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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文革”来临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背景实在太复杂,说不清楚干脆就别说。开门见山说点在农村见到的听到的情况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向是北京打喷嚏成都跟着就感冒,郫县岂能不受影响。这段时间我对国家大事颇为关心。那时每个生产队都奉命订了一份《四川日报》,我常到保管川报的喻少清家去看报。喻少清是生产队的治安委员,解放前他在专门打(做)鸡公车的“车儿铺”当过几年学徒,大家都叫他“喻木匠”。此人是老党员,四十多岁,大字不识几个,从不读报,但办事认真,每天领到报纸后,立即折叠好拿回家放在他睡的床铺的席子下面。这份川报,好像是专门为我一个人订的,除了我,全生产队可能没有第二个人去看过。每逢下雨天或赶场天(赶场天上午,生产队通常不会派工),我想看报就到他家去。推开院子的笆笆门,先叫一声:“我看报来了!”他家总有人指着喻少清一个人住的一间很大的、用篾笆笆拦的屋子说:“你进去看嘛,在席子下面”。屋里除了一间床和又厚又重的铺盖,还有两眼大猪圈,关着大大小小八九头猪;此外床前还有一张全家人吃饭的大方桌。因为屋里别无旁物,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去,即使独自待上一两个小时,也不会担心别人说屋里少了什么东西。每次我从喻少清的睡席下拿出一摞报纸,立即放在大方桌上,然后坐在靠近笆笆门(此处光线较好)的高板凳上,在群猪拱食的叫嚷声中,先看标题,然后像当年坐在川大图书馆里一样,静心地读起报来。

郫县也批“三家村黑店”  

5月中旬起,接连若干天的报纸,天天都有整版篇幅批判北京的“三家村”,批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此外还有大量篇幅批判四川的张黎群(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马识途(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沙汀(省文联主席)等。批判从学术问题迅速升级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当时最突出的感觉是,吴晗李亚群等五七年跟得那么紧、那么左,怎么现在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说他们右得很,左和右的标准究竟是怎么定的啊?后来又听说,李井泉在文革初期抛出马识途时,曾说:“这一次计划要捉20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到大凉山开荒去吧!”许多政治运动都以文化为突破口,文化界真是险象环生呀!不过李井泉精明一世,却看不见自己的后颈窝,不久他也成了革命的对象,连儿子都赔进去了,被北航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了。当然这是以后的事。

每次政治运动,郫县都紧跟上级部署。北京不是揭露了邓、吴、廖利用文艺反党开了“三家村黑店”吗,成都不是也揭露了李亚群等的“黑话”、“黑货”吗,郫县立即跟倒学,很快揭露出三个“反动家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乃棟,文教局副局长吴先存,郫一中副校长陈代钧。同时大批特批文化馆主办的《情探》讲座、书法展览,甚至批判文化馆提议恢复郫筒井、望丛祠、杨雄墓,以及郫一中举办“纪念鲁迅晚会”。认为以上全是搞封资修活动。所有积极参与者都被打成问题多或性质严重的“三四类”分子。主持过以上活动的吴先存、陈代钧,再加上主管部门领导人杨乃棟,勉强凑成“郫县的三家村”。此外,平时爱在一起高谈阔论“耍小圈子”的人,认为他们变相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甚至有些爱议论分县合县问题的(郫县与灌县于1960年前后合署办公,不久又分开)也被打成“闹分县” 的反党集团。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三四类”特别多,农业局竟有一半人被划为三四类分子。这段时间开展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基本上属于“整群众”阶段。

“破四旧”与“红海洋”  

8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旬,郫县三所完中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分赴街道、工厂、企业开展“破四旧”运动。望丛祠内的一些珍贵的石碑被砸烂,许多古书古画被视为封资修黑货予以查抄。清明上坟也是封资修,除了烈士有英灵,谁都没有。

庙里的菩萨更是难逃劫难。曾悄悄写了一首小诗《佛像》,1980年代凭记忆抄下来寄给重庆的《红崖》发表了,诗前有两句说明:“十多年前,游某寺,见一尊佛像被一群红卫兵在呼啸中推到。是夜,在油灯下,草成如下十行文字:“在虔诚中塑起来,/给它一身神圣的金光;/又在虔诚中将它推倒,/给它一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原是一堆麻木的泥土呀,/塑起来,/未必真就有了灵光?/原是一堆无辜的泥土呀,/打碎它,/未必真就摧毁了偶像?”

还有就是农村几乎无人看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许多人大字不识几个,却要组织社员进行纯粹“卖拐”式的文化批判。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成了文化大扫荡。我暗中猜想:会不会是歪嘴和尚又把经念错了?

有一天,大队组织了十来个贫下中农到我家收缴古旧书籍。他们对我还算客气,没有进屋搜书。我见他们一来,主动交出解放前父亲买的几册木刻本医书《金匮要略》、《汤头歌诀》,以及十多本早就想当废纸卖的旧书,他们接过一包书后,没说什么就走了。这群人随即到邻院龚光俊家去了。龚是地主,解放前高工校毕业,他家没有线装书,更没有封资修小说,但又不能不交几本书出来,东翻西翻,只好把一直搁在柜子顶上的20年前高工校的教科书《微积分》、《范氏大代数》交出来。后来还听说,郫县川剧团仿效成都市一些川剧团,焚烧了部分传统戏服装和道具。(1980年代有学者著文说,“文革”中仅浙江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籍就有八十吨之多!)

那时家里还有十来册比较喜爱的书籍,实在舍不得交出去化为纸浆,冒着被斗争和挨打的风险,此前数日就将这些书悄悄藏在柴堆里,准备待风声过去以后再取出来。几年后,熟成的二妹到乡下来看姐姐,顺便告诉我,她有个要好的姓童的中学女同学,喜读比较上档次的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西方的更好,希望我借几本书给姓童的看。有人分享读书的喜悦,我很高兴,遂将冒着风险保留下来的《斯丹尼斯拉夫斯基在排练中》等五六册书仔细包好交给她,捎带说一句:别弄丢了。谁知这些书自此有去无回。以后我问都不好意思问。又过好几年,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姨妹这些书还在不在?她说:“我以为你不要这些书了!” 除了心痛,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稍后,全县各场镇跟着成都学,几乎所有铺面全部刷上红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大搞“红海洋”。不过这股风,不久即被中央制止。城镇的中青年几乎人人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像章越做越大,有的大如茶碗。据官方资料记载,196610月,成都市的手工业厂(社),熬夜赶制毛主席像章日产2万枚(不包括其他工厂生产的像章)。旧有地名街名,多以革命的名义从新命名,郫县永定公社改称战旗公社,古城公社改称火花公社,唐元公社改称东方红公社,刘少奇被打倒后,他曾视察过的犀浦公社改称反修公社。

大打派仗  

10月,郫县县委顺应潮流,组织了500多名红卫兵赴京串联。这些红卫兵回到郫县后,立即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大概是11月的某一天,生产队派我和几名社员到县城去推化肥,在东街电影院门前,见郫一中一群红卫兵正与从成都到郫县“点火”的二三十名红卫兵非常激烈地辩论。有些人说省市委该火烧,有些人又说不能火烧,究竟谁有理,我们这些农二哥哪里搞得清楚,当时只觉得这些小青年个个都会说,都会打嘴仗。

紧接着,三道堰和马街相继出现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战旗分团”(简称“战旗兵团”)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火花指挥部”(简称“火指” )为名的造反派组织,也在当地街上张贴了不少“炮轰县委”、“打倒陈振寰”(县委书记)、“打倒钟光林”(县长)之类的大幅标语。随后又听说,县城的走资派开始戴高帽子游街,还命令他们口衔稻草在地上爬,成了名符其实的“小爬虫”。我平时极少去郫县,有一天一进城,就遇到红卫兵押着一串人迎面而来。领头的年龄较大,头戴高帽子,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划了叉叉的梁项久三个字,似乎还划了花脸,边走边敲锣,敲一声锣喊一句口号:“打倒走资派梁项久!” 以前我听说过一中的校长是梁项久,但并不认识。当时心里觉得怪怪的,就算是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好像也没有必要把严肃的悲剧当成滑稽剧来演吧?据说友爱公社一位副书记经常挨造反派的打,打完以后就命这位副书记爬通街,衣裤磨穿肉磨烂,许多围观者只能暗中同情。还有大字报说,县卫生局的造反派专门做了一顶一丈多高的帽子给走资派戴。连我们古城公社五大队五队也有几个年轻人建立了造反组织,要造大队党支部的反。还好,我们五大队三队平安无事,干活挣工分要紧,没有听说谁要造哪位走资派的反。

一时之间,三道堰长长的一条正街两边贴满了大字报。闲暇时偶尔上街逛逛,从大字报上得知,成都部分学生在东方红礼堂(原锦江宾馆会议厅)召开了“红五类翻身大会”,“黑五类”学生大倒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观点风行一时。

对不同的人来说,文革有不同的意义。有人指出,对大多数红卫兵,“它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斗争”。成都有七个红卫兵司令部,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一三二厂武斗死了人,川棉一厂在武斗中被大火焚烧。56日,成都峨眉机械厂两派武斗,其他一些造反组织前往支援,双方开枪射击,死亡48人,打伤127人,是为震惊全国的“五六事件”。以后成都地区的武斗持续升级。成都的“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与“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更是打得一塌糊涂,武斗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其间,川大的造反派曾到郫县武装部夺走上百支步枪。接着,县武装部的“支左”人员支持本县某派造反组织“抢走”库存的其余枪支。由是,郫县城乡枪声四起,武斗进一步升级。此时,大到全国,小到一镇一乡,都成了造反派斗殴的战场。

后来常听人说“青春无悔”,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很不负责任。曾读从维熙的纪实作品《走向混沌》,他说,文革期间,有一天他悄悄溜回北京,在一个十字街口,亲眼看见一个红卫兵女学生踩在一个老太婆(据说她是地主)的肚子上跳来跳去。还有人见到几个女学生用铅笔刀将教师凌迟处死。这些十几岁的女学生,怎么竟会如此残忍?这真是让历史感到惊讶的巨大的道德灾难和人性疯狂。我从红卫兵小报上还得知,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曾发表社论,标题叫《红色恐怖万岁!》标题字下面是一滴滴腥红的鲜血。有些红卫兵小报说得更吓人,说某一派的武斗学生抓住敌对派的学生领袖后,开膛破肚把他的心掏出来切成片,炒来下酒吃。弄不清楚这些消息是真还是假,叫人恐怖不已。还有更恐怖的,说是湖南、江西有个别县的“造反派”成批活埋黑五类及其子女,仅湖南一个不足40万人的小小的道县,就杀害、抛江、活埋黑五类及其子女四千五百多人。我们这号人听了更是胆战心惊。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实在不敢往下想。

(附记:1984年,我与好友袁永庆合写了一篇评论长诗《北大荒之恋》的文章,发表在北京的双月刊《作品与争鸣》上。该诗的作者李世非老先生(时任广州大型杂志《花城》主编)很重诗友情谊,以后每有诗集出版,常寄赠给我。2005年他又出版了一本诗集《红尘琐记》,老先生不忘再赠鄙人一册。内中有一首写得很克制、同时又很沉重的十行短诗《奶奶,我头上有土》,令我惊讶不已!至今能够背诵:“奶奶/怀抱三岁的孙儿/站在土坑边上/用衣襟蒙住孩子的头/被推进土坑// 孩子/在奶奶怀里/说出他短短一生中/最后一句话/‘奶奶,我头上有土……’”诗末作者自注:“2003年听广西友人讲文革事”。)

书接上文。以后在“大联合”、“三结合”中,郫县的造反派为了争权,各派明争暗斗。一些亡命青年高呼“为了保卫×××,冲啊!”,荷枪实弹互相射击。196857日傍晚,县境内对立的两派在武斗中有2人“误中流弹”,当场死于成灌公路上。据《郫县志》记载,到19685月,全县先后建立“群众组织”320个,因武斗“抢枪走火”打死7人。

近读一位学者谈“文革”的文章,这位学者“文革”时先后生活在重庆、上海。他说:“据官方报道,文革中有二千万人死亡,一亿人受到迫害。我曾目睹重庆武斗,见过街头被击毁的坦克和被自己同学钉死在黑板上的学生,三十万件武器流散民间,几十万人以武斗为职业,每天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曾注:1980年代末,重庆市主管部门在沙坪坝公园内建立了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园。诗人顾城参观后,写了几句极朴实而沉重的诗:“我没有哥哥/但相信你是/我的哥哥;/我有姐姐/但相信你也是/我的姐姐。”)这位学者接着又说:“我在上海没有听到过武斗的枪声,却看过公审和处决‘反革命’,他们的罪名是‘偷听敌台’。”1990年代有一天,我到成都老同学王地山家,当时他已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教授,他给我看了一位著名作家写给他的一封信,那位作家在信里说,195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出现投机的一代,绵羊和猎狗的一代,到“文革”又出现类似“猪狼杂交”的红卫兵一代。这个概括的对错姑且不论。这真是,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

特别是“文革”最初两三年内,社会治安状况十分混乱,一些坏人趁火打劫。有段时间,社员们纷纷传说成都有个自称“李向阳部队”的武装抢劫团伙,到处持枪抢劫,逐渐从成都市区漫延至周边区县,群众人心惶惶。古城公社多数社队自觉组织夜间治安巡逻队,并相互约定,遇到情况就“打阿吼”,互相支援。

我们古城五大队三队的夜巡队有六七个人,都是基干民兵。大队民兵连长徐德留是本队人,在他的带领下,巡逻队今晚在这家吃饭,明晚在那家吃饭,有一天轮到我们家。记得那天晚上我问巡逻队员们吃饭还是吃面,他们说,今晚榨荞面吃。行,我立即到詹家院子去借荞面榨,然后从泡菜坛子里捞出一大碗酸菜,又舀了一碗海椒酱。他们自己动手烧火、切酸菜、榨面,闹闹嚷嚷的吃完荞面后,各人捏一根棒棒,围着生产队转一圈,然后到哪家去围着桌子烧叶子菸吹壳子,到半夜十二点左右各自回家。夜间巡逻了十来天,“李向阳部队”没有到郫县,公社下令暂时解散所有的巡逻队。社员们算是受了一场虚惊。

19687月,中央连续发布停止武斗、收缴武器的布告,各地群众组织先后撤销,削平了山头,基层单位普遍建立了革委会。郫县革委会遵照上级部署,大力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活动。每户发一本“老三篇”,农闲时生产队经常组织社员逐字逐句学习。按大队规定,开半天会记4分工,因此基本上没有社员缺席。妇女们边纳鞋底,边摆龙门阵。有些小伙子则在下面悄悄打扑克争上游。反正点名画圈时,有人应声就行。学习强调“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十六字方针。有个绰号叫‘老疙瘩’的社员,他在路上见到一堆牛粪,为了争当活学活用的先进,以后多划几分“政治工”,当即解下身上的围腰,把牛粪捧进围腰里,然后抱到开会的晒坝,当众把牛粪倒进旁边的大粪坑里。为此,他受到生产队干部的表扬。但车过背就有人骂他:“假积极,一堆牛粪推到田里就完了,你屁眼(儿)疯发了,要用围腰把它抱到会场上来!”

在“三忠于”高潮中  

以后进一步发展到“早请示,晚汇报”。其程序大概包括:1.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2.背誓词:“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保证,绝对忠诚地听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读颂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有次与一位社员到成都火车站附近去推大粪(凭粪票推粪,每百斤大粪交5角钱左右),当晚住在北门外一家鸡毛店里,正准备洗脚上床,店老板吹一声哨子,大叫一声:“所有住店的全部出来做‘晚汇报’!”没有人敢不去,二三十位旅客(基本上全是进城办事的农民)立即跑出卧室,在一个类似神龛的木板上端挂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店老板领着大家恭恭敬敬地站在主席像前唸了几段语录,然后领着大家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程序上虽然明显偷工减料,但基本上走了个过场,勉强可以交差,这才让辛苦了一天的农二哥们回屋睡觉。

这段时间,全县城乡到处书写语录。五千年前的古埃及王宣布自己是太阳神的化身;两千多年前的印度国王阿育王也声称自己是人化的太阳,眼睛和心都燃烧着,老百姓想仰视他都很困难。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举国革命群众齐奉领袖为“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据说县城四门和县革委会大门内外都筑起了一丈多高的‘语录碑’。我们三队有条牛不易驯服,经常打圈,有个小伙子被它蹬了一腿,实在气不过,在牛圈房门口也写了一条语录:“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有些队还规定,社员下田之前背诵三条语录,可记三分“政治工”。到一些商店买东西、进饭馆、上车,也得先背诵语录。后来流传一则笑话,说有一天某人去供销社,进门就听到一个中学生和售票员的对话: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能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什么不能挑?

售货员:“在路线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能挑就不能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爱买就买,不买拉倒!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

可否作一句点评:“神圣”一旦过了头,就成了滑稽。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改造地引用过埃斯库罗斯的一句话:“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1969年元月,在“三忠于”高潮中,郫县红光公社在成灌公路旁,建造了高大的主席像。以后,在郫县每一个乡场上或每一个幼儿园里,都可看到大人和孩子都在跳“忠字舞”。我们三队为了普及“忠字舞”,有段时间专门派一位读过农中的贫农女子,每天抽出一小时在晒坝教大家跳忠字舞。我们的大儿子那时刚满三岁,他在旁边看大人们边跳边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多看几回他都学会了,晚上一上床就跳给我们看。

随后上级又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说是苏修随时都可能向中国乱扔原子弹。生产队动员家家户户挖备战壕(又称防空洞)。前几年分家时,我家分了几笼竹子,竹子旁边有方桌大一块空地,想栽一棵树都栽不下,正好利用这块派不上用场的空地挖备战壕。我参观了几户农民的备战壕后,因地制宜也挖了个可容纳全家四人的小备战壕。为了防御核辐射,坑挖得很深,整整累了两天,大功告成。可惜挖好后从未用过,几个月后,把它填了。

不久,林彪出事了。社员们大为惊讶。生产队请贫协主席李升平(解放初曾任县长高忠点的通讯员)在仓房前给社员读文件。李升平喊我也去听文件。真是听得我心惊肉跳--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怎么也会干这种事?!此事对我的思想震动极大,许多问题愈想愈糊涂。有人认为,1971年的林彪事件,实际上已经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以后上级宣传部门又发动农民批林批孔,批党内大儒。听说三道堰一些单位批得很起劲。但是一直靠挣工分吃饭、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农民,连孔子是啥人都不知道,有的以为是中央某个大官。有天到一户社员屋后的灰房挑草木灰撒田时,听到屋里两个老农一问一答:“孔子是谁?”“是孔老二。”“孔老二又是谁?”“孔老二就是孔子。” 说来说去,两个农民还是不晓得这个姓孔的家伙是干啥的?更不晓得他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在“文革”后期,动辄斗争调皮捣蛋、爱说吊话的社员。每次大队开斗争会,生产队长都叫我参加。我们生产队有两位目无组织领导的贫下中农挨过批斗。其中一个姓张的小伙子,他在插秧时骂下乡支农的公社团委书记:“这个龟儿子会享福,‘大战红五月’公社派他下乡与我们同劳动,他每天骑起自行车来,一到生产队就去聂家睡瞌睡,连照面都不跟我们打一个!”就为这句话,他在斗争会上坐了一次喷气式飞机。

连贫下中农都动辄挨斗,我这个右派分子坐在坝子里开会时真是如坐针毡,深怕台上有人大叫一声:“把曾祥麟拉上来!”还好,我这个分子一直平安无事。后来我才知道,大队支书兰次彬(读小学丁丁班的同学)对我的印象不错。如果他看我不顺眼,我坐十次喷气式飞机都不算多。

“文革”期间的两个小故事  

那时有些人动辄将生活中芝麻大的小事升级为政治问题,思想敏感到神经质的地步。我们生产队有个姓李的贫农副队长很能干,不仅做农活是一把好手,还擅长泥工,会砌灶,会盖房,还会做红白酒席。有一年他翻盖自家的麦草房,在房顶正中位置用麦草扎了一朵很大的菊花,很有观赏性。某日,一位大队干部到三队巡视,偶见李家房顶上扎的菊花,他站在院坝中左看右看,总觉得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图案有点相似。他特别认真地数了房顶上麦草菊花的花瓣数,16瓣,放心了。如果少了四瓣,恰好是十二瓣,李家哪怕是世代贫农,照样会看成严重的政治事件。轻者免去副队长职务,重者可以送进班房。

还有一个故事也值得写一笔。那时城里人虽然谁都瞧不起农民,但谁都不敢对贫下中农公开表示轻蔑。有时候,贫下中农这块招牌还是挺管用的。有次古城五大队一队派朱清门(历史反革命)和一位年轻社员去成都拉大粪。四个大粪桶捆在架子车上,二人缓缓悠悠一步步拉着车朝回家的老西门方向走。那时是夏天,大太阳把装大粪的木制大圆桶晒得滚烫。没想到穿过一条小巷时,其中一只桶可能装得满了些,大粪翻泡把木桶胀爆了。只听“嘭”的一声,大粪流了一地,还溅了不少在居民住户的门板上、墙壁上。年轻社员力气大拉中杠,拉车的绳子依然挂在肩上,回头一望傻了。拉侧翼(俗称“飞蛾”)的朱清门以前在成都念过高中,当过宪兵,见过世面,样子很像城里人,为避免大粪流到脚上,他赶忙扔下绳子跳到一旁。

顷间,只见小巷里一下冲出来一群人,拦住架子车。有的指着年轻农民叫嚷:“把架子车给他扣了!” 还有一个老头火气更大:“喊这小子把门板上的大粪舔干净!”站在一旁的朱清门灵机一动,忙挤进人堆说:“吼啥子吼!人家贫下中农进城帮城里人拉大粪,怎么能这样对待贫下中农呢?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 那时还是文革时期,一听“贫下中农”、“阶级感情”,大家好像清醒了,谁也不敢再骂了。只听朱清门又对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小姑娘说:“这位小妹(儿),快去打盆水来,帮这位农民叔叔把溅在衣服上的大粪揩了!其他人赶快去拿扫帚抹布,都来帮助打整嘛!”老老实实听他指挥的一群城里人,正忙着擦门板、墙壁或清扫路上的大粪时,朱清门悄悄对拉中杠的小伙子说:“赶快走!”两人拖起架子车就走。只听后面的人大叫:“狗日的农老二奸得很,装得好像,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嗦!”架子车很快走远了,管那些人怎么嚷怎么骂,反正听不见了。

前几年在茶馆里听当事人、当年的历史反革命朱清门讲这个故事时,茶桌上的农二们都开心地笑了。

尊敬曾经瞧不起你的人  

一位L老师,解放前在三道堰当过中心小学校长,解放后留校任教。“文革”时,他在回龙寺村小教书。这种屁股上多少夹着一点点屎的留用教师,政治警惕性特别高。他家住四队,有个假期,大队分派他给三队的社员逐户发放耗子药。他到我家时,天色已晚,家里正在煮晚饭。熟成在灶上忙着煎海椒,我在灶下烧火。L老师站在灶房门口叫熟成领耗子药。但煎海椒必须不停地翻动锅铲,我从烧火板凳上站起来,三脚两步赶到L老师身边,谁知L老师不给我,向我挥挥手,意思是叫我回去烧我的火,弄得我极端尴尬。我知道,因为我是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L老师担心我拿了耗子药说不定会去毒害革命群众,因此点名叫熟成去领药。熟成虽然曾经是右派,但毕竟已摘了帽子。L老师连一包在三道堰大桥两边的地摊上随处都可以买到的耗子药都不让我去拿,对我的刺激真是太大了!我想,回家几年来,生产队长多次派我打农药,有些农药毒性很大,比一般耗子药的毒性还要大;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都对我很放心,在你L老师的眼中,为什么我曾祥麟竟会如此可怕呢?从此以后,不管在任何场合下见到他,我决不理他。1990年前后,我在县医院排队取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保列治),这位L老师也在取药,他走过来告诉我:这药效果确实好,他服过几年。我很不想搭理他。也许他把二十多年前认为我连领一包耗子药都不够资格的事忘光了。可是现在别人好心好意向我介绍保列治的疗效,如此热情,我总不能冷眼相向吧?何况他在历次运动中也是一个担惊受恐的可怜人,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还计较什么呀!于是客气地回答一句:“好久没有见到你了,L老师,你好!”

还有一位Z老师,解放前高中毕业,地主家庭出身,每逢政治运动一来就夹紧尾巴,因此在历次运动中平安无事。文革期间,他也在回龙寺教书。邻院一个姓李的社员是他的内侄。李于1980年代以后当了村支书,我在家当农民时,与我的私人关系很好,还跟我一起到双流煤建公司去推过煤。有次他家田坎上的胡豆成熟了,那天他妈和妹妹都不在家,他煮了两碗胡豆,请我到他家去尝新。此时,他突然发现Z老师--他的姨父--远远过来了,忙叫我到厨房旁边的寝室内去避一避。Z老师站在灶房门口跟侄儿说了一席话离开后,李才把我叫出来,抱歉地说:“我这个姨父这几年特别积极,警觉性特别高,见到当官的点头哈腰,但见到我把你请到家里吃胡豆,一定会大发雷霆。”这时候我特别悲哀。去贫下中农家吃胡豆,在一般农民乃至生产队干部看来小事一桩,可在一些出身不好,立场却又特别坚定的知识分子眼里,却是很严重的事情。

前文说过,我家的成分是工商业,虽然不算太坏(当上中农看待),但几弟兄全是走霉运的人。二弟祥文1970年劳改回家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劳释犯。好在生产队里各挣各的工分,与社员的关系总体上还算融洽,没有谁故意给我们小鞋穿。但在公社干部,乃至一些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在农村的公社“八大员”的眼里,我们这个家非常糟糕。有个在古城农中临时管过几天事、大概属于“八大员”一个等级的人,有天到我们生产队办什么事,听说他十分鄙夷地公开踏屑我们几弟兄:“曾家几弟兄枉自读了多年书,全是他妈的废物,一笼鸡没有一个开叫的!” 没有料到,1980年代我家老二老三两个兄弟都成了公社中学的教师,我在县上还有一点小小的名气。有一天,此人与古城公社另一位同事到县志办拜访我。他太健忘,甚至当面向我说了几句恭维话,颇使我感到惊讶。

写到这里,不由又想起前人的一副对联:“世事如棋,让一着不为亏我;心田似海,纳百川方见容人。”要学会尊敬曾经瞧不起你的人,需要大修养、大胸怀。我在为人品德、处事修养诸方面,真的还差得太远。

知青下乡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肯定是一件大事。1968年底,《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按统一规定,凡年满16周岁的城镇青少年,不论高中、初中或小学毕业,都必须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事实上,高干子女大部分通过参军躲过了下乡的劫难,没有躲过下乡的,一般都凭藉出身优势最早招兵招工招生离开了农村。几年内,郫县农村先后接收、安置下乡知青七千七百余人。共建集中居住、集体劳动的知青点42个,共安置500多人;无条件的社队,知青分散到各生产队,由生产队统一安排住房,或集中住公房,或分散住在社员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分配。这些知青从下乡第一个月起,由国家按每人每月35斤的标准供应一年,停止供应后接不上秋收分配的,由知青所在队按上述标准供应到分配粮食时为止。插队知青参加队里劳动分配,两年内口粮达不到城镇居民标准的,由国家补足,他们烧的柴火,由生产队保证供应,随便拿,对他们的生产、生活用具一般由生产队购置,有时还发给困难补助。

这些知青对每个生产队都是大负担。许多生产队根本不愿接收他们。用农民的话说,知青下乡,哪里是来接受什么再教育,社会养不起了,便把他们弄到乡下来“抢”我们的“饭”吃。特别是男知青,多数不安心劳动,不少人经常到社员自留地里偷菜,或夜晚到社员的鸡笼里偷鸡,甚而到处惹是生非打群架。那时的知青,往往是手上一对护腕,这行头老实人一见便欲退避三舍。还有标致道具:皮带。许多知青最喜欢军用皮带,一是系上显得威风,二是可以取下来提劲。如果要打架,便一手提皮带,一手提裤子,宣称:哥们一只手捡你虾子!农民惹不起这些经过武斗锻炼的知青,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我亲眼看见,有个赶场天,几个知青在三道堰场口用砖头狠砸另外大队的两个知青,没有人敢去劝架,其原因据说是争风吃醋。有天晚上三道堰文昌宫的戏台上有外地剧团演出样板戏,台下观众拥挤不堪。有一群知青干脆爬到戏台上去看。维持秩序的本地工作人员请他们下台,知青们昂起脖子骂:“老子们在成都连产猫军(指‘保皇派’产业工人战斗军)都敢拿刀砍,在你们这个小乡场还会翻了船!”边骂边把维持秩序的人朝两公尺高的台下推,接着又跳下台狠揍这个无辜的工作人员。场子里的观众为无辜被打的靠拉车、扛包为生的本地平民(真正的最底层劳动者)冯老二抱不平,大叫:“赶走知青!赶走这些流氓!”最后酿成群殴事件。

我们生产队很幸运,先后分来四位规规矩矩的成都女学生。她们的年龄,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六岁,都是初中肄业生。其中一位家住成都小南街的姓周的女知青,后来与本队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李森寿结了婚,李后来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周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还有一个女知青叫姜素英,她的年龄最小,到三队时可能只有15岁。她下田扯稗子,一只手提不起几十棵带泥的稗子草,只好把水淋淋的稗子草甩在背上扛起走。大热天在水田里扯两三个钟头的稗子,满头满脸是汗,浑身糊满了泥水,从衣领跟着裤脚管流,真是狼狈极了。社员们都很同情她,背地里为她叹息:“真是拉命债啊!”这个女子家住成都陕西街,1983年我在成都人民西路见到她,她还认识我,像他乡遇故知一样高兴地叫我:“曾叔叔,我家住在陕西街,院子门口有一棵大泡桐树,欢迎你来耍!”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很懂事。但在我的印象里,她始终是那个在秧田里浑身糊满稀泥的可怜兮兮的小姑娘。

 “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到现在,“文革”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不少人说,向前看,忘记它吧!但那个为时长达十年的可怕的噩梦,想忘就忘得了吗?能够忘记吗?

灾难是怎么降临的?海外一位学者在一篇文章里说:“灾难是在大家忘记了它的时候降临的!”每个人都有告别文革的时间,只是有些人早些,有些人晚些。“文革”造成巨大的社会伤痛,但好像没有谁是真正的胜利者。“文革”不可能锻造一个新中国,但在阵痛中结束了一个旧时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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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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