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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市井涂鸦

 小窦

窦小涛,芜湖学生,下放泾县的知识青年。后来“上调”文化馆工作。他很聪明,很能干,写一手好字,而且能写多种字体。无论筹办什么展览,都抽他参加,必不可少。他为人也很好,比较随和,不狂不傲。我们都喜欢与他共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县委书记王乐平在太美大队“做点”;还要筹建“村史展览馆”,把我们都抽去办公,筹办展览。太美大队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曹满矾发迹的地方,展览内容就是曹满矾从江北逃水荒来到这里以后,如何反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如何水深火热;又如何拥护共产党,如何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走合作化道路;如何开挖“劳动河”,组建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建村史馆的目的是“世世代代进行阶级教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各地都这么干,估计是上面统一布置。

领导带我们去淮北的萧县、亳县参观。那里的“村史教育”搞得好,先我们一步。临行之前,窦小涛称自己身体不舒服,要求不去。领导同意了,并让他回芜湖休息,看病。从淮北返程,路过芜湖,我们去看望窦小涛。他说身体好多了,愿意一同返回泾县。他家住芜湖二街,有母亲,还有两个妹妹,都在念书。母亲是小学老师,饱经沧桑;身体不怎么好,家境也不怎么好。

不久,文化馆院子里发生一件血案--窦小涛死了。是从二楼阳台坠落,以头触地,摔破颅骨流血不止而导致死亡的。人趴在阳台下的水泥地上,很长一滩血迹。经公安局勘验,系自杀,死亡时间后半夜。

宣传小组副组长汤恩与工作人员耿蔚华(后来官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也到文化馆来了。耿蔚华与死者沾亲带故;女同志心软,当场哭了。汤组长立即黑起脸来批评她。说她不该哭;说死者“自绝于人民”,不值得同情。那个年代,自杀也是罪过,是不能同情的。人之无情,乃至如此!可见世道之残酷。

窦小涛为什么轻生?猜测很多,无法断定。永远是个谜了。

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可惜。

同志

夏天的一个清早,尚未大亮,杜馆长敲我窗子:“小朱,快起来,出事了。”我立刻坐起来:“什么事?”--“某某某不见了,快!”小窦的事情出过不久,大家尚未走出阴影,怕又是自杀。于是分头去荷花塘寻找,去河边寻找。以为某某某会跳河。

某某某是农村初中女教师。县委书记王乐平要求成立创作组,听说她是个“才女”,便将她调来。创作组隶属文教局,因为住房紧张,暂由文化馆腾出一间房给她住。她有个朋友谁谁谁,也是女生,以前是她的学生。护校刚刚毕业,正在县医院实习。谁谁谁经常来与某某某作伴,同吃同住同玩,关系亲密。

昨天晚上,二人大吵,都跑了,宿舍里一片狼藉。

不久找到:某某某在县医院一间宿舍里。那是实习护士的集体宿舍,某某某躺在谁谁谁的床上呻吟:“我要谁谁谁唛……我要谁谁谁唛……”谁谁谁躲开了,不见她的老师。

文教局派专人了解情况,安抚双方。某某某却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地“我要谁谁谁唛”,痛哭流涕,凄楚伤心;不吃,也不喝。仿佛一个任性的小孩。

于是做谁谁谁工作。谁谁谁终于来见她的老师了。大家劝某某某进食,某某某却要谁谁谁喂。谁谁谁在大家劝说下,不好意思地给老师喂饭。某某某吃了,一边吃一边不眨眼地盯住她的学生,泪水涮涮涮地淌。口口声声要求学生不要离开她。确实动了真情。

大家有些莫名其妙,传言越来越多。最后弄清:一对曾经的同性恋反目。那时候,小县城的人都不清楚同性恋,传言越发奇了。说某某某是“阴阳人”,还说她生理结构如何如何,仿佛亲眼见过一样。说某某某就是丈夫,谁谁谁就是妻子,相约终身。现在谁谁谁不干了,所以反目。某某某的衣着打扮确实没有一点女人味,不是蓝就是黑,没有一朵花,没有一点鲜艳;即便裤叉,也是和我们男人一样的蓝平裤。

某某某是省城毕业的大学生。曾经有过男友,后来男友抛弃了她。她因此受到伤害,十分痛恨男人,发誓不找男友。在黄田中学当老师期间,认识了当时是学生的谁谁谁。某某某说晚上睡觉害怕,要求谁谁谁与她作伴,便有了由来已久的关系。两个同为女性,老师疼爱学生也很正常,谁都不觉得奇怪。2010年,我采访朱建秋,闲谈中告诉我:她曾与谁谁谁一道下放在朱家门生产队,两人同住一间房。某某某经常来看望谁谁谁,同宿。夜里,两人躲在被褥里叽叽咕咕,又是说又是笑,但听不清。朱建秋觉得不可思议。

某某某向谁谁谁灌输结婚如何如何不好;灌输女人要独守终身;灌输“男人没有好的,都是坏东西”。然而谁谁谁大了以后,却越来越不听她话了,有时竟然单独与男人交往。这使得某某某十分恼怒。终致反目。

后来,“组织上”出面,把某某某调回省城。据说,某某某与她的前男友重归于好,还生了孩子。

大老王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在“老王”前面冠于一个“大”字。是老王个儿大?不是;是老王年岁大?好像也不是。大老王家住附近农村,退伍军人。后来在城关中心市场当管理人员。管理市场不容易,烦神费劲。那些摆摊设点拎小菜篮子的,多是乡下人,没有固定摊位,到处乱窜。你说这地方不能摆,他偏要摆;费尽口舌,他都不听。你来了,他就走;你走了,他又来。市管人员都感到“头痛”,能天天跟他们打架?

大老王就是天天打架。

大老王开始也是好好说,晓之于理。不听,他就不客气了,收人家的秤,收人家的篮筐。次数多了,甚至把秤杆折断,将篮筐踢翻,瓜果蔬菜撒满一地。于是卖菜的人赶紧收拾东西,灰溜溜离开。也有人不服,与他对抗,骂他“洋炮铳的”、“不得好死”。大老王不怕,将对方拖得跌跌撞撞。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家清楚世道就是这样,不再碰硬,一走了之。只要有人喊一声“大老王来了!”呼啦一声,小贩们一阵风跑了。

大老王成了县城名人。

那时候还没有“城管”,只有大老王。如果有人写本县“城管史”,希望不要将他遗忘。

后来,大老王不见了。听说他家菜园里的菜经常遭害,他家的鸡也经常遭害,不免使他灰心丧气。大老王的张狂,凭藉的是暴力,而暴力总是不得人心的。

老子·儿子

据浙江温州离休干部许岳林先生记述:乐清县城北乡里章村人黄德焕,是县公安局一科科长。其父是工商业兼地主,土改中被认定“罪大恶极”必须镇压。身为土改工作队员的黄德焕立场坚定,面对事态发展决不回避,斗争大会一结束,黄德焕立马拉起父亲带到场外,亲自开枪,父亲顿时脑袋开花。黄德焕真刀实枪的“大义灭亲”,若不是出于政治投机,假使没有走火入魔的“阶级觉悟”,是万万做不到丧心病狂杀父如宰鸡的。

1960年,黄德焕所在的龙泉河村农场(温州专区第一劳教所)大火,烧死二百多人,黄德焕全身烧伤,连阴囊都烧掉了,日夜痛苦号叫,直至死亡。大家都说这是现世报应。(《炎黄春秋》2013年第一期第93页)

无独有偶,泾县也有这样一个人。

他是县委副书记,不太爱说话,老成持重,甚至有些矜持。当领导的,是应当这样。哇啦哇啦信口开河,就显得轻浮。再说,祸从口出,话多必有失。那年月,当老百姓艰难,当领导也不容易。

他出身于富贵人家,祖上很有钱,老子是个大地主。“土改”的时候,老子不老实,仗着儿子参加革命多年,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太上皇”,避重就轻,不好好交待问题,滑得像条泥鳅。土改工作队感到很棘手,希望财主的儿子能做做工作,帮助他们把这道难关攻克下来。

儿子思想进步,觉悟很高,鼎力支持,亲自审问老子。

老子更不怕了。心里想:你个龟儿子,能把老子怎么样?

儿子激怒了,拔出手枪给了老子一颗子弹:砰!

老子死了。儿子也犯了错误,永不提拔--怀疑他“杀人灭口”。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儿子的儿子怎么不把他老子也“嘣”了呢?

九里岭

1990年冬天,县人大组织本县的省人大代表视察,靳主任要我参加。我不想去,因为我不是省人大代表,推辞了。却又再次要我参加,说我刚到人大不久,多参加活动,可以尽快熟悉人大工作。我不好意思执意推却,服从了。

这天去汀溪乡。三部小车:一部是人大的“伏尔加”;一部是政府的吉普121;还借了司法局一部普通吉普,新买的,还没上保险。我们在政府门口等车。“伏尔加”坐的是靳主任和省人大代表,吉普121坐的是两位副县长和政府工作人员。我与人大工作人员在等司法局的吉普。副县长王沪生上车时硬要拉我一道上车,几次三番推却不过,就跟他上了车。

下午原车返回。九里岭上,车祸发生了。司法局的吉普车摔出去多远,三个重伤,其余轻伤,倒在一片坡地上。最重的是冯弢,县人大“代表联络”工委副主任,本次视察的组织者;头撞在大青石上,脑浆淌出来了。

靳主任急哭了。王副县长指挥抢救。我们四个人抬冯弢,居然抬不动,两条腿发抖,直打哆嗦。

天黑了,寒风习习。漕溪乡政府安排晚饭,我们谁都吃不下。

冯弢在县医院做了脑颅手术,挣扎了一些日子,还是捱不过去,于春节前去世了。另有两个重伤,三个轻伤。

这是一起酒后开车导致的事故,三位司机都喝了酒。而司法局的司机小卫或酒量不济,或不知节制,喝多了,开得太快、太猛。领导也有责任,我们同行的人都有责任,因为我们对于酒后开车都是那样的熟视无睹。

有个水利员,硬要往那辆车上挤,硬是被人拽了下来。因为车上已经超员,不能再多了。当时他愤愤不平,说人家欺侮他,“能让别人上,怎么就不让我上呢?”及至事故发生,他庆幸不已。

我本来也是上这辆事故车的。如果上了,十有八九会坐在冯弢坐的位置上,我便顶替了冯弢。也有人说,如果你上了那辆车,或许就不出事呢?也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过去二十多年了,每每忆起,还觉得可怕。

我还是要感谢王副县长。靳主任硬将我拉进这场事故之中,而王副县长却硬是让我避开了,都是无意之中的事情。

机缘与偶合,承载的要么是幸运,要么是灾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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