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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初到八宝农场阿力克二队

汽车离开古城台以后,有段时间一路东行。车上有人说,“会不会把我们载到黑龙江去啊?”有这种可能。因为黑龙江很艰苦,最利于我们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一旦战争爆发,我们首当其冲,可以用我们的身躯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后来汽车又改向西行,又有人猜测,可能要把我们载到新疆去吧,那里大漠连天,也是改造我们的好地方。猜来猜去瞎费精神,懒得再猜了。

青海不像四川,从成都无论朝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走,总有旖旎的风光一路陪伴着你,你会觉得连迷惘和凄凉也是绿幽幽的。然而如今在李井泉治理下的四川,饿殍遍野,四处逃荒的盲流比哪个省都多,同样不值得留恋。逾向西走,别说见不到人,连牛羊都很少见到。除了荒凉还是荒凉。还有比原野更荒凉的,是心。我们是一群被驱赶的牲口,心存一丝一毫的幻想都是愚蠢。干脆闭上眼睛睡觉吧!

当天晚上究竟住宿在什么地方,早已记不清楚。那时许多地方没有公路,汽车在荒原上奔跑,在没有桥的地方,直接向河里冲去,涉水而过,坐在车上的人,胆小的要吓个半死。一路上颠颠簸簸,第一天途经一排废弃的平房,押车干部叫大家下车方便。四周没有一个人,只见这排平房正中的大门两边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下联被谁撕去了最下面的一角,少了一个“明”字,成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李继民说,这下子安逸,不改恶从善还好点,一改就把前途改没了!大家笑了一阵,继续上车。

第二天下午到了一个什么镇,有人说,这是祁连县的一个古镇。大家这才猜到,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可能是祁连县顶顶有名的八宝农场。

读了赵仰仑的回忆录后,我才知道,1957年反右刚开始,青海省委就决定在祁连县建立“八宝农场”作为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地。为了对外保密,邮件一律不写场名,以“002号信箱”作为代号。八宝农场约有一万名劳教分子,下设鸽子洞、夏塘台、青扬沟等多处农业队和铜矿、石棉矿、煤矿、纸厂等工业队,还有畜牧队、狩猎捕鱼队。距总场场部(紧靠祁连县城)以西20多公里的阿力克(古为羌人牧地,清末,原住在玉树的藏族部落阿力克族迁入,故名),八宝农场在此设立了分场,下辖十个农业队,一个畜牧队。分场场部设在阿力克大寺对面。

我们这伙来自西宁的一群劳教分子,稀里糊涂地被载到阿力克分场的十队后,阿力克分场派来的押车干部按事前拟定的名单,赓即叫李继民等七八个人下车。这七八个人从此留在阿力克十队。车上还有七八个劳教,像七八条猪一样,接着又被载到五六公里以外的阿力克二队。此时已经傍晚,一个被称为牛队长的管教干部(后来我们知道他以前是个退休连级军官,阿力克分场建立后,一直是这个队的副主管队长)叫我们先在一间空屋里打地铺睡下,然后叫我们到伙房去打饭。

放眼观察,四面都是很开阔的原野。远处,在凸起的坡地上,好像有一些废弃的窑洞。这个队的驻地从外形上看,很像四川农村的四合院,四面都是土墙筑的屋子,中间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坝。坐北向南有五间屋,四个队长一人住一间,居中一间是队部(队办公室)。队部的正对面一排房子是伙房、磨房、木工房。左右两侧各有六间土屋,分别住着九个组的劳教分子、一个班的解教职工,此外还有一间医务室,一间会计统计室。伙房后面是“马号”(马房)和猪场。“马号”养着十多匹马、七八头黄牛、牦牛,猪场饲养了几头猪。

我们一下车,个个惊讶不已,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儿的劳教分子,有的蛮气十足像土匪,有的破烂得像叫花子;有的在坝子里摔跤,有的像幽灵一样在院子附近抄起手闲逛;有的在屋子里噼噼啪啪的炒青稞,或撅着屁股正在石板上磨青稞炒面,有的则在炉子上用倒扣着的脸盆煮手抓牛羊肉,还有人围成一圈蹲在铺上闹闹嚷嚷的玩着扑克牌。

当晚,有个看似喜欢广交朋友的劳教分子窜到我们屋子里吹牛,自称是二组的组长,叫张亚东。后来我们知道此人是上海人,以前是警察,他友好地告诫我们,阿力克二队的老劳教,最恨的是告密者,也就是喜欢向队长打小报告的人。他说,一年前有个陕西籍盲流李开山经常向主管队长报告,某某昨天偷了十多斤青稞,某某今天倒换了几斤牦牛肉。大家恨之入骨,有一天,我们阿力克二队最喜欢打架的周浩根将李开山从寝室里拖出来,叫一个人按住他的身子,一个按住他的双脚,把裤子给他垮了,周浩根拿起一根大木棍,接连狠狠打了他几十棍,打得带血的肉跟着棍子飞,院坝里许多人围着看热闹。张亚东说,后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拦住周浩根:“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要打你们就打我!”这才把李开山救了下来。李开山的屁股烂了一个多月。以后,二队再也没有人敢到队长面前去告密了。张亚东的一席话,我们听得心惊肉跳。大家睡下后,有人说:“这儿的劳教分子好野,好凶啊!”

第二天,牛队长叫我们新来的七八个劳教平整一片地。中午,伙房派人用牦牛驮着两桶饭菜轮流到各工地送午饭。到了我们这里以后,送饭的人(后来我们知道他叫彭关山)喊大家排队领青稞面杠子馍和菜汤。我们这伙人中,有个前段时间被塑料厂派到青海湖去打鱼的姓张的大个子,我们都叫他“张大个”,领到一个约半斤重的杠子馍后,自以为送饭的彭关山不认识他,转了一圈又去领馍。彭关山看了他两眼,大怒,当即抓住他的衣领:“你以为彭爷的眼睛不管事!”说罢抡起拳头朝张大个的面部狠狠一拳。张大个冷不防,被一拳打倒在地。彭关山不罢休,赶过去又接连打了好几拳,打得张大个鼻青脸肿,在地上坐了许久才惊魂甫定。

这个彭关山是江苏人,大约30多岁,一直在伙房负责打饭。他个子不大,没有想到打起架来却是这般威猛。我们在西宁塑料厂生活了十个月,从未见过谁打架。如今在阿力克干活的第一天,便有人尝到了拳头的滋味,领教了阿力克二队的劳教分子喜欢用拳头话说的野蛮风格。

第三天,主管队长叶先亮从场部开会回来了。这个队的大小事务全由叶先亮一个人说了算,连安排几个新来的人也要由他定。我们从西宁来的七八个人很快被分别安排到几个劳教组,我被分配到第九组。

九组的组长叫马其祥,青海人,解放前是马步芳的卫士。此人身材高大,样子凶恶,性情粗暴,约40岁,是阿力克二队的一霸。我到这个组的第一天,便亲身领教了他的霸气。那天下午,他坐在室内一张凳子上,颈项上围着一张布,一个会理发的劳教分子正在给他理发。他见我进屋后,立即吩咐我:“到伙房去给我打一盆水来!” 如果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一个“请”字,我勉强可以接受。但他用的是命令的语气,我真受不了。大家都是劳教分子,谁也不比谁高一头,你凭什么像使唤仆人一样使唤我?特别是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我更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虽然没有胆量骂他,但可以选择忍受,选择不理会,不予理睬。

我以为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我把他估计得过低了,同时又把自己估计得过高了。完全没有料到,马其祥见我胆敢违抗,立即从凳子上站起身来,一把扯掉颈上的围布扔在铺上,握紧双拳,鼓起眼睛向我走来。我大吃一惊,手脚无措。和他对打?犹如老鼠打猫,简直是自不量力!如果他扇我一巴掌,我的门牙也许会立即掉落;如果挨他一拳,恐怕肋巴骨会断两三根。好汉不吃眼前亏,向外跑吧?朝哪里跑?我跑得过他么?眼见我就要被他狠揍一顿的时候,幸好有个同情我的壮汉--江苏如皋人、中专毕业生殷增寿(他是老马非常器重的人),很快从铺上跳下来拉住马其祥:“老马!小曾是读书人,挨不起你一拳,他刚来我们这个组,算了算了!我替你打水!”说罢轻轻把我向后推了推,拿起脸盆就给老马打水去了。马其祥冷冷地盯了我一眼:“你要感谢小殷,下次再敢不把我放在眼里,莫怪我下手狠!”过后我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阿力克二队劳教分子住的屋子,每间都有一横一竖两个通铺炕床。进门左边的竖向炕铺比较宽,睡7人,靠里面墙壁的横向炕铺稍窄一些,睡6人。横向炕铺与竖向炕铺之间,有一尺多宽的距离,紧靠左边墙壁,砌了一摞土坯,土坯上放一块木板,可以放置煤油灯等小物件。睡在竖向铺位最里面这个位置,不仅搁东西方便,上下床也很方便。这个最佳铺位当然是马其祥的。这还不说,马其祥为了不让别人挤着他,他把自己的铺位不仅留得很宽,而且垫得特别高,一个人至少睡了一个半人的位置。从来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我被分到九组以后,他喊我到里面的横向炕铺上去睡。当时一位来自上海的姓朱的副组长睡横向炕铺,他无可奈何,只好请几位难友克服一下,再打紧一点。本来睡6个人已经很挤,更不允许睡S形;现在还要加一个人,挤得大家要想翻一下身都很困难。如果有人睡到半夜要起床小便,从被窝里抽出身子比较容易,再上床想把身子伸进被窝,就像硬打一个楔头一样艰难了。但这是劳教所,管你挤得下挤不下,挤不下也得挤。

我到九组后,结识了一位叫赵仰仑的右派朋友。我和他至今仍常通信通电话,三年前他与当教授的长女到九寨沟时,迂途到郫县看望我,我和老伴、儿子、媳妇陪着父女俩到徐堰河边的农家乐痛痛快快地聊了大半天。赵在反右前是西宁市实验小学的王牌校长,由于我们遭遇相同,又有共同的语言,又曾同在一个小组,因此很快成为知友。我到阿力克后不数日,他解除劳教,同时摘掉右派帽子,从東屋搬到职工班所住的西屋。

在西宁塑料厂时,解除劳教的职工明显受到优待,一般不干重活,而且在干部食堂用餐,常吃白面馒头和牛羊肉。而阿力克二队则不同。全队只有三名职工的身份比较特殊:一是队医,二是会计,三是统计员,他们不仅一人住一个房间,而且可与四位管教干部一起吃小灶,早午晚都由炊事员用大掌盘把饭菜给他们端到队部去吃。但安排在职工班干活的其他一二十名职工,包括赵仰仑在内,则与劳教分子基本上没有差别,不仅仍然与劳教分子一起吃大灶,而且每天出工时,仍然与解教前一样扛起农具站在队部门前听队长训话。

不过,赵仰仑这次两顶帽子一起抹掉后,毕竟还是值得庆幸的,立即向远在西宁的父母和在中学教书的美丽的妻子报告了喜讯。我们仍然常在一起谈心,我问他,你们这儿前几年饿死过人吗?这儿的劳教分子为什么如此野?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队长就不管吗?仰仑兄耐心地向我讲述,我很快知道阿力克二队的昨天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苦难,许许多多的苦难,无尽无边的苦难……

在阿力克,我听到许多悲酸的故事

先简单介绍几句背景资料。祁连县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0多个郫县的面积),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因地处祁连山中段而得名。祁连山为古匈奴语,意为“天之山”。早在元朝,祁连就以盛产鹿茸、麝香、蘑菇、大黄、金、银、铜、铁而获“八宝”之别称。1958年开始在此建立专门关押右派分子和其他劳教分子的农场,八宝农场以此得名。

八宝农场设在祁连县城以东的八宝河畔,紧邻祁连山,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此地几乎与外地隔绝,常有恶狼和其他野兽出没。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关押的劳教分子若想逃跑,唯一的办法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1958年,有个右派初到农场便看到20多个锯掉双腿的人,甚为惊讶,一打听才知这些人的腿,都是在逃亡途中冻掉的。八宝农场海拔高达3000米,被国外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

据右兄赵仰仑介绍,八宝农场建场初期,送到农场劳教的多为本省各单位、各学校的右派分子。1958年春夏之交,又从陕西押解来一批社会盲流、无业者;还从上海、广州等地送来一批所谓有历史问题又不够资格判刑的人,以及一些不太听话又无重大过错的年轻人。八宝农场的人,很快大大超过祁连全县原有的人口。八宝农场为右派改造提供了场地,反右运动则为八宝农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廉价的劳动力。边远的祁连县,也因八宝农场而突然出名。

回头再说阿力克的情况。阿力克本为羌人牧地。清末,原住在玉树的藏族部落阿力克族迁入,故名阿力克。1958年前,阿力克是一个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的乡,比四个郫县的面积还大。阿力克北依祁连山,南靠牛心山,几个高峰均在5000米以上,常年积雪。八宝河由西向东横贯境内。八宝农场在阿力克设立了分场,分场的场部在阿力克大寺对面。

阿力克二队驻地原为八宝河以南藏民的定居点。解放后,该处的房主不知去向,房屋破烂不堪,门窗不全。百余名劳教分子住下后,对屋顶和门窗等进行了维修,又在北面稍平整的河边建造了一排土屋。最初两年,劳教分子们整日开荒、烧灰、整地,本来肥美的草原挖得坑坑洼洼,牛羊难以通行,原始植被被破坏了,牧民敢怒不敢言。劳教分子们不仅要与大自然斗争,还要与饥饿、死亡斗争。许多人在这儿丢了性命。

死亡,是那个年代不可回避的主题   19581960年两三年内,整个八宝农场的劳教分子大量死亡。据总场勤杂组的人说,那时他们的任务是白天上拉洞台挖坑,夜里去埋死人。开始还给死者钉一口薄棺材,竖个木牌子,以示人道。后来钉棺材来不及了,也没有那么多木板,便一个坑埋一个死人。再往后,干脆三四个、七八个,甚至十几个死人合埋在一个坑内,有的脚还露在外面,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最多的一天,他们埋了十九具尸体。据初步估计,死亡人数最多的1959年和1960年,埋在拉洞台上的死者不下3000人。几经风雨冲洗,即使有幸竖有木牌的坟头,也不知里面埋的是张三还是李四,全部成了无名野鬼。

阿力克六队的女劳教被压死19  

与阿力克二队隔河相望的阿力克六队,最初是女队。该队地处俄(博)祁(连)公路南侧,距阿力克分场约四五里,有天晚上,该队有两间棚屋被大雪压垮,压死女劳教19人。这些女劳教全是从上海送来的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女青年,多数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所谓“参加黑灯舞会、跳贴面舞”被送到青海劳教。还有部分“不听话”的女孩,则是因为她们的家长过分迷信苏联马卡连柯写的《教育的诗篇》 (后来据此拍成了电影),于是主动把孩子交给劳教部门代管,以为半年或一年后,孩子便会被教育成好娃娃、乖娃娃。(根据当时的劳教条例,子女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可以将他们送去劳动教养,使之在较短时间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换言之,这部分女孩是家长委托政府代管的。谁料到,在花季之年就成了祁连山下的孤魂野鬼。她们死后,分场派人用马车将她们的尸体全部拉到阿力克大寺东面的山沟里埋葬。这条山沟,因此被劳教分子称为“死人沟”。

赵仰仑还听人讲过一位狱医的故事。狱医在劳教单位很吃香。他们不仅给劳教分子看病,还给管教干部看病。因此他们可以住单间、吃小灶,享受干部生活待遇。可是马拉河农业队的医生宫本刚却不因此而自觉欣幸。他觉得许多献身祖国边疆建设的知识分子,不该承受这种劳役惩罚,内心一直非常痛苦。有一天,他在全队劳教人员出工集合时,破口大骂,然后服毒自尽。他为八宝农场的死难者竖立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赵士铎和他的妻子  

有一位叫赵士铎的青年,解放前读过大学,解放后在赵仰仑担任校长的西宁实验小学任教。后来新建西宁市三中,赵士铎被调到三中教书。1957年,赵仰仑与赵士铎先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八宝农场劳教。赵士铎的妻子汪春龄(西宁前营街小学教师)同时被开除,留下两儿一女,最大的刚上小学一年级,全家人生活失去来源,全靠汪春龄挖沙子、锤石头过活。1958年,赵仰仑与赵士铎曾一起在夏塘劳动。1959年赵仰仑离开夏塘之前,赵士铎曾征询老校长的意见:“我妻子汪春龄来信说要到八宝农场来看我,这儿的生活如此严酷,我实在拿不定主意,让她来还是不让她来?”赵仰仑说:“应该让他来看看,我们并未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苦难是时代造成的,唐王还去游地狱呢!”他点点头,最后送给老校长一块奶油糖,说是汪春龄寄来的。赵仰仑知道这是他现有的最珍贵的礼品,深受感动。没料到,这次一分手竟成永别。赵仰仑离开夏塘不久,赵士铎病情加剧,送往总场医院治疗,不数日即病故,旋即,被马车拖到拉洞台埋葬。

赵士铎死后,农场没有通知家属,汪春龄并不知情。某日,她携带大包小包,爬山涉水来到祁连。当她得知丈夫已去世的消息,大哭不止。场部一位领导劝她:“人死不能复生,你还年轻,对一个死去的右派分子何必如此多情,你可以再嫁嘛!” 她气愤地回道:“他是右派又怎么?他是我的丈夫,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人不是畜生,能轻易相忘吗!”她要求去看看丈夫的坟墓,但总场勤杂组的人根本无法确定赵士铎埋葬在何处,引路人只好随便指给她一个坟堆。可怜她趴在坟上哭得死去活来,后来竟用双手扒开掩埋不深的坟堆,将带来的食物放到已难辨认的死者的嘴边,令人惨不忍睹。此事迅速传遍八宝农场,闻者无不流泪,当地牧民说,“这是孟姜女哭祁连”。

赵士铎与汪春龄均于1979年平反。据赵仰仑说,他们的子女现在都已退休。赵士铎若在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有这样一个坚定的妻子感到欣慰。

王镇中之死   

王镇中是西宁市西关街小学的首任校长,是赵仰仑的同窗好友。解放后,王改任青海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校长。1955年,不知为什么他被解除校长职务,调到市文教局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当时他便感到情况不妙,从此,无论大会小会决不发言,并劝好友赵仰仑:“市上宗派主义严重,我们都在被排斥之列,还是少说话少提意见为好。”1957年反右期间,他在学校办伙食,平时一言不发,只是埋头工作,因而自始至终未见给他贴过大字报,也未被扣上右派帽子。1959年赵仰仑在阿力克劳教时,偶然遇见他,甚为惊讶,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走后不久,上面通知我,要我背上行李到市郊彭家寨集中,然后就把我送到八宝农场来了,并未告诉我犯了什么错误。”第二年在阿力克分场的秋收动员会上,赵仰仑又碰见他,他说他在阿力克分场所属的石棉矿劳动,生活艰苦,整天吃不饱,还问赵仰仑:“有人想用100个馒头换我的黑羊羔皮大衣,你说换不换?” 赵说:“换!只要能活着出去就好,皮大衣以后可以再买!”赵仰仑知道想用馒头换皮大衣的人,一定是炊事班的,旋即给他出主意,馒头最好每天给一个,不要一次给得太多,这样你就可以度过今年的难关。可是分手不久,赵仰仑便听到王镇中离世的消息。有的说他是被活活饿死的,也有说是吃了被弃在野地里已经腐烂的羊下水(又有说是吃了烂羊头)中毒死的,详情无从考证。有个商业厅的右派叫祝登弟,陕西蓝田人,原是中共西北局统战部长汪峰的通讯员,王镇中死后,队长让他去埋尸体。祝说,当时他已饿得走路打偏偏,连自己哪天死都不知道,根本无力挖坑,无可奈何,只能捡几块石片盖住尸体了事。实际上是为野狼提供了食物。可怜王镇中至死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王镇中于1980年获得平反,但此时他已离开人世整整20年了。

裴嘉夫妇双双自杀  

裴嘉原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秘书,反右后,因严重右倾被流放到青海,旋即被分配到八宝农场当队长。他的妻子夏敏本是个有才华的大学生,被迫随夫来到祁连,任八宝农场一个女队的队长。不久,夏敏因同情女劳教的不幸遭遇受到批判,最后想不通自杀。裴嘉从此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以后,他作为“人民代表”曾向“保留公民权”的阿力克的右派们传达过人代会精神,但只是照本宣科,全无激情。不久,他在场部受到批判,当众宣布戴上“右派”帽子,就地改造。裴嘉深知这顶帽子的分量比祁连山还重,他事前便有预感,并作了准备,走出会场,便服毒自杀。被送往医院抢救途中,他愤怒地叫嚷:“你们休想救活我!”一对恩爱夫妻,两个正直的人,就这样双双抛尸于祁连山下。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两个女儿千里迢迢来到祁连祭奠双亲,可是八宝农场遍野尸骨,哪里是父母的葬身之地?根本找不到,只好哭着离开了祁连。

有个盲流说,他犯的是“穷罪”   被送往八宝农场改造的,除去右派以外,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历史上有问题的,有在单位调皮捣蛋的,有在家里不听话的,还有社会上的小痞子、小偷、小流氓等。西宁市莫家路有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名叫苟廷芳,他边走边拿树枝在砖墙上划,好奇地听着有节奏的“啪啪”声,不小心划破了贴在墙上的一张“布告”,认为属于破坏行为,也被送到八宝农场,分到阿力克二队来改造,大家称他“尕苟”(尕,青海话,“小”的意思)。

还有个青海师范学校的学生焦育霭,因不满学校党委书记的领导作风,被记入档案。因中专生不划右派,于是兜个圈子,让他毕业分到民和县以后,再将他押送到八宝农场,然后调到阿力克二队来改造,大家都叫他小焦。1961年,我到阿力克二队时,小焦已长成一个英俊而彪悍的小伙子,当时他在“马号”(马房)上班,常见他骑在马上飞奔的样子,不由让人想起俄罗斯作家笔下的骠骑兵来。

2004年赵仰仑在回忆录《逝去的岁月》续篇中说,如今尕苟已变成了“苟爷”,前些日子还见他在西宁市儿童公园晨练。小焦平反后则仍回民和县教书,也早已退休。还听赵仰仑说,有次队部让大家填表,了解各人犯罪的情由。有个盲流不会写字,请人在“犯何罪行”一栏中,赫然写上“穷罪”两个大字。队长怒问:“你是什么意思?”该盲流答:”我是如实填写。因为穷,我才上街要饭,才被送到这儿来改造,你说我填得不对,那就请队长告诉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队长哭笑不得,既不敢说他有罪,也不敢说他无罪,只能尴尬地离去。

王场长说,你们的公民权已经“保留起来了”   被送到八宝农场改造的,大致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轻微罪行,但又不够判刑条件,经法院审理判处劳教,并剥夺公民权利,这叫“最低刑事处罚”;另一种则是由街道、学校和行政单位送来的,他们被宣布“保留公民权利”,谓之“最高行政处分”。右派大部分属于后者。“行政处分”这个词语,在哪个国家都与法律无关,由劳改部门执行“行政处分”,应该算是我国的创造。在劳改干部眼里,只要是送进八宝农场的,无论你是否经法院判决,不管你有无公民权,也不管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统统属于专政对象,全部都是犯人。

有一次阿力克分场场长王胖子(上海人)来二队训话,有个右派故意举手提问:“报告场长,我们是保留公民权的,为什么场里要检查我们的信件,侵犯我们通讯自由的权利?”王胖子耸耸肩说:“周总理讲过,‘右派是反动派,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且保留你们的公民权’。明白吗?你们的公民权已经保留起来了,你们还要什么公民权!” 这位右派接着又问:“如果我们摘掉帽子解除处分后,政府发选民证,究竟该发一份还是两份?”王胖子说:“为什么发两份?”右派答:“因为还有八宝农场替我们保留起来的一份。” 王胖子怒吼:“混蛋,反了你!再胡说立即禁闭起来!”下面的人都笑了起来。在当地群众的眼里,劳教和劳改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的,所以他们直率地称劳教人员为‘二劳改’,或干脆称我们为“劳改犯”、“犯人”。

在阿力克二队,听老劳教讲了许多“昨天的故事”。许多悲酸的故事根本无须你刻意去记住它,它们自会铭刻在你心中,到死你都忘不了。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准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让历史告诉未来,是每个回忆录的作者应该自觉承担的责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到阿力克二队以后,常听难友说,他们到八宝农场的前两年,是最艰苦、最难熬的两年。为了在饥饿中求生存,他们不得不向原始回归,千方百计寻觅食物。正如赵仰仑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描写的,劳教分子每天在出工或收工的路上,眼睛总是像满地找金子似的向路边窥寻着,偶尔发现一棵野蒜或被漏拾的萝卜头,或是野菜、蘑菇之类的东西,就像发现宝物似的赶快捡起来,性急的在身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能生吃的野生植物,就装进衣兜,回到住地后,再想办法煮熟吃。每到晚饭时候,到处都闪烁着火光,捡几块牛粪,拔几把鞭麻,三石一顶锅,也有“顶”茶缸、“顶”脸盆的,都忙着为自己准备“加餐”的食物。为缓解饥饿而被迫回归原始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管教干部也只能佯装不知,偶尔说一句:“不要到处点火,小心引起火灾。”对劳教分子的求生行为,他们实际上是默许的。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当年在峨边劳教了三年的老伴曾对我说,她们女队有两个女右派(其中有个姓罗的是彭县人,反右前是小学教师,1970年代末恢复工作后,曾来我家住过一天),有天偷了队长喂的一只鹅,在野外用脸盆扣着,只用两挑烂箢篼的篾片就把一只鹅煮熟了。不幸很快被队长查出,将二人拖进土碉堡关了几天紧闭。为了活命,有些劳教分子的求生本领真了不起!

阿力克草原上最美的食物莫过于蘑菇和蕨麻。雨后初晴,草原上星星点点,到处是闪着银光的蘑菇。劳教分子们提着布袋,蹚着露水,一会儿就可拣满一布袋。由于无法辨识哪些蘑菇是毒菌,常有误食毒菌造成中毒乃至死亡的情况。冬季开荒、烧灰和春耕之前,有时一掀开草皮,就能发现蕨麻。蕨麻是一种植物的块根,红红胖胖的形状似花生米,一会儿功夫就能捡到一茶缸,洗净后捡拾几块牛粪,或干脆放在点着的灰堆上,几分钟就煮烂了,又甜又香,营养也好,富含多种维生素,真不愧为草原上的“人参果”。蕨麻和蘑菇,救了不少劳教分子的命。

草原上有一种穴居动物,学名叫旱獭,又叫土拨鼠,当地人叫哈拉。每年开春后,常有劳教分子携带几只特制的兽夹,到草原上四处寻找哈拉洞穴,把捕兽夹很隐蔽地放在几个洞口附近。几天内,总能带回一只四五斤重的哈拉。常说狡兔三窟,哈拉也有三个洞,一个越冬用的主洞,一个夏天用的副洞,还有一个叫逃生洞,最紧急时使用。但四只脚的哈拉斗不过两只脚的人,终归难逃被捕杀的命运。每有劳教分子捕回哈拉,在灰堆上或炉子上炖熟后,往往请全室的难友共享美味。能吃上几块哈拉肉,对饥饿的劳教分子来说,绝对是最高级的享受。至于吃哈拉肉可能感染可怕的疫病,劳教分子们不是不知道,但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了生存,来自机关学校的老右们,在饥饿时,不得不像盲流们一样撅着屁股到草原上去捡蘑菇、挖野菜、挖蕨麻,或蹲在地里搓青稞穗头,生吃正在灌浆的青稞;或者播种洋芋时偷几块洋芋,播种青稞时偷几把浸泡过牛尿的青稞种子。时或有误食拌和农药的种子造成腹泻甚至死亡的情况。这时队长逮着机会了,会利用每日集合出工的机会训斥大家:“这是你们自己找死,活该!”

赵仰仑说,前一两年他还亲眼看见几个来自广东的劳教分子抓老鼠、捉老鸦吃,他们甚至把狼毒(又称山萝卜、馒头花)的块根当成了“高原人参”误食中毒。他们从几千里外放逐到青海来,为了活命,却在遥远的荒原上送了命。在阿力克二队,还听说有人曾想用军功章换馒头的故事。此人是山西人,高个、红脸膛,姓名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曾是海北某县的人事科长,曾在朝鲜前线和美国鬼子拼过刺刀,立过战功,到八宝农场时随身携带了几枚军功章。有一天他找队长谈判,想用一枚军功章换一个青稞面馒头,队长没答应。他非常失望,当即在队部门口用石头把几枚军功章全部砸烂,边砸边骂:“能顶毬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心里难受了许久。

比起求生的本领来,知识分子远不如盲流。赵仰仑向我讲了一个亲历的故事:早晨出工时,他见几个盲流总是抬头向远处的天空张望,问他们望什么?他们神秘地说:“看空中的老鹰在什么地方盘旋,老鹰盘旋的地方,肯定有被狼咬死的羊。老鹰在帮我们劳教分子观察,赶快去把狼吃剩下的羊捡回来改善伙食!” 这时老赵才恍然大悟,难怪每当盲流们吃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羊肉后,常常会得意地摸摸油光光的嘴巴,高声歌唱:“狼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盲流们觅食求生的本领的确很强。比如老右们偷了一把青稞,只知生吃或煮吃。而盲流们却很快想出另一种加工方法。他们把偷来的青稞放在脸盆里,再把灰堆上已经烧透的草皮(实际上已经烧成草皮灰)放进脸盆里压碎,和青稞搅拌在一起,不住地摇晃,盆内不断发出噼啪声,不到两分钟,青稞全部爆熟,然后迎风扬去灰土,装进衣兜里,边走边吃。爆熟的青稞又香又脆,又易被肠胃吸收。这种爆青稞的方法非常简便,很快由阿力克二队传到分场其他几个队,不久在八宝农场普遍推广。

劳教分子偷青稞,在农场里不是秘密。但最初只是小打小闹偷一点,比如在裤包里或衣袋里装一点,两三斤而已,撑死了不过十来斤。可是主管队长叶先亮依然大骂劳教分子们太猖狂。据说,在1960年秋收前的一个休息日,为了整肃阿力克二队的歪风邪气,叶先亮吹哨子把正在屋里休息的劳教分子们叫出来,叫大家坐在坝子里分小组讨论,题目是:“你们是不是人?”常言道,不可逼人太甚,物极必反,这次整肃的效果果然适得其反。劳教分子们越讨论越气愤:“我们劳教分子跟你们管教干部一样,都是爹妈生的,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你们不干活却一天三顿饭敞吃,我们终日劳动,为什么反而该饿肚皮?俗话说靠山吃山,我们吃几把自己种的青稞算什么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人了!你凭什么把我们变人的资格都取消了!”还有人说:“终日愁眉苦脸是活着,胆子放大一点该偷则偷也是活着!”从此,阿力克二队的专政对象对待改造不再那么虔诚了,不再那么听说听教了。几个老右坐在一起,也常常毫无顾忌地敢说敢骂了。

以后,劳教们偷吃青稞不再偷偷摸摸的,加工青稞的方式也逐步进化。组内每天轮流安排人拾粪捡干树枝提前回寝室生炉子。待午后两三点钟大家收工回到寝室,便先先后后的用脸盆炒青稞。有的想变个吃法,便在附近河滩上找个小石板回来,再找个扁平的石头,待青稞炒熟后,在炕铺上先垫一件棉袄,再把石板放在棉袄上,然后将炒熟的青稞放在石板上,用石头磨细后,就成了炒面。此前我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劳教分子的棉衣,袖子不烂,胸前不烂,唯独背部稀烂;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是磨青稞时被不住震动的有棱角的石板顶破的。

有了炉子,还愁没有美食可煮吗?草原上常有藏民牧放成群的牛羊,于是夜晚偷宰藏民的牛羊逐渐成风。二队有个被称为“海盗”的苏北人,此人偷盗技术高明,没有他打不开的锁,没有他进不去的屋。有天他到我们九组来闲聊。有人问他:“海盗(据说解放前他曾给海盗望过风,当过下手),这几天你在哪里发财?”他坦言:“我刚从阿力克分场回来,观察有没有值得偷的东西。老是吃青稞吃得烦,明天想到拉洞去偷点小麦回来‘切切’(苏北话‘吃吃’)”。“记住给我们捎点回来!” “没问题!”第二天队里果然不见他的人影。第三天下午,他从20多公里外的拉洞(总场驻地)扛着三四十斤小麦,唱着吴语小调缓缓悠悠的回来了。一回来就很慷慨地从布袋里倒出一半小麦送给九组的难友。

听说一年前的春荒期间,正是这个“海盗”,给第五组的劳教分子透露了一个信息:阿力克大寺旁边,有个藏民的帐篷里,堆着几麻袋青稞,但是他无法下手,因为藏民看守得太严。五组的劳教分子听了,心里痒痒的。其实本队的磨房里也经常堆着几麻袋待磨的青稞,但兔子不吃窝边草,那是全队的口粮,是不能动的,要让其他组的人知道了,是会引起众怒的。因此只能到外面去想办法。五组有两个亡命之徒,在二人的怂恿下,组里几个家伙好像吃了豹子胆,决定半夜去试一试,偷不着抢也要抢一袋回来。是夜,在反右前任山西某县公安局长、现在的五组组长Z的带领下,五六个人出动了。离藏民的帐篷还有四五十公尺远,前公安局长就命令大家匍匐前进。谁知还是被藏民发觉了。藏民开枪示警。Z指挥若定,立即命大家分散隐蔽,呈弧形包围圈继续前进。没有想到狗叫起来了。藏犬是非常厉害的,可以咬断狼的脖子。这几个家伙不怕藏民的枪,但畏惧藏民的狗。组长怕手下人伤亡不好交差,只好遗憾地下令撤退。这次抢帐篷虽然失败了,但在阿力克二队的劳教分子中,这件事却被视为英雄壮举长期流传。

回头再说,叶先亮有很多办法整治劳教分子,动辄把劳教分子关入禁闭室。他为劳教分子专门设计的禁闭室很特别:在队部旁边的土崖上,他命人挖了一个形如竖起的半个鸡蛋壳似的土窑,高不过一公尺,径深60公分,外面加上门框和锁。被关的人,在里面不仅站不直,甚至蹲都蹲不下。更为残忍的是,关进禁闭室后,原本填不饱肚子的青稞面馒头还要减少一半,用不了几天,就可能夺走你的性命。据叶先亮说,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叶先亮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创造发展。可是现在连这个禁闭室也吓不住人了,自有劳教分子偷偷去开锁、去送饭。等到1961年我们这批人从西宁塑料厂调到阿力克二队时,这个禁闭室早已废置不用了。

此时胆子大的劳教分子偷起青稞来,早已不是十斤八斤的小儿科,而是利用秋收或播种的机会成袋成袋的偷。不少人有自己的小仓库。这种‘仓库’遍布草原,但各人的仓库只有自己知道,一般在草原的某个隐蔽处。比如在某棵树向东十步处,或在某个土崖北面十五步处。晚上在那里挖一个坑,将偷来的一布袋乃至一麻袋青稞往里一倒,然后盖上草皮,用脚将草皮踩实。需要动用这个‘小仓库’的粮食时,再将小仓库的粮食取出来。有些劳教分子有若干个小仓库。有些小仓库时间一久被遗忘了,待想起来再去坑里刨青稞时,青稞已发芽不能吃了,这种情况也常有,这时只能自认晦气。还有些劳教分子将‘小仓库’设在自己睡的炕铺下,这种‘小仓库’一般储量不大,因为害怕被队长搜查寝室时收走。我们这伙从西宁来的劳教调到阿力克二队后,好像未见过哪个队长到寝室来搜过铺。劳教分子们分析,队长虽然明知有些铺下有小仓库,但他们不敢轻易来搜查,因为他们担心断了劳教分子的口粮会惹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据说1960年秋收时,有人公开问队长:“今年二队收获的粮食,准备四六分成还是三七分成?”队长的回答是:“你们少留一点可以,但是大部分要上缴。”据赵仰仑估计,八宝农场每收获一万斤青稞,可能有三千斤被劳教分子留作自己的口粮。因此,1961年秋收前我们到八宝农场时,八宝农场已经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基于此,所以劳教分子中有人说:这不是谁的恩赐,老人家早就教育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我还听到一个小故事,有次场部文工团到阿力克演出京剧《野猪林》,阿力克二队的劳教看完演出后大发牢骚,有的说:“高衙内真该打死!”有的说:“如果没有高衙内,我们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队长叶先亮听到这些牢骚后有点胆怯,第二天出工前集合训话时说:“林冲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何必找董超、薛霸的麻烦!”大家认为这是叶先亮历次训话中水平最高的一次。

我们到阿力克二队后,对外面常说的,专政机关可以将一个个坏人改造成好人,觉得很难理解,真是这样的吗?列夫托尔斯泰好像在《复活》中说过,一个人如果进了监狱,可能终身都要在监狱里度过。这话是毫无根据的吗?二队有个姓肖的队长,上海人,有人情味和同情心,有时能向劳教分子吐露几句真心话,曾有劳教分子问他:“请你说句老实话,这几年到底是谁改造了谁?”肖队长想了想,认真地说:“互相影响,互相影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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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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