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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有幸分到男劳教受优待的“女儿国”

在西宁劳教中转站里,经常有一两百人或两三百人在此听候安置。坝子里撑着十多张帐篷,每个帐篷里住十一二人。我们基本上无事可做。有时大伙在帐篷里围着一个炉子烤火,有时干脆钻进被窝里睡觉。如此清闲的日子,在外面拿钱都买不到。

我的邻铺原是西宁商业局的干部,三十多岁,自云烟龄比工龄还长,是个老烟客。还说,在送劳教之前,哪怕西宁市面上已见不到卖烟的,他通过内部渠道照样可以每天搞到一包烟。进了劳教所后,虽说肚子时时处在饥饿状态,但每天至少有两碗青稞面糊糊或两个青稞面馒头;而断了烟以后,自云就像有烟虫在喉咙管上爬,特别难受。我说:“解放前许多抽鸦片烟的,一两个时辰不抽烟,便在床上打滚,要死要活的;解放后禁烟令一下,所有的烟鬼不都全部戒了烟吗?”他很不高兴地侧过脸说:“小老弟,我不跟你抬杠,抽烟的乐趣你不懂!”

话说有一天,管教干事派他随同劳教大组长(在劳教所里,能操成大组长的劳教分子,都享有若干特权)进城去办什么事。办完事回到帐篷后,他眉飞色舞地告诉大家:“我跟在大组长屁股后头,眼睛时刻都搜寻着地上有没有烟蒂,见到前面有抽烟的人,眼睛都绿了,随时留心他什么时候扔烟蒂。今天运气不错,拣了四个!” 边说边掏出一张纸,将几个烟蒂内的烟丝全部抖出来放在纸上,然后裹成一个烟筒,在炉子上点燃烟,闭上眼睛,很陶醉地抽起烟来。这位老兄本是商业系统的干部,对市面上的情况很熟悉。据他说,1960年春节后,糖果糕点在西宁市场上已绝迹,抽烟则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所谓“零吸”,是指出五分钱可以让你伸过鼻子去闻一闻烟气;所谓“一毛一口”,是指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几个烟民轮流吸,每吸一口付费一角。

此人不仅见多识广,并且挺热情。我睡的地铺靠炉子很近。有一天上午我睡熟了,炉膛里烧得通红的煤,爆裂时落了一块煤渣在我没有被面的光胴胴棉絮上(前文说过,我的锦缎被面在我离开农林学校时被人偷了)。围炉烤火的一位新劳教(我们相互称对方为“教友”)鼻子灵,首先闻到一股焦气,这位商业局的“教友”很快发现我的棉絮已烧了一个大洞,赶忙端起炉子上的一茶缸水,替我把棉絮上的火浇灭。这时我被惊醒了,他不断说:“好险好险!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这与你有啥关系?”他说:“刚才我用炉钩使劲捅火,不然煤块怎么会爆裂?”自1959年发配到西宁以来,我们这些见人低一等的老右,动辄受人践踏,从未听谁向我说过一声“对不起”。连这个最普通的文明用语好像也不适合用于我们。今天忽然听到“对不起”三个字,有一种久违的、挺温暖的感觉,忙回一句:“没关系没关系”。现在进了劳教所,我才终于明白,彼此谅解,相互尊重,这种人际关系在人间依然存在。这床烧了一个大洞的棉絮,以后一直陪伴我几十年,至今舍不得丢弃,如今依然垫在我的床单下面。每次见到棉絮上被炭火烧焦的这个大洞,我都会想起这段岁月、想起这位“教友”。

大约四五天后,管教干事吃饭时点了十几个人的名,要我们饭后马上捆好行李跟他走。饭后排队等候发落时,有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用四川话问:“送我们到哪里去?”管教干事恶狠狠地说:“只有你的嘴最臭,叫你走你就跟着走,送你上杀场,你敢说不去!”这位四川老乡一点也不虚火,当即愤怒地回了一句:“我不敢去是虾子!你不送我上杀场你是虾子!”

管教干事想上前打这位四川老乡,手还没伸拢四川老乡跟前,便被旁边一位大个子中年“教友”伸手将他的拳头挡开:“这儿不是用拳头撒野的地方,赶紧送我们走吧!”那位干事个子矮小,见这个大汉横眉怒目的样子,知道不好惹,唯恐自己吃亏,立即自己找台阶下:“大家规规矩矩跟我走!”

这个四川老乡姓李,叫李继民,是重庆北碚人,三年前在重庆某中专校毕业后,分到西宁附近的乐都县工作,1958年当了右派,此人后来与我成了好朋友,但在1963年初我从祁连拉洞二队被遣返回四川之前,他却在畜牧队的帐篷里自杀了,这是后话。那个大汉则是青海某体育部门的右派,后文还会提到他。

我们一行人稀里糊涂跟随这位带队的管教干事走了四五十分钟,最后登上一处地势较高的台地(后来知道,此处叫古城台,可能是明清时期西宁驻军用于防备羌人入侵的军事用地),我们旋即被送进大约居于台地中心位置的新生塑料厂。

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1958年,被逮捕判刑和批准劳教的人员大量增加,于是公安部门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广建劳改劳教场(厂)。三年内青海从外地调入9.5万名犯人和2.5万名劳教人员(他们被当地老百姓称为“二劳改”),他们分别被送到青海的58个劳改、劳教场(厂)。外地调入的劳教人员中,女劳教有5000多人。

据我估计,在西宁古城台,至少建了五六家劳改和劳教工厂,“新生塑料厂”是其中一所劳教工厂,在这儿劳教的近千人中,女劳教有900多人,绝大多数是1958年从上海送来的年轻女子(其中有一个挺引人注目的金发碧眼女郎,据说是白俄的后裔),此外有少数从西宁一些机关、学校送来的女职员、女教师、女学生。厂里原有的十几名男劳教,也是1958年从上海送来的。上海送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到青海,因此据说当时的上海人哄吓孩子时常说:“再哭,再哭就送你到青海去!”

这家塑料厂环境不错,宽大整洁,有三个很大的车间,即一车间、二车间、机修车间。负责管理我们这伙新劳教的管教干部姓齐,是个三四十岁的转业军人,我们叫他齐管理员。齐管理员首先给大家敲响警钟:“这个厂是女儿国,95%以上是女劳教,你们要管好自己,不要给我添麻烦,休息时不要东串西串。” 谚语说:“饱暖思淫慾,饥寒起盗心。”现在大家连肚皮都没有装饱,哪个还有什么心思去想女人啊!

我们的住地在干部职工食堂旁边的一间大屋子里。刚去时睡地铺。齐管理员第二天便派几个劳教在寝室外一块空地上挖泥打土坯。西宁几乎天天都是大晴天,待土坯干定后,又派几个来自西北的劳教砌炕。因此不到十天,我们就住上了炕。我们的左隔壁住着十几位1958年便从上海送来的男劳教,他们都是机修车间的,至今依然睡地铺,对我们这批新劳教一来就睡炕很是羡慕。

我们这批劳教属于勤杂工。有时拉车进城装运米面、蔬菜,有时跟随大卡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大通县去装煤。虽然我们是贱民,但生活比较安定,每月粮食定量不会比干部少,比居民太婆的定量还要多一点,劳动强度也不算大。

1960年是全国粮食最紧张的时期。此时西宁的公职人员和居民,粮食定量已从1958年的28斤逐步减至22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21斤。稍后进一步减至20斤。供应的面粉,质量逐步从“85粉”降至“88粉”以至“99粉”,几乎就是连麸面了。好在那时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或“自留地”。西宁新生塑料厂不仅利用厂内的边角余地种了一些莲花白(当地称大头菜)之类的蔬菜,在厂区外还有一块地,种了不少洋芋。

我们这批新劳教中,右派分子有四人。除了我和李继民外,还有个姓陈的,是陕西籍中学历史教师。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来自体育部门的大汉,此人原是篮球教练,河北人。他到塑料厂后,说自己是病人,长期泡病号,因为有劳教医生开的病假条子,齐管理员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听之任之。他知道我也是老右,有一天对我说:“大家见我外表身强体壮,以为我装病。但我真的不是装病,宣布劳教之前我便查出得了肝病,肝硬化,已到晚期,不知哪一天我会死在这个厂里。”言下颇为伤感。后来又对我说,“1956年我从河北调到青海前,便知西宁很苦寒,是个没有春天的地方。我读过一些古诗,知道有两句唐诗:‘ 西宁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 ’。但援建大西北需要人,单位动员大家报名支援大西北,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我并不畏惧青海苦寒,准备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因此才把老婆孩子一起带到西宁来。谁知几个月后,因为提了几条建设性意见,就说我瞧不起大西北,就把我打成了右派。前段时间,医院查出我患了肝病,我不得不从湟源县农村回到西宁家中养病,本单位领导骂我装病、抗拒改造;我说我有医院的证明,他说,鬼才相信你那个假证明!跟他们没有办法讲理。不久,他们干脆把我送来劳教。我最对不起的是老婆和孩子。”

我理解他的悲痛,对他特别同情,颇有物伤其类之感。有一天我们拉车回到宿舍,见他的铺位上空无一人,连被褥都不见了,估计他被转到某个劳教医院或另外什么地方去了。从此他从塑料厂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连他姓什么都记不起了,但不会忘记他为保护“教友”李继民,果断伸出一双大手挡住劳教中转站那位管教干事的拳头的场景,以及他到塑料厂后对我说的以上一席话。

前面提到,塑料厂在厂区外有一块洋芋地,有一天齐管理员派我们七八个人去挖洋芋。他对我们很放心,并非时时刻刻紧盯着我们干活。几个来自农村的劳教(盲流)比我们精,事前即做好准备工作,在棉衣内缝了两个大衣袋,此外棉裤内还穿了一条裤脚扎得紧紧的单裤。见齐管理员溜达到别处去了,这几个盲流便迅速往衣袋里和裤脚管里装洋芋。李继民和我非常羡慕他们的偷盗智慧,只怪自己事前少了一个心眼。下午收工回到塑料厂的宿舍后,这几个来自农村的汉子笑嘻嘻的从衣袋里、裤脚管里掏出藏匿的洋芋,每个人不少于五六斤,而我和李继民担惊受恐地藏了十来个洋芋在身上,最多不超过两斤。在所有人的身价都大大贬值的劳教单位里,为了生存,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我们的宿舍旁边是职工食堂堆煤的屋子。灶膛里多数时候炉火熊熊。劳教分子们每个人都有煮食物的大大小小的茶缸或搪瓷盆。这时候,用煤钩将装满切成小块或小片洋芋的缸缸盆盆往炉膛里慢慢推进去,最多十分钟,洋芋块或洋芋片就煮熟了。

除了偷煮洋芋,我们还常偷煮莲花白或略似萝卜的蔓菁。蔓菁生吃有点涩口,煮熟吃却如甜菜一样可口。有次我偷了个蔓菁,收工回屋后,把它切成小片放进装了半缸水的二号搪瓷茶缸里,然后端到隔壁,把食堂的炉盖推在一边,再把茶缸轻轻推送进去。不到十分钟,即用炉钩将茶缸钩到灶门口。恰在此时,干部食堂一位炊事员(解教女职工)进屋来加煤,大叫一声:“你们这些男劳教真讨厌,赶快端起走!”匆忙中,我来不及垫一张破布在手上,直接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去端茶缸。刚一接触茶缸的把手,烫得我直叫。从此我右手食指的中节被烙下一条深深的疤痕。50多年过去了,只要见到或摸到这块硬得像老茧一样的疤痕,当年偷偷煮食蔓菁那一幕便会立即呈现在眼前。这条疤痕,有一天将无可避免地作为陪葬伴随我进入火葬场。

有次我被齐管理员派去跟随三位解教女职工进城给干部食堂拉副食品。她们在一家副食店里买了诸如木耳、蘑菇、粉条之类十多样副食品。车上的副食品样数虽多,但并不重。三位女士叫我在后面推车,她们并肩在前面拉,边拉车边闲聊,好像永远有讲不完的知心话。但她们用上海话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听不懂,也不关心。车上全是足以让人产生往日幻想的东西,全是充满诱惑足以让饿汉不断流唾液的东西。我关心的是所装运的食品中,有白糖,有黄油。好久没有尝过白糖的味道了,可惜装白糖的缸子放在架子车的前端,想偷吃一点也办不到,手太短了。但装黄油的缸子近在眼前,我偷偷揭开盖子用食指挖了拇指大一坨黄油放进嘴里,并无可口的感觉。然而不吃白不吃,吃了是白吃,至少可以给肚子补充一点油水吧。待我第二次伸手去挖黄油时,被前面一位女职工回头发现了,用上海话骂我:“侬这个小赤佬……”我连嘴都不敢回,因为自知理屈。另两位女职工停车回头看了看,见我挺惭愧挺尴尬的样子,可能动了恻隐之心,劝同伴别生气:“这些男劳教全都嘴馋,都是这个样子,算了算了!”

这个细节,同样令我终身难忘。在人性大滑落、道德整体沦陷的岁月,在高尚和卑劣很难分清界限的岁月,在荣辱观需要作非正常解读的岁月,作为一个被剥夺了尊严、长期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教分子,绝对不会认为偷吃一点只有吃小灶的干部才能享受的白糖、黄油是耻辱。如果硬要说这是耻辱,应该是社会的耻辱,时代的耻辱!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因为我们这批新劳教主要的任务是围绕食堂服务,因此劳教食堂的炊事员们(全是女劳教)在打饭时对我们也就格外关照。最初我们与女劳教在共用的几个窗口打饭菜(所谓饭,有时指青稞面馒头,有时指青稞面糊糊),炊事员想照顾我们,比如多舀半勺面糊糊,或多舀半勺菜,女劳教们意见很大。后来干脆在厨房的另一端为我们十来个男劳教另开一个窗口,由朱妈(不知她姓朱,还是因为她是喂猪的饲养员,反正男男女女的劳教都这么叫她)单独为我们打饭菜,分量明显比女劳教多,因此不时有女劳教惊呼:“伊拉(上海话“他们”)尕许多呀!”

最使我们感到欣幸的是,在全国、在青海到处有人吃草根吃树皮的时候,我们的肚皮仍然可以每天定时填进一两勺青稞面糊糊或一两块青稞面馍馍,虽然吃不饱,但绝对饿不死。当时的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里说,1960年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明确说,“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多起”。这是足以吓坏后人的惊人数字。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留下两句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好事和坏事常常无法截然分割开来,坏事也可以引出好结果。真是说得太棒了!

李继民告诫我:“老肖这种人最可怕,对他要防着点!”

十二月的西宁,已经很冷了,水泼在地上,一会儿就结成冰了,我的身上却连棉花都没有一片。195910月分到西宁农林学校后,虽然无钱买棉衣,但那时白天多数时间待在烧着煤球炉子的暖烘烘的屋子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一二车间和机修车间的劳教分子每天在刮不进风的车间里上班,连她们都早已穿上棉衣了;个别没有棉衣的,都领到了劳教部门统一缝制的标致性服装——黑棉袄、黑棉裤(据说三年可以领一套,钱从劳教工资里扣除)。但人性的光辉暂时还照射不到我们这批新来的男劳教身上。每天一出门,就冻得不住在地上跳来跳去的男劳教不止我一个。冻得像龟孙子,冻死你活该,塑料厂的管理员们没有人同情你。

这是一个远离温情的时代。但在遥远的天边,有时也会出现一两颗放射着微光的星星,在四川的父母和姐姐弟弟,至少还是值得依赖的。但我这耻辱的身份,已经让全家人蒙羞,即使冻死,我也不会再向家里人求助。也许,还有一两个朋友可以试试吧?突然想起川大中文系56级一位姓史的老同学来。他毕业于石室中学,我和他臭味相投,交情不错,在川大读书时多次到他家去玩。他家比较富裕,一家人在成都将军衙门附近独住一个小院。我试着写了封信向家住成都的史兄求助。史兄很仗义,很快回信说,他已托一位开长途货车的熟人某某给我带了一套旧棉衣裤到西宁,那位司机朋友一到西宁会及时给我送来。不数日,果然收到那位货车司机一封信,说是他已到西宁,史某某托他捎带的棉衣裤已经带到西宁小桥毛胜寺某汽车公司,希望我尽快去取。

那位司机不知道我是行动受到限制的劳教分子,这套近在咫尺的救命棉衣裤,我怎么去取呀?李继民了解的信息比较多,他说,劳教所不是劳改队,只要理由充足,个别劳教分子有急事确需进城办理,经管理员报请相关领导批准后,是可以进城去办事的。我当即给齐管理员写了一张请求批准到小桥毛胜寺取棉衣的报告。谁知齐管理员连条子都不看就回复我:“不行!你可以写信叫那位货车司机把棉衣裤给你送来。”

他说得轻巧,我虽从未去过小桥,但知道小桥距古城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也许比从成都东门大桥到牛市口还远吧?当时西宁好像还没有城市公交车,我与那位司机素不相识,他同意把老同学的棉衣裤从成都捎到西宁,已经是天大的人情,现在还要叫人家亲自送到极不光彩的劳教所来,他又不是我的姑爷舅子,这话说得出口吗?我实在没有勇气写这封信。想来想去,只好忍痛主动放弃了这套棉衣裤。当时心里虽然很难受,但所有的苦水只能默默地咽在肚子里。

西宁的冬天可不是四川的冬天。对缺少寒衣的落难人,绝对是生死般的严峻考验。若干年后多次回忆这个冬天我究竟是怎么艰难度过的,一想起就有一种恐怖感。

前面提到,厂里有个别劳教可以享受随便进出塑料厂大门的权利。与我们同一批送进塑料厂的新劳教中,有个姓肖的,他本是西宁某劳改工厂的管教干部,老婆和孩子都住在西宁城内。他进塑料厂后,拼命讨好齐管理员。他与齐管理员此前毕竟是干同一行当的人,很快取得齐管理员的信任,因此进塑料厂不到一周,厂里便特许他每周可以回家两次,还可在家里过夜。

196011月,我们进厂不久,中央为了缓解全民饥饿造成水肿病普遍流行、死亡人数日益增多的状况,紧急下发《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全国城乡闻风响应。所谓“代食品”,在农村,主要指将此前农民喂猪都不用的玉米杆、玉米壳、玉米芯用粉碎机打细,然后拌和喂猪的谷糠、野菜等,或搅成糊糊,或做成馍馍,主要起哄肚皮的作用。四川农村,包括我的老家郫县古城公社的农民,普遍这样搞,这里暂且不说它。在城市,则号召大力培养、制造小球藻。各机关、学校、工厂,全部紧急行动起来。塑料厂当然不能例外。培养小球藻要有适宜的温度,据说最佳温度是摄氏24度到28,在西宁地区必须建造温室。塑料厂将建造温室生产小球藻的任务落实给齐管理员和他领导的男劳教们。花了许多钱建成玻璃温室后,需要派一名可靠的劳教分子来具体管理。齐管理员胸有成竹,当即将这一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老肖。

什么是神奇无比、被《人民日报》称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肉”的小球藻?现在的年轻人乃至中年人恐怕从未听说过。其实,它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以至于现在,在稻田里、死水塘里经常见到浮在臭水中的、小如针尖的绿色球形藻类植物。在水池里培养这东西,需要人畜粪尿,所以有人说:那不是叫我们喝尿吃吗?

话说齐管理员派老肖到附近某劳改工厂去观摩学习小球藻的生产技术回到塑料厂以后,在我等几个读过几天书的劳教分子的协助下,配制了“营养液”,正式开始试制小球藻。所谓“营养液”,纯粹是为了好听而制造的一个名词。大量生产小球藻,其实简单得令人发笑。凡是能盛水的东西,水缸、瓦罐、池塘、粪坑都行,装上水,洒几泡尿,舀一瓢“绿水水”进去,太阳一晒,几天后水自然变绿,就像游泳池长期不换水会变绿那样,小球藻就培养成功了。

厂长在会上说,大家不是老是叫喊营养不足吗?现在可好了,连猪肉鸡肉牛奶鸡蛋都用不着吃了,小球藻比它们的营养价值高得多!今后哪怕粮食定量再减少一两斤也不怕,保证你们个个都长得红光满面的。谁知这东西不争气,刚吃了几天,厂里便有部分肠胃比较娇气的女劳教出现中毒反应。人命关天的事厂里不敢怠慢,很快停止制造小球藻,决定将温室改建为专门为干部食堂生产蔬菜的保温棚。在温室里干活一是轻松,二是整天暖暖的,男劳教们都想去管理温室。当然,这份差事最后毫无悬念地又落在老肖头上。

我多次被齐管理员临时调到温室去帮老肖育苗、松土、浇水、施肥。我知道,老肖不止一次将温室里的青椒、茄子等摘下来藏在挎包里,而挎包则经常放在最不显眼的门后一张破桌下,晚饭后再偷偷带回家。老肖以为我不晓得他的秘密,我也假装不知他偷了温室的蔬菜。近水楼台先得月,算他有福气,我只是暗中羡慕他。其实,我也有机会偷,不是不想偷,而是不敢偷,因为偷偷煮食温室的蔬菜极易被发现,风险太大。

偷温室蔬菜的当然不止老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有权到温室私摘蔬菜。这个人就是齐管理员。齐管理员在我们这批男劳教面前权利大得像皇帝,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当着我和老肖的面慢条斯理地摘海椒或其他什么菜,犹如摘自家自留地里的蔬菜一样。只怪他把长着一双小小的耗子眼睛、平时沉默寡言,一副服服帖帖样子的老肖看走了眼,他太相信老肖对他的忠诚了。

每天早饭后出工前,我们照例在宿舍门外的坝子里排队等待齐管理员布置任务。奇怪,有一天管理员突然换人了,换成了一位姓彭的。彭管理员说:“从今天起,我接替齐管理员的工作。厂领导对齐管理员另有安排,大家不可东猜西猜”。

他不说“不可东猜西猜”还好,偏要郑重地叫大家不可东猜西猜,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们立即明白齐管理员出事了。当时管教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偷偷与女劳教上床,厂里已经发生多起这种事情。事情一旦发生,不仅女劳教要关禁闭、受批斗,干部也要受惩处,轻则留党察看,重则降职降级,甚至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但我们都不相信齐管理员会犯这种错误。那么,他究竟怎么了?这个谜,很快就揭晓了。

不数日,有个喜欢到处打听消息的劳教在宿舍里发布最新消息:“齐管理员偷摘温室的蔬菜,被老肖向厂部揭发了!”这真是个爆炸性消息。在我们这批劳教分子心中,管山吃山,管水吃水,从古到今,哪里都是一样。管温室的干部摘几把蔬菜,与偷人(与女劳教乱搞)比较起来算个啥呀!再就是,说句公道话,这个齐管理员平时对我们还算不错。他见我们睡地铺冷得遭孽,立刻叫我们打土坯砌炕。而且他很少骂人,对我们磨洋工甚至偷吃大头菜、洋芋等“进口货”,常常睁只眼闭只眼。因此对他突然离去,我们真还有点惋惜。

有人议论说,有些事情说它大它就大,说它小它就小;没有人举报,摘一两把菜是小事;有人上纲上线地举报了,把小事提高到原则上来分析,厂部不能不严肃处理,小事也就成了大事。大家对老肖的共同感觉是:此人不简单,毕竟在专政机关吃过多年饭,所以整起人来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李继民看问题很尖锐,告诫我:“老肖这种人最可怕!按理说他对齐管理员应该感恩。但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大概是急于立功,希望提前解教,故而不择手段,管你是恩人还是什么人。连恩人都可以拿来当垫脚石的人,近年常有,不过总体上仍然不多,不然这个社会就真该遭天谴了。你常在温室协助他干活,对他可要防着点!”

谢谢李继民对我的忠告。最难理解的是,老肖也是个经常偷温室蔬菜的贼呀!我深深感到,人性这个东西太不可捉摸。如果说世间有一种学问比造原子弹还复杂,这门学问应该是人性学。

近千人中,我的劳教期限最短:一年

有一天,塑料厂机修车间的一台机器坏了,彭管理员叫我们勤杂组的五六个男劳教将沉重的机器抬上架子车,拖到附近一家劳改工厂去修理。劳改工厂门口的卫兵见盖了塑料厂公章的维修单以后,准许我们将车拖进厂内某车间。一进厂门就听劳改犯们阿拉伊拉的叫嚷,知道他们都是从上海送来的。进入车间后,见几个穿黑衣服的劳改犯人正在抬一个巨大的铁件。我们四川抬重物时喊的号子是“嘿左!嘿左!”而这些劳改犯为了协调步伐,喊的号子却是“唷煞!唷煞!”喊一声向前移动一步,听在耳里怪怪的,但挺扎劲,挺有新鲜感。

几十年来,一想起这家劳改工厂,除了立即会联想起这怪异的“唷煞、唷煞”的号子声,还会想起在这家劳改工厂厕所内偶然听到的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小故事。

这家劳改工厂维修车间旁边的坝子里,有个土墙围着的很简陋的厕所。一个大粪坑上铺了十来块木板,蹲位与蹲位之间没有挡板隔离。厕所里已有两个穿黑棉衣的汉子蹲在踏板上,见我进去蹲在一旁,其中一个汉子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问我:“没有见过老弟,你是新来的吧?”我说,“我是附近塑料厂的劳教分子,来修机器的。” 那人又说:“听口音老弟是四川人吧?天府之国是好地方呀!”我不想和他们多说什么,唯恐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来。

他们知道我不愿和他们过多接触,并不奇怪。二人似乎无心避讳我,继续用上海话闲聊。我进塑料厂已三个月,天天听上海话,“阿拉”们讲十句上海话,大概能懂四五句。从二人的交谈中,我不仅听出他们都是刑期已满的就业职工,每月扣除伙食费以后,能积攒十多元代金卷。我默默在心中算了算,比我在农林学校领的生活费稍稍多一点。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蹲板上我居然听出一个离奇的故事来。

一位长得很帅气的30多岁的男子说,解放前夕高中毕业后,他离开上海到香港去谋职。那时香港并不繁荣,要找个理想的工作谈何容易,半年后依然回到上海。他住家在一个大杂院里,有一天在家里翻寻旧物,取出1948年复旦附中的高中毕业证,拿到光线比较好的窗口瞧了又瞧,百感交集。他没有想到,那时一个从香港回到大陆的人,经派出所、居委会层层布置,是受到群众严密监视的。有个居民老大妈悄悄在玻璃窗外监视他,见他长久凝视着一张印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的光滑的纸,大为惊讶!她不知道是中学毕业证,以为是特务机关的委任状,立即向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派出所顺藤摸瓜,查明他读中学时加入过三青团,解放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最近突然从香港归来,很可能是带着任务回来的,说不定会抓到一条大鱼!派出所立即派几个民警到他家搜查。搜来搜去,望板上,地板下,连烟筒里、马桶里都不放过,并未搜出特务机关的委任状。虽然找不出他是特务的证明,但他既然在香港停留了半年,谁又能证明他一定不是特务?他自己说自己不是特务,能轻易相信吗?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对敌特不能手软,宁肯错抓,不能错放。最后作为嫌疑犯还是把他抓了,一关就是十年。最近虽已获释,但不能回上海,只能继续留在厂里就业。

这个劳改释放犯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显得很平静,毕竟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但听在我的耳里,却很沉重,甚至觉得震撼。人生有几个十年呀?它不是路边的一块小石子,可以轻轻一挥手,就把它扔进被岁月遗忘的山谷吗?这个偶然听来的故事,虽历经半个世纪,却至今印象深刻。

回头再说,到1961年初,西宁塑料厂已创办两年多了,可是只有极个别人解除劳教。按当时的政策,家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劳教分子,即使解除劳教后,也不能回到上海,怕给上海添乱,只能留在厂里当就业职工。因为当时就业职工极少,所以他们不仅在行动上有了较多的自由,比如星期天可以自由外出,工资也略有提高,而且可以跟干部在一个食堂用餐,好处还是不少的。

许多劳教分子想不通,当初宣布劳教时,以为几个月就可以回家,所以衣服都不想多带几件。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未必我们会老死在这个只有风沙而没有春天的地方?如果被判劳改,一开始便知道自己的刑期多长。而送到青海来劳教,期限却始终秘而不宣,给人的印象是:上头想让你劳教多久就劳教多久。为此,许多劳教分子哀怨不已,觉得还不如劳改有盼头。

有一天,厂里突然广播通知,晚上×时以各车间为单位,所有男女劳教全部携带小板凳到大礼堂开会,听候宣布劳教期限。

塑料厂的礼堂可容纳千人以上。今夜绝对是一个最庄严、最难忘的夜晚,绝对没有一个劳教分子缺席。我们这伙新劳教届时也被彭管理员带到礼堂内指定的位置坐下。

厂长是个大胖子,是个老革命,他讲了十来分钟,特别强调,你们是受到人民政府从轻处理的罪人,共产党对你们的宽大,你们要懂得感恩。没有解除劳教的,要继续安安心心的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争取早日重做新人;解除了劳教的,要服从政府的安排,如果对党不满,乱说乱动,可以再给你戴上劳教帽子。这些话并不新鲜,全在劳教分子们的意料之中。厂长说完这段例行的开场白以后,吩咐人事科长宣读每个劳教分子的劳教期限。

今夜礼堂内特别安静,灯光似乎也特别明亮。灯光照亮了即将宣读的名单,照亮了900多张写满期望的脸,但是否能照亮每一颗尚未完全麻木的心,却不一定。

要唸完900多人的姓名和劳教时限,起码两三个小时。多数劳教分子已经等了两年,不在乎多等两三个小时。他们有足够的耐心。人事科长宣读完最后一个姓名后,劳教们议论纷纷。有的忿忿地说,某某和我一样的原因送劳教,为啥我是三年她是两年?有的则抱无所谓的态度:马上解教又怎样?我们仍然回不了家,回不了上海,在社会上,我们仍然注定低人一等,在人家眼里我们依然是“犯人”、“二劳改”

900多人中,我最特殊,唯有我一个人的劳教期限是一年,其余绝大多数是三年,极少数是两年。我应该庆幸自己劳教的时间最短,这是“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表现。然而我实在没有自我庆幸的感觉。那些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抓进来的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就恢复了人民的身份,成了人民群众的一员,而我们这些因言因文获罪的“政治犯”,解除劳教后,头上依然罩着一顶右派帽子。仍然是臭右派、阶级敌人。可以说我们是属于法律概念的“公民”,但并不属于政治概念的“人民”。一字之差,却有天渊之别!与其解教后到外面去继续臭,让全家人跟着臭,还不如在劳教所里一个人臭到底。一想起严酷的大环境,一想起群众的汪洋大海,我就心头发怵。政治,你想远离它,它却不肯放过你。哪怕你诚惶诚恐掏心掏肺流尽眼泪认错一千遍一万遍,人家还是不肯相信你!你是永远的敌人!

在川大图书馆里,我读过一些谈佛论禅的文章。记得有智者说,痛苦真好。因为先有大痛苦而后方能获得大解脱。然而这是否类乎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智者说,痛苦是伟大的开始。可是从划成右派之日起,我们已经注定没有未来,与“伟大”更是巴不上边!记得佛经还说,困境对红尘中人是烦恼,对超越者来说却是菩提。可叹我们是红尘中的俗人,我们很难进入那种大彻大悟的境界。我们的杂念太多,根本不配擎着菩提的火炬在茫茫的夜色中前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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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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