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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农村放“卫星”,全民炼钢铁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爱默生说,“在薄冰上滑动,速度就是危险”。

前几年读过一篇冯友兰回忆1958年“大跃进”的旧文。文章说:有一个研究所报告说,他们的翻译人员产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译8万字。冯友兰惊叹道:就是抄写8万字也是不可能的,这牛皮吹得太不靠谱了!然而还有更不靠谱的。冯友兰继续回忆说:“1958年北大各系下乡劳动,我们系在长辛店附近的黄村。我们下去前,听说他们的生产指标是每亩地产12万斤粮食。他们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绝招,就是杀狗,用狗肉做肥料。等到我们下去以后,才知道生产指标又提高了十倍,每亩地要产120万斤粮!”这时候,能够说的话恐怕只有三个字:“我的天!”

1958年八九月份,农村各地大放高产卫星。这段时间报纸上天天都有极振奋人心的消息。九月初,川报登出一条爆炸性新闻:郫县犀浦乡放出了一颗特大卫星,亩产稻谷四万五千多斤。报上还配发了一幅照片,收割前一个小孩平躺在稻谷上居然掉不下来。《人民日报》及时转载这条新闻,立即轰动全国。记得那天午后,我们一群右派在系办公室楼上休息时,一个个喜形于色,一位老右对我说:“你们银郫县真了不得,水稻产量如此之高,创造了科学史上、生产史上的大奇迹,‘大跃进’真是太伟大了!”

再过几天,郫县友爱乡的另一颗亩产干谷子八万多斤的更大的卫星又见报了。一位老右高兴之余为粮食太多而担心,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啊?另一位老右说,你不用操心,毛主席已经发话了,粮食吃不完可以转化,大量农田可以休耕,像苏联那样搞草田轮作制。

又一位老右补充说:你们这几天没有看报纸吗啷个?。195884日,毛主席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毛主席当即提出:“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毛主席非常着急地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并要求科学家们积极参与进来,与农民一起想办法,拿出切实措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个实际问题。他自己还亲自开动脑筋,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二是“少生产。土地休整,实行轮耕制、休耕制。”三是“援外”。在8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为了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甚至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老右们一个个听得目顿口呆。

最奇怪的是,直到1959年末,全国已经没有一个省好意思再放什么“高产卫星”,郫县友爱乡居然又放出12亩中稻亩产4000多斤的卫星。这是大跃进期间全国放的最后一颗高产卫星,但此时再也引不起什么轰动效应了。在头脑清醒者眼中,这不啻是大难临头的凶兆,恐怖的深渊就在眼前。

我的家在农村,我虽未栽过秧子打过谷子,自信对农村的生产情况大致还是了解的。可是仅仅几个月没有回家,农村的生产形势便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想不到,不得不佩服那段时间报纸上常见的诸如“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类豪言壮语的真理性。

此后,川报连续报道了各地群众像朝拜圣地一样涌到犀浦参观的消息。多年后,在一次闲聊中,流沙河告诉我:“当时省文联也开了一车人到你们犀浦去参观,人人兴奋不已,唯有看门的何大爷持怀疑态度,不相信会是真的,认为其中肯定有假。在回成都的路上,一车人都在帮助他。只是考虑到他是穷苦劳动人民出身,不好随便戴帽子说他在放毒。”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调到县志办修志,知道了1958年郫县大放高产卫星的内幕。那个时候大刮浮夸风,层层弄虚作假。820日左右,犀浦乡动员成百上千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有下乡监督劳动的右派(熟成也在其中),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把周围三十多亩即将收割的中稻,一窝窝拔起来移栽到一个面积约一亩的田里,一窝挨一窝,密不透风,二十多天后开始收割。为示郑重、真实,特请上级领导及新闻媒体前来验收。过秤时大家都在“麻”,一挑谷子过称后,挑到田边转一转,又挑回来称,有时一挑谷子要称好几次。在如此糊弄之下,亩产水稻四万五千多斤的神话就诞生了。这真是在光天化日下对世人对历史的大愚弄!

川大不仅要大炼钢铁,还要放小麦特大卫星

1958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为了实现这个“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宏伟任务,会议以后,全国立即掀起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九月中旬,系上通知我们右派去江油炼钢铁,有人小心地问:要去多久?回答是:至少一年。心头咯噔一下:这么长的时间!一年有一年的准备。除了铺盖卷和换洗衣服,书是少不了的,而且必须带够,不然休息天和下雨天的日子就太可怕了。除了打个铺盖卷,我还带了一只木箱。箱子里装了二三十本书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分量不轻。那天是坐火车去的。中午肚子饿了,我和两位右派同学准备到餐车去吃碗面。走进餐车车厢,见化学系五六位右派正在喝啤酒。我们本来并不熟悉,平日连话都没有说过,但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右派。此时却像他乡遇故人一样,他们主动招呼我们过去一起用餐。我们自知衣兜里只有几角钱,客客气气地谢绝了。吃完面回到座位不久,就听说化学系那几位右派挨骂了。带队的人听同学反映,说右派分子在餐车上酗酒,大吃大喝,猖狂得很,立即赶去责备他们太不像话,一走出校门便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其实化学系的几个右派也就是每人喝了一瓶啤酒,打伙买了两盘花生米而已,哪里算得上什么“大吃大喝”,“猖狂”二字更是无从说起!

火车拢了江油马角坝。在站台上,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谭洛非向学生们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他说,以前我们国家是右手抓农业,左手抓工业,现在形势不同了,已转变为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我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同学们到这里来为全民大办钢铁做贡献,应当感到自豪!

谭洛非讲完话后,有人告诉我们几十位入了另册的人,驻地在12里以外的澄水锅厂。没有给我们准备交通工具,前面的路全是步行。不知为什么我们不走大路而走小路,而且多半是坑坑洼洼的石级路。我背上背着铺盖卷,肩上扛着木箱,我人小气力小,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行路难”。没走多远,大汗出来了,肩膀痛了,膀子酸了。真想扔掉箱子算逑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牙巴再咬紧一点,继续坚持吧!

同班的右派叶克瑶走在我旁边,他肯定注意到了我的窘相。路旁有许多野树,只见他折断一颗锄把粗的小树(那时大树都随便砍伐,一颗小树算什么!)扯去树叶,对我说一声:“箱子给我”。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已取下我肩上的木箱。小树的一头套进木箱上的铜环,另一头挑起他的行李卷,像唐僧取经一样,挑起就朝前走。我肩上的重量移到了他的肩头。一路上,木箱在他身前的树棍上一闪一闪的,可以感觉到它沉沉的分量。谢天谢地,如果不是克瑶,这十二里路怎么走到头啊!我的眼睛好像有点潮湿了,真想对他说一声:“太难为你了,谢谢你!”但这句话一直没有说出口。走进锅厂放下箱子后,我还是没说一句感激的话。我这人真是不可救药。

这口木箱如今仍然保留在家里,虽然派不上什么用场,但一直舍不得丢弃它。一看见它,总会立即想起这段一直使我坐卧不安的往事。几年前克瑶从老家泸州到郫县我家来过一趟。那天我向他说了许多废话,就是忘了说那句最该说的补致谢意的话。今天我在这篇回忆录里表达了这份谢意,可惜他仍然听不到。这位叶克瑶入川大前先后在泸州市公安局、卫生局当干部,平时喜欢喝两杯,苦闷时偶尔会吼几腔川戏“把洒家吃得醺醺大醉”。这本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可反右时却为此受到抨击。这就叫消沉颓废吗?我不相信。1958年五六月份,川大几百学生到东门“鱼市坝”淘污泥塘,个个又脏又累。我和他一道步行回返学校途中,走到一家小面馆前,克瑶说,进去喝一杯吧,我身上还有一两块钱。我不习惯喝酒,但还是陪他端起了酒杯。人常说喝酒的人话多,我们却一句话都不想说。一杯闷酒下肚,出门继续朝前走。那天的情景,至今记得一清二楚。

回头再说到达澄水锅厂后,右派学生被分散。我被安插在历史系一年级学生中间,与他们同住在锅厂的二楼上,全睡地铺。第二天天不见亮就起床吃饭。吃完饭每人领一个山区农民用的尖底背篼,天刚亮即赶到山上去背矿石。不是从采矿地点直接把矿石背到山下公路上,而是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每人背两三百公尺。接过前面同学的背篓后,赶紧背起背篓就朝山下跑;交给下一站的同学后,赶紧返身又朝山上跑,深恐跑慢了让前一站的同学在那里久等。我们就这样不断地在山路上跑来跑去,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背筐里的矿石并不很重,女同学都背得起,也就是七八十斤吧。叫人最受不了是劳动时间太长,每天来回奔跑的时间至少在十小时以上。收工后人人劳累不堪,一回到住地吃完饭,在锅厂门外的水塘里涮一涮脚,檫一把脸,就上床睡觉。

有时晚上还要学文件,读报纸,听连长或指导员啰啰嗦嗦地讲这讲那,搞得人烦透了。有一天晚上,连长用激情昂扬的语调给大家朗诵了一首某同学创作的新民歌,意在给同学们鼓劲。依稀记得其中有几句是:“干/一步登天 /两手拨开云雾/一脚踏上山巅/同学们背出筐筐矿石/拖出条条青龙(大树) /让炉火燃遍了半边天/苦干实干加巧干/实现1080在明天!”男男女女逾百名同学听了不住地鼓掌。好在那时劳动量虽大,但肚皮还能吃饱,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有天在锅厂下面的大食堂吃晩饭时,一位连长说:“大家注意,已发现有本地民工混进我们食堂来舀饭吃,若发现了,立即抓住他们!”几百名学生在食堂用餐,吃的是大甑子饭,在晚上微弱的灯光下,肚子装不饱的农民工,是很容易混进来的。那天晚上终于把几个偷饭的民工捉住了,学生们不客气地把他们连推带搡地轰了出去。我有点搞不明白,不是说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大丰收,全国农民“粮满仓,谷满缸”吗?怎么这些农民工连饭都吃不饱呢?

大约背了七八天矿石,一天早晨,带队的一位党员学生宣布,我们这个连要抽调一个身强力壮的同学到运输组去拉车,谁愿意去?一时无人表态。我灵机一动,这真是调离此处的好机会,赶紧向那位带队的党员说:“我愿意去!”他看了我几眼,大约见我个子小,怀疑地说:“拉车子需要气力大,你吃得消吗?”我肯定地回答:“绝对没有问题!”他终于同意我到运输组去。

没有想到,调到运输组的七个人居然全是右派分子。指挥、监督我们的,是伙食管理科的一名年轻职员。他姓李,我们不好称他同志,叫他李老师。此人少言寡语,不是那种喜欢诈唬、整人的,太好了。我们的任务是每天到十二华里外的马角坝拉一车粮食或蔬菜回澄水。历史系的几十名男生以为拉车特别累人,劳改队的许多犯人不是都在拉车吗,所以没有人自告奋勇愿去拉车。他们才搞错了,这份差事比起不停地在山路上跑上跑下背矿石,不知要轻松多少倍!更何况,拉车的全是老右,我们在一起劳动,不仅思想上没有压力,而且彼此关照,首先精神上就愉快多了。运输组中,有个右派叫沙克文,是经济系55级的调干学生,外省人,他的力气最大,自告奋勇拉中杠。早饭后,大家慢慢悠悠把空车拉到马角坝,一路上野壳子吹不完,有说有笑。上午十一点过装好车,即到车站附近一个小庙里等午饭吃。

半年前从川大外语教研室下放到江油某生产队劳动锻炼的一位年轻女助教,特地从农村调到马角坝,主要负责给我们做饭。这位助教最多二十七八岁,模样和身材都很像西方女人,在学校时很喜欢打扮,今天穿一身,明天换一套,是川大周末舞会上最惹人注意的美女之一。现在犹如换了一个人,白白的皮肤晒黑了,式样讲究的衣服变成了蓝卡其劳动服,高跟鞋变成了布面胶鞋,一头秀发像农村妇女一样随随便便地盘在脑后。昔日的风韵和光彩消失殆尽,我暗中替她惋惜。想不到这位美女竟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煮的饭很香,做的菜也很好吃。第一天我们几个把她煮的一锅饭吃光了还不够。她不满地说,我煮了七斤米,让你们先吃,我一口都没有吃,你们八个人的肚皮也太大了!我们只好抱歉地笑笑。为表示对她的感谢,饭后大家动手帮她扫地提水,她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从第二天起,她每天中午煮八斤米,我们七个人照样连锅巴都要吃完。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左右便出车。

架子车装载并不很重,要是搬运工人,三四个人就够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路上不休息,十二里路两个小时就到了。那么早就到家行吗?于是大家有意拖延时间,一路上走走停停,估谙山上背矿石的同学快回锅厂了,我们的架子车也就拖到食堂了。督队的李老师知道我们的用意,彼此心照不宣。

在运输组那段时间,最怕的是落雨,一落雨路上便泥泞不堪。有一天,大家知道雨后的泥路难走,在马角坝吃完午饭便动身,路上根本不敢休息。车轮多次陷在泥坑里。大家拼命拉,连李老师也挽起袖子在后面推。好不容易拉出一个泥坑,走不多远又是一个烂泥坑。下午七八点钟天都黑了,车还在路上挣扎。李老师赶回伙食团提个马灯来,还喊了两个炊事员来帮忙,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一车粮食拉到食堂。那天晚上厨房为我们加了两个菜,带队的一位学生连长破天荒向我们说了一句:“路上辛苦了!”大家感动得不得了。

我们有时还背米上山,送到位于深山老林的炭窑。中文系陈懋谱等几位右派和经济系的几名右派在那里烧木炭。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艰难地将米背到目的地后,只见烧炭的老右们两手乌黑,满脸炭灰,完全是白居易所写“卖炭翁”的形象。也许是物伤其类吧,对他们的同情之心油然生起,完全忘记了我们自己同样是可怜人。我们放下米袋说:“你们在深山里很艰苦吧?”他们接过米袋,见我们满头汗水,连连说:“谢谢你们,你们才辛苦。”这种相互关心的话,平时在连队里是根本听不到的,累死你活该!1999年初,我办完退休手续便到三台去看望陈懋谱,二人在梓州公园内边喝茶边回忆江油那段生活。懋谱说,我们在山上烧炭除了赃一点,活路并不重,劳动时间全由我们自己掌握。下面的同学哪里知道,我们白天躺在帐篷里看书的时间多得很。

在运输组拉了十几天车,任务又变了。中文系、数学系的二十多名右派编为一个组,集中到山上去挖铁矿石。一人扛一把十字鍬,自己也不知道挖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矿石。中午我们在山腰一间民房里自己煮饭吃。大家公推数学系56级的右派谢德民煮饭。中午十二点左右饭一煮好,谢德民在下面大吼一声,大家提起十字鍬一摇一摆就朝坡下走。天天劳动,副食又不行,个个饭量都很大。有人向谢德民建议,要他多领点米上山。谢说:“伙食团都喊黄了,按每人十四两米(旧秤,每斤16两)称给我们,再多事务长就不肯了!”这位谢德民籍贯广东,个子不高,皮肤很黑,年龄较大,休息时喜欢下棋,一赢棋就嘿嘿地笑。一位数学系的右派说,别看他平时不大说话,脑瓜子灵得很,你看他下棋走一着要看三四着就知道了。解放前他就是川大数学系学生,地下党员,1949年党派他去川东领导过一支游击队,解放后在一个地质队任大队长,据说是16级干部。1956年,他坚决要回川大读书,不到一年就划成了右派。他从来不和我们谈他的过去。我们在闲聊中偶尔提到他,都叹息他大队长当得好好的,偏要回来读什么鸟书嘛!所幸晚境不错,听说20世纪70年代末他去了泰国,是正大集团的老板之一,住的是豪华别墅。

有天晚饭后,右兄张时雨在锅厂门外叫住我:“告诉你一个特大消息,明天我们就要回成都了!” 这个消息太突然,原来不是说至少要在江油劳动一年吗?我不相信,并警告他:“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张时雨拍着胸脯说:“刚才我在连部门外亲耳听见的,你不信就算了!”果然,连长在晚饭时就宣布了明日全体返回成都的消息。

那天晚上,历史系两三百人在锅厂开了个联欢会,会上许多学生发言说:“真舍不得离开这个战斗了一个多月的地方!”我搞不清楚他们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第二天从马角坝上车。火车到达成都北站已经天黑了。一千多名大学生在路灯下像军人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大街上迈着凯旋的步伐,嘴里不住喊着“一二三四”,吸引来很多伫立观看的居民和行人。这时候,我也为这种气氛所感动,走在看不到尽头的队伍里,似乎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回到学校后,发觉川大在一个多月内大变样了。两个小运动场(一个运动场有篮球场、排球场各一个,还有一个运动场约有五六个篮球场大小)已被拖拉机翻过,全部深沟高厢播种了小麦。据说不仅施肥极多,每亩用种量更是多达两百多斤(正常播种量的10倍以上),绝对是瞎胡闹!劳民伤财的结果,连麦种都没有收回来。中文系56级学生黄宝松是这个小麦亩产万斤试验田的种植者之一,曾写过一篇川大放小麦高产“卫星”的专文。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

《川大放小麦高产“卫星” 始末》

1958年全国闹腾得乌喧喧的两桩大事:一为全民大办钢铁的“钢铁元帅升帐”;二乃各地粮食高产“卫星”升天。毛泽东主席视察徐水,当地干部早有准备,把收获的马铃薯集中堆码一处,谎报亩产一百多万斤,主席是农家子弟出生,对“亩”不会没有概念,按两千斤一吨折算,一百多万斤至少不下于六百吨,要装十个火车皮(以一车皮装60吨计),洋芋平摊到一亩地上,起码四十公分厚,重起摞起长在土里,办得到么?但主席不愿细想,反而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并指示今后农村要少种高产多收,实行田土轮作。此事经中央、地方的媒体一鼓噪,深谙官场规则的官员、帮闲文人、御用学者都心知肚明虚报浮夸实为“上有所好”。一时之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狂人诳语备受推崇,报上几乎天天套红登载全国各地粮食亩产几千斤、上万斤乃至十几万斤的消息。原子物理学家钱学森也不甘寂寞,推波助澜,积极撰文论证,通过诸如光合作用之类,粮食亩产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完全能够做到。伪科学给虚报浮夸打了“强心针”。

“川大”当局不甘落后,坚决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把一块大约五六亩地的篮球场犁出来种小麦,计划收五六万斤。靠大礼堂一侧的一块地挖了三米深,准备放“分”(一分地)产万斤的特大“卫星”,要在全国冒尖,向李井泉书记和毛主席报喜。本人是这幕闹剧的亲历者、见证人,现翔实追记于此警示后昆。

我在五六年考入四川大学,五七年还在上“大一”即被打入另册,享受“畄校察看”待遇,干过花儿匠、挑粪种菜、拉架架车等杂役。大炼钢铁发配马角埧澄水乡探矿挖矿,成天拿着地质锤漫无目标,东打一个槽,西打一个槽,寻找矿脉,经监管右派的学生干部孙应元认定有矿,就架起钢钎二锤乱撬乱打。我们的生活条件极差,十几个人一颠一倒睡在房檐下,没有电灯,洗不成澡,无街可上,更没有娱乐生活。瞎整了一两个月,矿未采着,资源倒破坏得不少,只好鳴金收兵。同学们一个个被折磨得够呛,衣服挂成襟襟缕缕,身上长满虱子,在马埆埧搭上“北京-成都”特快列车返校时,车上的旅客都用诧异的目光瞧着我们这群蜂拥而上的“叫化子”。

回到学校,方知根据 “敎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川大中文系办了个农场,荷花池后面那个大约五六亩地的篮球场,篮球架早已拆除,平整的球场已被绳索牵引机深翻出来可做砖瓦的黄泥巴覆盖,中间一分地挖了三米深,其它土地翻耕深度不低于一米。不知道这种违背常识,把熟土埋底下生土翻上来、就能使产量倍增的深耕理论,是哪门子科学?当然我等右派是不敢深究的。

我们年级的几个“留校察看”的右派,成了这块土地的主要劳工。播种之前,我们每天挑起粪桶送粪便到地里,均匀泼洒到翻来“炕”(指太阳照射)起的黄泥巴上,以改变土质、增加肥力。学校的公厕很多,分布于各处,距离有远有近,我们几个右派成天放小跑担粪。仅转肥一项,即耗时一个半月,数量不下五六千担。把“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功课,做足了十成。接下来平整土地,挥锄将翻上来经粪水浇灌过的土块捣碎耪细,大家丝毫不敢马虎,做到符合播种要求。精选种籽采取“人海战术”,中文系的数百名师生员工集中在新教学楼,每人粒选几斤“阿波”良种,要求麦粒颗颗饱满,无破损虫蛀,没有瘪籽。

播种那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五六亩地上,人头攒动。一律东西走向,开厢直播。牵绳子、打播幅、施肥、撒种、掩土、浇水,各项工序分工合作,环环紧扣。单底肥就施了钙镁磷、尿素、油枯、日本进口复合肥等四种,做到行底填满,铲土盖上,再丢种籽,确保肥、种隔绝。又经施草木灰、轻粪水、掩完土之后,大功才算告成。为放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确确实实花了大价钱。五六亩地用种一千多斤,每亩达三百斤,密密麻麻将麦行铺了一层。好像只要肥料餵饱,胀都会胀出个小麦高产“卫星”来。

然而,事物的发展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小麦刚刚破土而出那阵子,一行一行长得整整齐齐,像发麦芽糖一样密无间隙,又似一条条嫩黄浅绿的彩带铺在地上,煞是抢眼。谁知开春之后,情况逆转,麦苗贪青猛长,争光上冲,底肥充足,分蘖极快。光照难至、根部柔弱苍白;通风不畅,作物顿染沉疴。眼见情况不妙,系领导喊大家商讨对策。有说搭架子防倒伏的,有说匀苗的,更有说动员全校同学,一人一把扇子,轮班给麦苗搧风降温的。最后还是决定主要由我等畄校察看的右派去扯。匀苗持续的时间不短,因为下种太多,先前的刚扯掉,底下又长出来了,每天都要送几架架车青苗到生物系农场去餵牛羊,让畜牲大饱口福。直到麦苗“璇”得稀稀落落,像癞儿顶上的头发才罢手。为了防止倒伏,嗣后又喊我们右派剔了校园林荫路边许多梧桐树的枝桠,在麦行的两边搭起架子。

抽穗的季节,有天我在麦田边转悠,看见高矮不齐、麦杆东倒西歪、麦穗干瘪短小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尽管我们右派的劳动一文不值,但也是能创造财富的呀!眼下却好,等于“配的是龙种,生的是跳蚤”那样贻笑大方。恰好这时中文系总支书记毛顺潮打田边经过,見到小麦很难看,便问我:“你看种子收不收得囬来?”我心里正窝火,不假思索就直杠杠回了一句 :“哪里才那点,不是说要收五六万斤吗!”。毛书记心中不悦,但又不便发作,愣了我一眼。加上此前我对亩产万斤持有异议,说过得不偿失的话,累计起来年终评审大概又够我喝一壶了!

川大的“高产卫星”最终未能放飞,五六亩肥土沃壤仅收获一千多斤小麦,别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连收回种籽还差好长一截哩!

此外,校园里到处都是土高炉。在以前的女生院里,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在进门左边靠墙处建了一个炒钢的炉子,院坝中的土高炉则是我们三年级即55级学生建造的。回校第二天,班长就叫我和同学们一起拉风箱。一个大风箱分成三组人轮流拉,每组八人,休息时就围着炉子烤火。记得第一天晚上在炉边烤火时,乙班的许敏岐(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位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同学)从怀里摸出一叠稿子,说是他刚完成的一篇儿童小说。他很有感情地念给大家听,至今记得其中有一个细节:一个儿童把整个身子都藏在水下,仅让鼻孔伸出水面,终于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捕。听说这篇小说不久即被一家省级文学月刊发表了。再过几个月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中国文联。他好像比一般毕业生提前两三天离开成都。记得他临行前一天,我在学校供销社门口遇见他,他像南下干部一样披一件外衣。我是臭右派,不想沾染别人,一般情况下绝不主动招呼谁。他理解我的心情,很高兴地走到我面前说:“曾祥麟,我明天就要到北京报到去了,中国文联!”说罢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真诚地微笑着回答:“祝贺你!”以后,敏岐相继被分到《诗刊》和《人民文学》编辑部,一二十年后终成大器,不仅当了广西师大的教授,还被选为全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这些都是后话。

回头再说,土高炉隔不久要出一次渣,炼到一定时候出一次铁。有时同学们欢呼出铁了,但看样子好像跟炉渣差不多,里面究竟含有多少铁,恐怕没有一个学生说得清楚。

为了增加铁产量,学校动员教职工和学生捐献铁器。有的捐出铁锁、箱子上的铁扣铁环,还有的把钉在皮鞋后跟上的铁皮也拔下来捐了。更为奇怪的是,大礼堂内的一千一百多张座椅本来是用一根根铁条连起来的,这时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竟将座椅下面的铁条全部卸下来,并锤成一块块碎铁,然后投进土高炉,最后再炼成似铁非铁的东西。

拉了三四天风箱,系上又叫我跟随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到火车站去运木材。这次拉的不是小架子车,而是大板车。车上装满了从山上运出来的木材。这些木材在山里长得好好的,明明是做屋梁或家具的材料,如今却要运回去锯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投进土高炉。(写到这里,想起当年曾在峨边农场劳教的妻子说,1959年她们所在的位于山旮旯里的劳教农场,没有煤铁资源,交通很不方便,同样要大炼钢铁,还建立了沙坪铁厂。那时农场每天都派体力强壮的男劳教上山去猛砍树子,恨不得把几匹山的树子全砍光,所有人对浪费国家资源毫不心疼。)

话说我拉板车的侧翼,俗称“飞蛾”。我干任何活都很卖命,从不会偷奸耍滑。那天我绷紧绳子拉,累得直喘大气,没有想到一位在旁边指手画脚的跟车的学生干部,好像横竖看我不顺眼,两次走到我身边喊:“右派,使劲!你再使点劲行不行!” 受了委屈的心里真难受。第一次我忍住了,心想,妈的,你欺人太甚!第二次他又那样喊,我实在忍不住了,狠狠愣了他一眼,愤然说:“我都快拉来趴下了,还要我怎么使劲!你要看不惯,干脆你来试试!” 拉车的几位学生一个都没吭声,分明他们对这人也很看不惯。这位“工头”似的专门诈唬别人的学生干部气极了,大骂我:“你这个右派敢不听管教,我回去向你们领导反映,好好收拾你!”我当了一年多右派,从来是逆来顺受,今天算是第一次顶撞“领导”,可心头一点也不畏惧,反觉十分解气。原以为他会另外想法子整治我,结果屁事也没有,一路上他再也不向我瞎吼了。

不仅连排长之类的学生官常在我们面前耍威风,连一些普通平头学生一有机会也喜欢在我们面前咋咋呼呼,或者把我们当作奴隶来使唤。有一天拉完风箱我准备回宿舍去休息,刚走出原女生院大门,甲班同学×××叫住我,要我到游泳池旁边的化学实验室去取一根勾炉渣用的铁条。我心想,肯定是你们班长派你去取,你却要我替你跑腿,你也太会玩格了!他说:“快去快回哈!”我忍住一肚子气,默默地向游泳池方向走去。这里到游泳池大约有一公里,我一分钟也没耽搁,取到铁条立即打转身。×××抄起手坐在荷花池边的木椅上等我,他板着脸接过铁条,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这人太不像话,不把人当人,我十分气愤,不客气地顶了他一句:“你晓不晓得这里到化学实验室来回一趟有多远?路上我又没有耽搁,嫌我走慢了你该自己去拿嘛!”说完转身就走。任他在后面怎么骂,权当他在放屁。

学校没有炼几天铁就炼不下去了。一个个高炉熄火了,校园里这里一堆碳渣,那里一堆破砖头,颇有点凄凉的味道。一场群众性的“大办钢铁”运动,来势很猛,现在闷声不响的就这样收场了。

写到这里,顺手翻了翻案头的《郫县志》,第一篇《大事记》中有一条:“(1958年)912日,郫县劳动调配指挥部成立。全县先后抽调数万人到灌县虹口‘大办钢铁’,各机关、学校纷纷建起土高炉炼铁炼钢。迄10月底,全县共建‘土高炉’655个。”那时全县共20个公社,亦即平均一个公社建土高炉30个以上--我的天,这不是开玩笑吗!

“永诀的建筑”--拆成都老西门城墙

成都自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0) 筑城,至公元1949年,历时2059年。成都的城墙建于明初,在宋、元城基础上筑成,是我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城垣建筑。明末,战乱频繁,城墙多被破坏。至康熙年间,由四川巡抚在明城废墟上重新修建了清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花费巨资重修。所建城墙周围长二十二里八分,上有垛口及箭孔8122个,八角楼4个,炮楼4个,城墙高5丈。城墙四周分别建有4个城门,城门外建有方形瓮城,并遍种芙蓉,间植桃柳。据载,原来的东、南、西、北四门,都有月城。即该处城墙的城门都是双层,形如半月。民国时期陆续拆除,辟为街道。抗日战争期间,为避日机空袭,四面城墙打开多处缺口。目前,唯北较场口军区后面,尚存当时中央军校修建的城门洞便道,为旧城砖所砌,是现在仅存的古城墙城砖及城垣的样品。

解放前,根据成都旧俗,每年正月十六,都有许多成都人携儿带女到城墙上去走一走(习称“游百病”),既观赏了郊外的风光,又能消灾去病。那时城墙上象赶庙会一样热闹,有卖风车车的、倒糖饼的、卖凉粉凉面的,各种各样的小吃杂耍都搬到城墙上去向游人展示。是日,男女老少穿红着绿,喜气洋洋,登高望远,迎接春天的到来。

梁思成先生曾经将被毁的古建筑称为“永诀的建筑”。可惜当代并不这样看,摧毁古代文明成果当个狗屁。“大跃进”开始后,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城墙被视为封建遗存,认为它既影响了交通,又破坏了城市规划,而且城墙上的许多砖和石条石板撬下来以后,正好可为各类物资都很匮乏的“大跃进”派上许多用场。因此全国各地都在拆城墙。成都当然不例外。19586月,成都市成立拆除城墙指挥部,开始全面拆除城墙,并运了许多城墙砖去建造锦江大桥。

这年冬天,川大中文、经济、数学、物理四系的五六十名学生右派和十多名教师右派被派到老西门去拆城墙。我们住在距北校场不远处铁二局新修的一幢职工宿舍楼里,带队的是学生科的一位姓陈的胖子。伙食管理科专门派了两位炊事员给我们煮饭。我们下午到达住地。晚饭后,陈胖子召集全体右派训话。那天去的教师右派中,有前副校长谢文炳,有解放前川大地下党负责人,后为全校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的倪受僖教授(他被划为反党分子,但享受右派待遇),还有中文系的讲师陶道恕、刘思久等。全体右派聚集在一间大屋子里,学生右派站一边,教师右派站一边。陈胖子面对几十名受他管辖的右派分子,在强烈的灯光下,满脸严峻,大声警告我们:“你们是到这里来改造的,只许规规矩矩!不管你是谁,曾经当过什么官,今天到了这里都得老老实实干活!谁敢不听指挥,谁敢磨洋工,不要怪我姓陈的翻脸不认人!”

陈胖子约四十一二岁,一脸横肉,讲话时两手叉腰,很像电影里黑社会的舵爷。他本来是个干后勤工作的小人物,一个很不起眼的被领导者,今天突然成了领导一大帮子人的头头,而且这群被领导者中,许多人以前的身份比他高得多,几乎高得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他今天的感觉似乎特别好,安心要让我们领教一下他的威风。突然,教师右派中,有人好像病了,软软的蹲了下去。教师右派中出现了小小的骚动。陈胖子怒问:“干什么!”倪受僖教授解释说,谢老师(谢文炳)头晕,他站不住了。我们的心里都明白,一定是谢文炳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精神上有点扛不住了。陈胖子见此情况,也不好说什么,只得草草收场,最后说了句人话:“考虑到今天来的人当中,部分人年龄较大,我已吩咐炊事员把饭菜煮粑一点。”

陈胖子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早晨吹哨起床,晚上吹哨熄灯就寝。早饭后排队出工,傍晚收工后排队回到住地。有天傍晚在回住地的路上,一群八九岁到十一二岁的孩子追着我们叫:“右派右派,妖魔鬼怪!”个别孩子还不住向我们吐口水。我们只能干盯他们几眼,吭都不敢吭一声。无意间我侧身看了一眼身边的前副校长谢文炳和倪受僖老师,只见他们铁青着脸,牙巴咬得紧紧的。我知道,他们的内心肯定比我们年轻右派更复杂、更难受。在儿童们的心目中,我们是干尽坏事的人,与喊蒋介石万岁的反革命分子是一路货色,与端起冲锋枪见共产党员就打的匪特也没有什么不同。奇怪的是,仅到这里几天,连乳臭未干的娃娃们都知道了我们是什么人,除了陈胖子,还会有谁将我们的身份张扬出去呢!他有必要这样做吗?悲哀,我们真的成为过街老鼠了。

最初十来天,我们的任务是挖土、运土。从城墙上挖下的土,用鸡公车运到五六十公尺以外的低洼田里倒掉,几条车道全铺了厚厚的木板。我推鸡公车,基本上是推下坡路,推起车想慢慢走反而很难。两手掌稳车杠,一趟子跑几十公尺,累虽累,心头却是痛快的。

拆城墙的学生右派中,数学系56级的伍登祥和数学系55级的邓自克都很喜欢外文。伍登祥喜欢英文、德文、世界语;邓自克喜欢英文、法文。二人不管到哪里干活,衣兜里都不忘装一本外文书,一有空就翻开读几页,在困顿中仍不忘发奋攻读的精神令人敬佩。

伍登祥的父母亲都是右派。(他父亲伍非百是著名的墨学大家,后集中精力创办了川北文学院。民国时期的县长须经过考试这一关,究竟谁合格谁不合格,据说川北的县长有段时间由他说了算。有时他一边打牌,一边在报上来的名单上画圈圈,圈着谁谁就是县长。1949年被委任为川北大学--今四川师范大学前身--的常务副校长。1953年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一家人过半成了牛鬼蛇神,四分五裂,谁也顾不了谁。他个子矮,是残疾人,劳动中遇到的困难肯定更多更大,他应该是我们这群右派中最不幸的人。可他一点也不悲观,平日趣话最多。他说,右派分子在英文中叫RightiSt,而这个英文单词还有一个含义是“正确的人”,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右派的第一个字母是“R”,于是以后我们都戏称右派为“R”,姓张的叫张R,姓李叫李R。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成都二中校长童平章去世前曾对二中的校友说,有一年他在省政协开会时,遇到川大数学系著名的张鼎铭教授,张教授问他:“我们数学系有个学生右派伍登祥,原来是你们二中的学生吗?”童答:“是啊,是啊!”只听张鼎铭教授接连说了三声:“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邓自克看样子很像是个破落的纨绔子弟。一表人才,聪明,能说会道。反右前即常见他到中文系向曾经留学法国的颜实甫老师请教法文。他自称英文不及伍登祥,但也很有水平。有天下午收工回到住地,晚饭还没煮好。食堂前面的坝子里有几个大草堆,右派们散乱地坐在草堆旁边等吃饭。我和邓自克坐在一起,邓的旁边是谢文炳和倪受僖。那段时间邓自克正在读《悲惨世界》的英译本,其中有个单词candlestick他不知是什么意思,见谢文炳在旁边,谢曾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生,解放前是川大外文系的教授,便向谢老师请教。谢文炳挠挠头,一时想不出来,转过头去问倪受僖,倪一口就答出来:蜡烛棍。我这才知道倪受僖精通英文,解放前是川大外文系的讲师。

这位邓自克被打成右派后,几乎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难。那时天气已非常冷,大家都在水泥地上睡地铺,他的铺上除了一床很薄的被子,下面只有一张很旧的草席,每天晚上冻得够呛。食堂前面虽有那么多稻草,但那是农民的,陈胖子早就警告过我们:“哪怕是别人的一根稻草也不准动!”邓自克每天饭前饭后望着稻草堆干瞪眼。

一个星期天,陈胖子发善心安排我们休息半天。午饭后,我与邓自克同路步行回川大。我们各自回寝室拿了一两本书和一两件换洗衣服,时间还早,在校园内转了一圈。转到历史系、经济系办的砖瓦厂旁边,见一大堆干谷草乱七八糟地堆在地上没人管,邓自克眼睛一亮,如获至宝,立即跑过去揽了一抱草,用草绳一捆,甩在背上背起起走。我们不敢在川大久留,邓自克深恐被砖瓦厂的人发现,把稻草抢回去。出了川大校门,我们才放慢了脚步。回到住地,邓自克立即将稻草铺在草席下面,晚上睡上床高兴得直叫:“好安逸!‘十二月的莫斯科温暖如春’!”最后一句是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上朱子奇散文《十二月的莫斯科》中的一个名句。屋子里的几个老右都为邓自克今晚可以睡个舒服觉而高兴。

这位邓自克毕业后便渺无音讯。1982年在《文摘周报》上偶见一则消息,说是湖南大型文学季刊《芙蓉》上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邓副教授的罗曼史》,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文章说,这位邓副教授叫邓自克,在湖南医学院教书,1978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一位漂亮女学生爱上了他,有情人终成眷属。中间当然有一些很曲折的情节。那时我在郫县文化馆工作,立即写信给他,祝福他喜结良缘。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上说,他的爱情故事其实很简单,说不上罗曼,是记者写得太罗曼了。

几十名右派在老西门拆了一个多月城墙。其间,有好几百名川大学生来劳动过几天。他们像体验生活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走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用钢钎撬城墙上的石板。真没想到我们的祖先在城墙的关键部位,会用糯米代替石灰,把一块块两三平方米以上的大石板铺在煮熟的糯米上,其牢固程度简直难以想象,用七八根钢钎也难撬动。又是一向乐观的伍R开玩笑说:中文系诸位笔杆子,如果将来你们要写报告文学,这一章的标题可以叫做:“众R钢钎战顽石”。1979年后,这位伍R好几次驾着残疾人三轮车到郫县看望我,我们闲聊时,不止一次满有兴致地共同回忆起这个细节。

大概是十二月中旬吧,有天午饭后,陈胖子到工地上通知我们,下午不出工,各回各的年级,晚上要开右派评查会。我们把钢钎等工具带回住地后,立即赶回川大。支部书记李伯勋告诉我们中四的六位右派,各自准备一篇书面检查材料,晚上的评查会上,我们每人的检查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写这种材料轻车熟路,用不着多长时间,半个钟头足够了。晚上七时,我们几个右派准时进入大教室,教室内已坐满了中四的几十位学生。我们挨个上台宣读书面检查,读完就回到座位上听同学们提意见。提意见的多半是党员、班干部。他们的口径是一致的,显然事先由支部统一布置过。提其他几位右派的意见,内容基本一样,不外乎改造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还很多,今后要继续加强改造。轮到给我提意见,内容就不一样了,一个二个都说:“建议摘掉曾祥麟的右派帽子。当然,并不是说你已完全改造好了,就是摘了帽子,也还要继续加强改造……”

全川大近两百名学生右派中,可能我是基层党组织建议摘帽的唯一右派。我们连夜赶回工地后,全寝室的右派都羡慕地瞧着我,祝贺我最先摘帽。这天晚上,我失眠了。快要脱离牛鬼蛇神的行列了,就要脱胎换骨回到人民的怀抱了,又将获得人的尊严,又可以在蓝天下昂起头颅走路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高兴!遗憾的是,这次我高兴得太早了。我相信支部会将我的摘帽材料及时报上去,但那时时机显然还不成熟。全国右派第一批摘帽是在1959年国庆前后,而那个时候我早已流放到青海去了。这次摘帽机会一错过,一拖就是几乎人生三分之一的二十年!

春节前,我们基本完成拆城墙的任务。几十名右派全部回到川大,但并不是回到课堂。据说,只有在劳动中我们才能逐步改造成为新人。新的劳动任务又在等待我们了。

我的家乡郫县,也疯狂得像一只被狠抽的陀螺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开始,成都市农村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全部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采取“小社并大社然后转为公社”的办法建立起来的。这一年的4月,郫县安靖乡在全市最先将全乡14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一乡一社。8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816日,郫县安靖乡又在全市率先将大社转为“安靖乡东风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各地普遍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为建立人民公社大造舆论。9月,省委要求各地在国庆节前后各乡“先挂牌子,后搭架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郫县于9月下旬,又在全市率先实现全县农村人民公社化。

高级社并转为人民公社后,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原有的一切公共财产和社内社外的债权债务,一律交公社统一处理;社员家里的毛猪、蜜蜂、林园、房屋和自留地,全部入社。这下子乱套了,公家的就是私人的,私人的就是公家的。房子随便占,竹子树子随便砍,大型农具如风簸机、拌桶、晒垫等,谁也不心疼,任其在露天坝日晒雨淋逐渐烂掉无人管;以前耕牛是宝贝,现在任它饱一顿饿一顿,累死当球疼!

毛主席对公共食堂评价极高,曾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谁敢不执行!接下来是实行生活集体化,吃饭不要钱,大办公共食堂。不准私人开伙,把许多农民家里的锅都砸了。全县共建立1031个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全部拨到食堂管理。那时认为越大越好,公共食堂逐步由小变大。有人曾在某大队公共食堂的大门外,见到不知是哪位烂肚皮秀才写的一幅对联:“生煎熟炒,厨师越做越有劲;清炖红烧,社员越吃越喜欢。”横批是:“公共食堂好”。唐元公社幸福管理区的食堂,在全成都市都数最大,全管区1200多人,都到一个食堂吃饭。距食堂较远的社员,每吃一顿饭往返奔走十里路以上。社员们叫苦连天,特别是老人、儿童和腿脚不方便的人,其惨相就更不消说了。

可惜好景不长。产量高是吹出来的,集体的存粮其实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响应号召,不自量力,不计划用粮,让社员敞开肚皮吃饭,不仅懒人特别高兴,浪费也特别严重。不久就露陷了。

公共食堂一天到晚猛烧柴,柴禾烧光了怎么办?好办!砍竹子烧,拆房子烧。粮食不够就焦人了,只好实行定量,定量越来越低,反正每人只有这么多。许多社员说怪话,喊管区主任拿话来说。我们古城八大队一位姓肖的主任昂起颈项大声质问社员:“哪个说没有吃饱?没有吃饱你会下桌子!”这分明是睁起眼睛说瞎话。社员们不敢再说,再说谨防肖主任喊民兵把你捆起来。多年后,社员们在田里干活时,还常把肖主任的这句名言当成笑话摆。

公共食堂越办越办不下去了。这时农村普遍流传以下几句谚语:“白白胖胖的炊事员,黄皮寡瘦的好社员,希脏邋遢的饲养员,司务长会打算盘,一两米扣二钱”。1959年许多社员闹着要解散食堂,省委李书记大发脾气,省委紧急下发指示,声称“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不能散伙,必须“继续办好”。

但吃饱肚皮才是硬道理。许多食堂已经无米下锅了。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就是不给李书记面子,想硬撑也撑不下去了。一直拖到1960年,有的拖到1961年,郫县和全成都市所有的公共食堂全部解散。

“红光公社放红光  

19583月,中央在成都金牛坝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会后不久,全国就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会议期间,316日毛泽东主席到郫县红光公社视察。最幸福和激动的当然是红光公社的社员们。主席下车的地方,修了一个“幸福门”;主席走过的机耕道,修成了“幸福路”,路两旁植了长青的柏树;还修了一个纪念馆、一个“幸福亭”;主席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了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主席在她家院子里看过的小橘树取名为“幸福树”,接着又在主席路过的菜园里栽了几十株花,并将菜园更名为“幸福花园”;主席摸过的水烟袋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但被她精心地保存了起来。她逢人便说,要是那阵不害火巴眼就好了,害得她连毛主席来了都没有认出来,毛主席问她,她脸都不敢抬。

从主席视察红光社这一天起,红光社迅速享誉全国。有记者写道:主席在油菜田里,左手摸着油菜秆,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 随行的公社领导干部回答:“能!”主席把手抬到齐颈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县上的干部又回答:“能!”主席再把手抬到头顶的高度问:“能不能长到这么高?”回答还是很坚决的一个字:“能!”

毛主席离开后,这位公社领导兴奋地说:这是在让我们开阔眼界,鼓励我们创造生产奇迹,夺取前人想象不到的大丰收啊!社里及时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庄稼长得差不多了的“封顶思想”,重新修订增产计划,修改一次上面通不过又修改一次,一直修改了37次,最后终于发出豪言壮语:“向大地展开冲锋,喝令山河原野献宝;力争粮食翻三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粮食翻三番,中稻过双千,晚稻超早稻,晚秋作物破千关。生猪发展翻两倍,绿肥翻过九万关,保证粮食三千五,力争跨过四千关!”

这一年的7月中旬,农业部在金牛坝召开南方十二省水稻增产会议,给放水稻卫星火上浇油。有本书的作者东夫写道:“不知是否受到钱学森关于粮食亩产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的启发,或者干脆就是领导的安排,红光公社的那位领导在会上自豪地提出要搞四万斤的卫星田,受到农业部长廖鲁言的称赞。这一来,郫县就烧得更厉害了。”

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内,郫县放出几十颗三千斤以上的卫星。县委还宣布,要给县内所有放三千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80元(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大米1000斤)。孩子们从此人人学会了一首新儿歌:“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我们种的双季稻,夸我们种的好庄稼……”还有一首颂歌唱遍大江南北:“麦苗儿青,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好像春雷响四方。……”

以后弄虚作假的情况在全县愈演愈烈,最后犀浦乡放出亩产四万多斤的特大卫星。友爱乡牛皮吹得更大,放出了八万多斤的超特大卫星。

高指标带来高征购 ,自食苦果  

1958年郫县放了无数高产卫星,后经核实,当年全县粮食实际上总产量仅2.76亿斤,比上年还减产约1000万斤。以后郫县粮食持续三年减产,1961年产量下降到1.5亿斤,约相当于1957年的50%,甚至不及1949年产量的80%。农业大跃进实际上成了大跃退。真是吓人听闻。

然而粮食大减产却没有影响征购反而持续上升。据县志资料,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减少3200多万斤,而当年国家征购的粮食反而比1957年增加了3100多万斤。社员分得的粮食大大减少,全县患水肿病的日益增多,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1957年全县总人口28万多人,到1960年减少到不足23万人。其中红光社死亡的人数最多,个别院子的人死绝,需要动员其他院子的人来抬死人。

折腾了三四个月,结果一无所获   

在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中,需要麻子打哈欠全体总动员。郫县于1957912日成立了劳动调配指挥部,在既无煤铁资源,又无技术设备的条件下,全县先后从机关、农村抽调数万人到彭县磁峰和灌县虹口等地安营扎寨“大办钢铁”。城乡数以万计的群众,昼夜兼程给矿区运送大米、蔬菜等生活资料。与此同时,各机关学校企业迅速组织数十个炼钢小组,纷纷建造土高炉炼铁炼钢。迄10月底,全县共建土高炉655个。那时全县有20个公社,亦即平均一个公社建高炉30个以上。

政府发动群众以“献废铁”为主要内容的“钢铁抗旱”运动,城镇居民和农民家中的铁锅铁器,甚至门上的铁件、铁锁,乃至儿童滚的铁环等,大量被捐献作为炼钢的原料。同时到处派人砍树,甚至拆除大量房屋木料作为炼钢的燃料。折腾了三四个月,大干了一个冬季,结果一无所获,没有炼出一炉铁一炉钢。我的天,真是开了一个旷古未有的大玩笑!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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