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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一个历史反革命的故事

196411月,五大队一队回来一个“历史反革命”,他叫朱清门。有次我们一起到公社去运土砖(义务劳动),见他双手戴着崭新的白色帆布手套(成都木棕厂发的),很引人注意。以后,我们成了朋友。退休后,我们多次一起喝茶,对他的过去有了更多了解。前几年有幸读了他一篇回忆录,更觉他的非常特殊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这是时代洪流中的一朵别样的浪花,在另一个层面上显示了历史的投影。《往事如磐》写到“我们村的五类分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必要写一写朱清门。经他同意,特将他的事迹简介如下--

读书被开除,当宪兵又被开除   

朱清门出生于1927年,其父是古城乡第×保保长,家中薄有田产,至少能供儿子读中学。他自幼便有叛逆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大成中学从成都疏散到郫县崇兴乡护国寺。他在这所学校读初中二年级时,便曾发动同学驱赶不称职的老师。以后又在壁报上写对联讽刺体育老师“余草包”:“粉蝶戏花花戏蝶,鲤鱼钻草草包鱼”,(他自拟下联,然后向国文老师征求上联),结果差点被学校开除。

1945年到成都读华阳高中,因支持成都市中(成都八中的前身)学生闹学潮,积极参与上街游行,要成都市长余中英下台,要省会警察局长方超滚蛋。结果闹事学生全部被开除。此时他还未满18岁。

时值宪兵学校正在成都招生,他被顺利录取。入学后,领到一张像代表证一样的燕尾红绸条,上书宪兵学生字样。军官告诉他,戴上这绸条,进电影院戏院不要门票,随便进出。年轻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每日出操前,全体学生高唱军歌:“战呀!战呀!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是建国的中坚。伟大校长领导我们向前,前去恢复万里江山,建立三民主义乐园。……我有强健的身体,我有高级的灵魂,我有坚强的意志,我有奋斗到底的精神。打倒强邻,打倒侵略者,前进!前进!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

19469月毕业,他被分到重庆化龙桥宪兵队。这个辖区内有中共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红岩中学……,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区域。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巡查、检查、纠查、调查。没有事就跑到附近学校去打篮球或进城看电影,反正坐车看电影都不花钱。

他对自己的职业并不满意,常与连长发生摩擦。有次连长责备他执勤不认真,要处罚他,他跟连长吵了一架。19489月,以不服管教为由,又被宪兵团开除。

他知道当年读三道堰小学时的校长潘质,目前在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任中校股长,赶紧去找老校长帮忙找个吃饭的去处。潘质当即写了张条子,叫他去巴县田粮处。处长李适如原是国民党郫县县党部书记长,总务科长楚鲁丰(三弟媳楚兆秋的父亲)原是三道堰小学的老师,有些职员是同学。他被安排到总务科工作。这个科四五个人,事情不多,上班就喝茶看报聊天。处长在官场角逐上能力很差,与地方势力矛盾重重。朱清门凭三寸不烂之舌和重庆宪兵队一批哥们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帮忙,替处长摆平了许多事情。但这份工作显然不能使他满意,干起来没劲。

听说有个保安队在招人,当个中队长每月可领大洋30元,还要配一匹马。他被委任为上尉中队长,相当于连长。不久部队宣布起义。就在这个时候,得知祖母病危,他请了四天假,匆匆赶回郫县。时值土匪叛乱,他穿一身军服不敢回家。走到三道堰罗家桥,差点被叛匪打死,幸得一熟人证明他是朱某的儿子,这才放了他。

大难临头   

回到古城乡家中不久,乡上来人要送他去郫县轮训队。他以为这是个轮流学习训练的机构,欣然前往。他与古城乡伪乡长杨雨霖同日进轮训队。先去的“同学”为了欢迎古城乡的新同学,专门为二人唱了一折川戏“古城会”。

队长叫他去核实材料时,问他:你是宪兵营长吗?你是游击司令吗?你是川西上五县反共救国军的中队长吗?他答:我今年才22岁,我的官运能如此亨通吗?

在轮训队,一般人每月交30斤大米、3.7元菜金。朱清门被任命为大组长,享受特殊待遇,不交米也可顿顿吃干饭。队长叫他负责办墙报,他写诗大唱赞歌:“轮训班,轮训班,你是时代的洪炉,你是改造人的机器。我们将在这里脱胎换骨,我们将在这里得到改造--重新做人!”

教官说,墙报不是舞文弄墨的园地,是暴露自己的罪行、坦白交代、揭发他人罪行的地方。朱清门这才晓得他把大方向都搞错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很天真,满怀激情请缨杀敌,要求参加志愿军。他哪里知道,他的政治生命早已死亡,根本没有参军的资格。

广播里常说,党的政策是爱国不分先后,起义不分早迟,就是兵临城下举起义旗,也不咎既往。除了那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坚决镇压外,一律宽大处理。他心里想,我这个被开除的小宪兵、小职员、麻麻鱼,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镇反开始后,队长今天喊几个学员出去,明天喊几个学员出去,有去无回,有些想不到的小人物也被杀掉了。半年中,在一起学习的人大部分被镇压了。

枪口余生陪杀场。19513月,他被押回古城乡经常枪毙人的高石桥。当天枪毙19人,三区潘区委说:“今天你陪杀场,不杀你,等会儿跪倒向群众交代认罪!”然后是取保释放。不久其父也取保释放。弟弟朱清楼(曾注:我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但年龄比我大两三岁)参了军。

11月土改开始,朱清门与父亲相继被捕,关在土改工作团团部后面的碉楼上。土改人民法庭提审他,高压逼供,说有人检举他企图杀害土改干部,并指挥上五县反革命活动。夜里,他被仰躺着捆在板凳上,冷风呼呼地吹,看守的民兵可怜他,半夜脱下大衣盖在他身上。1970年代末,有天在路上见到这位民兵,他把身上的几十元钱全部送给了他,以示感谢。

1951年大镇反期间,他被关在郫县监狱里。他发现一个规律:距县城较近的三区、二区,要枪毙的人,一般由当地武装民兵早晨来提走;四区较远,头天下午就将人押回去,第二天开会枪决;城关的,当天中午提出去在北校场公审枪决。据说,有一天四个区加上城关,一天就镇压了上百人。在恐怖气氛中,监狱里许多人都作好了死的准备,有的悄悄写遗嘱,有的在腿上写上自己的姓名,有的撕下被盖的布条写上自己的姓名拴在腿上,以免脑壳打烂后,家里人无法辨认尸体。

朱清门会唱歌,除夕晚上,警卫人员宽大他们,允许在舍房内唱戏唱歌。他唱了许多歌,过足了歌瘾。第二天放风时,永定乡的杨卓勋伯伯(曾任国民党团长、绵阳县长、江北县长、松潘县长、温江专区政训主任等职)有意走过来和他交谈。杨说:小朱啊,你太可惜了,如果解放前你来找我,我一定把你送到成都艺专去学音乐,你很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歌唱家。

与回龙寺女教师L苦恋   

19513月,朱清门从轮训队回家后,交群众管制,除了在家劳动,有时被村上叫去守村办公室,顺便为群众写张什么条子,或帮他们算算账。村办公室隔壁是回龙寺小学教师的办公室。他天生一副好嗓子,音乐老师L对他有好感,有时请他代上一节音乐课。有一天没人时,她告诉朱,有人给她介绍朋友。“是谁?”朱问。她在纸上写了一个“你”字。二人从此开始地下恋爱。每次她从郫县返校,都给他带些香烟、糖果、日用品之类的东西,悄悄送给他。5月,中心校举办教师学习班,准备从中选拔一些成绩优秀的学员充实教师队伍。L鼓励他参加学习班,并送给他钢笔、日记本。学习几天后,统一考试,朱清门考了85分,名列第一。校长上报文教科,因他进过轮训队,不能录用。那些只考了三四十分的人却当了教师。

1952年上半年,他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监外执行。他回家后见过母亲,然后跑到小学去告诉女友L老师:“我回来了”。她流泪了。第二天,他按指示到县城钟家巷5号去汇报。干部叫他写简历,并规定以后每周四必须到这儿来汇报,内容是,除了你的生活内容外,各项政策下来后群众的反映;台湾家属、留美人员家属的思想情况,总之要有思想价值的东西。但公安机关需要的这些情况,他这个出村要请假受管制的人,哪里知道。

1952年六一儿童节这天,他按规定到钟家巷去汇报。她和L老师相约在她家见面。负责听取汇报的刘股长理解他们,说今天是儿童节,你的女友要回家,你去看看她吧。刚到L家,外面就有人问邻居,L家是不是有客人进去了,邻居称是,足见当时公安机关对他监控之严。

L老师原说上午回家。朱清门在她家等到午后二时,L一回家,便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去问她,方知她走到北门城门洞便被公安人员挡住了,要她交代男朋友的问题。她说只知朱当过宪兵,其他一概不知。

L返校后,村治安委员要她在全村群众大会上交代与朱之间的问题。L悄悄对朱说,我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女孩子,如果真要我当众出丑,我只有自杀。朱清门急了,赶紧偷跑到县城钟家巷5号去反映这个情况。上面采取紧急措施,通知文教部门,及时告知中心校,校长再到村上予以制止。这才免除了悲剧的发生。

又一天,L悄悄告诉朱,明天要召开全区教师大会,要把你叫去批斗。朱有些害怕,跑到一个酒馆去喝了一斤酒,勇气来了,胆子大了,怕什么,我是未婚男子,她是未婚女子,我们恋爱不是违法行为,我要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正当权利辩护。结果这个批斗会没有开,他冤枉灌了一肚子老白干。

第二天,L又悄悄给朱写一张纸条,说张区长把她叫去训了一顿,说她是人民教师,却敌我不分,跟一个反革命分子谈恋爱,立场何在?如不马上中断关系,开除出教师队伍。朱顾及女友的前途,只好撤退。

与闵孟兰艰难的爱情跋涉   

1954年刑满后,朱清门恢复了公民权,与一位姓杨的农村女子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离婚原因一时说不清楚,不说也罢。

离婚后数月,早晨常见三四十公尺宽的河对面,有个女子在田坎上做健身操,傍晚则在河边放羊,一边埋头看书。他知道河对面那女子姓闵,叫闵孟兰,解放前在茶店子成都县立女中读高中,父母是地主,伯父在解放初被镇压。他触景生情,忍不住在河边倾情歌唱:“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着群羊?泪水湿透了你的衣裳,你为什么这样悲伤……” 第二天傍晚,他又隔河为她唱解放前一部电影的插曲:“天荒地寒,世情冷暖,受不住这寂寞孤单。走遍人间,历尽苦难,要寻访你做我的侣伴。你与我第一次相逢,我和你第一次见面。(不,不!)你正青春,我还少年。我们相见不恨晩,相见不恨晚……”

有一天,他给闵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的生命就有和另一个生命合流的愿望。基于此,我提起笔给你写第一封信,希望能激起你内心的共鸣。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并肩携手,驾着爱情的小船,去追寻生命的绿洲……傍晚,闵在对岸放羊时,他把信拴在一个石头上,隔河向闵扔了过去。谁知,拴信的石头扔得距她稍稍远了点,兼之暮色渐浓,隔河见她在河滩上找来找去,并未找到信,非常着急,赶忙回家提着灯又回到河边,好不容易才把信找到。在河这边干着急的他好受感动。不几天收到她的回信,她说,最初她在龙桥教书,想考大学,体检查出肺结核,只好回家养病。不久,她进了成都木棕厂,任仓库保管员;厂子弟校成立后,转到子弟校教书。

婚前,闵两次到朱清门家。第一次(周六晚上)留宿他家与其母同住。他事先向村干部作了报告。已经深夜了,她仍然被民兵带到公社去审问。她不熟悉回家的路,在黑夜里摸索了几个钟头才返回朱家。第二次又是周末下午,她来看他。晚上母亲刚和她上床,武装民兵又来了,说是村上正在开会,要把她带到村上去。朱立即赶到村上,向驻村工作队说明情况,才算平安无事。

1958年元月,公诉机关以破坏大鸣大放,套购国家粮食为由,对他提起公诉,旋即判他有期徒刑五年,监外执行。闵对他的爱坚定不移。3月,二人正式结婚。那天他们在马街一家面馆里,一人吃了一碗素面。

不久,他被押到乡劳训队(土劳改队)去集中住宿、劳动。

1959年妻子临产,徒步由成都回来,次日又背上木盆,带上母亲给她准备的二十几个鸡蛋,徒步走回成都。当晚,她在实业街保健院生下女儿。她临时在焦家巷5号租了间简陋的公房,床和炊具都是从隔壁老太婆家借来的。出院后,妻子托人给朱清门捎信,叫他给女儿取个名字。他想起主席的一句诗:“梅花欢喜漫天雪”,就说,给女儿取名为“雪梅”吧,愿她像一株耐寒的梅花,在悲凉的世界茁壮成长。

有个星期六,他想去成都看看妻子女儿。请假肯定请不准。只好向管理员诳称:要过年了,想回家帮母亲挑几挑水,打扫一下卫生,保证第二天一早赶回来点名出工。蒙恩准。

母亲给了他仅有的五角钱和家里仅有的半斤黄豆。他脚蹬草鞋,身穿麻布衣服,不敢走大路,怕碰见熟人和卡哨盘查。走小路到茶店子,已晚上十一点过了。赶到城里焦家巷5号已十二点正。揭开被窝看看熟睡的女儿,心里不胜悲酸。当时牙床发炎,牙龈肿痛,肚子虽饿,吃不下东西,只好到长顺街口去喝碗稀饭,买包上清丸,共花了一角二分钱。当时焦家巷没有路灯,回来时走错了门。进去一看,几个解放军正围炉烤火,他马上退出来,但已被发觉。解放军追出来问他,他说走错了门。解放军尾随他进了隔壁五号大门,才放心地返回。

不一会儿,居委会就来查户口。幸好他身上带有一张1954年的选民证,不然后果很难想象。“你和女方是什么关系?” “夫妻关系”。“拿结婚证来看。” “没有带来”。没有带结婚证不能证明你们的关系,勒令他马上离开。他暗想,你们不叫我走,我也非走不可,明天早上还要回去赶上点名呢。

黑夜茫茫,走到石堤堰,他迷失了方向,在那荒边古埂迂回了好久才找到大路。又饿又累,疲倦极了,决定坐在路旁休息一下。谁知迷迷糊糊睡着了。睁眼一看已现鱼肚白,只好拼命地跑,回到家里已快黎明。禀告过母亲,我已回来了,不敢逗留,赶紧向马街方向劳训队跑。谢天谢地,管理员们还没有起床。两三分钟后,哨音响了,赶上了点名。他们哪里知道,朱清门夜行120公里,已完成成都之行。

孩子刚满月,妻子背着女儿到劳训队来看他,管理员不让夫妻见面。真是咫尺天涯!

19594月,在劳训队监管一年多,被放回家。“五一”那天,妻子背着女儿回来看他,带回一个用罐头盒子装的大米饭,上面还有几块从工厂食堂买的红烧肉,让他美餐了一顿。相约端午节她再回来看丈夫。谁知那天她尚未拢家,就碰见朱的弟媳告诉她:哥哥又被捕了!

再次被捕  

原来,此前数日,朱清门刚从食堂端饭回来,忽然门外有人敲们。打开门,两只黑洞洞的枪口抵在他的胸上,他又被捕了。押回郫县关进监狱后,公安人员转身就走了,手还被铐着,他问都不敢问,吃饭和解手只好求助同室囚犯帮忙。两天后,经犯人组长反映,管理员才想起忘了给他开手铐。在看守所住了一段时间,调到集训队交代问题。狱里有四个组。每天学习就是交代问题。若上头不满意,下面的人就像疯狗一样围住他咬。一开头还和风细雨,接着就暴风骤雨,打耳光,跪炭花。本组开斗争会斗不出问题,就叫两个组来斗。一个组开斗争会叫“互助组”,两个组开会叫“初级社”,火力增加至三个组叫”高级社”;有时四个组全体总动员开斗争会,这就叫“公社化”了。

轮到朱清门交代,他就“炒陈饭”,从八岁说起。指导员马上叫他滚下去,想好了再交代。他不知自己出了啥问题,指导员提示他,以往的事情不谈了,交代你的现行,你认识一个姓龚的吧?朱的亲戚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当然有姓龚的,他一一交代,但都不对头。有一天学习组长奉上级指示干脆向他挑明,上面给你定的是:企图越境潜逃,投敌叛国,你就按这个方向交代就行了。朱清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天哪!我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叫我从何说起?抓屎糊脸,拿绳子套自己的脖子,我不干!”

有个姓范的,原是国民党空军通讯员,他在会上交代:“我是奉命潜伏下来的,前不久还在成都长顺街×号向台湾发报,汇报大陆情况,我的呼号是WC,波长1200,对方呼号RT,波长1600。”啊,真有特务在活动!背后朱清门问他:“你说的都是实话吗?”他说:“全是假的。来到这里,你必须按照上面的意图认罪,否则没完没了地斗你。”过了几天,姓范的就卷起铺盖回家了。

于是朱清门也开了窍,交代说:“在干部的启发下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了,只有坦白认罪才有出路……”下面的同学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喊:少说废话,有话直说。朱说:“我认为政府对知识分子管得太严,因此,我不满现实,企图越境,投敌叛国,跑到外国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下面有人问去哪国?朱答:去美国。下面又问:准备从哪里出逃?朱答:从灌县、马尔康、阿坝州。下面吼叫起来:你打胡乱说,连路线都没有说对!干部吐了他一脸口水,挨了一顿臭骂,叫他滚下去,就这样不了了之。

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才把这个谜底揭穿。原来,成都工学院一个右派为了立功赎罪,竟编造事实诬告古城五大队两个回乡中学生,还把根本不知情的朱清门也扯了进来。结果两个中学生一个判了11年,一个判了7年,朱则由原来的监外执行(五年)改为监内执行。被冤枉的三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全部平反。

朱说,在监内每天吃二二三(十六进位旧秤),而且不是大米,是红苕根、麦麸子、谷粉稀饭,不用筷子可以喝完。余下碗边粘满了糠皮。身体急剧衰弱,体重只有37公斤。解大便蹲下就站不起来,要人扶起来。以后卧床不起,晚上只要听见有竹杠的声音,次日其他舍房的犯人就会打听:“是不是40号死了?”(朱在狱中的编号是40号)

以后,狱方先后将他送到崇州草鞋厂、驷马桥二砖厂劳动。后又转到宝兴伐木。有次他写了一篇《西河颂》 :“西河水,浪滔滔,祖国山河多妖娆……”在《新生报》上发表,不久被领导任命为中队广播员。可以脱产,专门在工地上采访,被称为“二干部”,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便进厨房,不会再饿肚子,否则很可能早就命丧西河了。

因为营养不足,劳保很差,工伤频繁,犯人大幅减员,剩下的都是无法劳动的病号,大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政府出于人道考虑,将西河犯人全部撤回成都,每日干点轻微劳动。

刑满释放  

1963年元月,朱清门刑满释放。政府发给一张释放证、四斤粮票、两包经济烟和车费。干事说,考虑到你妻子是教师,又在城市,所以特别优惠你,将你的衣服鞋袜全部换成了新的。

到成都上户口,派出所说,成都正在压缩人口,只能回原单位或农村。他赖着不走。后来茶山煤矿给成都市公安局来函,户口问题才得到解决,以后一度在冶金公司当装卸工。

196411月,全市动员支援三线建设,朱清门报名到西昌。此时厂里忽然说,有四类分子迁到厂里来了,威胁了工厂和成都市的安全,现在要把这些人清退回原籍农村,不走就连家属一锅端。他被迫回家。

此时,郫县正搞“四清”,古城五大队的工作组叫他到公社开一张已恢复公民身份的证明。公社姓高的治安主任说:“什么证明!反革命纳入改造!”朱说,在成都我是复权公民。高说:“那是成都,这里是郫县!” 朱又说:“共产党实行一元化领导,又不是萝卜白菜,还有地区差价吗?” 高说:“废话少说,不要自讨苦吃!” 朱清门就这样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回到了五大队一队。

1972年,他的女儿在成都初中毕业后,回到古城五大队农村劳动。小儿子满六岁,也被送到回龙寺村小读书,读到三年级,才回成都木棕厂子弟学校,在妈妈班上读四年级。如今还常说,我是老知青,我的童年是悲惨的。姐姐带弟弟到村上看坝坝电影,被村干部李某某赶了回来,说狗崽子没有资格看电影。生产队安排他做义务工,打扫村小的男女厕所。他说,女厕所我去不了。干部说:“叫你女儿帮你打扫”。岳母叫他收工后去吃汤圆,刚刚端上碗,生产队长派民兵马上将他抓回,就地批斗。妻弟结婚,请准假去吃饭,收工后正准备去,又叫他立刻去公社推一车胡豆回来,结果饭也没有吃成。

19793月,朱清门接到县公安局通知,明确释放后无帽子,不应是反革命分子,予以纠正并恢复公民权利。以后任大队酒厂、公社酒厂、三道堰酒厂的采购。1980年户口迁回成都。同年接到法院的平反通知,承认他是起义人员,应按起义人员对待。他到法院去领平反通知书,王兴业院长说,由于政治上的误会,你受委屈了,真对不起。三十年的屈辱,三张纸一句话就解决了……

平反二十多年以来,夫妻二人眷恋家乡,不想去成都度晚年,儿子给父母在三道堰买了一套住房。如今老两口都八十多岁了。朱清门一年多前还骑摩托车,后来摔了一跤,骨折住院,儿子将“老把子”的摩托车给没收了。现在他每天上午与家乡的老友一起喝茶聊天,下午打小麻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回忆起坎坷的往昔,他曾苦涩地自云:“我的一生是集工农商学兵的一生,是国民党时期戴红帽子(异党嫌疑)坐监,共产党来了戴黑帽子(反革命)坐牢、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一生。” 然而这一切毕竟皆成往昔,只留下遥远的背影。坎坷,是有风景的人生;也许,正因为历尽坎坷,才给生命增添了份量,才使岁月变得很不平凡,耐人咀嚼。

“四清”工作组长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处境

从青海回到古城老家两个多月内,算是农闲时间。农二哥们除了平整秧母田、割苕子、铡苕子忙几天外,总的说来活路不多。特别是家中劳动力多的“劳强户”,比如詹积成家六人,有三个大挺挺的小伙子。农闲出工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队上要铡猪草,或筑堰头,或将田边、沟边、路边,铲成所谓的“三面光”,他们家只许一个人出工,其余两个大小伙子,只好成天抄起手耍,这个院子转转,那个院子转转,或干脆到三道堰去打个通街,遇上吵架的,可以站在街边一听就是四五十分钟。

我们家五人,妹妹和小弟年龄还小,只有我和三弟祥荣勉强算是全劳力。农业学大寨期间,所有参加劳动的男男女女都要评底分,我们两兄弟都只能评九分半,因为只有挑粪水的气力,秋收时不敢下田挑谷担子,推车上粮扛不起米口袋,所以扣了半分。我们家属于中等劳力户,一般情况下,农闲时允许一个人出工。我是五类分子,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每次队长在院子外面喊:“曾家出来一个!”我立即拿起锄头或担起粪桶就朝外面跑。祥荣在外面结交的朋友多,喜欢耍,让他去耍吧。1961年食堂下放后,至今整整两年了。农民的日子虽然稍稍好过一点,但在收割小春之前这段时间,每天能吃饱三顿稀饭的农户,可能仍然不多。这是1963年、1964年银郫县农民残酷的生活现实。

民谚说:“菜(指小春作物油菜)从立夏死,麦到小满黄”。意思是说,立夏以后三四天就该收油菜籽了,再过十来天,又该一边栽秧,一边抢收小麦了。立夏和小满这两个季节都在公历的5月份,所以农村有“大战红五月”的说法。这个时候,用农民的话来说,天天忙得屁是屁汗是汗,就是死人都要抽起来干活。还有农民戏称,“收工回家还可以转一转--围着柱头转一转”。但大家忙得高兴,社员们常邀邀约约一起挑着自留地生产的油菜籽到五六里以外的孔家碾去换菜油。至少几个月内不致于再吃干锅菜了,孩子们又可以吃“油油饭”了。收了小麦以后,熊家碾的水磨昼夜都在转,“水打闹”成天叮咚叮咚地忙着筛面,全村男女老少瘪了很久的肚皮,又圆起来了,甚至可以吃一两次油炸面鱼了。

回家这年的夏天,古城公社的农民刚吃上几天饱饭,忙完了小春,新的政治运动又开始了……

19636月,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亲自在郫县犀浦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并很快在全县推广。“运动”要求重新划分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其主要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习称“小四清”。好在这个“小四清”的对象是村社干部,五类分子是死老虎,在运动中虽然时时提心吊胆,但并不是重点打击对象。

农村搞“小四清”的同时,在城镇则大力开展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新五反”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我家虽在古城公社五大队三队,但相隔几个田便是永定公社的乡场三道堰。在田里干活时,常听消息灵通的社员说,省委工作团都到三道堰了,永定公社的党委书记黄文寿出大问题了,他的事情都上《四川日报》了,已经成为全省“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了!后来又听说,黄文寿已被戴上铐子抓走了,公社的13个党委委员一个都没有跑脱,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打回农村当农二。一时闹得乌喧喧的。

为了配合运动,县委宣传部指派县川剧团专门到三道堰文昌宫内连续演出十多场现代川剧《夺印》和传统川剧《白蛇传》。《夺印》说的是共产党的基层政权里已混进像“假贫农跛大爷”(跛,方音念BAI,阴平声)那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再不提高警惕,万恶的资本主义就要在中国复辟了;《白蛇传》则强调,要学“白蛇”对许仙那样耐心地挽救失足者。宣传部门还派人不顾炎炎烈日,蹬起自行车下乡召集农民开会,要农民坚决听从李政委的教导,一定要挖出《夺印》中的“跛大爷”,批判“烂菜瓜”,警惕“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我们三队的不少社员到三道堰看了川剧《夺印》后,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张发伦(县川剧团最漂亮的女演员)的两只眼睛会转,多看她几眼,半夜都睡不着!”还有社员说:“好久没有看高丽云的戏了(高是县川剧团另一位扮相、做功、唱功俱佳的青年女演员),她那乖咪咪、‘粉都都’的样子,天天晚上都想去看,怎么看都看不崩败!”(看不崩败,成都方言,百看不厌之意)

经过省地县几批专案组、工作组几个月的调查,以永定乡党委书记黄文寿为首的贪污盗窃集团,共贪污盗窃国家粮食46万多斤、现金14万多元。田坝头的农民一听这个数字就吓了一跳:吙喲,这46万斤粮食,我们农二哥用鸡公车推,要推一千车!14万多元现金,相当于农民卖两千条肥猪的钱,这些龟儿子的心也太黑了!其中“首犯”黄文寿,据说一个人就贪污粮食十多万斤、现金几万元(当时一般教师、机关干部,每月工资仅三四十元)。全县农民无不骂他,这家伙死有余辜,他的良心真是让狗吃了!

直到1981年才弄清楚,黄文寿虽有贪污情节,但数量只有400斤粮票,高价出售后获赃款两百元。这400斤粮票,两百元,竟被省委工作组渲染成震惊全川乃至全国的惊天大案,真要有些想象力!听好友孙宗烈说,几年前他当面问过黄文寿和他的至今仍然很苏气的老婆,他老婆说:“岂止粮食现金这两条,还说我们老黄拥有十大美女,其中排名第一的女子受人指使,还当面斗争我们老黄……那个样儿都算美女嗦?她的样子还不及我,我们老黄会看得上她?纯粹是瞎说!”

1964年六七月份,省歌舞团为配合基层开展“四清运动”,到三道堰演出了歌剧 《夺印》。有一天我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公社门口悬挂的演出吊牌上,意外地见到“歌词改编:赵尔寰”几个字。我很吃惊:除了蜀华中学那个同班的赵尔寰,还会有谁?此时完全忘记了自己卑贱的身份,立即到公社门口请一位省歌舞团的年轻人帮我叫一声赵尔寰。几分钟后,高高大大、富富泰泰、一副大知识分子模样的赵尔寰出来了。1956年春,在川大后校门外的锦江边,他向我朗诵过他写的电影剧本《火树银花》 1957年鸣放期间,在川大校园内,又见过他一面。7年不见,彼此的处境已有天渊之别。相见的最初一瞬间,他颇为惊讶,完全想不到会在这个地方见到我。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知道我是右派,不怕我这个“带菌者”传染了他,笑嘻嘻地跟我握手。我说,“我已从青海回老家一年多了,家距三道堰场口最多一里路,想不想到我家去坐坐?” “这么近,要去要去,走走走!”

 回家后,我把赵尔寰介绍给三弟,三弟说:“哥,你陪老同学在寝室里坐,我马上烧开水泡茶。”我很感谢三弟对客人的热忱。几分钟后,一杯红白茶端来了。没有想到的是,我和老同学还未摆上十分钟龙门阵,三弟又把一小碗红糖荷包蛋(红糖是姐姐带回家的)给赵尔寰端来了。不仅我很感动,连赵尔寰都很感动,因为他很清楚,现在城乡的老百姓仍然很苦,主人用荷包蛋招待客人,那是很不简单的。五十年后(2014年)的六月某日,川大中文系55级的十多名老同学在峨影厂旁边的一个酒店聚会,我抽空去了一趟住在峨影厂宿舍的赵尔寰家。见面未说上三分钟话,他就说,那年我到三道堰你们家,承蒙你们盛情招待。两个鸡蛋就叫盛情吗?我们都笑了起来。

话说19647月,“小四清”尚未结束,在省委工作团的领导下,郫县又开展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运动。全县各级干部一律靠边站,大搞“查批斗”,县委书记刘致台因思想抵触,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年11月,省委决定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全省各地抽调干部4000多人到郫县,一竿子插到底,分别派驻各机关、学校、企业、社、镇、大队、生产队,全面铺开新的四清运动。特别重申,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并说,“地富反坏右是当权派的‘后台老板’,走资派和五类分子勾结在一起,并受地富反坏分子的操纵”。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见他妈的鬼了!五类分子在农村被当权派整得死去活来,动辄得咎,连屁都不敢放,突然成了当权派的“后台”,还“操纵”了当权派。然而说虽这样说,五类分子毕竟已是死老虎,运动的对象依然是基层干部。

什邡县派到郫县的十多名工作队员,分别派到古城五大队各生产队。工作组依靠秘密“扎根串联”的少数群众,组织背靠背揭发。驻我们生产队的工作队员,是什邡供销社一位姓黄的年轻人,每逢他见到几个社员围在一起吹壳子,就会很警觉地问:“你们在搞什么活动啊?”吓得大家赶快分开。这时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像龟孙子一样抬不起头。社员们天天开会,在会上哪怕一句话不说,只要坐半天就记4分工,比挑半天粪水挣四五分工舒服得简直没法比,因此社员们一听说开会都很积极。

我们大队虽然也逮出了几条多吃多占的小鱼,但问题都不算严重。四清中,对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员,同样给予严厉的打击。解放前住在我家斜对门,解放后与我们同住一个院子的喻士谦,解放前是卖布的,常在集市上倒卖十斤八斤粮票或三五丈布票,赚点烟茶钱。工作队来了以后,立即开社员会斗争他,没收了他身上的全部粮票布票。喻士谦挨整后,喷嚏都打不出来,整天啄起脑壳话都不想说一句。他家林盘里的竹子较多,以后一段时间,无事就在家里编竹耙,逢场天就扛着几把竹耙到街上去卖。不久又被工作队员发现了,认为卖竹耙同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把他喊到社员大会上交代,并叫他退出卖竹耙的钱。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他连一碗茶钱都摸不出来了,本来雄赳赳的一个老头,一下子就篶了。

许多惊人的消息不断传到三队。据说省委书记兼社教工作团团长贾启允,有一天到德源公社途中的花石桥附近,有人(小孩)向他坐的小卧车扔泥巴,他便宣布“郫县是敌占区”、“白区”。后来在县志资料上还见到如下一些情况:转业军人李德成(民政局干部,后为县公安局局长)因为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便被贾书记定为“破坏四清”,立即戴上反革命帽子。副检察长王继华(女)请示贾书记捕人要符合法定手续,要求他在捕人的纸条上签字,他又立即给王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贾书记蹲点的德源公社的工作团,要求摸清解放前家家户户的“外三代”、“内三代”的历史,每户都要建立“阶级档案”。该社十大队二队一位要求加入“贫下中农协会”的老太婆,三代清白,但未批准入会,因为大队工作组听说她年轻时有过“作风问题”,气得老太婆跳河自杀。

驻县四清工作团明确要求,不仅要从坏队坏事中找坏人,还要特别注意从好事好队中找“大红伞” 、“假劳模”,要“挖地三尺,掘出黄鳝泥鳅”。还说,一个大队如果挖不出“千字号”(指上千元)的人头,粮食没有“万字号”(指上万斤)的人头,一定是右倾。大胆怀疑,顺藤摸瓜,一时成风。先锋公社火花大队一位姓杨的支部书记,在“大胆怀疑”之下,成了残害群众的“杨老虎”,被关了108天,罪证是在他家果园旁的夹壁里挖出了一大堆骨头。后来给他平反时,才承认所谓人骨头其实是猪骨头和牛骨头。安靖公社六大队支部书记被逼得走投无路,开他的斗争会之前,他用铡刀抹喉自杀。副县长陈守义,是民主党派人士,其妻兰培华解放前读小学时,牵着妈妈的衣角到乡下催收过地租,瞬间由郫县豆瓣厂党支部书记打成“地主分子”。工作组一再动员陈守义与妻子离婚,他不同意,工作组指责他“要美人不要江山”。他想不通,自杀前亲自到城关二小他七八岁儿子的班主任那里,给班主任几元钱、几斤粮票,谎称他因事要外出,请班主任帮他照顾一下儿子。第二天便上吊自杀。此事震惊全县。

1965年元月,中央颁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终于煞住乱揪、乱斗、乱捕干部和群众之风。各级干部纷纷“洗澡下楼”,“轻装上阵”,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获释。据县志办收集的资料记载:“唐元公社青杨大队原来错定为‘严重违法乱纪’的支部书记宋云龙,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见人就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我。’”

为了避免五类分子干坏事,必须经常敲打他们。除了公社治安主任“高跛子”一年至少召开三四次五类分子训话会以外,大队治安主任黄发松每隔两三个月也要把我们召集拢来“理抹一盘”或骂一顿。1964年底,四清运动已到收尾阶段,有天下午,生产队治安委员喻少清通知我:“大队四清工作组叫你们今天晚饭后到回龙寺小学集中,不准缺席!”四清工作组非常威风,对不听话的社员都可以随便捆起来,今晚会不会抓一两个五类分子来捆起?但自己一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劳动,又不跟社员争工分,与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一向处得很好,因此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工作组当成抗拒改造的典型。可是心中还是有点发虚。晚饭后,五大队的十几名牛鬼蛇神颤颤惊惊地准时到达回龙寺小学,都不知道今晚四清工作组会怎样收拾我们。

我们在学校的坝子里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只见大队治安主任黄发松与一位不认识的干部一前一后走进学校。黄发松立即叫我们站成两行排好。经黄发松介绍,我才知道这位陌生干部是驻五大队的工作组组长,姓曾(后来听说,他是什邡县文教局的副局长)。曾组长是个中年人,但在煤油灯下看不清是什么样子。他站在教室外面的阶沿上,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是:“哪个是曾祥麟?” 我立即举手大声回答:“报告,我是曾祥麟。”

曾组长叫我上前一步,盯了我几眼,接着说:“右派分子属于敌我矛盾,但根据党的政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地富反坏分子有区别。以后四类分子开会,做义务劳动,你都不参加。现在,你可以回家了。”曾组长的水平就是不一样,说话斩钉截铁,每个字都很有分量,字字千钧!

真是天上掉馅饼,做梦都想不到会享受这种待遇。我立即兴冲冲地摸黑赶回家,向家里人报告这个喜讯。妈高兴地说:“上天有眼,等于给你摘了半顶帽子,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三弟祥荣则说:“哥,这下子上街用不着请假了,可以随便赶场了!”

是啊,此前我与地富反坏分子一样对待,凡出村、上街,都必须请假,生产队指定我向家住“童家墩墩”村道旁的大队妇女主任冯群芬请假。冯群芬是童养媳出身,此时年约30多岁,一向为人和善,从来不摆村干部的架子,每次我上街理发或买什么东西跟她请假,她照例是挺和蔼的三个字:“你去嘛!”从未刁难过我。但是,遇到县川剧团到三道堰巡回演出,或文昌宫内演坝坝电影,这是娱乐,我又怎么好意思去请假?这时候祥荣给我出主意:“看戏看电影是受教育,又不犯法,根本用不着去请假!我们走田坎路到三道堰观音阁场口,又近又安全,天黑了谁看得见你?”于是,我多次麻起胆子跟祥荣一起走田坎路偷偷溜到三道堰去看戏看电影。家里买东西基本上由祥荣负责,有时家里要添一把锄头或一挑粪桶,妈就喊祥荣到林盘里去砍一捆竹子,扛到三道堰竹木市场去卖,如果卖了十二三元,祥荣一般会截留一两元钱。晚上,他会叫我一起到三道堰大众食堂去吃一碗臊子面,顺便切一盘猪脑壳肉,有时还打二两烧酒,一人喝一小杯。遇到这种情况,我更不好意思向冯群芬请假。只好如法炮制,在铺天盖地的夜色中,悄悄走田坎路上街。现在,大队四清工作组曾组长当着大队治安主任的面宣布,我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此要走哪里,不必再向谁请假,再也用不着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上街了!此外,四类分子一年要做二三十天义务劳动,也不是轻松事;每年要让高跛子阴阳怪气地骂几盘也很恶心。现在一概免了。曾组长,你真是我的大恩人!

从此以后,一直到1978年我到公社中学代课为止的十三四年间,我的身份非常特殊,既非正儿八经的社员(没有资格参加社员会),又与四类分子迥然有别。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谁都不管我。我成了最不自由群体中的一个“自由人”。

此时全县尚有未摘帽右派七八十人。后来听他们说,他们在生产队、街道,从来与四类分子一体对待,经常被村社干部或派出所干警骂得像龟儿子。前不久,与曾在什邡县工作的叶成章父子一起喝茶,我问他们:“1964年驻古城公社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曾度元是什邡县人,这人你们认识吗?” 叶成章的长子(已退休,曾任什邡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一口接过说:“我跟他是好朋友,有几年常在一起喝茶,他退休前在什邡县法院任刑事庭庭长,他为人正直,可惜已去世几年了。”我说,很遗憾,如果他还在世,我一定要到什邡县去请他吃一顿饭,当面向他说一声谢谢。

1964年,还有一件印象特深的事需要写几句。到5月下旬,全县农民又暂时告别了一年一度的春荒。终于收完了小春作物油菜籽和小麦。晚饭后,又有闲暇像平常一样串门聊天了。农村一般天黑一阵才吃晚饭。某日晚饭后,同住一个院子的贫农党员李贤贵,又到我家灶房里来与我和三弟吹壳子。他说,“去年搞小四清时,有天工作组长召集几户贫农开会,见我年轻气盛,又爱说话,叫我带头控诉四不清干部。我说,你们喊我控诉,我首先要控诉的是公共食堂!日他妈饿得老子肚皮巴背,走路打偏偏……几爷子操乌教就不说了,食堂没有柴烧了,还想拆老子的房子烧!工作组的老黄马上阻止我:喊你揭发控诉四不清干部,你却扯到公共食堂,你再捣乱,我马上喊人把你捆起来!”李贤贵满腹牢骚,越说越气,正说在兴头上,觉得喉咙发痒,想吐痰。他走到灶房门口啪的一声把痰吐到院坝里。此时,他突然发觉院坝里红红的,有点不正常,忙跨出灶房门槛一看,随即大吼一声:“喻士谦,你家灶房起火了!”

我和祥荣大惊!连已经上床的母亲、妹妹、小弟,也赶紧跳下床全部冲到院坝里。大火已经冲出喻家灶房的屋顶。这段时间天天大太阳,房上的稻草干透了,火势迅猛。站在院坝里的几户十多口人异口同声一齐大吼:“起火了!起火了!”

我家的灶房(草房)在院子东边的磨角,喻家的灶房(也是草房)在西边的磨角。东西磨角之间,隔着三间大瓦房(老院子的正房),其中喻家一间寝室,一间堂屋,靠东一间则是我们家的大寝室。瞬间,大火在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中迅速由西向东漫延。喻家的瓦房着火了,大火正向我们家扑来。

三队和四队的几十个社员最先赶来救火。但火势太猛,根本没有办法。恰好这天有一连解放军拉练到三道堰,住在两三里以外的粮站内。他们发现火情后,立即整队跑步赶来救火,每人手里拿一只脸盆。有的忙着从院子旁边的沟里舀水扑火;有的忙着从燃烧的屋子里抢运粮食、衣物、家具,牲口;有的爬上尚未燃烧的两间瓦房(喻家的堂屋和我家的大寝室)蹬瓦……趁大火暂时还未烧到我们家,我们家老老小小五个人忙着先抢大寝室里的家具、被褥、衣物。

火,以不可阻挡的势头顷刻吞没了喻家的大寝室和堂屋。眼看就要烧到我们家的大瓦房了。这间瓦房的几根立柱已被烧焦了,大火很快就要进屋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风向突然变了,西风突然变成了东风!大火立即调转方向,又由东向西烧了回去。把喻家五六间房子烧成灰烬后,又把紧挨喻家的另一户贫农陈文新的五六间草房烧个精光。火场一片狼藉。结果我们家损失不大,只是瓦房上的瓦几乎全被蹬掉摔碎了,一些家具被屋瓦砸坏了,灶房的几堵墙壁被推倒了,锅碗瓢盆被撞坏了一些。李贤贵和十四五岁的妹妹住的两间大厅房,与喻家、陈家的房子隔着一段距离,虽幸免被焚,但在解放军和乡邻帮助抢运粮食财物时,四壁被扯坏了,粮食撒了满地,两只猪被放出猪圈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李贤贵看见喻士谦就冒火:“按从前的规矩,火头是要挨打的,想不到我的房子没有在吃公共食堂时拆掉,却毁在你的手上!”

失火原因很简单,喻家晚上煮饭时,喻士谦坐在灶下矮板凳上烧火。那时柴圈里堆满了油菜壳,喻士谦用农村常用的竹子火钳夹油菜壳,带了些火星进柴圈。待一家人吃完饭,上床睡觉后,柴圈里的油菜壳燃烧起来,火焰迅速冲上屋顶。如果不是正在控诉公共食堂的李贤贵发觉得早,说不定喻家会烧死一两个人在床上。

这天晚上,幸亏有一连解放军和许多社员赶来救火,从火场中抢出了不少粮食、财物。我家院子前面是生产队的仓房,平安无事,一些信佛的老年社员,双手合十,不住唸阿弥陀佛,感谢菩萨保佑。火灾发生后,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几家受灾户免费供应三天伙食,还根据灾情轻重,对各户做了一些善后工作。

生产队一排仓房前面那条村道,是五、八大队方向的农民赶三道堰必走之路,以后常听到一些过路农民议论说:“曾嶽衡好事做得多,火烧到他家会倒拐。”

一场冲天大火的结束,意味着住房重建。原本是一个典型的川西农家院落,结果成了东一坨西一坨毫无格局可言的乱七八糟的大杂院。真是毁灭容易建设难哪!

比尔盖茨说:“人生就像一场无法熄灭的大火,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从这场大火中抢救一些东西出来。”大火不断,抢救也就不断。可是,当火势大到吞天灭地的时候(比如两年后的那场文革大火),我们又该抢救什么?又该如何去抢救呢?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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