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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十章 也算毕业


“让他们种菜去吧!”

1959年春,大跃进的喇叭还在继续吹,但底气已明显不足。川大校园里,一度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早已偃旗息鼓,一年前勤工俭学办起的许多加工厂、机械厂、化工厂也一个个关门了。唯有只需要男子汉力气和取之不尽的泥巴的砖瓦厂,仍然雄性十足地支撑着,历史系和经济系的十多名右派,从此成了这个砖瓦厂的固定劳工。

校园里的两个小运动场,数月前变成了小麦亩产万斤实验田,大小便粪水猛灌,亩播种量高达两三百斤左右。现在,这片试验田的牌子早被人悄悄藏起来了。麦苗比秧母田里的秧苗还要密得多,全部倒伏在地上,只得全部拔掉。让这片地荒在那里多难看,刚拆完老西门城墙的中文系5556级右派不是回校了吗,反正劳动力不用花钱,他们就别读书了,全部种菜去吧。同学们上课,我们下地,我们系二三年级的十多名右派,就这样被捆在这片土地上当了菜农。

我们仍然由不足二十岁的小姑娘刘素芝领导。刘素芝比起陈胖子来,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对我们从来是轻言细语的。她向我们约法三章:“一是把这片地管好。该挖地就挖地,该除草就除草,该种就种,该收就收,不懂就问校工;第二,不要添乱。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要让我交得了差;第三,遵守作息时间,有事外出要跟我说一声,我肯定不会刁难大家。” 陈懋谱继续当我们的组长,系办公室楼上那间约20平米的屋子仍拨给我们做休息室。

我们种的基本上是普通蔬菜,如白菜,萝卜、莴苣、茄子,栽种和管理都不需要什么技术。该挖地了,十几把锄头一齐出动,说说笑笑中,一大片地就挖完了;需要浇水施肥,十几挑粪桶闪闪悠悠地挑在肩上,一字长蛇阵在林荫道上疾走如风,过路的同学见我们来了,躲都躲不赢。总共三四亩菜地,根本占用不了我们多少时间。休息时,我们不是到图书馆去借书还书,就是在林荫道旁把锄头扁担一架,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读书。

这个读书的环境太理想了,旁边是哗哗流动的小溪,头上是枝叶成荫的大树,除了蝉的鸣叫,没有谁来干扰我们。一捧起书本,就忘记了时间,真是印证了一句古诗:“独坐溪边任水流”。我们常常一休息就是四五十分钟,实在坐得不好意思了,组长陈懋谱才合上书本叫一声:“喂,差不多了!”

在一次生活检查会上,刘素芝说:“有同学提意见,说是中文系的右派分子不干活,成天坐在扁担上看书。你们要注意一下影响,千万不要太随便了!陈懋谱你是组长,要负起责任来!”右派们立即解释,同学们提的意见很宝贵,但恐怕不太准确,他们很可能把绿化队的右派认成我们了。如果我们成天不干活,一大片地里的蔬菜是谁种出来的?刘素芝平素很少到菜地,她听得云里雾里,不好过多责备我们,只是叫我们注意掌握休息时间,适可而止。

我们种了半年多蔬菜,这段时间大家读了不少书。可以说我们是憋着一肚子气在读书,别人不让我们读,我们偏要读,拼命地读。除了劳动休息时间读,课外活动、三餐饭后和整个晚上,大家都在木楼上专专心心地读。不让年华似流水,时间对我们太宝贵,可不能完全让锄头扁担给占据了。大家都特别渴求知识,渴望用它来充实心灵,医治愚蠢,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深藏在心底的财富。它将伴随我们永永远远。

1989年初退休后,我到三台县去拜访懋谱。我们在雨中的梓州公园里,还很愉快地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他说:这半年多我所读的书,肯定比上一年课读的书还要多。除了书本和它提供给我们的思想和智慧,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呢!他的话使我不由想起两句旧诗来:“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阶前草不除。”还想起半个世纪前被称为“儒林泰斗”“博士之父”的王云五,他活到90岁还称自己是“90岁的小孩”,他说:“我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读书”。他要从书房一直到坟墓。

除了种菜,系上有时也给我们派一点杂活。有次刘素芝派我和张时雨到川师图书馆去拉几百册线装书。张时雨到事务处借了一辆架子车,我们走小路去牛市口。张时雨的老婆在川师中文系教教育学,他每周星期六下午都要去川师,这条路他相当熟。路上我问他:“听说你老婆很美?”他回答:“不丑”。“他向你提出过离婚吗?” “为什么要离婚?” “因为你是右派呀!” 这时他不再装出一副嬉皮士的样子,认真地说:“只要她提出来,我肯定同意离婚。爱情这东西是两方面的事,能够乞讨来的,不叫爱情。我老婆不是那种人。”

到川师图书馆把几百册线装书抱到架子车上捆好后,张时雨叫我到他家去吃饭。他家住房(一间平房)不宽,但收拾得很整洁。不久,他老婆下班回来了。简直没想到他老婆会如此漂亮,可以说美得惊人。身材苗条,皮肤白里透红,一副瓜子脸,温柔娴静,举止高雅,我想象中的林黛玉是什么样子,她就是什么样子。张时雨人材极一般,甚至有点丑,从面貌上说,完全配不上他老婆。但这样的老婆有时仍然难以拴住他的心。在学校时,他常与本班一位女同学配对演出。在普希金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他演渔夫,女同学演金鱼,演出了内涵,演出了诗意,博得了满堂彩;在四川清音《卖杂货》中,二人更是一对极佳组合,唱完后台下的学生把手都拍痛了。据说张时雨对那位女同学产生了非分之想,一度想和老婆离婚,后来班干部出面干预,这才把张时雨一颗出轨的心拉了回来。

话说拉车回校后,在系办公室楼上休息时,郑冠群问我见到张的老婆没有,我说见到了。郑说:“是川师的皇后,天字第一号美人,不假吧!”大家都骂张时雨:“你小子太不像话,这么好的老婆打起灯笼火把都难找,你还想和人家离婚!”骂得张嘿嘿地笑,连说:“那是以前的事了,还提什么!”

但随后老婆终于还是和他离了婚。毕业后张时雨分配到甘肃一个县的中学教音乐。困难时期那个县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他在日记中记了一句。某日外出时房门虚掩,一位到他寝室求教的女学生进屋后见没有人,便在桌上东翻西翻,偶然看到那篇日记,立即反映给校领导。祸事闹大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落在他头上: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三面红旗。不容辩解,他被关进班房,后被判了几年徒刑。这是后话。

不久,刘素芝又派我到火车站帮总务科拉一车杂七杂八的东西。那天同去的还有数学系的一位右派郑守家。我们把车装好后,已到午饭时间。同去的总务科干部领我们走进街边一家小饭馆。当时饭馆只卖一样独门菜:红烧猪皮。他很慷慨,给我们买了两份。那时市面上的副食已很紧张,在饭馆里能吃到猪皮,要碰运气。那位总务科干部自己不吃,只坐在旁边瞧着我们吃。肉皮上残留着许多未刮净的猪毛,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夹起就往嘴里塞,吃得极香。饭还没吃完,菜碗已经见底了。郑守家放下饭碗瞧着那位干部,意思是说:没有菜了,怎么办?那位干部还算通情达理,又给我们买了一份红烧猪皮。我们又把这份满是黑毛的猪皮吃个精光。

多年以后想起那顿饭,心头还想发呕。这种东西也是人吃的吗?当时我们馋到那种地步,实在难以想象!

审判者和被审判者 。一位同学宁愿当农工也要退学

有一天中午,刘素芝通知我们中文系右派下午不出工,到新会议室去参加公判会。目的很明显,说得好听点,要我们去受教育;说得难听点,杀鸡给猴看。我们远远地坐在会场的后面,不知要审判谁。主席台上坐着审判长、副审判长。学校一位中层领导坐在正中审判长的位置上。

不一会儿,从外面押进来一个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儒雅的男子。我们大吃一惊:这不是王地山吗!去年到新都修成钢公路那天清晨他突然失踪,现在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过现在已成为带着手铐的囚徒了。只见台上的审判长板起面孔,样子挺吓人的。他的两道眉毛浓浓的,声音大而尖,自称受区法院委托担任审判长。他凛然俯视着台下的王地山,一字一顿地从姓甚名谁问起。

王地山是东北人,1948年在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1949年随军进入四川。建国后是四川日报很活跃的一名青年记者。1956年考进川大中文系。此君极善言谈,一进川大,便代表新生在迎新会上作了一次极幽默而漂亮的讲话。他很镇定地回答审判长提出的所有问题。从问答中,我们知道,川大学生去弥牟镇修路的前一天,他便偷偷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天一亮,学生们在大操场集合清点人数时,他早已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达北京后,他直接赶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要见大使。使馆的人说,大使回国了。他到外面转了一圈,不甘心,又返回大使馆,说是要见秘书。使馆门口的公安人员立即将他带走。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拿出川报的记者证,说是想采访使馆的官员。在公安人员一再追问下,他只好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并承认企图请使馆给他以政治帮助,准备申请到南斯拉夫留学。

这位地山兄进川大前便对南斯拉夫问题有独特的看法。1957年春,他认为百花齐放的春天已经到来,著文称道铁托,并翻译了《铁托传》。那段时间,他与使馆经常保持联系,使馆常寄各种资料给他。现在,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名之外,再添上“里通外国”的新罪,审判长当场宣布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当晚,系上要我们开会谈感想。一个个右派都说,今后一定老老实实改造,决不乱说乱动,否则将自绝于人民,王地山就是例子。其实,我们心头想的与嘴上说的并不一样,我们都暗中佩服王地山有胆量,敢于坚持独立的见解,不过对他采取的极端做法并不赞同,觉得他过于轻率。直到二十年以后,他才有机会重新活跃在文学界和新闻界。关于他劳改后的情况,后面有关章节将会述及。

不久,在新会议室召开了第二次审判会。审判长仍是学校那位中层领导。我们一群右派分子仍然坐在最后面。这次的审判对象,是中文系鼎鼎有名的老教授任二北。任二北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复杂,曾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抗战时期他是桂林汉民中学的校长,兼管全校三青团工作。但他主要是个学者,在研究宋元戏曲等方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权威。任二北那时已60多岁,头发胡子都全白了。审判长威风凛凛坐在台上正中间。他的声音大得震动天花板,大骂任二北:“你一个研究戏曲的,有啥了不起,你厚古薄今,误人子弟!”骂得任二北像个受处罚的小学生似的低头站在下面,闷声不响。跟这种人实在是无理可讲。

在学术界,任二北是人人都仰视的大专家,但在审判长的眼里,却分文不值,比狗屎都不如,我为任二北感到惋惜。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的时间和精力本应全部用于学术研究上,而近两年来,他与前系主任张默生在一起,不是被叫去帮系上的职员干一些毫无意义的抄抄写写的工作,就是被叫到清洁队去扫校园、除杂草。结果,任二北被判处管制三年。

他孤独地离开会场时,依稀可见他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掉。任二北在川大始终不受重视。1970年代末,通过胡乔木做工作,费了好大周折才离开川大到了中国社科院,不久又回到家乡扬州任扬州师大中文系教授,在那里成果迭出,为扬州师大赢来巨大的声誉。据川大中文系55级老同学余斌、李畅培、龚翰熊先后著文介绍,得知扬州大学已为任二北先生铸塑了纪念像。并悉任先生虽然命运坎坷,但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对学术始终不离不弃。历次运动,他都“跑不脱”,文革中不但他本人多次被批斗,就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别的“牛鬼蛇神”,往往也要弄他去“陪斗”。翰熊兄还向老同学报告喜讯:《任中敏文集》前两年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文集”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收入任先生现存所有著作,凡十二卷:名家散曲、散曲丛刊、词学研究、新曲苑、敦煌曲研究、唐艺研究、唐戏弄、教坊记笺订、优语集、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搜罗完备,校勘谨严,系统地反映了任先生的治学历程和建树。得知以上消息后,作为任先生当年的学生,终于为他抒了一口长气。

话题拉回来,这个在台上频频以审判者姿态出现的审判长,俨然是个党性极强的正人君子。其实这是表象。后来听说,我们离开川大以后,他在学校声名狼藉。他的老婆年轻漂亮,至少比他小十岁,经常带个小孩在校园里玩耍。那时便有同学说,这么标致的女人嫁给土头土脑的他,真是把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他并不满足,常在外面胡来,此人怪得很,见对面有漂亮女人走过来,常把生殖器露出来,多次把对面的女士吓得大喊大叫。他在百货公司里,最喜欢朝女人多的地方挤,有次将精液射在一位女士的裙子上,被抓进派出所后,干警要打他,他才被迫暴露自己的身份,然后单位来人将他领了回去。更奇怪的是,这一切并未影响他照样官运亨通。据好友戴虞俊说,1970年代,他被调到某厅去当副厅级干部。这是培养教育青少年的机关,怎么能让这种人去领导呢?真是难解个中奥妙。

审判任二北后不久,有天下午我刚回到寝室,我们丙班的体育委员田贵禄突然出现在我所住的二舍十八室门口。他向我招手,用重庆人的儿化口音叫我:“曾祥麟(儿),你出来一下。”我走出寝室后,他低声说:“我们一起到宿舍外随便走走,我想和你谈谈心。”他一副挺神秘的样子,却又如此诚恳,我无法拒绝。他是调干生,青年团员,我们平日接触不多,他想跟我说什么呢?

走出宿舍后,他极坦诚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曾祥麟,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所以才想找你谈几句心里话”。这个开场白使我感到相当意外,同时使我挺受感动。接着他又说:“明天我就要离开川大了。”我觉得太突兀,忙问:“为什么?”他说:“未进大学时做梦都想读大学,进了大学才知道没有什么意思。这个环境使我很失望。我早就想走,但是下不了决心。现在终于铁下心来,明天就走。我不想跟任何人告别,只想跟你说一声。” 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接着劝他冷静,切勿感情用事。但他一句也听不进,还说学校已同意他退学了。我问他以后怎么办?回原单位吗?他说,“离开原单位三年多了,哪还好意思回去。”

我们沿荷花池兜了一大圈。他又说:“中文系佷使我失望。现在不是搞文学的时候,要搞也搞不出名堂来。我们年级不是已经有三位同学分别转到物理系和生物系去了吗?他们转系转得好。我甚至对川大也感到失望。虽然我在政治上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但我还是感到很压抑。我这种性格很难适应这种环境。在川大多呆一天我都觉得是痛苦。”我打断他:“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你都等不得了吗?”他说:“我不在乎这张文凭。我的身体不错,只要不怕吃苦,我在哪里都可以找到一碗饭吃。”我反复劝他三思而后行。他说:“一年前我就想退学,我不该拖到现在,绝不是感情用事,我是再三考虑以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既然如此,我再说什么就毫无意义了。

从此,田贵禄在川大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20多年后,也就是1979年我到县文化馆工作后,有一天与同命运的妻子去拜访分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右派朋友邓大德。邓的老婆年轻时在新疆建设兵团当农工,闲聊中,邓妻说:“当年我们连队有个农工读过川大,也是学中文的,我们连队的墙报一直由他负责编写。” 我忙问:“他姓啥?” “姓田。” “叫田贵禄吗?”邓妻说:“你怎么知道?” 我这才知道田贵禄去了新疆,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常人很难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对邓妻说,“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我正想找他哩!”但是邓妻已离开新疆十多年,早就不知道那边的情况了。于是线索又断了。

从友情到爱情

我和陈玉仙是小学同班同学,几乎每学期我和她都包揽头二名。记得在学校大礼堂举办小学毕业典礼那天,叶校长请来不少家长和来宾(包括父亲和乡长郭崇韬)。叶校长大概考虑到我上不得阵,如果让我代表学校和全班学生向家长和嘉宾致辞,说不定我又会像给余中英拉选票一样,还没上台就紧张得把校长代写的汇报讲稿忘得干干净净,因此今天他叫陈玉仙上台致辞。玉仙站在台上既漂亮又非常镇定,好几百字的致谢辞说得既流畅又有感情,博得家长和来宾一片掌声。我在下面听了只觉得自己太没出息,惟有愧疚。

小学毕业后,她到彭县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考入雅安护士学校。读了一学期,不满意这个“倒屎倒尿”的职业,毅然离开护士学校,次年转入彭县中学读高中。1956年高中毕业后,顺利考进重庆医学院医疗系。这一年暑假快结束时,我从乡下回川大路经三道堰她家门口时,偶然见到了她。母女二人挺热情地请我进屋坐坐。我祝贺她考上了重医。她说,我还没有祝贺你一年前就进了川大呢!我们小学毕业时,全班只有十八个学生。如今升入大学的只有我和她二人,我们都觉得挺幸运的。老同学多年未一起聊过,可谈的话题自然不少。在她家大约坐了半个钟头,她母亲要煮醪糟蛋给我吃,我实在不好意思,赶紧告辞。

不久,收到她由重庆医学院写来的信。信上说,这所医学院是新建成的,许多教师和仪器都是从上海医学院运来的,基本上算是上海医学院的分校。接着对学校的环境热烈描绘了一番。总之,一个刚从中学跨进大学校门的年轻人的幸福、满足的情绪,处处都流露了出来。从此我们开始互相通信。以后几乎每个假期她都回家。她在三道堰街上似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女友。距她家几十公尺处,有个能说会道、大约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解放前在成功中学读过两年高中,后来考入绵阳师专。听说几年来他一直在猛追陈玉仙,至今未放弃,但玉仙不喜欢他,从来不理他。这件事在三道堰镇上可以说无人不知。每个寒暑假,玉仙一回到三道堰必然到乡下来找我。许多时候上午来,下午走,有时吃过晚饭才走。时间一长,母亲和邻居喻大婶乃至隔壁院子的詹姆姆都说我和陈玉仙在耍朋友。虽経我矢口否认,她们却怎么也不相信,以为我害羞,不想公开那种关系。我没有办法,只好任随她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早在读小学时,她就是个既文静又出得众的女孩。1951年镇反运动中,她父亲被镇压。我参加了那天的公审会,亲眼看见她父亲被绑在公审台旁边的木桩上,后来又被推到一块田里枪毙的情景。接着,又远远看见她站在她父亲尸体旁准备收尸时,脸上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这种表情在一个少女的脸上,一辈子是很难出现一次的。当我后来粗知一点美术创作规律的时候,我多次想,那天我见到的那个场景,应该是一副惊心动魄的油画或雕塑的题材。如果米开朗基罗或列宾见到了那一瞬间,一件惊世的杰作很可能由此诞生。

十分奇怪的是,虽然我和她长期接触,并且对她从小就有好感,她的性格和模样都不错,但我却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爱的冲动。其实原因要说简单也就简单,她比我大三岁,跟我姐的年龄差不多。我觉得她既是我的知心同学,同时又很像我的姐姐。我总觉得,异性之间,应该有比爱情更纯净、更纯洁乃至更圣洁的感情。我很满意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即既喜欢她,同时又丝毫没有占有她的欲望。她不止一次在信上告诉我,每次她收到我的信,寝室里的几位同学都要开她的玩笑,还估着她把我的照片给她们看。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可能是她对我的一种暗示,但我仅当做一段普通故事听罢也就完了。

鸣放期间,我执笔写的油印报印出后,我留了三分,一份自己保留,放进了书箱里,一份寄给了重大的王永安,还有一份便寄给了她。暑假回家后,她告诉我,她一收到我寄去的油印报,当即给全寝室的同学看了,后来又将油印报张贴在宿舍的大门口。为此,班上开过她一次会。我说:“太对不起你,连累你了!”她说:“我才不怕她们批我哩,现在我不是好好的吗!”

就在这个暑假,成都二中的老同学王永安从成都到古城乡二堰村我家耍了一天。他临走那天下午,我陪他到三道堰乡卫生院旁边的一家茶馆喝茶。他喜欢抽烟,一盒烟抽完了,我忙去给他买烟。玉仙家的旁边有个烟摊,她在门内见到我,立即出来问了我几句。我买到烟即匆匆离开了她。回到茶馆坐下后,永安问我:刚才那个女子很亲热地跟你说话,她是谁?我说,是我小学的同学,现在在重医读书。他又问:你们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关系?我说,没有。永安认为我哄他,狡猾地笑笑。连最好的朋友都不相信,我也就没有办法再解释了,只能说一声:你不信算了!

几天后,玉仙到乡下告诉我:“今晚上我妈要请你吃饭。” 我不想麻烦人家,委婉地推辞。她说:“你非去不可,我妈专门为你杀了只鸡。”那天晚上她妈做了好几样菜,不住往我碗里夹菜。她妈愈是热情,我愈觉别扭,结果饭都没有吃饱就下桌子了。待我坐到一旁喝茶时,她妈才叫她十六七岁的小兄弟下楼吃饭。晚上回家后母亲问我:“今天丈母娘招待你吃了些啥?”我说:“不要乱说,啥子丈母娘啊!”母亲不满地说:“你娃娃不老实,连我都想瞒!”我跟她说不清楚,不再理会他,径自上床睡觉去了。

我被打成右派后,及时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她。她照样给我写信,假期照样来看我。195955级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未回家,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宣布毕业分配名单,只能留在学校待着。她回到成都后,在宏济中路(九眼桥附近)她八嬢家住了一段时间。八月二十三四号的一天下午,我们相约到人民公园去玩。出于对她个人问题的关心,有些话我早就想问她,再不问,眼看就要毕业分配,很可能从此天各一方,以后更难找到开口的机会了。“你在重庆医学院读了三年书,有同学追你吗?有男朋友了吧?”我的提问绝对是真诚的。没有想到这句简单的提问竟使她大为惊讶,顷间惊慌失措,声音都变了:“你怎么这样问我?”她的声音并不大,但我分明感到她觉得自己受了捉弄似的。

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她爱的是我!天底下竟然会有如此麻木如此愚蠢的人,别人爱了自己两三年,连母亲、左邻右舍乃至最要好的中学同学都察觉了,唯独我本人始终糊里糊涂,甚至连想都没有朝那个方向想过。我明白此时只能有一种回答,忙说:“我随便问问,你不要误会,其实,我很爱你。”  是啊,我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拒绝她的爱呢?我被打成右派以后,许多昔日的好朋友见了我躲都躲不赢,她却没有抛弃我,仍然一如既往深深地爱着问,准备与我一起共患难,直到永远!仅凭这一点,我也应该爱她!在夜幕笼罩下,我们第一次紧紧地、眼泪长流地拥抱在一起。

以后几天内,我们几乎每天见面。她离开成都的前一天,要我晚上到她八嬢家去吃面。那晚上我和我们系的几位老右有一次聚会,第二天上午才去她八嬢家。她说:“昨晚上我们等你好久啊!”她感到遗憾,但并未因此而生我的气。这天下午,她要赶车回重庆。我背起她的挎包,步行送她到东门大桥。这儿有通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待她上车后,我才离开站台。望着逐渐远去的汽车,我觉得我好像正在失去什么……

十天后,我坐上西行的列车,辗转去到西宁。这是我流放生涯的开始。从此命运进一步恶化。半年多以后终于和她彻底分手。不过这已是下一章的内容了。

发配青海

八月初,刘素芝到木楼上通知我们:第一,你们在农场的劳动生涯到此结束,但四年级的六位同学明天午饭后还要参加半天义务劳动--到学生食堂的大伙房去帮半天厨,后天开始放假;第二,四年级的六名右派立即到学生科去,张科长有要事向你们交代。

有什么事如此神秘?张科长要向我们交代什么事?连脑子最好使的张时雨都一头雾水,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底。刘素芝离开后,陈懋谱立即带领55级五个R向学生科奔去。张科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首先告诉我们:“党没有因为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抛弃你们,现在准许你们毕业并参加统一分配。你们应当牢记党的恩情,坚决服从分配,准备在工作中接受新的考验。”接着宣布了我们的留用考察时间:陈懋谱留用考察一年,我和其余4人的考察期均为两年。她讲完后,大家脸上并无喜色,谁知今后是吉是凶,心中茫然。只有陈懋谱问了一句:“我们既然叫毕业,发不发毕业证书?”张科长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考虑了几秒钟才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午饭后,我们年级的六个R去到厨房后,才知毕业之前全校七个系的毕业班学生(约七百人)明天晚上会餐。昨夜学校专门为毕业班学生杀了一头大肥猪。今天是星期天,炊事员都回家了,我们来顶他们的班。所谓帮厨,就是去切已煮熟的一百多斤猪肉。在一位值班炊事员的带领下,或者说在他的监督下,我们六个在家从未做过饭的笨手笨脚的右派,在半天内要切完百余斤肉,切成一片一片的,并且要求尽可能切薄一点(炒回锅肉用),可不是容易的事。在成都市面上已很难见到肉的1959年,学生食堂一个星期也未必能吃上一次肉,现在面前堆着一大堆煮熟的肉,心头好想悄悄抓一两片丢进嘴里,但谁都没有这个胆量。那心理真是不好描述。

此时,厨房门口忽然出现一个三十多岁的风骚女人,人还没有出现,她的放浪的笑声已经先飘进了厨房。她是看守我们的这个炊事员的老熟人,也可能是他的相好。只听炊事员对那女人说:“站在门口干啥?进来进来,想吃肉随便拈,我请客!”那女人果然不客气,走到这张案子上抓两片肉塞进嘴里,又到另一张案子上抓两片肉塞进嘴里,吃得嘴角流油,边吃边笑,还目中无人地跟炊事员开着很野的玩笑。此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大家的肚子已经饿了,我们几个老右好羡慕这个可以随便抓肉吃的女人啊!张时雨故意咳了一声,我们几个不约而同相视笑了笑。今天这位煮饭的工人,在我们面前绝对是一号首长,我们谁都不敢触犯他的权威,甚至不敢向他提半句意见。这个小插曲,值得在此专门写上一笔。

次日会餐后,正式放假。我们开始焦灼地等待系上宣布分配方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九眼桥头拐角处租了一辆自行车(至今记得,租车店的店主是二三十年代的留日学生,其时60岁左右,成天周身油腻腻的,一双手粗得像树皮),到人民西路群一电镀厂父亲那里去。已骑到厂门口,猛然发觉一辆银灰色轿车紧急停在我的自行车轮前面。我紧急刹车,立即从车上摔下来,肩膀撞在汽车前车门上。驾驶员和车上一位首长模样的中年人立即下车扶起我。车门都被我的肩膀撞瘪了,奇怪的是我没有受一点伤,也不觉得哪里痛。我推起自行车已进工厂大门,那位首长模样的人还追进厂问我:“你伤了没有?” 我谢谢他的关心,连说“没事,没事!”

坐车的首长刚离开,一位民警赶来了,我被叫到附近派出所里。值班民警首先问我的姓名、单位、身份。姓名曾祥麟,单位四川大学,只有一种回答。至于身份,只须说是“学生”或“中文系学生”就行了,我脸上又没有刻金印,谁知道我是不是右派?但我想了想,怕他打电话到川大去调查,万一弄清了我的右派身份,那时我不是更被动了吗?随即坦然直说:“我是右派”。民警愣了一下,面无表情地说:“你把民政厅厅长的车撞了,责任在你,你知道你触犯了交通法规的哪一条吗?”

我想了想,我被汽车撞了,算我命大没被撞死,怎么反而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呢?我说:“汽车是从后面来的,又没有鸣喇叭,是汽车撞了我。”民警说:“不对,是你撞了汽车,把车门都撞坏了。你横穿街道为啥光看前面不看后面?现在的处理方式任你选一种,要么由你支付修车费,要么拘留你五天。”

这时我才想起不该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右派身份,如果不说自己是右派,很可能训我几句就完了。一暴露身份,就没有人同情你了,就算有理都变成无理了。现在处罚权在别人手里,辩也是白辩,算自己倒霉吧。我一个穷学生,父亲是穷工人,修车门起码几十上百元,我哪来那么多钱?只好说,你们拘留我吧!尚未正式分配工作,便跨入了拘留所的大门,这不会是好兆头。

派出所打电话通知租车店领回自行车后,我被送进了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个条形天井的两边,各有六间拘留室,每室五间上下铺可住十人。一个40岁左右的劳改犯(出了人命事故的货车驾驶员)是我们的组长,睡在进门第一间床的上铺。同室的拘留人员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流窜犯”,有个别小偷。这位犯人组长对组员极凶,动彻骂得你狗血喷头,“你们以为成都的树子上都挂满了票子在甩?做梦!”但唯独对我很客气,大概他也是读过几天书的人,对我这个大学生算是另眼相看吧。

失去了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终日关在铁窗里,一天到晚坐在铺上听劳改犯组长训话,低头思过,那滋味可不是好受的。特别令人焦心的是,班上不知我到哪里去了,万一最近两天宣布分配去向,明天宣布后天就上车怎么办?但焦急解决不了问题,到时候再说吧!

第二天,我所在的拘留室又送来一个大学生。此人是西安交大的,个子高大,一表人才,穿著也很时髦。劳改犯组长问他是怎么进来的,学生用普通话说,他父亲在成都某研究所工作,他下火车后,到一家商店买了双袜子,售货员不在,他拿起袜子就朝门外走,殊不知女售货员其时正埋头在柜台下面找东西,抬起头来见他正朝门外走,随即大吼一声“抓小偷!”他当即被一位过路男子揪住,随后就进了派出所,接着就进了这间拘留室。劳改犯组长骂他:“你霉得打鬼!一双袜子值几个钱!这下子安逸,看你咋个跟学校和老把子交待!”学生垂头丧气的,从此不再说一句话。我也替这个学生感到惋惜,暗自在心中告诫自己:做人还是老实一点好。

好在拘留不到四天我就放出来了。那时一大盆午饭刚刚送到拘留室门口,管理员在门外叫我出去。同室的流窜犯们可怜巴巴的望着我说:“放你出去了,这顿饭你就别吃了,让给我们吃吧!”我才不想吃这种饭不像饭菜不像菜的囚食呢,抬起腿就朝门外走。领回进拘留所收去的几角钱和裤带后,在公安局斜对门一家面馆高高兴兴地吃了一碗面。天空又变得既大且蓝,风吹在脸上很舒服,行人在街上自由地来来往往,我重新获得了“人”的感觉。

回到川大后,知道尚未宣布分配名单,立即放下心来。第一件赶紧要做的事是刷牙,四天不洗脸受得了,四天不刷牙太难受了!然后才去向班长汇报四日未归的原因。毕竟大家都是快要离开学校的人了,班长这次还算客气,只说了句:“休息去吧,不要再出意外事故了。”

直到98日上午,系上才在新会议室召集毕业班全体学生开会。系总支书记毛顺潮最多三十五六岁,是全系最高领导。此人上台当总支书记不到一年,到任不久我便认识了他。记得那天系上开展班际篮球比赛。场外一群观看球赛的中文系三年级(56级)学生突然有节奏地向远远过来的一个男子热烈呼喊:“毛书记,来得早,我们向你问声好!”接连喊了好几遍,连赛球的双方队员都停下来鼓掌欢迎这位“毛书记”。他来看球赛有什么了不起!我好生奇怪,欢迎一位仅当过几年政治理论课助教(最多是讲师)的年轻系总支书记,大家就像欢迎毛主席亲临视察一样激动得不得了,把他当成全系人民的大救星似的,用得着如此虔诚吗?这伙人真贱,如果老天有眼,下辈子还该让他们继续当奴才!对党组织的一位基层领导也膜拜到这等地步,实在难以理解!我真想骂一句:这种奴性十足的人再多一点,中国就当真没救了!

今天,坐在主席台正中的这位总支书记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大家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系总支书记并没有马上宣布分配名单。他首先强调必须绝对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安排你到哪里就到哪里,安排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一样的干革命,都是党对你的信任,愈是艰苦的地方愈光荣,责任愈重大。这大概就叫做“政治工作先行”吧。然后逐个宣布何人分到何处何单位。

这一年,北大和复旦中文系由四年改制为五年,亦即这两所综合大学这一届没有毕业生,这对川大中文系毕业生的分配去向无疑十分有利。记得全年级毕业79人,有一半以上分在北京,都是好单位,有中国文联、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社科院、文化部等中央机关及北大、广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还有分到中共中央的。此外有十多人留成都分在川大、峨影厂、省文联、教育厅、文化厅、广播电视厅等单位。以上同学当然都是根正苗红的人,成绩好不好并不重要。约有二十人分到边远的自然也是最光荣的大西北,我们六个右派无一不在其内。别人把光荣全让给了我们,而我一听到宣布“曾祥麟,青海”,却心都凉了,怎么也光荣不起来。

我从未去过青海,但从古代诗文中知道,那是“北风卷地百草折”、“新鬼烦怨旧鬼哭”的地方,是杜工部所说“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天阴雨愁声愀愀”的地方,是历代流放囚徒的地方!

附记:毕业40年后的1999年,川大中文系55级三四十位同学在成都聚会三日。有一天大家在望江公园喝茶闲聊时,当年与我一起分到青海的聂德胜(他在70年代已调回成都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任教)突然大发感慨:“我怎么也想不通,抗美援朝时我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55年进入川大后,思想和学习都不错,是共青团员,毕业后三四十人分到北京,还有分到上海的,十多人留在成都,另外十多人分到大西北。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把我分到青海?尤其想不通肖玲是立过战功的志愿军,他在朝鲜战场上几乎双目失明,送到新繁荣军学校疗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基本恢复视力考进了川大。这种曾经严重受伤的荣誉军人,是不适合在高原地区工作的,可是他也被分到了青海!”大家为他的坦诚感到惊讶。接着他又讲了一个让大家更惊讶的故事。他说,解放前他母亲是南充中学的校长。她思想开明,为人仗义,结交了各阶层很多朋友,既有国民党的官员、政客,同时又帮助过不少地下党员脱险。51年镇反时,他母亲被枪毙了。这群经母亲解救才得以脱险的地下党员,后来有几位成了共产党的将军。1978年,这几位将军联名上书中央,我母亲才终获平反,但人死已经不能复生了!”座中数十人一时尽皆无语。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接一句:“德胜兄,你说你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分到青海,你母亲冤冤枉枉被枪毙了,这就是原因呀!”同学们会心地微笑,微笑中藏着无言的悲苦。(配照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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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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