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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19583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使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随即在全国,当然同时也在四川在成都的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全面、广泛开展起来。因其狂热并产生极端严重的后果,我想,再过三五百年,人们可能忘记了自己的亲爹亲妈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但对1958年中国人干了些什么,肯定不会忘记。

教改,老师成了攻击对象

1958年四五月份的一个星期三下午,校长彭迪先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作例行报告。他说:目前全国形势大好,社会主义高潮即将来临,过不了几年,走出川大校门就可以看到一艘艘轮船,九眼桥就要变成轮船码头。台下的师生员工,个个听得心花怒放,热烈鼓掌。

全国各行各业都陶醉在“大干促大变”的美梦之中。教学肯定要改革;教育当然要革命。为了彻底扭转资产阶级教育方向,推行无产阶级教学改革,川大校园里,大字报再次显神威。同学们成天写大字报。部分大字报写得很认真,有见解,用商讨的态度提出教改意见,或用请教的态度委婉地向老师提出对某些学术问题的不同看法。多数大字报的作者则不知天高地厚,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很不客气、居高临下乃至张牙舞爪地批判这本教材那本教材,这个教授那个教授。不再存在什么“师道尊严”

教俄罗斯文学的颜实甫教授成了中文系55级学生攻击的第一个老师。颜实甫教授何许人也?他在1920年代初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箓将开展争取“三权”(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斗争的陈毅等35名四川籍留学生强行遣送回国。郫县籍留学生李鹤龄出于义愤,寻找到一个机会,向十多公尺以外的陈箓连开三枪,可惜枪法生疏,陈箓毫发未伤。李鹤龄正欲逃走,即被法国警察逮捕。为营救李鹤龄,四川江津籍留法学生颜实甫勇敢地带领在巴黎勤工俭学的同学十余人,手执刀棍闯进公使馆警告陈箓,如不设法救出李鹤龄,会有成百上千个李鹤龄前来报仇。陈箓怕事态扩大,只好请法国政府释放了李鹤龄(最遗憾的是,李于1927年在海陆丰肃反中,被自己人澎湃杀害)。就是这位豪气满怀的颜实甫,在民国时期曾任四川教育学院院长,解放后到川大中文系教外国文学,是一位既正直又博学多才的老师。可是有些学生偏要故意找岔子,谴责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甚至在课堂上大讲特讲他幼年时代如何暗中喜欢自己的姑姑,摸一摸姑姑的绿罗裙也感到无尚光荣。学生们在大字报上表示愤慨,这种思想有问题、趣味不健康的教授,我们不需要!至于颜实甫为什么会讲起儿童时代这件往事,所有听过课的学生都很清楚,但大字报却有意将这个背景回避了。那天颜老师讲一部俄国小说时,涉及儿童的性意识问题,他以自己为例,很诚实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一来以之印证小说的某一段情节,二来也想借此提一提学生们的精神。课堂气氛果然活跃起来,个别打瞌睡的顿时睡意全消。这本来不算一个问题,没想到如今教育革命的口号提出后,学生们便小题大做,给了颜老师一记闷棍。

还有二十多岁就在清华当教授的教古代汉语的张怡荪老师,也成了学生们攻击的对象。至今记得,第一学年张老师给我们中文系55级上完最后一节古代汉语课后,即将离开课堂之前,普通话说得很好、文章也写得很漂亮的陆文碧同学代表全年级学生,走上讲台给张老师献了一束花,接着又恭敬地侧身面向老师唸了情辞恳切、十分动人的感谢信。唸信之前,一向讲话幽默的张老师用看穿世情的口吻笑嘻嘻地说,这一套没有意思,免了免了!但陆文碧的感谢信尚未唸完,坐在教室左边第三排的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张老师的眼里已噙满了泪花,他分明已被学生们对他的真情感动了。张怡荪教授对藏语和佛学很有研究,鸣放那段时期,前文已经提及,中文系54级的学生在图书馆门前贴出海报,宣称张怡荪教授不日将公开讲演《佛学与共产主义》。海报对张教授大肆渲染一番,说他二十四岁就在清华当教授,曾为某学术问题“单枪匹马击败梁启超”。这次讲演因反右开始而作罢,现在却被某几个学生当做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重新提出来批判。连张教授的私生活也被学生们端了出来。大字报说,张教授在家里经常眉闭眼合地坐在沙发上,手上一支烟,面前一杯茶,听张师母读《聊斋》,还得意地向学生们介绍:“今日之张师母,即当年清华之校花也!”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故事,说他连国庆是哪一天都不知道,曾问学生:“国庆是九月二十几号?”其实张老师的原话是:“国庆节要到了,今天是九月二十几号?”张教授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老师。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讲课很风趣,记得讲到“意”与“象”的关系时,他举“锦帐美人贪睡”这句词做例子。他说,锦帐十美人十贪睡,很协调,如果“美人”改成“老头”,成了“锦帐老头贪睡”,那就大煞风景了。同学们都很欣赏张教授的幽默诙谐。可是现在却被学生们糟蹋得不像样子。

张怡荪教授何许人也?因为他太了不起了,多介绍几句吧。他是南充市蓬安县人。1917年只身到北京,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211935年,先后任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开过《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字学》、《梵藏修辞学》和《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由于他中国文学功底深厚,思维活跃,又富有幽默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在研究中国语言学和典籍方面很早就显露了才华,并和梁启超有一段被学术界广为传扬的佳话。192234日,梁启超到北大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内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听众,张当时也坐在窗台上。梁启超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诙谐地对听众说:“我现在对《老子》提出诉讼,请各位审判。”张听了不以为然,他凭着在窗台上匆匆写在几张临时找来的烟盒纸上的笔记,连夜用文艺形式写成一篇学术论文,文中称梁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是“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词”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他在文章中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梁的论点逐一批驳,批评名满天下的梁启超“或者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谬横生,势同流产。”洋洋洒洒,达数万言,寄给了梁启超。作为大学者的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而是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张的学术论文连伺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张怡荪也因此而负才名。但是,后来张怡荪放弃了对中国文学和典籍的深研,把重心转到了研究西藏文化上。1940年代初,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1948年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千方百计培养藏学、藏语研究人才,义务性地开设了藏语和藏学课程。曾鼓励学生说;“研究西藏吧!这里好比一块肥得流油的土地,撒下种子就要开花结果。西藏文化是一座宝库,只要钻进去,就可以获得很多宝贝。”他曾采用各种方式培养《藏汉大辞典》的编写人才,《大辞典》编写人员中的金鹏、王沂暖等著名学者,都是他培养的学生。解放后,张怡荪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继续主编《藏汉大辞典》。1958年,率领《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采集口语资料,在拉萨一直住到1962年才回成都。1964年完成《大辞典》初稿。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辞典》却变成了“大毒草”,张也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而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 ,继续主编《藏汉大辞典》。1985年,《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收词5.3万余条。它对藏语文化的发展和藏汉文化的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曾君一老师,在1942年川大招聘教师时,凭硬本事跻身入人才济济的川大中文系教师行列。他讲课语言生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但在这次主要以教师为攻击对象的教改运动中,也遭到一些同学的质疑甚至蹋屑,批评他讲课不严肃,常有说相声似的逗笑语言。这种批评本身就欠严肃。语言幽默不仅不是过错,应该是曾君一老师的优点,并非每个老师都能做到。至今记得,他讲到诗歌语言必须高度精炼时,打了个极生动的比喻:“割一斤肉(指写散文),刀儿匠可以给你搭一块骨头;你只割二两肉(指写诗,总共只有几句或一二十句),看他怎么好意思给你搭个骨头!”这一类很形象的、极富个性特色的比喻,凡听他讲过课的学生,一辈子都忘不了。仅仅因为把学生逗笑了,就能说老师讲课不严肃吗?

还有些大字报批判教《文艺学概论》、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刘思久老师,对他狂轰滥炸,骂他一向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资产阶级观点,那也是资产阶级观点。《文艺学概论》这门课程最不好讲,稍稍有一点独立见解,一定会被斥为反动邪说、背离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反正刘老师已经成了死老虎,任随学生怎么骂,他不想辩解,也不准他辩解。

此外,还有学生批评某些教授名利思想严重,并且目中无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比如点名批评林如稷教授,说他有次大发牢骚:“把我评为三级教授,真是门缝缝头看人,把人看扁了!”有些情况我们这些学生搞不清楚,这里就不再妄加评说了。

按校党委部署,党支部规定每位同学每天必须写若干张有关教改的大字报,白天写不完晚上接着写。教室里彻夜灯火通明,到半夜十二点食堂还免费供应加班饭。为了完成或超额完成大字报任务,教室里手舞足蹈者有之,抓耳挠腮者有之。在这种情况下泡制出来的大字报,质量可想而知。

木楼上的右派们

同学们像开展劳动竞赛一样赶写大字报。许多大字报上午贴出来,下午就被覆盖了,几乎等于白写。系总支及时采取措施,叫我们中文系二三年级(即56级和55级)的十多个右派复写同学们的大字报底稿,所有底稿哪怕它毫无内容,全部复写四份,留待以后慢慢研究。

意外地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56级和55级“留校察看”的十多名右派,从此被集中到系办公室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大约有二十多平方米,正中间放三张带抽屉的大办公桌,每张桌子坐四人,还剩下二人共用一张小书桌。木楼上从此热闹起来。此时系办公室新来一位高中毕业生,总支书叫她负责管理我们十多名右派。这位高中毕业生叫刘素芝,十八九岁,皮肤很白,个子较高,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样子,但我们不便直呼其名,都称她为刘老师。刘素芝指定55级的陈懋谱和56级的冯守荥任组长,有事向她反映,平时偶尔来一趟,看看我们是否都来了。我们遵照作息时间上下班。纸或复写纸用完了,由陈懋谱到楼下系办公室刘素芝那里去领。

我们的生活单纯而有规律,既忙碌又觉得很轻松。集中到木楼以前,我们成天处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动辄得咎,终日提心吊胆,极端孤独。没有我们这种经历的人,不会真正懂得孤独之难受,孤独之可怕!到了这里,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不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存在谁瞧不起谁的问题。我们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又可以正常地交谈甚至相互开玩笑了。

休息时间我们常跑图书馆,去翻翻杂志,看看报纸,或到书库去借两本书。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看看解放前的《新新新闻》,刚借到手,原树德中学的同班同学,那时读历史系二年级的席克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低声说:“不要看这种报纸,谨防二天说不清楚!”处境稍有变化便疏于检点,实在很危险,我感谢他及时提醒我,忙把那份报纸归还了。

写到这里,想捎带补充一个细节:贵州省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席克定退休后虽一直远居贵阳,但近年常回成都,我们多次晤面。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在历史系读三年级时,冯汉骥先生为他们讲授“四川考古学”, 暑假又带他们去忠县和巫山大溪实习,作考古发掘。回校后,童恩正(后来成了川大著名的考古学教授,还写过轰动全国的电影剧本《珊瑚岛上的死光》)、邓耀宗(树德初中同学,第三章提到过他)和席克定向冯汉骥先生反映,并多次向系领导提出,希望能开设考古学专业。因为历史系有开设考古学专业最强有力的大师徐中舒先生、冯漢骥先生,他们是第一流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具备了开设考古学专业的基础。但当时系上还缺乏相关师资,无法开设其它有关课程。虽然可以得到四川省博物馆的支持和协助,如讲授部分有关课程并指导实习等,但并不具备设置“专业” 的条件。因此,系上决定设置“考古学专门化”, 即以考古学为中心,开设有关的课程,如徐中舒先生讲授“铭刻学” 等。

系里开设了“考古学专门化”,本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大好事,但在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的大背景下,连部(那时在大学生中实行军事化编制,一个年级为一个连,由连长領导)却认为学习考古学是变相逃避現实政治,倾向白专道路。所以,由团支部组织,对童恩正和邓耀宗两个团员进行了批判,说他们企图“用考古学作为躲避阶级斗争的防空洞”。 席克定是白丁,免于追究,算是受到了宽大处理。因为开设“考古学专门化”这件事并不直接涉及政治,也不违犯政策,并且历史系巳经同意,已经开设了“考古学专门化”,所以团支部没法深究,最后不了了之。

四川大学历史系旳“考古学专门化” 发展到后来的“考古学专业”, 为西南地区培养出了大批考古专业人材,在考古工作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相继发现成都地区的“金沙遗址”和“ 十二桥遗址”等等。 席克定是这个专业的重量级人物之一,著作宏富,2009年曾应邀赴美国指导夏威夷大学举办民族服饰展览。他为川大增设考古学专业有带头呼吁之功,川大的校史应该为他们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回头再说,那段时间想让平日太受压抑的神经放松一点,读了一些比较轻松的作品,如屠格涅夫和莫泊桑的许多小说。此外,前文已述及,我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段时间很感兴趣,此时也借了几本这方面的书籍,读得津津有味。木楼上我的邻座是56级的郑尚可。此人比我小一岁,但读书极多,而且喜欢思考。正因为喜欢思考,所以他小小年纪便当了右派。鸣放时他在本年级编的油印报《热风》上发表了《胡风问题讨论纲要》,这份《纲要》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胡风问题,以其尖锐的论点,广阔的视野和严密的论证震惊了全校。当时许多人以为是某一位年纪大、阅历丰富的调干生写的,后来有人说写这份纲要的人年仅十八岁,无不感到惊讶,小小年纪怎么会写出如此有分量的文章来!但这份提纲最终给他带来的并不是荣誉而是灾难。不能不让人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

此时这个郑尚可见我热衷于斯丹尼斯拉夫斯基的作品,又牵动了他“讨论”的兴趣,经常在我耳边一套一套的发表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布莱希特,表现派与体验派,乃至未来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种种见解。我对这些主义、流派了解不多,听起来颇有兴趣,但一旁的右兄林武玉发话了(林与郑尚可同班):“你娃娃还没被整痛,嘴又痒起来了!”郑尚可嘿嘿地笑了笑,止住了话头。后来听林武玉说,读中文系一年级时,教《文艺学概论》的刘思久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论文,多数同学的论文三五千字,林武玉的论文较长,也不过万余字;唯独郑尚可的论文洋洋洒洒长达六万多字,比许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更像模像样,把全班所有同学都镇住了。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巴金小说的艺术性》。林武玉还说,刘思久老师选了四篇论文让全班同学传观,其中有郑尚可和林武玉的论文。郑尚可这小子确实有“几刷子”。仅从他当了右派仍然热衷于阅读和思考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一个人的本性确实很难改变,同时还表明了我们当时仍然是多么天真,对现实仍然是多么缺乏了解甚至无知。

木楼上那间屋子成了我们的家,连午觉我们都不想回寝室去睡。桌子上、地板上,几张报纸一铺,比哪里睡得都舒服。

在学校里关久了,有时我们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也想到外面去放放风,比如到比较僻静的什么地方去喝喝茶,感受一下市井生活的乐趣。在这间木楼上的右派中 ,我与56级的黄宝松(55年肃反时,他是刷金寺经融系统5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没有想到不到两年,自己却成了专政对象)多次在星期六下午即向刘素芝请假,声称明天(星期日)想到书店去买书,实际上是想出去坐茶馆。刘素芝从不为难我们,只是嘱咐一句:“早点回来哈!”川大旁边的望江公园内就有茶馆,但是太近了,必须避开熟人。因此我们每次喝茶都走得远远的。有次我们去草堂寺喝茶,那天茶园里人特别多,好不容易找到一张茶桌,刚刚坐下,还来不及喊堂倌倒茶,黄宝松眼尖,忽然发觉他们班的某积极分子一家人惊乌呐喊的在不远处喝茶,赶忙拉起我就走。连喝茶都得偷偷摸摸的,深怕被同学撞见,否则以后评查右派,我们又会多一条罪名:不在学校好好改造,偏要偷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说悄悄话,你们究竟想搞什么阴谋活动?

连坏分子都瞧不起我们   

有一天,木楼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走进屋子东张西望。有人问他:“请问你找谁?”来人答:“不找谁”。大家觉得很奇怪。这时刘素芝进屋了,向我们介绍说:“这位同学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叫谭××,今后他和你们一起抄大字报。”这个谭××前些日子在新华书店偷书被抓住,送回学校后被划为坏分子。此人长个筲箕背,一张雷公嘴,面目可憎,态度却很傲慢。系上将他安排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改造,他觉得很受委屈,时时流露出“不屑与你们为伍”的优越感,好像他的身份比我们高得多。有一天他不经意冒出一句:“怎么和你们右派分子搞在一起了!”我们这群右派中,心气最高傲、讲话最不留情面的黄宝松,立即给谭打转去:“你一个坏分子算个屌,应该是我们蔑视你,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们,谨防老子一脚头把你踢出去!”谭不敢惹这位经常立起眉毛不认人的大个子,哭兮兮地下楼向刘素芝告状,说右派分子欺负他,要打他。刘素芝上楼问明情况后,只说了句:“你们都是到这里来改造的,今后不许再争吵了!”谭见刘素芝并未给他撑腰,以后便不敢在我们这伙右派面前拿架子了。

一日,刘素芝派56级的右派刘大威和谭××到天回镇陆军医院帮学校卫生科拉氧气瓶。卫生科的医生事前告诉刘、谭二人,现在天气暴热,天天都是大太阳,氧气瓶遇高温要爆炸,记住在氧气瓶上盖一张湿帕子。二人拉起架子车到陆军医院装好氧气瓶后,有家室的调干生刘大威提心吊胆的,一路上每走七八百公尺,就要停下车来摸摸搭在氧气瓶上的湿毛巾,毛巾晒烫了,立即拿到路边的小沟里用冷水浸一浸,然后再搭上去,如是者不知在沟里浸了多少次毛巾。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谭××鬼火冒,抱怨刘大威太胆小了。二人一路上吵吵嚷嚷。架子车拉进城了还在吵。走到九眼桥附近,谭竟在大街上举手呼起了口号:“打倒右派分子!”刘大威气极了,也跟着呼口号:“打倒坏分子!”街上的警察和行人都把二人盯着,以为他们发了神经病。二人回到系办公室楼上后,余气未消,要大家评理。右派们把二人的争吵当做一段笑话听完后,骂了一顿谭××,谭见右派人多势众,自知惹不起,气冲冲地回宿舍休息去了。最初我也跟着大家笑了一阵,笑过后冷静一想,连一个坏分子都瞧不起我们,还要打倒我们,脊背上立时冒出冷汗,感到无限悲凉。

为啥要如此严惩这个女生?

右派们朝夕聚在一起,对校内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免不了经常交流信息。有一天上午,一位老右走进木楼上我们这间办公室就说,报告大家一个最新消息:图书馆门口刚贴出一张布告,历史系的刘××和物理系的简××被开除了!我颇为惊讶,因为我认识历史系这位姓刘的女学生。我与另一位好奇的老右立即匆匆下楼向图书馆方向走去。图书馆大门对面果然贴了一张以学校名义发布的极具威慑力的布告,布告前站着一大群围观的同学。布告的内容大概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家庭出身的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刘××(女),与地主家庭出身的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简××,腐败成性,作风不正,无视校纪,影响极坏,立即开除!布告上这短短的几十个字立即震惊了全校,不断有学生跑来观看。

这位历史系四年级的刘××,我很熟悉,她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刘运仁的姐姐。1955年春,在高考之前,成都二中我们班的40多名同学曾集体到川大参观,并请二中的学长、已考入化学系的戴虞俊给我们介绍川大的情况。接着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我与刘运仁关系不错,他要我陪同他一起到女生院宿舍去找他姐姐。那天他姐姐身穿一件黄色军大衣,经刘运仁介绍,我才知道他姐姐上过朝鲜战场,是退伍军人,现在是历史系一年级学生。说她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没有说错。但“反动”这个定语或许有欠准确。运仁跟我讲过,他的父亲于192412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母亲陈德馨1925年在重庆读女二师时,便加入了共青团,192612月,与同班同学赵一曼以及就读于重庆中法大学的罗瑞卿等,同赴武汉报考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她母亲在近两百名女生中,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入政治大队,后与罗瑞卿、赵一曼编入同一个宣传组。组织上准备派她到莫斯科学习,那时她才19岁,不忍离开孤苦的母亲,只好留在四川。(以上情况分别见《罗瑞卿传》和《湖北文史》第三十八辑)运仁的父亲与陈赓在黄埔时是挚友,罗瑞卿曾追求运仁的美女母亲,但母亲最后却选择了个头比罗矮一截的刘骞--即运仁的父亲。解放前一年,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准备任命运仁的父亲为成都市长,他父亲的另一位黄埔挚友、时任成都中央军校校长的关麟征劝他,这个成都市长你当不得,成都的几个老人不好侍奉,还是走远点当个地方官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他父亲这才到剑阁专区去当专员兼保安司令。离开成都到剑阁赴任之前,关麟征又告诉他,中央军校库存了几万支枪,共产党如果要从川北入川,我可以分一两万支枪给你招兵买马。当时胡宗南也很器重运仁的父亲,还准备让他当四川省主席,运仁的父亲不以为然。解放军入川后,运仁的父亲不顾右翼势力的阻拦,在江油毅然宣布起义。起义将领的身份,应该受到尊重,如果在49101日以前起义,还要享受离休待遇。这种经历不算太耻辱吧?据说关麟征在成都解放前夕准备逃到香港之前,有一天急匆匆开了两辆中吉普到运仁家,准备接他一家人逃走。运仁的母亲告诉关,丈夫已在川北起义了。关麟征接连骂了两声:“蠢啊!蠢啊!”接着又想把好朋友已读中学的儿女带走,运仁的母亲还是不同意,声称“要死我们一家人死在一起!”关麟征只好长叹一声离去。历史系四年级这位刘××当时没有离开大陆,解放后她的同学都为她感到庆幸。后来她冒着生命危险参军到朝鲜卫国保家乡,有幸平安归来,并读了川大。

我进川大后,每次见到刘××都称她刘姐,她也视我如小弟。在周末舞会上,还教我跳过几次舞。后来常在荷花池边,图书管里,见到她与物理系一位颇帅气的小伙子在一起。很明显,他们正在热恋中。那时谈恋爱的同学不少。我们年级,进校后不到一年,就有两对同学每日形影不离。学生食堂吃饭实行分菜制,无论早午晚,每顿饭分完菜后,他们都会把菜端到食堂大门入口处一张空桌上一起吃,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其亲热的程度,亲密无间的感情,让人好生羡慕,同学们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祝福,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每天到图书馆路过夜色笼罩的荷花池边,都会见到若干双人木椅上,一对对情侣亲密地拥坐或拥抱在一起,有的正在亲吻。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很正常呀!

当然也有不正常的,甚至让人见到就想瘪嘴的所谓“情侣”。生物系有个年龄不小的男生,据说是个党员,还有人说是年级党支部书记,他与同班一位女生爱得一塌糊涂。他是一个已有妻子的人,听说组织上为此批评过他,但他不听招呼。有一天下午我在校园里乱逛,在比较偏僻的植物园里一个草坪上,偶见那个女生正睡在他的大腿上,他的一双手很不老实,正在女生的胸部乱摸。我见了很想发呕,赶忙转身离开。后来又听一位右兄说,生物系那位党员(或支书)在假期没有回家,干脆在学校找了一间空屋,公开与那女生同居。上级党组织和学校忍无可忍,最后将他除名,斥令立即离校。这事在全校都闹震了。这么大件事,学校没有贴过一张布告,因为要顾及党的声誉,阴悄悄就处理了。

运仁的姐姐与姓简的男友在学校每日出双入对,在当时只有两千多名学生的川大,几乎人所共知,算是比较惹人注目的一对风流人物。二人都是未婚青年,而且是大龄青年,耍得热络一点,对某些清规戒律并不怎么介意,可以理解。据说有天下午课外活动时,一位校工发现他俩擅自打开工具储藏室破旧的木窗,翻窗而入,认为这是破坏校纪的大事,还进一步发现二人在里面搂搂抱抱,更是不得了了不得的大事,当即向校领导汇报。这点破事算啥呀!与生物系那个有妇之夫的党员公开在学校跟女同学同居比起来,简直不算一回事!然而对贴了附身符的人可能是芝麻大的小事,对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是大事,大上天的事。那时阶级斗争抓得很紧,正在找典型,二人不幸撞在枪口上,不找你开刀找谁?按理说,最多给个警告处分了不起了。可是就因为二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便双双给了最严厉的挂牌开除处分。刘姐的男友简××开除后是否送劳教不清楚;运仁的姐姐开除后即被送到成都动力厂劳教。一个在朝鲜前线卖过命的女大学生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葬送了。

1978年后,中央陆续平反冤假错案,刘姐的冤案获得洗雪,分配到成都烟厂工会工作,境遇有所改善。前数月,运仁的侄儿打电话告诉我,他的三舅运仁因癌症不治已经去世。我顺便问他一句,你二嬢(刘运聪)还好吗?他说,两年前她就走了。遥祝姐弟俩一路走好。

拔掉抽穗的水稻,修筑成钢公路

1958年夏,川大像人民公社一样,对学生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管理。中文系55级被编为一个连,原甲乙丙三个班分别改为一二三排。党支部书记李伯勋任连指导员,中二的副支书曾先遂(1980年代曾任省政协副秘书长)调到我们中三任连长。原来的班长相应成为排长。我们二三年级的右派虽仍集中在木楼上干一些抄抄写写或拉车运肥之类的杂活,但“编制”仍在原来的班上,即现在连队下面的各个排里。

那时“大跃进”的喇叭吹得震天响,中央要求各地充分发挥积极性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并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一切都得围着钢铁转。195881日,位于金堂县华严乡(今属青白江区)的成都钢铁厂破土动工。与此同时,必须抓紧时间为该厂抢修一条通道。有一天,刘素芝通知我们右派各回各的连队,准备跟同学们一起到新都弥牟镇(今属青白江区)去修成钢公路。动身那天,天不见亮连长就把大家喊起来,吃完饭天才微明。中文系一二三年级三个连除少数同学派往川南收集整理新民歌外,其余学生全部去,中四的学生因忙于编写文学史新教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知读了几本书,居然敢写文学史!)修路的任务就免了。修路的同学出发前集合在大操场点名时,发觉二年级少了个右派王地山。派人到处寻找也未找到他,系总支书记即中文系的营教导员兼营长毛顺潮说:“不要找了,二天跟他算总账,看他朝哪里跑!”王地山这次可跑远了,跑到了北京,想到南斯拉夫使馆避难,不过这是后话,后文另叙。

全校总共去了一千多名学生。抵达弥牟镇以后,我们中文系三个连二百多人被安排在场口外的中心小学内住宿。一个排住一个教室,全部睡地铺。当天午饭后,全体学生即赶到工地劳动。成都钢铁厂到弥牟镇约三四公里,全为窄窄的泥土路面,我们中文系的任务是尽快将其中一段泥土路面加宽、加高、筑牢、改直。第一阶段的劳动任务是挖土、挑土。有些路段从远处旱地取土,有的路段就近从稻田里取土。那时田里的稻杆已长到六七十公分高,已开始吐穗,眼看着一窝窝被拔去,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学生特别觉得心痛。

同学们的劳动热情极高,一位姓钟的部队转业的学生,箢篼重箢篼,一次要挑四筐土,同学们纷纷向他鼓掌,他成了工地上的头号英雄。女同学们也毫不示弱。她们中间许多人成天打着赤脚,大太阳下连草帽都不戴。如果劳动了一段时间,皮肤还是白白的,岂不太丢人!没有人怀疑,最美的是黑皮肤和泥脚杆。排与排之间,连与连之间,开展了劳动竞赛。早晨出工前要总结,傍晚收工后要评比。

那时全民都在如痴如醉地创作新民歌,什么“汗水如雨遍地洒,挑的挑来挖的挖”,“谁是英雄谁好汉,工地上来比比看”之类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民歌,在中心小学校的黑板上,天天都要出笼若干首。乙班的李镜喜写诗,某日即兴写了一首《咱们铺筑的公路》,刊登在中文系编的“诗传单”上:“咱们铺筑的公路,/是追赶英国的快车道,/从麦克米伦背脊上一碾而过,/让祖国的载重车纵情奔跑!”当时的“跃进诗”,喜欢提劲,喜欢做梦,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挖土挑土这种劳动用不着学,人人都会。你看农民挑得多自在。但挑子压在学生们的肩上,那味道可就不一样了。第一天劳动下来,不少同学手上起了血泡,肩上磨破了皮。第二天更是非同小可,收工回到住地时,有的连路都走不动了。这种狼狈的样子,随处可见,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有苦也只能闷在心头,谁敢嚷出来?那可是有关劳动态度劳动观点的问题,甚至可能上升为对大跃进抱什么态度的问题。“轻伤不下火线”,“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风无雨拼命干”这一类豪言壮语,几乎每天都挂在同学们的嘴上。

几天以后,大家似乎逐渐适应了这种劳动,于是又一首新民歌出来了:“头天肩膀痛,二天脚杆痛,三天四天周身痛,五天六天牙咬紧,过了一周当屁疼!”这首民歌得到两位连首长的高度赞扬,说这就叫“革命豪情”,这就叫“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自己斗,其乐无穷”。最后一句“与自己斗”,是李伯勋结合实际临时加上去的,不知算不算篡改领袖语录?

路面铺到一定的时候,连队抽调部分男同学打夯。四人打一个夯,轮流领头呼号子,即兴发挥,出口成章:“狠狠夯喲——嗨哟嗬;路压平喲——嗨哟嗬;成钢公路早通车哟——嗨哟嗬;红心一颗哟——嗨哟嗬;献给党哟——嗨哟嗬……” 打了几天夯,我懂得了什么叫“二五打幺五”。所谓“二五打幺五”,意思是:每铺一层土,厚约25公分,经夯打后,厚度压实为15公分,即算基本合格;然后再铺第二层、第三层……这,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不过我们所修的路,质量究竟如何,天才晓得。从稻田里取的土太湿,一夯就“翻泡”,任随怎么夯都夯不牢,我们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那段时间大家忙得连衣服都没有时间洗。晚上脱下汗湿淋淋的背心朝床头一扔,换上一件干的,第二天收工回来后,头天脱下的汗背心已经干了,又拿来穿在身上。有一天,几位女同学自告奋勇留在中心小学给男同学洗脏衣服。男同学们很感激,劳动时更亡命。我却暗中担心:千万别把我的臭衣服也抓出来洗了,我是右派,让革命的女同学替我洗衣服我配吗?怎么消受得起啊!

其实我才是瞎操心,女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她们一间间铺挨着搜寻男同学的脏衣服,大盆大盆地端到校门口的大沟里去搓洗,男同学们傍晚收工回到住地时,他们的脏衣服早已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叠放在各自的床头。唯独我的一堆脏衣服,十分惹眼地仍然放在枕边。我心头酸酸的,暗暗流了几滴不值钱的眼泪,为自己低人一等感到悲哀。随即又暗自庆幸,幸好她们没有搞错我的铺位,没有错洗了我的衣服,不然这笔良心账我到死都还不清了。

接连劳动十多天后,连部让同学们休整一天。川大卫生科在弥牟镇街上(唐家寺)设了一间医务室,我请假到医务室去包扎脚上的一个小伤口。我这人真没治,从川大来到弥牟镇,啥政治书籍都没带,却带了一本《外国民歌200首》。从住地中心校到医务室至少要走一里多路。我手拿歌本,一边走一边低声哼唱“铃儿响叮当”等几首节奏轻快的歌曲,倒也暂时免除了心头的郁闷和一路上的寂寞。没有想到回到川大以后,在一次生活检讨会上,张××竟为此攻击我:“那天右派分子曾祥麟请假上街到医务室去看病。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他,看他究竟想干什么?他走得好慢,几乎是脚逗脚在走,他是想故意拖延请假外出的时间。他心头想的不是加紧改造,加强政治学习,到这个地方还在欣赏外国歌曲,还在迷恋西方!”以前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却颇为怀疑了。想不到人心竟会有如此的险恶,我算是对“人”这个东西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十九世纪一位西方作家迦尔洵很厌恶地说:“狼不吃狼,人却要吃人呢!”说得多么惨烈,却又多么深刻!

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位姓张的同学,虽然当时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恨入骨髓,但其本质并不坏。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省文联打工时,他已是重庆《红岩》的主编。他两次到《当代文坛》编辑部找我,我都不在编辑部。我将这件事告诉在广电厅工作的老同学李镜后,李说:“现在的他与当年的他,完全是两个人。他很单纯,绝对是个好人,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他是被人利用了。下次他再来找你,你一定要见他,他是值得交往的朋友。当年他跟踪你这件事,可能他早就忘记了!”后来,我和这位姓张的同学果然成了能够倾心交谈的朋友,他到郫县我家来过几次,我觉得,当年他把我这个小右派当成坏透顶的敌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个人的过错。

话说就在弥牟中心小学休整那一天,乙班的右派张时雨犯了与我同样的错误。张进川大前是重庆市南岸区统战部的干部,那时就喜欢表演节目,还喜欢玩弄这个琴,那个琴,据说在重庆职工文艺汇演中还得过相声表演一等奖,进川大后他被选为学生会文娱部部长兼学生歌舞剧团团长。他真是老马不死旧性在。那天休整时,二年级一位同学在操场旁边拉手风琴,见张时雨路过,请他给予指点。他登时忘了自己的身份,欣然接过手风琴,接连拉了好几支曲子。当天晚上他就被叫到连部狠狠挨了一顿批评,说他得意忘形,拉拢同学,至今不改个人英雄主义到处出风头的老毛病。我们当了右派,连唱歌弹琴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能不黯然神伤吗!

一个多月后,成钢公路的路基基本铺好。中文系学生在返校之前,由我们年级的连指导员李伯勋,代表系总支向三个连的200多名同学作了一次总结性讲话。不消说,内容主要是同学们这次表现很好,收获很大,通过劳动锻炼,心更红,眼更亮,诸如此类。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李伯勋所总结的成绩中,居然有这样一条:“经过一个多月的劳动锻炼,同学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很大的可喜的变化。比如说,以前在学校天天要洗脸刷牙,一天不洗脸不刷牙,谁都受不了。现在不同了,在繁忙的劳动中,我们有时忙得连洗脸刷牙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不是慢慢也习惯了吗!这说明我们正逐步全面向贫下中农靠拢,说明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在改造中已取得明显的进步!”列队站在操场上听李指导员总结的同学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但谁都不敢表示异议。散会后才听到有人低声嘀咕:“叫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未必就学他们不洗脸不刷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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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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