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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麟回忆录  


暴风雨中听弹钢琴,谁说音乐是一串无生命的音符

树德的学风好,但学生绝不是只晓得啃书本的书呆子。树德学生的课余生活多彩多姿。每天早晨6点刚吹完起床号,便有雄壮豪迈的歌声从远远的北较场方向传来。那是中央军校几千名学生正敞开喉咙齐声高唱军校的校歌。歌词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那旋律的确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召力,连我们这些初中娃娃远远听了也不由精神为之一振。后来得知军校校歌的末句是:“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但当时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却被调侃成:“妈呀,我要嫁军人!妈呀,我要嫁军人!”大家睡意全消,立即嘻嘻哈哈地赶快穿衣下床。

1948年初,我们初十七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周,音乐老师陈砚方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歌便是当时树德的校歌。至今我能哼出校歌的每一个音符,但歌词却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歌词中有“麟麟炳炳,磊落英多”,“徳以树滋,智因学长”,“宫墙云矗,缃素星罗”,“任重致远,功在弦歌”等语。校歌每周开纪念会必唱,意在激发莘莘学子不忘“树德树人”的办学宗旨,以及孙德操亲自制定的“礼义廉耻”“忠勇勤”的校训、校箴。

每学期都有来自美国或加拿大的天主教徒到学校传教,宣讲耶稣降生人世,是为了救赎罪恶满盈的世人,天主派遣其独子耶稣来到人间,并甘愿被钉上十字架,是为人类的罪孽代受死亡之苦;善人将进入天堂获得永生,恶人将被抛入地狱,受到永世的惩罚。希望世人净化自己的灵魂,相互友好,多行善事,鼓励大家懷著這樣的信仰去生活,去與人相處,“多一個教堂,少一座監獄;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罪犯”。对以上宣讲,我们似懂非懂的,只觉得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劝善惩恶,值得敬重,因此对他们非常友好。记得读树德初中第三期时,某日下午,约有八九个美国人到树德来传教,女士居多。他们散发圣经图片之后,一般要演唱几支西洋歌曲,由负责接待的高中同学一一介绍他们的姓名。老狗记得千年事,至今记得有两位很漂亮的金发洋妞,第一位叫“蜜斯皮特逊”,第二位叫“密斯密瑟斯”。同学们在礼堂围成一圈听他们拉小提琴,唱歌,用别扭的汉语讲圣经中的故事。负责接待的同学完全用英语和他们交谈。在一旁听这些高中学生叽里呱啦的用熟练的英语与美国人对话,对他们真是羡慕极了。

写到这里,忍不住想顺便说几句。本世纪初,在什么杂志上读到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学者,被时人称为中国高层新智囊的潘岳写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直面当下中国的道德危机,直指缺乏信仰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宗教鸦片论”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出“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最重要的功能。”并说,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潘岳还说,按马克思的原意,老马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二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从此宗教被视为毒品,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严重偏离,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还指出,宗教具有补偿作用,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因而江泽民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深刻阐释了宗教的根本长期性、广泛群众性,并首次提出宗教的特殊复杂性,并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我一高兴就说了一大堆,就此打住吧!

书归正传,树德中学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还很重视在课堂之外通过各种渠道启发学生的心智,比如每期都要请一两位著名学者来校讲演,所讲话题一般都很严肃,或讲国家经济社会现状,或讲人生追求,或讲世界文明前景,高中学生一般听得专专心心的。我们这些初一初二的娃娃,终归太幼稚,多数听一阵就悄悄梭了。

学校还请过一位著名音乐家来校弹奏钢琴。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地点在礼堂后面的学生大饭厅内,听演奏的学生大约有两三百人。音乐家是一位秃顶的男子。这是我生下地来第一次见到钢琴并听人弹奏。演奏的是什么曲子,不知道,但清清楚楚地记得,节奏较快,旋律激昂,弹到高潮时,有如风暴来临。好像老天有意给音乐家伴奏似的,就在这个时候,突降暴雨,裹挟着雷鸣闪电,给演奏营造了极佳的氛围。仿佛天上和人间在同奏一段最宏伟磅礴的乐曲。同学们的心都绷紧了,似乎感觉到有一位巨人正在和命运搏斗,他受伤了,流血了,但终于胜利了。音乐家演奏的是不是贝多芬的什么曲子,我不知道。但是音乐撼人心魄的魅力,我算是继劳作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唱《马赛曲》之后,再一次感受到了。谁说音乐仅仅是一串无生命的音符!

学生们还自发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进入树德的第二学期,前面提到过的正在树德读高中第五期的家教老师杨永康告诉我,树德学生组织了两个学会,一是宏毅学会,二是树光学会,不交会费,报名即可加入,学会要开展很多活动。杨永康是树光学会会员,经他介绍,我凑热闹也加入了树光学会。学会的组织干事发给我一张手工制作、用钢笔书写的会员卡。

(这张60多年前的会员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卡片约有四张名片大,非常精致,上面写了六七行英文。杨永康翻译给我听,大意是竭诚加入本会,共同探讨人生真谛、交流读书心得云云。我这才明白,这个学会是读书会性质的学生组织。不久我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讨论了什么问题记不起了。只记得参加讨论会的约有三四十人,多数是高中生。建立这类学会,对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健全他们的人格,开阔他们的视野,绝对好处多多。但那时我实在太小了(刚满12岁),对这种理性化的讨论实在不感兴趣。以后两三次读书会照样通知我参加,我没有去,算是自己把自己除了名。解放后读蜀华、省成中,这些学校根本没有这一类组织,对比之下,我对树德不由多了一些怀念。

学校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很不错。树德的操场紧靠老西门城墙,面积约三四十亩,有一个标准足球场、一个小足球场,四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全校只有五六百名学生,人均占有场地面积够大的。踢足球的最多。学生们组织了好几个足球队,至今记得有星云、麦飚、碧云等等,球队之间经常比赛。我是最热心的看客之一。喜欢看球赛,在那个时候便种下了根子。

树德的垒球打得很好。全校著名的一垒王昌本和我们班打本垒的席克定,球技超人。课外活动时,常看他们打垒球,我是超级球迷。后来据席克定说,王昌本在树德高中毕业后考入沈阳工学院,被选为沈阳市垒球代表队,席克定一直在成都读书,是成都市垒球代表队队员,1956年他们同时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八大城市棒垒球比赛运动会”。

树德的男女排球,更是打遍成都各中学无敌手。树德男中和女中相距很近,女中的排球队经常到男中来与男队交手。那时排球实行九人制,有个打前排的高个子女生,据说姓屈,身手极灵活,被围观的男生们背地里称作“猴子”;还有个女生也是专打前排的,她的攻击力极强,被男生们称为“火箭炮”。据说此二人解放后都被选入解放军八一队女排,并且都是八一女排的主力队员。其中那个叫做“猴子”的屈××,告别运动员生涯后,当了八一女排的主教练。

1940年代,成都只有南虹、胜利、复兴三个对外开放的游泳池,不仅要收费,而且距离宁夏街很远。盛夏,树德的学生想游泳,只能到距宁夏街约三四里路的郊区大观堰去。有天下午,课外活动时,一位同学告诉我,好多同学都请假到大观堰去洗澡,你去不去?这么好的事情哪有不去的!我赶紧写一张事假条,说明到大观堰游泳,请假一个半小时。不巧值周老师不在,有同学说,可能屙尿去了,趁此无人,请啥子假啊,我们赶快走!说罢一群人车转身就朝校门外走。我的胆子比他们小,已经走到校门口,想了想,觉得还是回去把假条搁在桌子上好,反正规矩走到了,要责怪也怪不着我。遂返身回到学校办公室把假条放在值周老师的办公桌上,然后快步跑出大门追上大家,一伙人像出笼的小鸟,叽叽喳喳快快活活地前往大观堰。

大观堰本是郊区农民的蓄水堰塘,面积约六七百平方米,来自都江堰岷江的水非常清亮,比现在游泳池里的水质好多了。我是旱鸭子,不敢到深水区,只敢在水塘边浅水处“撑地爬子”,“浮狗刨骚”。能够到水中戏耍一阵就很满足了。这是我读树德期间玩得最开心的一个下午。万万没有想到,回到学校吃晚饭时,训育主任“陈瘟猪” 站在饭厅的讲台上当众宣布:“初十七班的曾祥麟,请假未经批准便擅自到大观堰洗澡,实属目无校纪的行为,特扣操行15分以示惩戒。”

我很想不通。我总算写了一张假条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另外好几位同学连假条都懒得写就混出了校门。真正目无校纪的人没事,我写了假条反而既挨批评又扣操行分。我冤枉死了!看来还是狡猾一点好,老实人到处都要吃亏。这是我读树德一年半以来,受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处罚。

闹学潮,我错过了上街游行的机会

1948年,成都学潮频频。年初刚公布民国宪法不久,军警特就开始在号称“民主堡垒”的川大抓人。川大进步学生旋即联合华西大学和华西协中等多所学校,共五六千名学生,开展了“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权”的大游行。据川大校史记载,游行队伍前头打着一个大纸灯笼,讽刺国民党反动统治暗无天日。游行队伍从川大出发,经致民路、省艺专、华西坝,从老南门进城,再绕行盐市口,最后直奔省政府所在地督院街。学生们有的敲着送丧锣鼓,为民主送葬,有的读祭文,有的沿途烧纸钱。还有的举着招魂幡和挽联,为“民主”婴儿短命夭亡表示抗议,并在省府大门口贴对联,联文中有“民主来得何其迅速,又死得何其迅速”、“可怜民主方生方死”等语。

此后,一波又一波的学生运动形成不可遏止的势头。1949年春,川大进步学生又带头开展了别具生面的助学运动,提出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实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另一种提法。有一天下午,树德的学生们正在上课,紧闭的校门外传来砰砰砰的打门声、阵阵口号声和歌声。木质双扇校门终于被推开。约四五百名外校学生(其中不少是穿麻制服的高中生)扛着“反迫害,争民主”、“反饥饿,争温饱”的大幅横标涌进了学校前操坝。大唱《团结就是力量》、《跌倒了算什么》,还齐唱歌词经过改编的《你这个坏东西》,经改编的歌词大概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口头上民主宪法天天讲呀,你暗地里派特务把人抓……特务横行,破坏人权,独裁专制,法西斯蒂都是你……嘿,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前操坝两侧楼上楼下教室里的几百名学生,平日与外界接触不多,哪里见过这种悲壮的场面,瞬间热血奔涌,如春潮冲决堤坝,不顾校长和训育主任、教务主任声嘶力竭的劝阻,几乎全部冲出了教室。有的站在教室门外声援外校同学,跟着喊口号,有更多的学生干脆融入外校学生队伍,加入了他们的游行行列,浩浩荡荡的冲出了校门。

当时我年仅12岁,对政治这个东西还不怎么懂,但在那种氛围的感染和召唤下,已经意识到这是正义的行动,每个心中流淌着热血的学生都应该参与。我们初中班的教室全部在楼上。最初我在楼上惊讶地观看楼下学生激昂慷慨地唱歌、喊口号,见许多树德的同学伙同外校学生准备一起上街游行,已开始涌向校门,我也想跟着去看热闹。未料到刚下楼就被教英语的万千里(教务主任)一把拉住:“你小娃娃想找死!不准去!”我错过了这次游行机会,少了许多见识,终生觉得是遗憾。

大约一个钟头后,我们初十七班参加游行的三四十位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在教室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在八宝街口子上被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拦住,他们痛打了一名阻拦他们的独眼龙警察。最后军警开枪,游行学生一哄而散,赶紧回头向宁夏街跑。参加游行的同学还大肆嘲笑班上一位姓何的同学,枪声一响,他吓得跑都跑不动了,问旁边的同学:“我的脑壳还在不在?”孩子们毕竟还太小,还缺少历练,一时还不可能像当时在川大农学系读书的江竹筠一样,敢于蔑视死亡。

在学生游行被驱散的当天晚上,树德男女中的近千名学生,共同在男中大操场举办盛况空前的营火晚会。学生们砸了许多早已废弃的课桌、板凳,门板等物,在大操场点燃好几堆篝火。男男女女的高初中学生们围着火堆扭秧歌,唱《山那边哟好地方》。当然,所唱歌曲并非都是红色的,还有同学在口琴伴奏下唱《夜上海》之类的软性歌曲。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在一所封闭甚严的中学的校园里,居然会出现学生们大扭解放区的秧歌,大唱解放区的赤色歌曲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可见,思想禁锢的力量从来就是很有限的,既然春天即将来临,春潮势难阻挡!

当年树德初一的学生、解放后与我同读成都二中的刘运仁,前几年从加拿大回到成都后,复印了一篇他在加拿大写的纪实文章《闹学潮》送给我。他说,这篇文章此前在加拿大一份华人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标题是《闹学潮》,写的就是1949年春季席卷树德中学的那次学潮。几天前,运仁的夫人从湖南打电话给我,说运仁已于昨日去世,对我震动很大。谨将他写的《闹学潮》一文附于后,以致悼忱。

闹学潮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树德中学这个有名的私立学校也“进步”起来了。那个年头说“进步”,是非常危险但是也是非常时髦的。这些家境富裕的子弟们,组织了各种社团,各种同乡会,开展进步宣传工作。我刚进初中,新都同学会就来关心我,要我入会。加入同乡会很有些好处。开同乡会时有点心吃,我们小同学可以不出钱。混编座位大考时,若运气好,前后左右附近有本县同乡会的,还可以打个pass给你。如果有大同学欺负你,可以找同乡会摆平。这些好处我都享受过。

现在这个私立名校的学子们行动起来了!为了表示反抗,向训育主任陈老师打屎罐子。据说是从二楼摔下,将他的一袭长衫的下摆弄了个屎尿俱全!痛快!谁叫他要我们衣着整齐,吹毛求疵!谁叫他要我们在街上见到老师必须敬礼,还要喊“老师你好!”

有一天,大学长们在校园内成群结队,高喊“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我们这群小朋友则到处乱串:“要自由!要自由!”突然从楼上高中班喊出了最得人心又最时髦的口号“罢课!罢课!”全校一片欢呼:“罢课了!”好安逸,我们也罢课了!学校里看不见一个老师,那位吹上课号的工友,用茫然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些兴高采烈以不上课为快乐的小爷们,用手抚摸着擦得锃亮的军号,又抚平挂在号上的红流苏……摇摇头,举起号,想吹?不敢吹?不吹?又不敢不吹?但是最终他还是按时吹响了上课号,又按时吹响了下课号,那神情,那号声,在我的记忆里刻烙得如此深,犹如昨日所见,犹如昨日所闻……

不知是谁在发号施令,要大家都在前操场集合起来。树德中学有两个操场。一个在前面,进学校大门左侧便是。操场左右侧是两排楼房教室。操场正面是礼堂,礼堂右侧就是吹上下课号的所在。礼堂后面是天井,过了天井是可以安八九十张方桌的学生食堂,然后是古朴而庄重的后校门。出得后校门,忽然开朗,一片大操场一直向后延伸,竟与城墙相接。

我们这些罢课者集合起来,并未分班次。不知是谁又宣布要出校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内战!大同学走前面,小同学走后面。赞成!赞成!出发!

出了校门,就是树德里。这条小巷既无店铺也无人家,南侧是“四大监”的高墙,北侧是某高官的公馆。出树德里向右拐,进入宁夏街,经过卖煮红苕,卖小菜的店铺,我的心跳得好厉害,肃穆而庄严地走着,因为我们是在进行斗争什么的!没有走几步队伍却停了下来。不一会突然不知哪一个下的命令,要大家“向后转,跑步回校!”这显然是一次大撤退!“快!快!跑回校!”“八宝街口子上,架起了机关枪!”“狗日的,好多丘八堵在口子上!”“丘八堵丘九,龟儿子不要脸!”“娃娃,赶紧回去,小命要紧!”街边上看热闹的大声向我们喊起来,队伍在慌乱中一阵狂奔。树德里那条巷子并不宽,校门更窄,居然没有发生踩踏事故,简直是个奇迹!总之,大队伍平安撤退返校。随着,在一片“关大门!关大门!”的呼声中,哐当一声大门关上了!大家才舒了一口大气!

在魂魄稍定,心跳不惊之后,学生们豪情又起。“打开后校门!大家到大操场去”我们这些小学友们可高兴啦!这比上街游行操正步好玩多了!大家一涌而出。你猜,在大操场严阵以待的是什么?是机关枪?不是,是丘八?也不是。沿后墙一字儿排开的,是卖花生、卖地瓜、卖甘蔗、卖肺片、卖烘糕以及卖大头菜夹锅盔的大军。直到今天,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是从何处得到如此准确而又如此迅速的情报。莫非是宪兵队?莫非是蓝衣社?莫非是中统?莫非是军统?看来都不是。这是树德中学建校以来的一大谜案。从抗战时期至解放,我都在树德这个圈子里受教。开始就读于宁夏街的树德三小,后受业于树德中学。据我所知这次学潮,是这一成都私立名校,唯一的一次自发的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其中组织者是谁,使这所私立名校奋然而起,闹了一天学潮,与当时反饥饿、反内战潮流相呼应?又是谁泄密给官方,在八宝街口子上架机枪以待,(曾注:很可能是校方在学生们准备上街游行之前,即打电话通知了警察局)于是来了个丘八堵丘九?不知又是谁告诉小贩以商机,在后操场恭迎游行示威而归的学子们的聚会?均无从考证矣!

我们来到后操场,这才是我们的天下。靠城墙边上那排树,早被我们爬得光溜光滑的。如果有几角钱在手,就不必去“反饥饿”啦!花生五分钱一大把,再来个大头菜夹锅盔,还可以买个大地瓜解渴呢!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尝到罢课的滋味呢!

学长们又叫集合整队,队伍在大操场上走了几圈,喊了一气“反饥饿”“反内战”“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又宣布天色不早,但我们要继续示威,开营火示威晚会!“哇!同意!”(当时不流行哇塞!好爽!)接下来,这些读走读的丘九们,好像个个都有几角钱在手,不必去“反饥饿”。就在后操场用快餐。

天色暗下来了。学长们找来些柴火,大家围着营火,唱呀,跳呀!“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唷好地方……”跳呀,唱呀,企盼着民主,企盼着自由,企盼着黎明,企盼着一个新世界的降生?企盼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但谁又感觉那催生前的阵痛?是训育主任?是教导主任?是等候这些学子回家吃饭的双亲?还是那个将被改造的整个社会?年轻人他们有这样的权利,他们追随着一种新兴的力量,去破坏传统,既没有压力也不负任何责任?那一个吹号兵,拿着锃亮的军号,茫然看着我们,依旧坚定地吹响了熄灯号。明天,明天还是要上课、下课的,号声将依旧按时吹响!

以后,为了求学和生计,我离开了树德。但每当我想闹点“学潮”,“罢课”偷懒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那擦得锃亮的黄铜军号,那耀眼的鲜红的流苏,耳边就响起树德中学激越嘹亮的号声,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树德精神!

树德师生为余天觉烈士举办追悼会

19491130日,蒋介石由重庆乗“美龄”号专机到成都。同日解放军占领重庆。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及一野第七军,迅即追击胡宗南集团入川,并与二野、四野完成对成都地区胡宗南集团等部队的包围。127日深夜,被国民党军警特关押于将军衙门的30多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杀害于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史称“十二桥惨案”。恐怖气氛笼罩着成都。连我们这些初中二年级的十三四岁的学生,也常在寝室里相互提醒:“说话小心点,房顶上很可能安有天线,有人在窃听!”

这段时间成都的社会秩序极乱,轰抢商店、入室抢劫和拦路抢劫的暴徒迅速增多。市民和各机关、各学校唯恐遭暴徒抢劫,在街口、巷口、机关学校大门口修了不少木栅栏。树德里与宁夏街交接的口子上,也修了栅栏。还算好,胡宗南及时派第三军军长盛文率第十七师和二五四师进驻成都,盛文被委任为成都城防总司令。盛文毫不手软,命令宪兵严厉抓捕拦路抢劫行人或抢劫商店的暴徒,捉到后一律就地枪决。在几条比较繁华的大街上接连杀了好几个人,镇住了歹徒,成都才没有发生更大的骚乱。(后来知道,当时郫县县政府为维护本县治安秩序,也曾命各乡采取非常手段镇压匪徒,暗中允许抓住这些人以后,无须全部送县关押审问,可以各种借口立即执行枪决。如在押送到县城的途中,或在押往事发现场核察途中,以企图逃跑的罪名,立即将他们“格毙”。据三道堰人叶成章在《回忆我的人生历程》中说,“1949年在古城任乡长的杨雨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用这种手段即枪杀了七个土匪,我亲自到现场去看到的尸体就有三具。”)

当时树德中学的学生伙食团紧急采取预防措施,在市场上抢购了不少大米和干菜、腌菜。个别外地的同学被家长领走了;我们班的李应棠、余丹等四五位达官贵人的儿子,早就跟随家长飞到台湾去了。(李应棠是青年党首领李璜之子,余丹在西大街的家,解放后成了省歌舞团的宿舍)。这个时候,教师们哪还有心思教书,学生们哪还有心思坐在教室里听讲。但课还得照常讲,自习也得照常上。黑夜过后是天明,大家都等待着成都快点解放。

1230日,贺龙、周士第、李井泉等率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机关及所属第六十军部队进驻成都,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成都宣告解放。第二天,成都所有的报纸上都印有毛主席的大幅照片。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毛主席就是以前听说过的毛泽东。记得两三年前在三道堰读小学时,有次教体育的徐老师组织我们到野外“追踪”。先行二三十分钟、打前站的三四位同学,负责在每个路口标上箭头符号“→”表示“由此前进”;若标上“×”,则表示“此路不通”。徐老师特别告诫我们:上头有规定,不能再说“此路不通”,因为马上会让人联想起“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要犯讳的,只能说“止步”。当时我就想,这个毛泽东是什么人?连官府都这么害怕他,他大概与戏台上插野鸡翎子的李自成、洪秀全差不多吧?直到在报纸上见到毛主席像,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领袖。我们以前好无知啊!以上算是一段小插曲。

1950119日(农历腊月初二),成都民众公祭十二桥烈士。烈士中有一个郫县人张大成,他读川大时曾与江姐(江竹筠)同班,1980年代新编的《郫县志》为他立了传,这里不再多说。还有一位烈士是1946年春从树德高中毕业考入川大的余天觉。大概在成都民众公祭十二桥烈士之后的第三天,树德男中和女中的好几百名学生和部分老师齐聚男中大礼堂,隆重召开了余天觉烈士追悼会。十几位女生熬夜制作了几百朵白花,与会每个学生都领到一朵白花佩在胸前。追悼会结束后,男女学生们演出了临时赶排的十多个欢庆解放的歌舞节目,至今仍留下深刻印象。

五十多年后的2006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为《成都市志人物卷》编写了学长余天觉烈士的传记,内中记述了余天觉在树德读高中时的一些事迹以及树德中学全校师生为他隆重举办追悼会的情况,附录于后。

余天觉(19241949),涪陵县人。川大学生,成都十二桥烈士。

余天觉幼时父母早亡,由亲戚将他抚养成人。在涪陵中学读书时,即善言谈,喜爱文艺,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后因拒绝参加校方组织的为蒋介石母亲祝寿的活动,被迫退学。1944年到成都转入树德中学高九班肄业。在学风优良的树德中学,他不仅参加讲演比赛夺冠,在组织学生开展文娱活动方面,表现也很突出。为谋学生德智体之发展,学生们自发组织了弘毅、树光两个学会,他进校不久即被选为弘毅学会理事长,多次组织学生撰写文章、研讨学问、开展公益活动。

1946年春,余天觉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入川大不久即被选为“树德中学川大校友会”会长。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入校后一直是川大学生运动的骨干。194611月初,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屈辱的中美通商条约。消息传到成都后,川大校园内燃起熊熊怒火。1130日夜,余天觉与川大进步同学在校园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带头高呼 “中美通商条约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打倒卖国贼!打倒美帝国主义!”并领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不久传来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余天觉又带头参加了川大校园内的抗暴游行。

194761日成都军警特大捕革命人士之后,川大进步学生没有被吓倒,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继续进行斗争。余天觉除积极参加抗议反动派非法逮捕学生的暴行等活动,每日步行到5公里以外的三瓦窑,为川大进步学生创办的私立桂溪中学给贫民和贫民子弟上课,教唱进步歌曲,传播革命思想。

他热爱文艺,是学校进步社团“剧艺研究社”的骨干和“方言话剧社”的社长,同时又是川大学生自治会负责“康乐”活动的理事(相当于后来的学生会文娱部长)。他多次编写推动“助学运动”、反对国民党专制和军警暴行的文娱节目在校内外演出,受到学生和广大观众的欢迎。

194849日,省主席王陵基上台之日,他参加了成都近万名大中学生要求拨给平价米的游行和请愿活动。王陵基的屠夫面目暴露无遗,酿成“四·九”血案。余天觉与川大进步师生旋即开展声援活动,迫使王陵基全部释放被捕的130余名学生。

1949年春,位于宁夏街的树德中学在本校大礼堂举办文艺晚会,余天觉应邀回到母校,为男女中近千名师生演出了令人耳目一新并大受鼓舞的《山那边哟好地方》和《兄妹开荒》等进步歌曲、小歌剧,在树德中学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年49日夜,川大学生为纪念“四·九”血案一周年,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营火晚会,参加者除川大学生,还有成都各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号称“万人大会”。余天觉是晚会的主持人。他指挥大家齐声歌唱学生们自编的晚会主题歌:“闪电撕裂云层,暴风雨就要来临。它将把大地冲洗干净,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晚会演出了学生们自编的《四·九血案》《祭戡乱建国委员文》以及《你是灯塔》《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歌舞、戏剧小品。余天觉还为晚会编写了战斗性特强的讽刺剧《灵官扫台》,并亲自扮演灵官,用川剧古装演唱形式,对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晚会进行中,特务分子在会场中燃起镁粉,制造混乱。余天觉挺身而出予以制止,带领同学高呼“打倒特务!”高唱《跌倒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保卫晚会顺利进行。

国民党特务对余天觉等革命学生恨入骨髓,420日夜,在川大二宿舍逮捕了他和方智炯、田中美等几位学生。他在狱中除当好“总务主任”管理好难友的生活之外,还组织难友大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等歌曲。同年127日夜,他被杀害于十二桥畔,时年25岁。

1950118日,川大师生在大礼堂为曾经就读或毕业于川大的余天觉、方智炯、田中美、缪竞韩、张大成等十位牺牲于黎明前的烈士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大会决定将原青年馆改名为烈士馆。稍后数日,树德男女中七八百名学生人人佩带白花,在树德里男中礼堂为校友余天觉沉痛致哀。

赵叙根老师送我回郫县

树德中学每周行课22周,一般在农历腊月二十日左右放寒假。召开余天觉烈士追悼会后,留在学校复习功课准备期終考试的同学愈来愈少了。腊月初十左右的一天晚上,剩下的两三百名学生全部集中在闹喳喳的礼堂内复习功课的时候,好像听到守校门的校工在喊我的名字。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瓜不兮兮的跑到校工面前问:“我是曾祥麟,你喊的是我吗?”校工说,“你又不是聋子,赶快到校门去,你爸爸在传达室内等你。”急忙跑到传达室,只见父亲满脸焦灼的样子,他说:“我来找你三次了,前两次传达说你不在。我不死心,第三次赶到学校来找你,你娃娃到哪里去了?急死我了!”这事不能怪校工,也不能怪我。礼堂内秩序很不好,一直闹哄哄的,前两次校工虽然喊了我,可能他像往常一样站在传达室门口喊,隔得比较远,所以我没有听到。父亲叫我赶快回寝室收拾东西,雇的黄包车在门外等着,赶快走!就这样,我匆匆忙忙结束了在树德的学习生涯。

那段时间,新政权急需资金,对工商业控制得很紧,据说东御街“信诚”铺子上卖的钱还不够交税。父亲为维持成都的生意,忙得焦头烂额。他暂时还不能放下生意回郫县。但又不愿让我久留在这个时时都可能出乱子的省会城市里。他打听到川大有一批郫县籍学生第二天要回郫县,其中有一个学生是三道堰人,他叫赵叙根。父亲郑重委托赵大哥把我带回郫县。

第二天早饭后,赵叙根到东御街来领着我步行到老西门一家茶馆里,与先到的川大同学一边喝茶一边等人,待六七位郫县籍川大学生到齐后,准备启程。这才发觉,今天很奇怪,居然见不到一辆拉客的黄包车,连推客的鸡公车也没有。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辆鸡公车,因为我最小,大家一致喊我坐,几个大学生全跟在鸡公车后面步行。我们走的不是1925年基本修通的成灌公路,而是只有丈把宽的老路。路上听他们说,共产党军队快占领重庆的时候,大炮都打到城边了,蒋介石还不愿去白市驿机场飞往成都,说是要和陪都共存亡,结果让蒋经国和侍卫官硬拉进汽车驰往机场,飞机起飞不到一个钟头,机场就被解放军占领了。

同行的大学生中,有一位比较文弱的女生。鸡公车本来是与她要好的一位男同学为她找来的,因见我年幼,让给我坐,真是委屈这位大姐姐了。她的男友陪她走在后面,掉队越来越远。一位男生打趣说:“不管他们,他们要说悄悄话,我们走我们的。”田里的油菜刚冒苔,还没有开花,路上很难见到一个人。有几位大哥哥陪着我,一路上听他们天南地北的瞎吹,倒也并不寂寞。鸡公车推到郫县后,赵绪根说他要在郫县停留几天,在北门外另外给我喊了一辆鸡公车,叫我一个人先回三道堰。

以后许多年,我一直不忘赵绪根,并一直视他为老师和兄长,但始终不知他在哪里。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知他在郫县三中教语文,是该校语文教研组组长,还是县人大的常委。那时我已在省级、中央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诗歌和文学评论,并先后在成都、温江和本县,为文学爱好者讲过多次诗歌小说散文。有一天赵老师到县志办找到我,要我去三中给学生们讲文学与写作。我慨然应允。就凭他三十多年前护送我回郫县这一份情意,我也不能拒绝,应该为他讲一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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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写在书前、第一章 我向后辈讲家史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一)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二)
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三)
第三章 树德杂忆(一)
第三章 树德杂忆(二)
第四章 风雨黎明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一)
第五章 转学蜀华·休学·重返蜀华(二)
第六章 高中三年(一)
第六章 高中三年(二)
第七章 前程迷茫(一)
第七章 前程迷茫(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一)
第八章 在劫难逃(二)
第八章 在劫难逃(三)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一)
第九章 难忘的1958(二)
第十章 也算毕业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一)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二)
第十一章 想起西宁,我就心痛(三)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一)
第十二章 在古城台新生塑料厂(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一)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二)
第十三章 在阿力克二队的日日夜夜(三)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一)
第十四章 从右派学习队到拉洞二队(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一)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二)
第十五章 打回老家当农民(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一)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二)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三)
第十六章 我俩共同撑起这个家(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一)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二)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三)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四)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五)
第十七章 似水流年(六)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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