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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到望丛祠参加右派集训

前文已经交代,我于19633月从青海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被遣返回到郫县。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很快都晓得我是右派分子。我多次参加大队、公社治安主任召开的训话会、评查会,也多次到大队、公社做过五类分子年年少不了的诸如修桥补路、修沟淘堰之类的义务工。总之,在农村我是正儿八经挂了号的右派,我的档案材料也早就从青海八宝农场转到了郫县。奇怪的是,直到两年多以后的1965年夏,县上专门管右派集训、摘帽工作的县委统战部,居然还不晓得古城公社有个姓曾的右派两年前就从青海回来了。都说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从上到下无缝衔接,看来未必尽然。

话说19658月初的某个休息日,在成都红牌楼电镀厂当锅炉工的父亲从成都回到郫县后,在县城北门外一家茶馆门口偶然遇见郫县商界一位姓张的老朋友。此人在反右前是县工商联主任,解放前是全县最有名的文化用品商店“正兴诚”的老板,1958年被打成右派。父亲此前便听说他是老右,因此一见面就说:“我的大儿子也是右派。” 这位张姓老友甚为惊讶,对父亲说,县委统战部一直在统管全县右派,还专门在望丛祠里办了个政校,右派们每年都要在望丛祠内集中学习一段时间,每次学习后都要摘一批帽子,从1959年到去年6年来,已经摘掉许多右派的帽子,怎么从来没见到你儿子来参加过学习呢?父亲满脸茫然。匆匆步行十五六里赶回家后,叫我明天就到县委统战部去登记,不然这辈子真要戴起帽子进棺材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只有全队最富裕的、在成都读过一年高中、后弃学回家经营果木、做枷担、养蜜蜂的青年农民廖昌吉有一辆自行车。那时有自行车的农民极少,一般不会借给外人骑。我与廖昌吉的关系不一般,农闲时他常到我家摆龙门阵,不止一次告诉我,你要骑车过来“幺”就是了。次日早饭后,我兴冲冲地到他家去借自行车。我把为什么要去郫县的原因告诉他以后,他为我抱不平:“六三年公社治安主任高跛子骂你目无领导,回家两三个月不主动到马街向他报告你的身份;他是专门吃这行饭的,明知统战部在管右派摘帽,为啥至今两三年了还不向县上汇报你早就从青海回来了?不是明摆着想让你一辈子翻不了身吗?” 我忙阻止他,这些话别说了,我得赶快到统战部去备案要紧!

自从1959年大学毕业分配前夕,我在成都骑车撞了民政厅厅长的轿车(实际上是厅长的轿车撞了我),冤冤枉枉被拘留四天以后,至今没有骑过自行车。不知现在还会不会骑。这次骑车可不能再出事。我先在他家院坝里骑了两圈,上车、转弯都没有问题。于是放心大胆把车推出大门。门外有一段田坎路,深怕栽到稻田里,把车推上机耕道以后,这才跨上车,一直骑到县城西街县委门口才下车。

当时县委门口没有保安,传达室里也没有人。身为右派分子直接把车推进郫县最高党政机关大院,真还有点胆怯。一位年轻干部告诉我,统战部在进大门左边的小院里。据说此处在解放前是郫县最大的地主王舒安的公馆。走到挂着统战部牌子的屋门外,才知统战部只占用了小院的一间有红漆地板的屋子,看样子像是当年地主家的主卧室之一。向里张望一下,屋里摆着三张小办公桌,说明当时统战部大概只有部长、副部长、秘书三个人。只见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坐在靠边的书桌前看文件,不敢贸然跨进去,站在门槛外先咳一声,然后明知故问:“请问这里是统战部吗?”那个青年干部很客气,走到门口问我有什么事。我如实告诉他:“我是古城公社的右派分子,已从青海回家两年多了。”他非常惊讶:“怎么我们不晓得你?” 我答:“我正想问你们呢。” 接着很概括地告诉这位年轻干部:五七年我在川大读书时划成了右派,毕业后分到青海,六三年便从青海遣返回家了。这位干部当即把我的姓名、住址记了下来,并说,最近县上要组织右派分子学习,到时候通知你。我连门都没有进,听了回答立即打转身。后来才知道,这位青年干部叫王德阳,是统战部的秘书,每年组织右派集训,通常由他负责。

十多天后,生产队治安委员喻少清登门通知我:县委统战部发来通知,叫你819日下午到望丛祠报到,带上行李和大米,学习时间20天。我很兴奋,这下子摘帽多少有点希望了。19日午饭后,我又到廖昌吉家去借自行车,衣架上捆着行李和20斤刚分到户的早稻米,顶着烈日兴冲冲地赶到县城南门外的望丛祠。那时望丛祠没有对外开放,里面破破烂烂的。进大门后,见一位年约二十六七岁的女子在一间寝室门口刷牙。我问她何处报到。她客客气气地告诉了我。后来我知道,这个女子家住县城东街,十六岁从新都师范毕业后,即回郫县教小学,十九岁被打成右派,她叫韓熟成。

话说我到杜鹃楼上铺好地铺后,把米交到厨房过了秤,领了饭票,又匆匆骑车赶回古城五大队三队,把车子还给廖昌吉后,再步行返回望丛祠。杜鹃楼上大约住了三四十名右派。当天我便知道,1958年郫县共划了181名右派。到1965年集训时,已先后六批共摘掉130人的右派帽子。县域内未摘帽的右派,包括像我这种从外地回县的戴帽右派,还有七八十人。学习班的负责人是统战部的秘书王德阳,辅导干部除王秘书外,从其他单位借调了三人。

第二天开全体大会时,王秘书按照拟定的名单把七八十名右派分为四个组,每组有正副组长和记录各一人,我是第二组的记录,韓熟成是第三组的记录。有时召开联组会议,四个组的记录要相互核实汇报材料,因此我与韓熟成常有接触,并发觉她是一个非常正直并很有棱角的女子。我还听说过一个有关她的小故事:有天她在公王巷口扫地(义务劳动)时,有个街道干部喊她:“嗨!把那边的地也扫了!”喊第一声,韓熟成不予理会。街道干部又喊:“嗨!听到没有?叫你把那边的地也扫了!”喊得韓熟成冒火,立即顶撞一句:“你喊哪个?篾条编的也要喊一声笆笆(谐音“爸爸”)嘛!”

右派之间常有交流,偶尔互相叫叫苦。有个姓邓的右派,高度近视,原是林业局的干部,被开除公职后,回家跟随年近七旬的父亲在县城东街打铁。他很老实,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无仇不结怨”,从不得罪任何人。他与熟成在初中同过班,都住在东街,有时见到熟成,总会叮嘱老同学一句:“千万不要乱说话啊!”他偶尔经过西街邮局门口,从来不敢到报架子前去看几分钟报纸,深恐革命群众怀疑他看报的动机不纯,是不是想了解台湾的消息?连党报都不敢看!老实得近乎迂腐的这位仁兄,五七年还是难逃劫难。在望丛祠学习期间,他不止一次告诉我,第一次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时,不知对方是什么职务,又不好随随便便叫一声“喂”,只好习惯地喊一声“同志”。谁知那人眉毛一立:“哪个是你的同志!”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很多。

右派们聚在一起,闲聊的话题往往与粮食有关。有个爱说趣话的右派说,前几年他们生产队有个社员,常常把自己要说的话,改装成别人的话向生产队长报告:“队长!田坝头有几个妇女在说反动话,她们说‘ 人是铁饭是钢,肚皮饿了心发慌!’” 队长知道这个一贯调皮捣蛋的家伙在跟他肇皮,立即骂一句“滚滚滚!” 那个趣话很多的老右还说,有次他还听人讲过一个笑话:一个叫花子说,“如果有一天我当了皇帝,我要喊太监在金銮殿上跟我摆几个砂锅,砂锅里全炖着肉,我走过去拈一坨,走过来拈一坨!”听得大家眉开眼笑的。但在集训期间,右派们欢笑的时候其实极少。

每个右派都想早点摘掉头上这顶荆冠,但有的人似乎表现得太过分了。唐昌镇有个右派张承礼,反右前是竹瓦乡小学校长,县委组织全县教师大鸣大放期间,他在会上提了一条意见:“地富子女入学入团应一视同仁。”为此,几年来屡遭批斗。但他至今坚决不认罪,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今年的“学习班”又专门为他组织了两次批斗会,四个组的右派全体参加。大会上,有四五位老右发言之激昂慷慨,揭批之猛烈偏颇,与当年极左派比起来毫不逊色。我很怀疑,这几个人当初怎么会被划成右派,是不是搞错了?其中一位老右1978年恢复工作回到税务局以后,那时我在文化馆上班,我和他常常见面,多次听他发这样那样的牢骚,说这样那样的怪话,这时候,我对他的厌恶,简直没法用言语来形容。(写到这里,忍不住想为当了二十多年右派的张承礼补书几句:在1979年右派摘帽、改正工作中,郫县有关部门告知张承礼:“你无右派档案,无法摘帽,更无从改正,安排工作更不好办。”他急得顿脚。后来经他辗转找到原崇宁县委主管书记王知琛后,王说:“老档案没有,活档案可查嘛!”他这才结束了长期被管制的苦难生涯,被分到犀浦小学当总务主任。)

还有个姓杨的右派家住农村,家庭负担很重,想在农忙季节多挣点工分,两次通知他到郫县学习,他不来,最后叫当地民兵把他押到望丛祠来。因其态度恶劣,学习班也召开全体右派大会狠狠斗了他半天。

我们二组有个50多岁的姓王的右派,早年好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反右前是高中历史教师。他在小组会上每次发言都叫人哭笑不得。记得有次他说:“家里人看病、买菜秧秧、买煤油盐,全靠卖鸡卖蛋换点钱。但当时禁止市场交易,唐昌镇的市管会管得很严,见到提篼篼的、背夹背的农民在阶沿边一站,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马上跑过来没收篼篼夹背。想卖点钱买煤油盐的农民,经常被市管会撵得鸡飞狗跳的。我年龄大反应慢,有一次跑得慢一点,三四十个鸡蛋被没收了,真想大哭一场啊!”又说,那时的思想觉悟不高,希望市管会手下留情,“懊怜”一下农二哥,最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我们穷人一马,因此曾自编两句顺口溜:“最怕市管会,两眼一齐睁!” 说到这里,立即转为自我批判:最近几天认真学了毛主席的几篇著作后,认识提高了,以前不满市管会认真执法,绝对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以后一定从严要求自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听到这里,心里很想笑,这是王老师在演单簧,但又不敢笑。

郫县1963年开始引进矮秆良种水稻,但迄今推广不开,有些农民比较保守,有抵触情绪,认为矮秆水稻“草浅柴少,草脏牛不肯吃,产量稳不稳定没把握。” 统战部专门安排我们到附近生产队去打一天谷子,让我们亲自下田验证一下矮秆水稻的优越性。附近那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都知道我们是右派,特别挑了两个积水很深的烂泥田让我们去收打水稻。我们这群男右派全部打着光胴胴下田,不一会儿便弄得个个花脸、浑身稀泥。

这天,最不怕脏和累的是红光公社的一个姓张的右派,他在烂泥田里亡命地打谷子、挑谷子的劲头,确实让人感动。听说他是西师物理系56级的学生。57年反右时班上划不出一个右派,这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爱开玩笑,在寝室里说:“干脆我们投票选一个右派出来!”班干部说,就选你!他就这样成了右派。学校对他的处理是:保留学籍,留校察看,继续随班读书。1960年毕业后,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没有资格分配工作,被赶回郫县农村监督劳动。他哥是生产队长,他妈是大队妇女委员,回家后很快与同院一位贫农女儿结了婚。那时国家尚未提倡计划生育,很想有个儿子,结果几年内接连生了三个女儿,一家五口住了两间草房,生活非常困难。他说,那时想缝一件粗布衣服都没有钱,每年从割苕子起,直到国庆前这半年内,从早到晚只穿一条短裤儿,浑身上下的皮肤晒得又黑又亮,连雨水都不巴。多年后,我与老伴到安德职中去拜访他,他又提起当年的窘态。他说,19786月摘掉右派帽子后,红光公社安排他到公社中学去教书。那天他跟平常一样,光着脚板,穿一条霉扑扑的短裤儿,打起光胴胴就到学校去了。当时全体教师都在办公室开会,他诧呼呼地走进办公室后,所有的老师都用怪异的目光盯着他。校长忙叫一声:“张老师过来坐!”他不客气地坐在衣着整洁的校长旁边,极为刺眼。经校长介绍,老师们才晓得,这家伙原是西师物理系56级成绩居全年级第二的高材生,是来教书的。

回头再说,1965年全县右派集中学习期间,统战部曾请县委宣传部长张尔杰向我们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当天下午联组讨论,一二组的三四十人围成一个大圆圈谈心得体会。两个组的四个正副组长带头发言,全是些“洗砂锅锤锤”的话,东拉西扯空空洞洞,没盐没味,当时天气很热,大家又没睡午觉,许多人听得想啄瞌睡。这时候,主持讨论的一位干部想扭转沉闷的气氛,点名叫来自犀浦的右派何剑平发言。张尔杰部长上午讲了一个多小时,内容很杂,头绪纷繁,何剑平先用五六分钟把张部长的讲话分门别类作了一番梳理,归纳出讲话要点,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然后结合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体会,分别予以阐释,内容不空,有血有肉,时或自我调侃一两句,在座的干部和右派都听得津津有味,讨论会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听说此人反右前是犀浦小学初中戴帽班的语文老师。当时我就想,如果把他调到优秀教师成堆的成都四、七、九中去教书,他照样会脱颖而出,锋芒展露;叫他去当县委宣传部长,说不定比铁嘴张尔杰还要强一些。可惜就因1958年在鸣放中提了几句不该提的意见,便被送去劳教几年,然后送回郫县农村继续改造,如今三十多岁还是光棍一条,真有点替他感到惋惜。

过不数日,统战部组织大家进城去看了一场电影。记得那天下午刚走出望丛祠大门,何剑平就主动上前与我并肩同行。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很感兴趣,对几位扛大旗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我觉得他比我了解得还多。他问我,鲁迅在杂文中,骂得多,说理少,你对此有何评价?此前我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敢于质疑旗手、文豪,在那个时候,真要有一点胆量。我只能含含糊糊地应付一句:每个作家的处境、个性、文风不一样,风格即是人,不然怎么叫做鲁迅呢!我知道我的回答很勉强,几乎等于没有回答,不可能说服他。但却暗中佩服他,这个何剑平不简单!他能够在似乎不存在问题的作家身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有勇气、有思考、不盲目迷信权威的表现。以后听说他回到农村后,不怎么听话,多次挨批斗。1978年底,郫县的右派全部恢复工作,我向熟悉的右兄打听,说是何剑平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此时我只能在心中为他长叹一声。

20天学习即将结束之前,学习班叫各组组长给每位学员写一份鉴定。我所在的二组组长尹××是唐昌镇人,有人说他解放前是个经常躺在鸦片烟盘子旁边读新华日报的人(1978年后,他在郫县三中教过几年语文,当过几年县政协常委);副组长叫王××,左眼全辖,背后大家都叫他“王编花”,反右前是小学教师,划为右派后,长期与原崇宁县委宣传部的右派李仲珉一起看守望丛祠。尹王两位组长叫上我这个记录,接连两个晚上在王副组长的寝室里给本组的十来个右派写小组鉴定。鉴定由两位组长商量决定,然后叫我填在表格里。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这两位组长对自己的评价很高,互相吹捧,写的全是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改造思想,敢于与坏人坏事或歪风邪气作坚决斗争之类,而对其他组员的鉴定,则无一例外地有若干保留,这也不足那也不足。给我做鉴定时,最初二人一致认为要写一句:“有资产阶级思想”,我有点惊讶,凭什么下这个结论呀?但未开腔。后来他们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叫我在“思想”后面加个“倾向”。再过一会儿,大概还是怕我不认账,尹组长说:“干脆在资产阶级前面加个小字”。王副组长立即附议:“可以可以。”因此最后上报的小组鉴定就成了:“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我是个很容易欺负的人。当时我就想,我到这儿来学习,没有把自己打扮成讨口子模样,穿了一双六三年从青海遣返回家时在成都买的一双皮鞋,因为平时极少穿,那时还有八成新,上身穿了一件去年在裁缝铺打的白布衬衫,看样子穿得稍稍光鲜一点,难道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表现?后来一想,我对今年摘帽根本不抱希望,只要不说我思想反动就行了。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懒得跟你们争辩。

920日上午,统战部长张步能在会上宣布摘掉六七位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有我们组的两个组长,还有韓熟成。上午散会前,学习班从县工会借调的干部曾春树(女)找我谈话。她说:我们派人到你们生产队去了解过,说你家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图片。我说,我家去年险遭火灾,厨房的墙壁推倒了,生产队给了我家一床烂晒垫,将将就就把厨房围住。可是晒垫的洞洞眼眼太多,冬天钻风,我三弟的中学同学给了他一本旧画报,正好可以撕下来将烂晒垫的一二十个大洞洞糊上。画报上确有不少花花绿绿的图片,还有些搔首弄姿的女演员的剧照,但实在不便用墨全部涂掉。曾春树表示理解。最后她说,今年你第一次参加右派学习,明年再争取摘帽吧。谁知“明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连县委都被砸烂了。从此再也没有把右派集中起来学习过。十二年内没有一个右派和地富反摘帽。这些残渣余孽不值得同情,大概准备让这些人把帽子一直带进坟墓。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几乎是一风吹摘掉55万名右派的帽子,不久又一风吹摘掉两千多万名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

920日,中午会餐后散伙。右派们按照王秘书的指示,饭后两人合抬一根两米多长的板凳,还给位于县城中心丁字口附近的工商联。

话说学习期间每天晚饭后,右派们都会到望丛祠大门外的村道上去散步、聊天。我对第三组的记录韓熟成颇有好感,很希望有机会与她一起散散步,摆摆龙门阵,但一直找不到机会。散会这天午饭后,我从望丛祠杜鹃楼上背起铺盖卷匆匆下楼赶到礼堂去抬板凳。我知道韓熟成住在礼堂外右边第一个寝室(这间寝室住了老中青三个女右派,以前都是教师,那个年轻右派就是韓熟成),我希望她还在寝室里。如果她尚未离开望丛祠,我一定要鼓起勇气与她一起进城,路上可以向她倾诉几句知心话。

谢天谢地,她还在寝室门口。我不知她是不是对我也有那么一点点意思。我端起一条长板凳走到她面前说:“我们共同抬这根板凳进城,可以吗?” 她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从望丛祠到东街可能有三华里。一路上,我们相互谈了近几年各自的情况。她说,1961年她从峨边劳教三年回家后,她父亲对西街地段医疗所的阚老师说,我家大女现在没有工作,能否到你们诊所来当个徒弟?阚老师虽不是医疗所的负责人,但在这个小诊所里说话还是管用的。他说,来试试吧。这个街道诊所有四位老师:一位是阚老师,号称“阚打药”;一位米老师,号称“米膏药”;一位刘老师,中西医都懂一点点;还有一位蓝老师,主要负责挂号。他们所掌握的一点医学知识,全由上辈口传心授。第二天,熟成就到诊所上班。每日在老师们上班之前就去开铺板、打扫卫生。第一天就开始学习打针、摊膏药、碾中药(末药)。她在这个诊所里,虽然学历最高(中专毕业),但并不懂医,常虚心向老师们请教。几位老师大概觉得孺子可教,逐渐叫熟成帮他们写处方。他们所用的药,基本上就是舒经活血常用的那几味药,久而久之,只要老师喊一声:“熟成,开药!”她很快就写好药单,字写得又快又好,老师们都很满意。此外,她还要做一些诸如每月帮诊所结一次账之类的杂事。当时几位老师每月工资36元,她是学徒,最初每月15元,后来升为20元。每月领到工资后,她一分不留,全部给家里。当时她父亲在西街的一个合营商店卖布,每月30多元。她姑姑的两个幼女磊磊和蓓蓓,由她母亲代养(全托),每月给30元。此外家里还有四个妹妹,最小的两个还不到10岁,总共九人,每月80元生活费,勉强可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1964年冬,“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有天早晨,她刚把铺门打开,诊所的负责人米老师一进门就说:“熟成,昨晚我们在中医院开会,领导说你没有正式手续,是私招乱雇进的诊所,不能留用。不是我们不要你,我们上头还有领导,回家另想办法吧!”她就这样噙着眼泪被赶回了家。

过不数日,她被叫到望丛祠内学习时,有个来自郫筒镇政府的姓杨的干部,在小组会上厉声斥责她:“你专门朝政治意识淡薄的单位里钻!”无异于在她柔弱的脊背上再狠踩一脚。她想不通,1958年县委组织教师鸣放期间,她连大字报都没有写一张,大会小会也没有发过一句言,就为鸣放前与两位平时谈得拢的女教师私下说了几句校领导缺少水平之类的话,反右时叫她检讨,她坚决不认错,便被划成右派送去劳教。她说:“我已经把十九岁少女的青春全部搭进去,埋葬在大渡河边的山旮旯里了,还不够吗?”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真正咀嚼出了“无情”二字所包含的极端冷酷的内涵。回家后居然到一个很窝囊的街道诊所去当一名小工都不行!老天,你总得给我一条生路吧!以后,她经常在寒风不停吹拂或炎炎烈日暴晒的河边凄凉地锤碎石。男子汉一锤可以砸碎的石头,她可能要砸四五锤,锤得她想哭。一天又一天,一锤接一锤,锤碎了她的青春,锤碎了她的梦想,就为了挣一碗稀饭钱。岸边飞溅的浪花,那是水花,还是泪花?江水流奔的哗哗声,那是在为她鸣不平吧?

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同时还很敬佩她。她很有志气,骨子里有钢,是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子!我也毫无隐瞒地向她谈了如何从青海回到古城五大队的情况。大家都很坦诚,都是苦命人,两颗心很快靠近,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把板凳抬进工商联放下后,我们互相留下对方的地址,然后道一声珍重,友好地分手。我目送她向东门城门洞方向走出三四十公尺后,这才恋恋不舍地向返回古城公社必经的北街走去。

没有想到的是,两天后我们便意外地再次相逢。真是缘分啊!以后的故事,留待下一节再说吧。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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