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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最柔美的,是图书馆的灯光

进川大不久,对课程逐渐感到失望。一二年级开的课程全是基础课,属于打底子的功课,应该说很重要、很必要,但我有点好高骛远,总觉得满足不了自己的需要。大学中文系居然连写作课都不开。一学期居然不叫学生写一篇文章,令人好生奇怪。尽管如此,上课我还是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因为将来考试这一关不通过是不行的。我很重视阅读课外书籍。老师指定必读的课外书籍一般要读;老师并未指定必读,却是我想读的许多书,我同样会千方百计到图书馆去借来读。我对为分数而读书不感兴趣,只求过得去就行了,决不一天到晚抱着老师发的讲义啃。

有人说,上帝为每一只笨鸟都准备了一个矮树枝。考试前两周,我不再读课外书籍,拼命开夜车,系统复习本学期的讲义笔记。临时抱佛脚的效果不错,专业课的考试成绩总是能够得到高分(“优秀”,相当于五级记分制的5分)。中学学的外语是英语,我已有一定基础,但进大学后俄语才是必修课,我很失望。我不喜欢俄语,对政治课更不感兴趣,但是考个“良好”(4分)还是很容易的。我的大量课余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主要是去读课外书籍、读小说、读各种各样的杂志。理科有些同学十分羡慕我们,他们说:“你们中文系的学生好安逸啊,我们都快让作业给压死了!”

那时,川大只有两千多名学生和五六百名教职工,而图书馆藏书却多达百余万册,大概只有省图书馆可与相比。一二年级的学生每次可以借两册书,三年级要写学年论文可以借三册书,四年级写毕业论文可以借五册书,少数学生搞科研可借十本书,(据化学系55级右兄李科扬说,反右前他曾一次借过10本书!)并且实行开架借阅,可以自由进书库看书取书,实在太好了!图书馆的左右两端是两个很大的阅览室,可能有四百个座位。阅览室两边是长长的两排书架,上面放着上千种各专业各学科各类别的杂志,可以自由取阅。

图书馆内还有一个很大的报纸阅览室,中文和外文报纸好几百种。前面说过,我对英语比较有兴趣,因此偶尔会抱一本英汉字典到那里去读《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我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大报小报一律只有四版,而美国的报纸居然每天多达七八十版。

我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期刊阅览室。晚上去阅览室上夜自习的人特别多,但座位有限,许多同学不得不吃完晚饭便赶忙去占座位。阅览室里灯火辉煌,静悄悄的,只有翻动书页的声音,这是人间最悦耳的声音。一走进阅览室,便会产生一种肃穆神圣的感觉。阅览室成了我心中的圣地。但这里偶尔也会发出一两声不和谐的响声。比如有一天晚上,静悄悄的阅览室里,有个男同学好像忘记了这是什么地方,忘形地使劲替旁边的女友咬核桃,核桃爆裂的声音惊动了阅览室里所有的人。这个男生自知干了蠢事,很不好意思,但阅览室里被惊扰的同学大抵只是会心一笑,绝不会认真去计较。

阅读是一种享受。享受知识,分享智慧。每个人自己就是最好的批评家。不管学者们怎样评价一部书,不管他们怎样异口同声地竭力赞扬,除非这本书使你感兴趣,否则它就与你毫不相干。你在读,你就是所读书籍的最后评判者,这本书的价值应该由你自己来定。

在阅读中,我不仅希望获得知识,还特别希望获得洞察力和灵感。有一天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偶然见到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根室写的《非洲内幕》,站在书架旁随便翻读了几页,立即被作者善于捕捉的能力、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的表现力迷住了,赶快把书借到手。作者写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往往一走进客厅,就很随便地把手提包咚的一声扔在桌子上,提包里除了巴黎的高级化妆品,还有一把镶嵌着宝石的精致的手枪。一个细节就向读者传递了丰富的社会信息。我很想接着读他的《欧洲内幕》、《亚洲内幕》,可惜到现在都没有找到。(1957年曾在川大的旧书库里见到一本破旧的《亚洲内幕》,但管理员说要修补,不外借,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

有一段时间,纯粹出于好奇,想弄清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体验派)与德国布莱希特体系(表现派)究竟各有哪些重要主张。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章和相关书籍后,终于大致明白了:体验艺术的特征是演员有意识的心理技术达到下意识的创作;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在角色的生活环境中,和角色完全一样合乎逻辑地去思考和动作。我特别认真而满怀兴趣地阅读了厚厚的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练中》,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斯氏体系的苏联学者,每一页都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智慧,比读小说还过瘾。能够把阐释、研究表述得如此生动,实在太了不起了!可惜我早已忘记了这位学者的姓名。而布莱希特则推崇陌生化的表现方法,要求在表演中将平常变为不平常,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将二者融合为一,演员要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因此他对中国戏曲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既不是演员更不是导演,花许多时间去钻研这些东西,对我的学习或我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吗?可能完全没有。但是当我终于大致对“表现”和“体验”有所了解以后,我获得了知识,从而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觉察到,表演艺术与文艺写作,其实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多年以后,我在《当代文坛》上发表了《两件骨雕的启示》等几篇文艺短论,几乎篇篇或多或少都与表演艺术有一定关系。当年我在川大图书馆里傻不里希地探索表现派与体验派的时候,做梦都想不到,若干年后,这些知识居然派上了用场。

有一段时间,突然对历史上曾经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匈奴人的去向产生了兴趣。于是又读了一些相关历史书籍。蒙古草原上这个骑在马上奔跑自如的游牧民族,在汉朝以前几乎所向披靡,迫使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阻止其南侵。但到了汉朝,中国人不再消极地阻拦,而是积极地进攻,迫使匈奴人西迁,并把原来生活在那里的大月氏人赶走;那些月氏人被迫西逃,并征服了位于印度北部的大夏国。匈奴人继续西进,最后到达遥远的西方,在那里掀起冲天巨浪。我们看到了一个古怪的追赶的队形:胜利者在最后面,他们是追击匈奴人的汉朝大军;匈奴人的前面是被追赶的月氏人;月氏人的前面则是被追赶的西方的日耳曼人。这些被汉朝打得抬不起头的匈奴人,到了傲慢的西方却似虎入羊群……啊,即使是一个比较愚钝的读者,也明白了:弱者也可以变成强者,强者也可能变成弱者。文明需要付出代价,人类总是互相追逐。历史就是这样前行的。这是多么富有启迪性的一个历史场景!

都说康德和黑格尔是深不见底的大西洋,我不知天高地厚,有段时间曾硬着头皮去啃黑格尔。一翻开他的著作,果然产生一种恐惧感。他的体系实在太庞大了,而且读起来十分晦涩,真的象一座迷宫。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所谓的“绝对理念”,并说“绝对理念能够实现自己”,也就是说绝对理念能够在人间得到实现,依据是,思维与存在具有深刻的内在同一性。然而他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与《辩证唯物主义》课本上所说的大不一样,他所说的思维与存在,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思维与存在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那么,什么是他的思维与存在?真是不读不糊涂,越读越糊涂。我的学养太差,根本啃不动他的理论,只好知难而退。但对他的那句有争议的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却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不是一句保守的维护现存反动制度的话,而恰恰是一句蕴藏着异常深刻的哲理并且富有革命内涵的话。把那句话说得直白一点,应该是--人类社会现存的东西,包含社会制度,它们一旦存在就有其合理性,然而它们终有一天会变成不合理的,必将走向衰亡。

初入大学一两年,什么都想读,探险、考古、天文、航天,乃至佛教、道教,都读了一些。周易不是很神秘吗?愈是神秘的东西,我愈想接近它、认识它。读得杂,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开阔了视野,有时还能获得思考的乐趣。阅读中,我可以暗自在心中不断地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这种心境真是太美妙了。

读书,有粗读、选读、跳跃式阅读、精读几种读法,全由读者的需要而定。作为一个非常幼稚、对知识永远有一种饥饿感的十八九岁二十岁左右的学生,远远还未进入博中求专、博中求精的地步,所以上面几种阅读方式都需要。我们与学问家、教授的阅读方式应该是有区别的。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都可以装满一个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书籍,用朱光潜的话说,其实不过几部或几十部而已。朱大师学富五车,已经读了大量的书,他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些离专门研究还远得很的普通大学生,多读,尽可能多读几本书,只不过是不希望知识面太狭窄,希望适当拓宽视野,把基础打得稍微扎实一点而已

经过一段时间见啥读啥的“乱读”之后,我的阅读范围逐渐收缩到文学类。值得读的文学书刊还是太多,而时间毕竟有限,于是文学类又逐渐收缩到重点阅读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特别是西方的经典作品。

记得进校初期,有同学就读书问题专门到系主任张默生家求教,张老说,你们是学文学的,有些书是必须读的,一是《圣经》,二是《红楼梦》。里面既有文学,又有历史,还有许多人生经验和智慧。这绝对是箴言。

记得钱穆曾经告诉年轻的读者,要多读第一流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阅读的眼光和境界。对特别好的书要一遍又一遍地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这与朱光潜的意思有些相似。钱穆还说,不要怕读大部头书,养成了读大部头书的习惯,读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要静心凝神,如果走马观花,等于白读。要多读那些已有上百年历史的书。这些书历经百年而未被淘汰,说明它已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我很高兴地在图书馆里读了许多篇蒙田随笔。他在系列随笔中给自己画了一幅完整的肖像,不仅画出了他的性格和癖好,也画出了他的短处和缺点。他在冷静而幽默地描述自己时,同时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普遍人性。因而你在了解他的同时,对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所发现。读了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我惊讶于生命只有瞬间的美丽,而丑恶、黑暗却无所不在和永恒。

我在中学时便读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时主要是读情节。这部书在川大几乎被文理科所有的大学生爱得发狂。我又读了一遍,仍觉新鲜而撼人心魄。主人公的博爱和人道观念,他的英雄抗争,他的沉重的悲哀和沮丧,让我深深感动。主人公从一个精力旺盛、毫不妥协的“英雄”,变成一个锐气全无、心气平和的圣徒,搅得我这个不足二十岁的年轻人极度不安,时而热血沸腾,时而哀婉悲凉。还有动人的友谊、令人无限倾慕和伤感的爱情。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啊!它如此重重地撞击读者的灵魂,强劲、魅力无边。

作家没有吃过苦,没有感情和心灵的波动,成长不起来。一大批俄罗斯作家特别使我入迷。正是他们把俄罗斯文学推上了难以企及的峰巅。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解剖的“残酷的天才”,但往往掉入“灵魂的陷阱”。他的人物病态的二重人格,性格分裂,性格混乱,在作家天才的光芒中,读者分明感觉到隐藏在背后的疯癫和作家精神世界内在的分裂。

列夫·托尔斯泰则以其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着抒情的独白。他无可争议地被称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对当时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思想充满矛盾,这种矛盾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他的作品中纵然有所谓反动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因此罗曼·罗兰和茨威格在为他所写的传记中,倾注了鲜有的热情。

契诃夫可能是我最喜爱的俄罗斯作家。他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不好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特别信任读者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去琢磨作品的涵义。无论他的小说或剧本,其内在的诗意、幽默和精炼,我认为至今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超过他。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我读了两遍。特别是他的小说语言,一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果戈理声称:我们无论谁也写不出这样真实、这样美妙、散发着这样馥郁芳香的散文。契诃夫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作家能写出比莱蒙托夫更精致的语言。列夫.托尔斯泰则叹息道:如果莱蒙托夫活着,那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谁都不必存在了。总之,即使在俄罗斯同时代的五星级作家们的心目中,莱蒙托夫的小说,也是“注定要永远不老的书,因为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就洒上了诗的灵水!”读他的书,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我还系统地阅读了泰戈尔的散文诗。他的神秘主义、睿智、空灵,理性和感性的完美融合,一以当十的写作才华,给了读者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的乐趣。20多年后,《诗刊》和《四川文学》在短短七八个月内,分别各发表了我写的两组哲理散文诗,写作的灵感主要来自泰戈尔当年对我的启迪。

我对文学理论和评论,也有一定的兴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文心雕龙》的部分章节,以及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华彩论文,是那样地光芒四射、启人心智、非同凡响,对我二十多年后撰写文学评论同样大有助益。

此外我还读了莫里哀、萧伯纳、巴尔扎克的大量著作和莎士比亚的所有诗剧。1957年暑假,石璞老师要我们55级的学生都必须写一篇《外国文学》小论文,我写的题目是《莫里哀的喜剧》。喜和悲,从来没有绝对的界限,它常常向自身的反面转化。喜,从来是接近悲的。

元人杂剧和川剧剧本也一度引起我浓烈的兴趣。川剧《情探》的唱词,有段时间我几乎能全文背诵。它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诗歌的辞藻美和韵律美。

文学,给了我苦难,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它同时还给了我一个庞大的情感和智慧世界,帮助我认识了美丑,战胜了孤独,并使我这个糊涂人好像逐渐变得聪明了些。

有人这样概括读书的乐趣:烦恼时读书,书犹如一把梳子,把你从头到足浑身梳理一次,并渐渐进入忘忧之境;落寞时读书,便如面对一位不期而遇的友人;失意时读书,书便是一剂疗治心病的好药;高兴愉快时读书,书便如锦上之花,春天里的风,或樽中的美酒。

据说,在江南一些古镇上,常见一副对联:“世上数百年老家,全在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汉代大学问家刘向说得更精彩:“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请爱书吧!

理性的享受和愉悦,是最完美、最持久的。在川大生活的四年中,荷花池旁边那个古色古香的图书馆,真的成了我灵魂的归宿地。有时我忍不住夸张地想,若能让我一生就在这图书馆里度过,我将认为是苍天对我最大的恩赐。如果说,我在川大真正学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客观地说,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在课堂上,还有一半(或超过一半)是在图书馆里。

开端就是终点,我的作家梦

许多热爱文学写作的青年,都希望将来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有些人(当然包括鄙人在内)并不明白,发表几首轻飘飘的、矫揉造作的小诗,或几篇跟风的、瞎编滥造的小说,可能不难,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很难。首先,作家应当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低了,其作品的情怀和境界很难高起来。此外,文学作为传导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以审美的方式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陶冶情感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培育人们的“人文”意识,批判现存社会文明规范及人自身的缺陷,探索人的个体和群体更协调、更合理、更理想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如果一个有志于献身写作的人,没有人文理想和社会责任感,那一定是对文学真正的背叛。

若干年来,我们的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有学者指出,其实这正是一拨又一拨作家放弃了自己人文关怀的人类责任和承担意识所付出的代价。当代文学边缘化的发展趋势,既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也是一些中国当代作家自我矮化的结果。其实,文学是否出现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并不特别重要,这种现象在很多时代都出现过,重要的是中国当代作家是否继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列,自觉地承担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坚决反对艺术家像鸟儿似的为自己歌唱。作家不能选择逃避,要有世界对时代所要求的视野。不能老是醉心于表现“小我”,并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旁观者,成为别林斯基最蔑视的那种没出息的、“像鸟儿似的为自己歌唱”的人。近年,不断有头脑清醒的老一辈学者谆谆告诫年轻的作家们,除了要有超人的智慧、敏锐的观察力和明确的判断力,还一定要有自觉的人文意识,有理想有追求。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承担和使命。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高中毕业时,正是怀着名利的奢望,才希望将来当作家,才来报考中文系的。口头上我也会说,是为了什么什么崇高的目的,那是忽悠人的。进校以后,特别是读了大批经典文学名著以后,才逐渐明白,梦终归是梦,要当一个优秀作家绝非易事。真正能够写出传世作品的作家,他一定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

闲言少叙,话说读中文系二年级时,见到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办的文学刊物《桃园》。刊物的主编是成都二中的同班同学罗荣汉,(罗于1955年考入西师中文系。此人读二中时即才华毕露,可惜就因这期《桃园》在用稿上出了一点小问题,加之其父解放前是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从而被打成右派。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1978年后,他在医古文和创办医学刊物等领域,俱取得非凡成就。这是后话。)副主编鞠鹏高则是我们年级新都人李镜的中学同班同学。当时罗、鞠二人都是西师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偶见李镜在《桃园》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小诗,诗题就叫《桃花》,至今记得开头几句:“书面上飞来一瓣桃花/我小心地将它夹起/桃花是春风吹醒的呀 /我把春天藏进书里……”这首诗精致、秀丽,多数青年学生都会欣赏这样的诗。当时我想,我是不是也该动笔了呢?凭一时冲动,毫无思想准备,当时陈镜开得了举重世界冠军,举国扬眉吐气,所有的报纸都在赞颂他。说写就写,当天晚上,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写了一首歌颂陈镜开的无韵自由诗,八九十行,几乎是一气呵成。写成后,看都不想多看一遍,壮起胆子立即决定寄给文坛泰斗郭沫若,随即在桌子上顺便捡了一张纸片,写了几句希望郭老给予指点之类的话。郭沫若是大人物,他会不会看都不看便把我这个小人物的乱七八糟的诗稿扔掉呢?真是不揣冒昧,不光愚蠢,简直是多事!因此信一寄出,我也就把这事忘记了。

没有想到信寄出大约三个星期后,有一天下午,一位同学告诉我 ,学生二宿舍的信架上有一封中国科学院寄给我的信。我甚觉惊讶:我既未给科学院办的什么刊物投过稿,又无亲友在那里工作,会是谁写来的呢?但是一见到信封上那遒劲熟悉的毛笔字,我立即明白了:原来是他,当真是他!信是用中国科学院竖写的大信封寄来的,毛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写了两页。大意是:某某同学,读了你寄来的诗和信。你是可以写诗的,有激情,文字也不错。但我认为,年青人过早地发表作品没有什么好处。你可以多写多练,但不要急于发表。你的诗我改了几个字,对某些大家熟知的外国人名和地名,前人已习惯怎么译,就不要再去改动。彼得堡的“得”,不要写成“德”,我已给你改了。此外,你利用香烟盒的背面给我写信,不太尊重收信人,你觉得我说得对吗?最后落款是很大的“郭沫若”三个字。

不管怎样,这是一位我敬爱的大作家的来信。我在中学时代便差不多读完了他所有的诗歌、小说以及《我的童年》、《黑猫》、《北伐途次》、《反正前后》、《洪波曲》等纪实作品。这封信我保存了很久,后来三弟祥荣借给他的同学看,把信丢失了,很可惜。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悲剧来临。他把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变成了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神学吞没了他卓越的智慧,这时候,他在我心中死去了。然而当年他以“文豪“、“国家领导人”之尊,对一个青年习作者--而且是一个不懂事、不礼貌、居然用稥烟盒给他写信的学生,依然如此关爱,谆谆教诲,不拿架子,难道不值得我们敬重吗?!过后重读我寄给他的那首诗,我自己都感到脸红。那叫什么诗啊!没有真情,更无新意,纯粹是假大空!提烂劲!郭老没有兜头给我泼一瓢冷水,给我的是长者的鼓励,从这个角度说,我终生都该感谢他!

一两首诗不成功算不了什么。我毫不气馁,我喜欢体育运动,我常常想起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的一句话:“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战斗!” 我读过海涅的《决死的哨兵》,那几句诗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我的心摧毁了,但武器没有摧毁;我倒下了,但没有失败!”我觉得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自己也应当有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四川去了几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其中有《星星》诗刊的流沙河,还有川大中文系四年级写小说的榴红(王振华)。会议结束后,系上请省文联负责人之一的李累与中四的榴红给全系同学传达会议情况。记得那天是在化学馆的阶梯教室传达的,同学们特别热烈地给榴红鼓掌。

不久以后的某天晚上,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我决定试写一篇以父母与女儿之间的矛盾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构思用去两个晚上的时间,两天后完成初稿,又用一个晚上改了一遍。3000多字,名符其实的短篇小说,自我感觉还不错。此时觉得写小说可能比写诗对我更适合。干脆再写一篇吧!给编辑留一点选择余地,两篇如能用一篇,我就谢天谢地了!于是赓即又构思了一篇儿童小说,在图书馆阅览室又鏖战了三个晚上,完成了第二稿,同样是3000多字,自我感觉依然不错。次日下午没有课,决定亲自送到布后街二号省文联的《草地》(《四川文学》的前身)编辑部去碰碰运气。

从九眼桥赶车到走马街,三站路,票价七分钱。下车后走了两三条街,在文联门口遇见刚跨出大门的李累(前不久他和中四的榴红在化学馆阶梯教室给我们中二的同学讲过话,因此认识他),我问他《草地》编辑部在哪里?李累是省文联创作辅导部主任,他在一张纸片上鬼画桃符般写了两个字:“陈谦”,叫我进去找这个人。

当时《草地》编辑部在进大门正前方的小礼堂内。一张乒乓球台般的大办公桌四周围了好几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好像正在讨论一篇小说。我走到小礼堂门口忽觉底气不足,有点胆怯地问:“请问陈谦老师在吗?”只见一位头戴一顶很洋气的用毛线织的帽子,三十岁左右,很气派、很豪爽的编辑,离开办公桌走到我面前说:“我是陈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看样子他好像是小说组的负责人(后来才知他既是《草地》的编辑,又是文联创作辅导部的干事,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发现和辅导文艺新人)。我说:我有两篇小说想请你看看。随即把握在手中的一卷稿子递给他。他很随和,请我在门外一张长藤椅上坐下,他站在藤椅旁马上读我的小说。我等候他的判决,心里有点紧张。完全没有料到,他读完总共大约7000字的两个短篇后,很干脆地说:“家庭题材这一篇不错,可以用。这篇儿童小说也可以。现在来稿有点挤,先考虑家庭题材这一篇,第二篇下一步再说。”

做梦都想不到这两篇小说会如此顺利,一炮打响!高兴极了,信心倍增!但这种心理又不能流露在脸上,只能藏在心里。以前有谁说过,猎人最兴奋的时候,不是吃肉,而是在满是荆棘的丛林里奔跑、追逐的时候。其实,吃肉的时候也应当是猎人最幸福的时候。告别陈谦回到学校后,连晚饭都不想吃,一夜睡不好觉,太激动了。

我开始打听这位乐于培养新人的陈谦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告诉我,他本名黄狮威,陈谦是笔名,他还有个笔名叫茜子,内江人,1946年便开始发表作品。记得老诗人木斧后来曾经告诉我,流沙河与陈谦解放前读中学时,都在他(当时木斧是西北中学的学生)主编的油印诗刊上发表过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的诗歌。1950年,陈谦入川大畜牧系读书,1951年参军。初任川西军管会文艺处干事。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因获《吕梁英雄传》作者西戎的器重,旋即相继转到川西文联、四川文联当编辑,是个充满火样激情的文坛猛将。

两个月后,《家庭》发表了,发在《草地》19572月号上。当时我们年级八九十位同学中,创作成果最丰的首数郑冠群,他已在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两本童话,还在《草地》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已经修改两遍的长篇小说《鸭绿江南》,早已列入出版计划,听说即将发排。此外,在全年级很冒尖、尤擅文艺理论的陈懋谱已在重庆的《红岩》上发过一篇有关民间文学的论文。听说乙班的张时雨也在北京一家戏剧刊物上发过一篇谈戏剧的文章。可能我是我们年级第四位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的人吧?我为前程感到振奋,并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这神圣的文学殿堂,不会拒绝愿意虔诚地为之付出所有心血的人!

遗憾的是,我们好像都忘记了一句民谚:“马头摔死英雄汉,河边淹死会水人”。在那个年代,喜欢写文章是很危险的。不久后,我们四人都因文字而被打成了右派!

话说我那篇小说得了56元稿费。我的衣袋里还从未装过这么多钱(那时川大学生食堂每月伙食费九元,相当于6个月的伙食费),一时之间真有点飘飘然不知所措。当天下午,我拿出十元左右,买了一大堆香烟糖果瓜子招待本寝室的几位同学,其余钱买了一双皮鞋,一件衬衫,好像还给父亲买了几盒香烟。

我耐心地等待第二篇小说的问世。决定等这篇小说发表后,再写第三篇第四篇。五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在寝室内看书,省文联一位工人登门来找我,他说陈谦叫他把这篇小说稿交给我,要我再改一改,最好是补充一点细节,改好后立即到文联交给陈谦。我这人性子急,当天晚上便开始修改。第二天下午有一节《中国革命史》课堂讨论,我决定不去上这堂讨论课(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旷课),吃完午饭便躲到图书馆阅览室改稿。我一分钟都不想休息,增加了一些内容,改毕誊写好这篇四千字左右的小说,已过4点了,立即到九眼桥赶车去省文联。我以前坐街车从来不晕车,这次晕车了,直想呕吐。我知道是过度疲劳造成的,陡然想起两句旧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心想,只要我的苦心耕耘能够有所收获,在文学之路上能够向前再迈一步,呕心沥血累死也心甘。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篇小说最终并未发出来。一个多月后,文联开始反右。陈谦因为认为“现在文艺界风气不正,不论写什么都要讲党性,讲主题,再不就是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文艺变成了说教”,成了大右派;又因文学界几位朋友喜欢到他家里闲聊,他的夫人陈秉先听人说匈牙利有个裴多菲俱乐部,顺便问一句,啥叫“裴多菲俱乐部”?陈谦脱口说:“我们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仅仅一句玩笑话,他便成了所谓“裴多菲俱乐部”的组织者,后来还被判了五年徒刑。1962年刑满后,他被强制留场继续改造,漂亮的妻子被迫跟他离了婚。一个非常关心青年作者的编辑(学兄郑冠群在他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两个世纪的记忆》中,也几次提到陈谦对他的关心、帮助),一个挺有奉献精神和才华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为此落魄多年,青春、家庭、事业,全毁了!他原来准备用的小说多数被枪毙,我的小说也遭了殃。不久我也被打成了右派。

党的文学舞台岂容右派得逞!以前丁玲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为什么开端便是顶点?》,说的是有些作家的处女作写得很好,以后愈写愈差。这个题目只需改两个字,便成了对我的文学命运的追问:“为什么开端便是终结?”。

开端便是终结,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我的作家梦,就此破灭,一搁笔就是二十多年!

见到巴金与丁玲

1956年秋天,成都军区数十名团级以上军官,深入学校基层,到川大学生食堂与学生们共进晚餐(目的是什么搞不清楚)。军官们分散到各桌用餐,一边吃饭一边向学生们问这问那。这批军官无疑是国家的栋梁、群众仰视的对象。但那时我们的心中却并没有军人的位置,对他们爱理不理的,甚至不想搭理他们。我们景仰的是另外一些人,是那些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的人,哪怕他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期刊编辑。

有一天,图书馆门口不知谁用大字报形式(那时还没有出现“大字报”这个专用名词)公布了榴红的一封“重庆来信”,写了几大张纸。那时榴红刚分到重庆《红岩》编辑部不久。许多学生兴味盎然地聚在图书馆大门前读他的信。至今记得信中有一句是:“……我现在成了十四品文官。我坐在我的窗前……”读到这里真是十分羡慕。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他那样“坐在我的窗前”,审读别人的来稿,该是多么幸福!

对一个普通作家榴红尚且如此,对那些大作家,当然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20世纪90年代,有次与榴红一起喝茶聊天,我告诉他:当年我们在校图书馆门前读你的“重庆来信”,好羡慕你啊!榴红很诧异,他说,那是我写给校刊编辑田原的私人信件,所以啥子抖宝话都说,你不说我还不晓得,没有想到竟被田原作古正经抄来贴在墙上。说罢大笑。

见到巴金  

我自幼崇拜巴金,幼时偶然读到的第一本现代小说便是他的代表作《家》。比以前读得入迷的《三侠剑》、《小五义》、《七剑十三侠》、《蜀山剑侠》等武侠小说不知精彩到哪里去了!接着痴迷地读了《春》、《秋》、《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以及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马拉的最后》、《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等所有能借到或在青年路夜市上能够买到的他的著作,常常是边读边流泪。那时刚解放,我13岁,是个初二的学生。巴金像天上那颗最明亮的星星,一直闪烁在我的心空。当时连想都不敢想,将来我会有机会近距离见到这位了不起的大作家并听他讲几句话。

我早就知道他准备以觉慧为主人公,再写一部《群》。谁知最近他回到成都后,在省文联的一次会议上却说,近年实在没有时间写《群》。这部小说流产了。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损失。当天晚上,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我情不自禁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一定要把这部小说写出来。我还在信中引用了古代波斯诗人萨迪的一句话:“你的灵魂是农夫,文字是种子,而世界是你的园地。只要农夫辛勤耕种,园里的庄稼便会出产丰盛了。”这封信的末尾我没有署真名,觉得没有必要,落款是:“一位热爱你的大学生。”第二天即寄到巴金住宿的永兴巷招待所。他不可能收不到这封信。我甚至天真地想,如果巴老每天要写日记,说不定他会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上一句:收到川大一位学生的来信。

不会记错的,那是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的晚上。成都的大学生们在人民公园举办游园晚会。那天晚上公园里真正是“游人如蚁”,到处是一堆堆的营火,到处是一堆堆的人群。那天川大歌舞团带去几个节目,其中一个节目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老头的是历史系四年级一位高个子学生,演卖艺女孩的是中文系三年级的陈彬彬。(陈后来嫁给著名作家徐迟,徐迟跳楼自杀后,全国都在骂她。好友戴虞俊在川大读书时喜唱歌,陈彬彬喜演话剧,二人同为学校歌舞剧团的骨干演员,因此相互比较了解,戴兄曾告诉我,舆论大肆攻击陈彬彬,偏离真相甚远,这是一起冤案。但是另有熟悉内情的同学又说,戴虞俊的说法不可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局外人还是免开尊口为好。)

话说围观演出者少说有三四百人。我是其中的一名观众。谁知《放下你的鞭子》演到高潮时,本来聚精会神围观的学生们,忽然像潮水一样涌向场子的一隅--原来,不知是哪一位眼尖的学生,意外地发现了作为观众正坐在场边一把圈椅上观看演出的巴金。人群立即骚动起来,顷刻之间,秩序大乱,学生们纷纷涌向坐在对面一张藤椅上看节目的巴金。我被后面的学生推着朝前挤,此时完全由不得自己了。学生们一遍遍呼喊着:“巴金!巴金!”我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巴金面前,并与围在巴金身旁的一圈人下意识地手臂挽着手臂,保护着他。巴金站起身来,很激动地向同学们说:“我一向不会说话,所以我才把我想说的话全都写进了书里。我过去说,现在说,将来还要说:青春是美丽的!”

就在这个时候,公园里的高音喇叭响了,会议主持人紧急向游园学生发布最新气象消息:“气象台通知,马上有雷雨,游园晚会现在结束,请同学们赶快回家!”气象消息替巴金解了围。学生们一哄而散,纷纷向公园大门跑去。从人民公园赶回川大少说也要四五十分钟,一群川大学生个个跑得大汗淋漓。可是我们全被天公糊弄了,也可以说全被气象台捉弄了。这天晚上并未下雨,更未听到什么雷声,大家受了一场虚惊。

三十年后,我给《成都晚报》写了一篇题为《秋叶思念泥土--也说几句巴金》的散文,追忆了三十年前“五四”那天晚上的情景,接着又在文章里写道:

“他是一辈子呼唤青春的作家。然而,岁月终归不饶人,他毕竟还是老了。说是秋叶思念泥土也好,说是暮年怀旧也好,反正他觉得是应该停下来并掉过头去回望一下出发点的时候了。他的根在这里,怎么能不回来呢!自一九二三年离开故乡成都后,六十年来,他回过三次家乡,两次探访过老家,最后一次就是一九五七年那一次了。

“那时我还在锦江之畔的校园里读二年级。大约“五·四”之后不久的某一天,见到报上说,他在省文联一次讲话中谈到,很想继《家》《春》《秋》之后,完成解放前便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群》,只是担心时间太紧,精力不足。读到此,我心头为之一紧,当晚便在图书馆阅览室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一定要写出这部以觉慧为主人公的小说。信中还引用了十三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著名诗句……

“家乡的读者热爱他,他的心中也永远丢不下家乡的土地和家乡的人。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巴老在八四年初给家乡的刊物《现代作家》写过一篇散文《化作泥土》,文中多处流露出浓浓的乡情。他多么想再一次回到梦魂萦绕的家乡,摸一摸恋恋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在那个阴湿的屋子里,老周们虽然早已不存在,但过去曾经在那儿发过光的东西,如今仍在他的心里亮着。这些人是他真正的老师,至今他仍这么说。是他们让他认识了正义和公道,启迪他走出“浓雾”,“去掉私心,忘掉自己”;教会他热爱生活,“连续不断地慷慨地贡献。”这些平凡、善良的人,用痛苦而沉默的持续贡献支撑着整个世界,也支撑着他的心灵。他们是养育整个社会的泥土,他多么渴望回到他们那宽大的怀抱!

“他反反复复念叨着‘人要忠心’这个古老的告诫,好像这四个字就是他用以谱写自己生命旋律的基本音符。但这个告诫不是来自专训人以礼法的威严的爷爷,更不是来自那些胡作非为的叔伯,而是来自生活在低矮屋檐下的并不低矮的那些老周们对生活的朴素理解。……前不久有人发现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写于1922年,只有一千八百多字、发表于家乡《文学旬刊》54期的《可爱的人》。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了一个年幼瘦弱的轿夫,为了养家糊口,一大清早就赤着双脚出门抬轿的故事。这个被他深深同情的轿夫,这个第一个闯进他作品的人,该不就是教他‘人要忠心’,被他数次提到的那个黄瘦脸的老周吧?

“面对养育他的乡土,面对这些卑微而勤劳善良的人,这位向社会奉献了近千万字著译的老人,充满于内心的可并不是骄傲和自豪(他从来不懂得这个东西!)他说:‘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他绝对无意于用文章来为自我塑造‘闪光’的形象。我们面对着的,仿佛不是那个由法国总统亲自授勋的需要仰视的老人,而是向你袒露绝对不需要夸张和修饰的他的心迹。在这像泥土一样真实朴素的述说里,没有鸣凤投湖,没有瑞珏受难,却使许多人的眼眶湿润了。

“一缕缕思念,一寸寸衷肠,向着家乡,全都抛出去了。老人啊,你准备用作文章结尾、大概也准备用作日后生命结尾的这句话,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大地也将永远含着微笑和眼泪记住你的名字和你的话: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多年以后,我对他未能写出《群》,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一向佩服巴金的赤子之心和高贵的自我反省精神。然而那时的文学,似乎并不珍惜、认可人类心灵中这些最闪光的东西。幸好他没有写出这部《群》。如果他按照自己原有的思路去写,一定是一株大毒草,他可能会为此像老舍、傅雷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按照《讲话》的精神去写,则必然要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把觉慧写成“高大全”之类的“勇士”,结果把小说当成了布道场所或课堂,弄成了变相的宣传。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有文学价值,注定会被读者唾弃。已有前车之鉴。不写,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是后来的想法,不说也罢。

丁玲到川大讲演 

大约比巴金到成都稍晚一两个月,有个星期天,父亲要我陪他去草堂寺喝茶。同桌有一位茶客,四十岁左右,高大,很文雅的样子,手提一个黑皮包,像是个知识分子。他独自一人喝茶可能感到无聊,见我胸前别着川大的校徽,主动将竹椅移到我旁边,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听口音是北方人。他说,他已到成都几天,陪着夫人一起来的。后来又说,你可以写电影剧本嘛,写一个本子被采用了可以得六千元。后来他又提到丁玲,问我读过她哪些作品。我总觉得此人有点来头,但又不便深问。过两天听说丁玲去法国参加巴黎国际电影节后回北京,路过成都,现在和她的丈夫陈明正住在总府街招待所。我忽然想起,两天前在草堂寺遇见的那个男士,很可能就是陈明。

丁玲的个人魅力不及巴金,文学上的成就更要差些。有学者评她:“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妆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她真的伟大得像大山大河吗?可能说得过了一点吧?不过称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悲壮的风景”,还是很恰当的。她与周扬长期不睦,前些时间在北京挨了整,说她与《文艺报》主编陈企霞建立了反党小集团,还说她曾有过“自首、叛变”行为,后来查明不实,到19565月才恢复自由。对她的遭遇,同学们深表同情。

川大学生会主席龚让熊(女,入校前是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剧目组的编剧,当时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得知丁玲来到成都的消息以后,决定和校广播站的负责人王地山、中文系系学生会主席徐经谟三人,以中文系学生代表的名义,一起到丁玲住地请她到川大给全系学生谈文学,谈写作。丁玲并不推辞,爽快地答应了,并约定讲演时间就安排在第二天午后。据学长徐经谟著文回忆,丁玲接着问了一些有关川大和中文系的情况,还问到了她知道的正在川大当副校长的老作家谢文炳,以及正在中文系任教的张默生、林如稷、陈炜谟等教授的近况。时间过得很快,不觉已过5时,中文系的几位代表起身告别时,丁玲执意要留大家吃晩饭,并一边留客一边喊服务员为大家准备晚餐。这一拨人回到川大后,学校还没有下晚自习,丁玲第二天要到川大讲演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系各年级。

次日下午,丁玲在龚、王二位同学的陪同下来到川大,演讲地点在大校门旁边的新会议室。这个会议室能容纳400人左右。中文系全体学生参加,老师自由参加,同时邀请川师中文系派学生代表参加。那天川师来了二三十人,其中有蜀华中学的同班同学赵尔寰。赵毕业后分在省舞蹈学校教语文,后转到峨影厂,任文学部主任兼《电影作品》主编。外系不少同学闻讯也赶来了,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以前从报刊上的一些文章里知道丁玲很会讲话,果然名不虚传,风趣生动,开阖自如,没有官话套话。她讲了创作与生活,小说人物与原型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左联,延安,她的儿子女儿,无所不谈,但讲得杂而不乱,同学们对她的讲话时时报以阵阵的掌声。大约是在文艺界当领导当得太久了,她有时说话未免太随便。她讲到一个文坛掌故时,众人大笑,其中坐在远处的一个男人笑声特别响亮,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那是副校长谢文炳在笑(解放前谢是川大外文系教授)。丁玲侧过身子问:“是谁笑得那么大声啊?”完全是台上的老领导随意问台下小干部的口气。

她讲到胡也频在山东某中学教书的时候,又说那个中学的校长出卖了胡也频。我们都知道,她说的那位校长正是我们中文系现在的系主任张默生。听说那天张默生主任也坐在远处听讲演,当他听到丁玲信口雌黄、吊起牙巴乱说时,一定非常气愤,但他很有涵养,没有当场反击。不过他内心的痛苦、愤懑,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其实,这件事几年前即已调查清楚,胡也频的被捕与张默生毫无关系。听到丁玲如此目中无人、颠倒黑白,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此人确实太任性、太张扬。她与周扬不睦,后来挨整,过错全在周扬吗?我怀疑。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一段历史掌故。据说在延安期间,丁玲在毛泽东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有一次,丁玲向毛泽东谈起对延安的观感,她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可见他们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后来对立起来了,而且十分尖锐。她被打成“丁陈冯反党集团”时,几乎令所有文化人始料不及。

丁玲讲话两天以后是星期天。星期日下午,我从走马街赶车回川大。在九眼桥下车时,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腿脚有点不灵活,我扶了她一把。老太太说,她要到工学院去看她孙女。工学院的大门与我回宿舍必经的川大后门相距不过百十公尺。我和她一路同行。老太太很健谈。她问我:“昨天听丁玲说,她到你们川大讲了半天话,你去听了吗?”见我有点惊讶,忙解释说,她是川报总编辑伍陵的母亲,丁玲和伍陵早在延安就常来往,她每次来成都必到伍陵家。啊,原来如此。老太太又说,丁玲这个人,生活有些随便,她有个女儿姓贺,在莫斯科学芭蕾舞,这个女儿的父亲是贺×。听得出这位老太太对丁玲的私生活是很不满意的。我脑子里当即冒出一个联想:丁玲本人就是她笔下的莎菲。

两三个月之内,在川大还相继听了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当时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讲话。李伯钊讲话的地点同样安排在新会议室,但效果完全不一样,她毕竟层次要低一些,讲了半天听不出多少内容。她极随便,一副大干部的派头,想到哪说到哪,一会儿唱几句民歌,一会儿跟学生开几句玩笑,但同学们既不想听她唱歌,也不想跟她一起笑。

原以为邵荃麟很了不起,在大礼堂听他讲了一两个钟头,口音怪怪的,说十句话可能有八句听不懂。而且此人讲话有点不看场合,不看对象,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同学们听了觉得很没劲。他的话还没讲完,听众已走了三分之一。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此“紧跟”的人,后来(1962年)还是要挨整,可见文艺界这片领地是多么危险。

澄清张默生与丁玲的一段公案  

前文说了,丁玲在川大讲演时,说胡也频在山东某中学教书时,那个中学的校长出卖了他。作为张默生教授的学生,我们相信他的人品,因此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会是事实,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丁玲撒了谎,属于恶意攻击。丁玲的话,让我们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谜团。

其实,此前丁玲在为《胡也频小说选集》写的序言《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已经指名道姓攻击过张默生。她在那篇序言中说,胡也频在济南省立高中教书时,是最激烈的人,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宣传鲁迅和雪峰翻译的文艺理论和普罗文学。后来领导四五百名学生成立文学研究会,利用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政治活动。胡也频打算到上海去找党组织,再通过上海的关系回来找济南的地下党,请党派人来领导济南省立高中的进步学生。这时,校长张默生找胡也频来了。“并且送来二百元”,说是省政府已经发出通缉胡也频和楚图南的命令,所以特送路费来,要他们赶快逃走。丁玲说,“看来这是好意,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又说:“张默生是依靠胡也频、董每戡等进步教师,才在学校拥有了大批进步学生并从而升任了校长。但他得势之后,却立即反过来打击进步势力。如果把胡也频逼走,董每戡就孤立了,就不会有什么作用了。在恐怖气氛中,中间分子更不敢出头,学生失去了领导,迅速形成瘫痪状态。因此,他并不是什么进步人士”。

丁玲写的这一段话,影响极坏。1957年,四川省文联的曦波,便依据丁玲的这一段话,批判张默生先生假装支持进步青年,实际上是在打击进步势力。

深知内情的石天河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凡对旧社会略有常识的人,都可看出,丁玲的这段文字是大有问题的。在旧社会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个校长要打击“左翼”进步教师,他自己完全可以不露面,只消悄悄地去告个密,让反动政府的特务动手抓人就行了,他会送来“二百元”(那不是现在的二百元人民币,是二百块银元!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学校长两个月的薪水!)并且叫胡也频及时逃走吗?而且,他只打击胡也频而并不打击董每戡,岂不是留了后患吗?胡也频就那么重要吗?没有了胡,董每戡和其他四五百名进步学生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吗?在国民党统治下,学校里窝藏了“赤色分子”,校长是要撤职坐牢的!说这个校长原本是依靠胡也频和进步学生才升了官,说得通吗?--丁玲这样的名作家,这一段话,为什么说得这样不合情理呢?

石天河又说,早在1956年,张默生就向他说过这件事。张说,“在济南那时候,胡也频、丁玲都还年轻,都是思想左倾的,胡也频很有才华,也很热情,搞进步活动很积极,但是他没有经验,不会隐蔽,容易暴露自己。我是学校的负责人,原先,我是帮他们打掩护的,但是,后来,胡也频暴露得太厉害,我掩护不住了,山东省政府要抓他们。我因为在山东人事关系很多,有人关照我,说学校有六个人上了黑名单,我听到消息,连夜就送去二百块银元,一个人三十多块,作路费,叫他们赶快走,不走就会遭殃!后来,胡也频他们去了上海,被捕了。他们被捕以后,我还到南京去打听过消息,想设法营救他们。但是,我在南京没有人事关系,没有人敢出面营救赤色分子。我毫无办法可想。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毙了。丁玲在南京,听说是被监视,住过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又逃到了延安。解放后,丁玲连自己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反而在文章里面乱说,好像离开山东是我逼他们走的。对这事,我气得很!”这就是张默生先生亲口告诉石天河的真实情况。

又过了二十多年,到1979年,石天河为《星星》的冤案到成都上访。一下火车,便急着去川大探问默老的情况。可一走进川大的大门,这才发觉,真所谓“沧桑未改,人事全非”,问川大的学生,已经没有人知道张默生是谁了。好不容易才问到了原川大副校长谢文炳教授的住处。谢说,他和默老这些年互相没有往来,近在咫尺也不相闻问,甚至不知道默老的住处。谢教授又带他去绿杨村会见了陶道恕教授。陶教授才告诉他,默老已经不住绿杨村。于是,领着石天河到民主路的璧还村(?)拜会了张默老,那时张已八十四岁。二人谈了很多话,张默生告诉石天河,丁玲已经给他来过信,关于过去的那件事,丁玲向他道了歉,并且说要在报刊上,写文章更正自己的错误。这是石天河与张默生的最后一次晤面。

过了三个月,石天河还没有正式平反,张默生就去世了。四川大学给张默生教授改正错划右派的文件,是在他弥留时才念给他听的。石天河为此在成都出版的《龙门阵》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忆默老》,纪念这位知识渊博、品德高尚、正直善良的长者。后来,四川大学中文系老教授陶道恕在信中告诉石天河,丁玲确实在刊物上写了文章,更正了她原先的错误说法,并且公开表示向张默生先生道歉。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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