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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故里先生(三)

 

兆麟先生

兆麟先生的父亲朱玉田,人称玉田公。早年在江西一家盐号担任“管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经理。盐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富甲一方。玉田公也发了财。不单单有田有地,南昌、上海、芜湖都有房产。还有衣店,有当铺,有钱庄,都在芜湖。一家人也都在芜湖过日子。黄田老家的事情则交由朱逢时管理。有一年旱灾,他们家做好事,放粮救灾,行德积善。灾民们排队领粮,按家口每人一升米。这是一天量,第二天再发。这种事情是不多见的,在乡间传为美谈。朱逢时管理有方,也攒了钱,也买了田,后来也成了地主。

兆麟先生家境优越,放荡不羁,成了公子哥,俨然一副少爷派头,吃喝嫖赌样样沾全。十六岁的时候还无多大长进,玉田公不得已把他送到六安当学徒,想让他学学规矩,好好为人。不料三年后玉田公病故,没人管得住他了,愈加无法无天。玉田公对自己儿子放心不下,临逝前把万贯家财托付给他的知心朋友十先生代管。十先生祖籍黄田,家住上海。原本是江西盐号老板。他们兄弟太多,有二十几个,便以排行称呼。玉田公嘱咐他按时限量地把钱发给儿子,防止儿子肆意挥霍。岂料玉田公逝世不久,兆麟先生即购买了枪支(那时候私人可以持枪。只要到当局指定的地方登记即可),勾结几个流氓无赖,穿着军服,闯进十先生家。兆麟先生派头十足,将合子枪往桌上一“拍”,责令十先生交出所代管的家产。十先生虽然不想辜负朋友重托,见此架势也无可奈何。思量再三,还是把玉田公所托之家产交给了他的儿子。

兆麟先生经营家产,远不及父亲有能耐,却十分仗义。朋友乡亲向他借钱,他都答应。多半是有借无还。他也无所谓,不计较。他在芜湖为他喜欢的戏子“捧角”,总是将整场戏票买下来,散发给别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送。他有个栆核微雕,刻成一条船,船上刻了人,刻了李白的诗,刻了窗户,窗子竟然是活动的,能开能关。工艺精美,实属罕见。凯中先生亲眼见过。是一千大洋买的。后来说是被查禁鸦片的人拿走了。

家底愈来愈不如从前,虚名却越来越大。一天,兆麟先生同往常一样,走进王学奎开的鸦片烟馆,突然遭人逮捕,说是查缉鸦片。进而搜查其宅居,竟查出一包烟土。兆麟先生叫苦不迭,大喊冤枉。因为他知道家中并不存有鸦片,分明是查抄的人做了手脚,陷害于他。此类诡计当年并不少见。事后才弄清楚:是一个国民党的大佬,见他家有钱,设计圈套,敲诈他。于是将他关进县城东山王家监狱。声称要判处死刑。家里人费尽周折,以钱铺路,打通关节,乞求饶命。兆麟先生被关一年多,迟迟不放,不停地敲诈,家产几尽耗尽。所有店铺都倒闭了,好一些的田产也卖掉了。待到释放回家,只剩下妻子手上一对金手镯。兆麟先生将其变卖,往返于芜湖上海之间做生意,却又是血本无归。不得已,经人介绍,到“25号仓库”看大门。“25号仓库”可不是一般地方,乃国民党四大家族经营生意的库房。除了枪炮子弹,什么都有,待遇也很好。国民党溃逃大陆之前,提出三点善后意见,供职工们选择:1、随同去台湾;2、留下来等待国军反攻大陆;3、辞职,发“解差费”若干。兆麟先生选择了最后一条路:领取数百大洋。却不回家,而是留在上海寻欢作乐。直到“解放”,“解差费”也全部花光,无法安身了,才想到回老家黄田。他是与朱普谍一道启程的。普谍的行当是“贩公路”,即贩买贩卖,投机倒把。二人在芜湖宿店时遭到搜查。普谍身上有不少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被怀疑,遭逮捕。后经审查,还是将他们释放。

这样,兆麟先生才于“土改”前回到黄田。

兆麟先生迷恋于吃喝嫖赌寻欢作乐,却从不过问政治,没在国民党里干过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虽然也当了地主,也被关押被斗争,人缘却一直不差。“大跃进”年代,把那么多人抓进劳改队,也没抓他。“文革”中把所有“四类分子”迁送出村,唯独将他留了下来。固然因为他是个好好先生,因为他的落拓寒碜,更因为他的女婿茆股长。茆股长在县银行负责农村信贷工作,茶林队每年茶季之前必定要贷款,有求于茆股长。于是不放走兆麟先生,并有意照顾,派他看仓库,派他看茶场--茶场何至于要人看守?示好而已。茆股长心中有数。

我认识兆麟先生的时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我眼里,就是一位很少说话的瘦小老头,走路走边上,见人点点头。那两年我养父在板桥头开豆腐店,他几乎每天必来光顾一趟:花二分钱买两块臭干子回家喝茶,有时候也捎带一分钱水豆腐。不少人聚在门口聊天扯淡,他也不参与,买了就走;有人与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点点头,似笑非笑地吱一吱嘴。似乎还在维系着一个曾经富贵者的一丝尊严。而到晚年,妻子与他分开过了,他便一个人混日子。孤寂落寞自不必说,也是越来越穷困潦倒、落拓寒碜了。他一天到晚赤脚草鞋,冬天也是如此,叫人难以理解。夜晚睡在灶门口的稻草窠里,双脚伸进灶膛取暖。胡子拉碴,邋里邋遢。他帮人做工,不求报酬,只要求供饭供烟;烟也不是什么好烟,黄烟末子都行。俞圣彬做豆腐,他帮忙挑到涌溪去卖。早上去,靠在锅台喝豆浆,臭干子喝茶;吃过早饭,赤脚草鞋走乡串村。晌晚回来如数交款,分文不讹。丁是丁卯是卯。虽说穷得叮当响,依然不偷不摸不赖账不说谎。最多也就是向人家要支烟抽。所以,大家都放心他,相信他。在生产队支到钱了,他也不会“细水长流”。而是“倒头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喝西北风他也无所谓。

“文革”开始不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包括千百年前的鬼与神,全国各地掀起一股掘墓风。炎帝、舜帝、孔子、仓颉、包公、岳飞、瞿秋白……诸多陵墓遭劫。黄田大队也召集各生产队,派人挖掘玉田公坟墓。该墓在黄田中学后面的牛背山麓,以花岗岩石条砌成。拾级而上,展现一个平台,石门石坊,石桌石凳,苍松翠柏,芭蕉棕榈,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精致而不小器。在黄田没见过这么讲究的墓葬。令人不难猜想到墓主人当年的富贵荣华。小时候上学,我们常常于早读时间结伴前往,以背书的名义徜徉其间。与其说是一处墓葬,毋宁说是一座袖珍公园。

二三十个劳动力挖了二十多天,有时候晚上还点汽灯加班。他们以为墓葬里面有金银财宝,所以挖得很深,很卖力。结果连一个铜板都没见着。便弃之不管了,也没有复土还原,暴尸山野,一片狼籍。后来,黄田中学的学生上去玩,有人将其头骨弄了下来,以棍子撑起,在操场上把玩戏耍。有人对兆麟先生说:“兆麟官,这是你老子的骷髅,你把他收起来吧。”(泾县方言,称呼男人时多在其名字后面加个“官”)兆麟先生说:“我不管--哪个搞的哪个管。”

可怜玉田公,当年江西大盐号的总经理,何罪之有?

兆麟先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朱藩荪,早年在上海辅仁医院学男护,后来从医。“解放”后在“治淮委员会”当医生,医术规范精深。妻子是该医院的化验员。因为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藩荪先生受不了,又离婚不成,作了个不明智的抉择:于1961年下半年退职回乡,在黄田村行医。一个人住在大队医务室里。1963年农历正月初一,被人发现卧床逝世。

女儿朱文华,在培风中学读过半年书。“土改”的时候十五岁。父母都被逮起来了,母亲关在村公所,父亲后来关到榔桥区公所。文华一人在家,每天要往两处送牢饭。她总是在菜园地里摘些菜到榔桥去卖,用于买米买盐。这种孤苦伶仃的日子前后过了一个多月。1952年她到泾县中学插班读初二,靠的是助学金。1954年考入宣城师范。虽是地主子女,倒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追求“政治进步”;还加入了共青团,是一个党员两个团员作为她的介绍人。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溪头中心小学任教,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据她说,她并没有任何“鸣放”言论。就因为最后的“右派”名额不够,“指标”完不成,而“补”到她头上的。根据就是家庭成分不好。

文华婚后未育,早年将其哥哥的女儿带在一起生活。现在姪女也退休了,同住县城,经常来照应她。虽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文华的身体还是不差。对现在的日子也很满意。说:“城关一小那些整我的人,一个个都死了,我还活得很好。衣食无忧,看病报销,共产党对得住我了。”我问:“城关一小哪些人整你?”--“喏,曹XX,曹X,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你看你看,人老了,记性不好……他们都死了,我还在跟你讲话,多好。”

文华在给我传递一种观念:活着,就是胜利。

也许,她是对的。

朱丙先生

朱丙,又名朱永炉,黄田李村园人,1913年生。家境贫寒,幼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十三岁到芜湖学徒;十六岁到上海当小贩,贩卖报纸文具;二十岁进上海医药书局当校对员,转上海佛学书局从事文牍。二十二岁回里结婚,当了一年家庭教师。二十三岁再去上海,考入联华影业公司,当起电影演员。上海沦陷前夕,携家眷回到家乡。那年月,国民党抽壮丁凶狠厉害,有“兄弟壮丁”、“父子壮丁”之说,闹得百姓人家极不安宁,又难以逃避。因为兄弟多,他便主动从戎,于1938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他长得很帅气,又有文艺才能,被上级看中,分配在军队抗战剧团。先后在皖南政工队、广东乐昌政治部怒潮剧团担任演员、导演、副团长、团长,并加入国民党,上尉军衔。

在屯溪,部队剧团公演曹禺名著《雷雨》。朱丙先生饰演周萍。把个腐朽、寄生、懦弱、茫然的大少爷演得活灵活现。他那风流倜傥的外表与剧中人软弱无奈的内心反差,表现得那样强烈。与当时时代青年的苦闷、徬徨以至犹豫徘徊的情绪形成共鸣,叫人爱恨交加,万般迷情。几场演出以后,观众都认识他了,以至于“粉丝”太多,不敢径自上街,而不得不择路而行。

抗战时期,朱丙先生一直从事抗日文艺演出,向军队官兵和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他还在桂林等地招考一批爱国青年到剧团当演员,手把手地培养他们的演技。由于他事业心强,工作认真,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与攻击,说他招考的演员中混进了“异党分子”。1940年,他在《译报周刊》上发现有关新四军在故乡皖南一带活动的消息,一种强烈的冲动油然而生。遂借机离开广东乐昌,辗转来到皖南屯溪。此时,屯溪“总动员委员会”正急切筹办政工队,要他当队长,并颁布了任命书。朱丙先生却一直想见到新四军,没有马上就任队长,而是跑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经人介绍,见到战地服务团一位领导人,声称是特地赶来报效革命的。那位领导热诚地接待了他,说目前正是团结抗日的时候,需要利用这一工作机会;勉励他回去努力工作,保持经常联系。朱丙听信了这一意见,回屯溪就任皖南政工队队长之职。一面积极做好抗日宣传工作,一面静候新四军的消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原先听起来十分美妙动听的计划,被彻底打碎。不久,他又因“异党分子”嫌疑两次被捕,先后关押于屯溪、歙县和南陵县大牢,共一年六个月。出狱时已奄奄一息,随即大病一场。

1946年,朱丙第三次到上海,考入国防部联勤总部直属军中播音第一队。一共有160多人报考,只录取两人,朱丙是其中之一。据其晚年“申诉材料”称:此播音第一队是拟配给67师占领日本的,薪饷每月100美金。后来美国又不要中国军队去了,遂将其改配给傅作义部队。朱丙便担当起国防部政工局北平军中广播电台上尉播音员一职。因为朱丙的播音水平较高,国民党溃败大陆时,政工局特地安排他全家去台湾。发给他三张飞机票:朱丙和他妻子各一张,两个子女共一张。那时候大陆去台湾的飞机票十分金贵,据称徐州被围困时, 一张机票就要二十根金条,一般官兵是无力问津的。然而,他却十分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与承诺。权衡再三,还是决定不去台湾,追随傅作义部队起义投诚。194936日,起义人员被共产党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朱丙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二团“学习”。同年8月被判刑五年,押往大同煤矿劳改。

朱丙先生的妻子洪燕群,1917年生,榔桥洪村坦人。洪家十分富有,丰厚的田产自不必说,单单在榔桥的店铺就有半条街之多。有一般的杂货店百货店,也有高档的药店和当铺。洪燕群系洪家独女。其母看中了朱丙,万般喜欢,陪嫁丰厚。并指望他继承家业,经营祖产。然而朱丙先生却生性有些另类,偌大家产竟然拴不住他,还是外出闯荡去了。朱丙当兵以后,洪燕群长期住在娘家。因为婆家苦,吃饭都困难,经常从娘家整车的推稻子过去。而洪家不但富有,也颇慷慨。洪家的二伯伯尤为仁慈,过年前常站在门口与路人搭讪,掏钱给穷苦百姓过年。丽芳说,她母亲从小娇惯,性子刚烈;而她父亲却是个好好先生,脾气好,厚道随和,从不发火。在她的记忆中,父母伴嘴总是母亲占强,打他掐他都不还手。

1949年,朱丙先生遭捕后,洪燕群只得带领一双儿女回归李村园。那时候战乱刚刚平息,交通极为不便。一路上艰险劳顿,太多苦累。及至回到家,九岁的儿子肺炎复发,即遭夭折。这个当年的富家千金、国民党军官太太,娇生惯养不事农活;初到农村,极不适应,多病生疮,万般凶险,带着四岁的女儿,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

1954年,朱丙刑满释放,回李村园务农。

1958年“大跃进”,他又被逮去劳改,又判五年徒刑。是因为山洪暴发中,他所放牧的一条牛不慎落水淹死,说他故意破坏。朱丙不服,屡屡申诉。因为多人证明该牛确系不慎落水,劳改七个月以后被放了回来。

一个四类分子,又干不了主要农活,朱丙只能放牛,捡粪,割草,一般只能拿到六、七分工。虽然也在队办林场干过,也有人举荐他当民办教师、当保管员记工员,但因为身份问题,常常是干不了多长日子即被上面禁止。虽然他自学中医中药,能代人看病,自已也想看病,但又不敢。妻子也不让他看病,怕“出了人命不得了”。农民朱大荣相信他的医术,生了病非找他治不可,他也不敢。后来,大队出了字据,叫他治,他才答应。结果是把病治好了。

朱丙先生放牛的时候,常常把牛赶到很远很高的山上,任其食草。自己却把衣服脱光,赤条条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说是“日光浴”,说是“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用牛的农民有意见了:“你不能放远。我们要用牛,总是找不到你。”

“大跃进”期间,双河大队成立所谓的“跃进队”,将本队四类分子集中一起劳役。“跃进队”是俗称,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劳改队”。没有人身自由,不分白天黑夜,超强度劳役,动辄批判斗争,乃至捆绑吊打。大队书记汪祖起别出心裁,将一寸宽的竹片一头剖开,用来笞打他们。裂开的竹片打在人身上立刻将皮肉夹住,剧痛难耐,残酷之极。

有一年正月初一,母女二人(朱丙在“跃进队”劳役)只有半碗腌菜一瓶开水熬过了一天。第二天,有好心人见丽芳可怜,带她去间菜籽秧。弄了两碗菜秧,和食堂里一碗粥,放点水同煮,二人又熬了一天……吃野果,吃树叶,吃草根,吃观音土,吃一切认为可以充饥的东西。有一种野果“鸡胳的”(即金樱子,中医入药),外表有剌,内核有毛,甜甜的,多吃便秘。丽芳吃多了,肚子痛得死去活来。隔壁一老头也吃多了,也痛得直叫唤。老头前一天还抬过死人,竟然就这么“哎哟哎哟”地痛死了。丽芳还好,大概因为年轻,“扛”过来了。

“文革”期间,朱丙先生自然没有好日子过,受尽污辱与迫害。在那个残无人道的年代,黄田一带虽然不象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临桂县那样残杀“黑五类”及其子女,批斗时的手段也是很毒辣的。除了挂牌,戴高帽,脸上抹黑,用稻草索捆绑手臂,把众多的“黑五类”拴在一起游斗……还有:跪扁担。跪碎玻璃。炎炎烈日下长久跪晒。反剪双手并绑一棍,时不时地撬动木棍,令受害人关节欲裂。朱丙的小弟弟朱永滋曾经被烈日晒晕虚脱。“洋船屋”秀姑娘脸上被涂满墨汁,她受不了这般污辱,号啕大哭;倒是凯中先生“老道”,安慰她:“莫哭--丑什么?不丑。真正丑的是他们自己。”

1985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撤销对朱丙的劳动改造,按起义人员对待”。起义人员应当是什么待遇呢?朱丙先生一家人也不清楚。只是以“特殊救济”之名,由民政部门每月发给朱丙夫妇各四十元补助。

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较以前好过多了。

199511月,已经双目失明的洪燕群离开了这个世界。朱丙先生格外孤独凄凉,对女儿说:“我好想你妈啊。真想她再来掐我几把……”两个月以后,1996年元月,朱丙先生吞下足够的安眠药,毅然决然地追随妻子而去。

对于他,人生是百无一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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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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