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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春种秋收怪象多

1960年我在青海南部的兴海县开过荒,不难想象,阿力克二队建立之初,一定特别艰苦,如果管教干部待人苛刻,必然更是苦不堪言。据说在开荒翻地期间,每日叶先亮在动工之前,即命人丈量好每人必须完成的翻地任务,划上标线,完不成任务者不给饭吃。已经中午了,眼看青稞面馒头就放在前面的埂子上,但就是不许你吃。不少人由于劳累和饥饿昏倒在地上。听说三队有个解放前即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干部曾以绝食表示抗议,结果被活活饿死,死了就死了,用队长的话说,“死了是自绝于人民”。不由让人想起汉朝开国功臣周勃被诬入狱后,大发感慨:“我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威风)乎!”这时他才晓得,一个监狱里的牢头,相当于现在劳教所的队长,他们发起威来,居然是如此的可怕!

书归正传。19618月,我到阿力克二队不数日便开始秋收。阿力克二队大概种了一两千亩青稞。庄稼一旦成熟,必须尽快收割。统计员用木弓丈量好每天各组的收割区域后,劳教分子们即甩开膀子挥镰干活。我虽然家在农村,在川大读书时也当过几个月农工,但用镰刀割小麦、青稞,却是新媳妇上花轿头一回。好在九组的难友们在阿力克的庄稼地里已锻炼了三年,他们处处关照我,特别是很想读大学的中专毕业生小殷(1957年他分到当地农机厂工作后,闹着要考大学,领导不同意,他便拒不上班,因此被送到青海来劳教),还手把手教我怎么用镰刀,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结草绳,怎么用最快的速度将割下的青稞打成捆子,然后用捆绳一套,扛到指定的麦场上堆成垛子。他教我结草绳的方法特别简单,一年多以后,我被遣返回家当农民,打谷子捆草时,就用小殷教我的方法,捆草的速度比队里任何一个人都快。难友们干计件活都很亡命,特别是背青稞捆子时,每个人都使出全力尽可能多背一点。如果背得太少,别人会笑话的。但我的力气在全组肯定是最小的,无法和他们比,自己都觉得有点难为情。好在大家并不计较,还有难友叫我注意,千万别压伤了腰。有温情的地方,就会有感动。联想起两年前在海南农林厅机关农场开荒时,哪怕我干得再多,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学生还是不肯放过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一想起就觉得气愤,对比之下,还是到阿力克来劳教好。

话说秋收第一天快吃午饭时,地里还有好几捆青稞没有扛完。只见来自上海的老毕毫不犹豫地将靠近崖边的几捆青稞,一捆接一捆地向崖下推。我非常惊讶,问老毕:“你这是干什么呀?” 对方作古正经地说:“一解放我就在上海当工人,我们那个厂的书记做事太霸道,我当众骂了他几句 ,结果便把我赶出大上海,送到祁连山下来劳教。我是工人老大哥,工人值个逑呀!三年了,除了家里人心痛我,还有谁心痛我!为什么我们该心痛这几捆青稞?”他给我上了一课以后,又笑嘻嘻地责备我,“小曾,你是真蠢还是假蠢?我们干了半天活,汗水都流成河了,这个窍门你都不会找?平素我们偷藏民的牛羊,他们想告找不到地方告,想哭找不到地方哭,现在补偿他们几捆青稞,彼此算是基本扯平了!”对这样的歪歪理,我只能一笑了之。

常言道,活路出在手上。不管队长命令统计员每天给各组下达多少收割任务,劳教分子们总有办法在半天或半天多一点时间内干完所有的活。在工地上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大家就纷纷往回跑。一回到住地,就是劳教分子的天下了。

历时十一二天抢收完地里的庄稼后,下一步就该轧场了,每个组都有一个碾压青稞的场地。九组的麦场距队部约一两公里。轧场开始后,必须派人值夜班。每个组都领到一顶帐篷,由组长挑选三五个心腹留守麦场。这几个人晚上干了些什么事,大概只有天晓得。

在电影里可以见到,北方农民多数用毛驴拉着石磙在麦场上反复转圈碾轧粮食。八宝农场轧场用的牲口一般是马和牛。马其祥派我轧场时负责牵牲口。轧场第一天,我到马号去领牲口,给了我一条毛色很光滑的小黄牛。第一天赶牛,担心牛不听使唤,右手拿了一根小竹竿。小黄牛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牛儿很听话,完全用不着吆喝。它大概知道我和它的命一样苦,不时哞叫一声,回头看看我。从此我和这头小黄牛整日相依相伴,直到两三个月后轧场结束。可惜当时没有条件请人拍一张我牵着牛儿出工的照片,如果有这样一张照片,晚年我一定天天看,边看边咀嚼人生的滋味。

有天晚上,叶先亮叫各班组在各自寝室开会,总结一周来的秋收工作。那天晚上,山东籍李队长坐镇我们九组。组长马其祥面前放一盏油灯,所有人都规规矩矩坐在各自铺位上。会上总得安排几个人发言。老马指名叫我打头炮。我说:“这几天最辛苦的是我牵的那条小黄牛,应该注意保膘,希望队上给牲口拨一点蚕豆豌豆之类的杂粮。”快嘴快舌的李队长一口接过说:“牲口吃的杂粮早就拨给马号了,狗娘养的马号几个家伙卡了许多蚕豆,留下来自己下酒吃,叶队长会收拾他们!你另外说点其他的!”我又说:“每次换场时,应把夹在草里的青稞用草叉子抖干净,浪费了太可惜。”老马当即表态:“大家听到没有,以后注意把草里的粮食抖干净!”小组会结束后,有难友善意批评我:“小曾,你这条意见不该提,如果把草里的青稞抖干净了,明年春天劳教分子饿肚子的时候,到哪里去找救命粮!那时候,只消一两个钟头,去翻抖一下草堆,弄几斤十来斤青稞太容易了!”这时我才明白,企图自断劳教分子的后路,真是蠢到家了!好在我人微言轻,大家只当放屁,并未把我这条意见当真。

青海几乎每天都是晴天,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刮风。经过碾轧的青稞必须经过风选这道工序,当地人称这道工序为“扬场”。每日下午扬场后,眼看大堆大堆的青稞摆在面前,想不动心都难。像我这种比较安分、胆子很小的人,收工牵牛回到宿舍之前,可以到青稞堆上去刨点粮食将几个衣兜装满;心狠一点的,再脱下一件衣服,将衣袖扎住,在袖筒里再装几斤。而留在场上过夜的马其祥及其心腹四五人,则是想偷多少就偷多少。他们每个人的小仓库,少说有四五个。至于马其祥的小仓库,我们这些胆小鬼就不好估计了。

每个组收打的粮食,略经晾晒,都要装袋入库,因此,马其祥等人很容易搞到麻袋。有些人搞不到麻袋,甚至连装二三十斤青稞的布袋都没有,就到阿力克邮政所去偷帆布邮袋。

收打粮食这段时间,前文已提到,夜里常有来自祁连乃至甘肃民洛等地的商贩,用马或牦牛驮着牛羊肉、烟、酒、糖、油(酥油),以及毛巾、香皂等日用品,到八宝农场各农业队跟劳教分子交换粮食。收获的季节,是最忙碌的季节,也是劳教分子最开心的季节。至少这段时间,八宝农场绝对找不到一个饿肚子的人,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住在帐篷里看守麦场的人,当然不会满足于偷点青稞。天高皇帝远,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一天我牵起小黄牛刚走拢麦场,就听早一步到达麦场的人告诉我,昨夜猪场配种用的大公猪跑到我们这个麦场上来了,马其祥大喜,好久没有吃过猪肉了,立即把帐篷的人全叫出来,将猪团团围住,捉了好久,才将公猪制服。连夜把猪杀了,忙到半夜,煮了一大盆。谁知这是一条老种猪,远远不及牛羊肉好吃。帐篷里的人问我们想不想吃,如果想吃就端回去。有人嚐了一块肉,嚼都嚼不烂,客客气气地谢绝了,这么好的美味,你们自己享用吧。连本队的种公猪都敢杀,他们的胆子实在太大了。

九组最猖狂的当然是马其祥。只记得第二年田管期间,有个休息日(农闲时节,每十天休息一天),马其祥很张扬地叫人扛了一床晒席铺在九组门口,然后吩咐一个劳教分子在他的睡套上缝一床崭新的苏绣锦缎被面。这床锦缎被面比女人的肌肤还光滑,缎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吸引眼球啊!当即有几个劳教围过来参观这床连管教干部都会眼红的高级被面。恰好叶先亮走出他的屋门看见了,皮笑肉不笑地走过来问老马:“马其祥,哪来的?又是用青稞‘倒估’(倒换之意)的吧?”马其祥哼了一声,头都懒得抬,毫不畏惧地答道:“就是用青稞换的,怎么样?还好看吧?”无异于在向主管队长示威。叶先亮气得脸色发白,当时没有说什么,愤然离去。如此嚣张的组长当然不能用。他惯用“以恶制恶”、“以霸制霸”的方法。过一段时间,他果然把老马的组长贬了,叫他到第六组谭延蒸(二队的另一个霸头)下面去当副组长,让谭来收拾他,这是后话。

青海的春天来得比较迟。四月上旬,开始播种了。我在阿力克二队生活了整整一年,有幸参加过唯一的一次机播,真让我大长见识。

有天晚上,叶先亮选派了四名被认为比较老实的劳教,跟随播种机深夜作业。我是被他慧眼相中的一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苏式播种机。操作播种机的师傅是分场的职工,他坐在车前负责开机车,匀速前进;我们四个“老实人”的任务是给播种机的漏斗不断添加青稞种子。青稞的播种量大约是每亩30多斤。一袋袋青稞种子已经由另外一批人提前按规定距离放在播种机前方的道旁。我们将三四十斤重的一袋袋种子从十几公尺开外的道旁扛上播种机后面的踏板,然后迅速倒进长约五公尺的漏斗里,并及时将斗内的种子均匀扒开。然后再去道旁抱另一袋种子。操作程序极简单,原则是给播种机适时“添料”,不能让漏斗里断了种子。开头我们四人各负责漏斗的一段,相互配合默契,播种工作正常进行。

谁知过了一会儿,我发觉只有我一人始终在机上机下忙个不停,其他三人忽而不见了这人,忽而不见了那人。在播种机灯光隐隐约约的光影下,原来他们都忙着偷种子、藏种子去了。播种机上经常缺一两个人,种子肯定供应不上。我不得不特别卖力,时而车上,时而车下,忙得汗流浃背。我无怨吗?有怨,但我不想向谁倾吐。这时我才省悟,去年八月收割青稞时,为什么常出现大片土地只长荒草、不长庄稼的怪现象。

两三个小时的播种任务结束后,被叶队长精心挑选的那三个“老实人”,同时抱歉地向我笑笑:“小右派,你辛苦了,以后我们请你吃手抓(羊肉)!”他们的微笑中是否暗含嘲讽,我不清楚。但我确实好久没有搞懂:我是否真的是劳教们常常嘲笑的那种“傻B”?今夜的播种,本是劳教分子充实小仓库最好的时机,我却自觉自愿、全无遗憾地放弃了,连想都不去想,一粒种子都不要。说明我高尚、有觉悟、已经改造好了吗?呸!这些东西在劳教所里没有人相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么,今夜我的真诚,我的付出,值吗?我真的很难回答。

到五六月份田管期间,我们每人都领到一把宽约两三寸的小铁锄。青稞苗长到两三寸高的时候,统计员要对各组划分除草任务。如果像农民在自留地里那样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除草,一天的任务可能两天都完不成,而劳教分子们必须在大半天时间内完成,怎么办?找窍门吧!困难的是,地里的苗和草常常长在一起,苗中有草,草中有苗。农民常常弯下腰用手去拔草。但在阿力克大片的地里,不可能这样做。对我这个首次参加阿力克除草劳动的小右派,难友们开导我:这片庄稼又不是我们的,你心痛啥?睁只眼闭只眼,怎么快就怎么除呗!因而本该是“除草留苗”,但为了不影响进度,结果往往弄成了“除苗留草”。大家干得心安理得,好像还有理论根据。这些混账劳教分子可能都他妈的不是好东西。但是,能把账完全算在他们头上吗?没有无原因的结果。他们之中不少人本来不该到这儿来受窝囊罪,他们也有一肚子的怨气,又该怪谁?

从斗殴发展到砸队部

送到阿力克来劳教的,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劳教前就喜欢斗殴,并因此被送到八宝农场。有些人则是到了八宝农场后,逐渐适应丛林法则,以前的谦谦君子,也就迅速变成了斗殴的高手。

秋收轧场期间,九组突然调来两个读过许多书的劳教。其中一个姓孙,刚从阿力克三队转到二队。此人是北方某省文联的老右,30多岁,反右时省报登过批判他的专版。如今不知什么原因,突然由三队调到二队。他个子高大,聪明过人,健谈,有辩才,语言尖刻,从不奉承谁,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一到九组,就被组长老马叫到麦场上去睡帐篷。住帐篷的人,都不可能是老实巴交的人。

调到九组的另一个人叫谭××。他原是六组的组长,向来与九组的组长马其祥并称为阿力克二队的两霸。最近老谭不知为什么触怒了叶先亮,把他贬到九组来当组员。这个老谭,个子不很高,但喜欢体育,肌肉发达,身体强壮,动作灵敏,有次许多劳教在院坝里比谁的力气大,只见他走到旁边一头非常高大强壮的牦牛前,突然双手抓住牦牛的两只角,猛一侧身,将牛脖子使劲一扭,这只体型巨大的牦牛立即被他扳倒在地。大家都夸他力气大,他说:“不,光是力气有什么用,还需要技巧。”大家都承认他说得很好。

此前我就知道,老谭曾是部队的文职干部,后转业到西宁某机关搞文字工作。我到阿力克二队后,他曾主动到九组找我聊《红楼梦》、《西厢记》。女人是男人永恒的话题。聊到情爱与性爱的复杂关系时,他坦诚地向我透露了一些个人隐私。他说,劳教前他有个挺温柔的女友,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有天夜里,他实在忍不住,喝了些酒,壮起胆子摸进她的寝室。女友好像估计到他会进屋,没有拒绝老谭上床,但不许超越底线。女友事前有准备,穿了三条裤子。老谭说,我怎么也扯不掉她的几条裤子,她伤伤心心地哭了,我的酒也醒了,赶快向她赔不是。接着又愧疚地说,那晚自己太鲁莽,不该轻率地去伤害一个喜爱自己的女人,女人最看重忠贞,在一夜情里,她失去的是整个自己,而男人一般太自我。当时我就觉得,老谭能说出这么理性的话来,应当是个有修养的人。不久,他就因“乱说话”,被单位送到祁连来劳教,女朋友也吹了,说起来就不住叹气。

像这种懂得心疼女友的文化人,怎么可能是二队的一霸?我很难相信。但是,他到九组最多十来天,我就明白了,人性实在很复杂,现在他的确是个信仰暴力,天王老子都敢惹的人。老谭一到九组,也被马其祥立即邀到麦场上同住。在帐篷里,每晚可以喝酒,吃手抓牛羊肉。

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现在三虎同住一顶帐篷,肯定有好戏上演。两个地头蛇很快联合起来,对付从三队调来的老孙。

有一天,我牵起小黄牛到达麦场时,不见组长的人影,有人说,老马还在帐篷里。随手掀开帐篷的门帘,见老孙正坐在地铺上很神气地发表什么高论,帐篷里的几个人听得眼睛都不眨一下。谁都没有想到,坐在老孙旁边的马其祥趁老孙不注意,突然猛力将老孙推倒在铺上,旋即骑在他身上,用一根事前准备好的擀饺子的短棍,不停地打他的头。老孙护住头连声问:“老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老马边打边骂:“打你狗娘养的,不懂规矩,太把自己当人!”

与我一起从西宁来到阿力克的陕西籍教师右派老陈,从来是个大好人,准备上前劝架,突听老谭大吼一声:“谁都不准管闲事!没有你们的事!走走走走走!”我回头一看,老谭完全变了一个人,双眼赤红,露着凶光。帐篷里的几个闲人赶紧向外走,只听到从后面传来老马用棍子敲打老孙头颅的砰砰声。老孙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被打得头破血流。但自知势单力薄,也只得忍了。当天他就被马其祥逐出帐篷,仍搬回九组寝室。他在床上睡了十多天,头上缠满了绷带,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劳教分子打架之类的破事,叶队长从来懒得管,坐山观虎斗,让你们互相牵制,何乐而不为。

有一天无人的时候,躺在床上的老孙不服气地对我说:“小曾,我被暗算了,虎落坪阳被犬欺,我不会就此罢休!”我有些同情他,劝他息事宁人:“别再斗了,这个组没有你的位置,我劝你争取尽快养好伤,请队长把你调到其他组去,把命丟在祁连山下太不划算。”几天后,老孙果然调到第三组去了。后来听人说,落实政策回到某省作协上班后,写了很多反映边疆生活的优美的散文。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话说阿力克的风云不断变幻。秋收结束后,老谭仍被叶先亮调回六组当组长。原来队长想让老谭去收拾另一个到处惹事的劳教。此人就是一年前暴打陕西盲流李开山,打得李开山屁股上带血的肉跟着棍子飞的周浩根。

周浩根纯粹是一个社会上的“混混”。有一天,六组的寝室里,终于发生一场激烈的斗殴。老谭将周浩根打出寝室后,谭追到院坝里,二人再度交手。结果依然是周敌不过老谭。老谭的拳头像雨点般落在周的头上,胸上。武术界有一句名言:“一打眼,二打胆,三打身法四打闪”。周浩根在胆量上不输于老谭,甚或超过老谭,但在眼疾手快、出手方法和闪躲灵敏诸方面,明显落于下风。他向来是一条汉子,但今天他意外地满脸是泪,边打边哭。谭终于不忍心再下手,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斗殴就此结束。周浩根彻底服了,以后成了死心塌地甘愿受谭驱遣的心腹。

故事没有完。不久,老马因为锦缎被面事件激怒了叶先亮,组长职务被撤,被贬到老谭的第六组去当副组长。叶先亮的用意人人皆知。按上级指示,队长不能动手打人。叶队长从来不打人,但上级并未规定不能变一种方式,暗中指使A劳教去打B劳教。一个林子里容不下两个“鬼东哥”(猫头鹰)。马其祥到了六组,当个副组长管屁用,只有组长才可以发号司令。老马再也不可能一个人睡两个人的铺位了,想使唤人给自己跑腿或打洗脸水也不那么容易了。丢失了呼风唤雨、唯我独尊的权威,其内心憋屈的滋味可想而知。

有一天下午,意料中的恶斗发生了。据说为了一点很小的事情,谭马二人先是在寝室内赤手空拳对打。站在寝室门边的老马顺手从门后抄起一把锄草用的小铁锄,不顾死活地向老谭劈头盖脑砍来。老谭急忙夺门而出,马其祥手执一米多长的小铁锄紧紧在后追赶。老谭跑出寝室约三四丈远,老马眼看快要追上老谭了,只见他高举小铁锄用尽全力从后面向老谭的头部砍下。我是现场目睹者之一,好险啦,就差那么两三寸!小铁锄擦过老谭的后脑和后背落下。如果老谭跑得稍稍慢一点,这一锄砍下去,立即会劈掉半个脑袋。结果老马这一锄噹的一声砍在地上,把地“啄”了一个大坑。

老谭知道老马这一锄落空以后,当即停下回过身来,摆开准备接招的架势。老马虽然手里握着铁锄,但也不敢轻易上前。这时叶先亮在队部旁边的寝室里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幸灾乐祸地出来了,皮笑肉不笑地走到谭马两个组长身边,阴阳怪气地吼道:“打呀!打呀!你们为什么就不打了!”

此时周浩根也站了过来,走到谭延正身旁,看样子准备帮老谭一把。只听老谭怒斥周浩根:“不准帮我!我一个人就够了!”谭马二人都知道,这一仗非同小可,谁都输不起,如果谁输了,休想再在二队立住脚。老马虽有铁锄,但年近四十,身手不如对方敏捷,谁都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因此,谁都不敢贸然动手。二人怒目相向,僵持了一两分钟,最后还是二组的组长、和事佬张亚东出来调停,把双方分开。这场斗殴在相互妥协中结束。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斗殴,在阿力克二队是一幕常演常新的活剧,不可能有谢幕的时候。

不久,叶先亮被调离阿力克二队,马其祥也离开了二队,被调到拉东台某队的马号(马房)去当组长,专管几个调皮捣蛋的牧马人。后来人们纷纷传说,有个牧马的汉子不把老马放在眼里,老马把他按在凳子上,用马夹板狠揍,结果把人打死了,当即被逮捕关进了监狱。

阿力克二队的主管队长换成了一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陈队长,二队的人都叫他陈四眼。陈四眼原是三队的主管队长。不知什么原因,三队突然宣布解散,有一二十个劳教人员随他来到二队。他知道二队不好管。在老三队的劳教中挑选了一个既亡命又绝对忠实于他的人。这人叫郑××,上海人,二十多岁,身材魁伟,很英俊,从外形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但其人头脑简单,对人粗野,仗恃自己是队长的心腹,谁都不放在眼里,后腰上经常挂一把木柄长约四十公分的铁榔头,好像随时准备跟人拼命似的。因此,他同时又很容易让人产生另一种联想,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他很可能是上海滩斧头帮中的一员。陈四眼让他在队部值班,实际上是让他作自己的听差兼保镖。至今记得,有次郑××请我帮他给家里人写一封信,(在阿力克二队,我经常帮人写家书,后文还会提到。)我曾傻傻地问他,你又不是木工,腰上挂个榔头干啥呀?他说,防身呀!我又说,我知道有些人常带一把藏刀,既可切肉,又可防身。他笑我无知,“小曾,你不懂,我这把榔头比藏刀厉害多了!使用起来非常灵光(顺手、灵便)!”他的解释让我觉得很意外。

有一天下午,一群劳教收工后,在院坝里议论郑启亚。适逢郑××从队部(队办公室)出来,喜欢惹事的周浩根当即叫住他。郑以为周浩根有什么话要说,谁知周浩根只是面向他轻蔑地骂了一声“呸!”郑问:“姓周的,侬是啥意思?”周答:“阿拉喉咙痒,想骂人!” “骂谁?” “所有看不惯的人都想骂!”

只见郑××慢悠悠地把腰后的榔头摘下捏在手上:“你千万别惹我,我这把榔头专打乱咬人的狗!”周浩根毫不示弱,“你有种就打!你就是陈四眼养的那条咬人的狗!”周浩根以为郑××是虚张声势,谁知这家伙真的是个亡命之徒,二话不说,举起榔头便向周浩根头部砸来。周浩根大惊,急将身子一闪,躲过了致命的一击。郑又举起榔头,周急返身向十公尺开外的队部跑去。郑像发疯了似的紧追不舍。眼看快要追上,郑又举锤向周浩根劈头砸去。算是周浩根命大,榔头再次落空。周跑进队部后,急将门死死抵住。郑在外打门,惊动了住在隔壁的陈四眼。陈四眼怒斥郑××,郑不敢再放肆,一场斗殴始宣告平息。

郑周之间的仇恨当然不会就此终结,谭延正见自己的心腹在争斗中吃了亏,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场强劲的风暴即将来临。

数日后的一个晚上,六组有人告诉老谭,陈四眼明天要重新编组,刚才又把郑××叫到队部去了。谭估计自己要被调出六组,要打郑××,今夜是最好的时机。说打就打,立即带领本组周浩根等五六名好事者,手执棍棒,到队部门外去叫阵,指名要郑××出来。陈四眼拦住郑,并将队部的门关上。此时院坝里的人愈聚愈多,有的叫喊着助威,有的边敲脸盆边唱几天前看过的电影《宋景诗》(歌颂清代黑旗军农民起义的电影)中的一支插曲:“打倒柳林团,有吃又有穿,”后面的两句歌词原为“黑旗小子穷光蛋,接个媳妇不困难”,现在变成了“先杀郑××,后杀陈四眼!”唱了一遍又一遍,杀气腾腾,气氛极为嚣张。牛、肖、李三位队长一起出面阻止无效。只听老谭率周浩根等数人一声呐喊,猛力推开队部的木板门,一拥而进,打得郑××不辨东西南北。陈四眼奋力阻止,挨了几记黑拳,眼镜被打在地上,旋即被谁一脚踩碎。后来几个队长进屋拼尽全力把谭、周等推出队部。队部被捣毁,桌子板凳被砸烂,墙上的锦旗和领袖像被撕得粉碎。

这一夜,谭延正一伙报了仇,大大的泄了愤。但最后的胜利者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他们将为此付出悲惨的代价。

又数日,阿力克分场的王场长亲率分场七八名干部及携带手枪的警卫人员二三十人到二队召开大会,当即将带头砸队部的谭、周等五六人五花大绑,押往场部关押。

老谭率众砸队部事件,我不是目击者,当时我已调到右派学习队(原阿力克七队)集中学习。听说二队出大事后,我回过一趟二队,二队的朋友们绘声绘色地把当夜的情况告诉了我。他们还说,事后二队有人到分场去打探消息,得知老谭作为首要分子,被单独锁在一间屋子里,他的双手双脚被反捆成“四足攥蹄”,像捆粽子一样捆成了一个圆疙瘩,脸朝下被扔在地上。偷偷到分场去看他的人,心都看酸了。老谭的这位好友在阿力克分场一位职工朋友的帮助下,疏通看守人员,从窗外扔了一个馒头在老谭身边。谭的脸上、手上满是血污,望着窗外的朋友惨笑了一下。大概他已两三天未吃东西,望见距头部一尺多远的馒头,拼命蠕动身子,终于将嘴移到馒头旁边,只能像狗一样用嘴去啃。当时我就想,人被捆成这个样子,屎尿胀了怎么办?只能屙在裤子里吧?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二战时期曾在盟军总部欧洲战场采访的著名记者陆悭(云南人,解放前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1978年后移居香港)的一段经历。他在《回忆与忏悔录》中说,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释放后,回到云南又被新政权关了三年,出狱后,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继被公安人员逮捕,送他“二进宫”。在逮捕证上签字后,即被反铐双手,命他坐在沙发上静候公安人员在寝室内外搜查。小便突然急了,他报告身边的公安干警:“我要小便!”答:“你去解吧!” “我反铐双手怎么解?” “谁叫你反党!”这时十二岁的大儿子在旁,插话说:“爸爸,走吧!我帮你解裤子。”陆悭写道,我自划右到今天被逮捕,许多日子了,从未真正伤过心,只有当孩子为我解裤子的一刹那,我心酸了,一大滴眼泪掉在孩子的手上。

可是,老谭却连替他解裤子的孩子都没有。听说他被判了十五年徒刑。1978年后,有人在西宁街头见到他,好像他已回到了原单位。

马其祥在拉洞打死人后,当即被逮捕。那时我已从右派学习队调到拉洞二队。其时阿力克二队已经解散,人员分别安排到拉洞农业队、工业队。有个休息日,我独自到两三公里外的祁连县城闲逛,偶遇原阿力克二队的一位朋友说:“都说今天要枪毙马其祥!”但在何处枪毙却不知道。我们都很惊讶。如果上午枪毙,此时布告应该贴出来了吧?但在小小的县城八宝镇的街上,我们走了两个来回,不漏过每一面墙壁、每一根电线杆,并未见到枪毙马其祥的布告。消息是真是假,搞不清楚。

过后多年,我一直在想,阿力克二队为什么会出现谭马二霸?他们的结局是怎么酿成的?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探讨。如果有人研究劳教史,我在这一节讲述的故事,应该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代写家信和检讨

替两个赌棍写检讨  

我本该在1961年底解除劳教,但被叶先亮压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62年秋收前,他才宣布我解除劳教,同时附加一句“不摘右派帽子”,听了很是失望。但两顶帽子总算摘去了一顶。成为职工以后立即搬到职工二班去住。职工二班又称老弱班,干的活相对轻松些,空闲时间也更多些。

老弱队里,有两个老家伙特别喜欢玩扑克。听他们说,前两年常与五组的组长、右派分子、原山西某县公安局局长张凤清一起玩扑克。有一天下雨,张凤清和同组的几个人正玩得高兴,叶队长以为他们在赌博,一进门便收缴扑克牌,身材高大的张凤清为人耿直,当年因谩骂县委书记,被定为极右,送到八宝农场劳教。只见他跳下炕铺,怒目圆睁,一把揪住叶先亮的衣领:“你还不还!” 叶掏出手枪对准他,他毫不示弱:“你这破玩意儿老子早就玩过,你有本事就向老子开枪!” 叶气得脸色煞白,后被组里的人拉开,十分尴尬地回队部去了。张凤清替大伙出了口恶气,老弱组里这两个老家伙一讲起便觉得解气。以后,队里的劳教分子玩扑克,叶先亮明知他们在赌博,也不敢轻易去没收他们的牌了。

没预料到,有天分场的领导到二队巡视,发现老弱组的两个职工正坐在炕铺上赌钱玩“梭哈”,(无聊时我常看他们玩牌,其玩法是,五张牌比大小,先发给每人一张底牌,底牌要到决胜负时才翻开)当即没收了他们的扑克牌,还责令他们必须深刻检讨,否则押送到分场关禁闭。这两个赌棍年约五十多岁,解放前便在上海当工人,1958年因赌博送到青海劳教。此二人小学都没有毕业,求我替他们写检讨。我不好拒绝。反右后我经常写检讨,所谓检讨,就是把自己痛骂一番,骂得越狠越好。虽然我不赌,但我知道赌博之危害,在检讨中必须强调赌博是旧社会遗留的毒瘤,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赌博的心理动机是想赢别人的钱,可以助长不劳而获的恶习,结果是败坏心术,沦丧品德,朋友反目、妻离子散,甚至说,一个贪字常埋下祸根,与企图从对方口袋里抢钱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两份检讨不能写成一个样子,于是各罗列两三条害处。两个老赌棍说:“小曾,我们都弄来劳教了,打梭哈的目的是混时间,几元钱的输赢而已,你是不是说得太深沉了?”我说,场长喊你们检讨,不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怎么过得了关?二人忙说,可以可以,就这样写。为了感谢我,听说那段时间阿力克唯一的一家副食店正在卖伊拉克蜜枣、古巴糖和古巴烟,有一天二人特地跑了一趟阿力克,买回一大包伊拉克蜜枣和古巴白糖,硬要我收下。结果我留下了古巴白糖,把伊拉克蜜枣全部分给了同室的难友。

检讨交到队部以后,又过一二十天,分场那位领导再次莅临二队。叶队长立即吹哨子,叫所有人都出来开会。只听分场的领导很高兴地说:上次我逮着你们队两个赌博的,责令他们写检讨。这两份检讨都写得很好,检讨得很深刻,挖出了思想根子,文字也很通顺,我准备交给省公安厅办的《青海省新生报》发表。老弱班这两个老家伙掉过头来向我笑笑,分别用眼色向我表示了谢意。可是我心里想的却是,这两个老赌棍何曾有什么深刻认识,写检讨的其实是个从来不赌博的人,如此精明的场长,怎么这么容易被胡弄?听了你几句责骂,他们真就诚心认错立地成佛了吗?你究竟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

“亲爱爱人爱仙”  

我到阿力克二队后,代写检讨只有这一回,但代写家书却是常事。这个队至少有毕天赐、郑光宗、张亚东等十余人找我帮他们写过家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单独写一段故事,为了节省篇幅,下面仅对毕、郑、张三人,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请我代写家信的,是同住一室的毕天赐,大家都叫他老毕。他原是上海的工人,三十多岁,看样子很像大知识分子,留个大背头,蓄个小胡子,实际上小学都没有毕业。他每次收到妻子托人写的来信后,都请我及时给他妻子写封回信。第一次帮他写回信时,我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写,首先抬头怎么称呼?他说:“亲爱爱人爱仙”,我说要不得,总共六个字爱字就占一半,少一个行不行?后来改成“亲爱的爱仙”。

他不仅深爱相濡以沫的妻子,对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学,在崇明岛开荒的妹妹,也挺心痛的。他说,我妹妹不该受我的株连,她学习成绩好,心地善良,能歌善舞,而且很漂亮。我开玩笑说,有没有演《绝代佳人》的夏梦漂亮?(我读高中三年级时,成都所有的电影院都在放映香港电影《绝代佳人》,有几个同学看后,对演员夏梦赞不绝口,说是“绝代佳人演绝代佳人”。后来才知道,不仅成都的几个中学生迷恋夏梦,连当时大名鼎鼎的金庸都说:“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所以对夏梦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老毕说,小曾,你说对了,她的同学都说她真有点像香港演员夏梦呢!他随即从信封里掏出妹妹的照片给我看,果然相貌乃至气质都很像夏梦。我说,这样的姑娘应该去文工团呀!他说,部队文工团本来想要我妹妹,可是听说哥哥是劳教分子,就不敢要了。老毕不仅影响了妻子调升工资,还害了妹妹不能读高中,不能去文工团,不能找个稍稍好一点的就业单位,只能到崇明岛一天到晚扛锄头修理地球,为此他深感内疚。

一想起老毕影响了他的妹妹,我往往会联想到姐姐的女儿小玲。当时姐姐在双流妇幼保健站工作,只好把四五岁的女儿交给乡下的母亲照料。小玲该读幼儿班了,近在咫尺的三道堰小学附设了一个幼儿班,可是P校长坚决不收小玲,哪怕幼儿班的名额还不够也不收,就因为小侄女的外爷是历史反革命,大舅是右派分子。类似的株连,类似的伤痛,促使我帮老毕写回信时,笔端常常蘸满了感情,写出来的文字,自己都觉得格外动人。因为我常替老毕写信。老毕很感谢我,每当他弄到牛羊肉或酥油后,都要请我与他共享。

四川老乡郑光宗  

第二个找我代写家信的,是四川老乡郑光宗。二队有五个四川人。其中隆昌人郑光宗的名声最响亮,我一到二队就听仰仑兄讲他的传奇经历。他是青海石油局的基层干部,因为爱给领导提意见,1958年被送到八宝农场劳教。他对奴隶式的劳动极为反感,并敢于抗争。赵仰仑在回忆录《逝去的岁月》中说:郑光宗的抗争方式很独特,他是我亲眼见到的唯一的以实际行动寻找自由的人。郑被送到阿力克二队不久便想逃跑。他在劳动时问难友,祁连山的后面是什么地方?难友告诉他是甘肃走廊。某夜,他从伙房偷了一袋面粉,肩上扛着这袋面粉,腰上拴着一根火绳,裤带上挂一个搪瓷盅,连夜悄悄溜出二队,穿过茫茫草原,好不容易走到了祁连山下。他原以为翻过眼前这座山便是甘肃,没想到翻过一山又是一山,在不断的攀登中,整整走了一个星期。白天东藏西躲,不敢走正路,晚上又怕冻死饿死或被野兽吃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张掖。然后偷偷爬上火车,回到了四川老家。

我到阿力克二队后,很快与爱说爱笑的他成为很好的朋友。我曾经好奇地问他:你腰上拴根火绳是什么意思?他说,二队没有人进过祁连山,谁知要在山里迷失多少天?没有火怎么活呀?煮面粉要火,而且必须带一只茶缸。晚上野兽来了怎么办?必须点燃一堆干柴,还是离不开火。扛着一袋面粉翻越一座大山可不是轻松事,还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让面粉口袋被丛林的树枝戳破了,或让岩石刮破了,也不能让火绳熄灭了。我身上没有罗盘,只能看月亮看太阳辨别方向。支撑着我的只有一个信念,必须走出这个大山!我没有死在祁连山里算是奇迹。多年来,一想起这位老朋友这段传奇经历,常常想起克劳·黛儿的一句名言:“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冒险。”然而走出大山后,他并没有寻到光明。没有想到,几年没有回家,家乡人民奔了几年社会主义,结果却在饿饭。在父母劝说下,他在隆昌待了一段时间,只好又回到阿力克。

郑光宗的文化程度不高。每隔一两个月要给家里写一封信。认识我这个四川老乡以后,特别是看过我“边写边撕”的一些文字以后,一直找我帮他代写家书。他很重感情,在阿力克期间一直像兄长一样关心我,弄到什么好吃的东西,肯定忘不了我。1979年我到县文化馆工作时,他已回青海石油局上班。1990年代他离休后,青海石油局给一批离休干部在广汉市买了多幢宿舍。他在广汉住下后,曾三次到郫县看望我,我也到广汉他家中去过一趟,至今我们仍有电话联系。

张亚东请我到伙房吃年夜饭  

找我代写家信的第三个人,是我们一到阿力克二队当天晚上就认识的张亚东。他在劳教前是上海的警察。此人豪爽、仗义,一到阿力克二队就当劳教组长。他既不怕谁,也从不欺负谁,组员都很服他。周浩根把盲流李开山朝死里打,是他把周浩根挡住,把李从死亡边缘救了下来;谭马二霸相争,叶先亮坐山观虎斗,又是他劝止了这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恶斗。我先后帮他写过四五封家信,因此对他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他一进劳教所,老婆就跟人跑了,家里只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和十二三岁的孩子。从外表看,他很豁达,好像从不知道有忧愁,可能只有我了解,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很苦。

队里的劳教分子中,既没有“小仓库”,更不会偷宰牛羊,甚至连套哈拉都不会的并不多。他特别同情最没有出息的,连歪门邪道都不会搞的两个迂夫子右派,其中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与我一起从西宁调到阿力克的陕西籍右派教师老陈。1961年腊月,张亚东调到炊事班当班长。腊月三十夜,他特别亲自登门请我和老陈到伙房去吃年夜饭。那天晚上改善伙食,所有班组人员,都笑嘻嘻地端回一小盆土豆烧牛肉。待各班组百余人打完饭后,张亚东吩咐首席掌厨彭关山(一年前我们刚到阿力克的第二天,就领教了他的威风)炒菜。我和老陈坐在饭桌上,一边和张亚东闲聊,一边观察彭关山动作麻利地接连炒了十一二个菜。每份菜盛两碗,一碗端到队部,供四位队长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三位高级职工(医生、会计、统计)享用,还有一碗则端到我们坐着的这张大方桌上,供五六位炊事员和两位特邀客人(我和老陈两个右派)享用。每端一碗菜上桌子,炊事员都报菜名,多数菜名我听都没有听过,马上就忘了,唯有一样菜印象深刻--红烧狮子头。小时候多次吃过这道菜,但与菜名对不上号。今夜我才明白,原来就是红烧大肉团。只不过以前吃的是猪肉,今夜改成了羊肉而已。我不由联想起,这种对不上号的现象生活中常有,这与生活在自由的日子里却想不起自由,生活在苦难中却想不起苦难差不多是一回事。

好多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年夜饭了。最想不到的是,这顿饭竟是在祁连山下的劳教队里吃到的。想到今夜伙房还要为大年初一一百多号人的早饭作一些必要的准备,我和老陈吃完饭后,赶紧道谢、告别。

走出暖烘烘的厨房后,从祁连山方向刮过来的北风呼啸着迎面扑来,风沙直往颈项里灌。我们赶忙扣上衣领,同时束紧腰上的绳子,还把棉帽的耳朵拉下来。老陈说话一向神神秘秘的,分手时突然冒出一句叫人似懂非懂的话来:“地狱和天堂好像都在劳教所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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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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