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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想起朱自清的《背影》

父亲被关进宁夏街监狱后,家里经济状况日益困窘,母亲和姐姐决定咬紧牙关继续供我读书。那时成都二中每月伙食费6万元(旧币,折合新币6元)。每到月底要交下月伙食费的时候,星期六吃完午饭,我便离开学校经老西门—犀浦—郫县,步行回到三道堰。从学校到家里大约要走70里路。每小时走10里也得七个钟头。这是一段漫长而又十分枯燥的行程。好在我喜欢读小说(学校图书室藏书甚丰,借阅也很方便),我边走边看小说--那时公路上汽车极少,不必担心发生撞车的危险。晚上到家,一部长篇小说差不多看了一半。回家拿到伙食费后,第二天吃完午饭又步行返校,一路上仍然边走边读,回到学校时,一部长篇小说基本上就看完了。有小说中那么多人物陪伴我,因此一路上并不觉得辛苦、疲累、寂寞。

父亲在新兴铁号时,每周都给我一两角零花钱。我从小爱吃花生(到现在仍然爱吃花生),可以用这钱在校门口买二两脆花生,再买一个白面锅盔。父亲被关进宁夏街“教育所”后,每周连这一两角钱也没有了。我不在乎,一个月不花一分钱也无所谓。到了夏天,我甚至可以成天赤脚连草鞋都不穿一双。早晨光脚板下床,洗完脸后,把脸盆连同盆里的水朝床下一推,便到操场做早操去了。上完晚自习回到寝室后,把床下的脸盆拖出来,两只脚在水里几涮,就上床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我一点也不觉得老天对我有何不公,照样生活得非常愉快。但是,在亲人的眼里,也许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

19537月的一天下午,正上课外活动,学校传达室的肖世荣(我们都叫他老肖)在操坝里大声呼叫:“曾祥麟,有人会!”会有谁来找我呢?我觉得很奇怪,丢下篮球一趟子跑到校门口,原来是父亲看我来了。

我十分惊喜:“爸爸,你出来了!”父亲终于离开了那个可怕的地方,我高兴都来不及,没想到他的眼里突然出现了泪花,叫我感到好奇怪好惊讶。他从上到下仔细打量我:上身是母亲一针针缝制的、已经补丁重补丁的白夏布背心,下身是一条同样由母亲缝制的、农家孩子常穿的那种贯通带的短裤,下面是一双脏兮兮的赤脚。他沉默了一会,问我:“你怎么草鞋都不穿一双?”我没有告诉他,我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他显然很快便明白了,领起我就朝学校斜对门的一家茶铺走去,茶铺门口有个老人正挑着一担草鞋在那里贩卖。父亲从担子上取下一双草鞋让我试试脚,不大不小刚合适。他掏出钱买下这双草鞋让我立刻穿上,并弓下身子帮我系好鞋带。我这才发觉他头上的白发更多了,也更憔悴了。他劳改了两年,此前有人见他在成灌路上拉板车,板车上堆满了木料。凭他那瘦弱的身体,板车拉他还差不多,但他必须拼命完成非他体力所能完成的任务,干的是重活,吃的是二二三(每天八两米)。能够活下来就该谢天谢地了。刑满释放出来第二天,就赶到学校来看儿子。此时我才怦然觉得心动和心痛。父亲,这就是父亲!以前多次读过朱自清的《背影》,虽然读之动情,但感触实在说不上深。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突然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伟大的父爱。

父亲出狱后仍回“新兴”上班。这一年的秋天,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那时他月工资仍为30多元),姐姐离开了农村,考进了成都卫生学校。她的命运也由此有了转机。

初尝饥饿的滋味

195311月,郫县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关于统购统销中出现的偏差及后果,《成都市志·大事记》有如下一段记述:

“……由于经验不足,以及部分基层干部的急于求成,一些县份出现征购过头的问题,致使从19543月开始,在郫县、温江、崇庆等县普遍出现农民严重缺粮的现象,一些地方因严重缺粮而普遍流行“脚肿病”(因严重缺乏营养而导致的水肿病),崇庆县有19个乡、镇“脚肿病”流行,发病人数达8000余人,最严重的地区发生饿死人的现象。这一问题导致部分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而‘集体闹粮’。”

有学者著文指出,土改第一年,温江地区的粮食喜获丰收。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激之情的农民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完成公粮征收任务外,尽可能把余粮卖给国家。1952年全区征购粮食近10亿斤,平均每个农户交征购粮千斤以上。这在全国也不多见。但征购的粮食满足不了迅速膨胀的吃商品粮人口的需要。这是一个简单的矛盾,后来却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认为农民分到了土地以后,他们的“阶级属性”便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变成了“富裕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据列宁“小生产者无时无刻不在自发的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教导,“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就成了粮食紧张的原因。

还有学者指出,党内最早提出“统购统销”的陈云,其实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也一直是非常犹豫不决的。他在195310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报告中,曾自问:“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 1954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也承认:“(1954)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农民的口粮”。农民因缺粮求救的所谓“闹粮事件”却被四川主要负责人李井泉等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深入基层调查,吃惊地发现:“统购过头,农民缺粮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地富反革命煽动闹粮难以自圆其说。”据崇州市文史资料记载,当年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患肿病七十一人,一个半月中死亡十八人,从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农次之,贫农最低”。拒卖余粮者,被殴打、绑吊、挨冻,胆小怕事者惟有自杀。这是一段无法绕过的历史。

好了,不必再引用官方或非官方的资料来说明当年的统购统销确实过头并产生了严重后果。说说我们家里的情况吧。

1953年冬,那时我和姐姐都在成都读书,二弟祥文在县城读初中,母亲向来只管煮饭喂猪带娃娃等家里的事,经常开会的任务便落到了虽然年仅11岁,但很聪明伶俐的三弟祥荣头上。余粮征购的指标是一级一级分配下来的。对基层干部来说,不是根据评议核实购多购少的问题,而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是打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完成好坏事关个人前途命运,除了强行摊派别无选择。通常的做法是干部把指标摊派到各户,张榜公布,限期完成,抗拒者强制执行。

干部们反复动员踊跃交售余粮。他们说:统购统销,就是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不让粮商投机剥削,把粮食卖给国家,今后缺粮,由国家保证供应。这些粮食你放在家里既占地方,耗子还要吃,保管得不好还容易霉烂,国家帮你们保管起来完全是为你们好。以后家里的粮食吃完了,可以到粮站去买回来,早晨起来去买,买回家赶做早饭都来得及。总之卖余粮的好处很多,除非你是傻子才想把粮食囤在家里。经过若干次动员,你不信也得信,不卖也得卖。一些所谓的“余粮大户”,一卖就是三四千斤。我们家包括旱地、菜地共十一亩多田,一年最多收五千多斤干谷子,上公粮已交给国家一千多斤;家里人吃、猪吃、鸡吃,已吃掉一千多斤;大约还剩三千斤谷子,结果被动员交售“余粮”两千斤,家里还剩下一千斤左右(折合大米六七百斤)。全家六口人吃饭,人均一百斤多一点,最多可撑持三四个月。吃到四月份胡豆出来的时候,不少社员家里断了粮,只好顿顿吃胡豆。仅仅田坎上、旱地上有一点胡豆又能吃几天?我们家稍稍好一点,到五月份,家里的米柜才见了底。原来不是说“早晨起来去买米,买回家可以赶上做早饭”吗?可惜这只是一句空话,粮食卖出去便再也买不回来了。真应了一句民谚:“一股风吹得出去,九头牛拉不回来!”

当时许多缺粮户到场镇抢购食物成风。听说温江永安乡有个逢场天,大批外乡农民将街上可吃的东西抢购一光,并涌到饭馆吃饭,有的不给钱,引起武斗,乡场顿时大乱。抢购风还刮到了地区机关所在的温江县城关。有一天温江城关逢场,天色未明,各食品店和合作社门口已挤满了人,一个上午,全城所有食品被抢购一空,无数柜台被挤烂,连贸易公司极少有农民问津的海参、鱿鱼也卖完。市场上买不到粮食,农民便抢购副食品、蔬菜填肚子,引起价格暴涨。更奇怪的是,菜贩子从成都市区300元(旧币,折合新币三分钱)一斤买来的白菜,运到乡下要卖1800元(折合新币一角八分钱)一斤。

这段时间,我们家顿顿以菜为主,吃得人痨肠刮肚的。幸好那时大城市的供应情况还不错。六月初,父亲将母亲及年幼的俊华(5岁)、祥中(3岁)接到成都,住在当年二十四军的老朋友刘震扬家里,目的是吃上几顿饱饭。

这位刘伯伯解放前在成功中学任军训教官多年,解放后学校不再留用他,只好在东城根街租了间房子,以卖蜂窝煤炉子为生。刘伯伯夫妇很同情我家遇到粮食困难,让母亲和俊华、祥中在他家吃饭。当然,饭钱由父亲照付。当时成都居民购买粮食卡得并不严,母亲和弟弟妹妹又可以自由地在刘伯伯家的甑子里舀饭了,来到成都犹如进了天堂。不仅他们暂时不再为吃饭发愁,而且还托人从饭馆里买了些锅巴、从市场上买了些挂面带回乡下。每个星期天,我都从五世同堂街二中步行到东城根街刘伯伯家去看望母亲,我也多次在刘伯伯家吃午饭。一家人不是都很好吗!什么叫统购统销?什么叫“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我脑子里全无概念。

此前每年寒暑二假我都在家里度过。寒假可以和全家人在一起欢度春节,暑假可以在三道堰大河里尽情地游泳。1954年放暑假,我已念完高中二年级,一放假我就急急忙忙想回家。临行前,父亲买了几斤挂面、粉条之类让我带回家,嘱我回家后省着吃,这些东西很不好买。

那时成都西门车站至灌县有客车,票价五角,到郫县可能只要两角钱就够了。爸爸给了我车票钱,但我舍不得花,宁愿步行,积攒两角钱可以买一本书。我背着个大挎包步行回家后,放下东西就去柏条河游泳,还站在竹笼兜上跳了几个蛙式。这才一身清清爽爽地回到家里。一家人正忙着煮晚饭。那时姐姐、祥文都放假回家了,祥荣当然也在家。姐姐在灶上忙,弟弟管烧火。煮的是什么饭呀,锅里几乎全是菜,只有很少几根挂面,像船儿在大海里浮游一样。家里虽有几斤挂面、几斤大米,但必须匀着吃。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必须接受这个现实。生下地来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所谓的“饭”,当时肚子胀得圆圆的,一泡尿一屙,立即觉得肚子空涝涝的,心里很难受。我觉得很奇怪,报纸上不是天天宣传农民当家做主人后,干劲高涨,生活蒸蒸日上吗?农村究竟怎么啦?不敢多想。当时农村基本上家家都是这样吃,几天以后,也就见怪不怪了。

就这样在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中,度过了一个多月。到八月中旬,田里的早稻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农民们等不得了,纷纷开镰割谷子,自此,农民的饭甑子才重新派上了用场。这个暑假我读了不少书,游泳技术也提高了,但都算不上大收获,我最大的收获是,对农村生活的严峻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饥饿。

暑假终于结束了。多么高兴,又回到了学校。生活重新纳入正轨。那时十分强调时事学习,班上每天下午第三节课要读45分钟报纸。读报员由老师指定表现好的、朗读能力强的同学担任。该读哪些新闻,由杨仲清校长亲自用红笔在学生食堂旁边的一份公共阅读的川报上勾出来。有天下午读报时,我本来听得想打瞌睡,忽然听到读报的同学唸到一则新闻标题:《反动地主龚××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被逮捕》,猛的一惊,瞌睡顿时被赶跑了。这位龚××,1951年划成分时,他家被评为上中农,一年后复查成分,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地主。他家与我家仅一沟之隔。他平日对我家帮助不小,夏天粮食紧张时,曾到附近场镇顺便帮我家买过一些粉条、洋芋之类食物,心里不由紧张起来。还好,刚念完标题,下课铃响了,终止了读报。我赶忙把报纸拿到座位上细看,上面一字未提帮助我家买粮的事,只说他坚持反动立场,猖狂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一向抗拒改造,继续与人民为敌等等。所列举的事实并无多少说服力。我心中却另有想法:他又没偷又没抢,只是为了活命到邻县市场上去买了点高价粮食而已,别人都没事,怎么他就被逮捕了呢?这些想法当然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只是暗中想替他喊一声:冤哉枉也!正是这位龚××,四年前我休学在家时,从他那里借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使我首次接触了现代小说,并从此爱上了巴金,在初中时代,便基本读完了巴金所有的作品。这些算是题外话。

三年后川大学生鸣放时,一位数学系四年级的姓周的同学(解放前在成都“新民报”当过记者,进川大后是校田径队著名的长跑运动员)写过一张震惊全校的大字报,至今记得标题是:《为冯沅春辩一句,向预见者进一言》。冯沅春是怎样一个人,后面有关章节将提到。所谓“向预见者进一言”,内容是说,有些人不熟悉农村,不完全了解事实,尽说统购统销政策如何英明伟大,其过头之处却全然不提,未见得是公允之论。当时见到这张大字报,只觉得此人有胆量,敢讲真话。当然也仅仅是心中如此想想而已。谁知过不多久,反右开始了,就为这张大字报,那位数学系的周同学,便被划为极右分子,给予“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的处分。

一位知友几句话,改变了我的终身志向

整个高中阶段,我的数理化成绩只能算中上水平。英语在高一很突出。有次教英语的雷克勤老师上课时,见我把一本小说放在课桌下正聚精会神读小说,立即叫我到黑板上去听写刚教过的几句英语。我很镇定,书写无误。此后雷老师就再也不管我上课时偷偷在下面读小说了。读到二年级老本吃完了,又不想花很多时间去背单词,英文成绩逐渐滑坡,读到高三,已降至80多分的中上水平。

只有语文仍然不错。班上作文比较冒尖的,我算一个,罗荣汉(55年考入西师中文系,是该校文艺刊物“桃园“的主编)算一个。罗荣汉是树德初中毕业后考进二中的。他的父亲解放前是省参议会的秘书长,不乏家学渊源。他比我大一岁,口才好,组织能力强,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潇洒,曾在报上发表过通讯。还有一位同学刘运仁,也是树德初中毕业后考进二中的,他也是个才子。第五学期开学不久,全校举行文艺汇演,我们班出的节目是诗联唱。诗歌部分由刘运仁执笔,由会说普通话的张宗锡朗诵,胡曼能任指挥。(张宗锡在川大中文系毕业后,最初分到新华社编《参考消息》,文革期间调到宁夏文艺出版社任散文编辑,已去世十多年。胡曼能二中毕业后,辗转去到兰州军区教空军学员的三角。)我是合唱队员之一。这个节目演出效果极好,在全校得了一等奖;后来我们这个节目还到省政协礼堂参加过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刘运仁的成功,激发了我写诗的热情,也想写一首试试。

机会终于来了。元旦前,语文老师张璠白出了一道作文题:《迎元旦》。我觉得这篇作文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一写就是六七十行,几乎是一挥而就,写诗原来这么容易,我的自我感觉实在太好了。这是我读书以来写的第一首诗。现在回想起来那根本不能叫诗,纯粹是堆砌概念、喊口号。结果只得了80分。这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得过这么低的分数,自己都感到脸红。以往我的每篇作文,都有几位同学借去传阅,心中好不得意。这次也有同学想看,我实在羞于让同学看见,悄悄把这篇作文撕掉了,并且以后好长时间再也不敢去碰诗了。

我发狠要把面子挣回来。不久语文老师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志愿》。我写得相当认真,而且动了感情,对建筑工程师这个职业写得既有诗意又不乏深度,结果得了进校以来全年级三个班作文的最高分95分。随后在图书馆阅览室举办的全校作文展览上,这篇作文被几位语文老师一致评为第一名,惊动了全校。以后一段时间里,学生会负责宣传工作的那位高个子同学,几次到班上请我为他主办的黑板报《二中之声》撰写文字稿,推都推不脱,但在客观上使我有了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一段时间我成了不少低年级同学钦慕的对象,还听说有些低年级同学背后都叫我“小白人”。

在成都二中读高中时,我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小说、剧本、散文都读,特别爱读小说,每周至少读一部长篇。那时老师布置的作业不是很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习时间我都在读小说。中午从不睡午觉,躺在床上读小说特别舒服。包括星期天在内的一切空闲时间,好像都在读小说,绝对是个超级小说迷。初中时代,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巴金,包括他的译作,特别是《我底自传》(后来再版时改为《克鲁泡特金自传》),前后读了三遍。这本书使我热血沸腾,让我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为真正高尚的人。但读到高中,突然觉得巴金的小说激情有余,丰满不足,而茅盾的小说和曹禺的剧本,好像更合我的口味,似乎更富有文学性。

对外国文学作品,那时的中学生大概都很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和安徒生的童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段名言每个学生都能背诵。牛虻的优雅和刚毅,以及强烈的爱和恨,则让中学生们懂得了对信仰刻骨铭心的追求是多么崇高和伟大。读了安徒生的童话,则让我觉得连贫穷和痛苦有时候也可以是很美丽的。阅读大师们的作品,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十分难得的美的氛围,而不仅仅是向我们讲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在二中,我甚至还读了王尔德的《莎乐美》,那诡异的氛围、惊世骇俗的意象,真是被他发展到了极致!这些小说一般都有较强的冲击力,在阅读中我得到了心灵的充实和极大的满足。二中的图书馆藏书不少。两位图书管理员把我认熟了,从高二开始,居然破例允许我进书库自由取书,他们说,享受这种特权的学生,学校改称为二中以来,只有我一人,真使我受宠若惊。

刚才提到,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喜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几本小说。一提起前苏联作家奥斯特诺夫斯基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立即会想起树德中学老同学孙天健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学一点历史,写一生故事》中,有一段令人特别感到意外的记述。孙兄阅读甚广,掌握了许多史料,他写道:“奥斯特诺夫斯基是乌克兰人,并非无产阶级的后代,其父阿里克赛·伊万诺维奇参加过巴尔干战争,曾获得两枚格奥尔耶夫斯基十字勋章;其母奥尔加·奥西波夫娜会讲六国语言,而且写过诗。当时的乌克兰各派力量争权夺利,各种政治势力轮流坐庄。191812月,苏维埃部队兵分三路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在城内组织暴动。15岁的奥斯特诺夫斯基加入了苏俄军队,参加对自己祖国--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分裂和入侵。以彼得留拉等人为首的中央拉达军队为了维持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开始了与苏俄入侵军队长达近三年的抗战,这便是奥斯特诺夫斯基笔下的‘彼得留拉匪帮’。在保尔·柯察金和他的战友们东征西讨下,乌克兰终于并入了苏联,保尔·柯察金成了英雄。斯大林统治下的乌克兰实行农庄集体化,在19211923年,1932-1933年以及1946-1947年期间,乌克兰先后发生三次大饥荒,有700-1000万人沦为饿殍,这一数字相当于乌克兰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或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的一半。这就是保尔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类解放事业 ’。但历史不会永远被任意颠倒。脱离了苏联的乌克兰在街头竖立了彼得留拉的铜像,尤先科总统还到巴黎向彼得留拉的墓地献花。”读了分量沉重的这一段,实在足以令人长久深思。

话说二中有很多优秀教师,数学老师易朝煜是教师中的佼佼者,前文已经述及,这里再补充一点内容。易老师上课相当认真,每节课都要演算几黑板数学题。他说:学数学没有窍门,唯一的办法是多做题。看来方法似乎有点笨,但效果很好。如果不是读小说占去我太多的时间,我想我的数理化会学得更好一些。这位易老师四十多岁,穿着讲究,很有风度。据说解放前他在蜀华女中教书,他现在的夫人,即当年蜀华的校花。(据川大化学系右兄李科扬说,这位美女学生姓周,是国民党一位副师长的千金,当时科扬的父亲是该师的师长,故此他了解那位周女士。)易老师在历届学生中留下了许多真真假假的轶事。他们说,他在学生时代很风流,曾写过一首宝塔诗挖苦一位肥胖的女同学:“胖,肿胀,水打棒,像猪一样,真他妈够呛……”学生时代谁都很调皮,这种事不足为怪。他给我们上课时,经常训学生,不管你受得了受不了。班上有个姓董的学生,1948年从成县中初中毕业,解放初进中华造纸厂当工人。后来觉得还是读书有出息,1952年考入二中高中,当时已20多岁,他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因此同学们都叫他“董大”。董大在工厂时就经常到舞场跳舞。进二中后,成绩一度跟不上,仍然每个周末去人民公园露天舞场跳蹦叉叉。有次他邀请一位高个子漂亮女人跳舞,二人一边跳一边聊天,像老相识一样,没想到这女人是易师母。易老师发现后,醋劲大发,当着许多舞客的面,不客气地大骂董大,董大不敢回嘴,灰溜溜地低头离开了舞场。董大后来告诉我:“当时我把易朝煜恨死了,后来才觉得易老师骂得好,从此我把跳舞的时间拿来读书做作业,不再花心了,功课也慢慢好起来了。”

这位易老师在课堂上很容易激动,经常用一些话吓唬学生。读二年级下学期时,有次他对我们说,上年有个学生成绩太差,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在东门外拉架架车,见了老师同学连头都不敢抬。说到这里,举起教鞭朝桌上使劲一拍:“你们不好好用功,将来考不上大学,也只有去拉架架车!”易老师的话好吓人,提高到原则上说,是该受批判的,但是真还管用,对同学们的威慑很大。如果说前三学期许多学生还无忧无虑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的话,那么后三学期便时时受到一种危机意识的折磨了。大家再也不敢优哉游哉地荒废岁月了,多数同学(当然包括本人在内)连寒暑二假都把自己关在家里认真复习功课。

我的数理化成绩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从第四学期起,我便决定高中毕业后考工科(那时高考分三类:第一类工科、理科,第二类医、农、体育,第三类文科)。我一度对地质专业想入非非,以为可以成天没日沉迷于大自然的怀抱,在大山中跋涉,在草原或沙漠里穿行,晚上住帐篷,头上的星星是明灯,很可能有一天,我手执小榔头敲敲打打,不经意间会突然发现一片巨大的矿藏。这种生活多么浪漫,多有诗意!不过后来认真一想,这种生活未免太艰苦,饱一顿饿一顿,好多时候恐怕连脸都没法洗,找女朋友更困难,便知难而退,放弃了学地质的打算,改而想考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希望将来当城市的美容师--建筑家。

那几年大专院校招生的比例很大,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考生都能考进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远不像清华北大那样难考,我毫不怀疑自己有把握考上这所学校。为了迎接高考,早在进入高三之前的暑假,我便开始系统复习数理化。毕业后一定要进重庆建工学院,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谁知毕业前一位同学偶然的几句话,便完全改变了我的升学志愿,进而改变了我的终身职业,甚至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整个命运。

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和同班同学王永安在教室里闲聊。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很好,彼此能够讲知心话。他说他的第一志愿决定填重大冶金系。他的数理化成绩前三期很一般,后三期由于刻苦用功,成绩直线上升,到毕业时已冲到前三四名,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如愿以偿,我也毫不怀疑他会顺利地进入重大。谈到我的时候,他说:“如果我是你,我决不考工科。你的语文那么好,作文写得那么漂亮,该考中文系嘛!将来当个作家又有名又有利,比你当个修房造屋的人不知要强多少倍!”

那时我们对作家实在缺乏了解。我们心目中的作家,头上都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人人景仰,个个崇拜,以为那是世界上最荣耀最了不起的职业。永安的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彻底动摇了我的意志,好像突然把我惊醒了。奇怪,怎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应该考中文系呢?真是太傻!我有点胆怯的对永安说:“数理化我系统地复习过了,高考不会有问题。可是史地我从来没有温习过,老师的课一讲完,我连书都丢了,手边连复习大纲都没有,时间又这么紧,现在才改变高考方向恐怕来不及了吧?”永安不以为然,坚决地说:“历史地理内容不复杂,明天我就回去帮你借复习大纲,你抓紧时间背,距高考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绝对来得及!”

就这样,已下定一年的决心,被王永安几句话便击得粉碎。第二天,永安果然帮我借到史地复习大纲,历史一本地理一本,16开本,各约七八十页。好在史地知识并未完全忘记,很多内容一看便大致了解。我粗粗浏览一遍复习大纲后,信心百倍,对永安说:“谢谢你,我肯定考得上中文系!昨晚上我就想好了,我的第一志愿是川大!”从这天起,把数理化书籍扔到一边,拼命背诵史地,那时的记忆力真惊人,短短两三周内,居然把两本复习大纲大致能全部背诵下来。

高考前十来天,我经常到永安家复习功课。永安是满族人,家住半边桥街人民公园侧门旁。母亲开茶铺,父亲在市总工会工作,家里经济情况不错,随时有汽水喝,有西瓜吃。那时在他家楼上复习功课的,还有二中知名度最高、从初一到高三无人不认识的“篮球明星”林叔勳(入二中前,他是内江专区男子篮球队的队员,进入二中后,很快被选入成都市男子篮球队,有段时间被省男篮看上了,差点入选省男篮)。永安和林叔勳一边看书一边抽烟,两人一天要抽两包烟。永安边抽边咳,他母亲很心疼这个独生儿子,叫儿子少抽一点,永安就是不听。我们成天在烟雾缭绕的小屋里各看各的书,互不干扰。中午下楼吃完午饭,接着又看书。

有一段小插曲后来常常进入我的回忆。永安所住的这座小楼后面是人民公园的一片草地。有天晚饭后,林叔勳站在小楼窗前一边抽烟一边向夜色朦胧的公园眺望。他像突然发现一个重大秘密似的,笑嘻嘻地向我们招手:“快来看,楼下有好看的!”原来,公园靠墙的一张躺椅说,一对青年男女正紧紧拥抱在一起。隐隐约约看得清楚,男的是二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位同学约十七八岁,一表人才,常有一位漂亮女孩来校找他。同学们都说,这一对俊男靓女配成一对太理想了。林叔勳一向喜欢恶作剧,随即把手上的半截烟头扔下去,像投篮一样准确地扔在男青年的背部,旋即落在地上。男的一惊,推开女友东张西望,草地上并无一人。随后按燃打火机躬下身子在地上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尚未熄灭的烟头。他始终没有想起应当抬头向楼上的窗口望一望,茫然环顾四周,连声说:“怪了,哪来的?有鬼!”永安家这座小楼直到1990年代才被拆除,它留给我许多久久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高考前夕,父亲很关心我的健康。他知道这段时间我在永安家复习功课,有天特地买了一瓶鱼肝油精丸,亲自到永安家交给我,并嘱我要坚持天天服,不要把身体搞垮了。文科考试地点在川大。高考前我们高三十四班丙组的四十四位同学集体到川大去参观过半天,由上年考进川大化学系的戴虞俊负责接待。他特地安排化学系的男子篮球队与我们丙班的班队打了一场球。丙班的班队实际上是二中的校队,化学系的系代表队哪里是我们丙班的对手,大胜对方;此外,作为川大歌舞剧团著名男高音的戴兄,还请化学系会唱歌的几位女同学为我们演唱了几首歌。川大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是环境相当优美,整个校园比我想象的更大更漂亮。想到不久我将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心中十分高兴。

不久在川大二教学楼参加高考。现在只记得有一道语文试题是,给《桃花源记》打标点。这篇文章读小学便背得滚瓜烂熟,太小儿科了!考试很顺利,自我感觉很不错。高考结束后,愉快地回到郫县乡下等待录取通知。天天到大河里游泳,多次到三道堰小学打篮球。过了一段时间,一些同学陆陆续续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一点也不着急,坚信过几天会得到通知。又过了几天,还是不见通知。我决定到成都去打听一下川大的录取通知书发出没有。

我先到人民西路群一电镀厂父亲那里去。(19546月“新兴铁号”职工全体转业到这家电镀厂,父亲在镀锌车间当工人。)父亲担心地问:“如果考不上怎么办?”我很有把握地回答:“不可能!绝对考得上!如果考不上,我要到教育厅去闹!”过后一打听,川大的通知书果然尚未发出。父亲完全放心了。回家后又耍了几天,川大的录取通知终于送到了我的手上。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是大学生了!我的明天将是一片灿烂辉煌!

永安也如愿考上了重大冶金系。全班毕业44人,只有7人未考上。其中三人因病未参加高考--包括已被选为留苏预备生的好友朱远春(朱病愈后到成都化工厂当工人,全凭本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很快提升为班组长、技术员、总调度、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常务副厂长);另三人因考分差了一点,未被录取,但第二年都分配了工作,其中二人分到重庆天府煤矿当干部,有个姓李的不久即调去给矿长当秘书,两三年内走了好几个国家,让我们羡慕死了;还有一位同学成绩肯定没有问题,可能是新来的一位姓王的班主任黑了他,因莫名其妙的政治原因被刷了下来,这人就是二中的篮球明星林叔勳。(林于次年考入甘肃民族学院,后为威远县严陵中学物理教师。退休后带了一支建筑队去深圳,行前专程到郫县与我告别,但后来就失去消息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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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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