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往事如磐 》第四章 风雨黎明
分类:

往事如磐.gif

    ——曾祥麟回忆录 

 

第四章 风雨黎明

 

郫县解放,叛乱的枪声

现在郫县古城、三道堰两镇年逾八十的老人,大概都知道古城有个赫赫有名的烈士,他叫楚伯良。郫县解放前夕,他积极参与组建反政府武装“中华三教同盟军”,但未等到郫县解放,便英勇就义。简单介绍几句他的事迹吧。

他少年时代在古城农村读私塾,青年时代在蓬溪县盐务处当过师爷,后来在军校当过排长。离职回乡后,先后任甲长、保长、马街袍哥副舵把子。19493月,由崇宁县人王蕴滋(曾任川军副师长,民革成员,川康民主联军参谋长兼川西军区司令员)介绍加入“民革”,被委任为川康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参谋。194959日,他在崇宁县参加“五九”起义失败后,突围转移。不久回乡策划第二次起义,某夜,在张家庙子参与组建“中华三教同盟军总司令部”,任参谋长。他亲自草拟布告称:“本军吊民伐罪,解放一切不平,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614日,他在唐元乡策划武装起义时,被密探侦悉拘捕。89日(农历七月十五),在郫县城关北外较场坝被枪杀。据说楚伯良在临刑之日,给家属写了份遗嘱,内中有两句告诫儿孙:“书不可不读,官决不能做”,非常镇定,字迹工整。据三道堰人赵叙根说,楚伯良被押出郫县北门途经他家在沱江桥附近开的酒铺时,停步叫赵的父亲:“赵晓岚,舀一碗酒给我喝!”赵父命店员舀了一碗酒给楚伯良,楚咕嘟咕嘟喝了一碗酒,这才继续大步走向刑场。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经过周密调查,确认这次起义属于革命性质,追认楚伯良为烈士。其子楚兆奎恢复教师身份。当年“三教同盟军” 的联络员傅××,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在县城东街居委会办的缝纫组当裁缝,糊口都艰难,落实政策后,终于享受到离休待遇。为了促进郫县解放,许多老一辈郫县人献出了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

194910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此时整个四川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129日,川军三巨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1210日,蒋介石父子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登上“美龄”号专机直接飞往台北,从此永远离开了中国大陆。记得泰戈尔诗中有一句:“人类的历史,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在解放军从东南北三面迅速向成都逼近的情况下,迫使驻扎在郫县一带的十五兵团、二十兵团和郫县县政府、民众自卫总队,于1224日相继宣布起义。

1228日(农历冬月初九)上午,郫县士农工商各界代表和广大群众,以及起义部队的许多官兵,总计万人以上,在县城北门外较场坝隆重举行庆祝郫县解放大会。大会发言结束后,由郫女中两名女生向大会敬献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这面鲜艳的旗帜在万众注目下,在会前临时栽起的一根旗杆上,由青年教师胡伯昂、高再廉将它缓缓升向郫县上空。至此,郫县正式宣告和平解放,比成都解放的时间还要早两天。而这时,我还在树德中学读书。直到1950127日(腊月初十)前后,我才在赵绪根老师的护送下,离开树德中学回到三道堰。其时,城乡居民的生活似乎与往常无异,生意照常做,逢场天街上照样人挤人

那时郫县城里仍驻扎不少起义部队的官兵。因发不出军饷,许多官兵,包括中央军校一些起义学生,在街头到处设地摊贩卖军毯、军服、皮靴等物品。三道堰不少人到县城买了部队生活用品回来,都说很便宜。第二天经母亲同意,麻子师兄凌文光(注:凌师兄这年5月离开三道堰回到老家资阳,不久任资阳县商业局局长,1956年到郫县三道堰见到二弟祥文,自云郫县解放前他便加入了共产党,故回到资阳后,立即被调到县委工作。他会是地下党员,真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领着二弟祥文步行到郫县,也想买点便宜货。走进北门一看,果然街上到处都是卖东西的军人和买东西的老百姓,像赶场一样热闹。走到十字口,见那里围着许多人在买什么。一看,原来是几个军官在卖金戒指,每个戒指四个大洋,够便宜的。二弟祥文那时刚满十岁,平日父母给他的钱,舍不得乱花,已积存二十三个大洋,立即掏出四个大洋,叫凌师哥挤进人丛给他买了一只戒指。过后,他们又在一个地摊上花十个大洋买了两床七八成新的黄色军用毛毯。兴冲冲地回家后,大人们一致认为军毯便宜,一床值得起五个大洋。(其中一床军毯年底卖掉了,还有一床军毯家里一直用到1970年代。)但对金戒指却颇为怀疑,以为很可能是假的。后经内行鉴定,说是戒指没有问题,而且成色很好,就这样,祥文在十岁的时候,便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金戒指,连姐姐都很羡慕。

几天后,家里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三个都是大块头。其中一个大胖子叫潘质(字士琛),古城乡潘家坝人,原是父亲的小学同学,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当过三道堰小学的校长,后到重庆谋职,在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任中校股长。解放军攻占重庆后,他与两位同事(均为外地人)一道从重庆逃了出来。一位叫陈士谊的同事有一辆用3000个大洋买的新吉普车。三人坐车到内江后,要过一条河,那时难民如潮,汽车根本无法通过,他们只好把车扔掉。一路上时而步行,时而搭便车,好不容易才回到郫县。潘在县城东街陕西巷有住房,在古城潘家坝老家也有住房。起义官兵撤离郫县、共产党完全掌控郫县的局势后,他们知道共产党容不下他们,决定离开县城到古城乡潘家坝躲一段时间。路经三道堰,潘叫两位同事在我家歇脚住了一夜。

那天晚饭后,父亲与三人在铺子上围着火盆烤火,我和二弟好奇,一直站在旁边听他们闲聊。性格外向、说话诙谐的陈士谊对三个大人说:“我来给你们算个命!”他问了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在一张纸上东划西划,最后神情黯然地说:“我们一起来的三个人都跑不脱,只有你(指父亲)躲得过这场劫难!”父亲半信半疑。父亲并不是纯粹的商人,在政治上污点甚多(后文再说)。前途究竟怎样?确实心中无数。第二天早饭后,潘士琛与两位重庆朋友离开三道堰到古城潘家坝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情况便不清楚了。第二年春,郫县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潘在郫县首批被镇压。他的两位朋友,想来同样不会有好下场。陈士谊真把他们的命算准了。

话分两头。成都解放后,为了解决机关、部队给养和城市粮食的迫切需要,征收公粮(农业税)成为人民政权建立后面临的一项极为迫切和艰巨的任务。19501月中旬,成都附近各县军事代表接管旧政权后,立即组织开展征粮工作。首先由各保保长和农民代表等组成征粮评议小组,按各户粮食产量评定征收数量。2月初,郫、崇等县将任务落实到户,开始组织入库。

对此,茶坊酒店里议论颇多,己丑年的公粮郫崇等县伪政府已经征收过了,共产党凭什么还要征收一次?就连首任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在《我的回忆》中都感叹:共产党一到,“不是首先给人民群众一些什么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 然而这粮食非征不可,原因已如前述。就在这时,部分地区发生土匪暴乱,土匪在暴乱中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抗粮反共”。

25日,崇宁县新任县长段振声和他的夫人、县妇联副主席周俊英,在万寿乡征粮时被土匪包围杀害。征粮工作一度被迫中断。

28日,川西军区发布《彻底剿除川西各地匪特,保护人民财产,安定社会秩序》的第一号公告,解放军随即投入剿匪战斗。211日(腊月二十五),崇宁县两千多名暴徒围攻县城,打进了县人民政府,把解放军派驻崇宁的军代表李指导员打伤抛下城楼,让城外土匪杀害。事态日益严重。

这段时间,三道堰常有人在湖广馆茶铺里发布真真假假的各种“最新消息”。某日,有人在湖广馆茶铺内压低声音说:听说共产党要“共妻”,昨天某人赶紧把17岁的大姑娘嫁出去了!随后又有人说:崇宁县的警察分队长谢麒麟把新民乡乡公所的几十支长短枪全部抢走了,共产党不反击才怪!恐怖气氛笼罩着三道堰。人心惶惶,风声鹤唳。

某日上午,湖广馆茶铺里又有人神色仓皇地向茶客们报告:“听说解放军的黑虎队马上要进场逮人来了!”所谓“黑虎队”,系指解放军的便衣先头小分队。传说中,他们都身穿黑衣黑裤黑布鞋,北方农民打扮,打仗神勇无比。消息比广播传得还快。黑虎队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部队,大家并不清楚,谁也没见过。大街上立即响起一片“关门!关门!”的惊叫声。接着是家家户户慌慌张张关铺板的噼里啪啦的声音。据二弟祥文说,那时他正在街上玩耍,赶快跑回家时,铺门已经关了。祥文在门外一边拍门一边叫喊:“开门!开门!”此时街上已不见行人。只有原来住家在街对面的孙四爸(三道堰袍哥舵把子)一人背着步枪站在街心。孙骂道:“你吼啥子!惊风火扯的!”孙舵把子似乎仍很镇定。原来又扯了一场母猪风,三道堰的男女老少又受了一场虚惊。但虚惊很快就变成了摸得着、看得见的非常现实的惊恐。

大概次日下午,我在铺子门口亲眼看见,约有三四十名或背长枪或提手枪的汉子,他们头缠白孝帕,身着长衫,长衫的下半截全部捞起来用带子扎在腰上,有的还打了绑腿,每人的左臂上都系着一根白布带,作为队伍成员的标记,突然从新街场口外杀气腾腾地来到三道堰,并在季扬舟茶馆里歇了一阵气。两边阶沿上站着不少好奇的娃娃和大人,没有人敢做声,全都鼓起眼睛注视着这群凶神恶煞的不速之客。后来才听说,这伙从彭县太平场方向过来的土匪,一路追击三名解放军,并将其中一名解放军打死在柏条河河心。他们将解放军的尸体拖上岸后,拿走他的卡宾枪和几十发子弹,然后洋洋得意地到三道堰来显摆。

那时三道堰的袍哥、土豪、乡保人员似乎还没有什么动静,至少没有大的动静。这群人显然是来煽风点火的。连我这个半桩桩娃娃都明白,三道堰肯定要出大事了!

暴乱,在三道堰,正在紧张酝酿中!

父亲脱险

19502月初,四邻各县开始出现小股土匪叛乱。郫县的刘铁骑(惯匪,温江专署温郫灌三县情报组长)、何家场的蒋耀庭(大恶霸,区长,县参议员),与崇宁县的龙定一(唐昌镇镇长)及谢麒麟(崇宁县警察分队长)等,已约集郫、崇、灌三县的恶霸、土匪、豪绅,商定暴乱计划,决定首先攻打乡镇公所,抢劫枪支弹药,然后与解放军血战到底。

郫县由张源西(曾任陕西凤翔县、郿县县长,国民党64师副师长)负责指挥,他已组建了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二团,自任团长。211日,郫崇两县土匪发动总暴乱。因为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五,故称“二五暴乱”。郫县参加暴乱的总计四五千人;崇宁县参加暴乱的人多一些,达七千人左右。崇宁县暴乱的主要地区是唐昌、安德、竹瓦、万寿等乡镇。郫县暴乱的主要地区是花园、友爱、清河、太平、崇兴几个乡镇。三道堰(永定乡)叛乱分子的头头是当地的舵把子。

幼时(平叛后),在乡村幺店子听到一个传说:伪乡长郭崇韬有个思想进步的表弟郭学辉(民盟成员,成都列五中学语文教师),回到三道堰后,大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某夜,有个土匪准备除掉他,半夜持枪进入他家,从窗外向郭学辉的卧床上猛扫一梭子子弹,谁知郭学辉很机敏,在对方开枪前即迅速滚下床紧贴墙边,躲过了一劫。近读叶成章《回忆我的人生历程》,方知以上传说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据叶文记载:“新民场有个匪首叫冉树云,在“二五叛乱”中,曾带领叛匪,晚上闯进乡公所,向住在那里的张统荣区长的床上打了一仺(十发)子弹,将张区长盖在棉被上的皮大衣打成筛状的弹孔。谁知张的警惕性很高,听到窗外有响声立即翻身躲进床边一个石板水缸里,安全脱险。第二天冉见张在街上行走,赶忙逃匿在外。直到“文革”时,冉才在内江市农场被清查出来。他早已改名换姓在农场当上正式职工,并结婚生子。1970年被押回郫县正法。张统荣也因此被称为‘打不死的张区长’。”借此机会,算是对前面的讹传作个更正。

关于暴乱发生最初几天的情况,父亲在“文革”初期写给红牌楼成都电镀厂专政小组的《简明自传》中有所记载。他所记述的,主要是他个人的经历。

213日(腊月二十七)午后,三道堰西栅子场口上,来了几个从新繁方向过来的解放军,他们用门板抬着一位重伤员,将伤员抬到猪市坝旁边一户居民家中放下后,立即向郫县方向紧急奔去。父亲听说后,迅速赶到停放解放军伤员的那户居民家。这时伤员正向居民老大娘讨水喝。父亲曾在部队上当过几年差,知道伤员喝不得冷水,坚决制止,当即交两个五角的镍币给居民大娘,吩咐她买点蔬菜并熬点稀饭给伤员吃。接着又亲自赶到乡卫生院,找到万医生,请他给伤员敷药。回转到乡公所门口,又叫人将伤员转移到乡公所内调理。第二天早饭后,从郫县来了几名解放军,直接到乡公所将伤员抬回了县城。

第二天(腊月二十八)上午,又有六名来自郫县县城的解放军到三道堰乡公所借锣鼓响器,准备春节宣传用。当时三道堰街上已发现跟踪而来的土匪。父亲闻讯后,迅速赶到乡公所内,叫守电话的钟伯良立即从后门将六名解放军送走。父亲对解放军说:“河对面有土匪,你们人少,赶快走,再拖延要吃大亏!”当时解放军还问了父亲的姓名。估计这几名解放军已走出三道堰场口,父亲才离开乡公所。他深知事情的严重,不敢告诉任何人,连我妈都不晓得,他不想让我妈替他担心。

大概就在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当时赶场的人尚未散尽,几个从外地来的土匪闯入三道堰正街一户弹棉花的铺子里,拖出正忙着卖棉絮的“馬棉花”,把他拖到场口外,一枪就把他毙了。原因是昨天街上来了几位解放军(很可能是抬伤员的军人),他们路过“馬棉花”家门口时,“馬棉花”走到街心拉住一位解放军说:“老乡,前面去不得,有人要打你们!”就因为他给解放军报了信,所以第二天被打死在场口外。父亲在家听说这个情况后,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又过一天,腊月二十九。家里的佣人都忙着准备第二天中午的团年饭。我在厨房里看凌师哥杀鸡、烫鸡、扯鸡毛,扯完鸡毛又跟随凌师哥到河边去清洗鸡的内脏。鸡还没有清洗干净,只听大桥上有人高声叫喊:“高石桥那边打起来了!” 凌师哥站起身拉着我就朝家里跑。这几天似乎随处都埋藏着杀机。三道堰所有老百姓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下午四点左右,一家人关门坐在家里都能听到场口外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听街上人说,罗家桥附近发现了一队解放军,当地土匪(基本上是民团的团丁,一群乌合之众)向解放军猛开了一阵枪。父亲在家里惊惶不安。想出去看看,又不知该到何处去。最后还是决定出场口去看个明白。如果打得凶,就赶快下乡避一避;如果打得不凶,就继续留在三道堰街上不动。他到对门喻士谦家,向喻借了一支手枪和27发子弹,作为防身之用。旋即独自走出通向县城方向的场口,但闻远远近近有子弹的呼啸声,马路上却不见人影。走到当过厨子的徐麻子家门口时,徐麻子请他进门耍一会,并递一支水烟袋给父亲。父亲仅吸了几口水烟,一颗流弹突然掉在他面前。实在太不安全!父亲赶忙告别徐麻子,匆匆回到家中,并将手枪和子弹如数退还喻士谦。晚饭后,命店员把店门关好,并插上铁棍。父亲在家中坐立不安,一直在考虑:走,还是不走?如果走,一大家人怎么办?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冬天黑得早,晩七时左右天已黑尽。西栅子外永定乡第三保保长席洪林(袍哥,几个月后被镇压)屁股后面跟着八九个人,每人手中都提着长枪短炮,来到我家喊门。住在楼上的店员问:“你们找哪个?”席洪林说:“找曾大爷说话!”店员立即报告父亲。父亲知道来者不善,闭门不见是不行的,只好壮起胆子把门打开。

席对父亲说:“解放军已驻扎在文昌宫那边的场口外,听说今晚黑就要进场来搜查。我特别来约你一路走。”话中分明有威胁的意思。席洪林究竟想干什么?不知道。父亲举棋不定。席又说:“今晩黑到西栅子外我家中去住。你是三道堰的头面人物,如果解放军进场抓住了你,恐怕命都难保,我劝你走为上策。”父亲说:“我没有枪”。席说:“找人借一支嘛。”父亲无奈,只好又到对门喻士谦家,再次向喻借枪。喻士谦纯粹是个生意人,一向谨小慎微,只把铺门开了一条缝,从门缝里把枪递给了父亲。父亲说:“光有枪有啥用,再借20发子弹给我嘛!”喻又回到内室拿了20发子弹,依然从门缝里递给父亲。

父亲赓即随同席洪林一伙人向西栅子外走去。约走四五里远,席洪林安排父亲在一家姓吴的院子里住下。这一夜,绝对是一个漫长的难眠之夜,父亲苦思苦想如何才能摆脱这一伙人。

第二天(腊月三十日)黎明,在吴家吃了早饭后,父亲同席商量,可否先到马街(古城乡的乡场)乡公所去找杨乡长,看看他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父亲和杨乡长有私交,相信杨不会害他。席说可以嘛。随即在前面带路,但走的方向并不是马街,而是直接向“石菩萨”(小地名)三道堰舵把子孙××的家走去。走拢后,拍拍孙家的门,院内马上有人出来叫他们进去。父亲这才省悟,不是席洪林要拉他下乡,而是孙舵把子想拉他入伙。

父亲会见孙舵把子和他二哥孙金玉后,问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枪弹?孙答:“人倒是有好几十个,枪也有一些,就是子弹太少了!”父亲劝孙说:“这么重大的事,要考虑周详才好,不能轻举妄动。解放军只要来一排人围住你们,你们的子弹只够打几分钟,最多打十几分钟就完了。子弹打完以后,你们能往哪里跑?”

孙说:“我准备把三道堰的大桥烧了,可以阻止解放军按过河来攻打我们。”父亲又说:“解放军真要过来,四面八方都可以来。何况这几天水很浅,蹅都蹅得过来,烧桥管什么用?这桥,修起来不容易,不能烧!”见孙沉默不悦,父亲又说:“我倒有个办法,我可以到彭县去了解一下九十五军的动向,那里我有许多亲戚朋友,我可以买他们几箱子弹回来,今天下午就可以转来。”

这话孙××最爱听,高兴得搓搓手,脸上有了喜色:“曾哥,就这么办,你一定要早点转来哈,我们大家都等着你的好消息。”旋即叫本码头的管事闵步清(解放后曾任永定乡工商联主任)和父亲一起到彭县去。

父亲解下挂在腰上的手枪和子弹,交给孙××后,立即和闵步清匆匆离开了这个时时暗藏着杀机的地方。路上,父亲向闵步清说:“真的打不得!就是美式装备也打不赢!将来要挨事,要弄得家破人亡!”闵同意父亲的看法。

刚进彭县城,父亲便遇到早年在彭县读中学的同学李亚平,李目前在九十五军任职。李问父亲到彭县来干什么,父亲告诉他:“我们那地方情况不妙,已经开火了,我特别赶到彭县来看看情况如何。”李当即说:“千万动不得啊!乱动只有多流血。现在九十五军已奉命开始剿匪,你赶紧回去劝他们不要乱来!”父亲与闵步清又到大北街的表弟廖忠信家。廖同样劝父亲迅速回去设法阻止地方上的叛乱。廖说:“以卵击石的事不要干,否则将遗祸终身,后悔莫及!”

父亲再也不想返回令他心惊肉跳的郫县了,要闵独自回去告诉孙会长(三道堰哥老会会长)千万不可妄动。闵急忙说:“你不回去我咋个向孙会长交代?你一家人都在三道堰,你不回去说清楚,恐怕要出事情,对你一家人不利啊!”闵步清的话不是吓唬人,他已经把话说透了。父亲考虑再三,觉得不回去决非上策。他与闵走进附近一家茶铺,又对闵说:“我想回去后立即写封信到郫县找郭学辉(民盟成员,进步人士)请他转呈高忠典县长,说我们以前误听坏人鼓吹,现已省悟痛自悔改,愿将所有枪支弹药,全部缴送进城,唯一的要求是以后不再追究。”闵觉得可以。父亲赓即买好信笺信封笔墨等,因为乡下可能没有这些东西。

二人回到孙××家,时间已是下午五时左右。父亲向孙说明彭县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并申明:“说得对,你可以照办;说得不对,即作罢论。”孙志泉听罢尚未表态,旁边即有亡命之徒气愤地说:“这下子咋个打?打他妈个逑!打他妈个粉!”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父亲见情况对自己极不利,忙说肚子痛要出去屙屎,同时用话稳住大家:“你们可以商量着等我。”父亲到厕所蹲下,发觉没有人监视他。赶忙拉上裤子,几步就跨出院子大门,向太平场方向急急奔去。

未走多远,意外遇到正站在院门外东张西望的三道堰的老朋友何帆。何帆此前在绵阳县政府当过几年粮政科科长,最近回到古城乡后,被推为当地民团团总。何说:“现在你一家人都到我们家来了,不晓得你被弄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在找你,快进去!坐下慢慢说!”父亲边走边向何讲了在孙××家的情况。何说:“要留心,恐怕要出问题!”

走进何家院子已近黄昏。父亲见到了母亲、姐姐、三弟祥荣和小妹俊华。(其时我和二弟祥文已分别被两位师兄领到另外两位熟人家,后文另述。)晚饭后,大家正在议论几天来发生的事,有人在龙门外喊门。何帆亲自出去开门,见是古城乡土匪头子黄敬。黄敬后面跟着几个人,都提着手枪。黄气汹汹地说,我们要找曾嶽衡曾大爷说话。何答:“我在龙门子外面见过他,他朝太平场方向走了!”黄敬似信非信,但又未敢贸然闯进何团总家去找人。

黄敬一伙人离开后,何帆估计他们还会再来,对父亲说:“你拿着我这把20响德国罗汉,等会儿如果他们硬要进来抓你,你躲在灶房门后的花台背后,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打死一个就够本!”

何帆随即派人召集来20多名团丁,个个都带了枪。何刚把团丁们安置好,黄敬一伙人果然又来了。大门拍得咚咚响。何知道来者不善,叫人把双扇门敞开。

“我们要找曾大爷!”黄敬站在门口说。何按捺住怒气答:“我告诉你们他朝太平场方向走了,你们不相信。既然不信,就进来看嘛!”

黄敬带着几个人不客气地当真走了进来。刚进门几步,见院子里二十多名手执长短枪的团丁一个个鼓起眼睛盯着他们。黄敬一惊,好汉不吃眼前亏,忙改口说:“不要误会,既然曾大爷不在这里就算了,我们走!”说罢转身领着一伙人叽叽咕咕的离去。

父亲知道这伙人不会善罢甘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何帆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考虑到今天是腊月三十夜,许多团丁盼着回家团年,遂向团丁们拱拱手说:“诸位弟兄伙辛苦了,感谢大家一喊就来,过几天请你们吃春酒,现在没有事了,各位请回吧!”

团丁解散后,何帆与父亲及何家的长工老潘趁着夜色,悄悄出了院子大门,朝太平场方向急急走去。何送父亲走了两里多路,送到锦水河边,过河就是彭县太平场地界,基本上脱离了危险,这才与父亲握手告别,打了转身。何命身背长枪的老潘一直把父亲送拢彭县。到了彭县普照寺,老潘算是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临别之际,父亲送给老潘两个大洋,以示感谢。

第二天(正月初一),母亲领着姐姐、祥荣、俊华以及带俊华的保姆王大姐,也去了彭县。   

第三天(正月初二),我和二弟祥文,由16岁的小学徒廖忠正(彭县廖忠信表叔的弟弟,我们应称他二表叔)领着,也去了彭县。一家老小在廖表叔家聚齐后,都有劫后余生之感。父亲摸摸儿女们的脑袋,动情地说:“老天爷保佑,一家人没有出事就好!”

安全岛并不安全

回过头来,说说最紧张的那两三天我的经历。

腊月二十九晚上,父亲在永定乡第三保保长席洪林一伙人胁迫下离家出门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时肯定我已经睡熟多时了。第二天(腊月三十)上午知道父亲不在家,也并不怎么在意,以为他到哪家探听消息去了。母亲为父亲不明去向本已心急如焚,可不能让我们弟兄姊妹再出问题,必须马上分头疏散。腊月三十的团年饭都没有心情去弄了,草草吃过午饭,母亲就叫麻子师兄凌文光领着我到“石菩萨”(小地名,距永定场约五六华里)曾树繁家去躲一躲。曾树繁一家与我家是三道堰的老邻居,在前面《我向后辈讲家史》中,已介绍过他们家的情况,这里不再赘述。

凌师兄领着我到达曾树繁家时,已下午三四点钟了。曾树繁弟兄本是胆小怕事的人,一见我们,立即紧张起来,叫我们马上躲到后面的厅房里去。一进厅房,他关上门低声告诉我们:“许多人都在说,裁缝的脑壳(歇后语“当真”,谐“曾(针)”音)不让烧三道堰的桥,弟兄伙们要收拾曾先生!你们千万不要出去让人看到,那是脱不倒手的事啊!”我和凌师兄非常失望,原来我们两个是不受欢迎的人

厅房很大,通向外面的门被关死了,我和凌文光冷冷清清的被安排在那里枯坐着,真有点像被关在笼子里的一大一小两头动物。晚饭时,门打开了,端进来一大碗煮苕菜和一盘腊肉。如果今晚这顿饭在三道堰街上家里吃,肯定是满桌的菜,还可以像大人一样喝一两口酒。睹此情景,内心更觉怆然。晚上,我和凌师兄就睡在这间空落落的至少五六十平方米的厅房里。上床后,不敢点灯,一片黑暗,我很快进入了梦乡。好在我们两个都不起夜,如果半夜尿胀了,这泡尿真不知该朝那个地方洒。这一夜要是做了梦,我想,那梦中的情景一定是非常凄凉的。然而,不管怎么说,人家在那种情况下仍然留我们住了一夜,还用腊肉招待我们,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值得我们终生感激!

第二天(正月初一)早饭后,何远成(另一位师兄)来到曾树繁家,奉母亲之命,叫我转移到距西栅子里把路的熟人杨伯乐家去。二弟祥文昨夜寄宿在张家庙子附近的朱穆凯家,今天也顺利地被带到杨家。这儿的气氛完全不一样。这天杨伯乐不在家,其弟好像已病故,家里只有两位女主人,她们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两妯娌各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她们家并不怎么宽裕,但还算整洁。空中不时有流弹的啸叫声。这种声音几天前听进耳里觉得挺恐怖的,现在已经比较习惯了。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此前两三天,两位母亲便叫长工将一个挺大的猪圈茅厮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并铺上晒垫和棉絮,两个女孩平时就躲在下面玩耍。我和祥文一去,就变成了四个孩子一起耍,时而踢毽子,时而跳绳,时而看连环画。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寂寞。

午饭后,听不到枪声,似乎一切复归正常。我大着胆子走到厨房外,见杨家大婶正和一个叫朱××的年青人(前几年就认识,他不止一次到过我家。1951年春镇反时被枪毙)在阶沿上一张大方桌旁摆龙门阵。朱××是个很时髦的青年,前些日子在三道堰铺子门口见他穿一身美军服装从成都回来,身后跟着一个非常惹眼的漂亮女人。有人说那女的是个大学生,是被朱哄回来的;又有人说,那女人本来就不大正派。朱喜欢提劲,这时正向杨大婶讲述他的英雄壮举。他说:“我在九十五军王迁(我家左隔壁王大娘的儿子)任团长的团部干事时,为了帮助王迁除去副团长(王迁的宿敌),有一天跟在副团长后面出城,走了好一阵,见四面无人,拔出手枪从后面向他打了一枪,打在副团长手里拿着的新脸盆上。副团长丢掉脸盆就跑。干这种事不允许失手,我赶忙追上去补了两枪,当场把那杂种丢翻。后来王迁假意四处清查凶手,我暗中觉得好笑。”真是官场如战场,名堂深沉哪!

接下去他又讲,上午上街走到三道堰大桥拐角处的砖柱头旁边,刚伸出脑壳朝河那边看,迎面一颗子弹飞来,打在身后“大兴居”糖果铺内的玻璃缸上,噹的一声打得粉碎,“我还不想死”,他说,赶紧掉头就走。后来又说:“×舵爷打过招呼,谁从解放军手中抢回一挺机枪,奖励谁两石米。范××(三道堰乡公所乡丁,亡命之徒)好劲仗!肩上挎着一支步枪,手上提着一把短枪,把桥头案桌上砍肉的两三尺高的圆木墩子推倒在地,一边推着朝桥上滚,一边躲在墩子后面朝对岸打枪。那边解放军机枪打过来的子弹像下雨,范的肉墩子还没有推拢桥中间,一抬头,就被对面射来的一梭子弹把他打死在桥上”。讲得挺吓人的,听得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我们弟兄二人在杨家稀里糊涂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又稀里糊涂的由廖忠正领着去到彭县。至此,在不安和惊恐中,我们一家人在彭县重逢。

彭县,避难者遮风躲雨的港湾

川军首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历来与蒋介石矛盾很深。蒋介石即将从成都溃逃之际,刘邓潘于1949129日在彭县隆兴寺通电起义。起义部队好几个团驻扎在彭县境内。叛匪当然不敢在彭县猖狂。当时成都许多著名的川剧演员如陈书舫等都在彭县,县城里的戏院天天唱戏。彭县,在兵荒马乱的岁月,相对比较安全,似乎成了许多避难者遮风躲雨的港湾。

我们一家人来到彭县后,先在大北街廖忠信(大表叔)家会齐。父亲见一家人平安到达,自然十分高兴。记得那天他穿一件名贵的狐皮长袍,长袍下半截前后各缝上一片绸子,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故意遮住狐皮,不想惹人注意。中午在廖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多少含有一点庆祝大难不死、全家团聚的意思。

廖家并不宽敞,经济上也不富裕,当然不能过多搅扰人家。晚上全家转移到比较富裕的另一位亲戚家里。这位亲戚是彭县北门城门洞“钜川源”瓷器铺的老板,五六十岁,叫周朗如。他高我们好几辈,我们称他“老祖爷”。我们老老少少总共去了八口人,住吃一两天不要紧,住久了谁家都招架不住。大约第三天,父亲便在大北街租了半边小院,全家立即搬了过去。

这家小院的主人叫程觉生,60岁左右,瘦瘦的,蓄了一大把胡子,是个小地主。他家有五六口人,住小院右边一排房子,我们住左边一排房子。床和桌椅等必须的家具,虽不怎么漂亮,却是现成的。一间较大的寝室安了两间床,爸妈和我们三弟兄住这间屋;中间堂屋里摆了一张大方桌,既是“客厅”又是“饭厅”;靠厨房一间小寝室安了一张大床,姐姐、王大姐和小妹俊华住这里。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好在是正月间,天气比较冷,住得挤一点,并不觉得哪里不舒服。

从大街走进我们所住的小院,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黑黑的甬道。甬道的左侧,据说是一位营长的宅院。每天经过这里,都会看到一位年轻标致的女人坐在屋前阶沿边一张宽大的椅子上,常常是一付凝思默想的样子,怪动人怪可怜的,有时心中不由暗想:也许她在思念部队中的丈夫吧?

甬道的右侧是父亲的老同学陈可悌弟兄二人共住的宅院,里面的房屋和摆设都比较漂亮,左右两排厢房之间是一个小小的花园,我们多次进去玩过,这是一户典型的中等地主的宅院。

甬道的尽头,有一眼水井,井上架着辘轳。以前见过的所有水井,都是用带钩的竹竿“扯水”,而这里却是用绳子“车水”。我和弟弟觉得很稀奇,把辘轳当成玩具,经常车水玩。有时程大爷看见大吼一声,我们弟兄放下辘轳便开跑。程大爷的儿子大约十五六岁,光头,随时笑嘻嘻的,爱到我们家来玩。但毕竟年龄相距较大,因此我并不把他当做朋友,很少和他一起耍。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程大爷“吃奶奶”。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每天定时到程大爷家来喂他奶吃。不是把奶挤在碗里吃,而是像喂孩子一样喂程大爷。程大爷坐在紧靠墙壁的一把太师椅上,年轻女人站在他面前,露出前胸,让他捏着奶子吸奶吃。我们很想笑,但又不敢笑。世间真是无奇不有。听说本世纪初,广州等沿海大城市有钱的大男人,又时兴吃年轻女人的奶水,像婴儿一样含着奶头吃。这不算创新,其实是复古。

我们家暂居彭县那段时间,街上粮店里卖的米多半是糙米,不仅霉米多,而且有很多谷子稗子。每逢出太阳,午饭后我们便在堂屋门口阶沿上,围着一个大簸箕挑选谷稗。在没有地方可耍的情况下,选谷稗似乎也成了我们的一种乐趣。有一天父亲的心情好,也和我们一起选谷子。春天的燕子飞到堂屋里筑巢来了,我们多么高兴。父亲也来了兴致,随口说出一串也许是他幼时听来的童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你钱不要你米,在你堂屋头生个慈﹏﹏”我们快活地跟着他说了两遍,便永远记住了。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当年他像唸顺口溜一样唸“知之为知之……”的情景,至今如在眼前。

隔壁宅院陈可悌弟兄在北门外新开了一张卖肉的案桌,父亲预付了一石米的肉钱以示对朋友的支持。每天早晨我还睡得很香的时候,便被爸和妈喊醒,要我到北门外塔子坝陈家案桌上去割肉。当时全家大大小小八口人吃饭。可能事前父亲嘱咐过,刀儿匠“杜表叔“(郫县马街人)见我一去,立即割两斤不肥不瘦的去骨肉给我。这是我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大概也是这一天所做的唯一的事。其余时间便是闲耍。好多时间是跟着母亲到廖表叔家去看打麻将。

廖表叔家与我们赁居的家都在大北街,相距不过两三百公尺,我家住在靠近十字口处,他家住在靠近北门城门洞处。他家有六口人:两口子,两个弟弟,一个老妈妈,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铺子上卖香烟、水烟,由表婆婆照料。后面屋子里每天摆两桌麻将,打麻将要给“头”钱,即要“抽头”,其性质等于现在常说的“开麻将馆”。大表婶不过二十多岁,瘦长瘦长的,肩上披着用火夹烫过的长发,很漂亮,嘴很甜,打麻将这拨人自然归她照料。此外,楼上常有一两个年轻人躺在床上抽鸦片或烧“梭梭”。

抽鸦片我见过。1948年,有个金堂县的远房亲戚(我们称她二表婆婆)带个丫头流落到我家,同时还带来一堂很漂亮的家具。二表婆婆四十好几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人。她的丫头有个很洋气的名字,叫玛丽。她是北伐时期川军师长周峻(金堂县人)的姨太太。周峻曾当过督军,1923年在四川盐运使任上去世时,年仅39岁,死后给他最宠爱的这位姨太太留下不少财产。但二表婆婆的鸦片烟瘾实在太大了,成天不做其他事,只知躺在床上烧烟,把偌大一份家产几乎败完了。她带着丫头在我家住了一二十天,有时我爱爬上床看她如何裹烟,偶尔她还会叫我尝一口。抽鸦片与抽香烟、叶子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此前和大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常有大孩子躲在墙角里抽纸烟,见我一去,偶尔也把烟递给我叫我尝,吸一口呛得要命,烟子吐都吐不赢。而抽鸦片则不然,全无不适的感觉,香味怪怪的,所以害得许多人上了瘾。

后来,父亲在全兴店斜对面替二表婆婆租了两间房子,她和丫头玛丽搬了进去。搬过去不久,还抱养了一个不到十岁的姓戴的女孩。(我进大学初期,曾和这女孩有一段很短暂的恋情,后文另述。)不到两三个月,女孩的父母见二表婆婆的家境愈来愈糟糕,赶忙把女儿领了回去。到1949 ,二表婆婆的好几件名贵家具东一件西一件全卖了。再后来,把十八九岁的丫头玛丽也卖给了场口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做小生意的男子。再往后,这位当年不可一世的周师长的姨太太大概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嫁自己,嫁到了太和场去。以后听说,有人见她端个洗衣盆盆在太和场府河边用木棒捶衣服。这就是一个吸毒者的下场!

廖表叔家楼上无疑是个可怕的地方,母亲叫我不要去。但出于好奇,我还是偷偷去了两三次。在这楼上,我知道了烧“梭梭”(吗啡)是怎么回事。把纸烟锡箔一折,拈一点白粉上去,放在烟灯上,在高温下,只见白粉呈液化状态在锡箔上梭过来梭过去,觉得挺稀奇的。看了两三次,失去了新奇感,我便再也没有去过楼上了。

有时我站在牌桌旁给妈“抱膀子”,有时到铺子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翻麻将牌耍。玩翻麻将牌游戏时,有个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女孩的母亲常和我母亲一起打牌。她大约十一二岁,头发微微有一点卷曲,经常穿一条黑裙子,平时话不多,但长相很动人。每次在廖家见到她,我总是特别高兴,甚至觉得有点激动,暗地里不时瞧她一眼。但我表面上很矜持,从来没有主动和她说过一句话,总觉得讨好女孩子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连她姓什么都记不起了,怎么个长相更是早就忘记了,但她对我幼年情感的冲击,却是我永远难忘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性意识第一次朦胧觉醒吧。

这种终日闲耍的生活没过多久,父亲给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从此我便很少有机会再到廖表叔家去,以后就再没见过那位女孩了。

父亲千方百计不让子女失学

正月十七八以后,彭县的小学开学了,二弟祥文和三弟祥荣每天背起书包去上学。学校的地址好像在塔子坝附近。我这个中学生怎么办?当时彭县两所中学暂时还未复课,而父亲又绝不愿意我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学习时光。

1926年父亲在成都宾萌公学毕业后,由同学曾璧光介绍到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团部任准尉文书。这位老同学曾璧光的家,就在我们所住小院的后面。曾璧光伯伯40多岁,看样子近几年混得不怎么好。家里除老伴以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初中已毕业,既不能升学,又无事可做;小儿子比我小一点,在读小学。他家的经济情况,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最多属于小康型,绝对说不上富裕。父亲读中学时便知道他数学拔尖,国文底子厚实,便请他给我和姐姐补习数学、国文。前院公馆里的陈姐姐(陈孝阶的女儿,十五六岁,也是初中刚毕业的学生)好像也去补习过几天。曾璧光伯伯家的堂屋成了我们的教室,一张长条桌是我们的课桌。因为学生的文化程度不同,国文可以在一起上,但数学就只能分开上了,真是难为了曾璧光伯伯。姐姐在那里补习了几个星期,便不再去听课了,父亲只好听之任之。

曾伯伯给我补习初中第三期的代数、几何,用的是彭中校的课本。他毕竟不是教师出身,而且已荒废数学多年,初二的数学对他已较陌生,实际上是边学边教。国文主要讲许慎的《说文解字》,讲了两三个月,我真是获益匪浅,初步认识了文字学和文学的又一片领域。曾伯伯的表达能力并不怎么样,听着听着难免要开一会儿小差,看方桌下面的小猫挠痒,看门外小院里的蝴蝶飞来飞去。他察觉后并不骂我,只是咳嗽一声,我赶忙把心思收了回来。曾伯伯每周都给我布置一篇作文。记得其中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师说〉》。我不再写别别扭扭的文言文,而是像小学时代一样重新用白话文写作文。写白话文我觉得自由多了,写出来的效果自己觉得也要好一些。我写的每篇作文父亲都要认真地看。他为儿子花了钱,儿子没有让他失望,他翻看我的作文时,我总能看到他的微笑。

我在曾伯伯家的学习基本上是“全日制”,不仅上下午要去听课,晚上还要去上夜自习。有天晚上我拿个煤油灯刚踏上曾伯伯家的阶沿,猛的一惊。不是见了鬼,而是突然看到黑角落里有一对人,女的坐在男的怀里,二人正搂着亲嘴。这对青年男女发现被人撞见,陡的分开身子站起来,我吓了他们一跳,他们也吓了我一跳。这女子是前院的陈姐姐,男青年是曾伯伯的大儿子。以前只在成都电影院里见过这种场面,现在这场面就出现在眼前,心头禁不住咚咚直跳。从此我开始注意这位陈姐姐。她的长相一般,但发育得很好,高大而丰满,浑身散发着野性的魅力。有一天晚上曾伯伯不在家,大大小小几个孩子在门前小院里捉迷藏,陈姐姐一把抱住我,我的手碰着了她柔软的胸部,有一种触电的感觉。黑暗中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开始明白了,这就叫女人。

在彭县住了一段时间,家里的财政开始出现危机。自从来到彭县后,一家人便基本上失去了三道堰的经济支援。郫县平息叛乱后,家里的碗和铁虽然卖出不少,但这些钱可以说全部装进了店员的腰包。父亲仍然不敢回三道堰,他有不少历史问题,怕回去后被解放军抓起来,只能偶尔去成都料理一下“信诚”的生意。而“信诚”同样存在货款严重流失的问题。为了维持一家人不菲的开支,爸和妈开始典当首饰。先卖玉圈、金镯子,后卖金戒指金耳环。连祥文从军校学生那儿买来的戒指也卖了。祥文至今还记得,当初买这戒指花了四个银元,几个月后在彭县银行卖了五个银元。

彭县决非久留之地。五月份母亲生下小弟祥中。满月后,告别了曾璧光伯伯,除父亲去成都外,一家人匆匆返回郫县。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