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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不吃许多苦,你长不大”

19506月从彭县回家后,三道堰街上的商店早已关闭。离家前,柜台前堆放了许多土铁(毛铁,板铁,条铁),柜台上和柜台内码了许多钢(苏钢,广钢,洋钢)。前文说过,当时全县只有我们这一家供应各乡场乃至县城众多铁匠铺的钢和铁,生意一向不错。但现在已看不见一寸铁一寸钢了。原来铺子上和后面碗屋内堆放的上千副各式土碗,同样是一个碗都看不见了。部分被店员卖掉了,钱被他们私分了;部分被喜占便宜的街坊顺手牵羊拿走了。只有一堆碟子和勺子像被遗弃的孤儿似的堆放在碗屋的一个角落。

我们在彭县期间,家里比较好的家具,几个店员最多只搬了四分之一到乡下,如母亲结婚时从金堂县带过来的大花床、衣柜、联二柜等。堂屋里摆放的雕刻精美、古色古香的两个檀木茶几、四把大圈椅,一张都没有了;还有一些很不错的家具,如1947年新买的非常时髦的衣柜、高低柜,以及“英美床”、麻将桌、风琴等,我们回到郫县以前,早已被工商联、居委会的一些人抬走了。那张特别时尚、高档的所谓“英美床”,听说被工商联的×××抬回家去了。有一天,姐姐借了一辆鸡公车,和我一起到街上家里去,准备推点劫后余物回乡下。东找西找,比较值钱的东西一样也没有,结果只推了两三车当柴烧的木板回乡下。整个家都被打劫光了。

回郫县后不久,带俊华的保姆王大姐,与“石菩萨”(小地名,今古城二大队)一位中年农民结了婚,她母亲张大娘跟随女儿一起离开了我们家。原来铺子上的几个店员,此时只有家住金堂县的何远成仍在我家。此外家里还有一个40岁左右的长工马德成,小名土娃,此人忠厚老实,村里老老少少都叫他马土哥。

我们怎么会来到乡下居住?这里还须交代几句。1950年初,郫县已经解放。父亲知道共产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很想给全家人找一条退路。最好的办法是买一点田,大不了到乡下种田,总不至于饿死。恰好此时永定乡伪乡长郭崇韬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他有个叔伯兄弟郭学辉——解放后一直是成都列五中学著名的语文教师--是民盟成员,解放前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解放前夕在叔伯兄长郭崇韬的新公馆里住过一段时间,可能向他讲了共产党的政策)因此急于卖掉三道堰场口外的四十二亩田,连同一个院子。一个想买一个想卖,很快以一亩田五石米的价格成交。父亲找到对门居住的布商喻士谦,二人各出105石米,合伙买下这四十二亩田,一人二十一亩;院子也一分为二,喻要左边十一二间房子,我家要右边十一二间房子。

我们几姊妹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现在回到乡下了,虽然家里有长工,我们免不得有时也要干一点轻活。第一次干的农活是下秧田扯草。那天姐姐带着我们弟兄一起下田。同去扯草的,还有姐姐的一位来自太和场的姓钟的初中女同学。

扯草说起来是一件轻松活,但对我们这几个第一次下田的学生娃娃来说,一点也不轻松。下田一会儿便觉腰酸腿痛。再扯下去,好像腰杆都要断了。那天太阳很大,头上的汗珠直往秧田里掉,背都嗮烫了,这份苦以前哪里受过!五个人扯了一亩多秧田的稗子和杂草,大家都累得不行了,赶忙上田坎洗脚回家。回家的路上,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能够直起腰走路,太舒服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田间劳动的情况,至今印象犹深。

我家与同院的喻士谦家打伙养了一头耕牛,各喂一个月草料。轮到我家喂牛时,若长工马土哥早晨要干其他农活,把牛牵到沟边去吃草的任务,肯定由我来承担。最初我深怕牛用角挑我,后来我才知道,牛也是通人性的,只要你善待它,它是非常温顺的。慢慢的,我由怕牛而变成了爱牛、心痛牛,并将它视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若干年后,省作协的《星星》诗刊发表了我一首诗,诗题叫《牛》,从诗艺上说写得并不怎么样,普普通通,但绝对是有感而发。

《牛》:“ 这是一头皮肤皱褶的/却不肯让自己衰老的牛;/这是一头步履凝重的/却依然镇定地走向耙犁的牛。/肩着春天的重托,/拖着田野的希望,/在无尽的里程上,/多么像大海上一只满载的孤舟 /永不枯萎的厚实的胸膛,/是草原给它的;/永不止息的向前的愿望,/是春华秋实的信念激起的。/脖子上的轭呀,/你是一圈骄傲的花环吧?/犁尖下的沃土呀,/你是喷香的一串音符吧!/一个拥抱青春的生命,/在轭下获得了沉沉的重量;/一个朴朴实实的生命,/在掘进的犂尖上闪闪地发光。”

能够胜任的农活当然还有许多。比如这个冬天,我还给油菜田浇水施过肥。那时沟水早已断流,家里的大茅厮(俗称“腾坑”)事先掺进了不少水。由师兄何远成挑水,挑到一百公尺以外的油菜田里。他挑,我浇。一粪档水灌四五窝油菜,水浇在土上,茲的一声,泥土很快又变白了。何师兄挑起空桶往回走,走不到半个田远,我这边的水早就浇完了。那天只浇了五六分田,着实把何师兄挑恼火了,连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但我人小挑不动水,帮不了他的忙,只有暗自惭愧。

有一天傍晚放牛时,遇到临院的老农民廖五爸(一年后划成分评为上中农)也在沟边放牛。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小伙子,农村的日子很糙辣。在农村过日子,你要慢慢学会吃苦,不吃许多苦,你长不大。”这话从一个老农口里说出来,我觉得特别实在,也特别有分量。他似乎想告诉我,真正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他说得很好。我觉得,那时我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不读书在家当农民,人家都过得下去,我为什么过不下去?我相信自己不会畏惧生活的艰苦,不会在它面前趴下!

几个月后,何师兄决定回老家金堂。临走时,母亲给了他六个大洋,他嫌少,但母亲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他犹豫一阵,才伸手接过钱。

  喜读言情小说的插班生

从彭县回家不觉两三个月过去了。很快就到开学的时候了,爸和妈决定让我继续唸初中。可是树德初中是一年招收一个班,我只停了半年学,显然无法复读,必须另外找学校。于是,我转学到位于人民公园后面的蜀华中学插班读初中第四期。

解放初期,成都中学生的数量大减,其中又以私立中学为甚。1950年上期,成都市区学生人数由1949年的近两万人骤降至不足九千人。据市文教局19506月对济川中学的调查,这所学校1949年有高初中24个班,学生1167人,1950年上期合并成12个班,仅有学生228人,主要原因之一是部分学生家庭经济发生变化,有的学校,学生还没有教职员多。如民新中学共有教职员51人,而学生仅42人;天府中学有教职员31人,学生仅23人。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并班甚至并校。树德与蜀华不算减员最少的学校,都将女中并入了男中。

蜀华中学男女中仅一墙之隔,解放后男女中合校后,高中班次仍然办不全,只办了四个班;初中还好,六个班每班都有三四十名学生。我读的这一班是初三十九班。进蜀华后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所学校无论校舍、设备还是学风,都远远赶不上树德,两所学校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心中难免有些失望。然而也没法过多计较,既来之则安之,有书读就不错了。当时蜀华也有一个强项,就是女子篮球特别棒,初中女生中,有两个是成都市女篮队员,当时成华大学的女篮校队,多次到蜀华来比赛,十打十败,根本不是蜀华女篮的对手。又想起解放前那几句顺口溜“……要找健康美,蜀华赛全城!”显然这种定性不是没有根据。

前面说过,1945年父亲即在东御街开设了“信诚商号”,一如过去,现在仍然专卖铁匠铺用的铁和钢,但生意明显不如以前。蜀华中学在人民公园背后的蜀华街,离东御街不远。每周星期六下午我都回“信诚”去住,不管怎么说,这儿的饭菜总比学校的伙食好得多。到星期日晚饭后,才返校上夜自习。父亲每周给我一点零用钱,除了偶尔买一点脆花生,其余零用钱,全花到青年路夜市上买旧书去了。当时买的书很杂。至今还放在书柜里的朱光潜的美学书柬《致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巴金译),便是那时候买的。此外还买过好几本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春明外史》、《似水流年》、《天河配》、《夜深沉》等。解放后有些人把张恨水贬得一钱不值,其实他的小说比近些年市面上流行的许多所谓的爱情小说干净得多,高尚得多。那段时间还买过两三本历史演义小说,至今记得《隋唐演义》中,有一段记述一位好汉熊阔海为救全城奔逃出城的老百姓,双手托住城门洞的千斤闸,待城里人全部逃出城后,他却因力气用尽而被千斤闸压成了肉饼,读到这里禁不住眼泪直流。

冬天来了,母亲用旧毛线给我织了一顶帽子。帽子的样式土得掉渣,是农民常戴的“西瓜皮”。有几位同学嘲笑我:“你戴的啥子帽子啊!牛屎堆!”我一笑置之,那时还根本不晓得打扮自己。而下身穿的裤子,则颇为洋气,是利用父亲的旧“毛货衫子”改的西裤。嘲笑我帽子太土的几位同学又说:“伙哟,这条裤子好洋盘!”土和洋,同时体现在我身上。这是很具象征意义的一种标志:一方面我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另一面我又是不折不扣的城市商人的儿子。

学习方面,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困难。英语课似乎特别轻松。上课根本用不着听老师讲,因为我全懂。无论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拿100分轻而易举。(谢谢杨永康、薛致远老师给我打下了较好的英文底子)。语文课对我来说,自我感觉同样不错,可谓轻松愉快。班上有一位家住崇宁县的大个子学生,他的年纪恐怕已有十七八岁,叫谢朝矩,(多年后我向川大右兄、崇宁县人余桂钧打听过这位同学,据余说,谢离开蜀华后,一直在外省工作)此人喜读言情小说,经常幻想爱上一位浪漫的女子,跟她“长吻三分钟”。由于“长吻三分钟”经常自我陶醉地挂在他嘴边,所以许多年以后只要一想起他 ,我脑子里立即会跳出“长吻三分钟”这五个字来。谢的作文写得不错,文辞华美,尤擅绘画,美术字也写得漂亮。期中考试结束后,校学生会要各班都办一期壁报。班主任是一位刚结婚不久的教语文的女老师,叫高培璋。她叫我与谢朝矩负责编写这一期壁报。我负责编写部分文字稿,如《我爱我的班级》、《新成都掠影》等等;谢朝矩除了写稿外,还负责画刊头、插图,并用美术字书写全部文稿。他做的事比我多得多,许多时候我根本插不上手,谢并不计较。结果这期壁报在全校评为第一名,有好几位外班同学到教室来打听:“哪个是谢朝矩、曾祥麟?”我们听了常相视而笑,特别高兴。总之 我和谢朝矩都小小出了一次风头。

我从小对政治没有什么追求。我在班上学习成绩不错,并且守纪律,不调皮。班上少儿队(少先队前身)的支委周慧芳(后在成都十九中教书),有天课外活动时,把我喊进教室里,问我是不是想加入少儿队。我一愣,傻乎乎地回答:“我没有说我要入队呀!”一句大实话,反倒使周慧芳脸红了。她心中可能骂我不识抬举,但嘴上只是说:“啊,那就算了,算了!”一直到高中,到大学,我也没有写过入团申请书。我最怕没完没了地开会,觉得就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地生活最好,我不想干扰别人,也不想受别人干扰。这是自由主义的苗头吗?别人可能这样分析,我却至今还不太清楚该怎么定性。

这学期,特别值得记一笔的是,19506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第一枪是北朝鲜打响的。两个月内,朝鲜人民军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9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形势逆转,朝鲜人民军迅速溃败。金日成请求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出兵救援。但斯大林是何等狡猾之人,他按兵不动,却希望中国去帮朝鲜抵挡联合国军。那时中国刚打完“内战”,国内民生凋敝,老百姓急需休养生息。这个仗中国该不该打?后来听说中国高层领导有很大分歧。孰是孰非,我们这些细民没有资格判断,无须在此乱插嘴。毛主席力排众议,坚决派志愿军入朝参战。10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26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附记:中国参战军队最多时达到134万余人。结果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失踪25万人;耗费物资560万吨,花费钱财60万亿元(旧币)。据官方文件说,这场战争,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至少推迟了1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飞机大炮等军事物资并非无偿援助,是要付款的,多年后中国才把这笔钱还清。中国保住了金家王朝,结果人家并不买账,他们把为保卫朝鲜而牺牲的许多志愿军烈士墓都铲平了,还说:“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给予一定的援助,数量不多的志愿人员组建志愿军,但由于没有接受伟大领袖(金日成)的统一指挥,所以毫无战斗力,一打就逃。”以上就算一段闲话吧。(据另外的资料:三年中双方军民死亡500多万,我官方首次承认志愿军伤亡四十多万(准确数字有待历史给予答案)。志愿军被俘20800人,回国6250人,其余大部去了台湾。)

话说打仗需要新一代的军人。军干校及时在大学和中学生中招收了部分学员。至今记得,这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蜀华中学不少十七八岁的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军干校,结果只录取了几个身体很棒的学生。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初三十九班的姓任的女生。欢送会上,几位女同学为她扎了一朵大红花,佩在她胸前,大家狂热地为她鼓掌。这位身材高大的姓任的女生非常激动地表示:“为了打败美国野心狼,我愿意血洒疆场!”班主任老师高培璋(女)立即纠正说:“不是血洒疆场,我们要迎接你胜利归来!”台下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那时的学生,是多么爱国,多么可爱啊!

蜀华中学接着又开展了募捐活动。记得学生会主席叫贺学洪,是个非常英俊的高三学生,他可能出身于大地主或富商家庭,在募捐会上,毅然脱下穿在身上的很华贵的狐皮长袍,只留下一件单衣。校长邓克明(民盟成员)不能眼看学生挨冻呀,首先表扬了他,然后坚决将皮袍退给了他。

当时教我们政治课的,是成华大学(四川财经学院的前身,当时在新西门外)的一位高年级学生,他叫张彩猷,自云家住崇宁县东街。他家是地主,解放后家里基本上无钱继续供他上大学,只好勤工俭学到蜀华中学教两班政治课,挣点学费伙食费。在爱国激情的驱使下,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表示,他决定捐出本月的全部薪资。当时我暗中替老师担心:张老师,下个月你还吃不吃饭呀?

另据郫县地方志资料记载,郫县人民为支援抗美援朝,1951年,全县各阶层群众有钱捐钱,有金银捐金银,出现了许多感人事迹,除捐献一架战斗机(折款)外,尚余人民币(折合新币)10.86万元,也一并捐给了国家。全县人民的爱国热忱,有天可鉴。

“清匪反霸”运动见闻

一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即将放寒假的前几天,成都东城区公安局叫父亲到南较场“政训班”交代历史问题。他一关进去,就意味着下学期我又要失学了。这次停学,一停就是一年。

1950年冬至1951年夏,全县大张旗鼓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讲的“四大运动”。“减租退押”必须先“清匪反霸”,除掉绊脚石。清匪反霸运动来势凶猛。据官方资料记载,全国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杀七十多万人。郫县到19515月,共杀土匪、恶霸、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540人。可能这是不完全统计,有些未经审判被杀掉的人,并未计入。

郫县土匪叛乱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历时不到一个月。213日下午,驻郫县的解放军开赴何家场,歼灭准备攻打县城的股匪,俘匪百余人;215日,数十名解放军到三道堰清剿,在罗家桥击溃(准确地说是“一触即溃”,枪声一响,一大群乌合之众迅即四散奔逃)孙舵把子和游干班分子刘铁骑所率两三百名土匪,很快进驻三道堰。次日,孙、刘再次组织土匪妄图夺回三道堰,未能得逞,解放军继续向北控制了古城乡乡公所驻地马街。217日,驻崇宁县的起义部队九十五军派出清剿部队,击溃万寿、元觉两乡股匪,缴获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到19503月初,通过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工作,全县基本平息了叛乱。

3月,三道堰开始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匪徒。通过公审会枪毙的第一个匪首姓孙,外号人称“五梅花(儿)”。据老干部叶成章的回忆录记载,那天的公审会是在关帝庙小学内召开的。从永定桥到关帝庙小学门口,大约每隔一丈远,就安排两个民兵在街的两边站双岗,戒备森严。公审会结束后,孙被十几名解放军刚押出关帝庙小学大门,即听孙的小女儿在人群中大声哭喊“爸爸”。孙听到女儿的呼喊声,立即向女儿顿脚高呼“幺女!”解放军强行将孙拉到观音阁场口外百余米处的一个苕田边,一声枪响,送孙回了老家。

1951年初放寒假之前,永定、古城两乡已开过三四次公审会,枪毙了好几十名土匪、反革命、恶霸。听说在三道堰新街场口外公审三道堰舵把子孙××那天,从郫县监狱里只押来他和太和场一位姓钟的土豪。二人分别被捆在公审台两侧的木桩上。太和场那个姓钟的,吓得面如死灰,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孙则毫无惧色,大叫:“绑那么紧干啥!松点!反正都是死!”此人绝对是一条敢做敢当的硬汉。其实,孙舵把子在平时并不是又歪又扯的人。记得小时候,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家门口亲眼见到一个中年妇女,为了借贷中一个枝节问题,跑到孙家门口大骂孙舵爷。街上围了许多看热闹的男男女女,都觉得这个妇女太横,不讲道理。其时,孙并未回骂一句。袍哥尊重妇女,不跟这个女人一般见识,孙大爷忍了。都认为孙大爷度量大,风格高。但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组织叛乱,因此今天活该被共产党收拾。话又说回来,就算他不组织叛乱,一个当过袍哥舵把子的人,在镇反中不被枪毙,至少在成都地区恐怕还找不到一个。

话说公审会开完后,一般情况下主持人会问:“老乡们,咋个办?”只听下面的群众大声回应:“敲砂罐!”接着就由武装民兵将犯人押到旁边一块田里,喊一声“跪下!”如果犯人不跪,脚弯上踢他一脚,不跪也得跪。然后枪声响起,走完了例行程序。下一拨,不知又该轮到谁了。

枪毙古城乡伪乡长杨雨霖那天,听说与会群众也极多。身材瘦长的杨雨霖当乡长前,住在我家后门外的大杂院里。他年轻时在成都读艺专,据说对绘画有一定造诣。不过三道堰的人好像都没有见过他的画。他在学生时代便喜欢抽叶子烟,手上经常拿一根五六寸长的烟杆,据说有次他到东大街某瓷器铺去闲逛,见一把景德镇茶壶很漂亮,问店主多少钱才卖。店主答:两元。俗话说喊的是价,还的是钱,杨还价五角。店主认为这位学生爷不是居心买,便不屑地说一句:“五角钱买一个茶壶嘴嘴差不多!”杨雨霖觉得店主太不会说人话,随手用烟杆的铜嘴嘴轻轻向茶壶嘴一敲,茶壶嘴应声掉在桌上。杨雨霖掏出半圆银币向柜台上一扔,捡起茶壶嘴扬长而去。这故事的最初讲述人好像是我父亲,我相信不是瞎编。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学绘画的艺专学生,后来居然操成了威震一方的乡长,而且是一位许多袍哥不敢惹,浑水袍哥更是见到他就想躲的人。大概是1949年暑假,外码头某舵爷向他挑衅,不是约他在他管辖的地盘马街相会,而是约他到三道堰湖广馆茶铺里会面。杨雨霖一点也不虚火,某日,亲率古城乡自卫队十余名警丁,各执长枪短炮如期到三道堰湖广馆茶园恭候。谁知那天×乡的舵把子拉了稀,根本不敢来。只见杨雨霖在茶馆里高声大骂虾子下了跁蛋,手枪在茶桌上拌来拌去。那天三道堰的人都长了见识,杨乡长真还是个天王老子都不怕的狠角。以上算是附带写一点花絮,给三道堰的历史增添一个细节。

从彭县回家后,郫县第三区(下辖永定、古城、太平、新民、崇兴5个乡)陆陆续续又开了几次公审会,我跟随本村农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或三次公审会,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

三区开公审会的地点,一般在今古城镇锺平村王家大院附近的高石桥。该处平整了几块田作为临时会场。各村农民一听说开公审会,参加者特别踊跃,比看坝坝电影的人还多。看杀人,还有什么比这更过瘾!早在近百年前,文豪鲁迅便把中国人这种世代传承的国民心态写得入木三分。每逢开公审会,坝子里都坐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村民,我想起码有五六千人吧。每次公审的过程基本一样。先是领导讲话,接着是苦大仇深的群众代表上台控诉土匪恶霸的罪行;发言间隙,群众热烈呼口号。最后由主持会议的区乡领导人宣布被处决人犯的名单,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每次公审的土匪恶霸,多者二三十人,少者十二三人。武装民兵将他们押进会场时,最初有土匪沿途叫喊:“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有个姓陈的土匪是开案桌的,知道自己当天要被枪毙,毫无惧色,在被押赴高石桥刑场途经三道堰场口他家门口时,他对押送他的武装民兵说:“我身上这件羊羔黑皮袄很值钱,‘敲砂罐’把皮袄弄脏了太可惜,让我脱下来留给家里人。” 押送他的民兵同意了他的要求。他被押送至正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欠他肉钱的女人,大声对那女人吼道:“某某,你还差我十九元肉钱,记住还给我屋头(指家属)!” 还有土匪嘱咐参加公审会的他的邻居或亲戚朋友:“某哥某嫂拜托了,请关照我一家老小,我在阴间报答你们!”

为了避免再发生此类扰乱会场的情况,以后开公审会,将这些人五花大绑押进会场前,一般先用布团塞住他们的嘴,将他们拖进会场死死捆在公审台旁的木桩上以后,再用绳子勒紧这些人的嘴巴,将他们的嘴和头一并紧紧捆在木桩上。谁敢不老实,立即一枪托打去。执行枪决的地点,一般在高石桥会场旁边的一块下湿田里。三个武装民兵押一个待决人犯,枪响后,由区警卫连蒋连长一一检查是否断了气,如果尚未断气,立即再补一枪。

以前我从未见过枪毙人,这个春天里,算是开了眼界。此外还听说,曾在三道堰新街场口外枪毙过一位家住西栅子外张家寺附近的姓朱的年轻人。家里人给他收尸时,在附近农家要了一个土碗,他母亲跪在地上用手一捧捧将儿子的脑浆捧进碗里。别说目睹,就是听说那情景,心头都觉得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声势浩大的减租退押运动

1950年秋,在清匪反霸的基础上,郫县全面开展减租退押运动。秋收结束后,农村首先开展查田评产活动,在此基础上,依据每户占有农田的面积,计算出该户应缴纳的农业税(公粮)。按新的规定,地主的地租,在原有租额的基础上要减除百分之二十五,然后再减除今年应交的农业税,这样下来,所余也就不多了,要退还佃户的押金,一般是远远不够的。这年秋季,地主不仅未收一粒地租,还要叫他们全部退还佃户的押金,只能挖家里的老本来退押。可能吗?

世代务农、后来当了人民政府的乡长、区长和什邡县委副书记的叶成章,在80岁以后写的回忆录中说:“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一般都会精打细算,积攒的钱,很少留在身边,有了一点钱,不是购置产业,就是拿出去放高利贷,所以要他拿出老本来退押极困难。”怎么办,只好到处求爹爹告奶奶。

三道堰也有很快把押金全部退清的“开明地主”,比如家住大桥北面“新街”的王少卿。但别忘了,他家里同时经营着一座油碾,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像他这样的地主,毕竟是极个别的。

说说我的见闻吧。早在蜀华放寒假前,我就知道郫县已掀起退押的高潮。有个星期六晚上,郫县的大地主、大商人,成都北新街“道谊”钱庄的老板李德培,突然满脸颓唐地来到东御街“信诚”找父亲。读树德时我多次随同父亲去过北新街“道谊”。那时的李德培满面春风,一脸福相,肥大的身躯坐在宽大的沙发上,就像电影里的银行家一样。而那天晚上却是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连说话的声音也变得细弱无力了。父亲请他吃晚饭,喊店员去街对面“粤香村”端了两份红烧牛肉。父亲像往常一样请他坐上方,这次他坚决不坐上把位,只在进门的左手方、陪客的位置坐下,父亲只好由他。只见李德培将牛肉夹起又放下,他实在吃不下。他说郫县要他拿出多少多少钱退押,他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一辆六七成新的进口小汽车(当时称轿车)全卖了,还是差得多,今天特地前来请父亲拉他一把,不然恐怕命都难保。说着说着放下筷子,当着几位店员的面,满脸眼泪在饭桌旁给父亲跪了下来。那个样子很难从记忆中消失。过不久,听说他在郫县被枪毙了。

放假回到乡下后,经常听到农民唱“租啊租,你是我们身上的铁箍箍;押啊押,你是我们身上的千斤闸……”,还经常见到村农会组织的一大群贫雇农到地主家催押。我们家不是地主,无租可减,无押可退。但他们总怀疑我家有多少田产在外地,因此他们从近邻袁家地主院子催押出来后,常常到我家院子来走一趟,喊几句什么,骂几句什么,然后呼啸而去。这户姓袁的地主,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在田里集体干活时,还经常当做笑话谈起他。他这个地主当得真窝囊。据说冬天洗脸时,连热水都舍不得烧。煮饭时,灶膛里丢一个石头,烧红了夹出来丢进冷水面盆里,咕嘟咕嘟几声,冷水就变成热水了。中国的地主形形色色,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够将来(不是现在)的历史学家研究一辈子。

街上的孙七嬢,解放前在我家斜对门居住。她是个小地主,因退不起押,又忍受不了农民的打骂,有一天决定跳河自杀。谁知刚跳下柏条河,就被在我家斜对门卖糍粑和黄水馍馍的黄哑巴看见了,好心的黄哑巴立即跳下河将她救上岸来。我听说孙七嬢跳河的消息后,急忙赶到河边去。在三道堰大桥下端具有标志意义的那棵百年大柳树旁,围着一群人,我从人群的缝隙里钻进去,只见奄奄一息的七嬢,正头向下躺卧在河岸的斜坡上,口里还不断溢着胃里的积水。围观者中,有人叹息说:“一个至今还没有结婚的老姑娘,无路可走了,遭孽啊,遭孽啊!”目睹此情此景,心里很难受,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我噙着泪离开了河边。

以后一段时间,好像七嬢连住宿、吃饭都成了问题。母亲以前与她交情不错,常在一起聊天、打麻将,同情她的遭遇,请她到我们乡下来住了几天。此前,为了守住三道堰的家不被人霸占,妈叫二弟祥文与尚未离开我家的何师兄每晚到街上去住;何师兄回到老家金堂县以后,妈便叫姐姐与孙七嬢一起每晚到三道堰街上去住,住在原来爸和妈睡的大房间内。

话说此时隶属区公所的“武工队”已有30余人,相当于一个排的武装力量,队长是解放前三道堰袍哥码头的红旗管事、解放前夕秘密加入了“民盟”的杨兴仁。武工队配有一挺捷克式机关枪,队员全部配备步枪,队长杨兴仁腰上随时插着一支手枪。这支威风无比的武工队看上了我们家,欲驻扎在我家,说得难听一点,欲强行霸占我家。杨兴仁不出面,派两名队员叫姐姐搬走。(杨兴仁后因历史问题判刑劳改,释放后回三道堰开了一家茶叶铺谋生,这是后话)姐姐据理力争,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又不是地主,凭什么要赶我们走?然而解放初不是讲理的时代,有一天,有两名武工队员竟然横蛮地将挂在姐姐床上的蚊帐扯了。姐姐回家告诉了妈。妈知道惹不起这些人,怕出事情,只好忍气吞声,叫姐姐和七嬢依然回到乡下来住。后来,七嬢嫁给了着装整洁、经常满脸堆笑的个体医生“宋膏药”,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或许说不上,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比死更艰难的生。

前文记述过的潘士琛被镇压后,他的四十多岁的妻子(人称“潘太婆”),有一天有气无力地抱个南瓜来到我家。母亲请她在灶房门口的椅子上坐下。她也是因退不起押而前来请求救助的。但母亲哪里有钱帮助她堵大窟窿。她坐了十多分钟,水也不想喝一口,失望地依然抱起南瓜走了。此人解放前曾是郫县妇女会的副会长(会长是县长夫人),抗日战争期间,曾带领郫县一些官员和士绅的太太,四处为抗日川军募捐;每年“三八”妇女节,都组织一批知识界妇女开展有关女权平等、妇女解放的宣传活动,是郫县女界红人。想不到一两年间便成了这个样子。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一点不假。

表姐夫王志新的遭遇同样使人久久难忘。他是金堂县二姨妈家淑芳姐的丈夫,大胖子,高度近视眼,为人和善,极健谈,地主家庭出生。他本是成都某机关一个普通职员,1951年家里退不起押,农民进城来把他抓回金堂县老家,要他把藏在家中的金银财宝交出来。他说没有,农民就吊打他。后来实在招架不住了,向农民告饶说:“快把我放下来,我家里地板下藏有很多银元!”几个农民押着他回到成都梵音寺街他家中,撬开地板后,连一枚铜板也没见到,又把他带回乡下去打。几天之内,他便死在农民的棍棒之下。

那时候,不经法院判决即可枪杀地主甚至地主的儿子,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近读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顾问乐黛云的一篇回忆文章,她说,1951年她读北大时,一些教师、学生被学校派到江西参加“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师生们掌握了近十万农村人口命运的大权。那时她19岁,担任一个四千多人的村子的工作组组长。工作组按照《土改手册》,根据土地拥有量,在该村划出了八个“地主”。一位副县长到该村,指挥召开大会,他一个人说了算,不需要和工作组商量,也不必请示谁,开完会就将这八个地主全部就地枪决。其中一人是个老头,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积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一点地,攒到1949年,攒成了地主,被那位副县长一句话就给枪毙了。

据说那时就是一个区长也有枪毙人的权力。听说在三道堰召开的一次退押现场会上,因地主闵孝骞(第三区区公所驻地以前就是他的家)退押不积极,主持会议的领导说:“你再要顽抗就把你拉出去枪毙了!”他还是说退不起。主持会议的领导当即以恶霸地主的名义宣布对闵执行死刑,说罢便叫民兵把他拉到柏条河边去毙了。这个姓闵的年轻时家境并不宽裕,据说有一次拿一元钱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劵,本来不抱什么希望,不过想碰碰运气而已,谁知当真来了运气,得了个头奖,得奖金一万元。得奖后不敢声张,有一天两兄弟各背一个背篼,里面装些不值钱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悄悄把一万元藏在背篼里背了回来。弟兄俩新买了两百多亩田,还在街上修了一座大宅院,当起了三道堰有头有脸的绅粮。哥哥喜欢做善事,故群众背后都称他“闵善人”,弟弟因为财运好,人们都羡慕地叫他“闵财神”。买债劵得大奖使弟兄俩告别了贫困,过上了好日子,但最终使当家的哥哥吃了枪子送了命,并让两弟兄的儿女几十年被踏在地上翻不了身。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三道堰还有个有两三百亩田的大地主孙金玉,也被定为恶霸地主,区长在退押现场会上宣布执行死刑后,几个武装民兵立即将他拉出去枪毙了。

张寡妇一家的故事  退押期间,我们村有一户从县城赶下乡的地主张寡妇。她全家四口,大儿子在四川大学法律系读书,家中有一个新婚的媳妇,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儿子。那时,退不起押的地主富农常被捆绑、吊打、跪炭花、跪玻璃渣。张寡妇不堪挨打受罪,悬梁自尽。还是半桩桩娃娃的小儿子吓疯了,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有个星期天,大儿子张××与两个同学一起从川大赶回乡下,想顺便到中平村全乡的退押现场杨家大院去看看。还未走进大院,被武装民兵拦住。×区长是退押会的领导人,叫民兵把张××带进去,一问,原来是个地主狗崽子,叫他跪下认罪。张××不服,还硬起颈项与区长辩论。区长骂他公开抗拒,破坏退押,实属嚣张已极,立即叫武装民兵楚××将他押出枪毙。民兵楚××认为区长是想吓唬吓唬那位桀骜不驯的大学生,因此把大学生押出大门外约三十米的河边以后,只叫大学生跪在那里。区长赶到河边,见民兵楚××未执行他的命令,骂民兵:“你手上的枪是干什么的?难道我说的话不算数!”民兵楚××这才明白,原来是要动真格的,只好服从命令,一枪把大学生毙了。

至此,张寡妇一家只剩下一个过门不久的年轻媳妇王××,住在一间破烂的房子里,经常和四类分子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晚上还要到村办公处去汇报,接受训话。谁知有一条色狼早就在打她的主意了。此人是队上的生产委员,年近50,有妻子、儿子,晚上听完四类分子汇报后,他常借口个别训话将王××留下。有一次集体义务劳动时,有个地主妇女悄悄对一位姓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说:“你知道吗?王××被生产委员强奸了。”姓朱的非常气愤,想到公安机关去检举揭发立功赎罪。但无凭无据,举报不成,反而蒙受替地主分子鸣冤叫屈的罪名。次日早饭后,王××得知此事,特别跑来向朱封口:“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声张出去,如果说出去了,我无脸见人,我只有去死!”朱××想来想去,依然决心为她雪恨。村民政委员罗××解放前曾经帮过他家做月工,雇农成分,是个心地善良的老实农民,爱打抱不平。某日下午,历史反革命朱××将此事向他汇报了,他马上托人将受害人叫到家来询问。最初受害人不好意思,经过启发说服,受害人终于哭诉了真情: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那个生产委员在四类分子汇报结束后,将王××留下,拖到半夜,叫她回去。然后尾随她到一个烟地旁边,将她拦住,王××差点吓掉魂,绕道逃走。又一日,生产委员又叫王××去汇报,汇报完毕后,他疾步走在前头,埋伏在王回家必经的朱家涧槽,王××刚走到这里,此人就从黑处窜了出来,将王××挟持到沟边,将她按倒,撕烂她的衣襟。一个弱女子怎么敌得过那个牛高马大的汉子,就这样被强奸了。王××回到家里,想寻短见(自杀),但想到自己才二十多岁,全家都死绝了,谁来埋我的尸体呢?所以她又忍了下来。历史反革命分子朱××根据实际情况,并有民政委员作证,写了一份检举材料向当地派出所举报,满以为作恶者要受到法律制裁,谁知举报材料交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根本无人过问。事过几年,王××终于找到了归宿,嫁给了一个中年丧妻的伪保代表徐××。老夫少妻日子过得还算惬意。然而好景不长,不到几年男人一病呜呼。儿女不是亲生的,视她若佣人,在家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洗衣煮饭喂猪打草,成天劳累,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因为受到过度刺激,最后成了呆子,没有几年就去世了。

这位姓朱的历史反革命后来平反恢复工作回到了成都木棕厂,退休前,受朋友委托,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咨询有关财产继承问题。闲聊时,得知该律师是解放前川大法学系的学生。律师说:“老兄对法律程序法律术语如此熟悉,大概你是学法的吧?”姓朱的说,解放前利用工作之便,曾在重华大学法学系当过几天旁听生,所以对法律有些了解。律师又问:老兄何许人也?答曰:郫县人。律师说,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在校期间,礼拜天回家去减租退押现场,希望去看一看,长点见识,谁知竟被枪杀在退押会上,你知道吗?原来这位律师竟是与张寡妇的大儿子一起到郫县的两个同学之一。朱××将张寡妇的大儿子被杀的过程告诉了律师,律师热泪盈眶,竟至哭了起来。临别时,他委托朱××代他慰问同学的家属。他哪里知道,张寡妇全家已死绝,向谁去转致慰问啊!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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