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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拉洞二队

我们在阿力克二队集中了一个多月,整日无所事事。大约到196210月初,上面又下发通知:凡是摘掉帽子的右派,一律东行调往气温和土质都稍好一点的浩门农场;没有摘掉帽子的大约近百名右派,则全部西去,返回祁连八宝农场另作安排。我和李继民尚未摘帽,自然属于“西去”之列。撤销右派队的原因,队长仍然不做解释。有消息灵通的老右说,9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已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指出必须煞住“一段时间的歪风邪气”,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说,“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啊,一切都明白了!所有的幻想,全都破灭了!

每逢休息日就到祁连县城看美女  

在右派学习队解散之前,阿力克二队已经解散。我们离开阿力克后,阿力克分场可能很快就要撤销了。八宝农场海拔太高,不适宜农作物生长。虽然每年要给西宁运去不少粮食,但总的说来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当地的牧民意见很大,好好的草原被破坏了,他们牧放的地盘愈来愈小了。这个农场,看样子很难再办下去了。农场所有的工业队、农业队,人员愈来愈少。劳教期限满了的,除了家在大城市或沿海地区按规定不能遣返的,其余的尽可能遣返回家。(注:劳动教养制度于20133月正式废止)

我们这伙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到达祁连县城后,迅速分散到总场附近各队。好友李继民分到畜牧队,不久,他就在帐篷里自杀了,这是后话。我被分到拉洞二队。拉洞是祁连县人民政府和八宝农场总部驻地八宝乡下面的一个村。这个村的面积可能有好几十平方公里。村内有一块约五六平方公里的台地,叫拉洞台。八宝农场在这块台地上设了两个农业队,我被分到拉洞二队。

我们到拉洞二队后,主要任务是烧灰,将翻耕平整后的土地上的草疙瘩搂成一堆一堆的,每堆草疙瘩下面放几十块点燃的干牛粪,使草疙瘩焚烧成灰,多少起一点肥料的作用。农活并不重,与以前在阿力克二队一样,我们一般在下午两三点钟便收工。秋收结束后,粮食已进仺,虽无青稞可偷,但肚子基本上能吃饱。因此一到拉洞二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这里距祁连县城大约两三公里。每逢休息日,大伙三三两两去祁连闲逛。有个休息日,我与一位右兄逛到农场总部大院内,偶见档案室就在近旁。我在川大就知道,个人档案属于机密,不是谁想看就可自由去查看。但前些日子“刮翻案风”时,的确听说右派分子可以到总场去看本人的档案。我们很想看看自己的档案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走到档案室门口,见一位年轻姑娘在值班,我试探着问:“我们是拉洞二队的右派,想看看自己的档案,行吗?”对方回答:“管钥匙的人不在,没有证明不能看。”我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农场总部旁边就是祁连县城。城里只有一条百多公尺长的小街,街的两旁多数是肮肮脏脏的土屋。劳教分子进城后,值得进去逛一圈的,只有百货公司和邮局两个地方。到百货公司不是去买东西,想买也没有钱,主要是想去看看被劳教分子们称为“祁连一号”的漂亮的女售货员;到邮局也不是想去寄什么东西,是想去看看另一位美女--“祁连二号”。欣赏了美女,然后在街上逛两个来回,依然原路返回拉洞二队。我们的生活很枯燥。我们的生活很无聊。人生的许多空虚,不在乎孤独,而在于寂寞。

第一次吃酥油糌粑   某日下午收工后,同室有个绰号叫“二球”的上海劳教,(“二球”在上海话里,大约相当于四川话中的“瓜娃子”,但实际上他并不“瓜”,而是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我始终搞不懂他这个绰号是怎么得来的)约我到拉洞台下的撒拉族村民家里去作客。“作客?” 我很惊讶,“凭什么?”二球说:“你吃过酥油糌粑吗”?我说:“经常听说藏民吃酥油糌粑,但我到青海后,真还从未品尝过究竟是啥滋味。” “我领你去。” “需要付钱吗?” “不必,你放心接受人家的款待好了。”

据说撒拉族人是古代西突厥人的后裔。听说青海湟源县有上千名撒拉族人。拉洞台下集中住着二三十户、百十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普遍热情好客。走下拉洞台,“二球”在前面带路,走到一户院墙外,他径自推门而入。家里一位戴着“盖头”的老妈妈果然热情地对我们表示欢迎。进屋坐下后,老妈妈的媳妇立即从里屋出来给我们端来两碗奶茶。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很整洁。老妈妈与二球拉着家常。我好奇地观察者,只见这位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当着我们的面先洗手,然后默默地取出两个碗,每个碗里先倒小半碗奶茶,再加入酥油、青稞炒面,好像还加了一点盐,旋即在碗中用手指将其拌匀,并捏成团。然后恭恭敬敬地双手端给客人。这个穿着一身回民服装的窈窕女人,完成自己的待客任务后,依然默默地回到屋里忙什么去了。

吃酥油糌粑不用筷子,直接用手抓,比白开水拌青稞炒面好吃多了。没有想到,不是在阿力克牧民的帐篷里,而是在拉洞,我第一次吃到了酥油糌粑,算是没有白来青海一趟。

离开这户人家后,我担心二球对这家的媳妇不怀好心,警告他:“不会是看上了这家白白嫩嫩的媳妇了吧?你乱打主意是要遭天谴的!”二球说:“老弟别把我尽朝坏处想行不行。一年来,我和这家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去年解教后,我回过一趟上海,从上海给这家人带去不少礼物。我偶尔去他们家一趟,每次他们都这样接待我。吃一小碗酥油糌粑,穷不了她们,没事!”我相信二球的话。从种种迹象看,这儿的撒拉族居民比四川农民的生活好得多,至少不愁吃,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到总场纸厂会老友  

到拉洞二队后,已调到总场造纸厂的四川老乡郑光宗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的消息。一个星期日,他特地在纸厂总务科借了一匹马,骑到拉洞二队来接我到纸厂去与原阿力克二队的老朋友聚会。我在阿力克二队轧场时,天天骑小黄牛,每天早饭后,把它从马房里牵出来,爬上牛背后,不用挥鞭,它自己就会笔直地向二队的麦场走去;下午收工后,它又默默地驮着我往马房走,我至今还很怀念它。但我从未骑过马。郑光宗手里牵着马,把马牵到台阶下,要我先上马。这匹马很高大,我刚爬上马背立即滑下来。第二次想跨上马背时,馬受了惊,挣脱郑光宗手上的缰绳朝拉洞台下跑去。我比郑光宗更急,这馬是借的,丢失了可不是小事。郑光宗说,你在这儿等我,我去追!说罢匆匆向马奔逃的方向追去。二十分钟后,他骑着这匹马回来了,说是马跑到下面的马群里去了。管马群的牧民一眼就认出了这匹马,当即牵出来还给他,他拿出怀中的半包古巴烟送给牧民,算是对他表示感谢。

其实这马并不野。我第二次上马时,不再犹犹豫豫的,顺利地坐在马鞍前面。郑光宗随即翻身上马坐在我后面。这里离纸厂可能有七八里路,二三十分钟就到了。

对这个纸厂,几年前我就没有任何印象了。2008年下半年,郑光宗和他漂亮的年轻夫人(一位下岗女工)从六七十公里以外的广汉市到郫县我家中住了两天。第一天晚饭后,我们坐在沙发上闲聊,他忽然从怀中的皮夹里抽出一张已经发黄并多处破损的四寸黑白老照片。我一看,非常惊讶,因为此前我一直认为我在劳教期间从未拍过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八宝农场造纸厂门口照的。照片上有张亚东、郑光宗等,连同我共八人,全部是阿力克二队的老友。这张照片,让一段已被埋藏多年的记忆复活了。

见到照片中后排右二的张贵昌(后排右一是我,当时读高中的孙女说,爷爷像叫花子一样),我立即清晰地回想起他在阿力克的一段既温馨又悲凉的经历。他是四川人,劳教前在西宁某建筑企业管物资和后勤,家乡的两位初中毕业的姑娘为了谋职到西宁后,得到他的多方关照,多次给她们钱和粮。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事情发了,因贪污粮票被送到祁连劳教。三年后,这两位受过他恩惠的姑娘双双到阿力克看望他。张贵昌告诉队长,这两位在家乡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姑娘是他的亲戚。队长除了叫伙房每天供应两位来客的饭菜,还腾出一间屋子让她们居住。张贵昌每天陪着两位俊美的姑娘到处游逛。有一天,一位劳教分子惊讶地发现,张贵昌与这两位姑娘坐在草原上抱成一团痛哭不已。原来,这两个姑娘到阿力克后,全然不顾张贵昌二劳改的身份,竟然同时爱上了他。爱情的确经常让人失去理智。

意外接到何姆姆的信  

在拉洞二队的日子过得很快。大约19632月上旬,我意外地接到解放前曾在三道堰教小学的一个长辈的来信。这位长辈年约40岁,叫赵萍,我小时候叫她“何姆姆”。她本是外地人,1940年代初嫁给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任职的三道堰人何凯,成了何的姨太太。解放后丈夫被镇压,她成了地主。她在信上说,我们两家是知根知底的世交,经原三道堰小学教师胡先明(女,解放前的邻居,母亲的牌友)提说,准备把初中毕业的现年19岁的女儿何某某介绍给我,如果我同意,希望我直接给她女儿写信。

何姆姆的女儿解放前夕六七岁,那时,任温江专区清乡团团长的“李牦牛”常带兵到三道堰一带剿匪,他与小姑娘的父亲何凯是朋友,因此每次到三道堰都住在何家,并将其女认作干女儿。只要李牦牛率兵到三道堰,三道堰一带的土匪个个吓得屁滚尿流,赶忙逃避。有些涉嫌人士恐罹祸,每每请何凯夫妇替他们向李牦牛说几句好话。那时,何凯夫妇的女儿小名毛毛,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现在我虽已25岁,但根本不具备结婚的条件。婚姻是一只船,而水是这只船儿自由行驶的物质基础。我现在穷得叮当响,拿什么去运载这只小船?

经过再三考虑,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回信告诉何姆姆,谢谢她还记得侄儿,但我放逐在遥远的青海祁连山下,自顾不暇,不敢贸然答应,唯恐害了你的女儿,这事就算了吧!谁知不久又接到何姆姆的第二封信。她说,我家也不是什么好成分,别说什么不敢,如果你愿意,你和毛毛先联系一下行不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再给她回信。现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如此紧,我这个右派身份太可怕,只配终身承受流放者的命运。我的归宿地是大西北的荒漠,让这辈子独自寄存在祁连山下,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不想遣返

没有料到,想让自己一辈子烂在祁连山下,居然也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

大约从1963年元月起,拉洞二队每隔十来天便宣布遣返一批解教人员回家。每批约七八人。看样子,这个农业队也快要解散了。到2月中旬某日,早饭后出工前,队长又宣布一批遣返人员名单,其中有我的大名。队长说,你们到八宝农场改造了几年,已经能够自食其力,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让你们回家与亲人团聚,你们要感谢党和人民政府。多数解教人员家里有老婆孩子,很想早日回家。但对我来说,遣返却不是喜讯。

一个右派分子被打发回家种地,意味着家里又增加一个五类分子。在这里是臭我一个人,回家后就是臭全家。怎么办?立即想起西宁塑料厂的老肖来。他的家在西宁,头天队长通知我们第二天早饭后乘车转移到异地改造。他不想走,当天晚上便请假回家,次日我们上车时,不见他的人影,快中午了他才回到塑料厂,队长只好让他继续留在厂里。我仿照他的做法,次日晨,其他几个遣返的都到祁连农场总部办理手续去了,我还在拉洞二队的被窝里睡觉。过后,队长知道我想赖在八宝农场,当时没有说什么。十多天后又宣布一批遣返名单,依然有我的大名。自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只好认命。次日,如期到农场总部去办理离场手续,并领到两个月工资和其他什么补助总共80多元,旋即与其他队的遣返人员共约20多人,一起登车赴西宁。(附注:我在西宁塑料厂和祁连八宝农场两个劳教单位总共待了两年多,名义上我们是有工资的,每月30元以上。解除劳教当了职工以后,工资会调升三四元。扣除每月伙食费以后,每月应当结余10元左右。但在整个劳教期间,我只在阿力克二队领过八九元钱。其他钱被东扣西扣扣光了。这笔钱绝对是说不清的糊涂账!)

祁连到西宁不到300公里。1958年公路尚未修通,赵仰仑等一批西宁的右派,被押送到祁连整整走了四天;1961年我们从西宁塑料厂转移到祁连走了一天多;现在公路完全修通了,大约上午十时登上苏联造嘎斯大卡车,晚上七八点钟便到了西宁某接待站。带队的干部告诉我们,明天自由活动,后天早晨在此领火车票,千万别错过了上车时间。

第二天在接待站吃完早饭后,赶紧到西宁百货公司去替暂时还不能返回西宁的右兄陈菊生送信。有关情况在前文《一次难忘的婚礼》中已有记述,这儿就不再浪费笔墨了。

下一步想去西宁轻工业学校见见王明蕙。依稀记得这所学校在城外,距农林学校不远。走进学校后,传达室的工人见我穿一身劳改单位发的黑棉袄,拦住我问:“你干啥?”我说,请帮我叫一声王明蕙老师。“你是她啥人?” “你把她叫出来,她会告诉你。”

几分钟后,王明蕙惊讶地站在我面前:“你什么时候到的西宁?遣返回四川了?” “昨晚就到了,刮回老家了。”她立即叫我随她到寝室去慢慢说。

这间屋子大约十二三平方米,除了一间单人床,只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条桌、一个小小的书架,与农林学校的教师寝室差不多。我在室内唯一的一把木椅上坐下后,她从暖瓶里倒了一杯白开水给我,问我为什么事前不告诉她一声。她叫我今天别走,今夜就住这间寝室,她到隔壁一位女老师那里去挤一挤。我告诉她,明天早晨领取回成都的火车票,今夜必须回接待站。

她又说:“几个月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寄阿力克二队,信被退回,说是该队已撤销,收信人不知去向,你为啥转移了地方都不说一声?”她边说边脱下棉衣,接着又脱下里面的一件毛线背心,“你寄给我的毛衣,拆洗后只能织一件背心,就是这件,现在物归原主了。”随即把毛背心递给我。我说,你留下做个纪念吧。她坚持要给我,说着便把背心裹起来装在一个纸袋里。我无法推却,只好收下。

在她寝室里大约坐了半个小时,她叫我一起进城去,说是中午请我吃馆子。进城后,在一间小百货店里,她又买了一张毛巾、一个香皂送给我,说是火车上用得着。快12点了,她领我走进一家店面还算漂亮的餐厅。窗口前已排了四五十人。她叫我先到饭桌上去占两个位子。大约等了二三十分钟,她端了三盘菜,边走边说,今天运气好,有红烧肉,往天卖的基本上全是素菜。

饭后的两三个钟头是怎么消磨的,记不起了。只记得下午四五点钟时,我忽然想起赵仰仑已经从浩门农场返回西宁,并在一个小学代课,应该到他家去一趟。早在阿力克二队时,仰仑便将他在西宁的住址告诉了我,住址就写在我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那时西宁很小,在一条古老的小街上,我和王明蕙很快找到赵仰仑的家。

其时仰仑和她的夫人杨桂秀都已下课回了家。我向两位主人介绍了王明蕙,二位会心地微笑,表示热烈欢迎。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愉快。在仰仑家吃完晚饭后,天已黑一阵了。我们赶紧告别。走到城乡结合部的大桥上,该分手了。灯光昏暗,街上和桥上没有一个人,晚风冷飕飕的。临别的瞬间,我很想拥抱她,甚至吻她,并相信她不会拒绝。但很快冷静下来。我们友好地握握手,相互道一声保重,留着对方手上的余温,我向东她向西,相互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

回到郫县老家后,我们还通过两次信。她在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上,希望我寄一点海椒面给她。但当时对我却是一个难题。回家后,我只留下可以买一双草鞋和几张邮票的钱,把身上所有的钱和几十斤粮票全部给了母亲。家里要买一条小猪,正需要这笔钱。当时三道堰市场上不难买到干海椒,但买一斤干海椒大约需要一元钱,邮寄一斤海椒面可能还需要元把钱。我实在不好意思向母亲开口要钱。这封信实在不好回,叫我怎么解释?从此我和王明蕙中断了联系。

第二天什么时候离开西宁登上火车,记不起了。只记得到达江油火车站时,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1960年与我一起到西宁古城台塑料厂劳教、后来又与我一起调到阿力克二队的,还有一个四川人叫任思安。我和他的关系还不错,到阿力克二队不久,他便调到炊事班,他从阿力克二队遣返回四川前,曾告诉我,他的家在江油火车站附近,出站后向东沿着村道前行七八百公尺,一问任思安,当地的农民都认识他。我决定在这个站下车,到任思安家去看看。很顺利地找到了他的家。这是一个有七八间大瓦房的干干净净的农院。推开院门叫一声“任思安在吗?”只见一个拴着围裙的年轻女人从厨房走出来,我忙说,我和任思安是青海八宝农场的朋友,今天回家路过江油,特地前来看望他。

这女人是任思安的老婆。她说,生产队有个老头死了,今天安葬,任思安抬死人去了,要过一阵才能回家。又说,她正在厨房里煮红苕,准备熬糖,请我到厨房去说话。我只好跟随她到厨房去。灶上一口很大的锅里煮着满锅的红苕。她立即夹了一根红苕在碗里,请我吃,并说,这里的红苕比平坝的红苕甜。我几年没有吃过红苕了。咬了一口,果然好吃。她见我吃得很香,叫我再吃一根。我不好太露饿相,客客气气地拒绝了。

闲聊中,得知他们家的成分是中农,老人公是生产队的会计,老人婆回娘家去了。此外还有个未分家的弟弟、弟媳。不久,弟弟两口子回来了。我和任思安的弟弟在院坝里交谈了一阵,他说还有什么事,便独自出门去了。其弟比较内向,身材单薄,面容苍白,很像有病的样子;而她的妻子则与他形成鲜明的对照,非常标致,但看样子有点野。这个女人待丈夫出门后,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尽说男人的坏话,还说,你们住在肥得流油的成都平坝,尽吃白米干饭,田里的泥巴都是黑亮黑亮的,出门尽走平路,坡都不爬一个,甚至说想到我们那里去生活。这女人真是野得可怕,我半句话都不敢接嘴,深恐惹出是非来。

傍晚,任思安回家后,嘱老婆煮了一块腊肉。我们边吃边聊阿力克二队的往事。我问他,彭关山在阿力克二队当炊事班长当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被贬了?他说,叶队长的老婆经常到伙房里要这样要那样,有几次老彭不给她,把她得罪了,得罪了她就等于得罪了叶队长,不贬你贬哪个?聊到高兴处,他叫老婆把盛在坛子里的高粱酒倒半碗出来。我的酒量很小,大约喝了七八钱酒,其余全让任思安喝了。他说,祁连那个鬼地方,他一天都不想多待,还是家里好。我却暗想,我巴不得一辈子不回家,能死在那里最好。

第二天清晨,任思安嘱咐老婆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吃完早饭后,他硬要送我到车站,直到我上了火车,他才转身回家。几天后我回到号称“银郫县”的老家,对比之下,发觉那时江油的农民远比郫县的农民富裕。俗话说“神仙难过二三月”,此时正值青黄不接的农历二三月间,郫县前几年弄虚作假放卫星把牛皮吹破了,“高产量”带来高征购,结果是自己害了自己,全县至今还没喘过气来。许多农民连稀饭都吃不饱,过了年家里还有腊肉的,全生产队可能找不到一家。

火车到达成都的日子记得很清楚:196334日。因为带着行李,走出车站便喊了一辆黄包车。坐在久违的黄包车上,比坐在牛背上舒服多了,感觉真爽。举眼向四周一看,发觉成都人的脸很白,不像青海牧区的人天天晒太阳,一个二个全是黑黢黢的;二是觉得成都的气温高得多,那天是晴天,街上已有年轻人穿上衬衫了。低头一看,自己还穿着棉衣棉裤棉鞋,难怪浑身热烘烘的。见自己这副样儿,自己都想笑。

到东玉龙街电镀厂门口下车后,把行李放在厂门口,进厂很快找到正在烧锅炉的父亲。他才55岁,已经显得很衰老了。我暗暗可怜父亲,他的晚境太悲凉。谁知父亲更可怜我,一见我还穿着劳改队发的黑色棉衣裤,立即把我拉到集体宿舍里问:“你连稍稍好一点的衣服都没有一件吗?” 我老老实实地说:“这身棉袄就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你身上有钱吗?” “有80多元。” “你照照镜子,(父亲哪里知道,我已几年没有照过镜子了)你这个样子像什么?我马上请假带你上街去买一套单衣,你脚上这双抱鸡婆棉鞋更不像话,还要买一双皮鞋!”

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早已摘掉。工人们不像臭假寒酸的知识分子或趾高气扬的机关干部那么假积极,他们在父亲还没有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之前,便与他划不清界限。父亲在厂里与工人师傅们的关系不错,厂里许多工人都称他“曾师傅”,个别比较亲近的干脆喊他“曾老头”,下班后他们常在人民南路口子上一起喝茶。他向班长打个招呼就算请假了,围腰一解,在水缸里洗洗手,立即叫我跟他到总府街去买了一套蓝布中山装,一双黄色皮鞋(这双鞋,直到1979年进了文化馆,才颇为留恋地扔进了垃圾桶),大约总共花了20元钱。从上到下重新包装了一下,在成衣店里站在大镜子前一照,果然基本上有点像人样了,父亲这才领着我回到厂区宿舍里。工人们问他:“曾师傅,这是你读川大那个大儿子吧?”父亲只是低头“嗯”了一声。我觉得自己简直在给一贯好面子的父亲丢脸!

第二天,我独自在成都街上像幽灵一样彷徨游荡了一天,好像在寻找当年自己的影子。就在这天下午,在祠堂街人民公园斜对门的人行道上,突然发现前面两三丈远处,川大中文系55级的李镜(他毕业后分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正迎面走来。他手腕上挂着一件外衣,样子很神气,我无颜招呼他,但想躲已来不及了,赶忙把头掉到一边。没想到,他笑嘻嘻地走到我面前停住了,并首先伸出了手,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他的手是暖热的,他的微笑是真诚的,但我实在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尴尬地支吾一句,便匆匆离开了他。镜兄,当天我无理了,请原谅。

第三天,父亲叫我到双流县姐姐那里去一趟。他说,你姐姐、姐夫都很关心你,你先去见他们一面,住上一两天,然后再回古城五大队家中。我赓即步行到武侯祠附近的长途车站,赶车去了双流。姐夫在煤建公司上班,一家五口分了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套间,厨房在寝室背后的过道上。姐夫刘仲明对我依然很热情,笑嘻嘻地叫我在双流耍几天再走,并告诉我,姐姐还在南街的妇幼保健站上班。我立即赶到保健站去看姐姐。

见到姐姐后,我首先告诉她,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家里又多了一个农二哥。姐姐说,当农民就当农民,解放初我们本来就是农民,怕什么!谢谢姐姐的安慰。她决定提前下班,叫我跟她一起到市场去买菜。走到保健站门口的挂号室,我偶然瞟眼向挂号室里看了一眼,坐在里面正在给病人挂号的一个女士的极熟悉的面影,让我大吃一惊,这不是蜀华初三十九班的同学余××吗?我问身旁的姐姐:“里面那个挂号的叫余××吗?” “她现在改名字了,叫余××,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是我读蜀华初中的同学。”姐姐当即向挂号室里叫一声:“余××!”随即指了指站在她身后的我:“你认识我兄弟曾祥麟吗?”余××最初像我一样颇为惊讶,定了定神,见确实是当年她经常买花生米给我吃的那个曾祥麟,这才“ 啊”了一声,“认识认识!”

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最好别让她知道我正在落难,赶紧走出保健站大门。谁知越是不想再见到余,偏偏让我当天又跟她见了一面。那是晚饭后,我和姐姐姐夫上街散步,迎面过来一群女士,全是妇幼保健站的,里面有个肤色极好的年轻女子,就是余××。姐姐大声叫嚷:“余××!你又见到蜀华的老同学了!”我赶忙把脸掉开,并暗暗责怪姐姐,我又不是荣归故里,是个被打回老家当农民的臭右派,你喊人家干啥嘛!后来姐姐告诉我,余××现在并不幸福,她嫁了个老干部,好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在姐姐家住了两个晚上,38日回到成都东玉龙街电镀厂,告别正在上班的父亲。父亲把我拉到一边,很沉痛地说:“回家后再也不能犯错误了,我们一家人已经霉到顶了!我这辈子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解放后却祸事不断。你妈为了你几弟兄,半夜不知哭过多少回,不知上辈子我做了什么坏事,报应呐!报应呐!” 我说:“爸,你别再说了,你的意思我懂了。” “你懂个屁!回去以后不能再让你妈怄气,要听干部的话,好好劳动,别跟社员争工分!”

我发觉有几个工人好奇地盯着我们,我不想再说什么。出生二十多年来,我向老师和长辈行过无数次鞠躬礼,但从未向父母规规矩矩鞠过躬。父母以前最爱我,我太让他们失望了。我突然觉得此时此刻有必要向爸补行一个鞠躬礼。随即并拢双脚向他深深一鞠躬,轻轻说一声:“爸,我走了,你多多保重”。抬头一看,父亲已满脸是泪。我凝视父亲片刻,背起行李转身离开电镀厂,匆匆向老西门车站走去。

沿途十一二条街依然是解放前读树德那个样子,车站也是当年那个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就是我已面目全非。

叶落归根。一个发配大西北的流放者,终于满脸沧桑地归来了!未来的路,还很长。也许依然险恶,不由我选择,但必须挺直腰杆面对。

这个时候,我刚满26岁。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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