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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同窗往事

 

石岩峰

1955年,我们五个同学一道报考泾县中学。石岩峰没考取,到宁国县中药店当了学徒。还有三人:朱永康,到江西上饶他父亲那里去了。后来听说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朱永昂,后来是粮食部门职工。朱祖渊,在家务农,“大跃进”年代饿死了。

石岩峰家住屏山村,翻过“文殊岭”就到了黄田。他家成分好,家境殷实。他穿的是回力鞋,高帮的。八百元钱(旧币,即八分钱)一个的乒乓球,他一买就是两个。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他买了球带我打,让我很高兴。

他在宁国县娶妻生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迁回泾县。自己在县药材公司上班。妻子没有工作,带着小孩回到黄田。“文革”期间,他要求调往黄田供销社。供销社有药品柜台,他依然卖药。离家近了,便于照应。后来供销社倒闭,他便在榔桥镇开了一家药店,是比较早的个体户。

我每次去榔桥,总会去看望他。问他店子开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一个月的业务量大约一万元,毛利润三到四成。就是说他每个月可以赚到三千元。而当时我的工资也不过百元。石岩峰做药店是“科班”出身,从中药材的收购泡制储存,乃至于行情行规,全部内行,不需要请人。生意节节攀升,不久即在街上买了两大间门面房。楼下营业,楼上住宿。日子过得顺心顺手。四个儿子也都大了,有的做手艺,有的养蜜蜂,成了当地“尖子户”。最小的儿子上了代培的中医学校,毕业后随父经营药店。 

大约2000年左右,他向我借钱,说是因为买房把钱用空了,急需资金周转。还说几次拿起电话都放下了,不好意思。我连忙筹了五千现金给他送去。当时是六月,他说十月即还。到了八月,又说能不能再借五千,十一月准还,不会误事。于是,我找到榔桥的民营企业老板王德忠,请他帮忙。我把石岩峰带到他厂里,他们都说认识。王老板立即借了五千。

十月,石岩峰打来电话,说这个月有点紧,下个月还钱,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

十一月,又说紧,下个月还钱,行不行?我说行。

十二月,石岩峰连电话都不打了。

农历腊月,我打电话去催,已经找不到他。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打电话给我的弟媳,让她去看看石岩峰在不在家。他们的店堂门对门,很近。弟媳告诉我:石岩峰外出借了一天钱,刚刚回来。钱没借到,人倒病了,在输液。因此,我没有继续催讨。

年后,我找到他,他要求我帮他弄点贷款,以便还债。我找到农行,他们说可以,但要抵押担保。有价债券、房产,都可以。我说他有两间房。四月间,我将农行的意思告诉了石岩峰,但要求他必须把欠款(含王老板的)先还清。我才可以陪他去贷款。不久,石岩峰从榔桥粮站一丁姓老头那里借到五千元还我。当我邀约农行的人去榔桥时,他们却告诉我:石岩峰的房产早已经抵押给信用社了。石岩峰却一直守口如瓶。

王老板当着我的面跟他说:能象征性归还两三千,也就算了。石岩峰默然无声。却背地里告诉王老板:“借你的钱就是用于还朱普乐的。”这就成了我从中转嫁债权了。这从两边借款还款的日期推算,也是不能成立的。石岩峰借钱不还,反倒无中生有倒打一耙,令人可叹。我不得不鼓动王老板到法院起诉了。所有跑腿事都是我在干;诉讼费、执行费也是我垫资的--我不好意思再叫王老板出资。数年以后,总算将王老板的债还清了。但我垫付的诉讼费用只还了一部分,我也没有继续追究。

石岩峰还借过洪先生的钱。洪先生也是他的小学老师,说:“我只有三千元,是留作治病的,你千万不能失信用。”石岩峰答应的头头是道,却总不归还。一天,洪先生下“通谍”了:“你再不还,我明天一早带人到你店里搬东西。”次日早晨,洪先生开开门来,石岩峰已在门口等候多时,钻进屋里“扑通”一声跪下来连连叩头。洪先生长叹了一口气,万般无奈地被这个学生坑了。洪先生退休金很低,还要供孙子上学,颇为拮据。石岩峰欠这位老师的钱不还,是十分丧德的事情。

普安先生告诉我:他与石岩峰曾在黄田供销社同事,他任统计,石任仓库保管。石岩峰同时又在屏山家中开了个小店,经常把公家仓库里的畅销货拿回去卖。黄田供销社倒闭,石岩峰是关键人物之一。可见他经济上“拆烂污”由来已久。

石岩峰在榔桥以高息借贷,他的债权人大都是街道居民。他们省吃俭用余了几个钱,就是放高利贷。只有我与王老板,分文利息不取。我们图的是情份。想不到石岩峰却亵渎了这种情份,叫我们尴尬。石岩峰欠了数十万债务,破产了。债权人四处找他,扬言要揍他。他在榔桥呆不下去,东躲西藏。日子过得十分狼狈。买不起菜,到菜市场捡菜叶吃;从泾县到榔桥无钱乘车,徒步六十华里。他已经没有一点信用,已经借不到一元钱了。他跑了,连法院都找不到他。 

我们之间也伤感情了,学生年代的友谊不复存在。正应了一句名言:朋友借钱,常常是又失朋友又失钱。

石岩峰的生意一直很好,又是个十分节俭的人,根本不会吃喝嫖赌挥霍浪费,也不买股票彩票,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有人告诉我:他的小儿子赌博很厉害。

老子破产躲债的时候,儿子早早地不见人影了。

何永华

何永华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小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再嫁,他便随奶奶生活。奶奶住在榔桥街道,卖粑粑为生。一堂铁皮炉,一口平底锅,一块案板,便是全部生产工具。粑粑是糯米的,有芝麻心、腌菜心;有甜的,也有咸的。“清明”前后做艾蒿粑粑,以艾蒿汁入粉,做出的粑粑绿茵茵的,好看,也好吃。薄薄的,二分钱一个。有一次同去他家,他请我吃粑,我不好意思,拈起一个尝了尝,味道不差。若是放开肚皮,十个八个是可以吃下去的。这样的生意,能卖几个钱呢?他奶奶也是“针头上削铁”。因此,何永华的学生生活也和我差不多,十分贫苦。继父在榔桥搬运站工作,家口也重,是贴补不了多少的。

何永华内向,温顺,节俭,能吃苦,干起活来从不偷奸。从来不张扬,从来不说牢骚话,是个十分听话的好学生。老师们喜欢他,也敢喜欢他,因为他家庭成分不坏。在黄田师范读书期间,聂书记经常在大会上表扬他,说他劳动好。把他作为培养对象。

有一次,派他看押一名乡间的“坏分子”。房间里空空的,一张凳子都没有。“坏分子”站在房间里面,他站在房间门口。还给了他一杆长枪,没有子弹。他把枪靠在身边。这种差事一般人是摊不上的,只有充分信任才行。要上厕所的时候,他把枪靠在里面墙角上,对“坏分子”说:“我去解小便,一会儿就来。你把枪看好了--不准动。”“坏分子”果真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枪,果真没有动。

师范毕业以后,他分配在城关小学工作。后来因为家眷在农村,没有工作;自己工资又低,一个人在县城,实在不划算,便要求调到黄田公社双河小学。妻子有病,老是气闷气喘,不停地打针,手臂上扎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岳父朱治平是名老中医,居然也没好办法。妻子不能劳动,连家务事都做不了多少;不能负重,不能下冷水,却能生孩子--生了四个。一家六口人不但全靠何永华三十四元工资,还全靠他劳心劳力照应。

有一次,我带领一个组视察农村学校,到了他那里。他的学校离“湖波桥”不远。一路平房,也没有围墙。没有任何设施,连厕所都极为简陋。我特地到他上课的教室看了看,上面没有天花板,瓦隙间透出大大小小的光亮;泥巴地面,窗户很小,没有装玻璃,蒙了一层农用塑料薄膜,光线极差。初冬季节,教室里一片清冷。

告别的时候,我将他细细打量了一番。老了,一脸憔悴,就像枯焦了一样。人常说“吃不吃看脸上,穿不穿看身上”。直觉告诉我,他过得很贫困、很劳累。问及状况,他不愿多讲,只是苦笑笑:“这都是命。”

回到县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其实,何永华的学校不算最差,比它更差的还有不少。当时我的想法是,农村义务教育不能摊给地方政府,必须完全由国家投入,才能相对地均衡,才能让贫困地区改观。于是我一直如此申述。特别有一次,全国人大调研组来调研农村教育,我不但在会上努力申述这一观点,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材料,悄悄地塞给了他们,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我所见到的农村教育现状。这是地方政府不愿多说的,他们要面子。后来,中央改变做法,将义务教育纳入国家负担。农村教育才不像当年那样窘困了。当然,并不是我的努力起了作用。但我参与了,我欣慰。

我与何永华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1960年,我们全班寄读到宣城师范。开学的时候,却没有安排车辆,而是一伙人挑着行李走到榔桥,继续往县城走。我因为脚上长了肿疖,不能走,卜校长叫我留在榔桥,找便车去泾县,并派何永华陪伴我。到泾县以后,我们住不起旅社,就在汽车站候车室过夜。弄来两块门板,架在椅子上睡觉。不料第二天清早,何永华发觉被偷,空无一文的钱夹丢在我们铺下。

何永华怀疑我偷了他的钱。

他继父及时赶来,盘查我。我打开全部行李,让他们搜查。他们倒是没有搜。于是我当面公开所有钱与物品,一点一滴抖落给他们看,也算彻底。并且展示我的记账本,原有多少钱,一项一项开支了多少钱,连三分二分都记录在案。这可不是一时能造假出来的。他继父把我的账本查了查,居然一点不讹。也没有强赖我。我们分手了。

我觉得很窝囊。怎么办?泾县到宣城不通车。挑着箱子与棉被,脚又痛得不能走路。于是狠狠心,买了张去芜湖的汽车票,再由芜湖坐车到宣城。

后来,我把这件窝囊事跟班主任刘汉说了。刘老师安慰我,叫我不必过分介意。估计他也找何永华说了,所以后来何永华也渐渐释然了。

然而我觉得对不住他。虽然我并没有偷他钱。但事情总是因我而产生的。如果我不是脚上长了肿疖,他也不会奉命留下陪我,也就不会被偷。他也够贫困了,却遭窃,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当时应当把我的钱分一半给他,却又怕说不清。也实在是囊中羞涩,就身上十几元钱,还要维持一年。

何永华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便不停地酗酒。那年中风住院,我去看望他,就感到有些恍恍惚惚了。不久二次发作,再也没有挽救过来。他的内弟告诉我:“就是喝酒喝的。一天两餐酒,不要命地喝。”

莫不是以酒浇愁吧。

蔡小保

蔡小保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县城的“福新龙”大酒店,就是她创办的,大酒店的房产也是她手上建造的,资产数百万(现今不止了)。

读初中的时候,她家住在马家巷。父亲卖馄饨。泾县人把馄饨说成水饺。她父亲挑着一副“饺儿担”,四处转悠。还有个姐姐嫁到乡下去了。蔡小保活泼开朗,不知忧愁。喜欢文娱活动,喜欢唱黄梅戏、花鼓戏。学校开文娱晚会,她与翟晓金合演《天仙配》中的“路遇”。翟晓金反串男角董永,她演七仙女。年轻风韵,一双眼睛水灵灵的,确有几分楚楚动人。难怪同学们都说演得好。

初中毕业以后,她也被分配到黄田师范,却又异常不安心,时时刻刻想“逃跑”。她曾经悄悄地约我一道逃离学校,到县城去找工作,她说邮电局在招人。我不敢跑,害怕犯错误。再说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她说她先去打听打听。果然不行:招人要有户口,而我们的户口都掌控在学校。学校不放行,毫无办法。

蔡小保敢爱敢恨,风风火火,不世故,不滑头;喜欢伸张正义,不怕得罪人。我那时境遇十分糟糕。成分不好,母亲又被抓到劳改队去了,压力很大,一天到晚充满恐惧,落落寡合。她竟然背后为我抱不平,同情我。因此招来好事者的非议。说她“阶级立场不稳”,“同情地主的儿子”。她也告诉我某某某很坏,喜欢打小报告,还要开会整她。

师范毕业以后,她分配在黄村小学当教师。学校条件差,自己又不会煮饭烧菜,不习惯,不安心,硬是丢掉工作,跑了,到巧峰大队当了“文统”(她姐夫在那里任大队书记)。胆子真大,好好的铁饭碗不要,硬要到农村去混事。不过那已经是1962年,农村搞起“责任田”,形势好转了,一时间比机关学校强,倒也安逸。一次,我从潘村中学往县城去,在山口铺遇见她和一位“白马王子”同去巧峰。见她满面春风,光彩照人。后来得知她恋爱了。“白马王子”老家巧峰,在江西铁路上做事,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成,而是跟张木森成了夫妻。张木森在城关派出所工作,后来一直当所长。据说因为将户口迁往县城而认识的,张木森雷厉风行穷追不舍。那段日子,他经常下班以后骑自行车去巧峰,年轻力壮,精力旺盛,往返五六十里竟能吃得消。

后来纠正“责任田”,农村又不安逸了。蔡小保回到县城,在照相馆干过,在饮服公司干过,在房地产开发公司干过。还当过泾县饭店经理。国有企业积弊甚重,饭店奄奄一息要死不活。她当经理,却一度办得风生水起像模像样。或许正因为那段日子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蔡小保较早地开起了菜馆。她起早摸黑,吃苦耐劳,凭藉自己的经验与悟性,一路走来节节攀升,成了名副其实的“款婆”。蔡小保具有办实业的天赋与能力,只可惜错生在一个专横年代,无法让她自由发挥。等到“改革开放”,毕竟年岁已长,岁月不饶人了。否则,她是可能成大器的。

蔡小保脾气也强,与她的丈夫吵了一生。主要原因是她太要强,太主观。一些本应两人商量的事情,她却自作主张说办就办,难免伤及对方。张木森虽然脾气也不好,但还是爱她的,她却不领情。住在石板巷的时候,有一次大吵。她把张木森骂得狗血喷头,还不解恨。边骂边去上厕所,厕所是旧式旱厕,因为情绪激动,一脚没站稳,掉进粪缸里去了。骂声还没落哩,不得不喊:“张木森,快来快来!”张木森去了,将她拉上来,带到河里去洗。这是她自己说的。自己也觉得可笑,觉得惭愧。

人世间充满缺憾。正当她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得了骨髓癌。人们都说是太吃苦太劳累的原因,我看未必。2006年底的一天,我去看望她。告诉她第二天就要到外地过年去了,年后即回。她已经病重,躺在床上,十分沮丧。说自己的病已到晚期,不长了,甚至打个喷嚏都能引起骨折。我当然是宽她心,劝她安心治疗,却找不到一句自己可以相信的语言来让她相信。临别时,应她要求,为她换了个热水袋,把她的盖被衣物理了理,压得密不透风。一瞬间,一缕莫名的悲凉爬上心头,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了出来。

没想到竟然是最后一面。不久,她去世了。

马文龙

马文龙终生未婚。

同班六年,马文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学习成绩不算很好,但也不坏。性格却特别内向,一天到晚不吭声。问他什么,他可以半刻不回应,仿佛没有听见。即便说话,声音也特别低,蚊虫似的瓮声瓮气。总也说不到点子上去,缺乏与人沟通的欲望与能力,因此总难以融入人群。形单影只,落落寡合。没有朋友。

师范毕业以后,他分在西阳同心大队当教师。从宣纸厂的乌溪坑徒步进去,应该是一所深山里的小学校。后来听说他与当地一位女青年恋爱了;后来又听说没有成功;后来,他得了精神病,说是失恋的缘故。

从那以后,马文龙便长期住进葛林桥精神病院,有时也在家休养。但没过多久又去住院,估计又犯病了。他家住在城郊马家坦,在家的日子经常见他一个人在街上逛荡;无论天晴下雨,总是夹一把黄色油布伞。马文龙虽然病了,但没有暴力倾向。所以每每遇上,我多半与他招呼。他却有时不理人,如同没看见一样;有时嘴巴动一动,听不清说些什么,径直而去;有时却又话多,说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话。有一次他遇到我,说:“我家过年要杀年猪了,到时候给你送个腿子去。”我连忙说“不要不要,我吃不了多少肉。”还有一次到我办公室,说:“我有个舅舅,在省里当领导,马上就要调我到省里去了。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跟我讲,我给你帮忙。”我将信将疑,怎么从未听说他有这么一位当领导的舅舅呢?后来才知道,杀猪也罢,领导也罢,都是他的幻觉。他的世界与常人不同,应当是一个奇特的世界。

三年前,遇上他的弟弟,问及马文龙近况,回答说:“去年过世了。高血压,心脏病……”

“……”我哑然了。

江用达

江用达孤峰人,家庭成分也不好。用官方称谓,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称谓很怪,乍一听,似乎并没拿你“见外”,肯定你“可以教育好”;但仔细推敲,用心十分险恶。就是说:现在还是坏的。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教育好”?那只能是猴年马月了。标尺掌控在人家手里,人家不说好就一直坏。“种姓迫害”之中也不忘文字游戏。

但他这个“可以教育好”,不同于我这个“可以教育好”。他脸皮厚,似乎没把“现在还是坏”的身份当回事,没有多少忧愁,终日里嘻嘻哈哈。不查档案,是看不出“可以教育好”的。

江用达有魄力,敢折腾。19614月,我们即将毕业分配工作,他却从宣城师范跑回家了,什么关系都没要。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正当农村实行“责任田”,兰山大队书记江米保是个劳动模范,在当地威望甚高,收留他充当文字统计。分配工作以后的暑假期间,我一个人,无家可归,偶尔出去串一串。曾经到过他那里,他煮绿豆稀饭招待我。稀饭稠稠的,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稀饭了,觉得十分好吃。他并不因为没有分配工作而失意,我也并没因为有了工作而自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他吃得饱,而我吃不饱。

后来,农村大队一级规模压缩,不设“文统”了,江用达回到孤峰。老大不小了,当农民也不容易,又拜师学木匠。以此谋生。江用达虽说头脑灵活,点子多,实际上缺乏明智。你一个“可以教育好”的,落在本乡本土,有出头之日吗?“文革”期间,孤峰街道发生一件偷盗银行案件,他在其中。头头被判死刑了。他是从犯,据说只是“望风”,判了几年劳改。

既是“可以教育好”的,又是劳改释放分子,江用达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然而他继续折腾。又跑到宣城,做木模谋生。混到县科委下属一家待业工厂。据他说一直干到退休。不知道是真是假。

大约2000年代,江用达又回泾县,在荷花塘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卖电脑设备。其实就是卖旧电脑(他有个儿子在宣城维修电脑)。门点很寒碜,也没什么生意,日子过得相当清苦。我在县人大工作,上班下班必经过他的门点,我们又熟了起来。他还是那么开朗,那么豁达,那么无所谓。经常与左右隔壁的店家在一起喝喝酒,吹吹牛,说说曾经的“荣耀”,感叹世风的日下。他有见人熟的本事,有极强的沟通能力,如果不走邪道,应该是可以过得比较轻松的。那段日子,他总是见人就介绍自己是我的同学,“关系特别好”。而我也经常与他聊聊天,偶尔送几包香烟给他,送几张餐券给他。开大会加餐,他便凭餐券去宾馆聚餐。人家称呼他“江总”,他答应得嘣脆,一点都不脸红。

一天,他向我借钱。说准备做一项游戏方面的生意,要添置电脑,我婉言拒绝。我刚刚吃过石岩峰的亏,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后来听说,他与隔壁一位老板合伙投资这项生意,结果赔得净光。

江用达又悄悄地跑了,找不到人影。隔壁老板叫苦不迭。

凤良梓

茂林人凤良梓,黄田师范初师班学生。1959年被判劳改,说他“叛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撤销判决,改判无罪释放。后来就一直没有工作,也一直没有结婚,孤苦伶仃。

本世纪初的一天,他来县人大找我,申诉生活困难,要求补助。我为此找过“信访办”,还找过分管副县长,请他们酌情办理。“信访办”的同志说:“老上访了。不是没给他解决,让他进茂林敬老院,他硬是不肯去。他要补助,要月月发钱。”

我叫他先回去,等待消息。此刻已近中午,我掏出十元钱,让他上街午餐。他却执意不肯收,我还是硬让他收下了。那时候的十元钱可以吃一顿并不丰盛但可以吃饱的快餐,还可以买一张去茂林的汽车票。

数日以后,凤良梓又来了,硬要还我十元钱。我一再不肯收,他却冷不防地丢下钱,跑了。一个囊中羞涩、吃饭都困难的人,却死活不肯受助,大概他觉得是“嗟来之食”吧。那一刻,我感动了。

后来,我又找过分管副县长,问及处理情况。副县长说:同茂林镇商量过,他的问题解决了。至于怎么解决的也不是十分清楚,但肯定解决了。

写作《黄田记忆》期间,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凤良梓。我想了解他的“叛国”到底怎么回事,以及此后的人生状况。我讯问过几位茂林人,都不清楚他到哪里去了。2013年春上,偶遇茂林镇马书记。马书记以前在财政局工作,涉及教育上的事情,我们经常一起开会,一起活动。他告诉我,凤良梓长年居住在乌溪。至于详细情况,回去找“镇教办”了解一下,再告诉我。

根据马书记提供的电话,我联系到凤良梓。他欢迎我去玩:乌溪下叶村。说是离乌溪街道三里路,不远。2013510日,我按图索骥,沿着老乌溪乡政府门前一条小马路往里走。群山如黛,满目苍翠。这里我来过,里面有号称“江南第一漂”的竹筏漂流,还有宣纸厂的一个分厂。路边山上有青石垒砌的宣纸原料晒场,几个妇女在翻晒草料。山里人常说的三里路,远不止一千五百米。迎面遇上一位老农,我问:“这里是不是下叶村?”--“是的。”--“你老人家可认识一个叫凤良梓的人?”--“喏,就在前边转弯处。坎上那个二层小楼就是他家。”

转弯处三五户人家,唯独一幢小楼,我猜就是它了。大门敞开。我进门喊了一声,凤良梓连连应答,却不见人出来。进去一看,他正坐在房间里对着镜子梳头,那样子很认真。

他苍老多了,完全不似十年前的模样。我拿出三样糕点给他,他非常通人情地表达了谢意。我还准备了二百元,留作离开时给他。免得他又是推推拉拉。他告诉我,几年前得了“帕金森症”,时时在颤抖,抖得心里发慌。走路不稳,说话也不清楚了。他说他是寄人篱下。这家老奶奶收留了他,一起过日子。老奶奶的儿女都在上海打工,逢年过节才回来,平时就他们两个人过。老奶奶前几天去上海了,他一人看门。

他慢慢地站起身来,要给我泡茶,还要带我看房子。我见他步履蹒跚,连忙让他坐下,我便自己去泡茶,去看他的堂屋、房间和厨房。房子看似修葺不久,装修简单,家俱用品不甚讲究,但比较光鲜整洁,一点都不烂污。厨房的大水缸里明晃晃一缸水,滴清。

他告诉我:政府把他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每月两笔补助,一共可以拿到六百多元钱。至此,我终于明白当年他为什么不肯进茂林敬老院,而希望得到补助了。敬老院里有吃有住,可没有这样一位能与他一起的老奶奶。

问及当年“叛国”事情,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我:那时候吃不饱,农村里到处饿死人。他不想念书了,与一位同学一道逃离学校。听人说上海好,能吃得饱,就跑到上海,在一个大房子前面转来转去,东张西望,想找点什么事情干干。就这么,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说他们企图投奔外国大使馆(应当为领事馆——笔者注),叛国。其实什么坏事都没干。不知是遗忘呢,还是不想多说,他的叙述十分简单,平平淡淡,就象是叙述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我问他还有没有当年的申诉材料?他说有,在箱子里。于是带我上楼去翻查。我有点不好意思,以为他上楼很困难。谁知他上楼时竟然跟正常人完全一样的大踏步,都不用扶手;与平地行走时判若两人。我感到奇怪,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箱子没上锁。他自言自语道:“反正也没什么贵重东西。”拿出一叠资料叫我翻阅。

很快就翻阅完了,根本没有与当年“叛国”相关的资料。都是一些因生活困难要求补助的申诉与报告。同样内容的东西往往复印多份。我不抱希望了,将资料还给他。当他整理他的资料时,突然叫起来:“咦--我那个盖了红彤彤大印的材料呢?”

我说:“我没看见什么红彤彤大印的材料呀。”

“不,在一起的呀!我明明给了你,你搞到哪里去了?”

“我在你眼皮底下翻看的,一下都没离开,能搞到哪里去?”

“不对,肯定你把它偷走了。”

我气愤了,立即将背包打开,将包里东西抖落在床上:一把伞、一支笔和一个记事本;又把衣服口袋翻出来让他查看。

“不行,那是我的生命,肯定你把它揣到哪里去了。”

我又好气又好笑:即便你有盖了国务院红彤彤大印的材料,于我何益?我干嘛要偷?要拿?不容我多加申辩,他竟然猛地封住我衣领,恶狠狠地说:“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东西交出来,就不准走。我供你吃供你喝。走人不行。”我不敢跟他拉扯,怕把他扯倒,只好一任他狠狠地抓住不放。

我明白同他说不出道理了,趁其不备,抄起背包跑下楼。凤良梓无力追及,拼命呼喊起来:“快来人啊--抢东西了……”

我拉开门栓上了大道。

凤良梓的呼喊声有些凄凉,划破了山村的静寂……

走出二百多米,却又担心起来:他身体不好,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将难辞其咎。于是拨通了他家电话。我知道,他家楼上楼下都有电话。稍过一会,那边传来凤良梓的声音:“朱普乐,你回来嘛,吃了中饭再走……”听他说话平静正常,我也就放心了。

又遇上进来时问路的那位老头,他去乌溪又回来了。倒是他先认出我:“找到凤良梓了?”--“找到了……那个老奶奶怎么就收留他?”--“他们老早就相好了。老奶奶长得特别矮……凤良梓有钱哎,国家给他钱,一个月六百多,月月红。”

上了省道,我在等车时又拨通他家电话。凤良梓仍然喊我吃中饭:“你这么远的路来了,不吃饭就走,我心里不过意。”--“等你家老奶奶回来了我再来。”--“那也好,也好。”

到家吃过午饭,我第三次给他拨电话,凤良梓在电话那头似乎又换了一副嘴脸:“你把我的东西还我!不还不行!”

第二年,我将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王文庆。当年,王文庆是他的同班同学。我感叹:我没能详细记录他的灾难,却亲身体验了他的“不愣”。一个饱受冤案创伤、十分令人同情的人,却也在执拗地努力制造一个新的“冤案”。我百思不得其解。

王文庆说他有偏执狂倾向。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那天晚上我又拨通了凤良梓电话。对方是个女人声音:“你是哪个?”--“我是他的同学。”--“噢,凤良梓睡觉了,有什么事?”--“没事。问候问候。”--“噢,谢谢。”言语干净利落,口齿清楚。应该是那位老奶奶吧。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奶奶呢?她与老凤之间想必有过不一般的浪漫故事吧?--只是我不想再去了,我怕凤良梓,怕他冤枉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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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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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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