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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故里先生(一)

           

三先生

一家三兄弟,都是文化人,人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

大先生是晚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著书,写字,办学校,是个学者。先后在省立一中、泾县简易师范和泾县中学教过书,在省立八中(宣城)当过校长,还任过省参议会秘书兼安徽学院副教授、省教育厅督学和省图书馆馆长;老了以后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县志上说他“一生淡泊自甘,安贫持志,知识广博,为人谦逊”。说他“安贫”,我不知“贫”到什么地步,只记得他家里有许多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先生一家搬到县城去了,上黄田的祖宅空着,四门大开,家徒四壁。楼上的藏书却有几大箱,散落零乱。多为铅印本,也有木刻版本。于是我们拿些回家,折“飞机”,打“纸鳖”,写大字,无聊涂鸦,糟蹋斯文。过些日子用完了,再去拿。我拿过一套《红楼梦》四本,竖排铅印。看得入迷,似懂非懂,不忍拆散,用来打发了一个暑假。谁知下半年开学以后,我的作文成绩陡然进步;以前多数打“丙”,最多也只是打“乙”,从那以后竟多次打“甲”。语文老师问我暑假中经谁指点了。我说没谁指点,“上午帮家里卖豆腐,下午读书。”--“读什么书?”--”红楼梦。”--“红楼梦?看得懂?”--“不大看得懂。不懂再看,再看还是不懂;还是不懂还再看。就这么磨蹭着,一个暑假一晃就没了。”--“噢--难怪,难怪。”

二先生也知书识理,一笔蝇头小楷写得十分秀气,在榔桥摆摊开店,卖些京广杂货。后来公私合营了,在合作商店当会计。

我所见到的三先生没有一定职业,在家赋闲。然而他说他做过“刀笔”,当过律师,讲过学,报馆商会交易所他都呆过,苏杭二州十里洋场他都混过。不知道是真是假。三先生住在上黄田老房子里,但不是正房,而是旁边一间披屋:一半有地板,搭个铺位。凌乱的稻草,又脏又破的棉被,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一顶只剩下半边门的衣橱。另一半是泥巴地面,用作厨房。一口“缸缸灶”,一只总是只有浅浅一点水的水缸和一张旧桌子,桌子上挤满了瓢碗盆勺,多厚一层灰。三先生常说:莫看我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可是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多少女人都巴结不上哩。而今老了,背也驼了,腰也弯了,一根拐杖不离手,落在青石板上碰出清脆的响声:笃,笃,笃……人们听见这声音便知道三先生来了。“三先生,进来坐。”--“噢,好,好。”或是说“噢,改日再来,改日再来。”笃,笃,笃,走了。一副眼镜十分破旧,镜片裂了,中间有个小洞,眼镜腿用细细的麻绳缠着。他把眼镜架在鼻尖上,架得很低,看起人来头僵着,眼乜着,那样子有点滑稽。他很少剃头,也很少光胡子,乱蓬蓬的须发就像个荒草岗。衣着更不讲究,有时穿件对襟短褂,套双破皮鞋;有时穿件旧西装,踏双灰蒙蒙的老棉鞋。白老布衬褂穿得乌叽叽的,领子袖口油垢垢的,比理发店用的“荡刀片”干净不了几分。

三先生可以做个文秘,抄抄书稿。但他写字太潦草,不适合。他说他喜欢怀素的狂草,写不惯正楷。尤其是蝇头小楷,太拘谨太小气。也可以摆个小摊,经营些小东小西,管他一个人过日子还是可以的。但他不屑一顾,而且也不精于算计,说不定三个钱买的反倒两个钱卖了。于是三先生只能做些临时性的文墨:给人写信,写喜帖,写租批合约,写申诉申请,写挽联碑文。做这种事情,也是人家请上门--就像请木匠竹匠一样,吃了喝了还付给酬金:“三先生,有劳你了,这点小意思拿不出手,请你收下,润润笔吧。”不叫工钱叫“润笔”,读书人帮人做事到底不同于匠人。“润笔”多是现钱,一万块两万块(旧币),也有包四万块的,那是极少数,多半是大户人家做喜事。也有人家拿不出钱,于是量二升米,称几斤芝蔴黄豆;或是一刀肉,两支挂面,八个鸡蛋。三先生不推却,也不计较。下半年,这类差事比较多,是三先生的“旺季”。于是钱也有了,肉也有了,芝蔴黄豆也有了。把那些积尘多厚的小坛小罐翻出来,洗一洗,抹一抹,分门别类装起来,用小小的红纸条写上什么什么,贴在罐子上。那些日子,三先生身轻腿快,目光闪烁,脸上红红的,嘴上油光光的。

三先生尤其会讲古--说书。他肚子里装了许多书:《说唐》、《说岳》、《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什么荤的素的粗的细的,都有。三先生喜欢读这些书,记性又好,能把这些书记得烂熟,说得水泼不进,不漏一点破绽。下半年,稻子割了,油菜种了,庄户人家空闲得很,夜天又长,不好打发,便把三先生请来说书。

三先生说的不是大鼓书,倒有些像评词。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便能消磨一个上半夜。三先生说书不像那种职业艺人,卖关子,恶辣辣地收钱。他根本不提一个钱字。用他的话说,热闹热闹。但是,听书的人心中有数。他们商量好了,轮流做东,供茶供烟供“夜宵”。一本书说完了,做东的出头收几个钱,十几斤米,给三先生送去。照例是推推拉拉一番,照例是收了下来。

三先生一副好口才,说起书来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叫人听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鸡叫了:喔喔喔!狗叫了:汪汪汪!打炸雷:嘎——吹喇叭:呜哩喇……闺门小姐在后花园私通情人:三先生站起来,两个指头捏住鼻子,憋出锋尖的嗓音:“公子,你怎么才来哟!”说罢腰肢一扭,一块黑不溜秋的手帕往脸上一遮。那种似像非像、粗俗而认真的味儿,常常引得人们捧腹大笑。三先生说书“荤”得很,不文雅。太文雅了板着脸,人家听得乏味。他说男女之间的那号事情,不是像书上写的“云雨一番”,也不是像村里人常说的“行房”。他直截了当,说得好粗。潘金莲在王婆家和西门庆私通一段,《水浒》上本不出格,到了三先生嘴里,却要添油加醋一番:“那王婆假装去打酒,拎个瓶子走了出去,把门带上,坐在门口望起风来。王婆虽说老了,却没老过性。他早年死了男人,苦守了多少年的寡,春心没死,也不晓得做过多少风流事情。她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只听得里面一阵响动……心乱了……”

三先生说书信口开河,有伤风化。大人们总不让子女去听。他们自己却场场不塌,听得津津有味。天井里月光如水,寒气迫人,身上越来越觉得冷嗖嗖的,抬头一望:呀--月亮都偏西了。

“清明”一过,农忙了。三先生的门庭冷落了许多。日子过得清汤寡水,常捧着一碗不干不稀的米饭,小菜都少有。这时候,村民们并没有忘记他的好处,隔三岔五地送碗腌菜,送点辣椒酱。三先生便可以对付几天了。

老人们常常念叨:三先生太贫寒了。

非但贫寒,尤其寂寞。三先生无妻无子,孑然一身。是从未娶过亲,还是娶过亲以后再单身的呢?不得而知。如今这处境,是笃定不能再娶了。他倒并不怎么遗憾。说:“家庭好比蜗牛壳,背着是个包袱,丢了又无归宿。唉……”--“你就不想讨个老婆?”--“老了,想什么?”--“年轻的时候呢?”--“呵,年轻的时候……”他便将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扯上一通,把那些勾栏妓院渲染一番,把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描绘一番。尔后,照例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取笑一番--“嘿嘿嘿”--“哈哈哈”--“咯咯咯……”

三先生也笑了,笑得很狡黠,很神气,带点无奈与酸楚。

1958年冬天,“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了。三先生手无缚鸡之力,平常日子都靠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痛先生

年长者喊她痛姑娘,小孩子喊她痛奶奶,更多人则是喊她痛先生--在我们黄田,不光将男人称作先生,女人亦然,只要她有文化。什么名字不好起,为什么起个“痛”?真怪。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痛”字。

痛先生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痛先生有文化,能写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还能背《女儿经》、《朱柏庐治家格言》,一套一套地解给你听,叫人听得入神。还会打算盘。什么“斤求两”“两求斤”,什么“飞归”,无一不会。

痛先生衣着梳妆也不一般。她梳的头不是大众化的“耳朵毛”,也不是“巴巴髻”,倒有点像男人们的“大包头”,往后梳,到颈脖就没毛发了。显得精神,不像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常常在褂子外面套件毛线背心,清丝丝的,很淡雅。背心是她自己用毛线结的。她不但会结背心,还会结毛衣毛裤、手套袜套。她结的毛线手套尤其讲究,一道红的一道黑的,手指头可以露出来,尖尖细细的,白生生的,写字打算盘做针线都不碍事。姑娘们都想得到这样的手套。然而在那个年代,羊毛绒线是极为罕见的。

痛先生的丈夫早年在上海做事,一直不回来。痛先生也从来不去上海。痛先生有句口头禅:“我一个人还不照样过?”有好事者打听她的丈夫,她从不接腔,好像没听见,让人自感没趣。

痛先生似有缕缕隐痛。

痛先生住的是五间一路两层大瓦房。中间是个大堂屋,两边各两间。她将半边让人住了(黄田村房子很多,是从来不收租金的。有人住就挺高兴,因为有人住的房子不容易坏),自己住半边,两间,完全够了。痛先生无儿无女,一个人的日子多少有些寂寞冷清。但痛先生说不,说是“落得个清静自在”。痛先生有一些田产,虽说谈不上富足,却也能过。“土改”的时候划成分,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知情人事后透露:若是再多几亩田,就够得上地主了。

痛先生捏了一把汗。

“土改”以后,痛先生把田托付给有劳力的人耕种,随便人家给些稻子,痛先生不争较多少。说:要是划了地主,还什么都没了哩!痛先生想得开。当然,人家也不亏她,按例办事。因此生活得倒也滋滋润润。更何况,痛先生有文化,能找到事情做。她在供销社当过会计,在信用社当过记账员,还干过邮政代办员--邮政局在黄田设个代办点,聘她代办邮政业务。于是痛先生卖邮票、分发信件、代收包裹,还帮人写信,帮来信的人家念信。痛先生做这些事很细心,也很耐心。乡下人不懂的地方很多,痛先生便一样一样地讲给人家听。一只绿色邮箱挂在她家门口,于是她家也就成了一个特定的处所。“到哪里去?”--“到邮政局去。”--看,痛先生家成邮政局了。村里人说,发信的地方就是邮政局。十里外的榔桥河有个邮政局,不过干事的多几个,穿的是一色的上等卡叽布制服,墨绿的。他们见过。痛先生怎么不穿绿制服呢?他们有些纳闷。

有时候,痛先生还教学生。小学放暑假了,有家长说:“这怎么办?一个暑假两个月,还不把小家伙玩疯了,识的字都还给先生了?”于是合计,请痛先生出来教教孩子们。完全是“民间活动”,自觉自愿。有点像如今的暑期补习班。痛先生不大情愿,说自己老了,怕误人子弟,再说家里也不十分宽敞。但家长们说不要紧,只不过把孩子圈住,免得他们无法无天,至于能学到多少东西,并不在意。痛先生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于是把中间堂屋腾出来,打扫干净,就开课了。桌凳自备,结束的时候搬回去。课本也是自备,你拿什么书,痛先生就教你什么书。于是“百花齐放”:有“昔时贤文”,有“子曰学而时习之”,有“人刀口手足”,也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还有“培风学校十周年纪念刊”。痛先生不但都能教,还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有学珠算的,痛先生便从“一加二加三”教起,有学生嫌“一加二加三”太浅了,痛先生说:“中,从一归教起,教到几归是几归。”

我也参加了痛先生的“暑期班”。痛先生说我“吃书”,不能只满足于背书识字了,要“学解”。就是学会理解文章的意思。不能“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于是她总是把课文解给我听。还不时地征求我意见,问“是不是?”“可不可以?”“你有什么想法?”我总是说“是”“可以”“没有想法”。痛先生说:“怎么能没有想法呢?应该有嘛。”又说:“也难怪,你还小。”

我的课本是一本民国年间读物,有孙中山的像,还有“青天白日”旗。痛先生给我通读一遍之后,又给我“解”了起来。解到得意之处,她忽然问:“你认识这个字吗?”

“黨字。”

“对,黨字。黨字怎么写的?”

“上面一个尚字,下面一个黑字。”

“这就对了!我们的先人造字是非常有讲究的。你看,尚--黑--尚黑什么意思?”

我不懂“尚黑”什么意思。

痛先生看我一眼,便将“尚黑”二字大解了一通。她讲得有声有色,我听得稀里糊涂。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就是“说文解字”。

“懂了吗?”痛先生问我。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还是不懂。

日复一日,痛先生不当会计了,不当记账员了,也不再有人请她办“暑期班”了。村子里办起初级社,又办起高级社。田地归集体了,人们在农业社干活,凭工分吃饭。痛先生没有劳力,又是小脚,不能下田干活,自然拿不到工分。只能偶尔在农忙托儿所带带孩子,或者晒稻的时候坐在边上看看稻子赶赶鸡。痛先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了。

这时候,她却学会打草鞋,而且打得很好看、很结实。她把打好的草鞋拿到板桥头小店,找到小店老板说:“四老板,我把草鞋挂在你店门口卖,中不中?”

四老板说:“中,中!”

“一双草鞋卖八分钱,二分归你。”

“哎呀,痛先生呀,我怎么会要你的钱呢?你也是针头上削铁呀。”

“那不中,不中。”

“怎么不中?钱好还是人好?就算我方便你一点,还不是应该的?”四老板也是个好人。可惜后来遭批斗,他胆子太小,上吊自杀了。

那年月,农村中草鞋需求量很大。不但兴山的人需要,种田的人需要,肩挑背驮走乡串村的人需要,就连我们学生也需要--进城上学,放假回家,行程几十里,多半是穿草鞋的。球鞋力士鞋非常罕见,一般人是买不起的,皮鞋更是见所未见。唯一经常穿的是自家做的布鞋,那是不能穿了走远路的。走上几十里,鞋底磨掉一层,岂不心疼!不过我们学生穿草鞋可不是赤脚穿,而是套上一双补丁垒补丁的粗纱袜子,以免磨破脚。一双草鞋可以从黄田走到泾县城,七十里路。走到五里岗--快要进城了,把草鞋脱下来左看看右看看:“嗯,这双草鞋真经穿,还没破。”穿草鞋行路还有个好处:雨雪天不滑。有一年放寒假,我跟随高年级同学回家,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身上披一领床单,顶着鹅毛大雪,天蒙蒙亮登程,一刻不停地走(不能停,停下来脚容易冻伤),赶到家天快黑了。高兴的是,七十里路一跤未摔。大人说,全仗了这双草鞋。

到了1958年,黄田村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折腾:大跃进,超英赶美,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那时候的歌就是这么唱的。痛先生也上了这座“桥梁”,也成了“向阳花”。派给她的任务是打草鞋--一天十双,完不成就要尅扣饭票。不是说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吗?怎么还用饭票?原来,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只过了极短日子,不到一个月。很快就缺粮了,闹饥荒了。这饥荒一闹就是三年,全国老百姓饿死数千万人。食堂不准解散,稀饭越来越稀。每人每天半斤--四两--二两,直至断炊。

痛先生经常完不成十双草鞋的任务,因此经常被尅扣饭票。痛先生瘦得脱了形,眼睛大得怕人,像一具僵尸。

终于有一天,管事的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有交草鞋了。”食堂炊事员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来打粥了。”于是觉得应当去看看。

正门落了闩,后门也落了闩。托开门进去,房门也落了闩。

喊了几声无人应。越窗而入,床上的夏布蚊帐是落下的。再喊,还是无人应。

掀开蚊帐,痛先生仰卧在床上。一摸,冰凉!

痛先生“走”了,真的上天堂了。“走”得倒也安详。她身着一件士林蓝旗袍,外罩一领紫红缎马夹。虽然都是旧的,倒也清淡典雅。头光面光,清爽整洁。瘦削的两颊干红干红的,像是涂了一抹劣质红彩。

梳妆台上一只小碗,碗底一点点“洋红”粉,泡过的,干涸了,碗壁上漾起淡淡的红晕。六仙桌上的杂物仿佛整理过,一点不乱。一只小小的瓦钵里装了一些像是泥土、又像是“焦屑”的东西;还有一只十分精巧的小银勺。

那是“观音土”--饥荒年间,人们用来充饥的一种泥巴。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为黎民百姓救命的东西。

洪先生

洪先生名君瑞,聪慧耿直,是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沈伯炯,教导主任周亚庐。实行薪金制以后,老师们都评了级,按级拿薪酬。低年级教师月薪三十三元,中年级教师月薪三十八元,洪先生是高年级教师,小教六级,月薪四十二元;除了校长主任,他是最高的。洪先生带五、六年级(复式班)班主任,教语文、自然、地理和美术,有时候也带体育、音乐。当时强调教学结合实践,洪先生带领我们到野外去搜集各种矿物标本和动植物标本;去测量“蛟龙潭”水坝。我们觉得很新鲜,很开心。曾经在黄田石壁山找到硫铁矿苗,报送到省地质局,他们还派来地质队员勘察过,因储量少没有开采价值。教地理的时候,用篮球做内模外糊多层纸浆,晾干后脱胎制作地球仪;立体的,高低凹凸,很好玩。这样的模型教具做多了,就专门设立了一间陈列室,给大家看,给外校的老师看。洪先生因此被县团工委聘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承担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如出墙报:每逢重大节日或配合中心工作,绘制大幅宣传画张贴于校外。村里的老百姓都来围观,都说好看。如黑板报:学校在大门口设一块黑板报,摘登时事政策,一周一期,粉笔书写。洪先生板书很漂亮,还用彩色粉笔画点花插点图,很受欢迎,非他莫能。如土广播: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用铁皮做的喇叭筒广播,读报纸,宣传时事,一早一晚,每天两次。后来组织学生去做,洪先生依然指导。相对于有线广播,人们把它叫做土广播。还有幻灯放映,主题周会,春游远足,校际活动……洪先生有才气,喜欢琢磨,喜欢弄点新的东西出来,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很受器重,也很忙,是学校的顶梁柱。

洪先生喜欢读书,能写,会画。宣传画、美术字,是他的强项。还在泾县《光芒》杂志第四期发表过电影文学剧本《黎明前夕》,很长,未曾拜读。放寒假的日子,他还参加村里的业余剧团,唱京戏。我看过他的演出:《追韩信》。朱永贤扮萧何,他扮韩信;一身装扮,干净利落;潇洒英俊,光彩照人。无形中让我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韩信就是这番模样。

其实,洪先生并没有多高的学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因为患眼疾辍学,回家后复读私塾。而后在家门口五云保国民小学当教师,当校长。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继续当小学教师。履历并不复杂。

相对而言,1957年之前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自在的。那年寒假开始,自在日子就结束了--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城学习,“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洪先生记得很清楚:农历正月初二(应当是1958年了),原先的承诺不认账了,言者统统有罪,开始揭发批判,抓“右派”了。那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黄田小学连校长六名教师,划了两名“右派”--朱寿根、汪荣贵,洪先生没有。我有些不解。按常规,像他这样旧社会过来而又才气超众的人,多半会遭殃的。他解释说:我比较喜欢看报纸,关心时事。叫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上层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展几个月了。什么章伯钧啦,罗隆基啦,对他们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我读了不少,也就有了警觉,觉得不能提意见。所谓“言者无罪”都是骗人的话。但是不提又不行。不提意见人家会说你对党有二心,不相信党。甚至会说你“心里有鬼”,是过不了关的。想来想去,意见还是要提,但不能涉及方针政策。只能提一些无关紧要的建设性意见。我的意见中就有这么两条:一是农村大忙季节,供销社要早点开门晚点关门,还要送货下乡,方便农民群众。二是说某某领导只顾努力工作,而不知道顾及身体。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大家的,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搞垮了怎么工作?不是革命的损失吗?多重要!

这样的意见,真是“无懈可击”--洪先生真聪明,居然能识破“阳谋”。

这一年,黄田小学杨积林当校长,洪先生当了教导主任。

然而,噩运还是躲不过去。国民党时期,洪先生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凭藉这样一个“历史问题”,1959年对他进行重新处理:不以反革命论处,行政开除留用,工资由四十二元降至二十五元。我不知道三青团区队长是多大职务,他说:相当于现今共青团总支书记。

这时候,“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肆虐农村。最残酷的日子,黄田村三个月不发一粒粮,饿殍遍野人相食。洪先生的妻子在六房生产队务农,饥饿难捱,得了“干血痨”,死了。洪先生只得又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

祸不单行:1961年春上开学的时候,接到县文教局通知,到茂林中学集中学习,一共二十几个人,多半是“开除留用”人员。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郝啓富宣布:这些人回乡生产,每人发安家费二百元。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是“洪君瑞犯错误屡教不改,责令回乡监督劳动”。

洪先生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颠沛流离生涯。他没有回黄田“监督劳动”,而是通过一名学生关系,在黄村特种经济林场安顿下来;后并入景星林场,他在场里打工。其时,他多次打报告给宣传部、教育局要求复职,答复都是“编制所限,无法安置”,“可去找一民办教师工作”。无奈,在苏红中心小学校长朱普铭的帮助下,到桃岭村当起民办教师。其间,他的女儿病故。桃岭村是泾县最边远的地方,与宁国县搭界,崇山峻岭,人迹稀少。就是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山寨,他依然不得安身:1964年“四清”运动,洪先生又被列为清理对像,不得不回到黄田村六房生产队“监督劳动”。六房是他原来的居住地,已故妻子朱秀君就是这里人。

1967年“深挖洞”的年月,部队进驻黄田村开山挖洞,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切“不可靠”的人都被清理出村。洪先生只得又带着唯一的儿子迁到榔桥杨冲,盖了两间草房度日。岂料老天也欺侮人,一场龙卷风把新盖的茅屋卷倒了!又得了胃病,长期不能劳动,生产队也支不到钱。无钱治病,只好自己上山找草药。这段日子应当是洪先生一生中最低谷的日子,几近无路可走。

然而天不灭他:1976年,毛泽东死了,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宽松起来。洪先生自学漆匠,帮人家漆门窗,漆箱子,漆大衣橱。还在门窗橱柜上画花,画鸟,画“五子登科”“松鹤延年”。不久,大办乡镇企业,榔桥镇副书记高文把他安排到镇办纸箱厂,先任出纳,后任副厂长、厂长。

这时候,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大力策动下,全国范围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以从未有过的势头席卷而至。洪先生开始奔波他的平反事情了。却遇到一个奇怪的难题:“组织上”说他并没有犯新的错误(就只有那个历史上参加“三青团”的错误),也没有受到新的处分。就是说“组织上”并没有责令他回乡生产。洪先生如实陈述百般申辩,然而没有用处,因为档案上没有任何记载。“那我总不会自己跑回去的呀?”--“那可不一定。也许你意志不坚定,脱离革命队伍,跑了呢?”当时的教育局长徐朝仪就是这么说的。

洪先生恨不得一头撞死。

“组织上”说:你要找到文字根据;证明是“组织上”叫你回去的,就行。

事情就有这么荒唐:整了你,打了你,把你害得家破人亡无处安身,还要你拿出“组织上”整你打你的文字根据。否则就不认账,就说明“组织上”没有整你打你。

洪先生想起那张“监督劳动”的介绍信来。他记得,那张介绍信没有交出去。然而时隔二十多年了,辗转飘泊几易棚寮,那薄薄的一张纸还能找到吗?

老天垂怜:找到了!一点不错,就是那张公函,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责令回乡监督劳动”。

1985年元月,洪先生终获平反。

至此,才从当年文教局一位科员那里得知内幕:“大跃进”年代,黄田师范办过两期“短师班”--培训一年,分配当教师。未经上级批准,教育厅不予承认,不拨工资,要求辞退。其中有些人是领导家属,或者有某种关系,“不能辞退”。就想出这么个点子,从老教师当中找一批人顶替。移花接木,狸猫换太子。“开除留用”者首当其冲。

从先生家出来,不经意间看见荆门柴扉上几副楹联:“君子崇德,瑞人守仁”;“写字修性,读书治愚”;“栽花种草,悦目娱性”。都是他自撰的;有的是“嵌字联”,有的是大白话。寥寥数语,倒也不失怡情养性之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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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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