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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往事如磐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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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麟回忆录 

 

今夜住宿何处?

19607月下旬告别母亲重返成都以后,对自己的去向实际上已无选择余地,只能再回西宁。我很清楚,回到农林学校,意味着我的处境必将更加险恶。怎么险恶?无从猜想。也许会把我送去劳教,顶破了天送去劳改又怎样!未必比在农林学校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更体面?明知前面是火坑,现在只能往里面跳。

然而,衣兜里的钱买一张去西宁的车票绰绰有余,我何必匆匆忙忙去自投罗网。我想在成都再混几天,再做几天自由人!

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吃。那时成都有高价月饼卖,两元钱一盒(三个月饼),早午晚各吃一个,再喝一点水,勉强可以解决问题。后来又发现四川剧场附近有一家面馆,每天中午要卖百十碗“活汁粉”,不收粮票,大概两角钱一碗,汤汤水水喝一肚子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第二个要考虑的是住宿问题。肯定不能再到红花巷10号去搅扰大姐姐。四处乱逛时,发现人民公园旁边的小南街有一家鸡毛店,向店主打探怎么收费。店主说,睡床六角钱一夜,睡地铺四角钱一夜。为了省两角钱,我决定睡地铺。店主向我要“证明”,我哪来什么“证明”,我说我是来投亲的,亲戚已经搬家了,我正在城里到处找那个亲戚,你们就通融一下吧!店主见我不像坏人,允许我住下来,并告诉我,晚上九点钟关门,过了九点喊开门要加两角钱开门费。只要同意我住进来,随便你兴什么烂规矩,我都能够接受。

白天的时间很好打发,主要是到城守东大街的省图书馆去看书。我明明知道知识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当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境遇中,好像唯有读书可以使人忘忧,在书本里甚至能够寻到现实中早已丢失的某种乐趣。那几天我对有关宗教的一本什么书特别感兴趣,至今依稀记得内中有一句的大意是:一切学问都是向外寻求力量,只有宗教是向自己内部寻求力量。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来自内部”的力量。

第一天晚上,不到九点我就住进了小南街那家鸡毛店。投宿的一二十人中,多数是农民。有个来自新繁的农民说,他们生产队的社员全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名义上每个社员一天有四两粮,但事务长、几个炊事员加上两三个干部,他们操乌教,多吃多占,谁都阻止不了,实际上每个社员一天吃不到3两,再这样下去非饿死人不可。公共食堂估倒解散后,粮食分到各户,要饿饭大家一起饿。为了挪一点粮食给两个吃长饭的娃娃吃,他这才决定到省城来碰碰运气,希望找点修方桌板凳以及盖房、补漏、拣瓦之类的粗活,挣点钱糊口。旁边有人问他:你找到活干没有?回答是:“找到个毬!过两天我准备朝新疆跑!”

睡到半夜,只听店主一阵吆喝:“赶快起来,派出所要查夜!”当地派出所的两位民警已经进屋,并逐个清查有无住宿证明。问到我时,我说:“我从郫县乡下到红牌楼群一电镀厂找我爸,他已调到峡马口去了,今晚上只好在这里住一夜。”民警仔细盯了盯我,不像流窜犯(盲流的别称)示意我继续睡觉。结果带走了四五个既没有证明又很难自圆其说的盲流,包括自称准备朝新疆跑的那个汉子。

第二天晚上,我再也不敢去住任何一家鸡毛店了。傍晚的时间特别难熬。路过提督街军区影剧院,挂在剧场外的粉牌提示我,剧场里正在演川剧。管他娘的,能快活一时就快活一时,买了一张价钱比较便宜的楼座乙票,在剧场里混两三个小时再说。

这天晚上演了哪几出折子戏,早已记不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本无心看戏,是来混时间的。戏演完了,观众纷纷离开了剧场。这时我灵机一动,何不就在座椅旁边的楼板上睡一觉,连住鸡毛店地铺的四角钱都免了。我高兴今夜很顺利地解决了过夜的问题。好在这段时间天气很热,不需要盖被子。挎包里拿出两张旧报纸,头枕着小小的挎包,立即心情无限松放地躺了下去。

突然,楼下传来几个男女员工打扫剧场堂厢的声音。这下子怎么办?我猛然一惊,实在想不出应对的办法。只好等他们上来打扫楼厢再临时瞎编故事。此时心情十分紧张,但又无可奈何。

谢天谢地,可能员工们觉得楼厢的看客很少,没有什么扫头,因此只打扫了堂厢,根本没有上楼来,算是受了一场虚惊。半夜尿胀了,哪敢下楼去屙,就在楼上找个卡卡角角把尿屙了。次日早上醒来后,赶紧背起挎包下楼向外走。剧场旁边只开了一道职工进出的小门,守门的老头盯了我一眼,不认识我,可能正在犹豫该不该问我几句,我已很快迈出了小门。昨夜,又是有惊无险!

第三天晚上,我决定像在宝鸡过夜一样,睡在比较僻静处某一家的屋檐下。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我仍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心里十分凄凉。这种心情在秩序混乱,遍街都是盲流的宝鸡是不可能产生的。这里是成都,成都并不是盲流的天堂,到处都在抓“流窜犯”。

我终于找到一处自认为可以不受干扰睡觉的地方。记不起在哪条小街上,见一家商店的门前阶沿边堆了许多木料,这是很好的隐蔽物,决定将今夜交代给这家商店的屋檐下。谁知刚睡熟不久,一束电筒光忽然射在我的脸上。睁眼一看,是一位民警。我用不着新编故事来回答这位巡夜民警的提问。我的回答,与前天晚上在小南街的鸡毛店里回答查夜民警的话完全一样。这位民警没有说什么,叫我跟他走。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会怎么对待我。但我并不紧张,此时心里反而非常镇定。右派属于“牛鬼蛇神”,是专政对象,身份比流窜犯还要低一个等级,贱得不能再贱了。我们这种人本来就是菜板上的一刀肉,想怎么处理,随你的便!

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把我领到邻街一家派出所内,打开一个小会议室的门,叫我进去。我以为他想在这儿审问我,谁知他什么话都不说,把门轻轻带上就走了。显然他是有意带我到这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安全的地方来睡觉。这位民警大哥真好,比上帝还好,对他唯有感激。

我在干净而宽大的会议桌上睡下来,连鞋都懒得脱。等我醒来时,已经天亮一阵了。只见一位中年民警站在面前,是他把我叫醒的。“你才会找地方睡觉呢!”他说,“睡够了吗?睡够了就跟我进去。”

这时我好后悔,如果提前十分钟醒来,梭下桌子就走,哪有现在这回事。我跟随中年民警走到挂着“所长室”牌子的屋门口,才知这人是所长。进屋后,所长在办公桌前坐下,然后指着旁边的凳子,要我也坐下。他好奇地问:“看样子你像个学生,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睡觉?”

最近我已习惯了撒谎,我可以随便编几句谎话搪塞过去。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对近数日面临的极狼狈的境遇感到厌恶。心,逐渐变硬变冷。本想在返回最让我伤心的西宁之前,自由自在地在我比较熟悉、养育了我多年的成都,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多感受几天人性的光照和家乡的温暖,谁知,连这一点幻想,也成了很不实际的奢望。没有正当手续,想在外面混一天也难!终日除了惊惶还是惊惶。我很羡慕小说中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但现在不是普希金的时代,还没有出发,我的流浪人生已经结束。我实在不想再向这位派出所长隐瞒自己的身份了!

我对他说:“我是右派分子”。我先把底牌亮出来,想看看他的反应。谁知他不动声色:“我是问你为啥要到这儿来睡觉?”我说,我没有住宿证明,住不了旅店,昨晚我本来在一家商店的屋檐下睡觉,是你们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发现了我,把我带到这儿来睡的。

接下来他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如实告诉了他,我是从西宁农林学校偷跑回来的,家住郫县古城公社五大队三队,现在我既不想回到西宁原单位,更不想回家,你们觉得该怎么处理我,劳教?劳改?我都可以接受。

这位派出所长的修养不错,话都不多说一句,甚至骂都不想骂我一句,写了一张条子,叫一位民警把我带到一家收容所去,交给收容所去处理。

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在我面前,所有的门都已关闭。早迟都有这一天,说不上悲。我心如止水,无动于衷。

在茫茫尘海找不到归宿的一颗心,终于有了着落。戏,该落幕了!即使杀头,我觉得也无所谓。

在收容所里

这家收容所在城外什么地方,乃至在城南还是城北,现在已毫无印象。只记得距离城区大约两三里路,收容人员很多,全是男性,约有两三百人。

我在收容所的办公室里很快办完登记手续。登记项目包括姓名、年龄、家庭地址或工作单位、文化程度、收容原因等数项。身上的钱物经过登记后,悉数被收去。我斗胆问一句:“这些钱,还有几两粮票,以后还不还给我?”对方瞪了我一眼:“不该问的别问!”立即吩咐一位年轻管理员把我带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被收容的人身上有钱有粮票,离开收容所时,要按收容的天数扣除粮票和饭钱。)

这个收容所很可能是主要为收容盲流人员(又称“流窜犯”)临时设立的。有几间大房子类似农村堆放杂物的储藏室,靠院坝一方连门窗都没有,完全是敞的,与露天坝的唯一区别是多了一个屋顶。每间屋子靠墙壁处有一排用竹子绑扎的通铺,上面铺着厚厚一层稻草,稻草上乱七八糟扔了若干床又脏又烂的棉被。有些被子或褥子是盲流人员随身带来的,有些是收容所的。

我被管理员带到一个通铺前,墙壁上写着铺位的号码。管理员说:你住××号。管理员离开后,有个看似很机灵的中年农民主动过来跟我说话。他自称已在此住了十多天,是仁寿县的农民,据说已通知仁寿县民政部门派人来把他领回去。接着又说,“回去后可能要捆我几天,可能还要挨打,我们这些农二哥的肉皮子厚,不怕他打,把我放回家后,我还要跑出来,困在家里米都没有一颗,只有等死……”他漫不经心的一席话,听得我目瞪口呆。他让我明白了:这就是当前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

收容所每天开两顿饭。此时管理员站在坝子中间吹响了开早饭的哨子,叫大家排队领饭。在几位管理员的监督下,除了起不了床的二三十个患严重水肿病的人(睡在我左边邻铺的一位中年汉子便是其中之一),其余收容人员迅速你推我搡涌到坝子里排成了几行。有不听招呼朝前挤的,立即有管理员上前朝他屁股上狠踢一脚。每人领到一碗用黑碗蒸的、内中加了许多洋芋、红苕之类的糙米饭,饭上面外加一勺像猪草一样的菜叶子。饥不择食,包括鄙人在内,所有人都吃得很香。

饭后,在两三个管理员的吆喝下,一大群人被赶到什么地方去帮某工地搬运砖瓦。在收容所里,千万别去想那些庄严的字眼,比如人格、尊严。凡是神圣的语汇,一律与这里无关。

大约下午四点回到住地开饭。有个农民排队时乱挤,被一位脚穿军用大头皮靴的管理员狠狠踢了两脚。饭后,这位平时咋咋呼呼的农民老兄回到通铺前,脱下半截裤子一看,屁股上乌了一大块。他很不服气地回顾说,“1951年土改时,我是武装民兵,斗争地主时,随便搧地主的耳光,想打他左边脸就打左边脸,想打他右边脸就打右边脸,老子比那穿军用皮鞋的虾子威风多了!那时老子140多斤重,屁股上的肉厚实得很,踢老子十脚也不怕。现在我已瘦得不到九十斤了,饿得肚皮巴背了,那个杂种管理员还这么黑心!”他越说越气愤:“想不到老子今天比那时的地主还倒霉!”

 我听他说完这一段话后,心里想:你敢随便打一个不敢还手的人也叫威风吗?都成流窜犯了,还提这些虚劲干啥啊!我还想,如果这种人落在鲁迅的笔下,说不定在他小说人物的画廊上,又会增添一个足以留传千载的典型。

这天晚上,在臭烘烘的稻草铺上,我同样睡得很香。第二天早上醒来,听说睡在我左边那位浑身肿得发亮的病人,在半夜就死了,刚才管理员已喊人把他抬出去埋了。我十分惊讶,居然与死人紧挨着睡了一夜!说话的人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我虽恐悚了一瞬间,但并无悲伤之感,甚至暗中为死去的邻铺感到庆幸。人常说,死了死了,死了就了了。还是死了好。说不定哪天会轮到我吧?死与话,犹如天堂与地狱一样判然有别;但在此时此刻,对我们这群漂泊无定的流浪汉,好像并没有多少差别。佛教以解脱生死等痛苦为主旨,认为人生下来就会“备受诸苦”,亦即必将陷于不断的痛苦之中,因此有所谓“即生即死”之说。我的这位死去的邻铺老兄,若有来世,但愿你下辈子活得体面,死得有尊严。

有天早饭后去劳动时,一位十八九岁的管理员走到我身边,好奇地问我:“看样子你像个学生,怎么也弄到这里来了?”

面前这位管理员,很像是个刚刚参加工作的中学生,我含含糊糊的回了一句:“我是成都二中毕业的。”他的态度立即变得非常友好,自云:“我是十五中毕业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爸通过朋友的介绍,暂时到这里来干一段时间。我才不想到这个鬼地方来!亲戚问到我,我都不好意思回答。”我这个受他管的收容人员反转来安慰他:“能够找到领工资的单位就不错了,比我强到哪里去了!”他很同情我,还想与我聊下去。我不想与他多说,深怕露了右派分子的马脚,赶忙支支吾吾离开了他。

在收容所里,至少每天有两碗饭吃,而且不露宿街头,不担心被警察驱赶,因此盲流人员进来后,很少有逃走的,收容所的管理员对盲流们也用不着严加防范。每天出工前并不点名,我发觉有空子可钻。有一天早饭后出工时,我故意蹲在厕所里不出来。待一群人出了大门以后,我见并无人看守大门,便悄悄溜进城里去逛新华书店,随后又去省图书馆借阅书刊。到下午四时开饭前又悄悄溜回来。

这种情况有过三四次。当时的处境,使我内心特觉孤独无助,渴望精神有所寄托,故此对探讨佛理禅机的书籍倍感亲切。依稀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中,我反复暗诵大致如下一段文字:米兰花虽小却清香扑鼻,罂栗花虽艳却淡而无味。鄙浅有鄙浅的妙处,华贵有华贵的悲哀。高官厚禄者与庸常贫贱者,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脚,所处的位置是那样悬殊,然而,彼此所看到的对方却是同样的大小。还有一段文字同样过目难忘--我问佛:为什么总是在我悲伤的时候下雪?佛说:冬天就要过去,留点记忆。我问佛:为什么每次下雪都在我不经意的夜晚?佛说:不经意的时候人们总会错过很多真正的美丽。我问佛:过几天还下不下雪?佛说:为什么你只盯着这个季节?--类似的描述,类似的对话,读起来比许多经典诗歌更深刻而动人。

大约半个月以后,我被送回郫县看守所,等待青海农林厅来人将我领回。看守所中被“看守”的人员很复杂,除了十一二个拘留人员,可能还有十几个待决人犯或已判刑但暂时尚未送到有关劳改场所的犯人,他们被关在后院有卫兵看守的监房内。

进看守所的第一天,觉得这个看守所与成都市公安局内设的拘留所(川大毕业前,一辆小汽车撞了我,结果被拘留的不是开小轿车的驾驶员,而是我,前文已经写了)在性质上并无差别,但市公安局的拘留所在环境卫生、住宿条件各方面无疑都远远好于郫县的看守所,起码所有的上下铺都是干干净净的。而郫县看守所内的一间长长的通铺,却脏得像狗窝一样。

我刚进看守所不到两个小时,又送来一个愣头愣脑的农村青年。有人问他:“兄弟,你犯了哪河水了?” 青年回答:“我饿慌了,昨天晚上想偷杀生产队的耕牛,谁知那头牛太凶了,我的刀还没有伸到它颈项上,它就用角把我顶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使牛匠被惊醒了,把我锤了一顿,后来我就被大队治安主任捆起送到这儿来了。” 关在看守所里的几个人都骂他:宰杀耕牛是要判刑的,你这个二杆子娃娃的胆子也太大了!想偷宰耕牛的小伙子自知后果严重,以后再也不说话了。

几天后,有干警通知我到灌县山里去运木料。关在屁股大的郫县看守所里,比关在成都的收容所里难受得多,不仅毫无行动自由,而且粮食定量更低,无时不在饥饿状态中,如果出去拉木料,至少每天可以多吃几两饭吧?

总共派了八个人去拉板车。除了我是看守所的人,其他七位都是已判刑的犯人,其中有一个是专给关在监房和看守所内的一二十个人煮饭的炊事员。此人姓张,牛高马大,负责拉中杠。像我这样的力气,当然只能拉“飞蛾”。又看到了偌大的天空、原野、飞翔的小鸟,内心的窒息感顿然消失。负责押车的公安人员对我们还不错,走到竹瓦场时,还到茶馆里买了一壶开水让大家喝。一路上大家的心情还算不错。

到达灌县天色已晚。当晚我们几个拉车的住在灌县监狱内。八个人被领进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监房内,四方都是厚厚的火砖墙,一把特大的铁锁咔嚓一声将包了铁皮的监房大门一锁,就是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也休想逃出去。墙角有一堆发霉的烂草,跟猪窝窝没有区别。因为屋里特别黑,瞬间给人以非人间的感觉,仿佛突然掉进了地狱,惟觉阴森恐怖。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关监”的滋味。一年前还是大学生,如今居然落到了这个地步,背皮只觉发凉,想哭都哭不出来。

第二天在灌县的哪一座山上装的木料,早已记不清楚。只记得那天傍晚,我们拉着装满原木的板车停歇在山脚下一家农院里。晩饭后,押车的公安将我们几个拉车的全部赶到该农户堆放柴禾的一间简陋的木楼上。说它是楼,可能抬举了它,不过在横梁上铺着十几块稀牙漏缝的木板而已,前后左右四方连墙壁都没有,更没有楼梯,要搭梯子才能爬上去。今夜,我们就睡在这“楼”上的草堆里。为了不让犯人脱逃,×公安怀抱一支手枪,睡在靠梯子处,镇守着这道下楼的唯一的关口。

然而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睡到半夜,×公安醒来查点人数,发觉少了一个人。此人是个惯偷,虽然很瘦,但身手敏捷。据说入狱前,有一夜他进屋偷东西,不小心把地上的脚盆踩翻了,惊醒了主人。这次该他倒大霉。这家的父子二人,他一个都惹不起,父亲是“操扁挂”(习练武术)的,解放前曾在成都青羊宫打过擂,儿子是成天抡大锤的打油匠。他想逃,已被父子二人堵住。他摸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短刀来,谁知还来不及摆开架势,便被父子二人打翻在地。因是累犯,还想行凶,故被判了刑。现在犯人逃跑了,这可是个严重事故。×公安立即叫拉中杠的炊事员老张拿一根木棒跟他下楼分两路追捕逃犯。同时吩咐一位刑期很短、与张炊事员一样深得公安员信任,并与张换着拉中杠的姓李的大汉(白天休息时此人自云,解放前是三道堰闵步经所开裱褙铺的学徒,还说他认识我父亲)看守好楼上的人。这一来所有的人都睡不着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公安与张炊事员先后空手而归。时值半夜,山区到处都是藏身的地方,犹如大海捞针,哪里去抓逃犯!

幸好出发前多派了一个在后面推车的人,而且回程是下坡路,对我们拉一车木料回郫县影响不大。遇到车轮陷进坑里了,×公安多次拿起一根大木棒帮助撬车轮。第三天半夜,一车木料终于拉回了郫县,我第一次吃了一顿劳改犯人的加班饭。至于这位公安员会不会因犯人逃跑而受处分,那就不是该我们操心的事情了。

大约又过了一二十天(那时已完全失去时间概念),青海农林厅保卫处终于派来一名干事,将我领出郫县看守所。我们一起步行到成都火车北站,然后搭上去西宁的火车。路经兰州,在旅馆住了一夜。火车到达西宁时,已经是晚上了。一路上那位干事对我还算客气,没有为难我,重话都没有对我说一句。我很感谢他还把我当成一个人。到农林厅招待所后,他叫服务员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并说明天早晨再来接我,送我回农林学校。说罢便放心地回家去了。

这个招待所的条件很不错,比一般的旅馆好,褥子和被子全是新的,连枕头都是新的。我又意外地获得了重返人间的感觉。在柔软而暖和的被窝里,我懒得去考虑明天,什么都不愿去想,只想好好享受一下能够舒舒服服并不受惊扰地睡上一觉的幸福。

幸福的含义非常复杂,而此时却是如此简单!

绕来绕去,又回到西宁这个伤心之地

次日,农林厅保卫处那位干事将我送回农林学校。学校政治处一位姓王的干部教训了我几句,要我狠挖思想根子,马上写一份文字材料,说清楚为什么要偷跑回四川,以及在四川是否有新的犯罪行为。写这种材料无须打草稿,擅自逃回四川本身就是所谓“抗拒改造”的行为,你们想怎么定性就怎么定性,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至于新的犯罪行为,遇他妈的鬼,我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写反动标语呼反动口号,难道在别人的房檐下睡一觉也叫罪?

不到一个小时,我草草写了一千多字,交给政治处那个姓王的。他看完后,没有表态,只是叫我不能离开学校,听候上级处理。我心里想,要开除要劳教听便,我早就有了思想准备。

我回到原来的寝室,发觉我离开西宁时,留在床下一口小皮箱里的一些旧衣旧裤俱在,褥子、床单和被子也在,只是母亲陪嫁的红色缎子被面不见了。原来与我同住一屋的是一位姓常的会计,现在变成了那位一天到晚基本上不做事的拖拉机手。究竟是谁偷走了我的被面,不好乱猜,只好忍了。原来管农场的肖老师和常会计都调走了,听说肖老师调回了四川。现在这位拖拉机手成了校办农场的临时负责人。

前文说过,我一到农林学校便被安排在学生实习农场作农具保管员,此外,管农场的肖老师还叫我每天给工人(包括从河南农村来的拖拉机手在内)打考勤。这位拖拉机手自恃后台硬,一天到晚不见人影,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很不高兴地回答我:“我在修车”。第二天问他,还是回答“修车”。反正你怎么说我怎么填写。但总不能天天都说修车,后来他干脆说:“我在办公室上班。”肖老师看了考勤册以后,气愤地说,没有人安排他坐办公室呀,上鬼班!可能肖老师批评了他。他不敢在肖老师面前发气,认为是我有意为难他,因此早在那时便对我怀恨在心。

现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他成了农场的临时负责人,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要拿捏我这个听候惩处的右派分子,还不容易!他严厉地告诉我:“现在你归我管,从明天起,你跟工人一起劳动,不准离开学校一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我是“分子”,任何人都能管我,监督我,内心颇为泰然。

农场的几位工人,以前称我“曾老师”,现在被拖拉机手告知我是来劳动改造的,从此改口叫我“老曾”。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歧视我。姓张的工人组长说:“老曾,你是知道的,我们这几个工人都是从汽车站、火车站招募来的,有河南人、陕西人、山西人,我本人是青海人,都是些临时工,出来混饭吃的,叫我们哪天滚蛋我们卷起被褥就走人,我们都是苦命人。你以前经常见我们躲在棚子里瞎吹,从来没有在肖老师面前说过我们一句坏话,我们知道你是好人。以后有些农活你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休息。”我忙说:“老张,这里的农活我都可以干,我听从你的安排,以后请你多多指教。”

从此我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每天一起干活,一起吹牛。工人们休息的时候很多,跟川大校办农场的右派分子们一样,有时一屁股坐下去就是一个钟头。我和他们唯一的区别是,我和拖拉机手住的屋子要宽大些,不仅床比较宽大,而且办公桌椅和洗脸架等齐全;而工人们住的屋子则很挤,睡的是上下铺,连桌子都没有一张。但就连这一点区别,也很快被拖拉机手给取消了。

农场收获甜菜后,熬了不少红糖。有一天我发现拖拉机手的书桌上有一个木匣子,里面装了许多红糖。他经常喝红糖水,有时把稀饭端回寝室后,丢一块糖在稀饭里,笑眯眯的吃糖稀饭。我心里想,这是农场的红糖,是你偷来的,你都吃得,为啥我吃不得?因此有好几次当着他的面,我也打开木匣子拿糖吃。他虽然极不高兴,但又无奈我何。如果他敢制止我或骂我,我立即会把这事捅出去,我破罐子破摔无所谓,他却受不了。

但这位拖拉机手要整治我、排斥我,有的是办法。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我枕头下的《参考消息》不见了,是你偷走了吗?”

真是白天见了鬼!你大字不识几个,能读《参考消息》?我什么时候见过你的《参考消息》?我当即跟他顶回去:“哪个见了你的《参考消息》哪个烂眼睛!”

恰好那几天他正患眼疾,眼睛红得像兔子眼。他大骂:“你右派分子偷了我的《参考消息》还敢顶嘴!你搬到工人屋里去住,立即搬走!”我说:“你觉得我碍眼,要我搬走就明说,何必瞎编什么理由!”

说罢,我抱起被子和褥子就朝工人住的房间走。工人们对这位同样是农工身份的拖拉机手狐假虎威,早就看不顺眼。老张说:“老曾,那个姓何的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你是被他赶出来的吧?那个杂种有一天总会遭报应的!”

我还真没料到,搬到比较偏僻而杂乱的工人住房以后,好处多多。工人们每月定量30斤,虽然比干部、教师多了8斤,因为副食跟不上,照样吃不饱。好在农场的菜窖一直由工人们看管。菜窖里有许多洋芋,顺手牵羊不为偷,要想吃饱肚子太容易了。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偷偷地煮一盆洋芋,煮好后端回寝室,几个人围在一起吃得笑呵呵的。我搬到工人寝室后,每天晚上和他们共同享受一顿免费的晚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真是太美了!姓何的拖拉机手,我不恨你,还想感谢你!你大概想不到吧,老子比你吃得还饱!

有个星期天,政治处一位干部叫我随同传达室的老白,拉一辆架子车到农林厅下属的一个苗圃去装二三十盆盆景回校。这位姓白的传达原是农业部一位司局级干部,1958年初补划成右派后,发配到农林学校来监督劳动。除了收发报纸信件,每天定时摇铃一二十次,有时还要叫他做一些杂事。比如这个星期天,学校安排他和我到苗圃去装运盆景。

这位姓白的右派,在北京当了多年官,到了农林学校后,见人低一等,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195910月我到农林学校后,他不知道我的身份,每逢我的信来了,他都会笑嘻嘻的喊一声:“曾老师”,然后双手把信递给我。我一直很同情这位老人。

但是想不到今天他在我面前,突然又威风起来了,好像官瘾又发了,又可以发号司令了。我俩刚把空车拉出校门,他便用命令的口气叫我一个人拉。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可能有60岁了吧,空车本来就用不着两人拉。他跟在车后走,不时呵斥一两句:“走那么快干啥?是不是鬼撵起来了!” 好吧,我就走慢点吧。不久他又骂:“走快点走快点,像你这样磨磨蹭蹭的,回校连午饭都赶不上!”我还是忍了。走到苗圃后,他怕弄脏了手,像监工一样站在旁边,叫我一个人把所有的盆景抱上架子车。盆景没有放整齐,他也要骂。论年龄他算是父辈,我依然忍了。总共两三百斤,并不重,但回程的上坡路比较多,遇到拉上坡路还是很费劲的。他见我拉得满头大汗,始终不肯帮我推推车。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和身份,除了一忍到底,又能怎样?午饭前,我终于把车拉到了农林学校的大门外。

谁知这时他突然积极起来了,叫我让他来拉车,喊我到后面去推车。我原以为右派分子都是些不识时务的蠢人,现在才晓得右派中真还有精灵人,甚至人精。一个林子里真是什么鸟儿都有!进了学校搁下架子车,他见了路过的教职员,像鸡啄米似的不住地点头。他屁颠屁颠地爬上楼把政治处那位干部请了下来,问他这些盆景放哪里。更想不到的是,在政治处干部面前,我和他一起搬盆景下车时,他既不怕累更不怕脏,跑得比我还快,手足比我还麻利。

这个家伙真会挣表现!我想积点德,给他留一点面子,待政治处那位干部离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这才忿忿地对他说:“老白,你今天的表演很精彩,可以打满分!但在我眼里,你狗屁不值!但愿你不要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 老白鼓起一对金鱼眼,指着我:“你你你你你……”,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离开他时,我使劲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为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位右派感到耻辱。

又过数日,学校召开大会。以前开任何大会都不叫农场的工人参加,他们是入不了法眼的临时工,属于等外级。今天这个会,破例叫农场的工人一律参加。姓何的拖拉机手在会前屈驾亲临肮脏的工人宿舍,先把几个工人喊到一边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通知我:“曾祥麟,今天的大会你也要去参加,跟我们一起走!” 随即叫我走前面,他领着几个工人紧跟在我后面。

我有一个预感:给我一个最终了结的时候,今天终于到了!

走进大礼堂,老师和学生们已经在前面坐好了。拖拉机手领着农场的几个工人和我坐在最后两排。今天的会场气氛特别严肃,没有一个人说话,掉一根针在地上似乎都能听见。

这个中专校的校长像走马灯似的频频更换。195910月我到农林学校以来,更换的这位第三任校长上台后,一位身穿便服、提着手枪的年轻人随即上台站在讲台的后面。我很快认出,这位年轻人正是二十多天前将我从郫县看守所领出来的那位农林厅保卫处的干事。无须猜想,今天要逮人,我注定是主角,不是送劳教就是送劳改。

劳教和劳改,名义上不同,但实质上好像并无太大的区别。一个是行政处理,一个是法律处理,如此而已。

校长讲话很简短,直奔主题,大意是:今天我们学校奉上级之命要处理几个人,党和社会主义的王法,谁敢碰一碰,绝对没有好下场!几句开场白一完,就威严地大喝一声:“把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曾祥麟带上来!”

我一听叫我的名字,立即站起身大步向讲台方向走去。已走出四五步,只听拖拉机手在后面责备坐在我身边的工人老崔:“老崔,你是怎么搞的?!”又听老崔分辩了两三句什么。我很快走到礼堂讲台上,农林厅保卫处那位提着手枪的年轻人向右边指了指,叫我向右站。

待我站定后,校长又喝令把农学专业三年级一个上海籍男生带上来。这名男生在兴海县子科滩开荒时与我共住一个帐篷,我认识他。只见与他同班的另一位高大的男生双手夹着他的膀子把他押上台来,站在距我一两尺远的地方。接着校长又喝令把农学专业三年级另一位来自四川(今重庆)北碚的瘦瘦的文弱的女生,如法炮制押上台来。

这时我才省悟到,拖拉机手本来安排老崔将我押上台,结果我起身的动作太快,老崔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已经离开座位三四步了。我独自昂然走上讲台,像去领奖似的,这像什么话!我相信这位拖拉机手事后一定会挨校长的骂,而老崔因反应迟钝则一定会挨这位农场临时领导人的骂。这个不该失误的细节,50多年后的今天仍无法忘怀,颇觉有趣。

待我和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台上呈一字形站定后,校长这才开始宣读给予我们劳动教养的书面材料。送我劳教的原因是抗拒改造,逃跑回到四川,不思悔改,对党和社会主义一直怀恨在心。那位农学专业的上海籍男生,送劳教的主要原因是他经常闹肚子饿,对党的粮食供应政策不满,还偷吃食堂的馒头。而那位来自北碚的女生,则是因为到农林学校读书以来,一直心怀不满,觉得青海太苦寒,擅自逃回北碚后,继因无粮食和户口关系,无法在当地立足,又被迫回到学校,这是不服从国家分配的极恶劣的表现,不劳教不足以煞住这股歪风。

听了校长庄严宣读的惩处这位女生的缘由,连我都觉得很荒唐,甚至觉得极富喜剧色彩。我特别同情这位四川小同乡。如果说我是罪有应得,这位女生则是何罪之有?真是冤哉枉也!

散会后,被宣布劳动教养的我和一男一女两名学生,分别在监督下各自回到寝室捆好自己的行李,然后被农林厅那位提着手枪的年轻人押送到大约两三公里外的劳教人员集中地,听候下一步安排。

进了西宁郊区这个没有单位名称挂牌、不断有人送进来,又不断有人送出去的劳教人员中转站,算是尘埃落定,内心反觉特别平静。我们进去办完登记手续后,正赶上开午饭。坝子里站满了排队打饭的劳教大军的新成员,估计有两三百人。

我的劳教生涯,从此开始。时间是196010月。冬天,已经来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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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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