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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痛别西宁

此后,我唯一的希望是早一点离开海南回到西宁。只有回到西宁,才能考虑如何迈出第二步。这里离西宁接近300公里,由于农场生活极其艰苦,钱又不多,农林厅招募来的近百名工人不断有人冒着死亡的危险在晚上逃跑。周围数十公里内几乎看不到人烟,要想逃出去相当困难。因迷路几天走不出草原而累死、饿死或冻死的可能性极大。刚到子科滩便听人说,要想顺利逃出去,除非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然而不少农工顾不得许多了,有时一夜逃走四五个。他们逃走时,不仅卷走了农场发给他们的被褥和羊皮大衣,而且在农工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农工们人心涣散,人人思逃。

为了避免农工继续逃亡,两位王老师叫男学生夜里手执棍棒在工人住的几个帐篷外巡察。六人一班,每班执勤二小时。这次他们瞧得起我这个右派,叫我也加入巡察的行列。我心里想笑,我是五类分子,别人是贫下中农,我拿起木棒准备捉拿贫下中农,岂不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套!接连值了几天夜班,我们在明处,别人在暗处,一个逃亡者都没有抓住,想逃的农工照样逃。大王老师不住感慨:“这些人真没觉悟!”这位王老师从来不参加劳动,每天学生们出工后,他就躲进厨房里烤火,三餐饭像厨工一样尽肚皮吃,因而听了他的感叹,总觉有点滑稽。

幸亏农林厅领导英明,让两三百人在海南折腾了近两个月后,终于明白,此地海拔高达4000多米,实在太冷,无霜期太短,根本不适宜生产粮食,决定立即停办农场。像来时一样突然,有天晚上,大王老师突然向学生们宣布:“我们已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的开荒任务,明天农林厅将派车来,我们即将胜利地返回学校!”学生们听了高兴得又唱又跳,互相拥抱,一位男学生兴奋得把脸盆都砸了。

听王老师讲到“胜利”完成任务,又将“胜利”返回西宁,我直想笑。近三百名学生和农工,到天寒地冻渺无人烟的荒滩开了两个月荒,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还耽搁了几个班学生的学习,结果一无所获,纯粹是瞎胡闹,有什么“胜利”可言!这种混账逻辑只有吃政工饭的干部和王老师这类伪知识分子才推得出来!此时,我内心的喜悦并不亚于学生们,但是决不能流露出来。否则,又将构成一条新的罪名。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大约与我去海南开荒差不多同时,与我一起到青海、后被分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的同学邓光度,在草原上被狼吃掉了。民族学院在边远的什么地方办了个农场,学生和老师开了几车人去开荒。半道上汽车停下来让大家“方便”,许多人跳下车解开裤子就小便。邓光度想大便,考虑到车上有女同志,遂独自跑到远远一个岩石后面去大便。驾驶员和同行的老师都没有想到还有人没有上车,呼的一声车就开走了。晚上清点人数,才发觉少了一个人。有人想起半道停车时邓光度下过车,立即派人原路返回寻找。哪里还有邓光度,岩石附近只有斑斑血迹和残留的碎骨以及被撕破咬烂的带血的布片。他死得真惨!这笔账该怎么算?怪他还是怪什么人?这人又是谁?似乎没有人愿意往深处去想。

写到这里不由浮想联翩:在青海省人事局听侯分配去向那一天,如果挨着聂德胜坐的是邓光度而不是我,那么第二个填表的肯定是他,这就意味着,他将与聂德胜一起分到青海师院中文系,而我则会分到青海民族学院。这一来,他和我的命运都可能发生变化,至少他不会被狼吃掉,而我会不会走到想自杀这一步,也很难说。1983年读过香港作家刘以鬯的一篇小说《打错了!》内容是主人公已走出屋子准备上街赶某路公交车,忽然听到室内电话铃响,立即返回接电话。一听电话,不对头,原来是对方打错了电话。主人公耽搁了一两分钟,赶到车站时,前面的某路公交车刚刚开走,主人公只好无奈地等下一趟车。谁知前面很快传来噩耗:刚刚驶出的公交车在前面出大事了,死了许多人。主人公立即为自己接到一个打错了的电话而感到庆幸。这是阐释偶然性可以决定命运的经典短文。邓光度之死,若干年来让我不止十次二十次想起刘以鬯的这篇小小说。

话说回来,回到农林学校后,立即准备回成都的路费。在子科滩劳动期间没有叫我交伙食费,积攒了一些钱,回校后又提前领了7月份的生活费。此外有一条到西宁后买的绒裤可以卖几元钱,一二十本崭新的文学书籍(半数以上是文学名著)也可以卖一些钱。第三天上午即将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大挎包里悄悄提进城内。乱糟糟的大街上到处有人在街边变卖衣物。穿了一季的绒裤最先被人买去,后来又贱价卖了几本书。还有几本书卖不脱,干脆送给了想买而又舍不得掏钱的翻书的年轻人。衣袋里有了一百多元,足够了。赓即到新建成的火车站去买第二天回成都的火车票。将车票捏在手上看了又看,又高兴又悲伤。这意味着什么呢?不仅意味着即将告别使我如此灰心如此痛苦的青海,也意味着我即将永远告别本应充满光彩的烂漫人生。生命如此短暂,花蕾还来不及绽放便已凋零在凄风苦雨中,虽然年轻却不知道什么叫青春,实在是悲哀啊!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三毛的一句话:“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态。”多情而又才气逼人的三毛说的是真话。而那时我连明天都不敢想,一想便觉恐怖,哪里还敢想什么来世做一棵站成永恒的树,并且“没有悲伤的姿态”……

第二天是党的生日“七一”,也是我离开青海的日子,所以记得特别清楚。早饭后,刚把准备作为遗物带回家的一本日记和几本最心爱的书以及路上必需的毛巾牙膏牙刷之类收拾好,一位不速之客--农学专业二年级二班一位姓徐的惹不起的上海籍学生敲门进来了。在兴海子科滩农场我和他同住一个帐篷。此人是个锋芒毕露、言辞尖刻、特别喜欢发言的积极分子,我不得不时时对他防着三分。有一天晚饭后,帐篷里只有我和他二人,他忽然问我认不认识一位叫徐某的川大经济系女生。这个徐某是个相当活跃的调干生,解放初从上海南下来到成都,在报社工作,丈夫大概是四川工人日报的总编辑;她与我同属55级学生,一进川大就被任命为校广播站的负责人,1956年王地山到川大后,很快成为她的助手。我当然知道这个人。而且知道她的丈夫划成右派后,她很快和丈夫离了婚。

这位姓徐的上海学生说:“徐某是我嬢嬢,听说57年她也差点划为右派,我对你们右派是很同情的。” 我不知道他向我讲这些话是什么用意,不敢随便答白。没过两天,王老师刚将我那个月的生活费37元交给我,这个学生便开口向我借钱,还说了一句:“我理解你的遭遇,希望你也理解我的困难。” 这个人得罪不得,我二话不说,借了几元钱给他。我知道这钱是收不回来的,就算蚀财免灾,送你几元吧。

想不到刚回西宁,前天才领了7月份的生活费,他又借钱来了,说是有点急用,还差8元钱。他冷冷地盯着我,做出一付非借不可的样子,在我床边坐了下来。我常说我不爱钱,但是需要钱。现在正是我最需要钱的时候,一条七八成新的绒裤才卖了几元钱。除了路费,准备回家后给农村的母亲一点钱,算是对她老人家把我养育成人多少表示一点孝心。此刻我真是恨死了这个乘人之危、贪得无厌、又来向我诈钱的小杂种!

姓徐的学生见我好一阵没表态,阴阳怪气的补一句:“我知道你有钱,刚领了工资;我还知道你昨天在城里卖书,我请假进城打长途电话偶然看到你了。知识分子不会轻易卖书,莫不是你想离开学校吧?”我立即紧张起来,身上冒出来几丝冷汗。此人真像特务一样厉害,千万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大事。好在他开口不算很大,赶忙掏出八元钱给了他,同时说一句:“你不要瞎猜,我家里有人病了,必须寄点钱回家。”他接过钱后,慢条斯理地数了数,满意地向我道了谢,离开了。

火车大约十点钟开,必须赶快离开这里!八点钟全校师生员工在礼堂开会庆祝党的生日。会议已经开始了,扩音器里传来新校长讲话的声音。(两个月前找我谈话的贺校长,在我们从子科滩农场回校之前,又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赶下台了。也就是说,我到农林学校九个月以来,这个学校已经换了三个校长,真是可怕!)此刻不走更待何时!我背起挎包悄悄溜出了校门。到达火车站已快九点半钟。候车室相当混乱,眼睛四下一扫,没有人跟踪我,不由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终于做完了一场噩梦。

你太让我失望了,农林学校!再也不想看见你了,西宁!姓曾的不想做他乡之鬼,怀着满腔悲愤地走了,永不回头地走了……

头顶蓝天,面对苍茫的原野,我大喊大叫

196071日,痛别西宁到达兰州车站后,停留了几个小时。对兰州依然没有什么好印象,还是像去年那样乱糟糟的。大街上衣着破烂、东张西望、类似觅食、逃荒的盲流人员不少。我现在成了自由人,再也不想受谁的气,只要一天不死,我就要尽情享受一天人生最基本的自由和乐趣。

走到街边一家小茶馆,忽然想起十个月前与聂德胜等曾在这座城市的玉泉山公园喝过一次茶。以前在川大经常坐茶馆,到了西宁以后,终日惶恐不安,从未产生过坐茶馆的欲望,似乎也从未见到哪条街上有茶馆。今天我要翘起二郎腿在兰州再喝一次茶!

小茶馆内大概有四五张方桌。里面全是南来北往、南腔北调的匆匆过客。瞧见茶馆入口处有一根唯一空着的凳子,赶忙坐下来。接着,不再低声下气,而是大声武气地叫店主泡一壶茶。店主把茶壶搁在桌上后,用手上那张不知抹了好多张桌子的脏兮兮的抹布象征性地擦了一下桌子,收了钱,随即从围裙的袋子里摸出一支粉笔,在我脚旁写了几个阿拉伯数字。我神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见其他茶客的脚旁都写了阿拉伯数字,原来写的是客人落座后开始喝茶的时间。如果是十时十五分落座,脚旁就写着“10.15”,如果喝茶时间超出了一小时,要格外收钱的。在四川买一碗茶可以从早晨喝到晚上,中午要回家吃饭,可以给店主打个招呼:“茶给我留着,吃了饭我还要喝!”店主决不会有半句怨言。外省人常蔑称四川人为“川耗子”,认为四川人狡猾,现在看来真正狡猾会宰客人的,并不是四川人,而恰恰是貌似憨厚的西北人、兰州人。

眼看一个小时快到了,赶快离开茶馆,否则又要给一壶茶钱。缓缓悠悠返回火车站后,买了一个高价馍,在闹哄哄的候车室里,一边慢慢地啃馍,一边耐心地等待继续东行的下一趟列车。

车到宝鸡后,停留了整整一天。宝鸡给我的印象不错,不怎么像西北的城市,与四川的小城市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信步乱逛,在一家堂面很大的饮食店前,透过玻璃窗,见里面正在卖冰淇淋。我从未吃过这种东西,究竟是啥味道,死前尝一尝吧!记得进川大第一学期的元旦,学生会在女生院食堂隆重举办舞会的同时,在新会议室举办了别开生面的音乐欣赏晚会,一边播放交响乐,一边请西南音专(四川音乐学院的前身)的教师讲解音乐的蕴涵。那时农学院的三个系尚未划出川大,那天晚上,畜牧兽医系毕业班的同学在校园内醒目处张贴了几张用红纸写的告白,大意是:为庆祝1956年元旦,畜牧兽医系四年级同学愿竭诚为广大同学服务,特精心调制冰淇淋供应同学品尝。最后特别注明:“只收成本”。那天晚上,不少跳舞的、欣赏音乐的同学三三两两前往购买,边走边吃,吃得好香啊!我也很想去买一份尝尝,但告白并未标明具体价格,而衣兜里只有很少一点钱,很担心不够买一支冰淇淋,连价钱都没有勇气去问,怕丢不起那个丑。只能远远地望着冰淇淋销售点前的忙碌景象,随即怅然离去。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冰淇淋,不是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穷学生吃的。

今天衣袋里有的是钱,腰杆一硬,昂然走进饮食店,价钱都不问便叫了一份冰淇淋。究竟多少钱一份早已记不清,反正并不贵,最多相当于一壶茶钱吧。想不到其味如此鲜美,尝到第一口,便忍不住暗自赞叹:世间竟还有这么可口的东西!在市面上食品极端匮乏的1960年,连火柴都要凭票供应的1960年,在随处都有人因饥饿而倒毙街头、沟壑的1960年,在宝鸡居然能吃到此等仙品,实在难以想象。吃一份不过瘾,又买了一份,吃得自己都笑了。笑自己太土,笑自己对人间的美味实在太无知,脑子里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课本中常见的一句话来:“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在烈日暴晒的街头,很热,浑身脏得极不舒服,这才想起好久好久没有洗过澡了。打听到渭河就在城外不远处。真想见识见识在古代诗文中经常出现的这条著名的河流。岑参《见渭水思秦川》云:“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人流。”王维也有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出城步行二三十分钟即可望见很宽很宽的渭河。原以为这是一条奔腾咆哮的河流,走拢一看大失所望。现在已是七月,应该是丰水期,而渭河里的水却浅得只能淹过脚背,根本无法游泳。更想不到的是,河水浑浊不堪,说它是泥浆,一点也不为过。在四川从未见过裹挟着这么多黄土的河流。这大概是黄河流域特有的景观吧?黄河里的水如果像家乡的柏条河一样清清亮亮的,还会叫黄河吗?

既已来到河边,顾不得许多了,家乡有句俗话叫“脏水不脏人”,这个澡是洗定了。其时周围一两百公尺内不见一个人影,立即脱光身子,把衣裤和挎包全放在岸边草丛中,走到河中间搓洗起来。头顶高高的蓝天,面对苍茫的原野,忍不住一边搓澡,一边像发了疯似的,撕破喉咙狂吼起来,边吼边流泪。能够自由地叫喊和流泪,太幸福了!我放任地让眼泪滴落在浑浊的水中,任它向东流,一直融入大海的怀抱。河水虽然很浅,但它在满河石头的拦阻和碰撞下,不停歇地依然唱着美丽的歌声。我的天啦!我同样是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会如此之大?我有一双能够鉴别白天和黑夜的眼睛,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此刻却噙满了泪花。我的眼泪虽贱,但它绝不是水!我的胸膛里同样有一颗跳动的心,而心并不是一块可以任意践踏而不会哭泣的石头!土地如此辽阔,为什么一个连一颗小草都不忍伤害的人,一个无辜更无罪的人,却找不到一块立足之地,硬要把他逼到死角,逼向死亡?河里有的是嶙峋的巨石,只需头颅往上一撞,死亡比什么都简单。然而此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应当像河边的芦苇一样脆弱,我愤怒地想,哪怕全中国视我如草芥如寇仇,我也不应该轻率地放弃生命。我偏要活下去!我要睁大眼睛看世界,哪怕活得很窝囊也无所谓!我不相信天底下没有公道这个东西。有一句民谚叫做“人在做,天在看”,我不相信老天爷会永远闭上那双俯视众生的眼睛!

古人说,大笑无声,大悲无泪,大悟无言,而我今天却如此失态,不尽情发泄一通,好像会被闷死似的。这是怎么哪?我匆匆穿上衣裤,返回城里又乱逛了一圈。偶见一家像模像样的新华书店,下意识地抬脚迈了进去,这本书翻翻,那本书翻翻。奇怪,活到这个份上,连明天该怎么办都不知道,对书居然仍是如此痴迷。

当天晚上宝鸡的街头并不寂寞,随处可见被迫离乡背井的“盲流人员”,多得连派出所的干警都懒得去管他们。他们可能太疲倦,不少人已头枕小小的行囊,横七竖八蜷卧在已关门打烊的屋檐下。连住宿费都免了,这个睡觉的地方太理想了。把这个臭皮囊放在龙床上,叫做睡觉;如今像狗一样躺卧在无遮拦的蓝天下,难道就不叫睡觉?睡熟以后,省委书记与这些盲流又有什么区别?

我找了一处比较干净的墙角,从挎包里取出两张事前准备好的报纸,铺开躺下去,像其他盲流人员一样头枕着小小的挎包。我多么希望做个甜甜的梦,但是很快便像死人一样睡熟了,连梦都没有做一个,一直睡到天亮,睡到尿胀了才醒来。

愧对亲人

在宝鸡街头露宿了一夜,早晨醒来后,找不到洗脸的水,这道每日例行的程序就免了。在路边匆匆买了个馒头,喝了一碗面糊糊,嘴一抹,然后优哉游哉潇潇洒洒地踱到车站,重新登上直达成都的列车。

火车到达成都北站,好像是下午。大跃进开始后,父亲便被派到什邡峡马口去看守某单位的招待所(接待站),任务是看门、收发报纸带打扫卫生,已经一年未回过家。但三弟祥荣此时在成都读高中。因此出了火车站,立即步行到位于簸箕街的成都八中去找三弟祥荣。

成都八中的前身是市男中,解放前市男中的学生常罢课、闹学潮,很不好管。此时的八中,调皮的学生恐怕同样很多。这时是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们连肚皮都吃不饱,哪还有精神到操场上去跑去跳去打球,基本上都在寝室里吹牛、等开晚饭。很快找到三弟所住的寝室。他见到我既亲热又惊讶。我把他喊出寝室,告诉他,我不是请假回来,是偷跑回来的,并告诉他,我有一本日记和几本最喜欢的书,想交给他替我妥善保存。三弟毕竟只有十七八岁,不愿多想事态的严重性,连连说:“不要紧不要紧,马上要开饭了,金堂的大表姐(母亲的侄女,当时已40多岁,我们平时都喊她德君姐姐或大姐姐)就住在附近的红花巷,她的老二廖建华与我同班,吃了晚饭,我带你到她家去住。”

三弟知道我的肚子一定很饿,这天晚上,他不仅没有吃晩饭,还借了同学一张饭票,打了两份饭,叫我一个人吃。我说,我们打伙吃。他坚决要我一个人把两份饭吃完。并说,你别管我,我们经常互相借饭票,我会慢慢还给这位同学。当时我确实太饿了,过后才觉得我这个当哥的太自私,太不近人情,我吃了他两份饭,意味着他明后天还要饿一顿饭,真是于心何忍!三弟祥荣已去世七八年,至今想起那顿晚饭,仍觉心头挺难受的。吃完饭后,祥荣将我领到八中对面的红花巷10号大姐姐家。解放前大姐姐从金堂嫁到新都后,一直与丈夫关系不好,解放后二人长期两地分居,丈夫住新都,大姐姐则带着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在成都某厂上班)住成都。那时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大姐姐问明我的情况后,很慷慨地说:“你先在我这里住几天再说,我吃啥你吃啥,我们都是苦命人,不要怕!”

在大姐姐家住了好几天,基本上早晨喝一碗稀饭便进城瞎逛,好像想搜寻当年遍布全城的脚印。我十二三岁便读巴金小说,最仰慕的作家是巴金,听说巴金的故宅在北门东珠市巷,有一天专程去寻访巴金故居,在东珠市巷口,便留心观察哪一个双扇大门里可能是巴金的老家。东看西看,走完一条巷子,觉得都是“小家巴式”的小宅院,没有哪一家像李家大公馆。我很失望。第二天在省图书馆查到,东珠市巷是巴金家的后门,正门在正通顺街。我又赶到正通顺街去寻访巴金旧居,结果还是没有发现一家比较像模像样的公馆,只好失望而归。

有个星期天我还到五世同堂街成都二中去了一趟,学校里几乎见不到一个人,我从操场转到紧靠校园围墙的原高三十四班丙组的教室,还是我读二中时那个老样子。教室门没有关,我到右边第一排当年我的老位子上去坐了十来分钟。那时我比现在还穷,衣服裤子上上下下好几个包包里,可能摸不出一分钱来。然而那时每天都过得非常快乐。想到这里,眼里已满是泪珠。今天不是昨天,赶快走吧。

我最不想去的是川大。然而最不想去的这个地方,有一天终于横下一条心,觉得有必要再去看它一眼。其实我不是厌恶这个美丽的校园,而是害怕见到任何一个老同学。在川大校园里,我低头走路的时候多,抬头观望的时候少。胡乱溜达了一圈,与一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幸好没有见到一个故人。像贼一样匆匆忙忙的,灰溜溜的,赶快溜出学校大门。在锦江边,靠在柳树上,我凝望着肮脏的江水,脑子里一片空白,禁不住又悲从中来。

我在成都浪荡了好几天,或到书店、图书馆看书,或到草堂寺、武侯祠、人民公园喝茶,肚子饿了,或买高级点心(两元钱三个),或到北门去吃郭汤圆卖的高价白糖稀饭,或花一元钱买一包煮玉麦(包谷),或到春熙路附近去吃两角钱一碗的活汁粉。有一天,忽然发觉衣兜里的钞票愈来愈少了。糟糕,我真是个浑人,回到郫县老家,至少得给母亲二三十元钱吧?我在大姐姐家虽然一般只是早晨吃一碗稀饭,但现在粮食这么紧张,稀饭也是饭呀!再住下去,大姐姐非下逐客令不可了!她家把几个抽屉掏空,恐怕也凑不够十元钱,我总不至于脸比城墙倒拐还厚,还要张口向人家借钱吧?何况她是一个扫地出门的地主,一个住棚户区、贫民窟、靠糊纸盒谋生的穷人!

然而现在,我真的成了想上吊也找不到一颗大树的人。忽然想起成都二中的好友朱远春来。听说他在成都化工厂上班,现在我已无路可走,只好厚起脸皮去碰碰运气,看这位老同学能否拉兄弟一把。我忐忑不安地一路问到成都化工厂。那时化工厂并不大,我问传达,厂里有个朱远春吗?他连说“有有有”。几分钟后,朱远春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他的身体状态很好,虽仍然很瘦,但一如当年,瘦得很有精神。他读二中时,打篮球非常灵活,一直是校队的主力边锋。高中毕业时,他因学习、品德、家庭成分俱优,已内定为留苏预备生。所有同学都没有料到的是,他未通过体检关,查出肺上有毛病,连报考大学的资格都被刷掉了。同学们都为他惋惜。我进川大后,与一位同学曾到他家看望他,希望他安心养病。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虽身处逆境,但并不绝望,相信会战胜疾病,有一天一定会进入大学的课堂。1958年他的肺结核已痊愈,一心要再考大学,可是那时成都新办了许多工厂,急需大量工人。他拗不过用人单位反复做工作,很不情愿地进了成都化工厂。是金子哪里都会发光。借用安徒生童话中的一句话来说:“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此时他至少已担任班组长或技术员的职务。见面后,我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从青海偷跑回来的,简单寒暄几句,我直奔主题,问他能不能借二三十元给我。那时的二三十元不是小数字,是半个多月的工资。朱远春二话不说,一会儿就把三十元钱递到我手上。以后许多年,我一直交霉运,这笔钱想还也还不起,后来还得起了,我又还不出手了。但这份情意,我是一直记在心里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经常相聚,我一提起这件事,已当成都化工厂常务副厂长的远春兄总是说:“你又来了!”

回头再说,借到钱的第二天,我便告别大姐姐和三弟祥荣,步行(当时成都到郫县的班车已停止营运)回到60里以外的郫县古城乡五大队三队。其时家里只有母亲、妹妹(12岁)小弟(10岁)三人。此外,在双流工作的姐姐已有两个孩子,三岁多的大女儿小玲留在双流自己看管;不到一岁的儿子(小名利子)则送到郫县娘家由母亲和妹妹轮流照看。此时利子刚学会摇摇摆摆地走路,我回家后,又多了一个常常抱着他转田坎的舅舅。别人家的游子归来,风风光光的,而我从青海归来,却让家里人蒙羞。

母亲终归是母亲,她把悲伤藏在心头,并未抱怨我一句。三年未见到儿子了(五七年夏天我回过家,回校即被划为右派。以后的寒暑假期几乎全在学校劳动。五九年分配工作前一二十天可以回家,但自己是臭右派,实在羞于回家见家人和乡亲。)现在见儿子已少了两根手指,挺难受的,她反转安慰我、开导我:“你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再说。下一步还是要回西宁,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你根本别想生存。西宁再可怕,你都要咬紧牙关活下去。茅厮头的篾片都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你还年轻,千万不要寻短见。”接下来又告诉我,小侄儿利子从双流带有口粮来,我们还可以落一点零花钱,你姐姐和姐夫对我们一直很好。你爸每月也要寄几元钱回来。你只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又说,同院的陈幺哥听公社干部说,你姐姐工作的双流县,有个380人的大食堂,从年初到三月近百天内,社员们只吃过三次稀饭,平时尽吃青菜萝卜。陈幺哥还说,红光公社一个亲戚告诉他,他们公社死了好多人啊,其中有个生产队不到400人,死了140多人。妈说,目前我们生产队的食堂还算不错,每天一个人有六七两米(16进位旧秤,约相当于新秤四两米),有时“五折一”搭点玉麦包(包谷)或洋芋。(所谓“五折一”,指的是五斤洋芋或五斤包谷折合一斤大米),不像附近有些生产队的食堂早就无米下锅了。你妹妹很懂事,几乎一天三顿都由她到食堂去端饭。我们家三个人的饭,端回家后可以多加点菜叶子,倒进锅里煮一煮,我和你弟弟妹妹一人匀一点给你,三个人的饭四个人吃,活得下去,不会饿死人。有些社员家里全是大男子汉,还要干活,那才遭孽啊,这点饭还不够他们填牙缝。因此最先死的,往往就是那些牛高马大的男子汉。

(二十多年后我调到县志办工作后,接触了许多史料,得知1959年红光社大量虚报产量,致使这年红光管区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交了征购,秋收后不到两个月就现了惨相。到19601月,管区食堂全面停伙断粮,有些院子的农民全部死绝。在李井泉指示下,19608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老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一律不予兑换,全川那么多老百姓珍惜如命的4800万斤粮票全部作废。姐姐从双流带回乡下养育儿子刘利的好几斤旧粮票同时遭殃,瞬间成为废纸。饥饿的城乡居民雪上加霜,使天府之国又新增了一批饿殍。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批斗,一家人遭遇很惨。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二儿子李明清受他的株连,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来他复职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人向他汇报了儿子死亡的情况,他听完后默默地回到房间,把门关上,当晚连饭都没有出来吃。四川人说,你李井泉死了一个儿子就痛苦成这个样子,而大饥荒时,饿死了无数四川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你怎么毫不动心?)

话说当时城乡差别很大。在农民普遍挨饿的时候,成都有些大企业职工的粮食定量仍然很高。三弟祥荣曾说,他在成都八中读高二时,弄到量具刃具厂几张饭票,恰逢仲明哥(姐夫)从双流到成都八中去看他,他问仲明哥:“中午想不想到刃具厂去吃一顿饱饭?不过从这儿到刃具厂有点远。” 仲明哥说:“只要能吃饱肚子,走两个小时都不嫌远。”二人到刃具厂职工食堂后,果然凭票随便舀饭吃。每忆及此,总会产生一些联想,生产粮食的农二哥在工人老大哥面前,确实只有垂涎三尺的份。

回家后,我想给母亲30元,她一分钱也不要,说过几天我回青海还要用不少钱。我无话可说,唯有暗自惭愧,我不仅无力帮助家中老小渡过难关,反而还要倒刮他们,于心不忍啊!落难到这个地步,在渭河中面对苍天的勇气和豪情早已消失得不见踪影。真是死也难来活也难。

还有个二弟祥文,我还没有交代。二弟祥文比我小两岁半,19589月,在位于犀浦附近的农机校(全称为四川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后来相继改建为四川省农机学院、四川工业学院,最后扩建为西华大学)刚升入三年级,学校便开展社教运动,事前便决定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惩处一批学生。该校约有一千名学生,也就是说,约有五十名学生要被清洗,有的开除,有的强迫退学。结果有五十一人被划为“四类学生”。二弟祥文不幸名列其中,旋即以“该生操行成绩不及格”为由,被勒令退学,送回农村劳动。

(后来我才知道,在反右派运动浪潮席卷全国之后,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中国历史上首开大规模迫害未成年学生的先例。1958年,他决定在本省--后来推广到全国--中学毕业班和中专、中师学生中搞一次社教运动,将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排在第四类的学生,一律打入另册。有的开除学籍,甚至送劳动教养;有的勒令退学,送回农村监督劳动。1989年春天油菜开花时,我曾在成都金牛区养鸡专业户杨学用家与周克芹同桌吃饭,周克芹在饭桌上说,1958年他在成都农校读书时,就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卖油娘子水梳头》,在社教运动中被划为四类学生,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些“四类”学生,没有右派的名分,20年后连“平反”、“改正”都轮不到他们,最多补发一张毕业证了事。故有学者著文慨叹:有关中学生、中专生的这一段历史,似乎已被世人彻底遗忘了。)

话说1959年四五月份,本生产队有个姓G的回乡中学生叫二弟到他家去见一个人。此人来自县城,叫钟××,是G的初中同学,那时在成都工学院读书,是右派。不到十分钟,队上喊出工了,二弟迅即离去,二弟与工学院那个右派学生仅是初次认识而已,最多说了三四句普通应酬话。过一段时间,邻居G第二次叫二弟到他家去会见姓钟的右派。没有聊上几句,姓钟的就赤裸裸地煽动说:“我们到西藏去讨个少数民族姑娘,以后利用这个女人组织少数民族反对共产党!” 这个姓钟的真是胆大包天,吓了二弟一大跳,二弟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忙说:“算了算了,我不干我不干!”说罢迅速离去。以后他既没有见过这位姓钟的,也没有联系过其他任何人。

原来,这位姓钟的工学院右派是个有心人,立功心切,故意设了个圈套,想让这两个回乡务农的年轻人往里钻。二弟虽断然拒绝,姓钟的却不予理会,回到县城后,仍按原定计划向公安局报告:古城公社有两个回乡务农的中学生,家庭成分不好,对社会不满,密谋组织暴动。

这在郫县可是一件天大的事。不久,二弟和隔壁院子的G同日被逮捕。195912月,法院以“组合暴动”的罪名,判G徒刑11年;刚满20岁的二弟被判七年。19607月我回家时,二弟正在石棉矿服刑。这两位被“朋友”栽赃陷害的无辜者,直到20多年后的1985年,县人民法院才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宣布二人无罪。此时,二弟已是40多岁的中年汉子、标准的老鳏夫了。青春,已默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连一声叹息都没有留下来。

解放前父亲买过一套蝴蝶装古版《绣像聊斋志异》和《绣像三国演义》,落难回家期间想找来看看。母亲说:祥文被捕时,公安局来了几个人在几间屋子里东翻西翻,什么罪证都没有查到,临走时见桌上这两套古版书很精致,插图也好看,就顺便拿走了。还有一套残本《绣像东周列国志》,可能他们觉得这书名气不大,又缺了两本,拿起来翻了翻又扔回桌上。后来二弟对母亲说,被捕之前,他在书箱里放了将近20元钱。母亲说,搜查结束后,她只见书箱里还有几本破书,并未见到一分钱。

我回家后,除了偶尔抱抱小侄儿,基本上无事可做,常读解放前父亲用三石大米买的三大本《辞源》。现在有了《东周列国志》,打发时间就更不用发愁了。

最困难的19591961年,农村偷盗农作物的现象极严重。地里的洋芋成熟了偷洋芋,红苕成熟了偷红苕。社员偷吃农作物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谁都不认为是耻辱。农民常说一句脏话:“胆大日龙日虎”,挨饿的主要是胆小怕事的人。

一日,我抱起一岁的侄儿到院子外面闲逛。院子右边有一条过路田坎,田坎的两边都种着玉米,玉米杆已长到一人多高,玉米已经挂须,快要收获了。我一只手抱着侄儿,一只手撕开玉米壳捏了捏,吃煮玉米不老不嫩,刚好。周围不见一个人影,我很想扳一包,只需三四秒钟,扳下来就藏在怀里,有小侄儿打掩护,根本不会被谁发现。但还没有下手,心就咚咚咚的跳起来了,有贼心没贼胆,想了想,算了算了,千万别惹些事来摆起。

土改时我们家留下一间瓦房、七间草房。现在常住人口只有三人,空了几间屋子。那时生产队可以随便征用任何一家的房屋。我所住的寝室的隔壁,是一间被生产队征用的空屋,屋里堆放了许多洋芋,保守一点估计,不会少于一两千斤。我的寝室与堆放洋芋的屋子是相通的,门闩在我所住寝室这一边。我很奇怪,生产队的干部怎么这样放心,就不怕我们家的人偷洋芋吗?我把这边屋里的门闩抽开,把门轻轻一拉,房门就打开了,眼前全是洋芋。然而还来不及高兴,猛然发觉屋那边的门上是贴了封条的。赶紧把门闩闩上,但封条已被撕破了。这下子糟了,黄泥巴落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我把这情况向母亲说了。她也吓住了。怪只怪自己太孟浪,这天晚上一夜未睡好觉。

第二天是星期天,三弟祥荣从成都回来了。我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出事了,我不了解情况,不知堆放洋芋的屋门上贴了封条,我一拉门就把封条撕破了。三弟虽然年龄不大,但在曾氏弟兄姐妹中,脑瓜最灵活,点子最多。他走到堆放洋芋的屋门口,站在牛肋巴窗子外向里望了望,立即有了主意。连说两声:“不要紧,不要紧,有办法,有办法”。他随即从屋里拿出一把农村常用的刷墙壁的刷子,绑在一根四五尺长的竹竿上,家里还有少许做布鞋用的浆糊,立即用手指将浆糊均匀涂抹在刷子上,然后将竹竿连同刷子从牛肋巴窗子的缝隙里伸进去,用刷子轻轻托住撕破的封条,顺势往门上一刷,封条基本上就复原了。我和母亲悬着的一颗心,立时大松了一口气。这时候三弟才想起,既然封条都撕破了,在刷好封条之前,应该拿个撮箕进去偷两撮箕洋芋出来。我和母亲忙说,算了算了,不出事情就谢天谢地了。

在家里住了七八天,虽然母亲和弟弟妹妹对我很好,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赖在家里了。决定次日走!当天晚上,我在《辞源》某一页上写了十来个字:“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读至此页。呜呼,惟悲惟痛!”这部《辞源》后来一直由三弟保存。他在古城中学退休后,准备把这三本父亲遗留下来的《辞源》交给我保管。我说:我已有《辞海》,这部《辞源》仍放在你家吧。三弟不幸于2007年初因癌肺早逝,但不知这部封面已脱落的《辞源》,是否早被侄女们当做垃圾扔掉了?

次日吃早饭时,妈说,今天你要走几十里路,硬要把她碗里的菜叶子稀饭刨一半给我。我说:“妈,我在家住了好几天,吃了二十多顿饭,你们本来就吃不饱,回家后我还要从你和弟弟妹妹的口中夺食,已经有愧,如果今天你硬要让我把你的半碗稀饭吃了,我会遭雷打的!”妈不再说什么,只见她匆匆进屋拿出三张四川粮票来,动情地说:“你路上要用粮票,现在家里还有三斤粮票,你拿去吧,是你姐姐带回家的。”随即将粮票不容分说地塞进我的衣袋里。我知道这粮票是姐姐给侄儿刘利买米的,当然更不能要。

这时侄儿醒了,在床上哭。妈赶忙进房间抱起侄儿并给他穿鞋。我立即跟进房间将三斤粮票悄悄放回连二抽屉里。饭后,妈抱着侄儿把我送到院子门口,该告别了。妈说:“回到青海后,如果那些人要霉整你,实在活不下去你就辞职回家,记住把户口和粮食关系拿回来。当农民又怎么?隔壁院子的龚光俊和詹姆姆(四类分子)以前都是有头有脸的街上人,龚光俊还是教师,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活得下去,你为什么活不下去!”

母亲一向很软弱,此刻,我觉得她骨子里其实并不缺少坚强。我摸摸睁着两只大眼睛望着我的小侄儿的脸,对妈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我转过身,面向熟悉的村道。这条村道弯弯曲曲,很古老,很窄,但可以通向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此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悲壮的勇士。我很想和谁搏斗,但我看不见这个“谁”在哪里……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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