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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这顶帽子,重如泰山

一场空前的风暴逼近了,惊恐的心中却天真地希望--但愿如别人承诺的,这只是一阵微风。写《沸羹》时的豪迈气概,早已消失。真的有些害怕,借用爱伦堡用过的一个比喻:就像一头小牛望着呼啸而过的火车……

锦江对岸的工人最先反击:“谨防我们的铁锤在你们的头上开花!”   19576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后又过了两天,进一步发表《我们工人说话了!》川大附近一些工人把反击右派的大字报贴到了川大校门口,措词很严厉,其中有一张写道:“谨防我们的铁锤在你们的头上开花!”中四的左连成(退伍军人)在校园内公开说:“我左大汉挨得起你几锤!”后来他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劳教,据说在劳教中被管教干部打断了一只手,1978年后分到峨眉县一所中专校教语文,2006年去世。这是后话。

所谓“大鸣大放”,从川大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起,到六月十二三号止,总共十六七天。以后便转为有组织地发动左派大举反攻时期。反右大字报铺天盖地,来势凶猛地点名批判一个个右派。

刚开始反右不久,便听说我们中文系55级有同学向学校揭发他正读中文系三年级(54级)的兄长,说几年前在他哥寝室里一个抽屉内见过一枚三青团区队部的图章。他哥是调干生,现为中文系三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据说学习和人品都不错。中文系反右领导小组的几位同志党性特别强,特别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断定他哥一定是三青团的区队长!没过多久,这位中文系三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便从川大消失了,被公安部门抓走了。以前读《西游记》,知道孙悟空有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本事。敌人就在身边,好可怕!有同学说,这位揭发哥哥的同学,敢于大义灭亲,对党无限忠诚,应该为他鼓掌。我却暗想:如果检举他哥的人不是弟弟,而是另外随便什么人,该多好!

事隔三十年后,我借调到省作协与谭兴国共事,这位谭兴国当年与这位“钻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同班同学,谭说,以前好多中学都有三青团组织,当时中三这位支部书记确实集体加入过三青团,但并不是什么区队长,连分队长都不是,只是一名普通团员,那枚图章是任区队长的一位同学临时寄放在他家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位蒙冤的支部书记获得平反。但他再也不想留在四川,听说后来去了美国。这位敢于揭发亲哥哥的同学,性格比较内向,一贯听党的话,在品德上并无瑕疵,是一个非常单纯、纯洁的人。我相信这位生性善良的同学的人品,他后来一定会非常痛苦、后悔。但是一切都晩了。

有人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善良的人啊,我们何时才能不再好心干坏事,不再轻易被利用?我曾经想,如果我是这位同学,在当时那种鼓励六亲不认的大环境里,如果我也有一位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哥哥,我可能也会向亲爱的党组织揭发他的。不能怪个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半年前川大礼堂内演过一部苏联电影,电影里有一个细节,买个玻璃杯要35卢布。物理系有个同学与一位好友闲聊时议论说,在卢布兑换人民币上,苏联明显坑了中国。反右开始后,这位一向靠拢组织的好友将同伴的议论向支部书记作了汇报。为此,物理系那位妄议“苏联坑中国”的同学被安上“破坏中苏友谊”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分子。无数事例印证了一句话:敌人或知己,越少越安全。

我们中文系二年级乙班的张时雨(学生会文娱部部长兼歌舞剧团团长),多年来,直到写这一节之前,我一直认为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因为写了一篇《党员八条标准》的大字报,至今记得内中有四句是:“不说不笑,吃饭睡觉;规规矩矩,听说听教”。此前大家都说,他把党员刻画为很平庸的人,不外因为自己入党未被批准发了一点牢骚而已。可是最近才弄清楚,《党员八条标准》不是他写的,是一位姓Z的女同学写的,他只是签了个名而已。我问乙班的知情同学,那么张时雨又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呢?

原来起因是1956年川大农学院迁雅安,鸣放时,农学院不少同学极端不满,除了写大字报,还到成都请愿,并希望得到川大学生的支持。张时雨站在农学院学生一边,说了一句:“比国民党还黑暗”。就因这句话,他成了“恶毒攻击共产党”的右派。至于写《党员八条标准》的女同学Z,记得全年级在二教学楼一间大教室里开过她一次批判会,但最终却躲过一劫。个中原因,说法不一。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入学前她在省人民银行工作,喜欢在交际处举办的舞会上跳舞,结识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后来李亚群在关键时刻为她说了一句好话,因此平安过关。

甲班的陈懋谱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十几岁就到《川北日报》当记者,后被调到四川化工学院编校刊,1955年进川大不久便被选为学生会宣传部长。他在鸣放期间本来不想写大字报,谁知在鸣放高潮之际,有一天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亲临川大视察学生鸣放情况,学生会宣传部长被校党委指定随同杜部长视察学生写的大字报。杜心源离开川大前,把随行的几个人带到校党委办公室,对川大的“鸣放”作了指示。他说,川大的鸣放已发动起来,形势很好,但只是涉及了党政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还鸣放不够,应继续深入鸣放,不能避重就轻,只捡鸡毛蒜皮的小事写,要写当前存在的原则问题。校党委贯彻杜部长的指示,要求各系对重大政策问题提出批评建议。川大由此掀起第二波鸣放高潮。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陈懋谱对顶头又顶头的上司、省委宣传部长的话,能够不听吗?为了带头鸣放,陈兄借用冯梦龙“三言”的书名为标题,写了《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大字报。其实,这些大字报也并未涉及什么重大政策问题,因为他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并无反感,只是对一些看不顺眼的时风世象发了些牢骚,作了点讽刺,语言不免尖刻一些,背后可能还有一种出出风头的心理。几天后,这位省委宣传部长再次到川大看大字报,陈懋谱又是陪同者之一。杜部长边看边说,川大的“鸣放”在方向上有问题,应引起警惕。陈懋谱完全不知道,杜部长说这话的背景是党中央对鸣放已改变初衷,正准备开展反击,幼稚地认为部长的谈话与党中央的“鸣放”政策相抵牾,和他上次来参观时的谈话也自相矛盾。于是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张犯上的大字报《质问杜部长》。这一无知之举,铸成了终身大祸,成了后来被打成右派的铁证。他的经历,有时会让我想起徐志摩的两句话:“如果真相是一种伤害,请选择谎言;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请选择沉默。”现在,连沉默也不能选择,我们又该选择什么呢?

甲班的郑冠群在朝鲜战场上曾与邱少云并肩作战,是炮兵观察员,在创作上前途无量。鸣放中,他在省文联开会期间,曾为陈谦、丘原说过几句好话,但未引起谁的注意,党支部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并未向校领导或系领导提过任何意见,大字报也未写过一张。反右基本结束以后,仅在大张旗鼓的“交心运动”中响应校党委的号召,主动向甲班团小组写了一份交心材料,汇报自己对反右运动曾经有过怀疑。他没有想到,这是自投罗网,他写的材料,正好成了射向自己的子弹。他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打成了右派, 成了天下又一个奇闻,后来被发配到新疆赶牛、教小学。

《四川日报》相继以整版的篇幅批判了化学系三年级的戴虞俊、中文系一年级的虞俊生、历史系三年级的周××。右派分子戴虞俊的名字甚至登上了《人民日报》。

化学系一年级的退伍军人周时亨不识时务,企图组织“共产主义联盟”,校党委召开全校性斗争会在大礼堂斗他时,只要他一辩解,下面的同学立即高呼:“不许右派分子嚣张!”“不许右派分子翻案!”“不许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只见他站在讲台上怒目圆睁,突然抽出一把水果刀想自杀。刀子被夺下后,以威胁革命群众、破坏斗争会现场为由,会后即将他捆绑送公安机关法办。

还有经济系55级的李盛照,鸣放初在学生科研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以《斯大林历史反动作用初探》为题的讲演,从政治、政法、经济史诸层面批判了斯大林,后被划为极右分子,流放凉山州德昌,1964年被捕,1966年判刑15年。近听右兄黄宝松说,2002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曾采访他,并将他的事迹写成一篇专访。

我稀里糊涂当了右派  

六月二十日左右,午饭后我刚躺上床准备睡午觉,支部书记李伯勋进寝室来找我,见我打着光胴胴(赤着上身),笑着说了一句:“你的gaga(肉)不少哩!”他把我叫出去谈话,指出我执笔写的油印报在校外煽风点火,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学生把《沸羹》全文抄下来贴在食堂墙壁上,还有一个大学全文广播了《沸羹》,影响极坏,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叫我下午在小班做检查。我心里想,我在鸣放之前,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鸣放中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大会小会更没有发过一句言,只是在几位同学的推举下,不好拒绝,写了一篇客观报道川大鸣放动态的文章,而且《沸羹》中没有哪一条意见是我提的,全是别人的,材料也是大家收集的,现在责任全推给我,公道吗!但在当时那个形势下,我知道“强权就是公理”,你要我检查我就检查嘛。我立即准备了一份书面检查材料。下午第三节课,在二宿舍外面的草地上,丙班近三十位同学围坐成一个圆圈,我认认真真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到了这份油印报的危害性,并保证以后努力改造思想,用事实证明自己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忠诚。班上几位干部和积极分子有的言词比较温和、有的激昂慷慨地给我提了意见,要我进一步深挖思想根子,注意改造世界观。好在会上没有一位同学声称我是右派。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会一完,我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关,内心无比轻松。

不久,学校放了暑假。我先到川医附院去拔上牙床两颗所谓的“杯杯牙”。医生说,他可以把我的牙齿“镇”整齐。只消每周去一次就行了,费用可以全部报销。但我急于回家,拒绝了医生好心的建议。离开医院后,到祠堂街去看望刚由重庆回来的成都二中的好友王永安。半年未回家的永安,今天特别高兴,叫我和他一起到人民公园去划船。我活了整整二十年,那天算是第一次划船,差点把船弄翻,留下极深的印象。第二天回到郫县乡下后,每天上午读书,下午不是到三道堰中心小学打篮球,就是到柏条河游泳。蛙泳和自由泳我都会游,在那个年代过路农民的眼里,这是很新鲜的。我还站在柏条河堤埂的笼篼上一次又一次跳蛙式,吸引了一些农村少年的围观,还有人问我是在哪里学的?总之,这个假期过得相当愉快。但如此愉快的假期,以后再也没有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现在是三年级学生了。进校不久,有一天全年级同学要到省文联去参加一次批判会。班干部没有通知我去,心里煞是不安,不知自己的错误性质究竟有多严重。心想,有些人鸣放期间比我积极得多,仅仅批判一下就完了,我已经检查过了,认罪不该死,还要我怎么样?我不相信自己会是右派。晚上,同室的吴亚宁向我讲起下午到文联开会的情况。他说,批判会已经开始了,有个痩高个才进会场,一进来就坐在最后一排,一直把头埋在桌上。有人告诉他,这人就是流沙河,可惜他始终没有看到流沙河究竟是个啥样子。

又过了几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党支书李伯勋在大教室的黑板上写了如下的“通知”:“明日上午八时半,请同学们自带小板凳到大操场集合,参加农民的大辩论。”最后括弧注明:“右派分子不参加”。第二天吃完早饭后,见本寝室的同学都提起小板凳出去了,我想,至今没有人对我说你曾祥麟是右派,这个会如果我不去,就表示我已默认了自己的右派身份,我当然应该去参加。于是心情很复杂地也跟着别人提个小板凳向大操场走去。刚走上操场旁边的小桥,党员同学赵德培迎面走来:“今天你不去参加农民的辩论会,黑板上不是已经写清楚了吗!”我一惊,猛然明白了,原来自己果然已被划成了右派!

那天礼堂内放映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尚未开映。去他妈的,回寝室把板凳一搁,到礼堂花八分钱买一张乙票看电影去了!早就听说这部电影的情节怪诞有趣。场内观众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可我的心思完全不在电影上,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总觉得自己太冤,有一种上当被耍弄的感觉。我不安地意识到,在烽火不息的岁月,不设防的心,像不设防的城市一样危险。天真并非永远可爱,如今,自己不得不为之付出堕入深渊的代价。弗洛伊德说: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对某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当初为什么会那样轻信呢?是祸躲不脱,恐惧、愤懑、伤心,全都无济于事,听候命运的安排吧!

又过数日,晚上停电,隔壁寝室的蒋世勋到二舍十八室门口叫我。走出寝室后,他小声对我说:“我们进城去走走,到总府街吃碗赖汤圆,我请你!”我有点受宠若惊,和他一前一后走出一宿舍旁边的后门,然后并肩而行。路上他告诉我,早在十多天前他就知道我被划成了右派。他说:“那天×××(班长、党员)离开教室去厕所,他桌上有一张写满字的纸,我走过去偷偷看了一眼,原来是一份反右总结,上面赫然写着“右派分子曾祥麟” 几个字。接着多方安慰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怕也没用,船到桥头自有路。你还很年轻,日子还长得很,千万不要想不开。你小子人缘好,没有得罪过谁,看样子支部大概不会过分严厉处分你。”

我很感激蒋世勋。蒋进校后便喜欢跳舞,舞姿优美,那时穿尖头皮鞋的学生并不多,因此在舞场上比较惹人注意,但其为人好像有点孤傲。平日我和他关系很一般,现在这样关心我,实在太难得了!这位姓蒋的同学,1959年毕业后分到新疆石河子中学教书,后来不知何故回到老家昆明,“文革”期间有人见他在昆明街头蹬三轮车。后来又听说,他是内控右派,所以在新疆一直受歧视,被迫离职,宁愿回家出卖劳力混一口饭吃。

国庆节那天按规定放假,午后我独自一人到望江公园去坐了半天茶馆,晚饭前回到寝室,以前对我颇有好感、多次教我跳交谊舞的新任班长宋道基见到我就问:“下午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我如实告诉他。他说:“今天是国庆,上面规定不让你们离开学校。”我这才明白,在这个重大节日里,我已成了被监控的对象。晚上大礼堂放电影,宋买了两张票,给了我一张。我们坐在一起,他友好地和我闲聊了几句,我注意到,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那段时间我有个很大的心病:我的两本日记怎么办?历史系二年级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了该班一位右派学生龚敖的部分日记,连日记中“母亲说,就是明天死,今天也要看电影”之类的话都被端出来批判,无非是想说明龚敖的母亲是个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者,她的儿子会是好人?我的日记中,可能被认为有问题的内容,一定不少,再加上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后果很可怕,足以致人于死地。

有个星期天,我躲在望江公园里悄悄翻了翻进川大后写的两本日记。第一本日记是一年前写的,问题不大;第二本日记是最近一年内写的,有关鸣放的内容不少,对许多敏感问题都有所议论,万一党支部真要看我这本日记,会出大问题的。我决定毁掉这本日记。可是真有点舍不得。这本精装日记是1956年夏天姐夫送给我的。上面记录了一年来我的欢乐,我的悲伤,我的希望和失望,思索和迷惘。这本日记上有许多精美的画页,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还记得其中有一页诗配画,画面上一个手执三弦的算命瞎子在一条冷冷清清的小街上边走边弹琴;街旁一扇木门内,一位妙龄女子正低头吩咐自己的小弟去请算命先生来算命。画面具有浓郁的民俗风味,画面旁边配了如下四句诗:“先生家住在松江,手把弦子走四方。怕羞使弟叫算命,问姐何日配夫郎?” 情趣和韵味更是悠长。如今,这一切都将在我手中毁掉,好不令人惋惜。最初想烧掉它。怎么烧?何处烧?老远就能看到浓浓的黑烟,处理不好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一页页撕下来扔到垃圾堆里又怎么样?还是不行,万一被捡垃圾的拣出来当废纸卖,顺藤摸瓜,岂不更容易让人发现。想来想去,决定一页页撕碎,分别扔在望江公园和川大的几个粪坑内。

过不几日,团支部书记戴祖念果然要我交出日记,我老老实实交出一年前写的第一本日记。他问:“最近一年的日记怎么不交?”我答:“好久以前解便时,就掉进厕所里了。”他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只有这一本,他也无可奈何。日记收去一周后,戴将日记本原样退还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

我在班上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直到这时候班上仍未公开宣布我的右派身份。但我明白,全年级同学不会不知道我是右派。我相当知趣,以前要好的几位同学,我怕影响了他们,即使对面闯过,我决不会招呼他们,我会立即低下头来假装没有看见对方;他们以前与我关系匪浅,个个如惊弓之鸟,更是深恐受到我的牵连,哪里还敢理睬我。我理解他们。心里想:曾祥麟在你们心中早就死了,你们不想理我,我更不想理你们呢!除了晚上睡觉,我极少回寝室,课余时间基本上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大约十一月下旬,学校开始处理右派。校园里再度掀起用大字报围剿右派的高潮。奇怪的是,还是没有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全校没有挨过一张大字报的右派,可能只有我一个。为什么会这样,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懂。各系各年级各班天天都在开批判会。听说甲班批判陈懋谱之前,班上的党员到四川医学院告诉陈的女友,陈如何如何反动,要她站稳立场,与陈划清界限,活活拆散了一对鸳鸯。据说陈是在火车上认识这位女朋友的。一年前放暑假他回三台老家时,坐成都到绵阳段火车,在车上看书时,旁边一位川医的女学生告诉他:“同学,车上看书不好,容易损坏眼睛。”从此二人交上了朋友。想不到这段缘分不浅的爱情,一年后会葬送在反右的狂潮之中。

批判中文系毕业班右派左连成的前一天午饭时,校广播站广播了他漂亮的女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蒋××写的《致左连成的公开信》,公开宣布与他绝交。以前大家都认为二人是绝佳配对,左连成此前已在中央级刊物《文学遗产》上发过一篇很有影响的长篇论文,接着又在省文联创办的《草地》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李白诗歌的论文,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身材魁伟,是校男排的主攻手;而女方则是无可挑剔的佳丽,并且是学校歌舞剧团的台柱,女高音唱得好极了,《你是一朵可爱的玫瑰花》令全校学生陶醉不已。现在说分手就分手了,连我这个自顾不暇而且毫不相干的人都觉得很可惜。中二与中四的饭桌相距不远,我下意识地观察左连成听到广播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只见他当即放下饭碗,眼泪长流。一句旧诗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今天,左大汉太伤心了,连最亲爱的人也失去了,他真正是一无所有了!

我们丙班先批汤望立,我至今想不起他有什么右派言论,唯一想得起他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是“积极为右派分子曾祥麟写的反动油印报《沸羹》刻钢板”;第二天批判叶克瑶,叶兄曾怀疑肃反可能搞得过头了,批来批去批不出个名堂,几个积极分子便揪住所谓生活问题不放,比如说他不追求进步,喜欢喝酒,一喝高兴了,就边走边唱川剧《五台会兄》中的一句唱词:“把洒家喝得醺醺大醉!”

第三天批判我。平日耍得最好的朋友,很可能是发言最积极,斗争你最狠的人。我与郑伯麒平日关系最好,原以为他会首先向我开火,谁知那天下午开我的批判会时,他坐在远处一个角落里,始终一言不发,主持会议的党员赵德培几次用眼睛示意他,他好像没看见,还是不说一句话,我心里对他真是感激万分。1999年是我们年级毕业四十周年,全年级几十位同学准备十月份在成都聚会一次,校友联谊会负责人之一的李镜给我寄来了通知,并在电话上告诉我,这次要印一本集子,要求每位同学写一篇文章,或怀念川大,或回忆同学,都可以。他还说,有些同学不一定写文章,但你必须写。我遵命写了一篇,题目叫《点点滴滴忆旧人》。文中第一个提到的人便是这位郑伯麒。其中有一段:“读一二年级时,伯麒兄与我交情很不错。后来班上开我的批判会时,他应该是重点发言人之一,但他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我很感激他的沉默。人们不是常说‘沉默是金’吗,那可是比金子更珍贵百倍的沉默!”

所有的批判,基本上都是鸡蛋里挑石头,那天批判我时,团支书戴祖念特别提到我的日记。他念了我第一本日记扉页上写的一句题辞:“让一切虚伪、欺诈和谎言,滚他妈的蛋!”他说,“由此可见右派分子曾祥麟对我们的社会是十分仇恨的,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虚伪、伪善、充满欺诈和谎言。他憧憬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认为只有那个社会最真诚,最正义,最讲真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融洽……”应该说,我那句扉页题辞的确有那么一点儿针对性,但哪有他分析的那么极端,那么邪门!戴还揭发说:“右派分子曾祥麟看了电影《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后,在日记里大呼人道主义万岁。在他的眼里,我们的社会是不讲人道的,是残忍的,是血腥恐怖的。告诉你右派分子曾祥麟,我们无产阶级对你们资产阶级右派,就是不能讲人道,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头来对付你们!”

《四海之内皆兄弟》是1956年初在大礼堂看的一部法国电影。电影故事发生在大海上,一只远洋货轮的几十名船员,因食物中毒,众多垂危的生命急需血清救治。船长立即通过无线电波,发出紧急求助的讯号。法国一位骑摩托车的少年偶然收到这个讯号,立即放弃了游乐,四处奔波寻找血清;爱尔兰一位刚刚死去丈夫的中年女人,正陷入巨大的悲痛中,也是偶然中得到了这个讯号,立即抛开悲痛,迅速投入寻找血清的奔忙之中。许许多多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紧急寻找血清,为了救助海船上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电影太感人了,我流了不少眼泪。回到寝室后,立即写了一段观后感,喊了一句“人道主义万岁!”我错了吗?这也算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攻?难道社会主义可以不讲人道,它与人道主义必然对立,水火不相容?祖念兄,你的这段分析同样太离谱了!这位戴祖念同学已病故二十多年,据说死于癌症,死前十分痛苦。对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本不想再说什么不友好的话,但写到这里,我能忍住一句都不说吗?

那时川大共有两千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的约200人,几乎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我们年级共八十多名学生,划了八个右派,也几乎占了十分之一。对右派分子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理。

最严重的“极右分子”,一律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全校送去劳动教养的学生右派约二三十人,其中有戴虞俊、左连成等。

第二等是情节较严重的右派,处分是“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即将他们送到厂矿或农村劳动改造两三年以后,如果表现比较好,可以回校读书。但事实上多数所谓“劳动考察”的右派,以后再也没有回校,一般叫他们自谋生路。川大送到外地“劳动考察”的学生右派约五六十人,其中我们年级二人,即蓝昶、盛家理,都是甲班的。

蓝昶是退伍军人,是男篮校队队员。据甲班女同学刘晓丽说,他“有倚马可待、七步成诗之才”,即席赋诗填词,班上无人可及。但他爱发议论,不轻易认输,而且吊儿郎当,完全不把反右当回事,由此埋下祸根。后来他连批斗右派的会议都不想参加,有次扔下陆游《钗头凤》最后三个字“错!错!错!”掉头便走。简直是藐视戏弄党组织,当然要给予重惩。

盛家理是短跑运动员,爱说爱笑,有同学至今记得他说的一句笑话:“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呢子裤儿重起穿”,吹牛时还笑称:“我要做地球的球长!”但反右时人家却当真了,说他蔑视一切,有野心。其人性格太直,易冲动,爱与人争吵,爱駡看不惯的人和事,得罪了一些人,据说反右一开始,他就在寝室内大嚷:“运动来了,哪个敢整我!我儿子儿孙都跟他没完!”《抱朴子》中有一句:“金以刚折,水以柔全”。性格害了他。

他们被踢出学校后,再也不允许返校读书,为了自谋生路,以后二人的遭遇都很悲惨。据说蓝昶有一段时间在轮船码头上,从早到晚不停地扛一两百斤重的木板,没有累死,算他走运;盛家理曾被判刑劳改多年,(据中文系56级老右黄宝松说,盛家理在劳改期间当过蔬菜班的班长)腿肚上长期残留着被“公安”用刺刀捅的凹痕,也算是死里逃生。蓝昶在2002年回过一次成都,参加完同学会组织的活动后,来郫县我家住了一夜。他在贵州六盘水市三中教高中毕业班语文多年,成绩极突出,学校至今不让他退休,晚年还算不错。盛家理恢复工作后,据说曾在宜宾三中当副校长,56岁即死于癌症。以上算是后话。

第三等是普通右派,处分是“保留学籍,留校察看”。我们年级8个右派,除蓝昶、盛家理外,其余6人均属“留校察看”,即允许继续读书。但实际上只跟班读了两三个月书。1958年“大跃进”风暴来临以后,便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毫不留情地被逐出了课堂。

第四等是情节较轻的右派,只戴右派帽子,免于行政处分。据说川大只有经济系54级一位姓郑的右派(预备党员)享受这种待遇。这位姓郑的右派原是成都二中高33班的学生,成绩一直很好,思想非常正统,反右时与一位持异见的同学辩论,谁也说不服谁,他非常生气,说了一句:“到时候,只能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红色恐怖”这个词语见于《联共党史》,是1918年列宁的创造发明,没有谁敢说半个不字。没有想到如今竟被班上的左派解释为“血腥恐怖”。他们批判郑××说:“你敢说共产党反右是搞恐怖,而且是血腥恐怖!” 这位姓郑的预备党员就这样被打成了右派,听说毕业后分到贵州某劳改单位的子弟学校教书。

教职员中划右派大概也按十分之一的比例。许多著名教授被打成了右派或反党分子。解放前川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倪受僖(当时是川大外文系讲师)和谢文炳教授(解放前是外文系教授,解放后任川大副校长),也未逃脱这一劫难。中文系的教师右派,除了以“诗无达诂“为《草木篇》辩护的系主任张默生外,还有教文艺理论的陈思苓副教授、教《中国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的讲师陶道恕、讲《文艺学概论》的讲师刘思久。词学和敦煌学大师任二北则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被管制,每月都要到派出所去汇报。

我最对不起的人是父亲。这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已增至每月10.5元。我的助学金原为免交全部伙食费,现在改为每月发“救济金”3元,自己交7.5元。父亲在一家小电镀厂上班,月工资30多元,此前,除了每月给我一两元零用钱外,还要供养在中小学念书的四个弟弟妹妹。为了紧缩开支,他平日进茶馆总是只掏三分钱买一碗白开水,然后丢进一撮自带的最廉价的茶面子;抽烟也只敢抽便宜的叶子烟,偶尔买两支零售的低档纸烟,一支烟总是分成两次抽。现在,又要加重父亲的负担了,实在太对不起他老人家!

好在我还有父亲咬紧牙关给我伙食费,有些右派同学失去助学金后,被迫变卖衣物书籍。有一天午饭后,在九眼桥头遇见成都二中高中的同学、化学系55级的右派李科阳,此人无论以前读二中还是现在读川大,成绩一直非常突出。他对外语、文学、历史,都很感兴趣,唯独不关心政治。不知怎么搞的也成了右派,目前正在桥边一个小摊上买大饼。我问他:你没有吃饭吗?他答:“我好多天没有吃过饭了,每天只吃一个大饼。”说罢苦涩地笑笑,这个笑,在我眼里比哭还难看。他身高一米七九,一个大男子汉每天只吃一个大饼,这日子怎么熬啊?他的父亲是国民党88师的师长,此时正在落难中;他有个年长几岁的姐姐,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54级读书,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原是成都市女排队员,学习成绩很好,又是学院歌舞剧团演员,曾参加全国巡回演出,不知怎么在反右初期即被划为右派。从此姐弟俩基本上断绝了经济来源。想起他以后的日子,我都想替他哭一场。(最近听李科阳说,1959年毕业后,他被分到海南岛热带作物学院,因表现很好,1960年学院准备摘他的帽子,派人到川大了解,化学系的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本来不想划他的右派,是他自己抓住右派帽子不放。”这解释真让他哭笑不得。)

回书再说,最令人不安的是,有少数学生写大字报向校党委提出建议,希望给每个右派学生发一个白袖套,上书右派分子字样,叫右派们戴在臂上,便于广大同学监督。这不跟纳粹集中营内胸前配号码布的囚徒一样了吗?这才真叫侮辱人哪!还好,校党委大概考虑到有碍观瞻吧,并未采纳这条建议。从此,我们这群异类,真正开始像民谚说的那样,“盘着趾头走路,夹起尾巴做人”。

许敏岐说:“我之所以没有当右派,是赵××本人救了我!”  中文系55级党支部在划右派过程中,有一个故事很滑稽,完全可以写进《笑林广记》。我们55级在1957年反右中,首批共划了8个右派,其中甲班4人,丙班3人,乙班只有张时雨一人。据说,有积极分子提出,三个班的右派比例有点失调,乙班划得太少了。后经研究,乙班的许敏歧在鸣放中攻击过该班的团支部书记赵××,给赵写过几张大字报,骂他品质恶劣,遂决定将许敏歧补划为右派。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中国必将少一位著名诗人。

话说要将许敏岐补划为右派,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是做不了主的。经系总支同意后,还得上报校党委审批。校党委立即派党员副校长谢文炳和校党委委员倪受僖教授到中文系总支审核上报材料。谢和倪问:“许敏歧批评的这位团支书,本人的表现如何?是否该批评?”支部书记李伯勋只好老实回答:赵××以前立场站得稳,但最近出了一点问题。两位上级追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支部书记李伯勋不敢隐瞒:“有一天他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摸了一个女人的屁股,被车上的乘客抓住了,我们已经作了处理。”谢、倪两位上级几乎同时说:“既然这个团支书本来就不是好人,品质很恶劣,许敏歧写他的大字报有什么错!”就这样,许敏歧躲过了这场劫难。

1997年许敏歧(他是全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退休前是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从广西到郫县看望我,在我家很激动地讲完这个故事后,大发感慨:“我之所以没有当右派,是赵××本人救了我!”

让人遗憾的是,过不多久,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谢文炳副校长和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主任倪受僖教授,因正直敢言,一个被补划为右派,一个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主席坦率自称,从鼓励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到举国围剿右派,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阳谋。整风反右不仅在大城市开展,在全国任何一个区县,包括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小小的郫县,同样有步骤地逐步纳入预定的轨道。爱情可能有被遗忘的角落,但全国一盘棋的整风反右运动,却不可能出现被遗忘的角落。(据中央公布的数字,全国共划右派五十五万人,但据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沪宁在20123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全国共划右派三百多万人。)

郫县开展整风时,我已在川大被打成了右派。那时我并不在郫县,自然对郫县的整风反右情况一无所知。1985年,我有幸由郫县报社调到县志办公室总纂19111985年《郫县志》,期间,接触了方方面面的大量史料,因此我对郫县19571958年“鸣放”“反右”的整个过程,基本上还是了解的。

郫县距成都虽仅20公里,但这个小县城受成都高校鸣放的影响并不大,在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小学教师中,仅有极少数人偶尔悄悄地私下议论几句,深怕说错了话“脱不倒手”,因为已有前车之鉴。因此尽管上级要求认真宣传《人民日报》51日和57日相继发表的两篇社论,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整风》,并特别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但这里头水究竟有多深,连大城市里的大知识分子都摸不透,县份上这些小干部、小知识分子自然更弄不醒豁。因此无论县级机关或学校,敢于给党、党组织或党员哪怕是委婉地提出批评或建议的,几乎没有。党解放了全中国,全国人民心向党,你敢说党这不对那不对,除非你发疯了!

直到19578月下旬,成都的反右斗争已进入尾声,已经在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中揪出了3000多名右派分子,大规模反击右派的形势已相当明朗,这时候,郫县才胸有成竹地开始按照上级部署,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1957826日,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代表整风领导小组在县级机关作整风动员报告,号召大家打消任何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小字报,或在会议上提意见、讲看法,帮助共产党整风。共产党整风之诚意,如果只说一遍两遍,可以不相信,如果天天说,接连说上十遍二十遍,你还能不信吗?郫县的整风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920日,县委又隆重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动员一百七八十名与会干部大鸣大放。并反复重申,你们又不是想跟党争夺天下的储安平,更不是要杀共产党人的老牌特务葛佩奇,你们是真心诚意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跟那些家伙完全不同。千万不要再有顾虑,拿出主人公的责任感来,尽管放心吧!会议历时25天,共贴出大字报一千四百多张。县级机关四百多人参加了整风鸣放,共写出大字报五千多张、意见书二十多份。

接着,温江专署(当时温江专区尚未并入成都市)利用暑假将全区中学教师集中在温江开展鸣放。郫县教育部门利用寒假将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在郫筒二小和党校开展鸣放。在一个月时间内,八九百名小学教师共提出各种意见约万条。

当时尚未并入郫县的崇宁县整风领导小组成立于1957825日。当日晩,县委副书记王智琛代表整风领导小组作整风动员报告。县级机关整风运动历时4个多月,参加运动的有机关全体干部和丰乐、安德二乡基层财经单位部分人员共五六百人,共贴出大字报、漫画三千多张,另有小字报和油印传单六七十张。小学教师整风从19571222日开始,次年3月中旬结束,历时75天。参加整风的教师共三四百人,通过大字报和会议发言等形式,共提出意见上万条。

鸣放告一段落后,两县县委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开始收网,多次组织干部群众召开辩论会、批判会,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鸣放中积极响应号召提出意见的人,进行了火力威猛的批判。两县在被批判的人中,共划右派分子181人,其中共产党员17人。凡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担任行政职务的,撤销其行政职务;部分保留公职,只发给生活费,由单位安排劳动改造;部分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个别情节严重的或态度顽劣的(大约二三十人),先送到成都新村4号(可能是解放前某官僚的大公馆)集中,然后再送到乐山专区所属的极苦寒的峨边去劳动教养。

机关、学校进行整风的同时,场镇、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中,两县自定标准共划“反社会主义分子”(俗称“烂言分子”)1012人,其中共产党员70人,一律像地富反坏右一样管制起来。以上“烂言分子”于1962年末予以“一风吹”。

郫崇两县的右派究竟提出了哪些具体意见?县委宣传部给县志办提供的资料有较详细的记载。比如:“统购统销的政策是对的,就是统购多了一点,造成许多农民缺口粮,甚至被农民形容为鸡脚杆上刮油”;“推广少株密植是对的,可是过密了,不仅没有增产,反而造成了减产”;“有的干部升了官,就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有的领导干部不调查研究,乱发号施令,十分危险”;“精简机构固然必要,但造成许多人流离失所,这个窟窿咋个补”;“会上说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是今年有些乡农民分的粮食比去年少了,如何解释”;“毛主席颁布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就是让歪嘴和尚把经唸错了”。诸如此类不遑细述。

当时《郫县报》的主编戴民康的遭遇,值得专门说几句。他本是安岳人,其父在民国时期当过县长,他在解放前夕考进成都高工校读书,尚未毕业即弃学进革大(又有说是“青干班”)学习,结业后任川西日报驻郫县记者站记者,当时年仅十七八岁,因此被人称为“戴小娃”。因为他会写文章,195610月创办《郫县报》时,被县委委以重任,调到《郫县报》社任副区级总编辑,当时不少漂亮女子很羡慕他、想追求他。没有料到,这个前途无量、女青年人见人爱的戴小娃,不久就出大事了。

19578月,整风领导小组经常组织干部学习党报的社论,学完了就叫大家发言、向党提意见。有一天开会时,这个戴小娃对啰里啰梭、“牛皮杂,杂牛皮”的发言不感兴趣,恰好桌上有一张纸,他顺手拿过来,下意识地在纸上东写几个字西写几个字,借此消磨时间。宣布会议结束时,他将这张废纸撕得粉碎,揉成一团,随意扔在桌下。他完全没有想到,被他胡乱写了许多字在上面的这个纸团,被报社一位有心人顺手检走。这人回去后,把戴总编撕碎的纸屑一一展开,认真察看,终于发现有一张碎纸片上写着“毛泽东”三个字,还有一张碎纸片上写着“右派”二字,连起来就是“毛泽东右派”,或者“右派毛泽东”,反正是一个意思。这还了得!这位编辑问副总编:“你说该咋个办?”副总编立即向整风领导小组汇报。戴小娃的家庭成分是地主,郫县报社六七个人,不弄一个右派分子出来无论如何交不了差。就为东拼西凑估倒凑在一起的这5个字,戴小娃犯下滔天大罪,被打成了右派。后来被送回安岳农村劳动,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后,郫县县委才派两位不辞辛苦的女同志,亲自到安岳农村给他落实政策。

据说县委派去落实政策的两位同志最初见到当年精神抖擞、正与医学院某美女谈恋爱的“戴小娃”时,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正在冬水田里耖田,冰凉的水淹到膝盖以上,衣服破烂,骨瘦如柴,双目无光,反应迟钝,已经面目全非了。还听说,当年的小戴如今的老戴到郫县县委组织部报到时,由于当右派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敢随便迈进组织部的门槛,站在门外先怯怯地喊了一声“报告!”组织部的同志好不容易才认出他,非常同情他,最初把他安排在宣传部,因为他多年受刺激,脑袋已经不灵了,又把他推到文化局去当办公室主任,结果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地位比办事员还不如。背后人们一谈到他,都有一种可怜的感觉。当年挺有才气的戴总编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

崇宁县委宣传部的理论教员李仲珉,19578月真心真意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在笔记本上写了七条合理化建议。在1958年郫崇合县后,他被挖出来补划为右派。他的“罪证”,主要是记在笔记本上的以下七条建议:1.建议公开一种类似《参考消息》的参考消息;2.会议太多,第一、二书记可轮流开会;3.计划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4.音乐大众化和普及化问题;5.组织智囊团很有必要;6.鼓励群众买收音机;7.让新家庭成为新社会的生气勃勃的活动细胞。

李仲珉所提出的七条意见被逐条批驳,并依次定性为:1.企图让一切坏人都知道反面消息,无异于给敌人提供炮弹,让他们攻击党和政府;2这是对原崇宁县委的攻击、丑化;3.反对县委集体领导;4.宣扬资产阶级黄色歌曲;5.企图组织一种类似封建王朝一样的反动集体,以利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6.为不怀好意的人提供收听敌台提供方便;7.对新社会和睦美好新家庭极端不满和敌视。怎么能这样分析呢!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的老伴韓熟成被打成右派时,年仅19岁,195516岁从新都师范毕业,她对共产党哪有什么仇恨嘛!她没有任何政治抱负,从来不关心政治,集中在城关二小鸣放期间,任随怎么鼓励大家帮助党整风,她对党始终想不出一条意见,因此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在会上说过一句话。可是1958年春反右时,却被打成郫县最年轻的右派。熟成的姑姑解放前毕业于省女师,解放后曾任郫筒二小的校长,她曾对我说,熟成从小就很懂事,在新都师范读书时才十四五岁,每次从新都回郫县,或者从郫县到新都,好几十里路全是步行,有时回家都半夜了。1955年分回郫县,一直在乡镇小学教书,最初两三个月每月工资只有19元,后来升为23元,1956年才调成32元,在百货公司上班的父亲一个月也只有30多元。家中有四个妹妹,最大的妹妹还不到十岁,家庭负担很重。她很体谅父母的艰辛,一分钱都不敢乱用,正当爱美的花季之年,却连布鞋帮帮穿烂了都舍不得新买一双;每月领到工资后,只留五六元伙食费,其余全部上交给她妈,帮助抚养几个妹妹。这么懂事的小姑娘,整风时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连我都想不通。后来一了解,她被划为右派的主要原因有三条:

一是她曾向某老师说,我们这些教师,犹如蜡烛,毁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二是学校里有个男教师,虽然是青年团员(后改称共青团员),但品质很坏,熟成背后说他“蛾蛾虽美,是青虫变的”;

还有一条,大概是说某领导字都认不倒几个,是草包。

熟成的姑姑感慨地说,这几条全是熟成在鸣放前很久,与几位比较谈得拢的老师闲聊时说的知心话,谁知车过背就被人加盐加醋汇报给领导了。最不可理解的是,这几条根本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无关,八竿子都打不着,哪一条都摆不上台盘!我们宁愿为教育事业燃烧自己、奉献终身,错了吗?那个混进共青团的教师本来就很坏,人所共知,(此人就是我读小学时那个“九雄帮”的老大,后被学校刮回农村,跟我一样成了“农二”,有段时间以摆地摊卖假药赚点零花钱。“文革”期间,他曾得意地对我说:不管走到哪个乡场,包包头没有票子了,我在路上随便揽一把泥巴灰灰都要卖钱!)说他是青虫变的,算是客气话。那个占着茅厮不拉屎的校领导不称职,说他是草包也不为过。然而经某些人东分析西分析,竟然每一条都成了“反党言论”。

只怪熟成年轻气盛,开她的批斗会时,她不服;有个犯过男女关系错误的女教师义愤填膺地指着熟成的鼻子骂她时,她还笑。主持批斗会的人问她为啥笑,她说:“想起那么‘哇连’(成都地区土话,意为‘肮脏’)的人都在斗争我,所以忍不住想笑”。于是加重处罚,被发配到四五百里以外、前面是大渡河,后面是深山老林的峨边。

这儿是一百年前石达开所率农民起义军的覆灭之地。那时饿殍遍野,熟成在这里劳教了三年,差点死在这个变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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