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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在家乡的土地上,终于扎下根来

19633月,那时从成都老西门车站到郫县,可能半个多钟头发一班车。在郫县北门下车后,到三道堰的7公里路既窄又烂,纯粹是很原始的土路,不仅不通汽车,连解放前常见的载客鸡公车都没有--农民们谁想去挣推车的钱,肯定会被安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从三道堰到古城五大队三队大概又是1公里。这8公里只能步行。好在所携行李并不重,最多十四五斤,打成一个小铺盖卷就背回去了。

三年前回家时,家中只有三人,即母亲、小学毕业的妹妹俊华、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弟祥中。那时三弟祥荣在成都八中读高三。19616月底,八中高中毕业考试正在考第二科,班主任老师突然把祥荣从考桌上喊出教室:“你别考了,你被勒令退学了,教务处待会儿派老师送你回家!”主要理由是:“思想落后,组织纪律性差,倒换粮票,不堪造就。”不容祥荣解释,几句话就把祥荣赶出校门打发回家。农村是广阔天地,从此家中多了一个农民。

现在,命运又将我沉重地扔回了老家。不过那时仍然很天真。听说那时国家培养一名中学生,一年人均花四十多元就够了;而培养一名大学生,一年要花一千八百多元!难道花那么多钱培养出的大学生,就因为错说了几句话,国家就忍心让他们一辈子与泥巴、粪水打交道吗?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就复活了,我最多再烂三年,我不信农村会是我最后的归宿地!

感谢母亲和弟弟妹妹宽容地接纳了我。从此,家乡这片不知养育了多少代人的土地上,又新增一个战天斗地的赤脚农夫。

三年前回家时,全国还硬撑着继续宣传“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当时,郫县农村的许多公共食堂连每人每天三两米都办不到,只能用“瓜菜代”的方式勉强维持。有些社队为了巩固公共食堂,强行逐户收锅收碗,有的甚至把社员的炉子、灶头都挖了。听说附近的唐元公社十大队六队有个社员张某,因偷了队上几根红苕种,被吊“鸭儿浮水”,打得皮开肉绽。

“三高五凤”(“三高”指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凤”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使各地粮食大减产。物价持续高涨,商品奇缺,家禽家畜昂贵,鸡蛋一元多钱一个,兔子二三十元一只,鸡四五十元一只,鹅七八十元一只(当时县乡普通干部月工资仅三十多元)。我们生产队有个姓严的,他是三道堰粮站的站长,一向自称“热爱小家庭”,一下班就回家脚踏自留地、放养鸡鹅鸭。自云:“鸡鹅鸭是我家的小银行,自留地是我家的后花园”。

那时,我们古城五大队三队还算不错,每人每天能够吃到新秤四两米左右。1961年春末夏初,全县公共食堂一律解散。此后恢复分粮到户,情况逐渐好转。“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大小二春农忙时节,基本上能够吃饱肚子。但到了冬腊月间,能吃饱菜稀饭就很不错了。过完春节,多数农户缸里的米已经见底了。有些年轻妈妈,想在柴灶里用砂罐给婴儿煨点稀饭,都抓不出一把米来。

俗谓“神仙难过二三月”,我回家时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家里一天三顿都吃清涝涝的菜稀饭。一到家,我就把八宝农场给的五六十斤全国粮票和身上的全部家当五六十元现金,全部给了妈。母亲立即叫祥荣到粮站去买30斤米;次日是赶场天,又叫他到猪市上去买了一条小猪,猪的屎尿是养猪户向生产队投资的包肥,年终参加分配核算。

安顿下来以后,母亲说,我们这家人就是这个命,但是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鸡一天狗一天,日子会过下去的。并叫我下午就到马街(公社驻地)去把户口上了。

三弟祥荣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我回家不到一小时,他就神神秘秘地对我说:“赵萍准备把她的女儿H介绍给你的事,我们早就知道,你在八宝农场的通信地址是我们告诉她的。现在你回家了,恐怕还是得告诉她一声,至少让她知道你已回家当农民了,下一步就看她的反应了。”我说,刚回家就说这些事,不合时宜,以后再说吧。可是祥荣太积极,立即吩咐快满15岁的妹妹俊华到邻队一个女子S家去,请S把口信带给她的初中同学、闺中密友H 。当天下午就有了回音,说是H明天要到我家来。这个信息使我挺感动。

几年没有见过家乡原野的夜色了,晩饭后,想独自到院子外面去走走。远天有几颗星星,原野依然很开阔,溪沟里的流水依然晶莹。但是经过几年惨痛的折腾以后,家乡离复甦还很遥远,现在,村里连亲切的犬吠声都很难听到了。古老的乡村,难道真的老了?风,与大西北的风迥然有别,柔柔的,全无骨力,这不是我期盼的夜色。走到竹篱外,突然想起俞平伯的一首小诗来:“疏疏的星,/疏疏的树林;/疏林外,/疏疏的灯。” 历来负荷沉重的农村,居然成了仙境。诗人,请悠着点吧!

第二天一早起床,把房前屋后的垃圾扫了扫。早饭后,我穿上在成都买的一身行头,颇为不安地在屋外阶沿上徘徊。时间很难消磨,我耐心地等待着她。这时,同住一个院子的50多岁的邻居喻士谦(此人在本书第三章几次提到他,我们都叫他喻掌柜。解放前他在三道堰街上卖布,生意做得很顺,解放前夕与我父亲共同买下这个院子连同几十亩田),突然在院坝里叫我:“祥麟,听说你回来了,麻烦你帮我担几挑瓦到‘童家墩墩’(小地名)去,待会儿有人来装车。”不容我考虑,好像我已经同意了,大声催着我:“箢篼我这儿有,走走走!”

喻士谦家里剩余两三千匹瓦,准备卖掉。我知道他的大儿子已于前几年病故,小儿子才十三四岁,这个忙我应该帮。但此时我有要事,正焦急地等待着一个重要的人 。喻掌柜嘞,你找我帮忙要选个时候嘛!我在等女朋友,脚上穿着新皮鞋,而且根本来不及上街去买一双干活穿的草鞋;穿着唯一的一套新衣服新皮鞋去挑瓦,真有点舍不得呀。我不便向他解释,可又不好意思拒绝。我很不情愿地把裤脚挽了挽,迅速装满两箢篼瓦,随即从灶房里取出一根挑水扁担,跟在喻士谦后面,每人担一挑瓦,扁担闪悠悠的,挑到两百公尺开外的‘童家墩墩’村道旁。接连担了七八挑。累了一两个钟头,衣服上扑满了瓦灰,而且早就被汗水浸透了,皮鞋上糊满了泥巴,更是惨不忍睹,挺心痛的。幸好H今天并未到我家,如果让她见到我工不像工,农不像农,倒文不武这个样儿,会作何感想?她不来也好,在未来严峻的生活中,可以少一点干扰。现在,我可以对她彻底死心了。

这是我回家后干的第一件体力活,所以印象特别深。多年后,我把替喻掌柜挑瓦的事讲给老伴听,“他请你吃饭没有?” 老伴问。“吃啥子饭啊,说了一个谢字就完了。后来我还熬夜帮他铡了两个晚上的猪草(苕藤),从未吃过他一顿饭。” “喻掌柜这个做生意的人,精明过人,专踏痛脚。他怎么不喊祥荣?他喊你,是他晓得你喊得动!”我说,帮邻居干点活不算啥,算了算了。

刚回家那几天正值农闲时候,生产队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更不是人人都能派上活。那时田少人多,按劳计酬,劳动力多的家庭干活要受限制。我向祥荣说,如果队上有活干,别忘了通知我。回家的第三天,祥荣说:“哥,今天队长通知,我们家去一个人到麻田泼粪水,你才回家两天,耍几天再说,今天我去担粪水,你在家休息。”我说,“我不是回来享福的,今天你别争,我去。”

我担起猪圈茅厮旁边的一挑粪桶立即向外走。院子旁边的麻田里,已有十几个农民在忙碌,有的在附近院子里挑粪水,有的正从灌满沟水的麻窖里挑水,还有四五个妇女手执粪档,每桶水里兑一档粪,然后泼到田里。我走到田边,见挑水缺人,主动到麻窖挑水。有几个农民认识我,其中邻院的詹积成比我小一岁,解放前家住三道堰街上,他母亲会打扮,很“苏气”,人称“詹摩登”,是常到我家打牌的女士之一,我从小就认识他们一家人。只见詹积成走到我面前说:“听我妈说,你已经回来了。你在青海没有干过这种农活,今天第一次不停歇地担半天水,晚上肯定会觉得肩膀痛,不过不要紧,过几天习惯了就没事了。” 詹积成长得很壮实,力气很大,干活心灵手巧,嘴巴又会说,虽然家庭成分是“官吏”(当富农看待),但他在队上绝对说得起话,生产队长许多时候还得依靠他。以后一段时间里,他处处关照我,扯秧头时,教我怎么扯才扯得整齐;薅秧时,教我怎么薅才薅得又快又好;推车上粮时,常常帮我扛口袋。我一直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果然让詹积成说准了。白天弯着腰在麻窖里扯水、挑水,最初只觉腰部酸胀,后来肩压红了,开始隐隐发痛。我不吭声,默默坚持着。到了晚上睡在床上,才发觉肩膀上压扁担那一坨肉摸都摸不得。一两个月内,多次挑粪、挑土、挑“秧头”、挑灰肥,肩膀上逐渐隆起一个硬块,压成了一坨死肉,这时,扁担压在肩上就没有痛感了。这时候,基本上就算闯过了适应川西坝农村劳动的第一关。

刚回家这段时间,队里的使牛匠正忙着耖秧母田。秧母田必须泥绒、田平,队长常派部分社员到水田中把高处的泥担到低处去。若是出早工,刚从被窝里伸出来的一双热乎乎的脚,一下子插到冰冷的水田里,冻得骨头发痛,那滋味很难形容。过一会儿冻“木”了,也就没有事了。娇惯不得,人真是农民常说的“贱皮子”。

割完苕子就该铡猪草了。生产队(集体)喂养了七八头猪,需要铡大量的苕子(苕藤)作饲料。每把铡刀需要两个人配合,坐在矮板凳上双手箝(握紧)着一大把一公尺多长的苕子,慢慢将其喂送到铡刀内,需要技术,铡出来的猪草才能细如米粒,同时又不会伤及自己的手;按铡刀的,则主要靠使蛮力,特别需要手腕手膀的力量。像我这种刚回到农村的人,自然只能当下手--按铡刀。对我来说,这也是一项挺考验人的重体力劳动。力气大的农民,右手铡累了,换左手,两只手轮换着铡;我的力气小,一只手铡不动,必须用尽全身力气双手一齐使劲,常累得直喘粗气,铡一天猪草,我觉得比担一天粪水还累人。农民们常说,变了泥鳅就不要怕泥糊眼,没有办法,只有咬紧牙巴挺住。

一年大约要栽五六十天秧子。老是弯着腰在水田里插秧,也是挺难受的。好在我还有一点灵气,后来居然成了全队栽秧最快的人,而且逐渐做到不用牵绳子,栽(插)出来的秧苗横看竖看一条线。前面说了,我的力气不大,秋收时只能打谷子,根本担不起一百七八十斤乃至两百斤以上的谷担子。好在工分各挣各,因此没有谁说闲话。

我这人干活有点痴。大家扛起锄头收工了,我却在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见村道被鸡公车碾坏了,无论担挑子或小孩上学都不方便,走夜路的人更易摔跤,不由想起当年吴宓跑警报,高一脚低一脚,感慨说:“不历坎坷,不知坦途之可贵也!”于是顺便拿锄头这里修修,那里铲铲。别人挖阴坯(犁田后,为节省牛工,需要社员用山锄把大土块挖成若干个小块)会找窍门,尽挖猫盖屎,只挖冒出地面的土块,既省力速度又快,工分自然高;我偏要把下面的大土块翻过身来挖,质量上去了,工分却比别人少许多。我不想过多计较,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农村除了犁田,大田里什么农活我都干,包括跳进茅厮舀粪水,像牛一样拉石磙。由于我干活认真,而且干得比较出色,后来生产队长常派我干诸如抛粮下种、砍蔴下菸之类的技术活。我还会干一些简单的木工、泥工、篾工活。比如做一根小板凳,钉一个木箱子,拌土砖,打沼气池,砌墙、砌炉灶、砌烟囱;上房拣瓦,下沟筑堰,以及编竹篮竹筐等等,都难不住我。

要当个合格农民也是不容易的。必须不怕吃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农村真是一个锻炼承受力的好地方,一所教导人如何面对逆境并最终走出人生沼泽的好学校。苦难也会闪耀光辉,不过总是带着凝重的色彩,因为它需要付出过分昂贵的代价。

一位作家说:“人生如路,须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然而谈何容易啊!说这种话的人,多半并未经历过真正的苦难。

我回家后,古城公社的“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

我们生产队土改时划了两户地主。其中一位叫袁世兴,时隔多年之后,农民们在田里集体干活时,仍然常常当做笑话谈起他解放前的一些旧事。他这个地主当得真窝囊。据说冬天早晨洗脸时,家里连热水都舍不得烧。煮饭时柴灶里丢进两块石头,烧十来分钟,夹出来丢进冷水面盆里,咕嘟咕嘟一阵响,冷水就变成热水了。

还有一户姓龚的,土改时划为上中农,第二年复查土改补划为地主。这家的老二解放前是成都老西门高等工业学校(简称高工校)的毕业生,抗战时期分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干技术工作,抗战胜利后,不愿随台迁返南京,回到郫县三道堰教小学。解放后,光凭曾在国民党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这一条,差点把他打成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土改时被学校开除,反革命分子帽子笼不上,回家当了地主,妻子也成了地主婆。

还有一位姓詹的--詹积成的父亲,1930年代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连长,在当地结婚后迁居郫县三道堰,任永定乡乡公所的仓库主任,土改时将其家庭成分划为“官吏”,当富农对待。解放后不久,詹伯伯即被弄到犀浦去劳改,家里丢下从未干过农活的30多岁的妻子,以及从一岁到十三四岁的六个娃娃。妻子成了受管制的“官吏婆”,为了养家,她不得不背起娃娃挖地、打谷子。特别是打谷子,这本是男子汉打光胴胴干的活,对妇女绝对是超负荷的劳动。一个女人在大热天背起娃娃打谷子,更是难以想象的事。她不仅必须不停地拼尽全力甩打谷把子,不时还要向前移动沉重的拌桶,衣服裤子被汗水湿透,找不出一寸布是干的,大人娃娃都遭罪,一家人生活之惨苦可想而知。连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妇女见了都连声感叹:“遭孽啊!遭孽啊!”但现在终于把几个娃娃盘出来了,大女比我年长几个月,在成都医士学校毕业后,分在成都玻璃厂当医生;长子詹积成就不介绍了,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属于劳强户;会干活的,饭量都大,每年很早就断粮了。一家人过日子也是紧邦邦的。

我们大队下辖十个生产队,原有30多个地富反坏分子,人称“四类分子”。1963年还有20多人未摘帽。我回家后,“四类分子”这个称呼自然消失,变成了花色品种齐全的“五类分子”。回家不到一个月,生产队通知我到公社参加五类分子例会。公社治保主任姓G,但我们都不敢叫他G主任,这样叫他会认为你瞧不起他,要叫G书记(当时公社干部下乡后,农民们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官,一律称他们为“书记”,姓张的叫张书记,姓李的叫李书记,一个公社有二三十个这样的“书记’,他们全都欣然接受这个称呼。)

这天G书记站在原为寺庙大殿供奉菩萨的台子上,对全公社一大群“分子”训完话后,对我吼道:“曾祥麟,过来!”他坐在寺庙宽大的门槛上。这门槛至少可以并排坐四人。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我想,我在川大时,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李伯勋,入学前是南充市某区的副区长,1958年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他成了中文系55级民兵连的指导员,他找我谈话,从来都是并排坐着谈;后来在西宁农林学校,正处级的贺校长找我谈话,也是他坐这张沙发,我坐那张沙发。今天,你G书记的屁股只坐了庙子门槛的四分之一,我正想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聆听他单独训话,谁知我还没坐下,他大吼一声:“你站起!”我浑身的血液猛然上涌,惊愕一阵,才想起我没有资格与他同坐在一条烂朽朽的门槛上。

“你回家这么久了,为啥不主动到公社报告,是不是想隐瞒右派身份?” 他厉声责问我。撞你妈的鬼!一回农村我就自投罗网,主动向生产队长李家保老老实实讲了我的情况,(傻如初到西宁那一年,真是没治!)怎么会是隐瞒身份呢!这次算是公社治保主任给我的下马威。若干年后,我恢复了工作,在县报当上了颇受各级领导尊重的记者。有一天骑自行车到古城公社采访,在罗家桥附近偶然遇见了他。只见他老远就跳下自行车,笑嘻嘻地喊我:“曾老师,你下乡来了!”此时我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书归正传。后来听三弟说,就是这位公社治保主任,一年前奉公社书记之命,骑一辆破自行车到五大队传达上级指示。那天突降暴雨,他站在大队办公室门前的阶沿上,偶见我们三队的地主龚××正在院坝对面的屋子里干木工活(义务劳动),大叫一声:“龚××,你过来!”龚抬头一看是公社治保主任来了,不敢怠慢,立即放下锯子,淋着大雨赶忙穿过院坝向他跑去。眼看快踏上阶沿,治保主任突然大吼一声:“站住!”此时屋檐水像瀑布似的向龚地主的头上倾泻。龚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治保主任又厉声吼道:“谁叫你后退?不准退!”脸色煞白的龚地主又赶忙上前一步,任屋檐水狂泄在头上和脸上。三弟说,当时有几个贫下中农见了,都觉得这个姓G的心肠太毒,如果二天老婆再给他生个娃娃,一定会没有屁眼。

就在这次训话会上,我见到了几个月前准备把女儿介绍给我的何姆姆赵萍。当时我们都觉得有点尴尬,相互点点头就算招呼了。直到散会,我们相互没有说一句话。幸亏我从青海回到农村的第二天,她的女儿爽约未到我家,如果有朝一日我成了她的女婿,会害了她一家的。自己已是被打入地狱的五类分子,还东想西想干啥啊!

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她的女儿H在初中同学S的陪同下,突然来到我家,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天底下还有这么勇敢却又这么傻的女子,我都觉得惊讶。当天她在我家住了一夜,以后又来过我家几次。她很活泼、健谈,信也写得满漂亮,彼此的感情迅速增进。她甚至向我讲了有关她母亲和自己最隐秘的、绝不会轻易向外人道及的浪漫的或伤心的故事。特别是她母亲被大队干部欺凌、侮辱的一段经历,虑及对后辈的伤害太重,这里就点到为止不再多说了。

我一直不知她是瞒着她妈到我家来的。她妈终于知道了,当即坚决阻止。H终于放弃了对我的幻想。但我并不知道她已改变初衷,被搞得云里雾里的,接连给H写了两封信,由妹妹交给家住附近的S,请她转交给HS是个美丽而富于同情心的极善良的女子,她劝H别离开我,但H自有苦衷。听妹妹说,两个女子坐在田坎上为此抱头痛哭了一场。这糊涂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像一阵迷离的风,像从心上掠过的一片云。能怪H吗?她已经是够勇敢的女孩了。

接下来,另一起感情纠葛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发生了。S本是三弟爱慕的女子,三弟一直苦苦追求她,但久久没有结果。有一天正吃午饭时,三弟郁郁地回了家,一进厨房就告诉我,刚才他向S摊了牌,但遭S拒绝了。S说,有个人已经爱上她了。三弟问是谁,最初S不说,后来才说:“是大哥”。(她一直称我为大哥,称三弟为三哥)三弟不相信。S说:“大哥写过一个东西给我,现在我还留着。”总之,意思是我爱上了她,还有文字为证。

听三弟如此一说,我大吃一惊,哪有这种事情啊!我对她确实有好感 ,但这种好感并不等于爱。何况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还是人见人怕的五类分子,更何况这人是我亲弟弟最喜爱的女子。我怎么会去抢夺三弟最喜爱的人呢!几年前我在成都落难时,三弟在成都八中念高中,他给了我那么多的帮助,甚至不止一次自己饿起肚子把饭让给我吃。三弟说,你无须否认,你爱她吧,她确实是个值得爱的女子,你不承认,她会伤心的。正在吃饭的妈,也很不愉快地说了一句:“猫扳甑子替狗干!”

我无法辩解。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越解释,越是解释不清楚。幸好这份仿佛来自天外的爱,像来时一样突然,几乎像闪电一样,突然便熄灭了。可能是S的读过两年高中的二哥向她陈说了这种关系的尴尬和危险,可能伤害一个家庭。她清醒了,于是迅速撤退了。

我究竟给S写过什么东西呢?这里不能不回过头来追述几句。前面已经说过,S不仅美丽、聪明,而且是个很有胆量并富于同情心的女子,也是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初中毕业便失学了。她和三弟关系密切,多次来我家玩。有时独自来,有时由邻院一个小女子陪同她一起来;有时来和三弟闲聊,有时来向我借一本什么书。那时家里有一二十本学生时代在成都青年路夜市买的旧书,比如小册子《居里夫人传》,《茶花女》英汉对照本,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等。我喜欢在书前书后空白处写一两段简单的读后感,她很欣赏,喜欢看我写的即兴文字。那时我偶尔写一两首小诗,纯粹是自我欣赏或自我发泄之作,写完后,往往随手就扔了。1964年元旦后,我写了一首散文诗,有次见到她,把这张纸片给了她。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诗早就丢失了,也根本记不起写些什么内容了。没想到2000年前后清理旧书时,偶然发现写在一张破纸头上的这首小诗的底稿,现一字不改全文抄录如下:

新年的钟声敲响

叮咚……

叮咚……

新年的钟声在天穹的深处敲响,低沉,神圣,苍凉……

在新年的钟声里,一个年轻的绿衣使者,用她柔软的手指轻轻推开每一扇紧闭的窗户;但受伤的骑士与憔悴的美人,谁个更需要她的抚慰呢?

一个眼睛里包藏着不幸的母亲,一手托着新衣,一手捧着果子,在新年的钟声里,寻遍每一个庭院,问尽每一个行人,但哪儿都找不到她那个快活的孩子。

晓雾抖动着如梦的轻纱,春潮痛吻着残缺的堤岸。初升的太阳像血一般殷红。

在新年的钟声里,一个苍白的渔夫不敢撒下他那张沉重的网。

吉普赛人收卷起篷帐,洛列莱又开始在山腰歌唱。在新年的钟声里,受惊的小鸟四处躲藏……

前几年我问过S的二哥:“当年你妹妹说,我写了一个什么东西给她,她一定给你看过,而且一定就是这首诗,对吧?”她二哥(退休前连续多年任郫二中教导主任兼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师)很肯定地回答:“就是这首诗。”

富有同情心的善良的S,多半对诗中的几个意象理会错了,比如“哪儿都找不到她那个快活的孩子”,“一个苍白的渔夫不敢撒下他那张沉重的网”, “受伤的小鸟四处躲藏”。怪只怪这诗写得比较朦胧,可作多种理解。其实我写的,是在当时处境下自己的苦闷、失落、迷惘乃至绝望的心境。有些痛苦,只适合藏在心里,让它无声无息地消亡。虑及当时的政治气候,这种心境不能直写,直写易罹祸,只能躲躲闪闪,朦朦胧胧。哪是什么求爱的诗啊?绝对是误会!这首诗的后果是严重地直接伤害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弟弟,还有一位就是非常刚强而聪明的S。(很高兴,后来她找到了一位比我和三弟都强得多的、既很帅气又很富有并非常爱她的丈夫。)同时,我自己也受了伤。多年来,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十分愧疚乃至痛苦。

对这段使所有当事人都不愉快的经历似乎已经记述得太多。不想再多说半句。就此打住吧!

爱情像果子,不到时候不会坠入你的怀抱;又像小鸟,不到时候不会飞向你的枝头。有一天,这只爱情鸟终于停歇在我的枝头,但这已是1965年秋天的事情了,后文另述。

话说农村“五类分子”中,惟有坏分子享有短期内可摘帽的优待。我们大队有个W,吃公共食堂时任事务长,因他会打金钱板,又会自编唱词,大队书记叫他兼管宣传工作。他经常在大伙开饭时,站在公共食堂的长板凳上手舞足蹈,打金钱板表扬这个,批评那个。我们三队有个李幺娘,出工常迟到,也被W编成一段金钱板唱词:“三队有个李柳云,人又年轻又聪明,八点半钟吃早饭,九点半钟不见人……”后来W睡了某家的女人,事发后当了几个月“坏分子”就没事了。一队有个小伙子D,因拿摸问题被划为坏分子,跟我们一起干了一段时间的义务劳动,留下许多趣闻趣事。有次看了坝坝电影《五朵金花》后,他大发感慨:“演金花那个演员,嫩得脸上掐得出水来,如果能够娶她当婆娘,喊我天天吃猪草都干!”在五类分子的堆堆里,他最多待了两年,帽子就光荣地摘掉了。而地富反右,一旦戴上了帽子,很可能戴到火葬场。这些人才是阶级斗争的真正敌人。不仅他们本人一辈子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连他们的儿子孙子都休想抬头。

我们五大队的“分子”中,有三个当过教师。其中有两个,解放前在三道堰中心校教书;还有个姓廖的地主,是金陵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解放前一直在中学教书,解放后民兵把他弄回家来退押,从此成了地主。有次我们大队的十几个“分子”一起做义务工,给大队民办小学的教室筑墙,其时一位民办教师(简称“民师”)正在初中戴帽班上数学课,姓廖的地主尖起耳朵听了几分钟。我们问他:“这个老师讲得如何?”他微笑着低声说:“这小伙子连火门都没有摸着。”旁边有个上年纪的“分子”赶紧告诫他:“别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说东道西,这种话千万说不得呀!”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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