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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小原因不会产生大结果

黑格尔认为,小原因不会产生大结果。有人统计,至1955年,建国不过六年,较具规模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竟有六次。它们的锋芒即便不对着知识分子,也让众多知识分子惊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解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很听话。1956年冯友兰撰文说:“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吴祖光也说:“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已经是党员的白桦对胡风案有怀疑,虽然勇敢如他,也颇犹豫,他说:“……即使在梦中我都会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所以怀疑得十分痛苦。因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怀疑毛泽东就等于怀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但是人家还是不相信你们这些喜欢动脑筋东想西想的知识分子。

近年有许多文章分析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我等庸人哪有水平去探讨如此重大的问题。但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地震,就是白痴也知道,与中国开展反右派斗争有直接的关系。

1956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称滥杀无辜的斯大林为“伊凡雷帝式的暴君”,并公布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前苏联一位作家在一本广为流传的书中说,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是:“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此言太夸张,未可轻信。但斯大林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意见却是事实。苏共十七大当选的一百多名中央委员中,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被他杀害。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红军统帅,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图谱切夫斯基元帅等,都先后被他诬陷冤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中了德国的离间计,大批师以上苏军高级军官,被他以间谍罪枪杀。赫鲁晓夫还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谴责他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的法制,并称苏共将致力于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迅即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中引起一片惊悸、喧哗和躁动。美国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声明退党,英国共产党三万多名党员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退党。各国共产党相继发出谴责斯大林的声音。石天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应可能最成熟、最稳健,即一方面对斯大林作了批评,一方面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著名的“三七开”的论断。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中,除了表面上的惊诧,实际上,内心触动最大的是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是否也有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二是迄今尚未完全结束的肃反,是不是扩大化了?三是胡风集团的问题,是不是搞错了? 

同年67月,又相继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平息得较快,事态似乎不太严重。而匈牙利事变,却发生了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结局非常惨烈。波匈事件震动了世界。毛泽东主席说是“吹皱一池春水”,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震撼,却空前强烈。此前不是一直在宣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吗?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中国官方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基本上是:波匈两国没有采取坚决的手段肃清反革命分子,致使帝国主义乘隙煽动他们制造暴乱;此外,波匈两国的党,放松了思想领导,没有及时采取强硬的措施果断制止“自由化”活动与修正主义思潮,也是导致事变发生的原因。

为统一全国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稳定国家发展大局,中共中央及时以政治局的名义,相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特别指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像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正确一面的崇拜。我们要尊重这种崇拜,永远尊重这种崇拜……还有一种错误的个人崇拜,也就是不加分析,盲目地遵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搞个人崇拜,而在于崇拜的个人是否代表真理,如果你代表的是真理,就应该尊崇你。要是不代表真理,集体领导也没有什么好的……”主席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非常清楚。

19572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却大量涌现,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因此要整风,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谓,“不要怕向我们提出批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知识分子受宠若惊,真以为春天到来了。主席南巡时,针对有些人对“百家争鸣”心存顾虑,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草来,再次郑重重申:“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啊,恩格斯在说到他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科学性时,不是早就强调过吗,只有一句话:“它是可以讨论的。”

51日,中共正式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配合整风运动,外文书店公开发售美共创办的《工人日报》,上面载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英译文全文,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竟致把《工人日报》买光。《参考消息》也由于他的旨意而由2000份扩大发行到40万份,每个大学生都可订阅。疑虑渐消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意见帮助党开门整风。对于持稳健方针的《人民日报》,主席提出严厉批评,指责邓拓是“死人办报”。没有想到,不久即改变了调子,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的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前后矛盾的提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随之而来的便是波涛汹涌的反右派斗争。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分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多数右派分子根本没有什么“械”,又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由来。

反右派斗争开始不到两个月,主席就给它作了结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人说,这是瓮中捉鳖,虽胜不武!但是主席不管这一套。然后,中国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开始“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以及“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又开展了所向披靡、破坏性更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人再敢说三道四,中国这辆巨无霸左行列车,无视自我毁灭的危险,几乎以疯狂的速度在悬崖的边缘奔驰……

1957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之前,如果说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只是在局部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远方的乌云和闪电,那么从1957年开始,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一下子便激变成为撹彻周天的风暴,山巅和原野的大树小树成片被折断,江河湖海里顿时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沉船……

最近还有学者指出,反右对大陆知识份子确实犹如平地惊雷。然而再朝深处想一想,其实这场运动不仅源自特定的中国政治环境,也源自当时的社会基础。反右前知识份子整体左偏,所持守的人文价值严重倾斜,这是反右得以爆发不可或缺的社会土壤。从社会态势上说,若无1957年以前的种种铺垫,惊天动地的反右就不可能从天而降,更不可能迅速推进。将历史纯然归结于个人因素,应属浅表之论。还有学者说得更直白: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毛时代的一切悲剧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意味着,既然现在毛去世了,中国就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悲剧了。真是这样吗?!

神说: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某一个人。

该说的都说了,还是听听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吧。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严峻地指出:“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的‘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必说了。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星星诗祸

《人民日报》编辑袁鹰曾著文说:“五十年代中期,常听到周扬和别的文艺界领导人多次说过一句名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如雷贯耳,铭记在心。”这句话确实说得很经典。眼前不乏典型事例。

一个生不逢时的诗刊  

19571月,《星星》诗刊在四川成都创刊。它虽是四川省文联创办的一个省级刊物,但在当时,它是与北京的《诗刊》同时诞生的全国仅有的两个诗刊之一。在文学由于一系列运动的折腾而呈现很不景气的情况下,它的出现,自然很受读者欢迎。川大图书馆订了好几本《星星》,记得有一天管理员把邮递员刚送到的几本《星星》创刊号摆到阅览室放期刊的架子上,立即被眼尖的我发现了,迅即拿了一本回到座位上,几乎读完所有的诗文。感觉好极了,非常满意。特别是《稿约》,写得很漂亮,我读了两遍。这期创刊号大约刊载了百多首诗,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最吸引眼球的,肯定是曰白写的那首《吻》。当时我们的文学刊物上(更别说报纸上)几乎连“吻”字都看不到,曰白却敢于正儿八经去描摹其感觉、情状,写得如此火辣,实在是一种突破,真要有一点勇气;编辑部敢于发表,则更需要勇气。我佩服他们!以后几天内,中文系不少同学一见面就说《星星》,为四川诗歌的振兴,为四川诗坛出现的新气象感到欣喜。

后来,有消息灵通的同学透露了有关《星星》的一些内部情况。比如说,编辑部人员精干,有“两白两河”,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他们既有才华,又有魄力。白航任编辑主任(相当于主编),负全面领导责任;石天河任执行编辑(相当于副主编),负责日常编辑业务;属下的两位编辑是流沙河与白峡。这四人虽然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个个都是诗坛奇才,十分羡慕他们。

还听说,《星星》创刊之前,几个编辑对如何给刊物命名,很费了一番思量。有人提出,可否取名为“星”?白航说:“不好”。因为苏联有个叫做《星》的杂志已被日丹诺夫封了,这个名字不吉利。石天河提出一个颇有诗意的刊名:“竖琴”,并谓可用鲁迅先生写的那两个字做刊头。大家还是没有同意。后来七想八想,觉得还是叫“星星”好,因为“星星”给人光明、美丽、神秘、永恒的印象,作为诗的象征,也是很合适的。于是刊名就这样定了下来。最初准备请著名书法家谢无量题写封面的刊名,可是石天河忽然又想起,毛主席不是已经写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个字吗,何不就用主席写的“星星”二字?大家一致觉得甚好。为这事,弄得请谢无量先生写字的同志,很不好意思的去向谢先生道歉。那时候,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崇拜已经习惯了,以主席写的“星星”二字做刊名,可以沾一点毛主席的灵光,绝对有利于这份刊物未来的发展。

《星星》创刊后,社会反应很好。据说最初只印了二万五千份,但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印数迅速向三万以上飙升。当时北京《工人日报》上还有人写文章,称赞《星星》的《稿约》很别致。那《稿约》是石天河与白航商量后,由石天河执笔写的。当时没有写《发刊词》,有故意用《稿约》来代替《发刊词》的意思。《稿约》第一条就说:

我们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绝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人们喜爱启明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星,可是,也喜欢银河的小星,天边的孤星。

我们希望发射着各种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到这里来,交织成灿烂的奇景。所以,我们对于诗歌来稿,没有任何呆板的尺寸。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流派的诗歌。现实主义的,欢迎!浪漫主义的,也欢迎!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风格的诗歌。“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晓风残月”的清婉,也欢迎!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形式的诗歌。自由诗、格律诗、歌谣体、十四行体、“方块”的形式,“梯子”的形式,都好!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偏爱某一种形式。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题材的诗歌。政治斗争,日常生活,劳动,恋爱,幻想,传奇,童话,寓言,旅途风景和历史故事,都好!虽然我们以发表反映各族人民现实生活的诗歌为主,但我们并不限制题材的选择。

我们只有一个原则性的要求:诗歌,为了人民!

当时,几位编辑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满怀热望,以为在苏联批判斯大林以后,中国实行这样的方针,是党中央接受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在思想领域开始“解冻”的一个信号。预示着在“反胡风”、“肃反”运动后,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来临。

可是,这伙秀才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忘记了主席说过的一句名言:“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记得有人打过一个比喻:“人生犹如一盒火柴,严禁使用是愚蠢的,滥用则是危险的。”如果把“人生”二字换成“知识分子”,与主席的话几乎是一个意思。果然,不到几天,这伙沾沾自喜、错误估计了形势的秀才就挨了当头一棒。

曰白的《吻》受到严厉批评  《星星》创刊不到半月,1957114日的《四川日报》副刊《百草园》上,就以头条位置,发表了署名“春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批评文章《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文章说,白航说春天来了,难道这以前是冻结了的冬天?又针对《星星》创刊号上的一首爱情诗《吻》,提出严厉批评,指斥它“错把色情当爱情”,并说,这诗与三十年前国统区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毫无区别。结论是:《星星》把“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搞成了“死鼠乱抛”。几位秀才非常不服,觉得党报没有必要因为一首有争议的小诗便从根本上否定了《星星》的编辑方针和成绩。

《吻》是一首只有十二行的短诗,作者署名“曰白”,稿件好像是从西安寄来的。据执行编辑石天河说,这诗实际上只是表现了一个热情的吻,并没有任何违反社会道德的内涵。诗稿由流沙河初选出来交给他,他认为写得可以,就同意发表了。当时,只是觉得作者可能是初学写诗的青年人,艺术上有模仿郭沫若一首早期诗作的痕迹。这诗的原文是:

像捧住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我捧住你一对酒窝的颊

一饮而尽

醉,醉!

像蜂贴住玫瑰的蕊

我从你鲜红的唇上

吸取

蜜,蜜!

像并蒂的苹果

挂在绿荫的枝头

我俩默默地

吻,吻!

将这首诗与郭沫若写的《Venrs》(郭氏译为《维奴司》)一诗对照,明显有模仿前辈诗人的痕迹。据《郭沫若全集》第一卷130页,郭诗的原文是:“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我把你这对乳头,/比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青年诗人有意无意地模仿前辈诗人,几乎是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曰白的这首诗,如果我们的观念更人性化一点,未必就有什么问题。听说巴黎罗丹博物馆里珍藏着罗丹取材于《神曲》中一对情侣的爱情悲剧,创作了一个标题叫做《吻》的不朽的雕塑。罗丹以坦荡的心胸和形式,塑造了两个不顾一切世俗诽谤的情侣,在幽会中热烈接吻的瞬间。这么多年来,没有谁指责它不道德、庸俗或黄色。退一万步说,鉴于我们所谓的“国情”不同,可以说这首诗格调欠高,可以提出批评呀!我们不是常说要正确看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吗?为什么一本刊物中有一两首诗看起来觉得有点不顺眼,便把这本刊物全部否定、一棍子打死呢?于是石天河写了《诗与教条》,流沙河写了《春天万岁》,储一天写了《“死鼠”与“吻”》等反批评文章。

《四川日报》拒登他们的文章。总编辑伍陵希望他们撤回文稿。石天河、流沙河等拒绝撤稿,并准备在《星星》诗刊上撰文反击,但被当时文联的实际负责人常苏民制止了。螳臂竟敢挡车!预示着大祸即将来临!

批判的重点转向流沙河的《草木篇》  

《草木篇》是一组托物言志的散文诗,《星星》诗刊刚摆上川大图书馆阅览室那天我就读过了。当时许多作者竞相仿效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形句式”、满纸豪言壮语并以宣传为目的的朗诵诗;还有一批人则沉迷于编织伊萨可夫斯基式的“爱情+奖章”类型的抒情诗;酷好写顺口溜式歌谣体的诗作者也不少。

在以上这些诗长期充斥诗坛的情况下,读到流沙河用另一种形式和格调写的这组散文诗,觉得特别新鲜。他的这组诗采用拟人化的手法,热烈地歌颂了白杨的孤傲、仙人掌的顽强、梅的傲寒不衰(至今能背诵《白杨》的原文:“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风暴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同时又在对照中描绘了“藤”的居心叵测和卑劣,以及“毒菌”的善于伪装,从而歌颂了崇高,鞭挞了丑恶。这两种对照鲜明的性格或现象,任何时代都存在。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也会存在,永远可以入诗。谁知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这种不掩锋芒的诗,解放前可以写,现在写,就一定是不怀好意,一定是一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因而就在《星星》的几位编辑想把反批评文章印成小册子散发的时候,《四川日报》对《星星》诗刊的批评,重心突然从《吻》转向了流沙河写的《草木篇》(1980年代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一书全文收录了该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因为对《吻》的批评,虽然粗暴,还只限于批评作品“黄色”、“淫荡”,认为刊物违背了党的文艺方针。而对《草木篇》的批评,则是针对它“不满现实”、“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 甚至“仇恨整个世界”,因此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问题越来越严重地被政治化。省文联以机关大会的形式,相继对石天河、流沙河、储一天、陈谦(即茜子)、丘原(邱漾)等进行了调子不断升高的批判。听说川大中文系教授林如稷在大会上批判《草木篇》时,气愤得大拍桌子,并就势在讲台上来一个360度大转身,站在台上好一阵,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表演性极强,以致让与会的郑冠群等学生终生难忘。批判会上,文联党组还宣布了对石天河“停职反省”的处分。本来我对报纸并不怎么关心,这段时间,每天吃完午饭,我都会赶到图书馆门前去看报,十分关心四川文坛的动态。

19574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省文联主席常苏民回到成都,及时传达了会议精神及毛泽东主席接见与会人员时,就《星星》和《草木篇》问题所说的一些话。常苏民特别郑重地讲到毛泽东对《星星》和《草木篇》问题的态度。大致有这样几点:

一、毛主席带着幽默的微笑问大家:“《草木篇》你们都看了没有?好文章嘛,没有看的,应该找来看一下。”(所谓“好文章”,当然是反话。)

二、“关关雎鸠”(指曰白的《吻》)的问题嘛,我看就算了。

三、刊物不要停,要继续办下去。

四、有“杀父之仇”的人,还是可以教育改造的。对流沙河,还是要团结教育。对犯错误的人,都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我们自己的(犯错误的)同志,更应该团结。

五、“百花齐放”的方针是要“放”,放了“毒草”也不要怕,“毒草”锄了可以肥田,完全没有“毒草”是不可能的。

六、批评,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人家反批评;不要压,苏联现在还在压,我看不好。

--从毛泽东以上这些话,可以想见,四川省文联是把《星星》诗刊和《草木篇》的问题向中央作了全面汇报的。常苏民在传达会上公开宣布撤销对石天河的处分,并对此前受到批判的同志表示了歉意。“星星诗祸”的第一波,由此告一段落。

5月,成都轰轰烈烈地开展 “大鸣大放”。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随后,在“反右派运动”中,顺理成章地酿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诗祸。“星星诗祸”的结局是:石天河被认定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首犯。“集团”里的石天河、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被判刑--石天河判15年,储一天判20年,陈谦判5年,晓枫判15年,万家骏判15年,丘原开除公职。川大中文系写诗最拔尖的学生张国藩(笔名华剑)也受到牵连被打成右派。受到主席“钦点”的流沙河作为反面教员留在文联机关管制使用,协助看过稿子,随后拉过车,养过猪,再后来下放农村劳动,回到老家金堂县钉过木箱、拉过大锯,也吃了不少的苦。白峡虽未列入集团,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受集团牵累的著名学者、川大中文系系主任张默生被划为右派。原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大波》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也被批判,险些划右。其他同情《星星》、同情《草木篇》的读者,遭到批斗的数以千计。

冬天终于结束,春天终于来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上《星星诗祸》的受害者均获平反,划为右派的均获改正。只可惜丘原、张望已在“文革”中自杀,徐航在劳教期间死于非命。有学者指出,《星星诗祸》是“文字狱”,很像胡风集团冤案的重演。

死得最惨的丘原,值得多说几句。丘原在“反右”正式展开前夕,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即将“反击右派分子”的消息,自知难逃一刧。经过深思,主动向省文联提出,愿接受“开除公职”的处分。离开单位后,躲过了划右厄运。不久,丘原在成都开了一家小小的美术商店艰难度日,倒也平静。“文革”中,丘原出于朋友义气,帮助落难文友茜子(陈谦)脫离苦海(陈刑满后仍安排在劳改工厂“就业”,与服刑人员无异),丘原送给他一张新疆建设兵团的空白公函、一百多斤粮票和几百元钱,并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疆朋友的住址,帮助他逃到新疆,然后伺机转逃苏联。谁知边防军防守严密,无法越境。转而逃到上海,准备爬上公海外轮,结果还是无功而返。最后跑到山西煤窑去挖煤,受尽人间所有的罪。他哪里想得到,公安部门的天罗地网早已向他撒开,终被抓捕归案,刑期又增加15年。

亊发后,丘原受牵连被捕。入狱后,预审员反复追问“同伙”。丘原为保护朋友免遭大祸,将吃饭用的筷子在地上磨尖,在一个风雨之夜,蓋着被子躺在床上,用手摸到股动脉,咬牙对准跳动的血管用力扎下去。担心不能速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汉,将这根磨尖的竹筷插进血管后,忍痛不停地搅动,直到鲜血汩汩外流才蒙头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狱吏发现时,丘原仰卧在血泊中已悄然长逝。后监狱通知他妻子张天秀来领取遗物,那床血迹浸透的被盖重达十余斤。张天秀拿着血被去锦江冲洗,把半河水都染红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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