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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分家后,品尝人生新一轮艰辛

1965910日从望丛祠学习回家后,熟成的面影时时盘踞在心头,决定过几天进城去见见她。我应该学会做一个勇敢的人。我准备了一张1958年在川大原女生院后门外一家小像馆拍的照片(以后几年根本没有照过相),在照片背面写了两句:“你明明离我很近,又像距我很远”。意思一看就清楚,打算见面时送给她。

那时正忙于收割尾批中稻。回家后的第三天下午,我正在李家院子旁边一块田里割谷子,妹妹跑来喊我回家,说是有个女的要会我。会是谁呢?妹妹说不认识,只知来人说她姓韩,二十多岁。我明白了,一定是她来了。回家一看,果然是她。原来,郫筒镇组织一批无业人员--男女老少都有,大约二三十人,到三道堰罗家桥徐堰河边锤碎石,昨天报名,今天就来。一大群人下午到三道堰文昌宫内的戏台上把地铺“罢”好后,已经四五点钟,暂时没有其他事干,她立即根据前天在工商联分手时我告诉她的地址,顺利地找到我家。

妈和妹妹估计到我与来客可能有那种关系,叫我们到寝室里去说话。好像还没有进入主题,不觉半个钟头过去了。她准备告辞。我留她吃了晩饭再走,她说:“我们吃集体伙食,六点半钟开饭,一定要赶回去吃饭。”不便强留。临别时,我把放在抽屉里的照片给了她,捎带说一句:背面写了几个字,你看看。她站起身凝神看了照片背面的题字,没有说什么,只是会心地淡淡一笑。

以后几天,晚饭后她常来我家,彼此的感情迅速升温。有一天晚上,她在我家待的时间长了些,回到镇上诸多不便,我留她住下。我说:“放心,我不会怎么你。” 夜深了,该睡了,我们和衣并排横躺在床上,连鞋都没有脱。过一会,母亲在窗外紧张地低声叫我:“祥麟,你这样做要不得!”她深怕出什么不轨之事。当时睡意正浓,眼睛都睁不开,我懒懒地回答她:“妈,你不要瞎操心,没有事,你睡吧!”我敢断言,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会相信,那天晚上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俗活说:板板门对板板门,笆笆门对笆笆门。没有想到第一次参加右派学习,便找到患难与共的终身伴侣。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为我高兴。可是我们的婚姻并未得到岳父母的认同。有一天熟成回家向父母讲了我的情况,父母坚决反对。他们说,你刚摘了帽子,又去找一个还没有摘帽的右派,而且是农村的右派,这不是睁起眼睛跳岩吗?熟成脾气犟,一当作出了决定,就会朝前走到底,决不再回头!

几天后,她回家像做贼一样从神龛抽屉里偷出户口本,悄悄到东街居委会开了一张证明。次日,我俩人不知鬼不觉到郫筒镇政府办了结婚证。再数日,她干脆舍弃城镇户口,落户到农村。那时许多农村女子想方设法嫁到城里去吃供应粮,熟成偏偏反起干,所以有些亲戚背后骂她是“瓜女子”,她知道后一笑置之。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但是不能否认,较长一段时间,国家的政策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许多城里人享受的待遇没有你的份,城乡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这条鸿沟,使得农民从娘胎里一出来,便被打上了“二等公民”的烙印。难怪城里人瞧不起农民--你的地位,你的贫穷,全在那儿摆着。

话说举办婚礼的前一天,父亲专程从成都回家,送给我们一床新蚊帐,又出钱买了三十多斤肉和好几斤酒。那天三弟祥荣也从彭县磁峰宽河坝煤矿赶回家来,负责采购、收礼、接待客人等杂务。本生产队的李家福、杨朝军两位副队长会做酒席,头天下午就到我家帮忙,熬了一个通宵,做了八九桌酒席,全生产队三四十户人都来吃了我们的喜酒。从此,熟成当了农民,成了我的妻子。

婚后,熟成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岳父母反对我们的婚姻,完全可以理解,怪不得他们。大约四五个月后,她二妹突然来到我家,说是爸和妈要她回去一趟。回去干什么,妹妹说不清楚。我很担心她回家后会挨打,决定陪同她一起回家。心中想的是,万一岳父母打她,至少我可以挡一挡,实在不行,拉起她我们就跑。没料到回家后平安无事,吃完午饭临走时,岳父给了熟成一床新铺盖,一口新箱子,算是给女儿办的陪奁。

后来才听说,县委统战部有次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会议结束时,统战部长张步伦请她父亲留下。张部长说,听说你女儿和古城公社一个大学生右派结了婚,你坚决反对。据我们了解,曾祥麟虽未摘帽,但他在农村的表现不错,摘帽只是早晚的事,你应该支持他们的婚事嘛!农村也是有前途的嘛!老丈人最听党的话,一肚皮的气当即消了一大半,这才叫十八九岁的二女到乡下喊姐姐回家,勉强认了我这个女婿。

熟成与社员的关系处得不错,但婆媳关系一直比较别扭。第二年(1966年)生下孩子后,终于分了家。分家不一定是坏事,可以减少许多矛盾。当时我们家除母亲外,有弟兄四人和一个十七岁的妹妹,六个人总共只有一间瓦房、五间草房。瓦房比较大,折合两间,相当于七间房子。分家时,母亲和弟弟照顾我们,分给我们一间半草房,另外分了一条十多斤重的小猪。当时家里不仅没有存款,还向邻居借了十多元现金。也就是说,分家时我们不仅没有分到一分钱,还分了两元钱的账。当时家里连喂猪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把猪儿卖了,用卖猪的钱,把两元钱的账还了,添置了一把锄头、一挑粪桶、一根扁担,以及筲箕锅铲之类的厨房用具。

1967年秋收后,有了稻草,砍了些竹子,紧挨母亲家的猪圈房,请人搭了一间十平方左右的“马屁股”,又请邻院的一位木工用桤木棒棒做了一眼小猪圈,买了一个小猪槽、几块石板,然后卖了几只鸡,又卖了当年生产队分的十几斤叶子菸,拼拼凑凑买了一根不到十斤重的小猪儿。自己在猪圈旁挖一个坑,买了二三十斤石灰,糊了个接猪粪水的茅厮。如此简陋寒酸的家,在全生产队找不到第二户。与我关系不错、多次借自行车给我的廖昌吉的母亲廖五婶,她家比较富裕,又很宽敞,有次到我家前前后后看了看,叹口气说:“看到你家这么窄,转身都打不过,啥东西都没有,我心都紧了!”

农村生活很艰苦,贫下中农可以年年吃照顾,我们这种家庭没有上帝恩宠,只能咬紧牙巴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特别是回乡最初四五年,粮食紧缺,连“一吹三波浪”的稀饭都吃不饱,下午收工回家后,揭开泡菜坛子连泡海椒都想捞两根塞进嘴里。大儿子两三岁时,严重缺乏营养,连饭都吃不匀净,只有生日才能吃个鸡蛋,极其瘦弱,火灾后已经搬到另外院子居住的李贤贵说:“这个娃娃的耳朵都透得过亮了!”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很难过,但又有什么办法!家里必须喂猪,我家的猪有几年连米汤都难得吃上一口。大人娃娃顿顿吃稀饭,哪里有什么米汤!因为缺少精饲料,所以我家的猪长得特别慢。变一头猪,到了我家都该倒霉。

小镇桥头有一家蔬菜店偶尔卖二三十盆米凉粉。这凉粉是用粮站筛出的谷粺、米屑推出来的。为了买几斤这种涩口的凉粉填肚子,附近的农民半夜就得赶去排队。有一年冬天,熟成凌晨三四点钟就起了床,手上提个竹篮,背上背着两岁多的儿子,急匆匆赶到镇上去。路上,儿子指着天上的月亮问:“妈,那是太阳吗??” “瓜娃子,天还没亮,那是月亮!”

熟成走到三道堰大桥南端蔬菜店门前,已经排了十来人。她很高兴,今天买凉粉大有希望。脚都站痛了,腰都站酸了,背上的儿子醒来又睡熟,睡熟又醒来,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蔬菜店的几个太爷太婆吃完早饭慢吞吞的开始上班了。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老太太和半桩桩娃娃,他们硬挤进行列里,说是昨晚上就用地上的砖头石头排了队。这些人都是镇上的居民,农民惹不起这些地头蛇,只好眼鼓鼓地看着他们把一盆盆凉粉买走。还没轮到熟成,凉粉早已卖完了。冤冤枉枉在冷风里站了几个小时,回家后,熟成把儿子从背上放下来,发现儿子脚上一只新棉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肚皮怨愤的妻,一巴掌打在儿子屁股上,无辜的儿子哭了,熟成的眼泪也刷刷地直往下掉。类似的辛酸,在农村十几年里经历得太多,无法一一细说。

那些年,农村的柴禾也很紧张。夏天收小春作物时,熟成白天忙着割麦子、拌麦子,晚上哄孩子上床后,立即摸黑赶到地里拔麦桩,蹲着拔,跪在地上拔,一拔就是几个小时。这种苦,许多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妇女都吃不消。熟成为了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年年拔麦桩,一双手被麦桩戳得不像样子。入冬后,柴禾尤为紧缺,她随同邻院的妇女,背上我编的大背兜,手上拿着竹耙耙,到邻村一些竹树多的院子外去捡树叶,有时遇到主人咋呼,或者放条狗出来,跑都跑不赢。

熟成的二妹到水电七局当了工人后,见我这个姐夫穿得很破烂,冬天发劳保裤时,故意领一条男式棉裤送给我。我这人没出息,连一条姨妹送的棉裤也保不住。那年生产队有几个社员准备推鸡公车到百里以外的灌县麻溪去买煤,我决定与他们同去。煤钱哪里来?唯一的办法是卖棉裤。第二天三道堰赶集,我在集市上人最多的大桥上(当时是房盖廊桥),将背篼底朝上口朝下杵在地上,插个篾圈圈(农村旧俗,卖东西的标识),再将劳保褲放在上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卖了七元钱,总算勉强凑够了去麻溪买煤的费用。

某日,生产队一行5人,一早便各推一辆鸡公车向灌县出发,晚上到达距灌县城区西北约十多公里的目的地麻溪(最近听一位都江堰市的文友说,当年的麻溪,早已被埋在紫坪铺水库几十米以下的水里了!)

原来听说麻溪的煤质量不错,价钱便宜,而且不需要煤票,随便买。晚上向旅店老板打听,方知此地虽有几个小煤窑,但煤的质量并不好,而且供不应求,恐怕不易买到。大家都没有到过麻溪,信息有误,怪不得谁。次日早饭后,赶到附近两个村办小煤窑一问,都说煤卖完了,如果居心要买,再等两天。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挣几角钱,我们这几个穷庄稼汉哪里等得起,赶紧找另一家煤窑。

第三家煤窑在山坡的高处。破破烂烂的一间小屋里,一位值班的汉子说:“现在灌县所有的煤窑都供不应求,我知道你们走一百多里路不容易,我们这儿煤倒是有几千斤,但坏话说在前头,这堆煤质量差,你们看得上就买,买回去烧不燃,别说我们骗人。”他带我们到坡后的煤堆上去看,果然成色很差。好煤不仅轻,而且黑得发亮,而眼前的煤却发黄,不仅矸石多,而且用手一捏就成坨,基本上属于等外级“泥煤”,价钱却不便宜,比煤建公司卖的优质煤还贵。但煤建公司的煤只供应机关团体、企业、街道居民,我们这些农二买不到。

卖煤的把我们的心理揣摩透了。又没有估倒你们买,嫌价钱贵了请走人。我们明知被他宰了,也只好忍了。当时农村十家有八家缺柴烧。常有农民无可奈何地调侃说:“既要喂人又要喂猪,下一步只好锯脚杆来烧了!” 要不是逼慌了,谁高兴跑到这山旮旯来花钱买罪受呀!既然来了,总不能空车返回吧。我们五个人,有的买500斤,有的买400斤,我的气力小,钱也不多,买了300斤。

煤窑上的汉子把过了秤的煤背下山后,我们装好车立即启程。路很难走,坑坑洼洼。午后一两点钟,肚子饿了,路上没有一家饭馆。好在各人的车脚笼里都装着几斤米,饿了就停下车来,坐在车杠上嚼米吃;口干燃了,就到沟里捧水喝。鸡公车推到青城大桥桥头,天已黑了,只好在桥头一户农民家里住下来。先称米煮饭,吃了就睡。一律睡地铺,每铺四角钱。

第二天下午,鸡公车推到郫县永兴公社地界,每走一步,我的右膝盖便痛得像针刺,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同行的詹老六(詹积成的弟弟),外号人称“詹铁人”,比他哥的气力还大,而且爱帮忙,见我愈走愈慢,一瘸一拐的,老是跟不上队,不时停下车来,返回来帮我拉车。他不断给我打气:“不远了,还有30里就拢屋了,坚持!”

我的天,还有三十里!再走三里也要命!又咬紧牙关走了三四百公尺,见路边有一家鸡毛店,我对詹老六说:“我实在没法再坚持了,今晚就在这家店里住下,你回家后给我小兄弟祥中(当时已十八九岁)说一声,叫他明天上午来接我。”(此时三弟祥荣在彭县宽河坝跃进煤矿当工人)我把鸡公车推进冷冷清清的旅店里,首先烫脚、揉膝关节,然后赶紧躺在臭烘烘的床上休息。天黑后,称了四两米给店主,在店里吃了晚饭。次日早晨起来,活动一下膝关节,发觉膝盖不痛了,吃完早饭赶紧出发。鸡公车推到县城北门外宋家林附近,祥中接我来了。感谢小弟祥中。此后便由他推车,我在后面跟着走。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来回跑了两百多里路,历时三天半,一路上吃尽苦头,花尽家里的积蓄,结果推回300斤时时熄火的泥煤。熟成每次烧炭灶煮猪草,常为似燃非燃似熄非熄的炉火急得满头是汗,多次抱怨卖煤的太坑人。我只好一再纠正她:“不要怪人家,要怪就怪我们的命不好,谁叫我们是农民!”南北朝时期《神灭论》的作者范缜打过一个极生动的比喻,他说,人就像被风吹落的一朵花,有的飘落到王侯的宴席上,有的飘落到厕所里。这个比喻,即使再过三五百年,可能同样管用。

(写到这里,想多说几句。有些人当了一辈子农民,但对当年农民在社会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却未见得很清楚。他们只觉得与报纸上或电影电视里头的那些农民有点不一样。可能就在我去麻溪推煤这一年吧,我亲眼见到一位提筐的农民挤上公共汽车后,不小心把前面一位城里人撞了一下,那城里人回头便骂:“鬼撵起来了!你这个‘栾二’!”骂人也要讲道理呀,怎么能这样糟蹋庄稼人呢?那城里人大约五十多岁,好像是个小商贩,算不上高等人嘛,眼屎巴渣的,衣服都没穿伸抖,而他居然也敢大声武气骂“你这个栾二”!这位被骂的农民,壮实得像一头牛,只消伸出一只手便可将那瘦小的城里人扔出车窗外,却只是无限委屈地涨红着脸,一声不响。那时我也在车上,那人连我一起骂了,我有个大缺点是容易激动,顿时一股热血冲上脑门,不顾自己嘴笨不会骂架,而且还戴着右派帽子,回骂了那城里人一句:“栾二怎么啦!你城里人又有什么了不起!”那城里人不知我这个打抱不平的是干啥的,见我蹦起八股筋,以为遇到了歪人,一下子不做声了,原来也是个脓包。最早农民被城里人称做“农二哥”,对这个称呼,认真一咀嚼,其中似乎只有调侃的成分而并无抬举的意思。后来,干脆把名不副实的“哥”字给省略了,简单地称做“农二”。再后来,身价进一步贬值,被蔑称为不伦不类、连音都不好标的“栾二”,就像公共汽车上那位城里人骂的。再后来,农民的身价再掉份,被称做更难听的“栾喝皮”。我们农民像诗人牛汉笔下的蚯蚓,终年用头颅默默地耕耘,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劳动养育了社会,为什么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肯体谅我们、平等地对待我们?穷,难道是我们的罪过?)

回头再说,那时我和熟成一年能挣三千七八百分工,折合两百多元,此外猪屁股包肥及草木灰、鸡屎粪投资有一百多元,两项加起来参加年终决算,扣除所分粮食、柴草、猪饲料等杂七杂八的折款,最好的年份可分现金七八十元。生产队的工分值一年比一年低,因此所分现金一年比一年少。钱一到手,翻盖一间草房,培修一下猪圈,添点小农具,大概也就所剩无几了。

那些年大人三年难得添置一件新衣;小儿子捡大儿子的衣服穿,大儿子捡五嬢(勳成)的衣服穿,管它颜色花不花,衣服大不大,有嬢嬢的旧衣服可捡就不错了。那时许多家庭布票不够用,我们家的布票却用不完,每年都要卖一两丈布票换生活必需品。我和熟成在家尽穿补丁补疤的衣服。有一年生产队长派我到县城推水泥。干这活特别脏,装车、卸车必须扛水泥袋,连头发上都扑满水泥灰,从脑壳顶髒到脚板心。那天我穿了一件来不及打补丁的最烂的衣服。车推到县城一环路东北段,想起要到岳母家去一趟。刚跨进公王巷10号大门,岳母见我穿一身讨口子衣服,非常惊讶,立即进寝室将岳父的一件旧中山装拿出硬要我穿上。我说:“推车子用不着穿好衣服,今天如果在三道堰供销社推水泥,我连这身烂衣服都用不着穿,打个光胴胴就去了。”岳母不想听我解释,不住催我:“快换上,快换上,邻居见了要笑话的。”我这才意识到,我不怕丢脸,丈母娘怕丢脸,只好把烂衣服脱下丢在车脚笼里,换上老丈人的大号蓝布中山服,穿在身上浪过来浪过去的,像放风筝一样。以后,我再也不敢穿破衣服到岳母家去了。真是丢人啊!

每逢场期 ,我常到三道堰市场、桥头各处逛逛,打个通街,“赶个耍耍场”,身上一文钱不带。有次偶然走进地区医院。此处原是永定乡乡长郭崇韬于1947年新修的公馆,小时候来过许多次,很宽大,不知什么时候坝子里新开了一家茶馆。现在已到散场时候了,茶客已经不多了。正准备向外走,忽听后面有人叫我:“老曾,喝茶!”回头一看,是一位姓王的年轻人在招呼我。此人家住西栅子外,常在三道堰街上操,算是这个乡场上比较操得转的农村青年之一,但我从未跟他说过话,不知他怎么会认识我。只好拱手点头应付一句:“不喝不喝,谢了谢了!”谁知他一边向我招手,一边高呼:“倒(沏)茶!”堂倌的动作快,话音刚落,茶就沏好了,只好过去挨着他坐下。我早就听三弟祥荣说,这个姓王的喜欢提劲,一桌人喝茶尽听他在说。果然是这样一个人。那天他说了许多提劲打靶的话,都忘了,只有一句记住了,至今不忘:“不管咋个说,走进茶馆,老子摸得出两碗茶钱来!” 他是在说我吧?肯定不是。但从此以后,如果身上没有两碗茶钱,我再也不到茶铺里去瞎逛了!

鸡是农民的小银行,那是必须喂的。每年春天买十一二只小鸡,几个月后,母鸡留下来,公鸡全卖掉。家里常年喂几只会下蛋的母鸡,但我们几乎没有吃过鸡蛋,鸡蛋全提到市场上去卖来换煤油盐了。有一年家里养了一只良种公鸡,半年就长到八九斤重,走起路来咚咚咚的,邻居羡慕地说,今年你们家要过个肥实年了。我们只能苦笑一下。鸡肉虽好吃,油水太少,解不了馋。春节快到了,熟成将大公鸡装在背篼里,背到市场上去卖给在粮站工作的几个打平伙的年轻人,七角钱一斤。用这钱换回四五斤猪肉,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年货。晚上睡觉前,熟成将两坨猪肉放在饭桌上,上面严严实实压个大筲箕,这是一家四口的年肉啊!还未睡熟,只听隔壁厨房里一声重响,熟成赶紧跳下床,鞋都来不及穿便赶到厨房去,糟糕,筲箕掉在地上,饭桌上只剩下一坨肉,还有一坨已被谁家的猫衔走了。两口子急得两眼冒金星,点起煤油灯四处寻找,哪里还有什么肉!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倒霉人尽遇倒霉事。

我家先后养过一百多只鸡。养鸡的可不是吃鸡人。在农村十几年里,我们家只吃过几只病死的或在粪坑里淹死的鸡。民间有一句老话,生孩子是“娘奔死儿奔生”,“有命吃鸡汤,无命见阎王”。近些年老两口闲聊时,偶尔忆苦思甜,熟成不止一次遗憾地说,1970年她生老二时,月子里连一只鸡腿都没有吃过,至今耿耿于怀。每逢这时候,我只好勉强安慰一句:“现在吃来补起嘛,天天都可以炖鸡吃。”她也只好释然一笑。

说起来笑人,有个赶场天,和一个年年吃照顾的贫农一道上街,路上他自豪地说,不管啷个说,家里酱油是没有缺过的,吃面(汤面)从来不放盐。我听了着实羡慕,因为我家除了过年过节外,平时是从不吃酱油的。不是不想吃,是吃不起。每逢吃面,碗里丢一撮盐,久而久之也就不以为怪了。居然还有从来只放酱油不放盐的!想吃一点酸味更简单,揭开泡菜坛子,舀两勺“酸啾啾”的泡菜水,就把醋取代了,连醋都用不着买了。这种人,在三队绝非仅我们一家。

家乡土肥水足,农民天性勤劳,为什么时至今日,仍然在生存线上苦苦地挣扎,觉得非常费解。依稀记得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棐曾说,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败于以穷为荣。苟有不穷,斗而穷之。”人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苦难不被记住,没有进入历史,完全消失掉了,怎么能成为人生的财富?我和一位命运相似,其时在三台县务农的右派同学陈懋谱曾在信上探讨过农民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他回信说,孔老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定义下好了:“耕也,馁在其中矣!”这真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定义。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曾过时,这就更加令人心酸了。

偶尔胡思乱想,想起当年举国上下高呼“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感到实在有些好笑。西方一位学者说:“通向地狱的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说得好吓人。但愿这只是一位西方人不怀好意的一句胡话。不过,对早已被判为牛鬼蛇神的我们这号人来说,贫穷终归算不了啥,至少它不是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别人吃好点穿好点,我们吃坏点穿坏点,有钱就用,没钱拉倒,如此而已。该笑的时候我们照样笑,一样活得很实在。我们似乎已逐渐失去对苦难的敏感和悲剧的意识,我不知道这种心态,应该叫可喜还是可悲?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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