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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我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

195999日,分到西宁的四人--聂德胜、肖玲、邓光度和我--一起去火车站办了行李托运手续。10日上午启程。车到与陕西交界的阳平关,停留了三分钟。记得川剧有个折子戏的戏名就叫《阳平关》,剧情大意是黄忠斩夏侯渊后,曹操闻讯大惊,亲率大军至阳平关报仇,后来黄忠与赵云联手杀退了曹军。想下车去看看阳平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下车一看,好像地形地势都说不上险要,颇为失望。但见站台上每一节车箱旁,全都一堆接一堆摆满了油亮油亮的柿子,而且个头不小。农民们拼命叫喊着:“一毛钱十个!一毛钱十个!”太便宜了!几乎是在送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真是物贱伤农啊!几年没有吃过柿子了,当即掏出一角钱买了十个大柿子,双手捧着抱在怀里上了车厢,我们年级分到青海的四人,一人吃了两个,都说肚子都吃胀了。我这才知道,阳平关不仅是古代兵家争夺的要地,而且是著名的柿子之乡。

车到宝鸡后,去北京的三四十名同学 ( 几乎占中文系55级毕业生的一半!)继续前行;到新疆、青海的十多位同学则必须下车换乘去兰州的列车。到达兰州已快中午。我们去青海的四人在聂德胜带领下,先在车站附近找旅馆住下,然后上街吃饭。街上的气氛,路人的衣著,店铺的摆设,还有入耳的语音,使我平生第一次有了“异乡人”的感觉。我们接连走了七八家馆子,没有一家卖大米饭,所有馆子都只卖“馍”。第一顿饭便让我们明白了,在生活上,从现在起,一切都得从头适应。勉强走进一家乌黢黢的实际上并不卖饭的“饭店”坐下来,每人要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大约四两粮票一个的“杠子馍”(长长的青稞面馒头)。生下来还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只觉得有点塞喉咙,吃了一半便不想吃了。进饭馆讨吃的乞丐很多,顺手把大半截馍给了一个肮肮脏脏的、不知来自何地的逃荒的老头。

饭后,有人提议到玉泉山公园去玩。边走边问,弯弯拐拐走了好久才到达目的地。好像中途曾路过兰州大学,校门很大,朝里一望,觉得空空荡荡的,绿化程度与川大比起来,差得太远了。但玉泉山公园的景色却很美,与街头的荒凉形成鲜明的对照。走到一个茶亭前,聂德胜说,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四川茶馆里的桌子一般比较小巧,坐的是竹圈椅,而这里的茶桌却是吃饭用的大方桌,坐的是高高的长板凳,觉得很不习惯,甚至觉得十分别扭。“来四碗茶!”聂德胜喊了一声。茶来了,不过不是四碗,而是四壶。在四川喝盖碗茶很高雅,可以叫“品茗”,现在来到西北,连喝茶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只能叫“解渴”,大家相视而笑。

第二天早晨上车继续西行。那时兰青铁路只修到进入青海境内不远处的享堂。中午在享堂下了火车。车站旁的大坝子里到处堆着与柚子差不多大小的“打瓜”,大家都没吃过这种东西,一人买了一个。谁知卖瓜的农民强调说,这瓜不能带走,只能马上剖开就地吃,必须把瓜籽留下。又遇到了稀奇事。入乡随俗吧,稀里糊涂啃完瓜,瓜汁跟着嘴角流,味道跟西瓜差不多。(据树德老同学孙天健介绍,“打瓜”是西瓜的同类,瓜子较大,瓜子边缘和中心呈黑色,二者之间有一黄褐色环。种植此瓜之目的在于取瓜子,市售“黑瓜子”即是此物。故而卖瓜者必然要留取瓜子,有时甚至请人免费吃瓜——帮忙取出瓜子。)

到达汽车站后,发觉准备换乘汽车的人极多,购票处拥挤不堪。一眼看到“赴青海大专学生接待处”的牌子,聂德胜忙去联系,很快拿到四张去西宁的汽车票。在这儿遇到化学系55级一男一女两位同学。挤上汽车后,化学系那位身材修长、皮肤很白、嘴巴很甜的姓李的女同学首先自我介绍,并希望中文系的大哥们多多关照。她坐在我们后面一排,从提包里抓出一把糖,从后面伸出手一人给了几块。刹那间脑子里跳出一个问号:我们中文系的十几个右派经常在校园里挑粪,她应该知道我是右派,她的手伸到我面前会不会突然缩回去呢?她没有,同样给了我几块糖。我们这些右派已习惯了见人矮三分,现在化学系这位李同学平等待我,没有把我排除在同学之外,内心对她的感激差点使人落泪。糖含在嘴里甜甜的,一路上的景色却是酸酸的。车窗外,几乎看不见绿色,树和青草好像全都消失了,满目黄土,给人以关山重阻、无限苍凉之感。

车行三四个小时,终于到达西宁。一下车,裹挟着泥沙的冷风迎面扑来,眼睛都不敢睁大,砸得脸极不舒服,使我们对西北又多了一层认识。城外街道的两旁多为低矮的土屋。快进新城区的时候,一幢占地面积很大的土砖三层楼房赫然耸立在眼前。有人说,这是有名的湟中大厦,是解放前青海王马步芳的军部。我们边走边问,向北大约走了三四条小街,到了省人事局招待所。

先期到达这个招待所等待分配的大专毕业生,约有一两百人,听口音不少是南方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六天。闲得无聊,每天都进城逛一圈。只有一条大街修得还算整齐,多少有一点省城的味道。肖玲上过解放军战场,是退伍军人,长得很帅气,和化学系那位姓李的女同学好像很谈得拢,随时都听到二人的笑声。聂德胜背地里说:“这个肖玲,他是有老婆的人,一出门就把老婆忘了!”我听了报以一笑,不便插嘴。

有一天,接待站的人给我们拿来几张表,要我们填写工作志愿。本来我对教书极不感兴趣,可是想到教师每年有寒暑二假,假期可以回四川,便毅然在“教育”栏内划了一个勾。在青海这个地方,聂德胜、邓光度与我一样,觉得到学校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肖玲希望到行政单位。

终于得到通知,叫聂、邓和我到省人事局去听候分配。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我们进去时一个人都没有,原来干部们都在开会。几分钟后,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进来了,好像是一位处长,问我们来自哪个省、哪所学校,学的是什么专业,然后给领队聂德胜一张表,叫我们逐项填写。聂德胜先填,填好后交给坐在他身旁的我填,我填完后再传给邓光度填。表格上,只有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哪所大学毕业,本科还是专科,是否党团员几项。在“是否党团员”项下,聂德胜填的是“团员”,我自然只能填“否”字。并无“受过何种处分”或“是否右派分子”一项,谢天谢地,这个内容就免了。

那位处长模样的干部看了我们填写的登记表,按表上姓名的顺序安排我们的工作,不动声色地说:“谁叫聂德胜?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差教师,你愿意去吗?” 聂德胜高高兴兴地回答:“愿意”。那位干部接着又说:“谁叫曾祥麟?师院中文系不止差一个教师,你也到师院中文系去,怎么样?”在青海,师范学院是最高学府,相当于四川的川大,能分到这个学校简直太理想了,立即欣然回答:“愿意去”。接下来那位干部指着邓光度说:“邓光度就是你吧,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需要教师,你愿去吗?”邓说:“愿意”。就这样几分钟之内,我们三人的去向便定了下来。

当天中午,聂德胜叫我和他一起到省人民政府去会他的一位战友,向战友报告已如愿分到青海师院的喜讯。这位战友在政府机关食堂买了四五份或蒸或炖或红烧的牛羊肉,请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而此时,盛产牛羊的青海省的大大小小的饭馆里,已基本上见不到牛羊肉。

次日,聂德胜和我一起到师院中文系去报到。那时师院校舍尚未全部竣工,中文系暂时设在实验中学内。听聂德胜说,去年历史系毕业的一位既会唱歌又会弹钢琴的高个子女生、曾经大受张时雨赏识的学生歌舞剧团台柱潘达钧,就在这个中学教书,言下颇有惋惜之意。

师院中文系系主任姓聂,山东大汉,60岁左右,黑黑的,样子很像张默生。他先对聂德胜说,我们中文系教师不多,过一段时间你可以上一点现代文学方面的课程。接着又转向我说,你和他一样,准备一段时间再开课。我很高兴这位聂主任说话很干脆,直奔主题不兜圈子,但一想起自己的身份,心里总觉有点不踏实。我鼓起勇气问他知不知道我是右派。他露出惊讶的样子,显然他不知道。我又说:“在川大,右派是不能上课的,我能否到学校图书馆或中文系参考资料室工作?”他略加考虑后说:“那里不需要人,你到师院附中去吧!”就这样我被他一脚踢出了师院,心头很不舒服,顿生失落之感,怏怏回到了住地。

第二天,在城内喊了一辆三轮车,将行李由省人事局招待所拉到师院附中。附中在师院附近,距城区约有五六里路。那时路还未修好,多数是弯弯曲曲的泥土路面。沿途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建筑物,包括正加紧施工的青海医学院。三轮车一直骑进附中校门内。我到学校办公室说明来意后,立即有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教师过来帮我提行李。校门内第一栋楼房的底层是各种办公室,上层是教师寝室。一人一室。安排我住的屋子是新的,钢丝弹簧床是新的,书桌、洗脸架也是新的。两位教师非常热情,男青年先作自我介绍,他是北师大分来的语文教师,好像姓肖,又指着女教师说:“她叫王秀兰,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去年毕业分配来的,现在是语文教研组组长。”他们对我愈是热情,我愈是感到不安。他们多半不知道我是右派,一旦知道了又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我呢?不主动说明自己的身份行吗?心里很矛盾,很难受。

晚上,有人敲我的寝室门。来人是教研组组长王秀兰。王老师年约二十七八岁,大个子,很有风度。她笑嘻嘻地坐在书桌边一根木凳上,先问我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她帮助解决,然后告诉我:“我们附中的教师都是从师院拨过来的,都是本科毕业生,有复旦和南开的,有华东师院和北师大的,现在又分来你这个川大本科生,我们欢迎你。附中的师资力量很强,而且人很多。现在高一初一各有一个班,随便你教哪个班,只教一个班就行了。”说罢,她拿出两本语文书让我看。我想,我从未教过书,先教初中可能压力小一些,便告诉她,我教初一这个班。她将初一的语文教科书给了我,并说下周一开始上课。

这时我才想起,她肯定像师院中文系的聂主任一样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应当告诉她,否则将来我会非常被动,别人会指责我有意隐瞒身份。我说:“我是右派分子,你们知道吗?” “哦……”她长长地“哦”了一声,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我追问一句:“我这种身份的人可以上课吗?”“这事我做不了主”,她说“我这就去向校长反映你的情况,看他们怎么说。”

此后三四天内,没有人理睬我,好像附中没有我这个人。白天,我不是关起房门在寝室里看书,就是进城到省图书馆去看书。只有埋头在书本上,才能暂时忘却目前这种极为难堪的处境。

国庆十周年是个特别隆重的节日。国庆节前一日。师院组织上千名大学生到附中的大操场演练节日进城游行的方块队,附中的七八百名师生紧随师院学生之后。有人通知我加入附中教师的队列。我夹在老师们中间有一种心虚的感觉。我怀疑通知我的老师是不是又搞错了,他很可能又不知道我的身份。我真是尴尬极了!

只见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辆敞篷大汽车,车上有两名好像是学校体操队的健壮的男生,各扛着一面迎风招展的国旗,另有三名上身只穿一件背心的男生,共同托着一名同样只穿一件小背心、大半个背都露在外面的女学生。女学生的造型为下蹬弓箭步,双手高高地擎着一支火炬模型。这时西宁的天气已比较冷,跟在汽车后面的学生和教师,已普遍穿上了厚厚的毛衣。风,裹着泥沙不住地吹,我真佩服汽车上这几名学生的胆量和勇气。同时我还联想起,1956年“五一”节川大学生进城庆祝游行时,我们年级甲班一位姓朱的女同学因为穿了一件稍稍有点“透”的很洋气的花衬衫,后来受到本班一位男同学的公开指责,那位男同学板着脸批评说:“那天朱××同学穿的那身很张扬很大胆的衣服,叫我想起了丁玲笔下的莎菲!”其实朱同学那天连肩膀都没有露出来,只不过衣服的面料比较薄而已,天不会塌下来,这位男同学实在没有必要生气。如果这位男同学今天见到青海师院露着大半个背的女学生,他会气成什么样子?很难想象。原以为西北的人比较保守,现在看来,四面被大山包围的四川人,可能眼界更狭窄、更封闭、更保守。

次日早饭后,附中所有的教师每人领到一份中午的干粮,说是游行队伍午后才能返校。我领到一份干粮回到寝室后,反复考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人家不清楚我的身份,未必自己也不清楚?我究竟该不该去参加国庆十周年大游行?万一在游行途中有积极分子把我轰出队伍,怎么办?想来想去,最后的决定是:这次游行我不能去。反正附中的教师基本上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何必尴尴尬尬的去凑这个热闹。我为自己没有去游行,过后也没有人因此而理抹我感到庆幸。

大约104日,附中办公室一位老师通知我到省人事局去重新分配。不奇怪,全在我的意料中。去省人事局的路上,我下定决心不再去任何学校,学校不是我待的地方。省人事局宽大的接待室里,只有一位中年干部,我将报到通知给了他。他客客气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握手,说了声:“曾祥麟同志,请坐!”

好久没有人叫过我“同志”了,真有点受宠若惊。他要我到省农林厅去报到,说是农林厅办了一所农林学校,该校需要教师。我坚决地说:“我这种身份不适合教书,除了学校,随便到哪个单位都行,就是去烧开水打扫卫生也行。” 那位干部虽然仍很客气,但态度却很坚决:“现在青海最缺的是教师,我们研究过了,你到农林学校,不好再变了。这所学校在西山湾,将来是西宁的城中心,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知道犟不过他,再说也无用,不得不接过介绍信,灰溜溜地离开了办公室。

此后我赖在附中继续住了三四天,实在不想去农林学校报到。大约十月七日或八日傍晚,一位我不认识的可能是总务处的工作人员,推开我的房门后,用命令的口气说,你马上搬出这间寝室,新调来一位教师要住这间屋子。说完就走了,不容商量,显然是在赶我走。

都这个时候了,天都快黑了,我朝哪里搬?我忍气吞声,胡乱将行李卷起来,提出寝室丢在宽宽的宿舍过道上。那天晚上,我腾出的这间寝室,并没有那位“新来的教师”住进去。我又气愤又悲伤地在黑暗阴冷的过道上睡了一夜。这天晚上,我对“凄凉”和“人间冷暖”有了新的体验。记不得那天晚上我是否做了梦,如果做了梦,肯定是个咬牙切齿的梦。

第二天早晨,连早饭都不想吃,用不着向谁告别,捆起铺盖就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找到一辆人力三轮车。懒得问价钱,反正有人报销,坐上车才告诉车夫:“西山湾,农林学校!”

进了农林学校,却全无学校的感觉,好像进了一个政工机关。办公楼内不见一个人影,四处看了看,几个教研室很小很小,而政治处(在中等学校似乎还没有见过这种机构)却很大很大,里面有八九张办公桌(全校只有六个班,大约三百名学生)。总得找个人接待吧,到传达室问传达:“老同志(后来才知道,此人姓白,原为农业部的司局级官员,划为右派后,被发配到青海当看门人),我是刚分到这个学校来的,请问你,找谁报到?”传达说:“教职工都在楼上开会,你去找政治处的王老师。”上楼一看,大会议室里,一屋子的人正在批斗据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前校长,众人发言之激烈,火药味之浓,真有点令人不寒而栗。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学校有点凶!

政治处一位姓王的青年干部被人从会场里叫出来后,首先帮我付了三轮车钱,然后领我到楼上一间寝室住下。午饭后,又领我到财务科把工资领了。青海的工资比成都高,甚至比北京也略高一些。在成都,大学本科毕业生试用期的工资是42.5元,北京为52元,青海是59元。右派分子在考察期间的工资(准确地说:生活费)是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少许多。没有想到财务室居然按一般大学毕业生的标准给我一个半月(9月下半月到10月)的工资总计88.5元。我心中没有喜悦,只觉惴惴不安,这是怎么搞的?

晚上,姓张的教导主任走进寝室就跟我热烈握手,“曾老师,欢迎你!”旋即给我一本中专二年级的教科书,要我上二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咦,真是怪事,人事部门是怎么搞的?未必这个学校又不知道我是右派?我这人老实得可笑,到这个时候仍然不忘祖先教导我们要讲诚信二字,党教导我们为人要光明磊落,要当老实人就当到底。

我不安地问张主任:“我的情况你知道吗?”他不解地反问我:“什么情况?”“我是右派分子,右派能教语文吗?”他睁大了眼睛,显然他像师院的聂主任和附中的王秀兰一样,根本不知道我的政治身份。大概需要请示校长,他改口说:“关于你的工作安排,明天我们研究后再通知你。”说罢匆匆离去。

这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为什么总是匆匆忙忙交代自己的身份呢?这种老实有什么价值?必须这样做吗?继之又忿忿地想:他妈的,我们这种人果真如此可怕,如此不堪信任吗?在这个社会,还要不要我们做人!

若干年后,我向川报的曾伯炎等几位朋友讲起这段经历时,大家先是笑,笑完后一致骂我:“你太不中用,老实得像傻瓜,迂得没药治!叫你上课你就上课嘛,在师院把位子占倒再说!如果稍微聪明一点,你以后的遭遇未必会那么惨!”听到他们如此责备我,我无言以答,只能嘿嘿地干笑几声。

到校办农场作工具管理员期间的故事

拖拉机手是“衙内”,后来想方设法霉整我  

到农林学校第二天,教务处张用涛主任(数月后,他像前任校长一样,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很快离开了学校)叫我到学生实习农场上班。农场的场长是一位党员教师,湖南人,叫龚大盺,他对我还算客气,他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好好干吧。农场还有一位姓肖的老师,许多具体工作他在管,以后你有什么事可以找他。”这位为人和善、没有对我说过半句重话的龚大盺老师不到半年便调走了,为此我甚觉惋惜。没有料到30年后,我竟和他意外地在成都相逢,并成为朋友。话说20世纪8090年代前期,成都市各区县、各部门都在修志。到80年代末,市志办和成都方志界同行抬举我,我被误列为“修志专家”,连四川省志办都请我去讲过课。可能是90年代初,成都市建委举办地方志培训班时,请我给建委系统的五六十位修志人员讲课。我在台上讲,总觉台下听讲的人中,有张面孔很熟。是某位中学同学吗?不像。是大学同学们?更不像。为此甚觉迷惑。不久,市志办举办科研成果展览,突然见到一篇地方志论文的作者是“《成都园林志》主编龚大盺”,立即想起在台下听讲的那人,一定是西宁农林学校的龚老师。以后我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我们成了朋友。他说,离开青海后,他一直在成都园林局工作,还说,他与原青海农林学校的肖老师一直有联系,肖也早已回到四川工作。一年以后,《成都园林志》脱稿,他请我去参加了评稿会。该志出版后,获得普遍好评,是一部优质志书,我在《成都市地方志通讯》上写文章对该志作了公正的评价。以上是后话。

话说农场还有一位老师叫肖建国。肖是四川人,1958年从西南农学院分配来到青海,农场的许多具体工作由他在管。肖叫我保管农场的工具。所谓工具,不外乎百十把铁铲、铁锹。学生要去农场劳动,凭借条领取工具;到时候未归还,我就到一间间学生寝室去清查。几天后,肖建国又派给我一个任务:每天给农场工人打考勤。

农场有七八个工人,都是从车站招募来的外省农民。此外还有一位姓霍的拖拉机手。每天我都问姓张的工人组长:“今天你们干了什么?”他说干了什么我就填写什么。肖建国说:“拖拉机手干了什么也要填写。这人吊儿郎当的,自恃他哥是农林厅长,成天抄起手到处耍,人影都见不到。”

从此我只好每天到处找老霍,问他这一天干了什么工作。他很不高兴,第一天想了一阵才回答:“修车”。第二天还是说:“修车。”总不能每天都说修车,以后他干脆说:“在办公室上班。”肖建国看了考勤册后,气愤地说:“没有人安排他坐办公室呀!上鬼班!”他对这位身份特殊的拖拉机手尽管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这个后台硬、从河南农村来的衙内以为我和他过不去,一来就找他的麻烦,因此一开始便对我怀恨在心,以后果然报复我,后文另述。

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将永远难忘  

离开成都之前,成都的大学生粮食不定量,尽肚皮吃。(后来才知道川大从195910月起开始定量)到青海的第一个月肚皮还不很空,24斤粮勉强够吃。第二个月就不够了,随时处在半饥饿状态。如果有钱,可以到城内饭馆去买菜吃,甚至可以买到高价馍。刚到农林学校时,学校政治处和总务处都不晓得我的政治身份,按一般大学毕业生每月实习工资52元发放,一个半月(9月后半月和10月)发了78元。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档案转到农林厅以后,按规定每月只能领37元生活费(相当于中专毕业生实习期的工资)。扣除上次多领的20多元,这个月只领了14.5元。我无话可说。每月30多元生活费除去伙食费二十多元,所剩也就无几了。肚子饿,克服吧!到青海几个月内,我只买了一双网球鞋和一条统绒裤。网球鞋是第一次领到工资后买的,以后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大冷天里,早晚我都穿着它,想买一双棉鞋都买不起。

1960年初,接到高中同班好友王永安由重庆寄来的信。他在重大被打成右派后,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他说他在重庆珊瑚坝运输队挑媒装车,每挑重达两三百斤,从早挑到晩,实在够呛。他身高一米七八,块头大,饭量自然也大,日子一定过得很惨烈,我很同情他,硬挤出十元钱寄给他买几斤粮票。王后来回校继续读书,到重钢实习时,被厂长看上了,毕业后被重钢指名调去,20世纪80年代后期,任公司管生产的副经理兼总工程师。1997年蒲海清任重庆市长期间(蒲以前曾任重钢经理),曾找永安谈话,准备任命他为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就在这个时候,永安被查出患了肾癌。手术后,被迫辞去一切工作在家疗养。养病期间,曾两次到郫县看我。1999年第二次到郫县,自称已痊愈,我们还到县政府老年活动室去打过一次乒乓。孰料回到重庆数月后,这位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便永远地走了。

回书再说,在农林学校期间,我还给读重庆医学院四年级的女友陈玉仙寄过十元,但从未给家里寄过一分钱,至今深以为憾。

其时与我保持信函联系的,除重庆的王永安、陈玉仙和新疆的陈懋谱外,还有前文提到过的刘运仁。刘运仁也是成都二中的同学,1955年秋与王永安同时考入重大,王读冶金系,刘读电力系,后又几乎同时被打成右派。刘运仁是从树德初中升入二中的。其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出身不仅影响了他的命运,还影响了他姐姐的命运(详第九章)。运仁在重大被划为右派后,给的处分与我一样:“保留学籍,留校察看”。我分到青海后,他读电力系五年级。川大期间我们即常常通信,讨论人生,讨论文学(他的文学修养很不错)。1957年暑假,我们在成都聚过两次,他还请我到红墙巷10号家里吃过一顿饭。我到青海后,他给我写过几封信,那时我的情绪极低落,无心给他回信。1960年三月四日,他又写来一封信并赠我一首词。前几年清理旧书时,意外地在读蜀华初中时从青年路旧书摊买的朱光潜的《美学书柬》中发现了这封信。这是唯一被偶然保留下来的半个世纪前的旧信,觉得特别珍贵,几乎有点文物的味道了。现全文抄录如后:

调寄满庭芳(寄友人)

廉外风寒,窗前雨冷,客梦常断三更。梦残思乱,彻夜听江声!独坐寒窗雨

夜,西窗下,竹颤松惊!嘉陵浪,婉吟低唱,惹得百愁生!   

深情,怀万里,浮云翠羽,随水青萍。恨关山纵横,连月无音。别后频传数信,然渺渺,难解何因?今只有,临风一阙,遥祝君安平!        写于春节前夕寄于六0年三月四日

祥麟吾兄大鉴:前连发数信,至今不见寸字,疑甚,忧甚。接此信后,请速回一信,以释悬念。并附寄满庭芳--寄友一首。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纪伯伦《先知》中的一句话:“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和你一同哭过的人,却将永远难忘。”患难中的友谊特别值得珍惜。后来听说他1961年毕业后分配至湖南省水电厅,退休前是湖南省电力厅副厅长,兼任该厅下属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运仁退休后到加拿大定居,三年前回过一次成都,我们在百花潭喝了半天茶。他说:“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全国许多大企业的老总在北京开会,某次宴会中,听说同桌有一位来自四川的王总,我主动走过去与王总碰杯,居然双方都没有认出对方是成都二中的同班同学,不仅我没有认出他是王永安,他也没有认出我是刘运仁。真是沧桑巨变啊!”此前运仁患了癌症,但已动了手术,他准备抓紧时间写回忆录,着重写父母的传奇经历。但不到一年,癌细胞扩散,他也走了。本书第三章附录了他记述树德中学闹学潮的一篇文章,算是对他的怀念吧。

在西宁街头,有一天偶然遇到川大生物系1958年毕业的叶桂溪。此人家住成都东御街,长得很英俊,是长跑运动员。读川大时,在望江公园茶馆里经戴虞俊介绍与他相识。此刻在他乡偶然相遇,他首先“哇”地叫了一声:“你也分到青海来了!”他在新办的农牧学院教书。他应该知道我是右派。他不避嫌,我也没有必要故意躲他。他邀我到他那儿去坐坐。从城里到省农牧学院并不远。走进他的寝室,他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头发太长了,是不是穷得连理发的钱都掏不出来了?”这是一句善意的玩笑话,他没有想到我的境况居然让他说准了,那个月买了一条绒裤,确实连理发的钱都掏不出来了。他立即让我坐在寝室里唯一的一根木凳上,从抽屉里拿出理发推剪,给我理起发来,边理边说:“我给系上好多同事都理过发。我的手艺不错,以后学校不要我了,可以到街上去摆个摊子当理发师傅。”我心里想,能够当个理发师傅太好了,至少不会有许多政治上的烦恼。

元旦后,我第二次到农牧学院去拜访叶桂溪。他兴奋地说:“元旦教师会餐,白面馒头尽肚皮吃,我的饭量一向很大,吃了十三个馒头!这是一年来我吃的第一顿饱饭!”说罢哈哈大笑,但我听了却只感到悲酸。1990年代学兄戴虞俊去世前曾告诉我,他在××街鸟市上遇到已从青海退休回成都的叶桂溪,他托我向你问好。这个叶桂溪是谁?当时已记不起了,过了好久才想起,就是1960年元旦一顿吃了十三个馒头的那位老兄。他后来当了教授,退休回到成都后,每天提笼架鸟逛公园,谢谢他至今没有忘记我。

在农林学校期间,除了到叶桂溪那儿去闲聊过两三次,可以说没有与任何人讲过一句心里话。许多时候整天不说一句话,连哑巴都不如,哑巴还要哇哇哇地叫几声。一个正值青春期的二十二三岁的青年人,长期被封杀在这种无辜受蔑视、甚至被敌视、被群体抛弃的环境中,实在太可怕,内心的压抑和愁苦外人很难想象。

开始萌动自杀的念头  

我又开始写日记了。每天都要写很长很长的日记,没有人可以说话,就自己跟自己说。只有日记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任何时候它都会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说。这时候,我开始萌生自杀的念头,并多次在日记上设想如何自杀而不是该不该自杀的问题。我觉得死,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抗争,又是彻底的解脱。我期待着这一天,又害怕这一天真的到来。

那时与我同住一室的,是农场一位姓常的会计。这位姓常的太目中无人,太张狂,多次把一个女人带到宿舍来睡觉。夜里他们一来,我只好早早灭灯上床,免得别人觉得我碍手碍脚。姓常的和他的小情人上床不久,便把木床弄得咯咯直响,呻吟声不断,黑暗中我睡在床上连身都不敢翻,深恐别人以为我在偷听他们做爱。

冬天,寝室里终日炉火熊熊。这位常会计无事可做,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拾掇炉子。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如何生炉子,大概这是我在西宁学到的唯一本事。有次炉子熄火了,屋里既无木片,也无可以引火的其他什么东西,只有一张过期的报纸,我将报纸撕成数十张小纸片,居然用这几十张小纸片就把炉子点燃了。

冬天里不仅寝室内离不开炉火,每个教室都要烧煤砖或煤球。有一天深夜,突然有人咚咚咚地猛敲我的寝室门。我被惊醒了,跳下床连鞋都来不及穿,赶紧把门打开,一位老师慌慌张张地叫我赶快把工具保管室的门打开。原来,教学楼起火了,火光把天都映红了。我大吃一惊,外面闹翻了天,我却睡得像死猪一样。匆匆穿上衣裤,趿起一双鞋,就朝工具室跑,抱出一大堆工具,一二十位学生抱起工具就朝火场跑。然而,火势太旺,这些翻地用的锄头、洋镐之类根本派不上用场。坝子里三四百名老师和学生干着急,谁也不敢进入火场,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一座使用不到一年的新教学楼,不多一会儿便化成了灰烬。

那天夜里,面对大火,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乃至报纸上,五类分子专干杀人放火投毒之类的坏事,学校该不会怀疑是我放的火吧?还算好,没有人怀疑我是纵火犯。起火原因很快查明:那天晚上上完晚自习后,某班一个值日学生将煤球炉子里没有烧透的煤块夹出来放在地板上,没有用水将煤球浇灭便离开了。半夜里,有人上厕所才发现教学楼火光冲天,扑救早已来不及了。

用两根半手指换来短暂的安宁

1960年,粮食问题特别紧张,政府号召各单位各部门自力更生大办农业。开春后,农林厅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南部的兴海县子科滩(距西宁市五六百华里)办了个“农林厅机关农场”。农场面积至少两千亩以上。除了在火车站招收近百名从各地流入青海的农民去子科滩作农垦工人外,农林厅打了个毒条,他们厅里的干部一个都不下去,叫农林学校抽调四个班(全校总共只有六个班)近两百名学生停课前往开荒。

有天中午,校工通知我,贺校长叫我立刻到他办公室去。我惴惴不安地跨进校长办公室后,贺校长很客气地起身握住我的手说:“曾祥麟同志,请坐。”连校长都称我“同志”,我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以前在全校教职工会上听他讲过话。此人约50多岁,口才极佳,看样子比较通情达理。但我自知身份低下,到农林学校半年多来,对他一直是敬而远之,甚至从未招呼过他一声。我在沙发上坐下后,他拍拍我的肩说:“年青人不知天高地厚犯了错误,要吸取教训,但不必自卑,对前途要有信心。”旋即进入正题:“学生们明天就要动身去海南开荒,同去的除一位校医外,还有两位姓王的老师。你要听他们的安排。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一段时间对你有好处。怎么样?”

既然校长点名要我去海南,还有什么可讲呢。前面就是火海也只有往下跳,我们这种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位贺校长恐怕想不到,一个多月后,我们还在子科滩开荒,他便像半年前他的前任校长一样,被指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教职工狠狠斗了两天之后,极狼狈地离开了学校。

话说回来,次日早饭后,去海南的师生每人领到一件羊皮大衣。学生们绝大部分从未穿过皮袄,穿在身上个个眉飞色舞。我到青海时,只从成都带来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都是母亲用毛线签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反右前在川大申请过一件旧绵衣,离校前按规定退还给总务处了。原准备到青海后买一件新棉衣,但生活费只有那么一点点,根本挪不出钱买冬衣,因此整个冬天,即使零下十多度,身上也没有沾过一片棉花,不是不冷,而是没有办法,只能硬扛。好在那时年轻,还扛得住。现在领到一件蓝布面料的羊皮大衣,内心的感慨真是难以言说。

是日上午,几辆敞篷大卡车载着这群拓荒者,飞快地向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开去。车厢下面装行李,行李上面坐人。一路上摇摇晃晃的,不久即觉头晕胸闷,这是晕车的表现。乘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开始呕吐。幸好我坐在车厢靠边处,脖子一伸便吐到车外。开头几次吐食物,吐得翻肠倒肚。后来胃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吐的全是像胆汁一样的绿水。后来才知道这是胃液。

一路无景可赏,荒凉就是世界,荒凉就是一切。大片大片的荒草滩,连草都与四川的不同,又黄又硬又长。仅偶尔见到几只好似无人放牧的牛羊。走一两百里,可能见不到一个牧人,更见不到一支挥动的牧鞭。中国不是人太多了吗,人都到哪里去了?傍晚到达共和县。这个县城小得像一个村落,只有近两年新修的几座土头土脑的红砖楼房。次日到达兴海县一个叫做“子科滩”的地方。

兴海县古为羌地,唐属吐蕃。全县面积一万三千多平方公里,比紧靠成都市区、下辖十二个县的原温江地区的总面积还要大3000多平方公里,而总人口却不到原温江地区的0.5%。子科滩是兴海县的一个乡名,也是县政府驻地。全乡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郫县的面积。后来我去劳改农场的医院治手伤时,去过一次这个县城,与共和县的县城一样,很像内地的一个村落,有几十间平房,有个小小的书店,售书的是一位漂亮的上海姑娘,整个县城,唯有这位上海姑娘让人感到眼前一亮。农林厅机关农场就在这“村落”的附近。

汽车一直开到我们的驻地。我们住宿的棉布帐篷,早由先期到达的农工搭好。带队的大王老师(崇庆县人)叫我与农二0二(即农学专业二年级二班)的男学生住在一起。帐篷很大,可住三四十人。我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主动将行李放在靠帐篷门帘处。其时虽已开春,海南仍然很冷,靠门处时时有冷风灌入,我这种身份的人自然只配住靠门处。谁知我尚未解开行李,一位小个子班长满脸堆笑走过来说:“曾老师,里面暖和一点,你住里面。”不由分说,当即把我的被盖卷往里提,并帮我将褥子、床单铺好。我这才想起,学校迄今并未将我的身份向学生们公布,对校领导不禁生出感激之情。下午,带队的两位老师叫学生们在住地附近帮炊事房拾引火用的牛粪。我默默地跟在学生们后面。这个班的学生全是从上海招来的,年龄一般在十六七岁到十七八岁之间。他们挺尊敬我,连到何处拾牛粪也要征询我的意见:“曾老师,你说走哪个方向?”我哪有资格指挥人,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走哪里都一样。”

此地虽比西宁冷得多,但有羊皮大衣搭在棉被上,夜里还是觉得暖暖的。一夜无事。第二天早饭后,大王老师一声哨响,学生们分班站好听他讲话。他布置完任务,宣布了几条纪律之后,瞪了我一眼,大声指着我说:“曾祥麟是右派分子,到这里来劳动改造,同学们要好好监督他!曾祥麟你听清楚没有?!”学生们大为惊讶,所有的视线全部射向我。我心中暗暗叫苦,明白自己从此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

队伍解散后,一走进帐篷,昨天硬要把我的行李往里提的那位小个子班长,一边嘟嘟囔囔地骂,一边把我的被褥朝帐篷门边抱:“右派分子,你睡外边!”说着把我的被褥扔在地上。对这位学生的愤慨举动,我不觉得意外。命运既然已经把我推到这个地步,再大的侮辱似乎都可以忍受,也只能忍受。我默默地在靠帐篷门帘处铺开行李,心中想,我原来就准备睡这里,是你硬要我睡里面,用得着如此气愤吗?

出工了。开荒的地点距住处大约一公里。人多工具少,同学们两人一把镢头,轮流开荒。我的身份特殊,自然是一人独用一把镢头。对此,我无话可说。我还年轻,正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大概累不死,没啥了不起。到农场后,每月定量30斤,只有很少一点干菜,连女同学都吃不饱,我比别人多干一倍的活,饥饿程度可想而知。对此,我也能够忍受。我不是弱者,我相信这样的生活总会有个尽头。但是,我又太天真了……

白天劳动,晚上开生活检讨会。全班男女同学四五十人围坐在地铺上。小个子班长首先讲话。他站在帐篷中间,摆出一付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的姿态,时而讲上海话,时而讲普通话,下面谁也不敢做声。过后是同学们自由发言,你表扬我,我表扬你,劳动态度全都很端正,干活全都很卖力。总得有个对立面呀,这个对立面当然就是我。这个说:右派分子曾祥麟干活磨洋工,一天要洒几泡尿,分明是想偷懒!那个说:右派分子曾祥麟出工不出力,挖了半天不喊累。还有人说:右派分子曾祥麟不仅劳动不认真,而且一天到晚不说话,你是不是仇恨群众?连不想说话也成了一条罪名。总之,不管我怎么拼命劳动,累得半死不活,总有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我不认真改造,消极怠工。不许申辩,不许解释,挨了打还不许喊痛。

每天晚上开生活会,从没有人说过我一句好话。这群十几岁的上海学生,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来到青海的,他们在上海进不了高中,只好到青海来混一张文凭。他们经常怀念上海,听说还有女学生在深夜悄悄哭泣。大家都是被命运抛弃到这个荒原来替人背十字架的人,应该有起码的同情心呀!想不到这群被狼奶喂大的小崽儿整起人来会如此狠,不讲道理,颠倒黑白。我对生活,对未来,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了!良心和同情心都被狗吃了!这个社会是怎么搞的?以前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却颇为怀疑了。我甚至惊恐地想起迦尔洵的一句话:“狼不吃狼,人却要吃人呢!”

我又想起了自杀。曾经折磨奥赛罗的“死,还是活下去”这个念头,每天晚上都折磨着我。大学毕业不到一年,才二十三岁,人生只算刚开头,真没想到,如此年轻便觉得活着比死去更难,这是什么性质的一种悲剧?记得雨果说过,死亡是“最伟大的自由。”我所仰慕的不少大作家都不惜一死,我算什么,我的生命难道比他们更有价值?我可以写出一长串采取最果断而悲壮的方式告别尘寰的闪闪发光的名字:保尔·拉法格,劳拉·马克思,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杰克伦敦,海明威……我不敢和伟人们攀比,但我和他们一样难于容忍信仰和价值失去原则甚而被颠倒,理性被放逐,人性被异化。既然这个社会对我没有丝毫的爱,我也就没有必要去爱这个社会。

怎么死?前段时间在农林学校就多次考虑过。抹喉,割动脉,上吊,我一向很厌恶;投水,我会游泳,可能死不了。以前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对安娜扑向火车那一段印象特深。只须心一横,眼睛一闭,向前一扑,几乎来不及感觉痛苦,便完成了诀别人生的全部过程。这是最好的终结生命的方式!但是,就是死也不能死在青海,宁肯死在四川,而且死前有必要回家见亲人一面,把一大本日记作为遗物交给亲人。

自杀的决心下定之后,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接下来又想起,应该尽快让正读重庆医学院医疗系四年级的女友陈玉仙割断对我的那一缕情丝,不能让她为失去我而痛苦。第二天午休时即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现在我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爱情对我已成为负担,使我痛苦,肯定你也很痛苦,让我们相互遗忘,结束这种关系吧!一周内接连给她写了三封信,一封比一封态度坚决。半月后,她的信来了。她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平心静气地告别这个世界了。我不愿临死前继续忍受被人随意糟蹋的痛苦。老子不想再扛这把镢头了!应该立即砍掉一只手!我为自己能够勇敢而迅速作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命都不要了,一只手有什么可惜的!

第二天午饭后,大家都在帐篷内休息,我扛起镐头悄悄走进修工具的帐篷内。帐篷里没有人,四周静悄悄的,钉子、凿子、刨子、锯子、斧头摆了一地。我拿起一把斧头,摸摸锋刃,很锋利,太好了!我蹲在地上将左手放在一个木墩上,右手扬起斧头,内心颇觉辛酸。这是爸和妈给我的一只完整的手,现在却必须自残,实在太对不起两位老人家。我这人天性脆弱,读小说看电影常流眼泪,可在最该流泪的此时此刻,却反而不想流泪,也可能是流不出眼泪了。

从何处落斧?这是目前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手颈砍下去,无疑最痛快,然而似乎没有必要。想来想去,决定断掉四根手指。随即右手提起斧头,左手放在木墩上,用斧头在四根手指的根部比了又比,希望像劈木柴一样砍得既准确又干脆利落。可是这柄斧头实在太沉重了,不用尽全身的力气很难举得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大王老师的出工哨子吹响了。哨音使我大吃一惊。不能再迟疑了。噹的一声,斧头高高地落了下去。可惜白白比划了那么久,可能用力过猛,这一斧头砍得很糟糕,太偏了!小指头只砍掉一公分左右,无名指砍掉了一寸多,中指根本没有砍断,只砍掉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很难看地血淋淋地挂在手上。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走出工棚后,校医一眼看见我的左手在滴血,忙问我怎么了。我说:“修工具不小心,斧头砍在手指上了。”他忙打开医药箱,简单给我包扎了一下,算是把血止住了,然后叫一位学生送我到附近一家劳改农场的医院去治疗。

据说这个劳改农场有几千名犯人在此服刑,他们的刑期一般在十年以上。医院的规模自然不小,设备也还不错。一位穿白大褂,蓄长发的年轻外科医生(很像是干部医生)叫我睡在病床上,解开我左手的绷带后,对没有砍断的中指观察了许久,说了句:“这根手指保不住,只能锯掉。”一位上年纪的、内穿黑棉袄的光头犯人医生走过来,看样子他是这个医院的外科权威。他看了我的手指后,否定了年轻干部医生的意见:“这根手指可以保留,我来替他缝合。”这是个小手术,用不了多长时间,老医生缝了几针,很快将手包扎好,并嘱咐我不要接触生水,谨防化脓。

陪同我一起到医院的,是一位姓李的陕西籍学生。离开医院后,我向他真诚地说了声“谢谢你!”这位学生不把我当阶级敌人,一路上跟我谈了不少知心话,他说:“我家成分不好,是地主,初中毕业后,成绩再好都升不了高中。在农村待了一年,处处受气,我妈体弱多病,生产队长就叫我替我妈做义务工,日子极不好过。有个亲戚在西宁某修建队当木工,去年秋天写信告诉我,这里新建了许多中专校,学生很少,叫我赶快来。家里卖了几只鸡,给我凑足了路费,我就跑到西宁来了。正好遇到农林学校还在招生,考试如同走过场,我就这样进来了。三年毕业后管他分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单位发工资,能养活自己就行了。”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学生一见到右派分子就想咬他一口。

回到农场后,我如愿以偿,从第二天起,不再扛镢头开荒。在帐篷里休息两天后,大王老师叫我与农二0二一位体弱的女同学每天上下午从伙房各抬一次开水到工地,然后留在工地上拾草疙瘩。这种劳动是不好定任务的。此后一段时间的生活会上,没有人再骂我磨洋工了。这是用两根半手指换来的短暂的安宁。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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