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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两千年前的诗歌观念,现在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观点

我们的系主任张默生的面影,几十年来,从未在我心中消逝。他的冤案,长期闷在心头,实在让人压抑难受,在这本回忆录中,怎么也得专门为他写一节。

四川大学受北大的影响,在5月下旬,迅速掀起鸣放高潮。教师中,后来最先受到冲击的,可能就是中文系系主任张默生教授。当时他被四川省文联聘任为理论批评组组长,川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谭洛非和《星星诗刊》执行编辑、著名理论家石天河任副组长。

石天河在199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张默生老师之蒙冤,有如下一段说明。他说,在19575月至6月初(“大鸣大放”初期),由于毛泽东号召“帮助党整风”,而且宣布了“言者无罪”的政策,在成都文艺界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为《星星》诗刊和《草木篇》作辩护的,认为批评过于粗暴的,颇不乏人。还有人对被批评作品的内容、表现方式和批评的“政治化”,表示了不同意见。总之,大家都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所见,“大鸣大放”基本上正常开展。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所谓 “言者无罪”,实际上是“钓鱼”,是“引蛇出洞”,是“阳谋”。在“反右派斗争”中,四川知识界的许多精英,因“《星星》诗祸”而受到牵累的,都受到了批判,甚至遭受随之而来的厄运。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举世知名的国学家张默生教授和原成都市副市长、著名的老作家、《大波》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先生。甚至,上海《文汇报》到成都来采访《草木篇》事件的记者范琰先生,也被波及。

由于张默生先生是著名的“庄学”泰斗,是川大中文系主任,在川大师生中是有声望、有影响的老教授,故不少人尊称他为“默老”。他被牵入“《星星》诗祸”,使得这场祸事在川大师生中随之而扩大了一圈。以致后来,张默生先生不仅在成都市文艺界座谈会上受到批判,还在四川大学校园里受到批判。张默生先生的同事、后辈和学生中,都有人因为不同意对这位受人尊敬的老教授的批判,或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而受株连被划成“右派”。石天河说,仅就他现在大致记得的,除了四川大学当时的副教授陈思苓、讲师刘思久外,中文系的学生左连成、王地山、黄宝松等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均与赞同张默生先生的“诗无达诂”论有一定关系。下面是张默生教授在座谈会上第一次发言的原文:

四川地区没有很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左”的教条主义占着上风。《星星》诗刊第一期发表的《草木篇》和《吻》,这两篇作品应该受批评,但批评的方式粗暴,当时我们就觉得过分;其中有的文章缺乏说服力,气势汹汹,甚至把《草木篇》几首诗排列的次序也加以追索,认为作者别有用心,跃跃欲试地把文艺思想问题渡引到政治边缘。不少人感到这次批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发动的。这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是有阻碍的。“右”的机会主义思想在我们这里也存在,比方把“百家争鸣”当作挡箭牌,认为我也是一家,你不能批评我;有的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起劲;给人随便扣“教条主义”的帽子等。为了今后能大胆的“放”,大胆的“鸣”,必须克服这两种倾向。但我认为,这中间首先要向“左”的教条主义作斗争,至于对待“右”的思想,领导上加以正确的掌握和指导就好了。目前在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还需要领导上大力号召。这种号召要热情、要有具体内容,即是对当前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摸清楚,把他们所有可能顾虑到的都加以深入研究;这样讲出的话才不是“虚发”,才能破除他们的顾虑。同时,领导同志对方针政策首先要加以深刻的钻研和体会,在贯彻执行时才不致忽冷忽热、左右摇摆;而是大胆放手,让大家“鸣”,大家“放”。

--这样一篇稳重而带建议性的发言,要说是“向党挑衅”,岂不过于牵强?对张默生教授的所谓“批判”,有两个重点:一是说他是四川文联“右派小集团”的“黑后台”;一是狠批他的“诗无达诂”论,说那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

说张默生先生是“小集团”的“黑后台”,其实并无任何事实根据,因为,张默生先生和流沙河并不相识;张先生认识石天河,也并非私人关系,而只是原先四川文联理论批评组的工作关系。(四川文联的理论批评组,原先由石天河任组长,后来按照上级指示,要请文联外面的社会知名人士来当组长,省文联领导遂请张默生先生兼任组长,石天河改任副组长。)因为有此工作关系,石天河和张先生才有了一些来往。在石天河担任《星星》诗刊编辑以后,理论批评组的工作已由另外的人接任,从此石、张二人便连这重工作关系都没有了。张先生除了原先曾向石天河推荐曾缄先生的一首《峨眉歌》以外,直到“《星星》诗祸”发生之前,并不知道他已改任《星星》的执行编辑,与什么“小集团”更是毫无瓜葛。

至于对“诗无达诂”的批判,石天河说,基本上就是“井蛙”批判别人说“海”。在“井蛙”眼里,只有“井”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真理”,“海”无边无际,一定是不可相信的“邪说”。在批判《草木篇》的座谈会上,好些人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川大中文系副教授陈志宪就说:“《草木篇》和《吻》是不好的,但它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我对《草木篇》的批评是不同意的,是小题大做。”作家李华飞认为:组诗《草木篇》并非全都是坏诗;对《星星》的批评是“一人犯罪,九族当株”。川大中文系副教授陈思苓也不同意把《草木篇》的问题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认为“这样作未免提得太高,小题大做,文不对题。”

以上这些不同意见,都是在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可见在座谈会初期,各方面不同意见的“争鸣”,原本是很正常的。张默生教授的意见,也是在这种气氛中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诗无达诂”,出自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古代诗论的一种释诗观念,其实质指的是文学艺术鉴赏中审美的差异性,强调诗歌内涵的广泛性、多重性乃至不确定性。张默生的原意是想纠正某些偏执极左的观点,有些左先生硬要把《草木篇》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草木篇》问题当成“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来对待。张默生关于“诗无达诂”的那次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的诗学历来认为“诗无达诂”,即不能认为对诗歌只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任何时代的诗都是如此。如《诗经》中的“关关雎鸠”,有人视它为赞美贵族爱情的诗,有人又把它当成赞美平民爱情的诗。诗人写诗的时候,不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意直接说出来,不然就不成其为诗了。而是常用“比”“兴”的手法来传达思想感情。究竟想说什么,只有他本人最清楚。别人看了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现在流沙河对他的诗作了注解,前天他已发言,说他只是影射少数人,决不是想反人民,反现实,反社会主义。如果尊重这样的解释,群众对这次批评的看法就可能大不相同。“诗无达诂”,与西方人说的,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与鲁迅谈《红楼梦》时说的,对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强调,文学作品在读者的审美欣赏与评价过程中,会有各种见解的差异。

石天河说,现在回忆起来,张默生教授当时的发言,真是精金瑰玉,掷地有声。而且,无一处不是以维护毛主席宣布的“双百方针”为指归。可以说,他是以共产党最忠实的诤臣益友来进言的。可是,他的发言,立即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包括沙汀的长篇书面批判),他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还不得不委曲求全地一再作检讨。最终,他仍然被诬为“小集团”的“黑后台”,被划为四川知识界的“大右派”。甚至在他72岁高龄的时候,还被迫在川大校园中劳动了4年。中国传统的诗学观点“诗无达诂”,也忽然在两千年后被划定了阶级成份,被判为“资产阶级的观点”。致使石天河一想起当年的这些情况,就禁不住要想起《诗经》里的那句话:“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为此,石天河写了如下一首怀念张默老的诗:

“诗无达诂”/你量过知识海洋的宽度/插架牙签/记录着你在书林的漫游/深夜,茶香,坐久/忘了年龄,作了朋友/贪听你启人心智的异说/从生殖崇拜谈到“玄牝”、“雎鸠”/历史忽然凝固/时间却不肯倒流/世界如一闪即逝的幻灯/只剩下重逢时悲欢的问候/“八十四--长寿!”/“五十五--自由!”/茶,还是那么香浓/话,更变得絮絮不休/谁料到门前送别的殷殷一握/怪我,没留下永诀的镜头/长者,你不必遗憾了/著作,在海内外不胫而走/门生,有那么多作家、学者、名流/我想见你安详的微笑/那么自然,那么和美,那么朴素/尽管是在你弥留的一瞬/笑在最后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573月某日,川大隆重召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校性的科学讨论大会,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到校作指导性讲话。那天礼堂内坐得满满的,李亚群口若悬河,天马行空,讲了两三个钟头,但所讲内容不仅零乱,而且与科学或科学讨论全然没有关系。比如他说,解放前有些颓废文人故意拿烟锅巴在衬衫胸前烧个洞,在洞上插一朵花,这就叫美吗!流沙河穿双尖头皮鞋洋YY的,我批评他一句,车过背他就拍桌打掌骂人。还有那个曰白,他写的东西也叫诗吗,只听吻得蜜呀蜜的。听了李亚群的讲话,总的感觉是,现在的文坛杂音很多,但要让大家都跟着唱一个调子,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然而正如《荷马史诗》所说:“如果神安心要与人作对,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

岂止是“吹皱一池春水”  

这段时间北京的报纸愈来愈有看头了。从报上知道,前些日子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主席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不要有顾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还说;现在不是放得过多,而是放得不够,要放手让大家继续提意见。川报乃至校刊《人民川大》这段时间也发表了好些著名教授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同学们跃跃欲试。像一只只待飞的小鸟,他们期盼着在蓝天下用自己的声音自由地鸣叫。这个机会就要来到了。

523日前后,川大学生中纷纷传说北大学生已掀起鸣放高潮。这时校团委书记黄桂芳(女)刚从北京开完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许多学生要求她向全校学生传达北京高校学生的鸣放情况。那天礼堂内听讲的学生特别多。台下的学生不断给她递条子,希望她打消顾虑,不要保留。黄桂芳迫于学生的压力,连连说,今天我肯定如实传达北京见闻。

那天她果然放得很开。她说, 519日清晨,北京大学第一张批评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大饭厅的墙壁上,来自历史系,署名“一些团员和青年”。内容是质询校团委: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代表是如何产生的?随即贴出的第二张大字报,作者是哲学系的一个学生,内容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以利展开争鸣,推动整风。第二天一早,在大饭厅及附近宿舍的墙壁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贴满了形形色色、红的、绿的、或是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有论理的杂文、短评,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和极尽调侃之能事的对联。其中,有一张用诗歌形式写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影响特别大。据说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的两个学生,两人都是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的编委。三天内,大字报增加到八九百张之多。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组织了“百花学社”,接连写了三张广泛传诵的大字报,标题分别是《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署名是“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他提出了反教条主义问题、民主问题。还说,北大学生以谭天荣为首组织了一个“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加入这个学派的学生,一律竖起别校徽。黄桂芳的讲话,在川大学生中点燃了第一把火。为此,后来她差点被打成右派,校党委撤销了她的团委书记职务,据说还给了她留党察看的处分。

黄桂芳传达北京情况后,许多学生强烈要求校党委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次由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谭洛非传达,地点在原女生院食堂。谭洛非说,主席的讲话稿是从省委宣传部借来的,保证不少唸一个字。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主席讲话的时间在二月底,但迄今未公布。他的讲话听起来果然很过瘾(与后来经过陈伯达整理发表的讲话差别极大)。主席说,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很严重,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整风,多提意见。这次整风不再搞狂风暴雨,而是“毛毛雨下个不停”,是和风细雨。他还谈到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对苏联的干涉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还风趣地引用了一句民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听到这里,我才第一次知道,中国和苏联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前只知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苏友谊牢不可破”,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听了谭洛非的传达报告后,同学们的鸣放热情进一步高涨。他们哪里想得到,这是老人家精心设计的“引蛇出洞”的“阳谋”。

五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学校图书馆门前的布告栏上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希望校党委揭盖子,不要再捂盖子。不到半天,布告栏内和图书馆大门两侧的大字报增加到二三十份。有的给党员或支部提意见,有的对校党委某些束缚学生个性的做法提出质疑。这些大字报虽然语气尚属温和,但毕竟敢于向党委、支部、党员说“不”,这在“绝对服从党组织”、党员具有无尚权威的当时,实属破天荒之举。两三天内,校园内的大字报逐步增加到两三百份。原本优雅的川大校园,近数日完全失去了宁静,好像吃错了药,突然躁动、亢奋起来。

领头羊又是北京学生  

“五四”以来,北京大学一直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头羊。这次并不例外。519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到22日,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其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开放禁书等。后来被人们称为“五·一九运动”。

五月底的一天晚上,川大二宿舍巷道内有人大声说:“快到图书馆去看,化三的同学贴出了‘清华来信’,好多人围着看啊,打起电筒都在看!”正在寝室内看书的一伙同学,立即兴冲冲地向图书馆奔去。果然图书馆紧靠操坝一侧围着一大群教职工和学生,几支手电筒亮晃晃地射在刚贴到墙上不久的几张大字报上。大字报以“清华来信”为题,公布了一位从石室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的学生给化三罗久里的一封长信。信上绘声绘色地介绍了北京高校学生正轰轰烈烈开展鸣放的情况: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有温和的批评,有尖锐的抨击,有讲演,有辩论,连学校的炊事员、理发员都卷入到鸣放中来了。这份“清华来信”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立即在川大校园内爆炸开来。

一夜间,学生们的鸣放热情被大大激发起来,一两天内大字报激增至千张以上。图书馆一带已经无处可贴了,学校及时在荷花池与操场之间长长的林荫道两旁钉上木板,开辟了新的鸣放园地。有人从美国《工人日报》上翻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部分内容并抄贴在大字报上,许多同学看得目瞪口呆、惊恐不已!有人全文抄写了北大中文系三年级沈泽宜和张元勋于519日写的、极富鼓动性、在北大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诗歌大字报《是时候了》。这张诗歌大字报被挂在图书馆前面一根长长的绳子上,围观者走了一泼又来一泼。有的默默地看,有的情不自禁地边看边唸: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能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出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阳光下的黑暗!

是时候了,

我要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起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任批评和指责,

疾雨般落在头上。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掩,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不数日,北大另一个学生的锋芒很快掩盖了《是时候了》的作者沈泽宜和张元勋。这人就是校团委书记黄桂芳介绍过的、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的作者谭天荣。据说此人中等个头,头发蓬乱,不修边幅,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眼睛里放射出光芒。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整日里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哲人模样、好像刚从康德或黑格尔的书里钻出来的人,在北大带头吹响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号角,提出了许多令人惊讶的观点。他的勇气惊人,而且很有文才,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二十二岁,不曾有过疲劳。”他相信时间和未来属于自己。《第一株毒草》的最后几句是:“你凝一下眸,你微微一笑,你目瞪口呆,你紧锁双眉,你咬牙切齿,你点一点头,都可以,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那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指北京动物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

通过在荷花池畔的大字报棚上陆续发布的“北京来信”,川大学生对谭天荣的论点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核心观点可能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是辩证法的大师,而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恰恰背弃的便是辩证法;这种哲学上的荒谬,必然带来实践上教条主义的横行,以及阶级斗争绝对化所导致的扩大化。他还用自己的观点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行了分析,每一份大字报针对一个矛盾,从之一写到之七、之八,俨然有洋洋“九评”的架势。后来《人民日报》撰写长文批判他,谴责他太猖狂,比如他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

(反右期间,谭被称为“北大第一右派”,后被学校送到北大荒劳教11年,然后又送回湖南老家当农民11年。1979年摘帽后,先后在湘潭师院、青岛大学教数学。他著文自述:“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后又被毛主席钦赐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给我编造了很多神话故事。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5月到7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中所发生的事情,使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

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女学生林希翎(本名程海果),在鸣放期间,她的言论不仅在北京大学,在川大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她本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陈老总带出来的兵”,“在八一军旗和五星红旗下长大的革命青年,解放后经由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她到北大讲演时,毫无顾虑地说:“为了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的。但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就连苏联也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要说这是社会主义,我给它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人民群众能真正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和程度来看,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既不在中国,也不在苏联,而是在南斯拉夫……。”她还俨然以法律专家的口吻指出,1955年被指控为“反革命”的胡风,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行。她说:胡风致党中央的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反对文艺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现今中央的“百花争鸣”方针与他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提意见不能说是反革命,胡风案件原因很复杂,他骂人也够凶的,也很艺术,但依此定反革命罪很不充分,主要是那一时期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据说,林希翎最能赢得台下20岁左右年轻人一片掌声的,是后面一段话:“我不怕这样讲话。这些日子,我的朋友不断告诫我:‘你这个小鬼,你再讲这些东西,总有一天,我们要到监狱里去找你,并为你送饭。’虽然这是在开玩笑,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你们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但是看样子你们欢迎我,我也来了,我就不怕危险。如果真有一天我被投入了监狱,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时间,她在北大、人大乃至全国,都成了新闻人物,大学生们称她为“一枝带刺的玫瑰”。她很能讲,有时连讲演提纲都不要,锋芒毕露、激情灼人。她的言论传到川大以后,迅速掀起新一轮巨浪。

林希翎虽是人大法律系学生,但对文艺理论亦不乏个人见解,鸣放前即在当时全国唯一的普及性刊物《文艺学习》上发表文章。不久又写出有一定分量的《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发表在1955年的文艺报上。《文艺报》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最具权威性的文艺理论刊物,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是当时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高难度的文学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具有政治敏感的学术问题,一般人不敢问津。《文艺报》的几位负责人认为这篇出自一位二十岁的女大学生之手的文章,尽管与时论观点有异,但言之成理,于是开了绿灯。大学生是一群最敏感的群体。鸣放期间,无论在北大还是人大,“民主讲坛”成了校园中最活跃的思想舞台。各种思想在这里得到自由发挥,也受到激烈碰撞。从523日到620日,林希翎在北大和人大的“民主讲坛”上共发表6次讲演,听众每次数千人。她本来就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大学生,这样一来,她的演讲不但在两大学的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经过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迅速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她的思想她的观点都是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胡说。因此她成了“狂女”、“魔鬼”、“雌狐狸”、像《小二黑结婚》中弄神弄鬼的三仙姑,总之一切用来妖魔化女性的称呼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她吞食了个人与社会共同酿成的苦果,被划为极右分子,获刑15年,继经毛主席过问获释。1984年到法国定居。她是全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名右派之一。2009928日,中国最后一个没有获得“改正”的右派林希翎在巴黎公社--拉血兹神甫公墓教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葬礼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祭挽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分别写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和“安息吧,林希翎!”30年前,人大校党委坚决拒绝给林希翎“改正”,现在却由校长送花圈。现在纪宝成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身份给52年前这个大学打的右派学生林希翎,并且是学校党委后来拒绝给予“改正”的右派学生送花圈,而且是给远在巴黎的葬礼送花圈,应该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

在北京,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似乎已从对官员个人的批评发展到对社会制度的批评。还有学生在大字报上引用康德的话:“人本身就是尊严”,强调学生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北京学生的影响下,川大学生逐渐鼓起了帮助党整风的勇气,并对党提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口号坚信不疑。但最初所提意见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比如,位于操场旁边的学生浴室,虽然安了二三十个淋浴用的自来水龙头,但大多数坏了或被渣子堵塞了,形同摆设。一进浴室,经常看到不止一个站在水龙头下面光着屁股的同学,有的使劲拍打龙头,边拍打边骂;有的双手抱住水龙头用嘴使劲吮吸,还是不来水,气得双脚跳。于是有人写出一张宝塔诗体的大字报,题目叫《洗澡》,至今记得开头是:“呸!/见鬼/嘴对嘴/十个龙头/九个不来水/……” 又如某日学校举办校际篮球比赛,球场旁边摆了几根长板凳,教《中国革命史》的邱坤教授见没有人坐,便在最靠边的一条板凳上坐下来。谁知他刚坐下,校团委的谭万珍便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这几根板凳是给看球赛的校领导准备的!”当着许多学生的面,邱教授只好脸红筋胀地站起来,默默地离开了。谭万珍对学生们很敬重的老教授的无理,当即激起众怒。于是用宝塔体写的另一张谴责她不尊重老师的大字报很快又贴出来了,记得开头是:“谭/万珍/没良心/侮辱先生……”。以后,受北京大字报的影响,逐渐增多有关校党委、系总支对鸣放的态度问题、用人标准问题、胡风问题、统购统销问题、取消政治理论课问题,乃至政治体制问题、自由民主问题,以及尊重个性发展和独立思考等内容的大字报。

各种大字报组织在学生中纷纷建立起来。中文系四年级以左连成为首的几位学生成立了以“大黄”命名的大字报社,矛头直指学校党政领导对教授和学生一贯采取高压手段,无视学术与个人尊严,并用比较尖刻的语言批评了一些党员;中文系三年级以陈启明同学为首,取“和风细雨”之意成立了《风雨》大字报社,批评的内容很广泛,诗词歌赋都用上了,很吸引眼球,还在图书馆门前张贴公告,定于某日某时,拟请曾在北大“单枪匹马击败梁启超” 的张怡荪教授讲演,题目是让人惊讶的《佛学与共产主义》。许多老师和学生对此很感兴趣,但后来大概在校方的劝说下,讲演取消了。幸好这场讲演取消了,如果张怡荪老师真的讲了这个犯讳的题目,几天后不被打成右派才怪。这样一来,中国必然又毁了一个超一流的大学问家,以后那部规模宏大、具有世界影响、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策划和主编的《汉藏大字典》,必然就泡汤了,这将是中国学术界无法弥补的最大的损失。

中一陈德外等几个学生主办的《热风》,集中了一批思想活跃的学生,着重讨论胡风和南斯拉夫等极端敏感的问题。化学系三年级以罗久里、戴虞俊为首成立了《论坛》。《论坛》在六月初散发的《呼吁书》,是戴虞俊草拟的,文字虽不多,仅六七百字,但具有很强的煽动性,提出了自由民主问题,推崇“英国海德公园式的民主”,据说寄到上海复旦大学后,复旦学生会广播站反复予以广播。以上四个大字报社,后被《人民日报》指为“四川大学影响最坏的、被右派分子控制的四个大字报组织”。

川大的大字报组织多达好几十种,但更多的是散兵游勇单兵作战。记得中文系一年级的王地山、黄宝松、郑尚可在大字报上对胡风案委婉地提出了质疑。郑尚可还发表了逻辑谨严的《胡风问题讨论纲要》,受到许多同学的欣赏。然而这位姓郑的、年龄比我还小的学弟哪里知道,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赫胥黎之流才坚信“知识高于权威,自由讨论是真理的生命”,我们社会主义根本不信那一套,在我们这里是“权威高于知识”,许多问题是不能讨论、不准讨论的。王地山还公开赞扬南斯拉夫的铁托,认为他是倡导并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榜样。后来这些同学都被打成了右派,王地山还被关进了监狱,刑期长达18年。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反胡风的三批材料,除了证明胡风这派人与周扬那派人之间有矛盾外,至多只能证明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某些距离,怎么能据此就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呢?正如石天河所说,胡风如果真是“反革命”,而且有一个“集团”,那么他有组织地开展反革命活动二十多年,为什么竟会查不出他干过什么“反革命”的勾当,害过哪些革命者,这不太奇怪了吗!有人对苏联批评斯大林而不提斯大林的功绩非常不满,可是在审查“胡风集团”时,为什么竟不去查查他们在过去长时期中,是否为革命做过什么事,是否有过什么功绩呢?胡风作为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一生的事迹,早已大白于天下,党和人民已经为他作了正确的结论。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太天真,不该执笔写《沸羹》  

川大学生的鸣放声势,无疑比省内其他高等院校大得多。66日上午,班上有同学说:“一封‘清华来信’唤醒了沉睡的川大,我们川大的鸣放现在走在好多兄弟院校前面,天天都有外地或外校学生来川大看大字报,我们是不是也写一份介绍川大鸣放动态的油印报,今天写好明天就寄发出去?”旁边几位同学齐声说:这个意见不错。接着一致推举我执笔,由他们分头收集资料。我很得意,心里想,你们瞧得起我,要我执笔,写就写嘛!在二宿舍门口遇到部队转业的好朋友郑伯麒,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不要冲动,这篇报道文章不能写!”我不客气地责备他: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大家都在帮助党整风,你还想闭起眼睛睡大觉,还算是热血青年吗?他叹一口气:“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你会后悔的!”

三个钟头后,这篇报道川大鸣放动态的文章写完了,大约两千多字。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川大沸腾了!”,介绍川大鸣放的总体情况;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向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第三部分的标题是“民主的呼声”;第四部分的标题是“把我们培养成什么人--通才,专才,还是庸才?”写完后念给班上六七位同学听,都觉得不错,认为抓住了重点,并且有文采。

这份油印报的报头该起个什么名字呢?我说,目前川大的鸣放情况,犹如一锅煮开了的汤,就叫“沸羹”吧!(郭沫若有一本书曾用此二字作书名)大家觉得可以。有人立即去学生会借来钢板、蜡纸、铁笔。同寝室的汤望立说,他的字可以,由他来刻钢板(这是后来他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旁边站着好几位同学看汤刻字。刻到“校刊编辑田原”几个字时,来自峨眉县的李琏生说:“改成党棍田原!”我说,“党棍”这个词是不是重了?李说:“前段时间批判《星星》他跳得好起啊,本来就是一条党棍嘛!”大家会心地笑笑,不再说什么。后来批斗我时,“骂坚持原则的党员为党棍”,也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我默认了这条罪名,没有把已被党支部定性为“严重右倾”的李琏生拱出来。如果我把这条罪名推给他,恐怕中文系55级的右派群体中又要增加一员。

(琏生毕业后分到乌鲁木齐,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某编辑室当副主任。1984年调回成都,我俩单独聚会过两次。他说,最初叫他到四川青年报编辑部,好像任编辑部主任,因人事关系太复杂,请求改调省社科院某研究所。有次社科院出版社准备出《杜月笙传》,请他帮忙(客串性质)审读稿子。读后他提出有几处需要审慎处理,但另外一位编审又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书印出后,主管部门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出版社被撤销,有关责任人被判刑。本来要严惩他,后来一查,出版社并未与他签订审稿合同,这才放过了他。他虽未承担刑事责任,但评职称却受到很大影响。以后他愈来愈消沉,退休回到峨眉后,音讯缈无。翰熊到处打听,才知他已于2013年底因直肠癌去世。琏生绝对是个才子,常有极端惊人的独特见解。读大学时有段时间与他同住一室,读过他的几首诗,冷艳、奇诡、绝望,完全不合时宜,任何一首诗拿出来都会受到批判,甚至可能被打成右派。)

书归正传。话说油印报刻了一半,汤望立下午有一堂英文选修课要上,会写美术字的祁连休自告奋勇接着刻。晚饭时候到了,一位同学帮祁连休把饭菜端进寝室,祁连休说,“现在刻钢板比吃饭要紧,刻完再吃。”16开纸刻了5张,祁刻完后,一位出生于大地主家庭,父亲在解放初被镇压,入校后一直谨小慎微、话都不敢多说一句的姓罗的同学,可能今天实在不想再压抑自己了,赓即自告奋勇主动到学生会油印室去印《沸羹》。印了八九十份抱回寝室后,一位虽然当了班干部,但处世为人一向十分低调、深得同学好评的漂亮的女同学说,邮票钱算我的!有几位同学立即把油印报裹成一个个纸筒,第二天一早就寄了出去,究竟寄了哪些院校,我并不清楚。

68日,即油印报寄出去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的第一枪。个别警觉性较高的同学说:“这是信号,要收了!” 但那时许多青年学生太天真,根本没有想到已经钻进了别人的圈套,仍然忙着写大字报,继续怀着善意给党组织或党员提意见。后来有许多冤冤枉枉被划为老右的人,用《人民日报》这个社论标题“这是为什么”反复问自己。他们认为,從被划为右派分子那一天起,他们就不断思考这个问题。自问并未做过什么坏事,也不曾有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和行为,为什么竟落得如此下场,沦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所谓“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而且一整就是20多年!这是为什么?有些右派为这个问题苦苦思索了几十年,结果还是无解。难怪知名报人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后,曾痛苦地质疑:“李逵大闹忠义堂,斧劈杏黄旗;而燕青、乐和之流,则跟随宋江出入李师师之门。原其心迹,究竟是哪个更爱护梁山事业、更爱护梁山的名誉呢?作为替天行道,究竟是多几个李逵这样的人好呢,还是多一些浪子燕青之流的帮闲好呢?”

胆大包天的冯沅春  

就在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反右的时候,川大最大的右派,后来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处理的生物系四年级女学生冯沅春以许褚赤膊上阵般的勇气露面了。她的胆子也实在太大,公开提出“毛主席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剥削集团”的可怕论调,许多学生写大字报围攻她。她向学生会提出,她要辩论,准备公开演讲,希望给她提供会场,给她安高音喇叭。学生会主席、历史系二年级的尹协柞表示同意。612日下午,冯沅春在大礼堂向一两千名学生阐述了她的反毛反共观点。其内容包罗甚广,涉及毛主席的特权思想、个人崇拜和没有民族气节问题,臃肿的官僚机构问题,高饶等中央领导恣意侮辱妇女问题,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胡风问题,以及铁托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问题。那天下午连礼堂两侧的窗台上和礼堂外的草坪上都坐满了人。他的演讲当然遭到许多左派学生的抨击。还没有讲到一半,便有学生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冯沅春!”学生会主席控制住会场秩序,叫大家安静,听冯沅春把话讲完。冯讲完离开会场时,一群学生跟在她后面要打她,学生会几位干部保护着她,把她送回了女生宿舍。据说当天冯沅春寝室内外乃至她的床头,贴满了痛斥她是恶魔、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不久便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15年,随后又加刑3年。后来学生会主席尹协柞为此差点被划为右派。

1970年冯在南充被枪毙。有资料说,北大共有4个右派被枪毙,林昭是其中之一;冯沅春是川大唯一被枪毙的右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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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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