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故里先生（二）
凯中先生
凯中先生是黄田人，1920年生。他早年就读于培风中学，一直读至高中。1943年高中停办，他去茂林投考广益中学。两个月后却又回到黄田小学教书。次年，到屯溪报考中山大学（校址在江西吉安），适逢日军进攻南陵，不能回，遂到芜湖内思学校教英语。1946年回里，先后在溪头小学、榔桥小学教书。那时候世道很乱，有志青年多迷惘多苦恼，不安于现状者是很多的。
1949年，凯中先生去芜湖与本村朱普鑫卖茶叶，投考了“二野”军政大学，在文艺新闻大队服役。其间请假回家时，榔桥区马区委又叫他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参加“借征粮”工作。就是将农村中的财主富户找来，向他们“借征”钱粮。所谓“借征”是客气之辞，其实就是摊派。识时务者满口应承及时出手，双方客客气气。如若被“借征”者推三阻四，或者拖沓迟疑，则被吊起来拷打，让其吃尽苦头。那是“土改”前夕的事情。这些富户中，凯中先生熟人多，碍于面子，深感不便，遂辞去工作。由榔桥区委会出具书面证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华东局干部培训机构），十个月后调至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1955年华东局撤销，他又对口调入上海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后改为监察局）。在人民革命大学的同学中，不少人都成“正果”。如朱景本，后来是宣城地委书记。陆德生，后来是安徽省人大秘书长、副主任。李迈力（女），后来是安徽省委副书记。而凯中先生却在1958年倒了霉－－硬说他是“叛徒”，是“历史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论处，开除回家劳动。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几句话就断了他的前程。自此，他不间断地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书面申诉，要求依法复查。这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妻子遂放弃上海某中级法院工作，跟随他一道回到黄田茶林队。这一年，我进入黄田师范读书，即见他每日扛把尖锄，锄把上吊个装茶水的竹筒，进石井坑挖山。妻子黄桂真不久进黄田师范做临时工（后转正），在教导处充当职员，刻钢板，推油印。每月工资二十四元。我经常被抽到教导处帮助工作，所以很熟。我们喊她黄老师。黄老师个子娇小，一口上海话，不容易听得懂。她待人很客气，不厌其烦。总爱说“慢慢瞧”。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很有耐心。她的钢板字写得不是很好，初学阶段。但她很努力，很认真。我那时也在遭难，却暗自为他们“操心”。总觉得在上海生活多年，回到山沟沟生产，怎么受得了？
凯中先生说，他的“倒霉”，源于他得罪了上海市监察局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孙黎（因抵制孙无理报销其岳父住院费用）。后来听说，这个孙书记曾经委派局里的“肃反五人小组”成员，通过黄田的一些人，找到朱普均、俞志明，以及他的弟弟朱永骈，在牛背山上制造过他的假材料。那位孙书记后来并无善果：文革中，王洪文当了上海市委头头以后，听说他曾任其秘书。“四人帮”倒台，孙书记也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在培风中学读书期间，凯中先生参加了地下党。他的联系人是曹欣安。曹是学校语文教师，小岭人，上海震风文学院学生，地下党培风支部发起者；曾多次被捕入狱，“皖南事变”以后被国民党杀害。叫人惊讶的是黄桂真也在培风中学参加过地下党，且与凯中先生同一支部，经常在学校后面的牛背山上开会。黄桂真比凯中先生小三岁，当时也只有十六七岁。她是江苏泰兴人，有个姑妈在泾县丁桥官庄村。日本人打来了，她们“跑反”跑到泾县投靠姑妈，和她妹妹黄桂馨同在培风中学读书。两年后，她被家人招回泰兴。与凯中先生联系依然未断，后来在上海结为夫妇。及至凯中先生“倒霉”，黄桂真不离不弃，丢掉工作，同丈夫回到黄田。真了不起，可歌可泣。只是当她又到培风校址－－此时的学校已经不是“培风”，而是黄田师范了－－旧地重来，满目疮痍，斗移星转，物是人非；当年追随革命搞地下工作的他们，却被打成“反革命”与“反革命家属”，黄桂真老师当作何感叹呢？
初回黄田，凯中先生并没受管制，是个普通农民，在茶林队当会计。凭藉他的阅历与能耐，“三年大饥荒”时，他被抽调到黄田大队帮忙。虽然也是如履薄冰，到底比一般农民好过多了。一家人总算度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凯中先生被管制起来，不能“乱说乱动”了，成了真正的“四类分子”。1970年，黄田村进驻部队开山挖洞，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和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家清除出村。凯中先生被安排到球桂村。这是个深山老林，他不去，据理力争，才得以到榔桥榜山村落户。凯中先生又到榜山林场当会计。黄田师范停办以后，黄桂真调黄田小学当教师。这时候，她也当不成教师了，随丈夫下放到榜山村，名曰“支农”。
1976年，凯中先生仍不安份，写了一篇文章寄往《解放军文艺》，反映农村中的黑暗，农民生活的困苦，没有署真名。文章被退回泾县，公安部门立案侦破。通过排查，比对笔迹，确认到凯中先生。说他写文章寄到台湾，攻击“伟大的党”。凯中先生无可否认。只是辩称没有寄往别的地方，只给了《解放军文艺》。当时毛泽东虽已奄奄一息，报纸上却一个劲地说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时令依然残酷萧杀。凯中先生被判七年徒刑，送到白湖农场（在庐江县）劳改。1979年形势有所改观，又将他改判三年，随即释放。“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1981年，榔桥镇政府将他调至乡镇企业办公室，任主办会计。同时又兼了几个企业的会计，生活就轻松多了。还加入了共产党。
1986年，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通过组织部门派人来找他，给他平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随后，受到株连的黄桂真也得以恢复公职。
退休以后，凯中先生一家在县城买了房子，一生的风雨坎坷总算结束了。如今，老伴已经谢世，凯中先生高龄九十四岁（2013年），身体却出奇的好，不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居然还有半斤的酒量。他的书法很好，古体诗词写得也不差。于是终日在家读书看报，作诗写字。看着那张挂在墙上的参加“二野”军政大学时的照片，勃勃英姿，风华正茂，一生却遭遇那么多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又都是人为造成的。稍有头脑者，能不有很多思考？
普欢先生
朱普欢是我的小学老师，我们喊他欢先生。他个子高大，年轻时当有一米八几，经常看见他在篮球场上奔跑。不久，他到涌溪教书，就不怎么见面了。
他家住在惇裕堂，马冲河边，与笃诚堂（洋船屋）隔河相望。他的父亲朱清波，早年妻子不孕，便于1926年在上海娶小，次年生下普欢先生。
朱清波十四岁到上海谋生，在朱幼鸿的当铺学徒，一生经商。年岁大了以后才回到黄田养老。他家很有钱，大名鼎鼎。村里人说起他的名字，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钦佩。“土改”的时候，朱清波理所当然地被“土改”工作队抓了起来，与朱兆麟一同关进村公所（家庙）的厕所里。厕所垫了木板，铺了稻草，没有被子。不久，他俩又被转移到榔桥区公所关押，不知道什么缘由。彼时，普欢先生二十多岁，也被关了十几天，威逼他们交出“浮财”。他记得清楚，家里两箱玉器被搜走了，是多年当铺经营中留下来的。并没有分给当地农民，而是被土改队“吞”了。文华也告诉我：不光土改队“吞”了不少好处，村里干部也“吞”了不少好处。
1957年，朱清波在黄田逝世。
普欢先生的哥哥朱普团，又名朱学诚，1919年生，系清波先生所领养，算作大老婆的儿子。朱普团是李村园人，读培风中学，读茂林广益中学，直至高中毕业。其间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又是中共培风（学校）的地下党。他一生教书，是培风中学最后一年的校长。后来调任广德中学教导主任，又调任马鞍山一中（在采石）教导主任、教师。据同为老师又同为“历史反革命”的朱治祥先生说，朱普团工作能力强，记忆力特别好，头一日在他手上报名的新生，第二天就能叫出一个个名字来。1957年，朱普团因为“历史问题”被捕，判刑七年，在劳改队里做砖。偶然间遇上一位原一中学生，是劳改队管理人员。学生念及昔日师生之情，暗中照顾老师，派他看大门。劳动强度就轻松多了，以致“三年大饥荒”中把一条命留了下来。1964年刑满释放，他一个人回到黄田，与其养母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吴云，脸上有点麻子，一直在马鞍山和平路小学当教师。二人育有一儿一女，改革开放以后儿子移居国外。
1967年，朱普团在黄田病故。
普欢先生的生母是苏州人，家里开裁缝店。八岁那年，他随母由上海回到黄田。因为躲壮丁，十八岁那年（1944年）正月初八，他逃往上海，遇到在国民党74军军需处工作的朱普安，介绍他进去当了三、四个月的差。而后又回黄田当小学教师。
1947年，普欢先生再度去上海。这次，他跑起“单帮”，专门做走私进口手表生意。在上海，他将手表装进饼干瓶，只装三分之一空间，上面复以满满的饼干，带到天津卖给下家。生意很好。每跑一趟可以挣到相当于今天七、八千元钱，快活得很。可惜不久天津战事吃紧，被围困了，不能去，生意也就无法再做，不得已又回黄田。这时候，时局变化急骤，家道也渐渐中落，竟一度开荒种起芝蔴来。后来还是经人介绍，到涌溪当了教师。
1957年“反右”以后，普欢先生因为曾经在国民党74军军需处当差三个多月，被开除回家。此时，妻子在马渡桥当教师，生了一个儿子，交由普欢先生的母亲照应。母亲一个人带不了这个孩子，遂举家奔往岳父母家，共同照应，一起生活。岳父原先是看护八甲祠的专职人员，住在祠堂旁边的屋子里。地名双河大队老屋生产队。岳父母好，队里人也好，接纳了他们一家。他便在生产队当起农民来。直至1979年平反，退休。
说到这里，普欢先生庆幸不已：“亏得离开黄田了。要不然我肯定饿死。”原来，双河村虽然也属于黄田公社，相距不远，就“大跃进”的残酷性而言，差别还是不小。这里吃公共食堂的日子不是很长，早早地解散了。尤其生产队长汪早生，一个四十多岁的厚道农民，心地善良，不图名不邀功，而是千方百计庇护着大家。他总是带领大家偷粮偷菜，偷蚕豆，偷玉米……凡能吃的东西都偷。要割稻了，他挨家挨户打招呼，叫大家准备一个能装十斤稻谷的“饭包袋”。割稻时一边割一边捋，捋下的稻谷装进“饭包袋”里。袋子装满了，扎一捆稻草把子，立在田头，将“饭包袋”藏进去。收工时各自将袋子拿回去。社员们也都很好，不“左”，不假积极，不“鸡窠里发瘟”；而是互相照应，互相掩护。在为了生存的斗争中，人心竟然出奇地一致。汪队长还有大动作：带人去偷仓库里的粮食。仓库是粮站的，是国家的，也敢偷？汪队长说：“妈的屄，国家都不给饭吃了，我们还不偷？”于是有人望风，有人打洞，有人扒稻子，整担整担的稻谷偷走了。普欢先生总结说：“因此，生产队总共二百零四人，只饿死三个。要是不到双河，我肯定没命了。因为黄田的干部特别坏，哪有汪早生这么好的人？再说黄田居住集中，众目睽睽，你瘟不得我，我瘟不得你，偷都没法偷。而双河居住分散，边边拐拐，单门独户，搞点小动作就容易多了。”
由此，我想起网上一篇文章：1960年春，四川省荥经县凤仪公社各食堂断粮绝炊，数月之间饿死近一半人。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李文中，“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枪，率领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真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抢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然，李文中遭逮捕了，判刑二十年，说他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
与李文中的刚烈悲壮相比，汪早生似乎“渺小”得多。但我以为：他们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良心是同样可贵的。而且，汪早生还多了一些智慧－－一种底层民众伴随着无奈而生发出的平民智慧。
如今，普欢先生八十七岁。老伴已经过世，儿子一家住在县城。他却一个人独居在当年的祖屋里。天气好的日子，经常到榔桥镇上蹓一蹓，同一些老年朋友见见面，谈谈心。他说这里自在，习惯了，并不觉得冷清。我猜：普欢先生一定对这幢古老的祖居有感情，对老屋生产队有感情，对这里的人情风物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和记忆。用他的话说：是这块土地，是这里的人，帮助他活了下来。
普庆先生
1951年，我过继到榔桥养父母家以后，即进入烈女庙小学插班读书。先后之校长是赵子林、朱普庆。赵校长文质彬彬，儒雅和蔼，不久调走了。继任校长朱普庆，富态、健壮，讲话做事雷厉风行，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只见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普庆先生是李村园人，1925年生。李村园与黄田相距十四华里，渊源颇深。据《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记载：一世祖“茶园公”第六代孙朱伟与其子朱旦定居泾县，当为北宋末年，1081－1129年间，落脚之处就是李村园的“城山”。而“茶园公”第二十二世孙朱枱迁居黄田村则为明万历，1541－1599年间。就是说，朱氏“开发”李村园，要比其后代“开发”黄田早了四百多年。
“土改”的时候，普庆先生家所幸田产不多，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他本人一直是教师，后来当了教导主任，当了校长，也还是没离开学校；是一个平平淡淡，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教书匠。只不过多读了几年书（高中毕业），只不过担任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区队长。然而1958年2月，普庆先生被捕了，押送到宣城某劳改农场服刑八年，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还是所谓“十个拜把兄弟”成员。而这“十个拜把兄弟”中，有一个叫梅先春，当时已在台湾，这便成了雪上加霜。是在寒假中全县教师“反右”斗争集中学习期间，五百多教师的现场公开逮捕的。据说同时被捕的还有几个人。
此前寒假开始的时候，普庆先生是和妻子许佩文一道前往县城参加学习的。而学习结束时，许佩文却只能一个人回家了。挺着八个月大的身孕，孤苦伶仃，凄楚断肠。
许佩文比普庆先生小五岁，也是小学教师，赤滩人，家庭地主。此后，她一直在李村园李塘小学教书。她每年徒步去宣城劳改农场探监一次，每月给丈夫寄五元钱。而她月薪只有三十三元。丈夫劳改去了，她就一个人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生活；逆来顺受，苦苦挣扎。把四个儿女苦大，真了不起。
大女儿朱琴生1947年出生，是她的得力助手，帮助侍养三个弟妹。采茶叶，打猪草，拔笋子，砍柴禾，风里来雨里去，理所当然要比命运好的孩子懂事。一年暑假，许佩文被罚到唐村集中劳动，一个多月不能回家。琴生除了照应弟妹以外，还得每天给母亲送两次饭，单程十五华里。晚上一趟常常是天黑了，不敢回来，只得与母亲同宿，次日一早返回。这时候，那个比她小七岁的大妹妹，也不得不早早地操持家务了。
琴生也想读书。黄田师范快要停办之前，她也曾经到学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同时还带着妹妹，每天一份饭两个人吃。终因为家中离不开她，也因为交不起八元钱的开学费，不久退学。用她的话说，没有读书的命。
唯一比当地农民“优越”的，就是“供应户”。每月尚有定量供应粮食。三年大饥荒之中，虽然也不够吃，也挨饿，到底比“农业户”好多了。工资发到手，首先把全家的口粮买来，把盐买来，至于其他就不敢奢望了。然而许佩文从来不在儿女面前叫苦叫累，只是默默地干活，挖葛根，开荒，点豆，种菜……样样都干。夜晚，除了备课看书，就是缝缝补补，做鞋子纳鞋底。儿女们早早睡了，她常常一灯如豆，淅沥听雨……
有一年大年三十，许佩文破天荒煮了一大锅饭，让孩子们放开吃。七岁的小女儿喜出望外，居然连吃七碗（农村中用毛竹筒做的碗，专供小孩用，掉在地上不会碎），肚子胀得不能动，只能仰在床上喘气。琴生说不能吃了，她妈却说：“由她吃！胀死鬼总比饿死鬼好。”这样的想法和语境，也只有三年大饥荒中才会有。
普庆先生在劳改队里并不知道家乡大饥荒的详细情况。是村里一个人因为偷杀耕牛被劳改，跟他说的。1966年，普庆先生刑满释放，回李村园务农。一家人高兴万分。孩子们也都觉得这下可好了，自己也有父亲了。于是全家把一切“好东西”省给他吃，说他八年牢狱太苦了，让他“好好地补一补”。普庆先生沉浸在亲情之中，也觉得很幸福，很亢奋；什么活都抢着干。砍柴，本来是琴生包揽的活，他说不要女儿砍了，自己砍。却多长时间不回，反倒叫琴生放心不下，于是去接他。及至碰面，他还才到半山腰，远不及女儿在行。然而有一次，我在李村园看见他犁板田，牵牛，扶犁，转弯，吆喝，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当时想：啊，这就是我的校长。
回到家里即遭“文革”冲击。一个“劳改释放分子”，只能是苦难依旧。戴高帽，挂牌，批判，游斗，那是家常便饭。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回家不说，也不怄，平静得出奇。一段日子里，他每天都是遵照那些人的吩咐，自觉地站在生产队长家门口挂牌示众，无须别人叫喊。然后为队长家劳动－－天天挑瓦砾。队长将一座旧祠堂拆了，瓦砾成堆。挑了许多天，竟然也不与家人说。琴生长成大姑娘了，村里一男子向她求爱，她看不上，没答应。这个人记恨于她，却报复普庆先生。琴生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
上世纪八十年代，普庆先生终获平反。“组织上”给他四个子女每人补助400元，共计1600元。家人正好用这笔钱为他修了一座坟－－普庆先生没能熬到“平反”，1972年就病逝了，脑溢血，时年四十七岁。
八年的铁窗生涯，八年的骨肉分离，八年的望穿秋水，普庆先生只是为自己“挣”得了修建一座坟墓的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谓“十个拜把兄弟”中的梅先春从台湾回来了。他来看望许佩文。丈夫受难了，许佩文不离不弃，把四个儿女苦大，把家维持下来。不像另一位胡姓朋友的妻子，丈夫打了“右派”，她就闹离婚。两相对比，他觉得许佩文值得敬佩。
2011年9月的一天凌晨，许佩文给儿子打电话，说自己觉得有些不对劲，希望他快来。儿子很快赶到，许佩文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说话，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是可谓寿终正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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