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往事如磐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分类:


往事如磐.gif

    ——曾祥麟回忆录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校友心中的省成中,是最棒的!

令人景慕的历史  

省成中始办于19133月,当时校名全称为四川省立第一中学,首任校长是曾任四川编译局总理的郫县人钟书船(后被军阀杀害,当时年仅39岁)。其时校址在上翔街,后迁西胜街。19281月,省一中校长易人,学生拥护教育厅提名的焦允孚(留学生,该校英语教师),军阀刘文辉却强行委派其秘书杨廷铨(留美学生)继任校长,并率武装军警夺取校印。杨上任后立即开除省一中革命学生组织“石犀社”的主要成员程思进等十余人。在地下党领导下,进步学生坚决反对。214日,杨廷铨被学生打死并抛尸井内 ,军警疯狂报复,酿成“二.一六惨案”,袁诗尧等14人遇害,学校停办。

1935年,学校恢复重建,教育部规定就地命名,改称省立成都中学,简称省成中,校址改设五世同堂街。重建后的省中,第一任校长叫杜致远,当时校长月薪200个大洋,著名教师工资与他一样多。《校友心中的省成中》一书收录了那时的校歌,著名文人梁正麟作词,歌词是:“讲学所以救国,/多难亦以兴邦。/成都中学,/粹英才于一堂。/斐然狂简,/勖哉国家,/养长了科学军事化,/贯彻了勤奋的主张。/抱定青年造时之壮心,/发扬西蜀文化之荣光。”

五世同堂街校址原是清乾隆年间一张姓家族五世共居的豪宅。据传,乾隆皇帝曾给这位姓张的百岁老人钦赐御诗,并命皇家图书馆的副总理(副馆长)题写宅名。总之,这是一个神奇而著名的地方。清光绪年间,它曾是经征局的官衙。民国以来,又先后是共和大学和四川政法学堂的校址。1939年,省成中疏散到东门外三瓦窑,五世同堂街校园成为倾向进步的《华西日报》的驻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据高三十五班学友钟顺泰撰文称,此处原有亭台楼阁、厅堂公廨,更兼绿树掩映,清池泛波,重重庭院错落有致。抗战期间,从上海疏散到成都的一些名满全国的影剧明星如白杨、秦怡等人曾在此居住。许多艺术家在回忆录中都提到过五世同堂。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届耄耋之年的他们还相约来此故地重游,可见对此地寄情之深。但到抗战期间,往日的水阁凉亭早已水干亭破,旧迹难觅,风光不再。

1952年夏,蜀华初四十一班提前一学期毕业,经全市统一分配,我被分到省成中。进校一看,校舍连蜀华都赶不上,布局凌乱,烂垮垮的。要在这里学习三年,岂不太凄凉了吗?但这种印象很快就改变了。这所学校的硬件虽不行,但软件非常好,主要是老师的水平很高。

入学几个月后,市教育局接办全市所有私立中学。其中,私立黄埔中学、敬业中学、荫唐中学,系少数反动分子所控制,予以查封;天府、民新、大同、南熏、协进等私立中学停办。到1952年底,接办全部私立中学以后,全市共有中学27所。其中,完中17所,初级中学10所,共有学生1.93万人,学生总数基本恢复到1949年底的水平。同时,各中学均以数字序号重新命名:省女中改称一中,我所在省成中改称成都二中,华阳县中称三中,石室称四中,列五五中,市女中六中、成县中七中,市(男)中八中,树德九中,华英十中,华美十一中,川大附中十二中,华大附中十三中,蜀华十四中,建国十五中,济川十六中,十七中好像是华阳女中。

驱赶不称职的老师  

省中,历来学风好,名师荟萃。据高十九班毕业的赵振铎教授(1940年代中期考入省成中,1955年我进川大中文系后教过我们一学期《语言学概论》,后来成了川大中文系的博导,并相继成为《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和《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著文说:“当时考进省成中的学生,入学要有保证人,保证学生在学校遵纪守法,不参加异党活动。当时程千帆先生在省成中兼课,他是我祖父赵少咸的好朋友,我就找他当保证人。……程千帆老师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学风好,考试不能作弊,作弊不仅要挨打,还要开除;二是学生喜欢闹事,如果老师讲课讲得不好,学生就要起哄,赶老师走。……学生不听你的课,唱“空城计”。如果老师上课看到没有几个人,就晓得“遭”了,下回就不敢来上课了。”

高二十三班的流沙河在《老成都·芙蓉秋梦》第四章里说:“当年我报考省成中时,应考者上千人,榜上有名者不过七十几人。那时省成中与石室、树德、成县中同列四大名校。学生们最尊敬水准高的老师,例如代数饶德滋、几何高咏涛、英文雷克琴、国文陶亮生、化学肖季威、物理杨文浏(郫县人)等等。“饶代数”年迈体衰,每届高一同学都要凑钱买两筐蛋,礼送饶家。一夜楼上楼下两班同学冲突斗殴。校长、训导主任、军训教官跑来制止,反被推开,谁都不听他们招呼。没法,只好去请饶代数来。饶老师挥教鞭猛抽之,左一鞭,右一鞭,像家长打子弟。两班同学都挨打了,各自忍气后退。斗殴当场结束,没有一个学生胆敢违抗一个有威望的教师。这件小事发生在1948年,为我所亲见。”

省成中的校友在2008年编印的《校友心中的省成中》,收录了好几十篇怀念学校和老师的文章,许多校友情文并茂地记述了肖季威、李仲唐、魏炯若、胡克照、易朝煜、巫子轩、孙志侠、张璠白、刘瑞珍、钟道泉、龙治君等恩师的感人事迹。凡是对那时的成都教育界略有所知的人,都会对这个不完全的名单啧啧赞叹。以上老师除魏炯若、刘瑞珍外,都给我们高三十四班上过课,因此读这些文章觉得特别亲切。

巫子轩老师上物理课时,至今记得第一句话是:“凡作用于吾人感觉器官,引起吾人知觉的东西,就叫物——理”。记得他还告诉我们,科学是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规律性的认识活动;它崇尚真理,将永无止境地探索并造福于人类,几乎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并举例说,不久的将来,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分到北京去工作,完全可以通过一个电子屏幕经常与成都的家人面对面地交谈,你看得见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看得见你,还可以相互听到对方的声音。当时我不相信,心中暗想:你在跟我们摆玄龙门阵吗啷个?现在不是早已变成现实了吗!巫老师讲课条理分明、重点突出、语言精炼,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便是一篇内容充实、表述严谨的文章。后来他被调到川师物理系去了。

如果说巫子轩老师的讲课是工笔画,肖季威老师上化学课则是大笔挥洒的写意画。肖老师来头甚大,原是东北大学的高材生,东北沦陷后,转入川大读书。他曾是侯德榜的弟子,又是民国时期化学教科书的编辑之一。听说曾在清华大学教书,因不服水土才回到四川。据说他青年时期在科研中很有成绩,不幸他的实验室毁于战火,同时也葬送了他的科研成果,以致记忆严重受损。从他上课的情形来看,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他对教材熟透了,但在我们班上课一年,学生的名字他一个都记不得。他上课不带书,走上讲台才问同学们:“我上次讲到哪里了?”同学回答哪里哪里,他就从学生告诉他的地方流利地讲下去。讲到“侯氏制碱法”,他直接引用他在清华听侯德榜讲课的笔记。什么B母液、C母液,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由于他的学术造诣深厚,大家对他十分敬佩,对他不受课本拘束的浪漫主义的教学风格,非但不以为怪,反倒相当欣赏。他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我们学科学的人”,意在提醒学生,求知一定要有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要学会思考。听肖季威老师讲课,真是一种享受。我们读高三时,他被调到泸州化工学院任教。但他不习惯泸州的生活,不到一学期,化工学院同意他回成都休息。他离开二中后,我们高三十四班三个班改由一位从外地调来的姓李的老师上化学课。听教导主任介绍,这位李老师是从某师专化学系调来的,同学们都很高兴。谁知一节课还没有上完,所有学生都大失所望。李老师不仅不善表达,而且对教材极不熟悉,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讲了些什么,我们丙班的学生除了自认倒霉,别无办法。乙班的同学有造反精神,听了李老师几周课,忍无可忍,在班长的带领下,决定驱逐李老师。方法很简单:待李老师一走上讲台,大家一律低下头、闭上眼睛,不听他讲。李老师知道学生不喜欢他,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假装看不见,继续在黑板上写化学方程式。写到硫酸根SO4时,有个学生故意在下面吼:3!李老师被学生弄糊涂了,赶紧把SO44改为3。立即又有学生吼:4!李老师又赶紧把3改成4。这时班长开腔了:“老师,究竟是3还是4 ?你不能盲人牵瞎马,把我们朝茅厮头牵啊!”这堂课简直没有办法上了。李老师到杨校长那里去告状。杨校长说:“二中学生历来有驱赶不称职老师的传统,我又有啥办法呢?” 说罢立即到乙班去骂学生不顾全大局。学生们解释:“再一学期我们就要毕业了,像李老师这样教,我们怎么去考大学?怎么对得起你杨校长?” 校长说,问题是现在找不到另外的老师啊!学生们这才告诉杨校长,肖季威老师已经回成都了,赶快去把肖老师请回来吧!凭着师生的一片诚意,肖老师终于回到二中继续教高三的化学。他上课时,常常问大家:“你们听懂没有?” 学生们齐声答:“听懂了!”他再问:“没有听懂的请举手,我再给你们讲一遍!”下面没有一个举手的。肖老师大发感慨,曾对乙班的学生说:“我在师院化学系同样讲这些内容,许多学生却反映我讲得太深了!” 说罢长长叹一口气。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乙班的羊辅湘同学读中学时成绩很好,化学特别冒尖,后来考进川医,现在是四川最牛的牙科医生之一,前几天到成都与他聊天,他又向我讲起有关肖老师的这段故事,并很自信地说:我们是肖老师教出来的,我们二中的化学水平就是高!我参加化学课高考之前,我就对自己说:非考100分不可!考99分都算失败!羊辅湘接着又告诉我:你说奇怪不奇怪,当年被我们乙班赶走的李老师,受了刺激后,发奋钻研教材,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后来竟成了很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教师!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啊!

几何老师李仲唐五短身材,不修边幅,胡须散乱,虽其貌不扬,但学问极好。他上课语言生动诙谐,论述清晰,在师生中威信甚高,连一向自视甚高的同行易朝煜老师都说:“李仲唐老师炉火纯青!”高三十五班一位同学回忆说,有次先生在黑板上推导一个并不重要但又非常繁琐的公式,不知什么地方出了一点毛病,预期的结果老是出不来。先生烦了,把手上剩下的半截粉笔往地上一扔,愤然道:“不爱推得了!”同学们报以会心的微笑。以二中学生的刁钻,只有他李先生这样的名师,才有这个“份”,换一个老师是绝对不行的。李仲唐老师虽上课一流,论道从容,却独短于棋艺,偏又酷爱,因此屡战屡败,有时被人“将”死而不自知。某同学经过史地教研组,偶见李老师正冥思苦想举棋不定,对手笑道:“老李,看见没有?你的老帅又零度了!” 出此言者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孙志侠先生。听说这是李老师屡屡“上门寻衅”却又总是兵败城下若干次中的一次。

历史老师孙志侠,高高的个子,宽宽的额头,浓浓的双眉,深深的眼窝,不仅棋艺高超,课上得尤其精彩,精彩到同学们听得入神而不愿下课的程度。这样的课堂效果,主要得自孙先生的博闻强记,腹笥宽阔,掌握的史料丰富,还常常插入一些野史花絮,填补了正史的遗漏。他向同学们讲李鸿章的故事,听了以后,一辈子也忘不了。比如他说,李鸿章曾用水烟袋招待洋人,洋人不会吸水烟,吞下了烟袋里的水,还误以为是一种特殊的冰淇淋。那时的历史课带有很明显的苏联意识形态的印记,强调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课本上充满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资料却十分贫乏。当时许多学校的历史老师把历史课上得几乎和政治课没有什么区别。孙老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能够把历史课上得如此有声有色,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可见其功力的确非同凡响。他所讲述的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等,远比教材更丰满、生动、有血有肉。让同学们拓宽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将学生们带进了有血有肉的、感性的历史世界。

校友们怀念的恩师中,说得最多的大概要数易朝煜老师。刚进二中,易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头上戴一顶已经发白的灰布帽子,心事仿佛很沉重,好像正在交霉运的样子。当时我就想:这个老师怎么了?但是不到5分钟,同学们立即被他讲课的风采迷住了。由于大受学生欢迎,他多次受到杨校长的表扬。不到一个月,易先生好像卸下了思想包袱,穿着和精神面貌全变了,霉扑扑的布帽子早就摘来丢了,西服笔挺,神采奕奕,相貌堂堂,不折不扣的一位中年帅哥。同学们都感到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这年(1952年)暑假,全市中学教师集中在西南革大成都分校二部(这里原来是国民党省党部所在地)进行思想改造。主持单位的负责人明确宣称,教师队伍来自旧社会这个大染缸,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你们必须与旧社会决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易老师的历史有点复杂。1940年代,他在军阀杨森创办的天府中学教书,其时校长是杨森的五姨太汪德劳女士。易老师既会讲课,思想又活跃,汪校长非常器重他,不久即委任他为训育主任兼管学校三青团的工作。就为这事,他很难讲清自己的问题。一次两次三次交代检查,横竖过不了关,在会上哭都哭过、狼狈不堪。开学了,勉强放他一马,难怪最初两三周给我们上课时灰头土脸的。易老师的“三角”教得特别出色,因此在成都教育界有“易三角”之称。他非常敬业,讲课时,一个圆一条线段,都用教具画得工工整整的,三角函数和算式写得整整齐齐,绝不马虎。写黑板时,总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充分利用黑板的面积,直到写不下了,还问同学们:“看清楚没有?我要擦了!”他上课喜欢启发提问,常常不自觉地形成老师主持下的课堂讨论。他所布置的作业,谁也不敢拖欠。否则骂你个狗血淋头:“你这个娃娃不行啊!” “你这样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二天咋得了啊!” “一天到晚昏浊浊的!” “人家要说,这是哪个瘟猪子老师教的?”他恨铁不成钢,学生听了,没有一个敢顶嘴,都服他!

培养出如此多的高端人才  

我们读书那阵子,不仅教师优秀,校长也挺会办校,特别是挺爱才。比如1952年进入省中的我们这个年级,即高三十四班甲乙丙三个组,毕业时总共120多名学生,就有6人考上清华。可惜并非每个人毕业后都人尽其才。其中一人在清华毕业后,向组织表示,坚决服从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因他父亲1940年代曾在位于灌县的空军幼年学校工作,随即被分到青海一家农机厂,农机厂又把他分到打铁车间,一天到晚抡二锤,成了打铁匠,打得他鬼火冒。后来他实在想不通,愤然辞职回到成都。有一天他向杨仲清校长哭诉了自己的经历。杨校长连声感叹:“糟蹋人才!糟蹋圣贤啊!”当时二中不缺物理教师,后来杨校长想方设法把他介绍到成都三中去代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海农机厂才把他请回去当个普通工程师。(写到这里,不由想起随后几年的大学生分配更滑稽。据北大外语系1966年毕业的刘邦立所写回忆录《我是四不像》说,1969年,总共只有八万人的四川芦山县,分了近百名大学生去,干什么?他这个学英文、法文的高材生,分到一个公社小学去教历史、体育;一位学原子物理的女学生,分到公社去当电话接线员;一位学有机化工的,当地管分配的不知什么叫有机,准备分他到公社去当跑腿干部,他忙说“有机就是有机器,县上不是有个农机厂吗--这是全县唯一的工厂--我可以到这个工厂去,这样,他才争取去了农机厂,作了技师。)

高三十四班还有一个学生虽无缘进入清华,后来却成了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科学院院士--即甲组的彭昆墀。说起彭昆墀,他有一段今人无法理解的很曲折的故事,特别值得说几句:他虽然成绩特别出色,考分远远高于北大清华的录取线,但因其父是台湾现任立法委员,因此没有哪一所大学敢录取他,致使名落孙山。这么好的人才居然没有人要。杨仲清校长非常痛心,多次到市招办乃至省教育厅去申辩、争取,还专门到川大去找新上任的校党委书记丁耿林,请他们惜才录取。都说不行。最后惊动了主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才使彭得以进入川大物理系,后来成了著名的量子光学家、激光物理学家,并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如此爱才的杨校长,当然值得我们特别尊敬!

那几年二中培养的优秀学生特别多。其他年级的学生就不说了。就说我们高三十四班吧,范围再缩小一点,只说高三十四班三个班中,对全班情况掌握得比较清楚的乙班。据省成中校友联谊会负责人之一、高三十四班乙组的羊辅湘说,仅他们乙组就培养出了14名正教授。羊辅湘本人就是著名的牙科教授、全川最早使用激光治牙的专家。十多年前,成都动物园的老虎患了严重的牙病,动物园的领导慕名请羊教授给老虎治牙病。经羊辅湘确诊,必须给老虎拔牙。羊教授“虎口拔牙”的事迹由此登上了全国许多报纸的头条。羊辅湘说,我们高三十四班乙组比我有本事的多着嘞。在世的不必说了,就说最近去世的两位吧。20139月二中隆重举办了百年校庆,许多外地校友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母校。我们乙班的杨旭专程从北京回来参加盛会。庆典结束后,下午离别之前,我们甲乙丙班的老同学还一起在新竖立的“母校旧址碑”前照了相。没有想到,这个身材魁伟的杨旭(郫县籍知名教授杨文浏的长子)回到北京仅一个多星期,就因脑血管病去世了。这个杨旭,在加拿大读研究生时,是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回国后,在北京地质学院当教授、博导,是地质学界的权威,长期任该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温家宝曾经是他的学生。在北京工作的乙班的马玉书教授,在参加杨旭遗体告别仪式之前,即沉痛地将杨旭去世的消息电话告诉了羊辅湘,成都的老同学悲伤不已。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星期以后,杨旭的弟弟又打电话给羊辅湘,报告马玉书又突然去世的消息。短短半个多月内,接连走了两位老同学,成都的学友大惊!这个马玉书更了不起,二中毕业后,他如愿考进了北京石油学院(后称北京石油大学)。他本是北京石油大学的博导,动力学界的权威,教过周永康。1978年后,他被国家派赴法国学习最新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学习期间,法国管理人员告诉他,因为事关国防机密,你不能随便离开这个大院,你只要走出大院一步,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监视着你。马玉书甚觉惊讶:“你们是不是想暗杀我?”对方回答:“我们不会暗杀你,我们要保护你!”2008年杨利伟乘宇航船返回地球着陆后,中国有五位专家亲赴着陆点迎接他归来,并在第一时间对他获取的科研资料、相关数据进行了鉴定。这五位顶级专家中,有一位便是刚刚去世的、二中高三十四班乙组的马玉书。据参加了马玉书遗体告别仪式的杨旭的弟弟说,马玉书的遗体上覆盖着国旗,这是特殊身份的象征,意味着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对他生前卓越的奉献表示最后的敬意。

连历史反革命都敢重用的杨校长  

继任校长童平章(郫县人)曾向学生讲过一个故事:“高五四级的学生参加高考以后,那时我是副校长,杨仲清校长要我到市教育局去汇报成绩。汇报以后,中教科科长张树云对我说,你晓不晓得,你们学校高考的数学平均成绩比第二名(不知是石室还是树德)高出十二点几分!你们高中的数学成绩咋个这么好呢?我要给你们总结宣传一下,你们要介绍经验。这个年级的数学是易朝煜老师教的,回校后我们请易老师写出了总结。未料到,教育局考虑到易老师在历史上有一点问题,不同意让易老师到会上去介绍经验,要请杨仲清校长上台介绍经验。杨校长说:字我认得倒,唸我可以唸,但课不是我教的,我咋个去唸呢?唸了以后大家提出问题,我又咋个回答呢?因此杨校长坚持不去唸。最后经省委宣传部杜心源部长亲自点头,易老师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二中为许多重点大学输送了这么多优秀学生,试问,那时有谁检查过肖季威先生的教案?有谁过问过李仲唐先生的板书?有谁理抹过孙志侠先生讲历史的观点是否正确?又有谁追究过魏炯若先生教语文是否“厚古薄今”?易朝煜是否向学生灌输了“只专不红”的思想?教英语的刘瑞珍先生是否散播过“崇洋媚外”的毒素?什么时候见过学校的负责人在学生面前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过老师?没有,从来没有!相反,杨校长顶着外来的政治压力毅然继续信任被指为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优秀教师,甚至请易朝煜先生当班主任和数学教研室主任。杨校长、童校长都不是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的教育官吏。奇怪的是,兢兢业业、苦心办校的杨校长,后来却被诬为“每会必言,每言必谬,执行资产阶级办学路线的典型”,并批判他“以教学抵制劳动和无产阶级政治”。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不幸!

1963年杨仲清校长去世后,挚友胡绩伟(1940年代中后期的川大学生,后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发来唁电,并向挚友的家属提出,希望速将杨的两个女儿送到北京,由他抚养。

一次感伤的相逢

省中虽为省立中学,但牌子好像并不怎么响亮。得知我被分到省中,心中颇觉失望--比当初到蜀华更失望。进校一看,校舍连蜀华都赶不上,布局凌乱,烂垮垮的。要在这里学习三年,岂不太凄凉了吗?其实这是错觉。进校不几天,便发觉这所学校虽校舍破旧,校园狭小,但总体上肯定比蜀华强,至少教学更正规些,老师也更硬扎些。

我们这个年级分为甲乙丙三个班,当时称为高三十四班甲组、乙组、丙组。每组(班)约50人(读到毕业时,每班人数略有减少)。我被分在丙组。毕竟是高中生了,已踏上学习生涯的又一个台阶,自己都觉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那时父亲在人民西路群一电镀厂镀锌车间工作,月工资三十二元,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只好改抽廉价的叶子烟;进茶馆只要一碗白开水,自带茶叶,而茶叶现在也降格为价格更低廉的茶面子(茶末)了。我不忍心再加重他的负担,从“新兴”商号找来一摞准备当废纸卖的蝴蝶装古书,书页翻过来重新订好就成了一个个作业本,能凑合就凑合着用吧。当时我没有化学课本,有同学说,旧书店去买很便宜(那时不像现在年年换课本)。这话很受听。

有个星期天,在学校吃完早饭,我决定到西玉龙街旧书店去看看。走到总府街,偶然遇到蜀华初三十九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叫余 × × 。余的皮肤很白净,中等身材,长得很漂亮,随时笑嘻嘻的。班上有两三个年龄较大的男同学为她着了迷。其中一位姓张的同学(后在市人大工作),有天在教室里捡到一张她的照片,如拾到珍宝一样,晚自习坐在我旁边,一晚上不知要摸出来看多少遍。有天下午我没有到操场去运动,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偷读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天河配》。猛然间,有人一把夺走我手上的小说。掉头一看,余 × × 笑嘻嘻地站在我身后。我着急地要她把书还给我,读这种书实在不宜让其他同学看见,是要挨批评的。余 × × 把书藏在身背后,我伸手去抢,她转身就跑。跑到教室外的花坛边,我抓住了她的手。我愈是着急,她愈是开心。她好像无意挣脱我的手,我感到手上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似乎在撩动着我的潜意识。她故意吓唬我说:“我要告高老师(班主任),你读这种书!”见我急了,忙改口说:“我是哄你的,我也想看这本书,借给我看看吧!”

自那次以后,她经常叫我“曾弟娃”(其实她和我的年龄差不多),还多次买零食请我吃,甚至还请我到蜀华街口进过两次面馆。我停学一年回到蜀华后,她已考进“高染”(中专,高级染织学校),心中不无惆怅。如今在大街上偶然相见,她的微笑仍像当年那样动人。那令人回味无穷的埋藏已久的记忆,忽然飞升上心头。她先开了口:“第五期你没有到学校读书,我们几个同学和高老师(班主任高培璋)一起到东御街去找过你,你怎么忽然不读了,连人影都不见了?”

我们站在街边聊了许久,大家都为重逢而高兴。那天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这种心态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后来我告诉她,准备到西玉龙街去买第五期的化学课本。她说:“你不要去买了,我家里有,下周星期天给你带来!”我巴不得再次和她相见,忙问在什么地方见。她略一迟疑,“好久没有去过蜀华了,星期天上午在蜀华见吧。”我们愉快地分了手。我期待着这一天快快来临。

第二个星期天,早饭后我匆匆赶到蜀华。从五世同堂街到蜀华街大约要走十一二条街,我深恐自己去迟了,走路像小跑,三四十分钟就到了蜀华。我真有些失望,学校里一个人也没有。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又过去了,还是不见人。如果她真的要来,应该来了吧?久久等不到自己渴望见到的人,内心的焦躁实在令人难受,一分钟好像一年那么漫长。我又等了一阵,还是不见人。走到蜀华街与小南街交接处,又等了一阵,仍然不见伊人倩影,不得不怅然离去。

回到二中后,离午饭还早。我立即后悔起来,12点以前都叫上午,我不到10点半就离开了,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呢?我不知道那天余××去过蜀华没有?两种可能都存在,一是去得迟,她到蜀华我已离开了。如果情况是这样,她会认为我失信了,犹如我认为她失信一样,内心一定会很不愉快。二是她根本没把这回事放在心上,“相约到蜀华”不过是随便说说吧了,全怪我太认真,想入非非,自作多情。这次经历,在感情上严重伤害了我,使我几年内不敢再对任何异性产生非想。后来听说,余在高染未读到毕业便离开了学校。

1963年,我从青海刮回郫县农村。有次到双流看望姐姐,与姐姐一起走出她工作的单位双流妇幼保健站门口时,从保健站挂号室的窗口外,意外地见到了余××,心头不由猛烈一震!当时内心犹如倒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这才发觉,原来她并未从我心中消失。她显然也看见了我,但那时她正忙着挂号,我们相互微笑着打了个招呼。第二天晚饭后,与姐姐、姐夫在双流大街上散步,又见她与几位同事一起迎面走来。当时都不好说什么,相互点点头,我不敢多看她一眼,赶紧把头掉开。

时隔多年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何况我是头上戴着荆冠的人,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农二”,见到一般农民都要自觉矮三分,何必自寻烦恼。姐姐说她嫁给了一个南下干部。我只能在心里说一声:余××,你好,祝你幸福!

父亲再次被拘押

1952年秋,我进成都二中高中不久,母亲从郫县乡下带着祥荣、俊华、祥中三个弟弟妹妹来到成都。那时三弟祥荣不过十岁多一点,最小的弟弟祥中只有两岁多。解放后,母亲算是第二次来成都。(1950年夏,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到成都去过一次,照片见卷首)

那天父亲安排母亲和三个儿女住在东御街大通旅馆。这家旅馆距解放前父亲在成都开办的“信诚”商号不过二三十公尺,解放前母亲多次在这家旅馆住过。

那天是星期天,上午我也从二中去了大通旅馆。家住新都的大表姐陈德君那天也在那里,正和母亲闲聊。母亲从家里给我带来一条新缝的内裤,叫我穿穿是否合身。那天我穿了一条空心长裤(那时我连内裤都没有一条),立即到挂了蚊帐的床背后去穿内裤。大表姐嘲笑说:“看见你光着屁股长大的,你还怕羞麽?”母亲说,父亲待会儿会从上东大街新兴铁号那边回到旅馆来,叫大表姐等会儿一起吃午饭。等到12点了,还是不见父亲来,大表姐有事先走了。

一点都过了,仍然不见父亲的人影。母亲着急了,叫我到上东大街35号“新兴铁号”去看看父亲怎么了。三条街不一会儿就到了。原“信诚”的学徒李庚年正坐在“新兴”铺子门口吸水烟。我问他父亲在哪里,他低声告诉我:“上午开你爸的会,他被关起来了。”更具体的情况他也说不清。回到大通旅馆告诉母亲后,真像五雷轰顶,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伤心和绝望,可想而知。当天下午,她就带着满脑袋的疑问,拖着三个孩子离开了成都。

1950年底父亲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这里不拟多说)被判劳改两年,1952年四月份,父他才提前释放回到成都。如今,不到半年,他又被抓了进去,连关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他真是与监禁、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才知道,那天开的是“民主补课”会,新兴铁号的何天佑与原“信诚”的学徒张发清等工人斗争他,说他还有历史问题未交代清楚。本单位的职工都这样说,还假得了吗!于是父亲立即被拘押到宁夏街教育所(旧称“四大监” )再交代历史问题。

附记:解放前读树德初中时,我们初十七班的教室在进校门左侧的木楼上,教室南侧墙外就是“四大监”,从教室窗口可以清清楚楚望见里面的监房。这是四川省最有名的监狱。有些人常把这所监狱误写为“市大监”,错了。据《成都市志·公安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奏请慈禧改良监狱,提出先在各省会建模范监狱一所,以之作为实行新政的准备。按清廷诏令,四川藩、臬两司于宣统二年(1910年)在成都县境域内小北门西来市(今宁夏街树德中学所在地)以南勘官地40亩,按照张之洞仿照日本东京巢鸭监狱的布局、结构,率先在湖北武昌所建湖广模范监狱的模式,建造四川模范监狱。次年六月竣工,称四川省第一模范监狱。整个监狱呈扇形,分内监(押已决犯)、外监(押未决犯)、女监、病监四个部分,故民间习称“四大监”。民国时期,一度改为陆军监狱,后又改为四川省第一监狱。狱名改来改去,老百姓始终称之为“四大监”。

回头再说,何天佑是解放前的高中生,被安排到“新兴”这种民营商号来谋职,觉得很委屈,因此对什么人都不满,父亲是新兴铁号的经理,何对父亲更是满肚子气。他积极斗争父亲,不难理解。这个张发清又是怎么个人呢?他是长期在我家煮饭的老佣人张大娘的儿子。张大娘有一儿一女,丈夫去世后,女儿嫁到郫县北门外,丈夫在那里开一家专卖坟飘子、钱纸之类的纸火铺,吃饱穿暖应该没有大问题。问题是张大娘的家中,还有个十六七岁的儿子,让这个半大小子独自一人在家,张大娘很不放心。爸和妈知道这个情况后,叫张大娘把儿子带到我家来当学徒,至少把穿衣吃饭问题给他解决了。过不多久,成都“信诚”商号差一个煮饭的工人,于是父亲叫张发清到成都“信诚”给四五个店员煮饭。

不久,他姐姐死了丈夫,姐姐吃饭都成了问题。父亲又叫张大娘把死了丈夫的女儿也领到我家来,帮着做点杂事。张大娘一家人皆大欢喜。

解放后不久,“信诚”并入“新兴土铁产销联营社”,张发清皮肤白净,一表人才,出身又好,很快受到组织重视加入了青年团。为了站稳立场,他必须与父亲划清界限,自然要斗争父亲剥削他。不能怪他,可以理解。至于是否实事求是,那就不得而知了。不久他被调到××厂当保卫科长。再过几年,调到西城区区委,听说后来升了官。1990年代中期,西城区区政府要编年鉴,请我去讲课。午饭时,我问陪同我吃饭的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吴世先(后为区政协秘书长):“区委是否有个叫张发清的人?他在哪个单位工作?”吴说: “他已退休几年了,退休前是机关党委副书记。”吴问我:“你是不是想去看他,我领你去。”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去看他。最近听说,他已于三年前去世。以上算是一段闲话。

话说父亲被送进宁夏街“四大监”时,来不及带任何日常必需用品,写信给家住铜丝街市电信局宿舍的六嬢陈善珍,请她带一点诸如牙膏牙刷金灵丹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医药到宁夏街去。六嬢担心有碍自己和丈夫的前程,未予理睬。这涉及政治立场问题,可以理解。父亲无奈,只好写信向住在成都东门笔帖式街15号的胡先明求助。胡很快到宁夏街给父亲捎去他需要的东西。陈善珍是母亲的妹妹,1945年中学毕业后,谋职遇到困难,父亲介绍她到三道堰小学教书,一直教到郫县解放,吃住全在我家,爸和妈平时还买了不少化妆品之类的东西送给她,数年如一日,对她非常好。194912月成都解放前夕,她与市电信局一位姓张的干部结了婚。在成都安家初期,家里空空的,缺少很多东西,父亲在经济上又给予必要帮助。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追问谁对得起谁,谁又对不起谁之类的问题,反正事实就是那个样子。胡先明又是什么人呢?她以前是我家的邻居,也在三道堰小学教书,属于大龄未婚女青年,解放后暂时闲居在家待业,父亲介绍她与“新兴铁号”的资方人员雷鸣玉结了婚,从此把户口迁到了成都,关系仅此而已。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终归感到人间并非没有温暖。

写到这里,不由联想起父亲被关进宁夏街“四大监”之前的一件小事。永定乡伪乡长郭崇韬的大女儿郭××(前面提到过此人),1951年夏,专程从三道堰到成都上东大街找父亲,走了几趟才找到。原来,她考上了东北地质学院,腰无分文,连内裤都换不下来,特地前来请曾伯伯给予帮助。父亲那时也很困难,但想到老朋友的女儿要到远方去上大学,绝对该大力支持,不仅给了她钱,还把随身携带了十几年的一支心爱的派克金笔送给了她。郭后来入了党,多次回郫县看望她母亲,但就是想不起近在咫尺有一位曾伯伯在她最最困难的时候,曾经给予她父辈的关爱和及时的帮助。健忘,可能已经成为当代最流行的一种病症。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