,晚上偶尔到他家去听新闻。记得很清楚,这年的1225日,这天是圣诞节,国家大赦战犯和团以上伪政府官员。广播里说,中央宣布全部释放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所有在押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我这个小右派闻之不由产生一些酸酸的联想:大反革命吃香喝辣,小反革命继续拉石磙拉耙。

1976年,祥荣买到三波段的收音机后,把巴掌大的只有一个波段的小收音机贱价让给了我。饭前饭后听听新闻、音乐,听马季说几段相声,一家大小都很开心。某日,我与邻院一位姓李的社员同拉一辆架子车到县城买化肥。路上他向我透露一句:“喻木匠(本队的治安委员)前几天问我,你晓不晓得曾祥麟有个收音机,他在听啥子?你可不能让他抓住把柄啊!”谢谢这位基干民兵对我的关心,最初一瞬间,真还有些紧张。那时偷听敌台是要判刑的。但立即自己给自己壮胆:天不会塌下来!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天天都在宣传毛泽东思想闪金光,至今没听说右派分子不准收听党的声音。我假装不晓得有人在暗中理抹我。结果屁事也没有。后来卖了一夹背米(约40斤),干脆花40元去县城买了一台两波段的晶体管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直到去了文化馆还在听。

1976年,农村的自行车渐多。但当时五金公司掌握的自行车票只发给机关单位、学校、国营和集体企业。农民没有份,连村支书都休想。农民没有自行车票买不到新车,只能出高价去买机关干部或企业职工淘汰的旧车。姐夫在双流县煤建公司工作,我只好托他在双流帮我买了一辆已骑三四年的二八圈永久牌,120元,跟买新车的价钱差不多。我每天把车檫得锃亮。骑上它到彭县去卖麦草、买洋芋种,到十里开外的洞洞堰去修河,甚至还搭起十岁的大儿子到温江体育场去看过一场全国田径比赛。熟成回娘家也不用步行了,她坐在后面衣架上,两个儿子坐在前面车杠上,一辆自行车叮叮当当地把一家人都载进了县城。这时候,禁不住又想起一句名言,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讲的:“金钱是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

这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机。郫县广播站早在1960年便购置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到1976年,全县已拥有黑白电视机48台。可是农村绝大部分泥腿子还从未见过电视机是啥样子。是年99日毛泽东去世,举国哀悼。可能是10号这天吧,我陪熟成回娘家,走到县城东街人武部门外,听说人武部为了方便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楼上会议室里的电视机今天向群众开放。我这个乡巴佬立即随着人流往人武部楼上挤,终于在会议室窗外过道上挤来挤去的人头缝隙里,隐隐约约见到了既有声音又有画面的电视机,大大长了见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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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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