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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是谁救了父亲一命?

下面轮到父亲当主角了。1951年元月初,成都四家铁号合并为 “新兴土铁产销联合商号”,商号设在上东大街35号(双间门面,原是一家兼卖土铁的瓷器铺),父亲被推举为经理。“新兴”开张那一天,中午两桌人吃饭,大家都恭维父亲,说他精明,文墨又好,我在一旁听了为父亲感到高兴。谁知两个月以后,父亲的命运突然逆转,东城区公安局叫他到南较场“政训班”去“学习”。(注: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为了教育改造已自首的九百多名敌特中上层人员和稳定社会秩序,在成都南较场设集训队,将他们集中在此交代历史问题,对外称政治训练班,简称政训班。所谓学习,实为交代问题。)

父亲1938年加入国民党;1941年在成都加入青帮;1948年加入西御街以冷开泰为舵爷的袍哥组织“汉华社”,任名誉大爷。那时我在树德读初中,有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到冷开泰公馆去闲坐了二三十分钟。我原以为冷可能是个凶神恶煞的汉子,谁知却是西装革履、挺有风度,很像个大知识分子。当时我真有点怀疑:袍哥的舵爷会是这个样子吗?19496月,郫县老乡、犀浦人詹仲翔(国民党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副大队长)又送给父亲一张委派令,父亲又算加入了国民党调查统计室,挂名“督查”,性质属于中统特务;同年9月,经郫县同乡中央军校教官吴树洪介绍,又参加了游干班,受训三个星期;同年12月,由成都民盟负责人韩文畦(解放初曾任民盟成都市委代理主任委员)、尹显淦二人介绍,又加入了民盟,同时还捐献了二三十个大洋给彭县的民盟组织搞宣传。(补充一个细节:我读树德初中时,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回到东御街家中,星期天多次见到一个大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身着西装革履,到铺子上来找父亲借钱,父亲从未拒绝过。1949年秋的某一天,那位大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手上提着一个包袱来到东御街我家,解开包袱一看,原来是一件厚厚的、七八成新的咖啡色花格呢子大衣。父亲坚决不收,但来人坚决要父亲收下,还说以前借了你那么多钱,非常抱歉,这件大衣你无论如何要留下。直到成都解放后,父亲才告诉我,那人是民盟的。是不是韩文畦、尹显淦中的某一个人,父亲没有说,说了我也记不清楚。后来我猜想,应该是二人中的某一人。1950年父亲“赔偿人民损失”100石大米时,有个赶场天,母亲率儿女在三道堰我家铺子门前卖衣物,这件质量很好的花格呢子大衣,以超低价--大约两三元钱,便卖给某个识货的人了。)

父亲在成都解放前夕加入民盟,被视为混入进步组织,解放后根本不被承认。不承认就算了吧,从此以后父亲不再提加入过民盟这段经历。要说历史复杂,他的历史确实相当复杂。不过实质上他始终是个商人,政治上有许多沾染,多半是出于经商的需要。父亲一进政训班,就出不来了。

4月初的一天下午,那时我已第二次休学在家,在永定乡工商联当临时工的郭菊芳(成都县立女中高中毕业、伪乡长郭崇韬的长女)来我家通知母亲,说是曾伯伯回来了,要我们去工商联见他。一家人立刻紧张起来,担心大祸来临。母亲领着我们几姊妹去工商联见到了父亲。父亲强装镇静,叫母亲放心,说是不会有大问题。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经区农协会通过县农协,最后再通过“七县联合办事处”,才将他从政训班要出来押回郫县的,目的是要他回来“赔偿人民损失”。据说县农会第一次派人到政训班去要人,政训班不放人;第二次经“七县联合办事处”派人同去,政训班才同意放人,并明确交代:曾嶽衡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到时候一定要把人送回政训班来。

父亲知道这次回来凶多吉少,很可能命都保不住。第二天早晨,父亲正在灶房门外一根板凳上写遗嘱,三道堰工商联有人来到我家,领父亲到高石桥去开大会。路上,来人对父亲说:“斗争会上不管怎么处罚你,你都要答应下来,不然后果严重啊!”

高石桥的群众斗争会由区长主持。被斗的不止父亲,还有几个人。轮到父亲接受群众斗争,上台斗争他的人当然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上台斗争父亲的几个人中,有一个老太婆叫喻师娘,她是已故喻裁缝的妻子。只听喻师娘说:“解放前曾嶽衡很有钱,每年冬腊月间,都要喊我们喻师到他屋头去给大人娃娃包括徒弟先生缝衣裳。我们喻师爱吃叶子烟,有一天不小心掉了一坨烟锅巴在曾嶽衡的新毛货衫子上,烧了一个小洞,把我们喻师吓惨了,咋个赔得起嘛!”说罢伤伤心心地哭了起来。但接下去的话就使主持斗争会的区长很扫兴了。只听喻师娘擦干眼泪补充了一句:“幸好曾嶽衡没有要我们喻师赔,只喊我们喻师仔细把小洞缝好就算了……”区长听至此,赶忙拦住喻师娘:“不要再说了,下去下去下去!”

随后上台揭发斗争的人,没有再让区长失望,大骂父亲残酷剥削人民,靠吸人民的血汗发了财。最后区长宣布:群众要求靠剥削发家的资产阶级分子曾嶽衡,必须赔赏人民损失三万二千斤大米(即一百石大米),一个月内必须交清!”接着要父亲表态。父亲刚说了一句:“我做生意剥削了群众,对不起乡亲们”,下面立即有人叫喊:“少说废话!你只说赔还是不赔!”在这种场合,还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赶紧说,“要赔要赔,一个月内保证全部赔清!”区长例行总结了几句,然后叫另外一个人上台来接受群众斗争,并叫父亲规规矩矩站在旁边陪斗。过了一阵,父亲见一位年轻女子走到主持斗争会的区长身边,对区长说:“曾嶽衡已经斗争完了,没有他的事了,喊他回去算了!”区长唯唯,这才对父亲说:“赶紧把赔罚的钱准备好!你可以回家了!”

以上情况是1978年父亲病危时,躺在灶房里的马架子上对二弟祥文讲的。父亲还说,当时他很担心,因为他知道,农村开完了斗争会,被斗的人拖下台后,有些积极分子打惯了四类分子,想过一把手瘾,一般情况下会一拥而上,给被拖下台的人脚头腚子一顿狠打,不打得你头破血流不肯罢休。幸亏那个年轻女子一句话就让他回家了,暗自庆幸。由于父亲不知内情,所以到死都不知道那女子为什么要喊区长放他回家,免受皮肉之苦。

一个区长在基本上无法制可言的解放初期,权力大极了,一句话可以杀人!父亲哪里知道,(其实我也是最近几年才知道的)叫区长放他回家的那个女子姓戴,既会唱歌人又漂亮,是三道堰的美女,叫戴德贤,其时区长正在猛追她。她是解放前三道堰米市上的经纪人--戴斗户的大女儿。戴斗户几年前在三道堰欠了一屁股账,遭遇了信任危机,米市上的买方卖方一致不准他再当斗户,要赶他走。他向父亲求救,父亲立即在米市上宣布:“戴××欠各位的账,我担保他在某月某日之前一定退还大家。如果到时候钱没有兑现,各位尽管到庆昌隆来找我曾嶽衡,绝对不少诸位一分钱!”父亲的信誉和实力大家是知道的。戴斗户的职业危机就此化解。为此,戴斗户一家对父亲十分感激。这就是为什么戴德贤在关键时候要站出来为父亲说一句好话的原因。至今还可听到三道堰有人说:你爸当年没有被枪毙,有两个原因,一是你爸解放前好事做得多,没有民愤;二是有人在暗中相救,说得明白一点,“当年戴德贤救了你爸一命!” 戴德贤在最关键的时候对父亲说过好话、救过他是事实;现在曾嶽衡的儿女们对戴德贤同样心怀感激也是事实。

关于父亲解放后为什么没有被枪毙,最近(20146月初)还听到一个新的说法,是一位曾任郫县永定乡乡长、第四区区委书记、后来升任什邡县委副书记的84岁的老领导,邀约三道堰几个老乡(包括孙宗烈、赵叙根)喝茶时对我说的:“你父亲曾嶽衡与起义将领潘文华有交情,是潘文华出面保了他。”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据二弟祥文讲,父亲于19789月去世前,曾对他说,解放前夕,父亲的小学同学、时任国民党中校副团长的徐世明从部队驻地湖北回到郫县后,父亲曾对徐说,“你最好不要回家(徐是古城乡人),如果你愿意到潘文华部队去,我给你开一张条子,56军不会拒绝你。”说明父亲与潘文华确实有一定关系。父亲还说,潘文华下属的第95军军长黄隐宣布起义之前,父亲作为民间代表参与了相关会议。因此叶成章老领导说,潘文华出面保了父亲,应该不是捕风捉影,完全有这种可能。这个判断是否属实,姑且存疑吧。

话说斗争会结束后,父亲回家住了几天。记得很清楚,那几天家里天天中午都吃蒜薹炒腊肉丝。不管怎么,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总是一件喜事,总得弄几顿像样的伙食。父亲对未来丝毫不敢乐观,开完斗争会回家后,继续写完带遗嘱性质的两三页文字,并一一注明以前借过多少钱给谁谁谁。

父亲在三道堰属于所谓的“富商”阶层,因为解放前没有一分田,自然不可能有佃户,故减租退押未伤着我家一根毫毛。解放后共产党没有让你曾嶽衡脱一层皮,三道堰许多积极分子想不通。他们认为,曾嶽衡在解放后虽然购买郭崇韬21亩田已用去一百零几担米的钱,虽然碗铁生意已经垮杆,断绝了经济来源,但家中一定还有若干浮财,不趁此机会把钱给你挤出来,那还了得!因此,必须安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逼你把钱拿出来,这个名义就是“赔赏人民损失”。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父亲多方筹措罚金,罚金来源,一是解放初买的数额不菲的公债;二是老朋友何德寿大力支持(何是三道堰人,解放前在成都做油生意,还在东打铜街开了一家“乾和”字号);三是变卖家里的衣物。俗话说“船烂三千钉”。比较像样的衣物,家里总还有一些。赶场天,母亲带着我们上街,卸下几块铺板放在两根高板凳上,在阶沿边摆起了卖衣物的摊子。好一点的衣物全拿出来了,几乎是见钱就卖。我们几弟兄上好的呢大衣,二万五千元(旧币,合新币二元五角)一件,六七成新的纯毛毯,三四万元(新币三四元)一床。除了身上穿的床上睡的,能卖的都卖了,还贱卖了不少很精致的瓷器。在三道堰卖了两场,又推起鸡公车到马街去卖了一场。经过三天大甩卖,总算凑了一些钱。

此外,父亲可能还从“新兴”联营社抽出了部分资金。一个月后,罚金全部交清。父亲仍由“七联”将父亲送回成都南较场政训班继续交代历史问题。

终于闯过成分关

解放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城乡掀起极大的波澜。是是非非,自有历史来评说。

解放前夕,郫县共有一千多户地主,中小地主一般占有土地四五十亩到八九十亩;有一百多亩田就算是比较肥实的地主了;若有两三百亩田,在乡场上就被认为是相当阔气的大地主了。全县有上千亩田的地主,据《郫县志》记载,仅有三户。最大的地主是家住县城西街的王舒安,全家15人,有一千三百多亩田。解放后,他家的宅院成了县委的办公大院。与我共患难的老伴韩熟成的祖母姓王,算是这家大地主的远房亲戚。据熟成说,解放前她几岁时,有一年母亲给她缝了一件麻灰色呢绒面料的大衣,过年穿在身上好高兴啊!春节期间,她到西街王家大院去找小姐妹玩耍,一位小姐姐指着她的新大衣说:“你穿的啥子衣服啊,难看死了!”熟成很不服气,回答说:“我妈说这是国货!”对方不屑地说:“像麻布一样!”熟成十分生气,从此再也不到有钱人的家里去玩了。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19516月,省委派出土地改革工作团,首先在郫县犀浦乡进行土改试点。农民翻身作主人,分田又分房,欢庆的锣鼓震天响。对地主来说,扫地出门,那是活该。但有些细节,却在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据说,犀浦乡某村分完胜利果实后,发现一户地主尚未分给住房。全村除去已分给无房的贫雇农和应留足的公房后,仅剩下一间破破烂烂的草房,而该户地主一家三代七口人,包括媳妇一人、十几岁的孙女二人,实在无法居住。但此时要对已分下去的房子进行调整已经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土改工作队只好与一户中农反复协商,总算使该户地主最终有了两间卖叉叉草房。工作组已经尽力了,但那户地主在这两间草房内将怎么安置一大家人住宿?还有,一家老小不能不吃饭,厨房怎么办?农民家家都必须喂猪,没有肥料无法做庄家,猪圈怎么办?真让人无法思量。

前文提到,我们家从七八岁到十六七岁的四姊妹第一次下秧田扯草时,有一位家住太和场的姓钟的女子也下田和我们一起扯草。她是姐姐的初中同学,在郫县第一期土改中,她家被划成了地主,扫地出门后,被迫到老同学家来吃几天饭,她连换洗的内裤都没有一条,临走时,姐姐给了她两条内裤、一条长裤、一件外衣、几斤黄豆,姐姐也只能这样帮助她了。在接踵而来的后期土改中,我们家会划为什么成分?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娃娃,都感到惊恐。

1951年冬,郫县各乡镇掀起土地改革高潮。每个村都派来了工作组。我家所在二堰村的工作组有三位成员。负责的人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刚从川大政教系毕业,叫谭洛非(4年后任川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80年代初调省社科院任副院长)。那时农民骨干分子几乎天天都在开会,许多时候白天开了晚上接着开。姐姐作为户主代表,也经常到村上开会,我也多次跟着去凑热闹,听贫雇农诉苦,听工作组讲政策,还听谭洛非一句句教农民唱《白毛女》中的歌曲:“咱农民辈辈受苦穷,这日子怎么过,怎么过?”

根据政策,划成分要看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情况。父亲买郭崇韬的田,时间是在解放后的1950年初,那是不作数的。可是根据我家解放前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地主还像地主。村里的积极分子们总怀疑解放前我家在外地有田产,但怀疑毕竟不能代替事实。有一天,农协会干部一早就挨家挨户通知,村上要召开宣布成分的大会。这可是决定命运的大会。根据政策我们家不可能划为地主,但政策是一回事,如何执行或是否认真执行又是一回事。

吃完早饭后,母亲非常担心。万一划成了地主,是要扫地出门的。那时是冬天,母亲叫我们弟兄姊妹多穿几件衣服,把好衣服都穿上。如果真划成了地主,家里的东西保不住,穿在身上的衣服总不至于喊脱下来吧!此外母亲还保存了几个银元,揣在身上似乎不妥,万一搜身,光是没收还不要紧,几个人脚头锭子给你一顿霉打,那才糟糕啊!藏在什么地方才安全呢?想来想去,最后分别藏在两个香炉里的香灰下面。吃罢早饭,一家人心惊胆颤地去到会场。会议开始了,工作组一户户宣布成分。唸到姐姐的姓名“曾俊玲”三个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好像站在悬崖边上,心都揪紧了。谢天谢地,接下来是--“家庭成分,工商业!”全家老老小小立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按政策,工商业当上中农看待,我们家终于闯过了成分关。

成分定了以后,不久按人头分田。我家7口人(父亲的户口在成都,未计入),分了十一亩多田。春节后,各村都要派人到乡政府礼堂去填写《土地证》。那时二堰村读书识字的农民很少。姐姐和我都是初中生,算是高学历,填《土地证》的任务当然不会漏掉我们。这是一桩很光荣的任务,我和姐姐高高兴兴地会同本村另外几个农民,连夜赶到乡政府的大会议室,几个人几乎熬了一个通宵,填完了全村两三百户人的《土地证》。第二天,村干部逐户上门发给土地证,有些贫雇农接过土地证时,激动得眼泪直流,双手发抖。没有想到,两三年后,神圣的土地证便成了废纸一张,土地归集体,再后归国家。

翻身后的农民们,穿衣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后,对文化学习和娱乐活动有了较强烈的需求。各村都办起了夜校,不少青壮年农民吃完晚饭就提起油灯到村上去上夜校。那时的小学教师真辛苦,他们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还要打起电筒走田坎路到乡下教农民识字。那时为了好玩,晚上我也提个油壶子跟随姐姐到夜校去过几次。总的感觉是,农民们打闹瞎吹的时候多,认真听老师教认字的时候少。

农村还出现了另一种新气象,文娱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我们二堰村的青年农民不仅喜欢唱歌,(每次开会前总要集体唱几支那时流行的诸如“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之类的歌曲)而且还想登台演出大型歌剧。他们的演出居然变成了现实。演出的剧目叫《王秀鸾》。有一天,村里一位文娱积极分子找到姐姐,要她担任风琴伴奏,说是风琴可以到学校去借。以前家里虽然有风琴,但姐姐不会弹风琴。好在有个姓廖的青年农民会拉胡琴,只好改用胡琴来伴奏,效果还不错。《王秀鸾》在二堰村演了两场,后来又到乡上去演了一场。台上的人唱得卖劲,台下的人听得起劲,真是皆大欢喜。前几年我总纂《郫县志》时,特地把二堰村农民演出大型歌剧《王秀鸾》这一段写进了县志。

重返蜀华

19519月父亲在成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那一年他42岁)。过后听同院住的喻士谦说,三道堰有人看见父亲穿着一身劳改衣服拉板车路过郫县。我们很难想象,因为凭他那个身板,板车拉他还差不多。没想到第二年三月,父亲便被提前释放了,出来后仍回“新兴”铁号。父亲处境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我的经历的变化。他离开了监狱,意味着我又可以重新跨进学校的大门。

再次返回蜀华接着读初四十一班(初中第五期)时,以前初三十九班的同学已经毕业离校。有次见到已考进女职校的一位同学说,一年前我休学回家后,班主任高培璋老师(女)曾带领几位同学到东御街68号“信诚” 去找过我,本想动员我回校读书,听说我回乡下去了,既像妈妈又像姐姐的高老师,只能为我小小年纪便离开了学校长长地叹一口气。

在蜀华初41班,我的英语和语文在全班仍较突出。教英语的是一位女老师,上课总喜欢叫我朗读课文或翻译课文,何须用功,不听你讲照样要考高分。以前在树德读的是商务印书馆编的“综合英语”,那时树德初中第三期的英语课文,比现在蜀华第五期的课文还要深一些,何况还有两位老师曾经给我开过小灶。。

全班语文成绩最好的学生是赵尔寰,他肯定比我强,首先他是书香门第出身,根基就不一样。解放后我回农村,时间长达一年半,多数时间与泥巴打交道,而人家一直在念书。他是满族人,父亲曾在刘湘部队任少将军需处长,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全是留美学生(其中一个哥哥叫赵尔洵,著名生物学家,后来成了中科院院士)。我到东胜街26号他家去过。他家独住一个小院,木楼上有一间自己的寝室,屋里的文学书籍装了两书柜。现在两书柜几百本书不算什么,但一个中学生有那么多藏书,简直太让人羡慕了!读初三时,他大约十五六岁,已读过许多中外文学名著。语文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唸我们的作文。离开蜀华后,我读二中,他读七中;后来我读川大,他读川师。我们有过多次交往,后文还会提到他。

我们这个班的女同学比男同学还多。我极少和女同学说话,开个什么会尽听她们叽叽喳喳的发言,而我这个人对积极分子好像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感。有次学校举行文艺汇演,全校学生分班在礼堂内席地而坐看演出。一位瘦瘦的、家庭较富裕的女同学买了半书包糖,算是办招待吧,挨次散发给每个同学,一人一小把。轮到我,大概同情我是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给了我两把糖,而且特地塞进我的衣兜里,深恐别人看到似的。我觉得有点奇怪,正在发愣的时候,旁边有个女同学说话了:“××,你为啥给曾祥麟两把糖,只给我们几块?”这位女同学傲然回答:“我高兴,你管不着!”以后便常有同学开我的玩笑。我对这种玩笑很反感,多吃几块糖就怎么怎么了吗?如今我连那位女同学姓什么都记不起了,但那样子却还记得。

2013年底,我专程去成都找当年蜀华初四十一班的老同学羊辅湘给我拔牙、安假牙。他是省医院口腔科的权威,曾经以“虎口拔牙”闻名全川乃至全国,退休后在成都百花巷自己开了一家牙科诊所。每逢回忆起读蜀华的情况,我们有摆不完的话题,都很怀念蜀华。得知我正在写回忆录,缺少蜀华的资料,还给我提供线索,叫我去找某某。安好假牙最后交费时,他只象征性地收了很少一点钱,连成本都没有收够。我很过意不去,对他说,至少不能让你倒贴钱吧。羊辅湘笑嘻嘻地说:“我挣钱比你容易……”,真是同学情谊贵如金啊!

解放后读蜀华初41班的多数同学家里都穷,巴不得读完两三年中专便领工资自己养活自己。其时考中专是热门,门槛高,只有成绩拔尖的学生才敢报考,像我这种中上成绩的学生,只能考普高。当时全班成绩最好的是高个子林明久,他如愿考进了位于成都老西门的高工校(20世纪90年代升格为电子高专,迁至郫县,2012年进一步升格为成都工业学院),毕业后分到北京某大型国防企业工作,后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任车间主任,70年代随企业内迁成都。此人热情健谈,慷概大方,聚会时总是争着给茶饭钱。去年他到羊辅湘开的诊所治牙,随身带来两张初中同学的集体照。羊辅湘也是一个常思故旧的热心人。经二人多方打听,将刚从美国归来的汪丽霞也联络上了。

2014106日,在林明久、羊辅湘的召集下,来自郫县的我,与家住成都市区的赵尔寰(峨影厂的名人、一级编剧)、李再奎(哈军工大毕业,长期在军工单位搞科研工作)、周福明(高工校毕业后,一直在成都某军工企业工作)、汪丽霞(赵尔寰与她曾在文典中学同班读书,说她是文典中学的校花;56年考进川师化学系,是川师所有大型文娱晚会的报幕员,毕业后长期在成都中医学院任教)等7位蜀华初41班的同学,在省医院街对面的“陶苑”聚会。这是一个庭院式的茶厅,环境幽静,优雅,内设大众化的餐厅,方便茶客就近用餐,实在是老友聊天叙旧的好地方。

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都成白发满头的老翁老太了。我与林、李、周、汪四人已62年未见面,但一经介绍,几位老同学儿时的面影立即亲切地浮现在眼前。大家有机会嘻嘻哈哈地一起回忆童年趣事,都突然变年轻了,我们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初中时代。不由让人想起李敖(?)的一句话:“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位姓李的还有一句话更经典:“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很久。”我问汪丽霞在美国干什么?赵尔寰与汪丽霞同在川师毕业,彼此较熟悉,一口接过说:“退休后去国外,还有什么事?去带孙儿孙女嘛!”

写到这里,不由又想起川大中文系56年毕业的榴红,最近他从加拿大寄回一篇思想随笔,标题是:《残阳如火,残阳似血--有关老人晚景的一些思索》。文章深情倾诉的,正是中国的爷爷奶奶们退休后去国外给儿女做家务、带孩子的烦恼和愁苦。榴红写道:“以前在国内,看见从国外回来的老人,都以为他们在国外很是享福。他们的回答也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自己到这边来了才知道,多半不是这样。不是早就有这样的小段子吗:某处来了一对老夫妻,邻居们都在猜测他们是干什么的。说他们是客人吧,又都在不停地干活;说他们是主人吧,又好像一点也不能作主(有时反倒还要挨骂);说他们是佣人吧,又不见他们领过一分钱工资。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敝国同胞。”汪丽霞的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愿如此吧!

回头再说,聚会之前数日,我在一个旧信封里发现一张已经非常破烂的蜀华中学初四十一班(初中第五学期)的《通知学生家长书》(简称《通知书》),如获至宝。这是60多年前一段历史的见证。通知书上有各科期终考试的分数、“品行”(思想道德表现)等级、同学评语、班主任老师鉴定诸项。对个人来说,有存史价值。《通知书》全文如下。

班次 41  学号姓名 曾祥麟  核定 毕业(准确的说法是提前毕业)

品行成绩 乙等

各科成绩 语文84.1,外文95,几何82,代数91,物理97.6,历史80,地理95,政治62,体育78.7,音乐80,美术74

同学意见:文化课学得很好,这方面强。耐心帮助同学,上课较守秩序。性情急躁,不关心班上的事,有点安分守己。

班主任评定意见:文化课努力学习,又能对同学进行帮助。较守秩序。最近有大的进步,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政治学习不努力,有纯技术观点。有时有些世故,有骄傲情绪,主人翁思想缺乏。

一个15岁的孩子放假前领到《通知书》时,最关心的肯定是各科成绩,对同学和班主任老师的评语,可能看都没看,即使看了,对说好说歹可能都无所谓。但是现在对某些评语却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比如班主任老师说我“有时有些世故”,那时我可能还没有学会“世故”吧?表现在什么地方?此外,我的成绩说不上冒尖,说我“有骄傲情绪”,这怎么可能呀!还有,说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十四五岁的娃娃,哪来的什么“错误思想” ?转而一想,期末老师要写几十个学生的评语,她也有她的难处,只能凭不一定很准确的主观印象写评语,何况已是62年前的事情了,还计较它干什么!

话说几位老同学见到我珍藏至今的这张62年前的《通知书》后,无不惊讶,认为这是“文物”,应该交给成都十四中(前身为私立蜀华中学)作为珍贵校史资料保存。我说,我又不是省长市长,更不是名扬宇内的科学院院士,十四中会稀罕一个普通学生的这张破破烂烂的通知书吗?大家呵呵一笑。

1952年秋季起,高初中一律改为秋季招生,全市实行统一分配。我们在蜀华只读了初三上学期,便提前毕业了。结果我和羊辅湘被分到五世同堂街的省中。进校后,省女中改称“省成一中”,省中改称“省成二中”,再后又改称“成都二中”。

人的一生如登山,要爬无数个台阶。现在,虽然仍在山脚下跋涉,但在成长的道路上,毕竟又将踏上一级新的阶梯。生活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初中时代结束了,我就要成为高中生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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