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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乡村速写

 

破产地主

朱锡锷是我的堂叔。他的父亲老大,我的祖父老二,亲兄弟。

堂叔的父亲去世早,到他这一代,败落了。田还是有的,却收不上租。乡间有些土地主,省吃俭用置了几亩田,租给人家种,却因为无权无势,或者没有能力,佃户就欺侮他们,拖欠租子不交。堂叔家就是这种情况。

堂叔没有治家能力,也没有处人处事的能力,枉读了几年书。倒也想得开,租子要不到,他就干脆不要,把田白白地让人种。“土改”了,田还是在他名下,既没有卖掉也没有送掉,依然划了地主。但这个地主有些特别:光杆一人,家贫如洗。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俬,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物,更没有“浮财”,是个穷困潦倒的地主。为了区别于其他地主,人们管他叫“破产地主”。不知道“土改条例”上是不是真有这一名目。

堂叔三十多岁了,孤单一人,从没娶过亲。听说曾经有个外地女子,不知道以什么名义,来他家呆过几天。可他都不碰人家一下。那女子不存指望,走了。家里不仅穷,还乱、脏。多少天不动条帚,不扫地。也没有条帚,想起扫地了,到隔壁人家借一把。床上盖的是光秃秃的棉絮,没有被。日子长了,扯成大大小小的窟窿,也从不搬出来晒一晒。铺的稻草也是几年不换一次。进屋一股霉烘气。

衣衫鞋子从不好好穿。衣襟敞开,少有扣上纽扣的时候。冬天穿棉袄也是这样;鞋子总趿着,从不拔上后跟。即便是上山砍柴,也是趿着鞋,真有本事。山里人重视砍柴,入冬之前,各家各户总要将过冬的柴禾准备充足。将柴禾堆在屋檐下,码得齐齐整整,像一堵墙。一家人家会不会过日子,讲究不讲究,一看这些柴禾便能知道。而堂叔不,只稍稍准备一点,下雪天有的烧就行了。至于平时,他根本不砍柴,总是做活的时候,在山上捡一点,扎成小捆,挂在锄头把子上捎回家。真没柴烧了,临时去弄一点。好在山里柴禾多,到处都可以捡到。上黄田用水很不方便。要到石井坑口去挑,比较远。别人家都是一大早便将水缸挑得满满,因为早上水干净。而堂叔的水缸里总只有浅浅一面水,真的干见底了,才去挑;也不多挑,一担。好像为别人家挑水。家中也没有水桶,也是向别人借。

煮一次饭吃几餐,剩饭留在锅里。要吃的时候盛上一碗,或者用开水泡一泡。经常不弄菜,端起饭碗串门。人家见他吃白饭,便招呼他坐下来一同吃。他也不客气,有什么吃什么。他戏称自己“吃百家”,其实没那么多,也就前后左右那么几家。最不可思议的是经常不洗碗。饭吃完了,将碗抓在手上,逛逛,哼上几句曲子;或者用筷子敲敲碗,敲出节奏来;或者把碗抛起来--接住,再抛--再接住,百无聊赖。其间,不止一次地用舌头在碗里舔上一转,舔得干干净净。回到屋里,顺手将碗覆于锅盖之上,下一餐再用。

堂叔是读过书的,毛笔字写得不差。有时候也应邀为别人做点文墨事情,譬如写信、写便条、记账。母亲曾叫我跟他学过一阵珠算。从“一归”学到“九归”。后来,他也懒得教,我也不积极,就中断了。

没人拿他当地主待。四类分子训话会,他也不参加。有人戏问他为什么不去,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破产地主,去干什么?”“义务”工他也不出,都是穷困潦倒的好处。其实,“土改”以后的地主都是破产的,不过他“破”得更彻底。

1958年冬天(或许是1959年春天),堂叔早早地饿死了。

明英婶婶

明英婶婶是我的远房长辈,家贫,从小给地主家当佣人。共产党来了,富人被打倒,明英婶婶分了田分了地分了山林。又嫁了个好男人,舒舒心心过日子。

“吃水不忘打井人”。“土改”的时候,明英婶婶很积极,没日没夜地开会。她是凤奶奶家丫环,不讲情面,“咚咚咚”上了斗争台,检举东家,说有多少多少财产转移隐瞒。她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把凤奶奶的儿媳妇斗得好苦。

明英婶婶是个热心人,喜欢管事,喜欢帮助别人。乐意跑腿,乐意费口舌,不怕别人背后戳脊梁。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找到她,绝不推辞,起五更摸半夜都要帮忙。因为这份热心,她很长时间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不拿工分,全尽义务,真了不起。

她丈夫朱大炳是我的远房叔叔,对明英婶婶出奇的好。任她抛头露面,任她忙得不顾家,都不干涉,重话都不说一句。他不但上山干活,回到家还要烧饭洗衣,照应孩子。因为明英婶婶事情多,经常不落家。一个大男人,有这么好的脾气、这么好的德性,真正是明英婶婶的造化。

明英婶婶想入党,矢志不移,却一直入不了。什么原因?赌博。

明英婶婶就好这点玩艺,有瘾,却经常输。经常偷偷地把家里粮食拿去卖。丈夫知道了,她也不抵赖,老老实实承认错误。丈夫说:“你真不能玩牌了。”--“是是是,不玩了不玩了。”磨过身又去玩,扯了一身的“窟窿”。

党也叫她不要赌,她都不听,怎么会听丈夫的话呢?

一次,她到文化馆找我,说是从南陵县来,路上,“那个洋炮铳的小偷”把她的钱偷走了,回不去了,向我借二十元钱。相当于我半个多月的工资,我还是狠狠心给了她。后来知道,完全是扯谎。还没回到家,在路上又把钱输光了。

压根就不指望她还了,她是长辈,只当孝敬了她。那年月工资低,只有今天退休工资的百分之一--二十元,相当于今天两千块。

明英婶婶终没能入党,连妇女主任都不要她干了,渐渐落魄起来。

也算是玩物丧志吧。

房来发

房来发是个外来户,一字不识,专门帮人做下手活。砌墙,他帮人和泥;杀猪,他帮人端盆;做豆腐,他帮人推磨烧锅。时间长了,什么活都能捣鼓几下,就是不精。房来发为人热心,大大咧咧,大家都喜欢跟他逗乐。

腊月寒天,村里的业余剧团要排戏了,正月里唱。一些热心人牵头凑份子,请来师傅教戏。房来发喜欢看戏,也喜欢看人排戏。他总是早早地到场,帮助拉大幕,帮助收拾道具。到外村演出的时候,他抢着抬大衣箱。

房来发觉得唱戏好玩。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表演,弄枪抡棒,实在了不起。他心里痒痒的,问教戏的师傅:“我也想唱,中不中?”

师傅说:“哪个都中。”

“我记性不好。说话不能多,多了记不得,吃螺蛳。”演出中忘词了,谓之“吃螺蛳”,方言。

“不是说话多不多,是台词多不多。”

“对对对,台词不能多。”

师傅见他热心勤快,有意满足他的心愿,便派他扮演“报子”。就是“中军帐前”,那个手执令旗的“探哨”,疾步上场:“报--”,单腿跪下:“曹操兵马已到三关之外!”--“啊呀呀--再(勒)探!”--“得--令!”挥动令旗疾步下场。台词不多,也不要什么功夫,能走台就行。

房来发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正月初一开演,人山人海,偌大敞厅挤得满满当当。看着无数攒动的人头,房来发倏地打了几个寒噤,脑袋一下“木”了。猛然间害怕起来,心好像要跳出来。两腿不住地打颤,止不住。他找到教戏师傅:“师……师傅……我……我不……不想演了……”师傅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了?”--“我……我怕……”--“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怕……怕……怕怕怕……”师傅忙得很,懒得跟他啰嗦,说:“那你自己找人代吧!”

房来发找到贾和宜,请他代演。贾和宜说:“中,拿包烟来!”房来发买了一包“乐华”香烟给他,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吃螺蛳”。贾和宜不耐烦了:“中了中了,不就一句词嘛!”贾和宜也是业余剧团骨干,专门演书童家院,马夫马快,艄公解差。

房来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以好好看戏了。

“报--”贾和宜上场了……“得--令!”又下场了。顺顺当当。

小狗日的,怎么这样能呢?房来发心里酸酸的。

老杨

老杨是个退伍军人。黄田师范的总务主任将他招为临时工,干些杂活。老杨年轻力壮,能挑能驮能跑路,非常合适;又比其他工人有文化,跟我们学生谈得来。

我在文化馆的时候,老杨结婚了,也不在学校干了,东跑西跑。一天,他来找我,说是出远门,要在我这里借宿一夜,赶明天早班车。农村人有个习惯,外出的时候乐意住在亲戚朋友家。“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对方一般也不推却。我也是农村人,以前也喜欢这么做,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那时候很正常,主要是太穷太苦,没有钱住旅馆;也因为那时候旅馆少,不方便。于是我把床铺让给他,自己找人“捅腿”去了。

第二天,老杨大清早就离开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搁在床中间,十分好看,一眼就知道是当兵出身。

晚上,当我拉开被褥铺床时,糟了:垫单上一大块湿印,压在湿印上的盖被也湿了!一股臊味。

后来打听到,老杨有尿床的毛病,经常把自己弄得很尴尬、很痛苦。

尿了就尿了呗,能遮得过去吗?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朱建秋

20104月,我去岩寺,在朱建秋家小住了几天。

朱建秋是郑家瑾的亲妹妹。1970年郑家瑾遭枪杀以后,她所承受的压力异常之大。后来下放到黄田公社共和大队朱家门生产队,便依据当地姓氏,改姓朱。

朱建秋在农村插队期间拼命改造自己,力图“脱胎换骨”,口碑甚好。“上调”以后在榔桥镇广播站工作。后随丈夫迁回老家,在歙县化肥厂上班。两个人都已退休,儿子也参加工作了,小日子过得舒心自在。

她家里并不富裕。家具都是旧的,却打理得光鲜清爽停停当当,叫人看上去顺眼;一床一床的被褥订好,存放在柜子里,来了客人翻出来晒一晒,立刻派上用场;灶台、水池、纱橱、衣柜……都擦拭得干净明亮,用她的勤劳与能耐,打造出一个俭朴温馨的家。令我这个也是从苦难年代挣扎过来的人,感觉到似曾相识的平凡与厚重,质朴与沧桑,不由得多出些感叹来。

说起她的哥哥,朱建秋感慨万千。口口声声诉说哥哥的好处,感激哥哥在父母离开人世以后,能将她带在身边,使她不至于在农村饿死。

一个平常百姓家,能有这样一位历经贫穷与苦难,而又积极面对人生的主妇,应当是全家人的福祉。

然而,当我于国庆前夕,打电话向她表示问候的时候,她的丈夫却告诉我:朱建秋去世了--肝癌。六月间发觉的,八月便“走”了。“走”得那么急促。

苦了一生,日子刚刚好起来,却又离去了。

人生无常,世事无奈。

颜生富

说起家乡的“大跃进”,老人们总不免提到一个人:颜生富。却没人说他一句好话。做人做到这份上,实在少有。

颜生富于“解放”初参军,复员后回乡务农。“大跃进”开始,他时来运转,当了黄田大队民兵营长,很快又当了大队长。

颜生富的妻子是六房生产队人,小俏俏的个子,模样不丑。通情达理,不霸道不张扬。“大跃进”开始,黄田村办了个幼儿园,安排她在里面带小孩。却因为娘家地主成份,在丈夫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颜生富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她骂得狗血喷头,且粗话脏话不断,叫她无所适从。她受不了,主动提出离婚,说:“我家成份不好,我也不连累你了。”倒也显示出一个农家妇女少有的骨气。颜生富当然求之不得。后来,这个女人改嫁到浙溪星潭去了。颜生富也重娶了唐村一位妇女。

颜生富每天都要到“千人食堂”巡视,见到哪个腿上没泥巴,就破口大骂,说人家干活不出力,糊差事。甚至猛踹人家几脚,甚至将人家饭碗夺过去砸在地上。老人们说,也不知砸过人家多少饭碗。“大跃进”年代,老百姓--尤其农民--都成了奴隶,饱受官员与基层干部的驱使和打骂,劳役和饥饿。农村中公开鼓励打人骂人,公开宣称捕人杀人。一天,六房生产队队长,姓凌,向大队书记孙须伦汇报,说及有人不出勤的事,孙书记说:“你那个锄头把子干什么的?你不晓得打他个狗日的?”这就是当年的干部,当年的作风。所以,颜生富打人骂人成了家常便饭,老百姓根本不敢对抗,也不敢申辩。

后来,颜生富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公社将他安排到黄田供销社拿工资,有时也上班做点事。一天,唐村农妇朱春盈拎了半篮鸡蛋去卖(那时候供销社收购鸡蛋),恰逢颜生富在守柜台。颜生富带理不理,居然拎起半篮鸡蛋就摔出了柜台,说是“坏蛋”。

鸡蛋全碎了,无一完卵。朱春盈是个老奶奶,毫无思想准备,欲哭无泪,一句话都没敢争辩,强忍着泪水,无奈地离去。

颜生富是说篮里鸡蛋是坏蛋呢,还是说卖蛋的朱春盈是“坏蛋”?如果是前者,你拒收就是了;如果是后者,也不能摔她的蛋呀。人家一定指望卖蛋的钱去派用场吧。

这种缺德事情,非地痞流氓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附记:朱春盈,黄田唐村人。她有个哥哥是“地下党”,有个弟弟患精神病。“土改”时家里划为地主。不久,她声称“划清界限”,与丈夫离婚,丢下不满七岁的儿子,只身闯荡北京(她哥哥在北京某单位任工程师),在北京军区八大处招待所当服务员。“文革”中被作为“地主婆”迁送老家黄田。是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回来的。当晚,唐村生产队就开了她的批斗会。此后,她一直随儿子生活,前后约十年。后来儿子到榔桥桂坑招亲,她也随同到了那里;经常背柴禾到榔桥卖。“文革”以后,北京部队来人找到桂坑,给她平反,复回北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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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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