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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1950年代后期,我在川大生活了很不寻常的四年,可是对这个学校的历史沿革,却了解极少,真的觉得很遗憾。2005年前后,我为《成都市志·人物卷》撰写成都近现代著名人物的传记期间,不得不经常到成都送仙桥等地旧书摊去寻寻觅觅,像淘宝一样淘古旧书刊。有一天,在送仙桥河边一个地摊上,意外地发现一本1985年出版的《四川大学史稿》,不由大喜!以往购书必先翻一翻目录,然后任意选读其中数页,觉得不错,这才慢吞吞地讲价、掏钱;可是此时地摊前围着好几个人,个个鼓着一双大眼睛,深怕被识货的人抢先一步把书买走,立即掏出10元钱把这本旧书买到手。按捺不住,顾不得烈日当空,当即站在地摊旁粗略浏览了第一章《历史渊源》,这才对川大的建校沿革有了一些了解。

川大始建于1896年,历史悠久,是著名的百年老校。清末民初以来,到我在川大读书的20 世纪50年代,先后在中文系任教的著名教授,有宋育仁、廖平、刘咸炘、刘咸荥、徐炯、龚道耕、朱自清、朱光潜、吴芳吉、赵少咸、林思进、向楚、任二北、张默生、张怡荪、庞石帚、杨明照、林如稷、石璞、李梦雄、曾咸、陈思岺、陈志宪、曾君一、甄尚灵、周菊吾、陶道恕,以及后来居上、名声和成就直追其祖父赵少咸的赵振铎等等。

特别是抗战时期,要到川大当个教师并不容易。2014年成都二中部分校友聚会时,见赵振铎老师在场,我赶紧把座位挪到赵老师身旁,听他讲川大的掌故。据赵老师说,像叶圣陶这么著名的学者,到川大来,居然没有让他在校本部教书,而是在成人夜大上课。叶圣陶当时在省教育厅兼职,常常要到外地去考察。一些老先生见他有时不在学校,就趁机贬损他,说“叶圣陶为啥不敢来上课嘛,他的《辞源》、《辞海》还没有运来,等运来了,他就来上课了”。丁易后来是现代文学的著名专家,在北师大教书,但当时在成都,丁易也只能在石室中学教教书。

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曾说过一句经常被后人引用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精辟地阐释了他的“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的治校思想。中文系在川大各系中,师资力量还不算最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川大学真正是大师云集、名师荟萃!

1955年秋,我顺利地考入这所历史辉煌的大学,为此我感到无比欣幸!

初进川大

有人说人生如花,有人说人生如雾,有人说人生如战斗,有人说人生如苦酒。那要看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

进校后“肃反”尚未结束   到川大报到,大约已是九月中旬。入学的前一天,闲着没事,独自在街上乱走,不知不觉竟由东大街、水鑫街走到了九眼桥,自己都觉得好笑:难道川大就这么吸引人?干脆到川大校园去逛逛吧!河里的碧水缓缓地流。(那时的锦江水质很好,可以游泳,川大老校门旁的河堤上,用油漆大书“栁堤游泳场”五个大字。夏天课外活动时,常有许多男女学生在此游泳。)我的心情好像岸边的垂柳一样自在而潇洒。走到校门口,猛然发觉门卫森严。以前来过川大几次,可并不是这样的呀!心里有点扫兴,这里又不是党政衙门、军机要地,何须如此!走拢一问,才知学校正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简称“肃反”)运动,闲人免进,要报到麽,明天请早。

肃反是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延续,这我知道。早在高考之前,《人民日报》等几乎所有的大报都相继公布了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第二、第三批材料。那时,虽然我对政治并不十分关心,兼之高考在即,但我仍然一字不漏地读完了这三批材料包括编者按语在内的每一个字。按语指出,胡风恶毒地污蔑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集团无孔不入地开展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打进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机密文件。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解放后,胡风愈加放肆地施展两面派手法,加紧“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活动。向党猖狂进攻失败以后,他赶紧指挥党羽退却,潜伏下来,伺机再起……

此前我在成都二中图书室的文学期刊上读过鲁藜、牛汉、曾卓的几首小诗,读过路翎写志愿军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还知道吕荧是美学家,胡风是左联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真没有想到这些家伙全是坏蛋,更没有想到在革命文艺阵营里居然至今还隐藏者这么多毒蛇。《人民日报》的按语(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其严重性被提到了不能再高的高度。骨干分子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芦甸是国民党上校军官,阿垅和国民党特务、北平警察局长陈焯早有“亲密关系”。党报都这样说,还会有假?还用怀疑吗?总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特务、汉奸、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反动军官、革命叛徒和变节分子为骨干的反革命集团”。将这些家伙逮捕入狱,实乃人心所向,全部枪毙也是罪有应得!

在此基础上,伟大的毛主席和英明的共产党乘胜追击,深挖潜藏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学校(特别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中的反革命分子,扫除前进中的绊脚石,真是太必要太及时了!因此,我对校门口门卫森严,很快表示理解,当即向回转。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乃是虚构的罪名,事实是:19445月绿原在译员训练班受训后,国民党准备调他去中美合作所,但他没有去。 说芦甸是国民党上校军官,事实是1945年以前芦甸在国民党空军士兵学校任区队长时,军衔仅是区区少尉。1945年他到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后,当即向党交代了这段历史,继于1946年加入共产党,他根本不是编者按语中所说的什么反动军官。 说胡风、阿垅和国民党特务早有“亲密关系”。事实是贾植芳被捕后,胡风听人说阿垅认识北平警察局长陈焯,就写信给阿垅,请他去找陈焯疏通关系。其实胡风、阿垅都不认识陈焯,阿垅也没有去找过陈焯。仅凭胡风信中这句话,就说他们与特务头子关系密切,这种逻辑联系实在让人感到惊讶。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解放初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衍变为政治审判的事件;在民间和学界,则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偏离了毛泽东的红色文艺理论,因此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很快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和中共高层的介入,胡风及其支持者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并遭到审判。政治定性后的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该事件与此后中国大陆发生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息息相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文艺界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文革结束后,中共撤销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官方承认这是一大冤案。)

第二天午饭后,我从父亲所住的人民西路群一电镀厂职工宿舍背起铺盖卷再去川大。进校门先查验录取通知,然后检查行李。每一件衣服都抓出来抖了又抖,箱子里装的十来本书,每一页都仔细翻检,可能比进出国境检查得还要严,没有发现夹带反动标语反动书刊之类,这才摆一摆手:到里面报到去吧!我对这一切虽觉有点小题大做,但说不上有什么反感,当前学校正在搞肃反,似乎也算正常。

解放前读树德的老同学黄大光,在化学系二年级读书。有天在食堂偶然见到他,他说,过一段时间我们到望江公园去喝茶,好好叙叙旧,但现在不行,正肃反,上街必须五人同行。还说,肃反期间,大家先是学文件,接着每个人都要写出书面材料,从8岁写起,交代自己的出身经历,提出每一个时期的历史见证人,以供组织查证。交代历史时,同时检查批判自己的政治思想,然后开小组会进行“群众性审查”,讲什么“思想剥皮” 、“大胆怀疑”、“从严批判”,小组审查通过后,由系肃反领导小组作出审查结论,才算过了关。我说:“整得这么凶么?”他说,有些系还真揪出了叛徒特务呢。说得怪吓人的。

过后又听一位消息灵通的新同学说,中文系不少老教授是重点审查对象,有个庞石帚教授,他29岁即在成都一些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史家,他讲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尤受学生激赏,越有名越脱不倒手,现在被“笼起”了,一天到晚不准他出门,听说他写了一首诗抒发内心的无奈,这首诗的末二句是:“老夫无有愧心事,闲看儿童屙疤疤。”同学们听了又想笑又觉得笑不出声来,感受非常复杂。其实庞石帚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解放前他先后在华西大学和光华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解放后调到川大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指导研究生。

“肃反”结束后不久,约五百名毕业生离开了学校。学生宿舍腾出了许多寝室,我们文科三系两百多名一年级男生全部迁入学生第二宿舍。我住底楼18室,八人一室。从此“二舍十八室”与我朝夕相伴,一住就是三年多。我在川大最快乐的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最悲痛的日子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开始明白“脑袋应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中文系55级新生报到的花名册上,注明我分在中一丙班,暂住绿杨村某栋教师宿舍的某单元某号。校园很大,十分幽静。大学就是不同,壮观、气派!外部环境即足以体现它的规模和神圣。今天,我终于真正走进了这个期待已久的最高学府。从此,我的每一步都将踏着阳光、迈向拥满鲜花的未来!经过两旁植满梧桐的林荫道、图书馆、荷花池,然后经过运动场、大礼堂、第二教学楼,差不多走了一公里,才走到绿杨村。已有许多新生在绿杨村住下了。先到的同学很热情,帮我铺好行李,又告诉我哪里洗脸,哪里是教室,哪里是食堂。心里暖暖的,初进校门瞬间的不悦早已一扫而光。

川大的教师宿舍分别以这个村那个村命名。我们所住的绿杨村,刚修好几十套教师住房。新的住户尚未搬进,而学生宿舍又暂时腾不出寝室,因为约有五百名毕业生还留在学校参加肃反运动未予分配,于是我们部分新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学生们一律睡地铺,一间十几平方的屋子至少住五六人。挤一挤无所谓,人多可以听到许多新闻,反觉有趣。

我们这个年级的调干生约占三分之一。进校不到一天,便发觉他们的知识面很广,生活阅历很丰富。这些调干生中有机关干部,有到过朝鲜前线的军人,还有新闻记者,他们大都能说会道,讲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生活在这些比较成熟的同学中间,对我们这些阅历不深,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的年轻娃娃来说,肯定有助于我们尽快成长。

大学的伙食比中学好多了。读成都二中时,每月伙食费6元,个别家庭成分好的特困生,可申请每月一两元钱的伙食补助;像我这种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申请一角钱也别想。进入川大以后,学生的伙食也跟着上了档次,每月伙食费8元。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一律分文不交,党对我们多好啊!读成都二中时,每顿四碗菜,碗里油珠珠都很难见到;进了川大,每顿不少于六碗菜,每天午饭晚饭都有肉,有些女同学怕长胖,肥肉满桌子乱扔。我向来喜吃肥肉,觉得不可理解,实在太可惜!

到校第二天晚上,学校为我们近千名新同学放了一场电影。礼堂就是电影院。学校每周星期六晚上都要放电影,看电影用不着朝街上跑。这对我又是一件新鲜事。

川大每个周末都举办舞会,地点在女生院食堂,饭桌往两边一挪,横起竖起挂上二三十条彩带,磨石地面洒上滑石粉,就成了舞池。学校歌舞剧团七八名管弦乐队队员进场后,音乐响起,一对对男女学生随即纷纷下场,翩翩起舞。我们这些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的,特别是男生,会跳交谊舞的(那时习称“国际舞”)并不多。我不会跳,也不想学,周末宁愿花五分钱或八分钱到礼堂去看电影。但班上提出要扫舞盲,不得已偶尔也去听听音乐、练练步子,并很快知道华尔兹是三步,狐步是中四步,勃鲁斯是慢四步。一位姓宋的调干生还主动教我跳探戈,当时好像学会了,离开舞池又糊涂了。我喜欢欣赏别人跳舞,历史系55级一位高个子新生,后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的尹锡祚,舞姿特潇洒,看他跳舞真是一种享受。

政治理论课一般上大课,几个系的学生都在礼堂内听课。课程名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但实际上讲的是苏联的《联共党史》。授课的倪受僖老师是解放前川大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他很有水平,是校党委委员、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主任,讲课语言精练,没有半句废话,把他的话原样记下来就是一篇很干净的文章。记得他站在大礼堂讲台上给文科三系新生上的第一堂课、用带南京口音的普通话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怪影,共产主义的怪影,在欧州游荡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但从他口里讲出来,觉得特别有诗意,因而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但我们这批直接从中学升上来的学生,听他的课如坐春风,作笔记却使我们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幸好同寝室有个来自贵州某市艺术馆的调干生王××写的笔记很漂亮,不仅字写得好,而且重点突出,又乐于帮助人,于是每次课后我们几个学弟都争着把他的笔记本借来对照,抄抄补补。这位王同学,他到川大仅一个多月,原单位频频来函劝他回去,可能要任命他当副馆长,他便心情复杂地退学了。好在能力来自实践,时间一久,我们也就慢慢知道该记什么不该记什么了。

此外,大学特别重视自学,而自学免不了要介入独立思考。伟大的导师列宁告诫说:“我们的肩膀上应该长着自己的脑袋”。还记得高中化学老师肖季威在讲课中常常冒出一句英语:“how and why?”译成汉语是“怎么?为什么?”那时我便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会背诵教科书上的结论不一定等于会学习。求学之道大抵始于好奇心和质疑。但直到进入川大以后,我才逐渐确信,一定要学会质疑、善于质疑,就像肖老师时时提醒我们的一样,要将“how and why?”时时刻在心中,让它成为座右铭!

级主任是语言学家赵振铎,系主任是庄学泰斗张默生   到校当天晚上,级主任赵振铎老师和同学们见了面。赵老师约二十六七岁,我们年级有些调干生比他的年龄还大,可他已经成了讲师,不禁油然对他生出敬意。赵老师健壮高大,据说曾是西南男子排球队的队员,回到川大后立即成为校男排的主攻手。他的祖父是中文系有名的教授赵少咸,本人在川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刚从北大进修两年回来,这学期将给我们讲授《语言学概论》(赵后为著名音韵学家,分别是当代国内最大、最权威的两部工具书--《汉语大词典》及《汉语大字典》的副主编、常务副主编)。赵老师为人和善,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川大的情况。我们知道了川大有10个系,其中文科三个系,理科四个系,农学院三个系。(第二年秋,农学院三个系全部迁往雅安,在此基础上建成四川农学院。)随后,赵老师将乙班一位新同学介绍给大家。这位新同学叫李伯勋,年约三十岁,据说原是南充市某区的副区长,现在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

第三天上午,系主任召集我们新生到第二教学楼开会。离开会时间还有一二十分钟,同室的几位同学先先后后都走了。我最后离开寝室,坐在地铺上刚登上鞋子,突见旁边小桌上有一本中学生常用的很不惹眼的32开笔记本,立即站起身下意识地翻开一看,原来是一位来自崇庆县的同学祁连休(后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写的两天来的日记。好奇心驱使我拿起本子往下看。这位同学很会观察,很会写,川大校园在他的笔下是如此美丽,大学生活是如此新鲜有趣。当时我就想,我也应该写日记呀,并发觉日记不仅是最有耐心听你尽情倾诉的密友,而且是日常练笔的最好方式。

读完祁连休的三四页日记,赶到二教学楼104教室,全年级89位同学差不多到齐了。系主任张默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庄学”泰斗,年约60岁,黑脸膛,偏脖子,讲话不疾不徐,山东口音。他首先告诉我们,川大中文系师资力量很强,教授副教授二三十人,而有些大学,特别是师范学院,一个系的教授副教授加起来不过三四人、五六人,大家的精神立即为之一振。但是张默生主任接着又兜头给大家泼一瓢冷水,说有些同学是想当作家才来报考中文系的,可是中文系的培养对象并不是作家,而是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和大专院校以及中学的语文教师。

听他如此一说,不免有些失望。心里想,要当中学语文教师,我何必到川大来,不如直接考西师川师!谁知他的话头又一转:“你们这个年级的同学水平不错嘛,听说有个叫郑冠群的同学,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鸭绿江南》,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在考虑出版。四年级有个王振华、笔名榴红,也是写小说的,《人民文学》已经发了他几篇小说。三年级有个张国藩,笔名华剑,文联的同志说,他的诗写得很不错……”听了系主任的话,心里一凉一热,又凉又热,最后想,事在人为,不相信在文学创作上我就走不出一条路来。我必须奋斗!张默生讲完话后,旁边有同学告诉我,坐在甲班后排那位高个子就是郑冠群,他是志愿军退伍的,我暗中瞧了郑冠群几眼,虽然貌不惊人,但眼睛很有神,非常羡慕他的经历和才华。

常到望江公园喝茶,还爱上了川剧  

又过了几天,一个周末,礼堂内演电影《苏联芭蕾舞大师》。当时的票价分三等,甲票每张一角,乙票8分,站票5分。这天晚上连500张站票都卖完了。一了解,原来学校的肃反运动已宣告结束,所以看电影的人特别多。电影散场后,见化二的黄大光与他的同班同学戴虞俊在一起,黄介绍戴和我认识。(戴读成都二中时比我高一班,但在二中并无来往。)戴说:“那些跳芭蕾的妞们,幸好是苏联人,我们才放心地为她们拍巴巴掌;如果是中国人,早就被赶下台了——她们穿得好露啊!”我和黄大光会心一笑,不好深说什么。

著名的望江楼就在川大旁边。进川大不久,开始频频光顾望江公园。不是去欣赏江水,也不是去欣赏满园的竹叶在微风中摇曳,更不是去欣赏镌刻在这座名楼圆柱上的多幅楹联,我还没有修炼到这个份上,我喜欢的是园内有一家十分幽静的茶馆。中学时代从来没有与要好的二三同学一起去坐过茶馆,可是一进川大,便多次与化学系的黄大光、戴虞俊以及历史系二年级的周学豫等一起到这个公园去喝茶。时间多数是在下午上完两节课以后,一人手里捏一本书,看一阵书,谈谈心得体会,吹一吹校内外的见闻,一个多小时一晃就过去了。

在川大我还爱上了川剧。经常有省市川剧团的名演员来校演出。多看几次,慢慢就品出了川剧的“味道”来。川剧之美,美在它同时具有文学性、音乐性、舞蹈性,富含诗情画意;美在它的程式既有虚拟的写意,又有工笔的细描,一抬手,一举步,一个眼神,一句讲口,千变万化,声情并茂,如艺术魔方;同时还美在它的雅俗共赏、大众化、老少咸宜。解放前便驰名全川的男角筱桐凤(彭县人,本名杨友鹤),每次来川大演出,我都必然去看。在川剧折子戏《贵妃醉酒》中,他扮演的杨贵妃苦闷时饮酒和酒后更加苦闷,描摹人物心理真是入木三分。我想,如果换成一个女演员来演这个角色,可能反而不易演好男人眼睛里的这个复杂而深沉的女性形象。

进川大前,我对酒馆绝对没有好感。但进川大第一年,我便陪同我们丙班的同学郑伯麒进了一次酒馆。伯麒是部队转业的调干生。他在北京认识一位叫陈培文的美女大学生,陈毕业后分在北京一个大企业工作,二人的关系很微妙,伯麒时时为此苦恼。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一起从城里返校,路经九眼桥头一家小酒馆,他说:“平时我不想喝酒,今天你陪我进去喝一杯吧!”就这样我们进去各喝了一杯闷酒。后来还与叶克瑶(进川大前是泸州市卫生局的干部)进过一次小酒馆,时间是在我们都被划为右派以后。对我们来说,喝酒不是为了庆祝,而是为了浇愁。但这个愁,最终还是死死地压在心头。

“我是一只迷路的小鸟,误入了情网,误入了情网”

爱情,可遇而不可求。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有无机遇的问题。没有机遇想也是白想;机遇来了,想拒绝都不行,爱情自己会来敲门。不过,要踏进爱情的门槛,必然还要涉及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等等问题。现在是大学生了,当然希望生活中有一点爱情的点缀。前两年在成都二中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记得译本的扉页上有郭沫若的题诗:“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常有人在文章里说:缺少了爱情,心灵将出现大片的空白。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使两个人相互感到充实的爱情,心与心在撞击中能不断迸发灿烂火花的爱情,令人迷醉令人心碎并像维娜妃格念尔那样敢于为对方舍弃整个世界的爱情,多半在小说中才有,在现实生活中实在太难寻求!

1955秋考进川大,第一个寒假结束后,我从老家古城乡二堰村步行到县城赶公共汽车。那时郫县到成都的班车很少,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车。那天下午天气有点冷,在车站买到车票后,想活动活动身子,决定到城内随便走走。正觉无聊的时候,有人在街上大声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正在温江高中毕业班读书的潘泰荣。潘是前文已述及的解放后被镇压的潘士琛的儿子,与我年龄相仿,小时候便认识。他旁边站着一个女学生。潘问我认不认识她?我略一迟疑,潘马上向我介绍,她叫戴某某,三道堰街上人。我马上想起了,这女子是前文述及的戴斗户的幺女、戴德贤的妹妹,小时候曾经抱给抽鸦片的二表婆婆作养女,因二表婆婆把家当败光了,戴斗户赶忙把女儿要了回去,这在前文也已述及。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当年一个调皮、活泼的小姑娘,如今已长成一个挺文静的、像初放的鲜花似的大姑娘。但幼年时面部的轮廓并未变,因此潘一提她的姓名我立即想起她是谁。潘说,他和戴某是邻居,戴在成都医士学校护士班读书,也是刚在大街上偶然遇见的。潘把我们送到北门外车站便离开了。这位潘泰荣很聪明,成绩也好,十一二岁即棋艺惊人,与本地成年高手下象棋,很难遇到能战胜他的对手。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父亲是被镇压的国民党军官,高中毕业后连高考都不让参加,只好回到古城乡潘家坝,因为管不住嘴,常常乱说话,后来不明不白地死在郫县监狱里,这是后话。那时的长途客车没有现在这种舒适的座椅,通常在车厢内摆几条高约尺许的长板凳。我和戴某一前一后上车后,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双方都有点矜持,也可能有点害羞,一个小时行程中,我们总共只说了两三句可说可不说的废话。她说:“你晕车吗?”我回答:“不,我挤着你了吗?”她腼腆地笑笑:“不,不挤。”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什么话可说了。

汽车颠颠簸簸地到达成都后,天上正下着小雨。幸好戴某带了雨伞,她主动叫我与她共用一把伞。小小的布伞撑在我们两人的头顶,距离想拉开一点都不行。一路上我们仍然很少说话。走到东城根街与祠堂街交汇处,该分手了。戴说:“以后我们多联系,好吗?”我说:“我们都在城里读书,那还不容易!”戴又说:“如果哪天我收到你一封信,我肯定会非常高兴。”她的眼睛里传递出一种令人很难捉摸的信息。

回到川大刚好赶上晚饭。晚上,坐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怎么也看不进书,脑子里时时晃动着一个长辫子姑娘的面影,这女孩当然就是她。那时胆子很大,我决定立即给她写一封信。当然只能是一封平平常常的问候信。至今记得信的抬头是:“××同学”,落款是:“你新认识的朋友曾祥麟”。

几天后收到她的回信。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这样给我回信,一开头就称呼我“亲爱的麟”,最后的落款是:“你的蕙”。这滚烫的称呼,这灼人心扉的落款,使我一下子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感情漩涡里,不知如何是好了。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一个从未品嚐过爱情滋味的一年级大学生,实在难以承受如此强劲的情感冲击。读完信后,我马上又给她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和她见面。她很快回信约我星期六晚上七点在人民公园大门口见。

那天我六点半就到了公园门口。七点整,她到了,用不着打招呼,她已微笑地走到我面前,我只觉心在咚咚地乱跳。但在她温馨目光的注视下,我很快放松自如了。我们在公园内边走边谈,谈学校、谈学习、谈老师、谈同学,就是不谈爱情。天已完全黑了,走到一个小桥边,前后都没有人,也许爱情小说看得太多了,我非常渴望神秘的初吻,忍不住壮起胆子说:“我很想吻你!”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自己也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她有些吃惊,前后左右望了望,后退一步怯怯地说:“啊,不不不……”

我后悔自己太孟浪,不讲程序,连过渡都没有,连过程都不要了,难怪对方一下子不能接受。我知道她很无辜。本应责备自己不懂事,太冲动,忘记了谈恋爱的ABC,反而觉得自己的所谓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我的心胸实在太狭隘,一气之下,再也不想和她说话了。

我们又沿着小河边走了一阵,我走在前面,并有意拉大与她的距离。这几分钟,我觉得她像一个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不如。而且我相信,此时她一定极为尴尬。走到距公园大门口还有十来公尺的石桥边,我回头冷冰冰地向她说一句:“我还有点事,下次我们再见吧!”连手都没有握一下,甚至根本不想理会她的反应,便急匆匆地独自向公园大门走去。

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也好,爱情与甜蜜本来就是两回事。尼采笔下的查拉斯杜斯特拉说,连最甜的女人也是苦的。我还年轻,不要过早去碰它。谁知不到三天,突然又收到她一封信。信的抬头仍然是“亲爱的麟”,约我星期六晚上再到人民公园见面,并说:“一定要来,我等你。”一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不能过分伤害一个纯洁的初恋少女。我如期而去,见面后,彼此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仍然是谈学校,谈学习,谈同学中的一些趣事。我们沿着上次走过的路,边走边谈。走到上次我提出想吻她那个地方,她突然停下来说:“我们到那边去坐坐吧。”透过朦胧的月色,可以看到那边树荫后面有一张双人椅。我很清楚她的意思。她分明想弥缝我和她之间的那条裂痕。但有一种说不明白的、也许是报复的心理阻止了我。我故意装糊涂说:“上午下过雨,椅子还是湿的,算了吧。”此时她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我不清楚,反正不会很愉快吧。以后一段路,又是我走前面,她落在后面。走到公园大门口,同上次一样,连手都没有握一下,相互道一声再见,我便匆匆离开了她。

我觉得浑身轻松,甚至有一种获得解脱的感觉。以后我们没有再通过信,关系就此完全中断。有一天在学生食堂吃午饭时,同桌的乙班调干生卢天才当着全桌的几位同学笑嘻嘻地打趣我:“曾祥麟,你有个医士学校的漂亮女朋友,艳福不浅啊!”我极力否认,他说:“你小子不必隐瞒,我有个亲戚在医士学校读书,她告诉我的,这是好事啊!”我无法解释,你爱信就信,不信就算了。几年后,听说戴毕业后分到贵阳某医院工作。

这也叫爱情吗?绝对不是。来得快,去得更快,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们都还不懂爱情,根本不懂!只不过是踏上爱情舞台之前的一场很不成功的排练而已。

类似事情还发生过。有次省川剧团在川大礼堂演《红楼梦》,扮演晴雯的女演员很会做戏,浑身都是戏,简直把晴雯演活了。散场后,原树德中学的老同学、现在读历史系五六级的席克定(毕业后分到贵州大学历史系教书,后被调到贵州省博物馆任研究员,最近十多年来,我们多次在成都相聚)很感兴趣地问我:“你觉得X演得怎样?” “谁是X?” “就是那个演晴雯的女子呀!”他十分惊讶我的无知。但从此我记住了X的姓名。

有个星期天,我到东城根街省川剧团川剧研究所去看望原成都二中的语文老师彭其年。彭老师早年读上海大学,与巴金有过交往,在成都二中教我们语文时,因声带突然嘶哑,无法上课;他本人喜爱川剧,此前即编写过文辞很优美的川剧剧本《岳飞》、《钗头凤》,便调到省川剧研究所工作。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了一阵正准备离开,一个穿白色高跟鞋的十八九岁的女子进屋来找彭老师借笔。此人很面熟,却又并不认识。可能彭老师见我多盯了那女子几眼,便介绍说:“她叫某某某,是剧团的演员。”同时把我的身份和姓名也告诉了那女子。X那双极会做戏的眼睛实在太迷人了。

回校以后,我麻起胆子给她写了封信,说我喜欢她演的戏,她很会演戏,反正尽是些吹捧的话。几天后,她给我回了一封信,字写得很丑,歪歪扭扭的,一看字便知道她没有读过几天书。信上说,感谢我对她的称赞,如果我有兴趣到锦江剧场去看戏,她将请我看戏。有人送戏票给我,哪里去找这种好事!赓即回信请她代买一张星期六夜场的戏票,并说开演前半小时准到剧场门口拿票。到时候,她果然已出现在剧场门口。今天她穿一套米黄色西服,比上次见到她更觉光彩照人。她笑咪咪地给了我一张甲座戏票。我准备把戏票钱补给她,她坚决不收:“小意思,收你的钱,我就太不够意思了!”她陪我走进剧场,找到我的座位后,她说:“我演第三折戏,开场后再去化妆也不迟。”并告诉我,有些演员化妆要花很长时间,竞华化妆要两个钟头。我听了觉得很稀奇,连连赞叹这些老演员的认真精神值得学习。直到开场锣鼓打响后,她才离开我。

那天她扮演《做文章》中的小丫头,没有多少戏,是个很不重要的配角。此前我便知道,在演艺界内部,至少在导演的口中,角色没有重要不重要的区别,只有演得好演不好的区别。今夜她把这个戏份不多的小丫头演得既调皮又可爱,一上台便完全进入了所谓的“规定情境”。我对她惟有佩服:“这女子真行!”她卸妆后,戏还没有散场,又到剧场内来等我。散戏后,她一直把我送到春熙路口才返回剧场。

以后我们还见过一次。那是个星期天。她换了一身很时髦的西式衣裙,还画了淡妝。她打扮得愈是华丽,愈加衬托出我的寒碜。我这个穷小子走在她身边,觉得很不自然,很不舒服,甚至感到压抑。差不多十二点了,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的衣兜里只够两碗面的钱,走到总府街一家面馆前,我请她进去吃碗面,结果却硬让她把钱给了,觉得很没面子。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但内容大抵只限于各自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她偶尔也对过路的女子品评几句。这时候我只能听她说,无法插嘴。我们一起闲逛了大约两个小时,一路上多半是她说我听。快到一点了,她说,她下午还要演出,在四川剧场门口我们分了手。我目睹她走上剧场台阶,她大概估计到我还站在原地,回过头来向我摇了摇手绢,灿然一笑,我回报了她一个微笑。今天我很幸福,同时又隐隐约约觉得我和她不是一路人,之间还隔着一条河。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离开她以后,我直接到人民西路群一电镀厂去看望父亲。快离开父亲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你是不是和省川剧团一位唱戏的女子在耍朋友?” 我很奇怪他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他见我表情尴尬,解释说,他们厂某某师傅(我认识这位高大英俊、年约40岁的师傅)的老婆魏某是省川剧团的老旦演员,魏某告诉她丈夫,曾师傅的儿子给他们剧团的某某写了封信,这封信某某给好几位女演员看过。她也看过。魏的丈夫认为这是个好消息,立即告诉我父亲和另外几个经常一起喝茶的工人师傅。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父亲。承认,可能有点自作多情;不承认,又难以自圆其说。在父亲眼里,一个唱戏的女子肯定是个没有身份没有教养的人,与这种人交往,在他看来实在没有意思。我与X本来就没有进一步的关系,萍水相逢,接触过三次而已。同时我还有点恼怒这个女子,她不该随便把我的信给人看,这几乎等于将我示众。以后,我再也没有兴趣去找她。关系就此画上了句号。

两年后,我在顺城街远远见她迎面而来,还是当年那个挺神气的样子。那时我早已成了右派。幸好她没有看见我,赶忙躲进一家商店,待她走远后,才跨出店门。

这次更算不上什么爱情,纯粹是好奇心导演了一出既不可喜又不可悲的荒诞的小品,如此而已。

父亲对这些事情十分敏感,类似的情况还有一次。有一位蜀华初四十一班的女同学Y,她的身材不错,举止文静,以前读蜀华时就是个不多言不多语的女孩。她初中毕业后,考进雅安医士学校,后来分配到铁路医院工作。她家住在西御西街一条巷子里,门牌号码很好记:“附一号”。一个星期天,我到人民西路群一电镀厂看望父亲,在厂里吃完午饭后,准备到祠堂街书店去逛逛,在西御西街她家所住小巷门口意外地遇到Y。虽然几年不见,读蜀华时话都没有说过几句,但偶然相遇,反而彼此都觉得分外亲切。她说,最近因病在家休养,她家就在这条小巷里,走进小巷右边第一家便是,她请我到屋里去坐坐。多年不见,可以向她打听一些老同学的情况,我欣然到了她家。她家独住一个小院,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正好无拘无束地闲聊。以后我又去过她家三四次,还请她到军区影剧院看过一场刚刚赴京归来的四川民间艺术团的演出,她也到川大来耍过一次。

有一次我从她家出来,她一定要送我到巷口。刚走出她家大门,便见父亲已进入小巷并迎面走来。我两个钟头前才从群一电镀厂出来,现在出现在这里,后面还跟着个20岁左右的女子,真有点不好向父亲解释,好像自己做了一件丢人的事,特别觉得尴尬。当时自己分明感到脸都红了,含含糊糊喊了一声“爸”,便低着头径直向巷口走去。

原来,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住在这条巷子里,父亲经常到这位朋友家去聊天。关于这位朋友,此处不妨多介绍几句,因为此人绝对是个小说人物,是经常出现在邓友梅笔下的那种人物,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专门写一写他。这人叫刘泽舟,解放前是郫县的仓库主任。他家住在县城西街,房子不算小,据说还在荆湘路修了十多间民房用于出租。也许家中的钱多得派不上用场,又到三道堰横街子来修了一间面积不小的住房。房子的式样颇为奇特,既费料又费工,特别是临街的窗子,木匠做了几种样式他都不满意,叫毁掉重做。最后安上去的窗子是用几根带皮的小树枝做的,形状很怪,样子很不好看,因此三道堰人背地里都称他“刘老疯”,我们叫他刘伯伯。这位刘伯伯是个烂肚皮,是郫县的风流名士,父亲向我讲过许多有关他的轶事。父亲说,他年轻时很喜欢成都某台基一位叫桂芬的妓女。这位妓女迁入新居时,他送了一副对联给她:上联是“清桂只堪才子折”,下联是“香芬哪准俗人闻”。联语中的第二个字“桂”和“芬”,便是那妓女的名字。(写到此,不由联想起《金粉世家》中那位浪荡公子喜爱的妓女秀芬搬家时,那位公子也写过一首类似的对联相赠:“栽松留古秀,供菊挹清芬”。两位浪荡成性的所谓才子,连文风也如此相似。不过就文辞而论,刘泽舟似乎比《金粉世家》中那位阔少爷略高一筹,浪劲更足。)回过头来再说刘泽舟,他和县城里几位朋友三天两头吃转转会,他在自家门口贴上一付很诙谐的对联,下联前几年还记得,现在记不起了,只记得上联是:“今天吃你,明天吃他,我当陪客”。这位刘伯伯解放后孤身一人长期在成都糊蜂窝煤炉子卖。

现在话题再拉回来。父亲见我与一位女子出门后,到刘泽舟家即向刘打听“附一号”这家人是什么人。刘泽舟是万事通,这条小巷里没有哪一家的情况他不清楚,立即告诉父亲,这家人的父母都是知书识礼的人,父亲是财经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成都市三医院的医生,弟弟是107厂的工人,这个女子很温柔,很懂事。(这些话全是父亲后来自己向我讲的。)以后一见到父亲,他就要问我是否去过Y家。他对Y似乎很有好感。其实那时我和Y虽然接触过几次,但每次都只是随便聊聊,远远没有发展到谈情说爱的地步。父亲这么一问,反而弄得我很不自在。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反右开始了,终日惶恐不安,哪里还有心思去会女同学。我和Y的关系就此不了了之。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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