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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远隔千里的亲情和友情

我在青海劳教的时间虽然并不长,总共两年多一点。但留给我的记忆却是铭心刻骨的。使我略觉安慰的是,在被无情打入地狱的情况下,我并未完全丢失亲情、友情,甚至爱情。我知足了。

父亲给我寄茶缸  

在塑料厂期间,到食堂窗口打饭时,需要一个能盛下一大勺青稞面糊的饭盆或大号茶缸。我有一个漱口用的二号茶缸,可以盛下一大勺面糊,但口径较小,炊事员拿起勺子将面糊倒进小茶缸,不得不放慢倒面糊的速度,眼见许多面糊沿着勺子又流回了饭盆,真叫人心痛,有苦说不出。因此劳教分子都千方百计想弄一个稍大一点的饭盆或大号茶缸。有些盲流特别能干,在厂里随便找个铝合金皮,便可锤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饭盒来。我没有这个本事。实在出于不得已,只好写信向父亲求助。十多天后,父亲把大号茶缸给我寄来了。他在信上说,你真是跟我出了个难题,目前成都市面上根本买不到你所需要的饭盒,我托了许多人,才买到这个大茶缸。到邮局去寄,邮局说必须包装好才能寄。父亲用布和纸包了若干层,装在纸盒里,邮局还是不寄,说是必须装在木头盒子里。想钉一个木盒,没有木板,又必须求人。为了给我寄一个茶缸,他的胃病都急翻了。他是历史反革命,干的是学徒工都不想干的粗活脏活,一个月只有三十一二元,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妹妹需要他供养。他的日子过得挺艰难,一分钱都不敢乱用,我不但不能在经济上助父亲一臂之力,反而还要他破费许多钱给我买茶缸、寄木箱。我真后悔到现在还要给他老人家添麻烦。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至今一想起他既花钱又劳神费力给我寄茶缸,心中仍隐隐作痛,甚至想哭。

难忘大伟、家骅寄衣情  

196010月到西宁塑料厂时,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青海的冬天足以冻死牛羊。我身上只有一件1959年从四川带到西宁的已经破烂、至少有五六十个洞洞眼眼的毛衣。这件破毛衣,如果还有一些卖相,1960年我离开西宁回四川之前,肯定已经卖掉了。幸亏太破烂,故而离开西宁时作为弃物任它搁置在箱子里。三个月后返回农林学校时,缎子被面被人揭走了,而这件破毛衣,因为没有人看得上,所以仍然在箱子里。谢天谢地,不然这个冬天我只好冻死在大西北了。但只有一件破毛衣绝对是过不了冬的。可是我宁愿冻死也不肯再向已为我伤尽心的家人求助。我太不争气,不仅让他们失望,甚至让他们在阶级斗争喊得震天响的社会上更抬不起头。

是不是还有朋友可求助呢?想来想去,想起了因“思想反动”已被川大开除的史大伟。感谢史兄及时托一位驾驶员朋友从成都给我捎来一套旧棉衣。可是塑料厂的管教干部不让我到小桥毛胜寺去取这套已经带到西宁的棉衣。我气得想哭,但哭死也不会有人同情你,忍住吧!这个情况在本章第一节已经写到,不再赘述。

接着又想起川大数学系的右兄杨家驊。“大跃进”期间,我们一起在成都老西门拆了一个多月城墙,接着又一起到江油马角坝劳动了一个多月,相互非常了解。杨兄家境比较富裕,跟多数落难的右兄右弟比较起来,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所以我们都叫他“杨三好”。我知道,1959年秋他分在四川一所高校教书,只好硬着头皮写信告诉他,若有多余的旧毛衣,希望寄一件给我御寒。杨兄救人如救火,很快将一件穿过的淡绿色毛衣给我邮来。立即穿上身,身上和心上同时感到好温暖好温暖。近几年我与杨兄常在成都相聚,他还到郫县我家中来过两次,我至今不忘他对我雪中送炭的情谊。这位后来回到老家乐山教育学院(?)教数学的杨兄,本事了得,去年他与余桂钧、李科扬两位川大的右兄一起到郫县看望我,午饭时我们边吃边聊,偶然说起奥数,我这个学文科的说:“许多蹊蹊跷跷的怪题谁做得起啊!”谁知家驊兄轻声地一口接过说:“我全部做得起!”我说,“你吹牛吧?”他当着精通数学的余、李二位老友说:“不是吹牛,我在你们面前吹牛有啥意思?”这家伙就是牛,我服了!

懋谱,患难中的挚友  

1959年川大毕业后,懋谱与同年级的郑冠群、叶克瑶、汤望立三位右兄一起分到新疆。报到后一时并未往下分,让四个老右在教育厅档案室整理已积存多年的人事工资档案。四人住在教育厅后院一间废弃的会议室里,顺门靠壁处是一个大火墙。为了取暖,晚上四人全都脚抵火墙而眠。望立和克瑶睡在靠门处,懋谱与冠群睡里边。凌晨懋谱最先醒来,下床便摔倒在地。大家惊醒了,冠群也直叫头疼。大家这才意识到煤气中毒。汤、叶二人并无不适的感觉,原因是二人所睡的床离门较近,接触的新鲜空气相对多一些。幸好那天后半夜大家忘记了添煤,未及天明炉子已熄灭,否则懋谱等四个老右那天晚上就全部报销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非也!

1960年春节后,郑、叶、汤分别调到南疆的喀什、和田、库尔勒。唯懋谱幸运地留在教育厅筹办新疆行政干部学校。五月,教育厅在米泉县建立机关农场,他成了驻农场的常任代表。然而祸中有福,在农场虽然辛苦,但吃得饱肚子,还可以不受拘束地唱歌、拉琴,并有机会与教育系统的右派分子相识相知相乐。后来农场领导叫他看守瓜园,更是一桩美差使。在这里,可以和小鸟轻声絮语,对草原倾述衷情,伴孤灯忆繁华落尽,狂躁的心绪在孤独的宁静中得以宣泄和纾释。

此时,我在西宁农林学校。那时我们有的是时间,通信比较频繁。我们在信中并不隐晦自己的忧郁,但大抵都较克制,谨守分寸,并无出格之言。前些日子读郑冠群的回忆录《两个世纪的记忆》,冠群兄在书中不止一处提到我,其中有一处说,他在乌市期间便看了我写给陈懋谱的信,并说我在信中仍然抨击时政,究竟是他记错了?还是我对自己的回忆有误?说不清楚。看看他的原文吧:“曾祥麟,漂亮的小伙(郑兄的审美标准有问题,用词不当),看来文文静静,文弱书生的样子,却有一颗反抗的灵魂,宁折不弯的性格,始终保持自己的信念。反右以后,我是基本被打垮了,谨小慎微,断绝了父母之外的一切信件来往,对一切涉及政治的问题装哑巴,从不开口。但曾祥麟和陈懋谱却仍然不顾死活,在互通信件中,仍然抨击时政,抒发心中对生活的不满。我在乌鲁木齐看到过曾祥麟给陈的一封信,他把他的分配地青海描绘成像月球一样荒凉,诅咒世界给他带来的不幸,对给予他的惩罚表示了不平和愤懑,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也表示了不满。其实我心里也有相同的感觉,可这是不能说的呀!后来他终于因不堪忍受恶劣的境遇,用斧头砍断了自己的手指,以示对对命运的抗议,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返乡当了农民。他也因此有了一段姻缘,和一个女右派喜结连理。他颇有文艺方面的才华,可惜大好时光都耗费在无情的运动中了。”

如果郑兄的记忆大致无误,在那种情况下我居然还敢继续发牢骚,不满这不满那,说明我虽已发配到青海,但仍然昏头昏脑的我行我素。性格决定命运。真是活该坠入深渊,先到祁连劳教,然后回四川老家当农民,直到1978年夏,才在“一风吹”的大好形势下摘掉了右派帽子。

依稀记得,在青海祁连期间,我和懋谱仍然继续通信,倾诉各自的苦闷和对生活的领悟。他非常敏感、聪慧,但至今学不会伪装,不会讨好领导,依然是个不谙世故的人。单位开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运动,要求职工写大字报揭露机关的铺张浪费。他那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旧习难改,写了一张针对性很强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大字报,历数机关后勤工作的弊端,群众看了都说好,但领导看了却皱起眉头,你小子大概还没有吃够苦头,留你这种人干什么!不久,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停办干校,精简人员,他首当其冲,被一脚踢到距乌鲁木齐千里之遥的塔城。这里紧靠中苏边境,晚上可以看到苏联那边的灯光。

他被安排到塔城三中(汉族中学),校长说,我们不敢让你教语文,如果你不能教数学,就到教务处去吧。不久,精简下放运动波及到塔城,他成了全校唯一被下放到十月公社的人。他领到最后一笔三个月的工资,与单位彻底脱钩,买了些科技书籍,从此被赶到广阔的天地去重写自己的青春,成了一无所有、赤条条的一介农夫。

然而,漫无边际的原野却给了我们任思想驰骋的空间。我好像在信中重复过尼采提出的一个问题:究竟愿意作“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愿意作“快乐的猪”?作前者,我们可能没有资格;作快乐的猪,难道这是必然的选择?我们宁愿作快乐的自己!但是可能吗?

我们都是迂夫子,伟大的托尔斯泰不可能不进入我们的话题。我们肯定不止一次讨论过列夫·托尔斯泰。对托尔斯泰的婚姻和苦恼,以及他的人道主义、自我完善、博爱与宽容,我们议论得最多。我们不希望像晚年的托尔斯泰那样宁愿让生命终结在寻找宁静之乡的路上。但我们又不得不高度赞赏他十分高贵的既贵族又平民的品格,无论读他的人生或他的作品,我们都会感觉到他心灵的博大和生命的重量。

书生在政治家面前往往显得特别幼稚,但未必很卑微。苦难也是人生,也是生存的一种方式。浮士德告诉海伦,“存在就是义务”。既然苦难已经成为义务,我们还逃避什么?阴云有消散的时候,眼泪也有流尽的时候,明天,我们未见得不会在春天的阳光下灿烂地微笑。

在阿力克二队期间,我与懋谱大约通过三四次信,我们的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总有说不完的话。他的信坦率真诚,对现实生活有独特的感受,但面对苦难从不消沉,我们总是互相鼓励。他善于表述,文辞充满诗意。读他的信,对我绝对是一种享受。外地投到阿力克二队的信,一般由会计员邢久峰(解教职工、摘帽右派)定期骑马到分场去领回,他对我的信似乎挺感兴趣,出于好奇,常拆看我的信。每天下午收工后,总会有三三两两的难友到他的会计室去吹牛。有一次他告诉一位难友(是尚德寿还是赵仰仑已记不清):“曾祥麟跟他在新疆落难的一位老同学都很有水平,他那位老同学写的信内容深沉,文字华美,读起来很有味道,有时他们在信中还成段成段地用英文书写……”老邢太夸张,我与懋谱对英文都是半吊子,我除了在给王明蕙的信中用过初中一年级学生都认识的“I love you ,kiss you”外,没有写过其他任何一句英文;懋谱在给我的信中,除了在署名时用CMP代替陈懋谱外,也从未写过一句英文。老邢对我并无坏心,因此得知他偷看了我的信,并无中生有乱发挥,只是笑笑而已。

关于懋谱,在第十七章另有专节记述我和他的交往,这里就不多写了。

爱情的滋味 

到阿力克二队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假称这儿比塑料厂好,望全家放心。我从阿力克发出的第二封信,肯定是写给女友王明蕙的。写给王明蕙,用不着说假话,我告诉她,无论吃、住、劳动,阿力克二队与塑料厂都有很大的差别。这儿的天更蓝,地更大,人更野,劳动之余,若想到十里八里之外去溜达,没有人管你,更没有饥馑之忧,饿了就吃炒青稞。但我仍然时时怀念着千里之外的塑料厂,因为那儿有最值得我信赖的你。给她写信成了一桩很快乐的事,埋在心里的所有苦乐悲欢,都可以向她倾吐。当然我还不致于忘记了彼此的处境,我们的信随时都可能受到干部的检查。因此我们的话题,虽然随意性很大,但不会出格,从不涉及政治。我每月都给她写一封信,她接到信后,总是立即给我回信。

阿力克二队距公社驻地阿力克约有十一二里。那儿有邮政所,还有一家小百货店。每逢休息日,常与二三难友结伴到阿力克去闲逛,一路上边走边聊。穿越草原,有一种很美妙的感觉。脚踩在柔软的草上,好像心也忽然变软了。如果要寄信,可以直接投到邮政所的邮筒内。外面寄到阿力克二队的信,几乎都是家信,内容千篇一律,全是家里人嘱咐儿子、丈夫好好听管教干部的话,争取早日回家团聚之类。因此几个队长基本上不看家属寄给劳教分子的信。

但偶尔也有例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磨青稞,向来高喉咙大嗓门的年轻的山东籍李队长,还未走进九组的寝室就大声叫嚷:“曾祥麟,你小子艳福不浅,在跟塑料厂的女劳教谈恋爱呀!照片都寄来了,还喊你注意别把青稞炒糊了!”说罢,笑嘻嘻地把信和照片交给我。我忙说:“李队长,你别吓唬我,我们是正常交往。”队长说:“我又没有责备你,你心虚什么呀!”本组的难友对信不感兴趣,争相传观照片,有的还说,“般配般配!小曾,你因祸得福,以后没有事就把照片拿出来亲一亲,董永都要羡慕你!” 难友们全都为我有一位知心女友感到高兴。

我与王明蕙之间的友情迅速升温。有些话面对面不好说,顾虑重重,现在天各一方,反而可以大胆地表达。能用思念拴住的情感,绝对值得信任。用不着怯懦,无须观察对方的脸色,没有必要作过多的感情试探。在信上,我一次比一次自信,突然变成了勇敢的人,并相信她会欣然接纳我传递给她的每一束爱的信息。在以后的信中,我明确告诉她:“我爱你,吻你,kiss you”。大家都是饱经沧桑的人,用不着太多的含蓄。她比我开放,常在信末落款处的“你的蕙”或“蕙”字上,涂着唇膏印上鲜红的唇印。真是要多浪漫有多浪漫。

有段时间,为了让好友赵仰仑分享我的幸福,我把王明蕙写给我的信,以及我为她写的一些诗文,全给他看了。赵兄在2004年写的回忆录《逝去的岁月》续篇中,对我写了一大段文字,摘录数行如下:

“难友曾祥麟初到阿力克,很少与人交谈,只是以异样的目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此时他约二十二三岁,皮肤白白的,脸蛋胖乎乎的,大家都很同情他、爱护他。就连牛队长的寂寞而年轻的夫人,有一次也偷偷给了他一把炒熟的黄豆。黄豆在这儿是稀罕之物,大家笑问他:‘ 她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他只是笑笑,有时回一句:‘别乱说!’从此大家都叫他‘小黄豆’。小黄豆一有空,喜欢看书,有时爱写几句诗或即兴短文。他的文笔优美,空灵而有寄托,能够巧妙地表达我们想表达又表达不出的心声,成为难友们精神上最大的安慰,因此常在几个老右中传抄。只可惜他自己却是边写边撕……”

在荒凉的阿力克草原,能够享受爱情,真是最大的幸福。林肯说:“追求刻骨铭心的爱情比废除黑奴制度还要难”。爱情需要艰难地寻觅,“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爱情是什么?它看不见,摸不到,抓不着,它斑斓多彩却又扑朔迷离。它是让两个人都觉得温暖的一种感觉,是心灵的契合,彼此的牵挂,是相互分担,相互充实,是一起流泪,共享幸福。诗人说,爱情是诗歌和太阳。但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终归是童话。有爱就会有痛。用莎士比亚的话说:“爱是甜蜜的忧伤”。许多年轻人常说什么“永恒的爱”。他们知道吗?那是从红颜爱到白发,从花开爱到花落!容易吗?

爱情最美的不是结局,而是过程。但是别看我在信中爱呀爱的写得很热烈,其实我从一开始便很理智,我与她之间的情谊,自认为非常纯洁。她在有一封信的末尾,曾经相当遗憾地写了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是说她已有了丈夫(至少是还未离婚)?还是说曾经有过丈夫?她没有明说,我也不问。我对她只有精神上的倾慕,没有野心,从来没有占有欲。我很清楚,即使她在塑料厂劳教时已经离婚,目前是单身一人,我和她也不可能成为终生伴侣。我的家在农村,遣返后只能回到乡下当农民,而且是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农民。别当真以为“工农兵学商”这个排位是社会地位的体现。其实农民这个身份谁都瞧不起。一位学者说得好:“最大的惩罚,就是把你打成农民。”算了吧!胡思乱想只能自讨苦吃。有些话何必说透。

我相信王明蕙对我同样并无以身相许的意思。在以笔墨相会的通信中,大家可以把理性丢在一边,放肆地书写,随意宣泄,不过是灵魂的自我扩张,不甘压抑的情绪释放而已。到1962年秋,她在信上告诉我,她已平反回到原单位工作,并说现在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叫我赶快把一年至少有两百天穿在身上,早已被汗水沤坏的毛衣寄给她,她帮我洗一洗,重新织一件。

她对我的体贴、关心,依然如故。我立即回信向她表示祝贺,希望她努力追回失去的青春,重新鼓起寻梦的勇气。我这边赶快刹车,立即将自己的位置放回原点。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为自己能及时调整心态感到非常满意。实在没有必要奢求友情之外飘飘渺渺的非现实的情感。

满肚子才学的尚老师生不逢时 

1958年,上海某军医大学的尚德寿教授因历史问题被送到阿力克劳教。在阿力克二队一百多名劳教人员中,知识分子不少,但所有的劳教分子都不直呼其名而恭称对方为老师的,仅尚德寿教授一人享此殊荣。当时尚老师已50多岁,他本是教英语的,到军医大学后改教俄语。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很有头脑。

据好友赵仰仑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在1962年夏季田管期间,组里几个人休息时,曾蹲在田坎上探讨时局和未来的命运。仰仑兄1961年秋天解教后,曾请假回过一次西宁,了解到一些信息,他说:总的感觉是运动中的疯狂似乎已经过去,人们似乎已觉察到大跃进的失误,变得理性多了,就连反右中的积极分子、当年的工作组长见到他也说: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大家都很清楚,你要想得开、挺得住,看来给错划右派改正不是没有希望。尚德寿老师接着说:“从党的历史看,极左的根源很深,有个不成文的观点是,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既然立场上被划到敌对一方,要想翻过来很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接下来他又讲了闽西苏区的“反社运动”和江西苏区“反AB团”的故事,证明他的论点。他说,当年

AB团,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打了1.5万个特务,而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

仰仑说,我们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看到和听到的除了欣欣向荣,就是轰轰烈烈,对于党内的陈年往事知之甚少,对党史更是教科书怎么说就怎么信。听了尚老师的话,大家觉得很茫然,有的沉默,有的叹息。

尚老师很同情我小小年纪便进了劳教所。他说,我们只能接受命运。又说,从摇篮到坟墓,每个人都要走完这一段路,我们可以在悲剧中死一次。但是,有些人恐怕以后还得在喜剧中再死一次。这些话当时我不怎么懂,后来阅历稍稍多一点,慢慢就有所领悟了。

至今记得他曾提到苏东坡的两句诗--“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一方面表示他对明天并未失去希望,不相信自己的前程就此结束,同时鼓励我不要悲观,岁月难料,来日方长。

他熟稔外国文学,我常在闹哄哄的寝室里,听他像老师向学生讲课一样漫话诗文。有次我想试探一下这位老先生,对许多故作高深、喜欢追求时髦的年轻人(其实我也是这种人),自己一知半解、却又常常趋之若鹜的西方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是否也能谈出点道道来。我问他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有何评价?我想,你尚老师再有学问,恐怕超不过教我们外国文学的石璞教授吧!我以为会考住他,未料到他竟然对象征主义也非常了解,还用法文朗诵了《恶之花》中的一大段给我听,并特别强调,《恶之花》对颓废、丑恶、死亡的描绘,实际上是希望从死亡中去寻找对丑恶现实的超脱,目的是揭露伪善和丑恶,而并不是艺术地表现丑恶。写诗,最终是为了心灵的净化。我觉得他远远比我们这些半吊子懂诗。

尚老师虽然教的是俄语,但对国际上许多情况也非常了解。有次谈到日本,他说,到1952年以后,日本人又开始尝到购买衣料的乐趣了,并且有钱在外面就餐了。他们深信,只有教育才是重建日本的原动力。正是教育普及,成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巨大力量。日本人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人由于战争,自己也损失了许多财富。作为战败国,战争赔款金额巨大,可是最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却没有损失。尚老师还说,吉田·茂在一本书中曾说,日本拥有大量的人口,只要他是优秀的劳动力,人口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以上这些话,对于只喜读文艺书刊,缺乏政治意识、视野狭窄的我来说,每一句都让我感觉到其中富含无穷的智慧。只会读几本死书,或写几篇狗屁文章就配称为知识分子吗?我们既不懂自己,更不懂世界,挨了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蠢也哉!

组里有个上海劳教至今仍笃信上帝,认为终有一天上帝会还他公道。有天尚老师告诫他,应该相信的是现实,而不是什么上帝。他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圣经》的《创世纪》一章中,在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教训陷于罪恶之后,上帝对女人说:“我将增加你在妊娠中的灾难;你将在痛苦中生下子女;你对丈夫的引诱,将使他严厉地统治你。”上帝还建议,对未婚淫妇要抽一百鞭子,对背叛丈夫者,要用石头砸死。最后尚老师总结说:你以为上帝仁慈吗?其实上帝很蠢很残忍。

尚老师很有涵养,讲话从来轻言细语。有段时间我与他同住一室,至今记得他告诉组里几个年轻人,为人处世要讲究方式方法。他打过一个比喻,比如与人争执,你拍桌打掌,表示你反对;你轻轻地摇一摇头,同样表示反对。但许多时候,后者往往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二三十年后,无论我在县文化馆或县志办工作时,我都不止一次引用尚老师的这个比喻,告诫本单位的年轻人,勿冲动,要冷静,企图用大嗓门压倒对方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强者。

关于语言的表述方式,他还向同寝室的难友讲过一则有趣的历史故事。他说,有个皇帝做梦掉了满口牙齿,要大臣们解梦。一位大臣讨好说:“这是极好的征兆:陛下所有的亲属都将比你先死,你最后死。”另一位大臣想说的意思完全一样,但变换了表述方式,或者说变换了表述角度:“这是返老还童,意味着陛下将比你所有的亲属更长寿。”一个从后死的角度说,一个从长寿的角度说。结果,第一位大臣被皇帝赐死,第二位大臣加官进爵。尚老师最后总结说:“你们看,一个人会不会讲话,有多么重要!”这个故事,多年后,我同样向本单位的年轻同志讲过。

阿力克二队马号的班长(现在连他姓什么都想不起了)也是这个队有数的实力派人物之一。有次他做了一件伤害了许多劳教人员的蠢事。有十多个汉子围住他,向他挑衅,要打他。他的身后,也站着五六个剽悍的横眉立目的牧马人,这些人全是他的心腹。气氛很紧张,一场群殴即将爆发。尚老师是个年岁不小的文弱书生,从不介入别人的纷争,劳教所里人人都很尊敬他。但是今天他对马号班长也很有意见。只见他拨开众人,走到马号班长面前说:“我尚德寿这辈子没有打过人,连儿女都没有动过一根指头。但是今天我老尚破了例,我要代表周围这么多难友教训你!”说罢摆开架势,先说一声:“你站稳点哈!”旋即伸出右手,向马号班长当胸就是一拳。强壮如牛的马号班长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笑嘻嘻地说:“尚老师,你打的是哪一路拳啊,是不是跟师娘学的拳法啊?” 顿时对垒双方一二十个人全都笑了。一场剑拔弩张的纷争在笑声中化解。

听说尚老师的夫人原是他的学生,解放后一直在上海某部队医院当医生。1957年正在某大学读研究生的儿子划成了右派,旋即赶出上海调到甘肃,以后杳无音信。尚老师早年好像是青年党的骨干,1858年被送到青海劳教后,妻子被调到地方医院工作。因思想压力太大,又有心脏病,继续活下去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1959年某日晚上,她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连遗书都不想留一份。别看尚老师表面上活得轻松,其内心的悲痛,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温文尔雅,满腹才华,本应站在大学的讲坛上,可是现在,让他干的却是最不需要学问、最远离诗意的惩罚性劳动。根据规定,解教后他不可能回到上海,有朝一日即使能够回去,家里早已空无一人。尽管他很达观,但他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

赵仰仑和他的妻子

赵仰仑反右前是西宁实验小学的校长。反右中,工作组凑了十多条“罪名”,将他打成了右派。比如,肃反中西宁市小学抓了21人,第二年放了20人,其中5人分到赵仰仑任校长的实验小学,他请示×部长:“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人?”部长说:“当时抓他们是对的,现在放他们也是对的。” 赵对这种胡弄人的官话颇为不满,当着部长的面说:“政策又不是孩子手中的猴皮筋,要多长就拉多长”。后来这句话就被解释为“对肃反运动不满”。又如有个女教师的丈夫因历史问题送劳改,女教师问他“该不该离婚?”赵仰仑知道夫妇二人感情甚好,劝她不要离婚,只要丈夫好好改造,你们会有团聚之日。不数日,赵把一次参观监狱的机会让给她,为夫妻提供了见面的机会。后来这位女教师在会上交待了以上情况,于是,赵仰仑的罪名中 ,又多了一条“同情反革命家属”的铁证。十几条“罪名” 中,有几条可载入《笑林》,比如其中有一条是某教师揭发的:“有一次我带队时,站在队伍后面,边走边喊‘一二一’,右派分子赵仰仑竟批评我:‘你又不是放羊,带队要站在学生看得见的位置’!他把学生比作‘羊’,是咒骂祖国的花朵,仇视祖国的下一代。”

工作组宣布开除他的公职并送劳动教养时,他问工作组长:“劳动教养多长时间?”回答是:“三至六个月”。工作组不许他和家人见面,他只好匆匆收拾行李,前往西宁市郊彭家寨劳教所集中。妻子杨桂秀当时在西宁三中教书,得知消息后,拖着怀孕的肚子,背着丈夫的鞋袜和衣服,赶到彭家寨为丈夫送行。但已晚了一步,一卡车右派已经开走了。她坐在田埂上捶胸顿脚痛哭不已,但没有人理会他。

在彭家寨上车之前,管教干部宣布:“不许交头接耳!不许相互问案情!”完全把他们当成劳改犯对待。当时西宁到祁连的公路尚未完全修好,经过四天四夜的颠簸才辗转到达八宝农场。最初几个月,先后在夏塘、野牛沟、拉洞等地背矿石、挖煤、开荒、放牛。他感到最奇怪的是,1959年初,在夏塘时,有一天队长突然向全队劳教人员发出口令:“原先是党团员的集合!”他不是党员,团籍早已开除,但“原先是”,自然属于集合对象。队长神秘地布置任务说:“最近此地藏民叛乱,夏塘台北面的黄藏寺是叛乱分子的据点,你们晚上要值班,密切监视黄藏寺的动静,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 他感到很震惊。我们这批人现在全是人民的敌人,却要我们这些‘敌人’去监视叛乱分子,岂不可笑!但是领导的“信任”,我们又不能说“不”?结果大家白白受了几夜冻,并未发现什么“动静”。

春节后,他从夏塘转到阿力克,从此在这儿一住下来就是三年。当仰仑快要失去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时,妻子及时抄写了一首普希金的诗给他寄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不要悲伤/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的/将会变成亲切的回忆……”鼓励他站起来,重振生活的勇气。

1961年夏秋之交,我从西宁塑料厂调到阿力克二队后,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他。我和他的交往,以及他向我讲述的许多不寻常的故事,在前文已有所记述,下面着重写一写他的夫人杨桂秀到阿力克二队探亲的情况。

杨桂秀原是他的学生,比他小好几岁,身材高挑,面容俊美,无论形象和气质都颇像国画中的古典美人。有一句智语说,人生的许多寻找,不在千山万水,而在咫尺之间。也许师生的缘分不浅,在反右前,这个美丽的女学生成了赵老师的妻子。

仰仑被打成右派后,不少人劝杨桂秀与他离婚。她相信丈夫是好人,是个值得寄托终身的人,因此坚决不离不弃,哪怕在工作安排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本在《西宁日报社》工作,报社知道她丈夫是右派后,将她推到西宁三中教书)也在所不惜,愿意终生等待,坚信丈夫有一天会清清白白地归来。

我在阿力克听仰仑兄讲过妻子对他的忠贞和坚守,当时就很自然地联想起西蒙诺夫在卫国战争中写的那首著名的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你要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的忧伤满怀/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捱/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等到那遥远的他乡/不再有家书传来/等到一起等待的人/心灰意冷,已经倦怠……/

我到阿力克二队不久,仰仑的两顶帽子同时摘掉。到1962年夏,八宝农场不少老右已摘掉帽子并解除劳教,其中不少人以各种理由请假回家探亲,但是家属来场探望亲人的却寥寥无几。一方面是由于道路艰险,更重要的则是政治上的压力,虽已摘帽,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仍在劳教所里服役,并天天和劳教分子一起听队长训话。杨桂秀身为人民教师,要到劳教农场来探望右派丈夫,要冒很大的风险,必须有很大的勇气。

根据仰仑兄的回忆录,这年放暑假后,妻子毅然背起行李,带上从自己嘴里节省下来的食品,挤上班车,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大阪山,来到祁连。汽车经过阿力克时,司机让她下车。这里没有车站,没有店铺,没有人家,也没有行人,面对的是莽莽荒原。荒原上有一片新开垦的土地,地里的青稞已经结穗灌浆,青稞地里如果藏着几个歹人,即使走到跟前也不会发现。此时远处的山头,依然积满皑皑白雪。她被抛掷在这里,真不知该往何处去。她把行李藏在青稞地里,独自一人站在田埂上东张西望,寻找阿力克六队的住房。因为丈夫曾告诉她,六队就在公路旁,她的表姐夫沈焕章(省邮电局的右派)就在六队,找到表姐夫后,他会将她领到二队来。但是青稞已长到一公尺许,她看不见附近一带有什么房子。

偶然发现不远处有人在地边干什么,赶紧喊叫:“大哥,请问六队在什么地方?”那人说:“你找谁?” “沈焕章!” 那人十分热情地跑过来说:“他不在,你是他什么人,有什么事?” “我是他的亲戚,我要请他领我去阿力克二队找赵仰仑。”那人说:“啊,我知道了,这儿离二队还有一段路,天色不早了,我带你去。”那人看样子很忠厚,主动背起杨桂秀的行李,领着她穿过青稞地,过了八宝河,又走了一片草地,终于来到阿力克二队东边的小河边,并帮助杨桂秀高呼赵仰仑的名字。此时河水上涨,又无桥,只能骑马过河。仰仑听到叫声,匆匆跑到河边,发现妻子真的来了,忙返身到二队马房牵了一匹马,过河扶妻子上马。仰仑虽不会骑马,但这匹马似乎通人性,驯顺地将十分疲惫的妻子驮过河来。仰仑在匆忙中竟忘了向那位好心的带路人说一声谢谢,至今不知他姓甚名谁。

杨桂秀到二队后,值班的李队长将她暂时安置在队部休息。伙房为他准备了晚饭,难友们把木工师傅动员出木工房,腾出这间屋子作为仰仑夫妇的临时住房。房子虽破旧,但被难友们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前还摆了许多从草原上采集的野花,表示大家对杨桂秀的敬意。夜里躺在木工房的床上,可以看到星星和月亮。下雨天,屋内到处漏雨,凡能盛水的脸盆、饭碗、茶缸,全都用来接雨水。一片叮叮咚咚的声音,让丈夫觉得太委屈妻子了。但喜欢音乐的妻子却觉得这叮咚的雨水声很好听,在它的伴奏下,她低声唱着当时家喻户晓的黄梅戏《天仙配》中七仙女的一段唱词:“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使仰仑深受感动。

队部特许他白天不必出工,陪同妻子饱览阿力克草原的风光。二人一起采蘑菇,摘野花,扑蝴蝶,听鸟语……大自然不管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视同仁。它赐给这对夫妇的是美好,是欢乐。

晚饭后,老右们拥挤在小屋里,有的诵诗,有的唱歌,更多的时间是毫无顾忌地谈论时事,猜测老右的前途。由于他事先告诫过妻子:对于这些人的观点,不要轻易表态,更不要去驳斥,因为你说服不了他们,由于长时间的精神折磨,他们对现实的理解不一样,他们想发泄内心的愤懑,你不必较真。所以妻子对他们的议论,往往只是淡淡地一笑。她不止一次为大家唱歌,表示对客人的欢迎。那时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插曲《手拿碟儿敲起来》很流行,杨桂秀随手拿起桌上的筷子和碟子,一边敲打,一边深情地唱道:“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声声唱不尽人间的苦,先生老总听开怀……”,特别是唱著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那支家喻户晓的主题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更是将难友们感动得眼里噙满了泪花。苦难无所不在,何须刻意寻找。

队长李光浩的夫人也借此机会邀请桂秀老师和仰仑兄到她家吃饺子。后来才知道,这位队长夫人原是仰仑在女师一附小任校长时的学生。据队长夫人说,当她第一次在这里见到赵校长时,伤心地哭了。后来李队长批评她,叫她千万不能和当年的校长有来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仰仑这才明白,为什么李队长对他处处照顾的原因。队长夫人还要桂秀老师离开时带一些青稞面回西宁。难友们知道后极力反对说:“队长的青稞面你不能要,你带了队长的青稞,在路上会被劫走的;我们的青稞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你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我们护送你上车……”桂秀老师婉言谢绝了队长夫人和难友们的好意,能够带走情谊,她就很高兴了。

杨桂秀在阿力克住了二十多天。仰仑将妻子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祁连县城,在场部招待所住了一夜。临行,他问妻子此行有何感受。她说:“八宝农场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受了冤屈的,相信他们的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这里的人正直而不圆滑,充满激情,但有点桀骜不驯,思维似乎已被扭曲。我不明白改造好了的标准是什么,这样改造下去会是什么结果?”最后又说:“这里与外面相比,似乎还能填饱肚子,值得庆幸。但是这里绝非久留之地,你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不到一年,赵仰仑便回到了西宁。最初任代课教师,两年后便转为正式教师。1978年后,从学校调到西宁市城西区任文教局副局长,后又调到省教育厅教育科研所工作多年,写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三个女儿都很争气,在事业上都很有成就,一家五口有四个评上高级职称。桂秀嫂子是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后加入省老年大学模特队,曾赴北京表演并获奖。俗话说,晚年幸福才算真正幸福。嫂子虽不幸先行几年,但女儿们个个孝顺,仰仑兄,你应该感到欣慰。

一次难忘的婚礼   在赵仰仑的回忆录中,还记录了阿力克二队举办的一次特殊的婚礼。故事很朴实,又很耐人寻味。那时我还在西宁农林学校,自然不可能知晓其事,现在捎带记在下面。

在阿力克分场成立初期,在右派集体中,由于都想早日解除劳教并摘掉右派帽子,尽快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因此常有急于挣表现的右派以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将别人的虔诚当做垫脚石,以显示他对党的绝对忠诚,故而“窝里斗”的情况时时发生。用队长们的话来说,这叫“以毒攻毒”。二队有个右派组长陈菊生,他常向队长汇报本组右派的思想言行,引起组内一些人的愤慨。某日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他,刚贴上墙,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陈的女友殷玲花(当时好像是西宁商业局的会计),已经从西宁到阿力克二队,准备和陈菊生结婚。一位国家干部,居然死心塌地要和右派男友结婚,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啊!大家立即撕去大字报,并着手为这对苦命鸳鸯准备新房。

没有现成的屋子怎么办?大家决定挤一挤,挪出一间屋子,并打扫得干干净净,铺上殷女士带来的床单被褥。一位会剪字的老右特地剪了一个大红喜字,贴在土墙上。还搬来一张小桌,上面摆了青稞、蕨麻、蘑菇以及殷女士带来的喜糖。没有酒,大家就以白开水当酒,全组难友共同举杯,祝愿二人白头偕老,永远幸福。接着,一位老右再次举杯说:“我敬今天这群人中唯一的人民--天下头号賢女一杯!”另一位老右则说:“我们都被划入了资产阶级范畴,但今天举办的却是无产阶级的婚礼。为我们的改造卓有成效干杯!”

仰仑说,这是他迄今为止参加过的最简单又最激动人心的一场婚礼。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如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年代里,殷玲花女士顶着强大的舆论压力,冒着“划不清界限”罪名的危险,不但没有终结与右派男友的恋爱关系,反而跋山涉水来到八宝农场跟他结婚。他们的爱情就像寂寞沙漠中的一株骆驼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顽强地生长,久久撼动着他的心。

19632月底,我从八宝农场拉洞二队遣返回四川郫县老家之前,与我一起从右派学习队调到拉洞二队的陈菊生,托我到西宁后带一封信给他妻子。到西宁后,我按信封上的地址西宁市百货公司找到他妻子殷玲花。殷是个高大而挺时髦的女人。她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并要留我吃饭,我谢绝了。离开她之前,我只说了一句:“陈菊生很好,祝你们幸福终身。”不受世俗名利阻挠,真心相爱、相互牵挂,虽都在青海,却一年难得见上一面的这对夫妻,上天不该赐给他们幸福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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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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