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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朱普乐著 

 

张洪炉

 

我的记忆文字里,不能没有张洪炉。

记不得初次见面情形了。只记得与他交往以后,便渐渐喜欢上这个人。因为他坦率真诚,不说官话套话,让人觉得彼此亲近,用不着提防;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看法都可以交流。他告诉我:“反右派”的时侯,Z某某不知道多积极,声嘶力竭,凶神恶煞,活脱脱一个小土匪。他告诉我:县委副书记H某某,看上去道貌岸然,却毫无人性,“土改”中亲手把自己父亲打死了……这些话,当时是不能说的。

张洪炉江北人,是个大个子,当有一米八以上,自己取个笔名:长人。他是个大学生,好像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了。五十年代初调来泾县,在县人委民政科任科员。那时候科员不小,仅次于科长,很有实权。读初中的时候常常听人说起他。说他有学问,会写小说,正准备出书。1958年“大跃进”,县里办起好几所中学,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调去当教师。张洪炉也在内,当了茂林中学语文教师。领工资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工资少了。原先每月五十七元,怎么变成四十五元五角?从行政二十一级变成二十三级,整整低了两级。他以为是调动过程中搞错了。总务处经过核查,没错。这就怪了。他找到他的老领导、民政科长蒋尔宏。蒋科长告诉他:受处分了,降了两级。原来,上半年“反右”运动,曾经从他床底下搜走一包文稿,是他写的一部小说(尚未定稿,更没出版)。说是“有严重问题”,“组织上”便给了他行政降两级处分。却不通知他,故此一无所知。他当时年轻气盛,要去找“组织上”论理,蒋科长劝阻了他。说:“哪个跟你论理?说不定给你加重处分。想开点,没打你右派就算万幸了。”(上层“反右派”是1957年,而基层多在第二年。且“反右派”还“补课”,不少“右派”都是“补课”补上的。)处分人却不与本人见面,“黑”到何等地步!现在年轻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一定会说是杜撰。岂不知当年实实在在就是这样荒唐。

张洪炉是书法家,擅长行草。“文革”期间,书法这门艺术并不被人看好。张洪炉原本有些基础,不再写小说了,又没有其他爱好,便关起门来研习书法。纯属兴趣,绝无功利。他妻子在宣笔厂搞销售,认识一些书法家,张洪炉也就较快地融进了书法圈子。改革开放初期,有日本客人来到泾县城,在荷花塘宣笔门市部看见张洪炉写的一张字,觉得好,问多少钱?业务人员从未做过外国人生意,不知底细,狠狠心说了个在他们看来很高的价格:人民币四十元。日本客人二话没说,买下来了。

张洪炉一张字卖了四十元!一时间成了新闻。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赞誉,有人羡慕,也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写写字可以,但不能拿来卖钱;拿了国家的工资,又写字卖钱,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可见当时也还是很“左”的。张洪炉不管,任人议论,还是写他的字。

向他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与他联络的书法名人也越来越多,张洪炉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久,因为“组织上”需要,他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名至实归。他这个副主席不同于别的副主席,他不去办公室办公。而是呆在他的书房里,写字,看书,会客。单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也不去。他说在办公室无事可干。要开会了,通知他,他才去。要到哪里参与什么活动了,通知他,他也按时到。但不讲话,一概不讲。有人客气,坚持要请“张主席作指示”,他也不应承。他说他“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大道理说不来。总不能讲书法吧。”干脆不讲。时间长了,了解他的脾气了,也就习以为常。他说在政协工作一身轻松,就是肚子不轻松--几乎天天都要应酬陪餐,都要喝酒。肠胃又不好,经常拉肚子。坊间俚语:“人大举手,政协喝酒”,真的如此。

张洪炉生活上极不讲究。不拘一格,随随便便,甚而有些邋遢。他告诉我,最不喜欢洗脚。又是脱鞋子又是脱袜子,真麻烦。可是不行,妻子天天盯着他,要他洗。常常是妻子把水端来了,他也不应声,以致招来数落埋怨。更不喜欢运动,慵懒得很。我以为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他能懂得一点保健知识,实践一些健身活动,当不至于六十出头就离开人世的。他得的是中风,半身不遂,语言不清。不久二次发作,匆匆“走”了。还没退休(那时候,党外县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呢,无论如何是太早了一些。可惜。

李秀峰

 

李秀峰,泾县城关一小教师。20113月,我去采访她时,她八十三岁,早已退休。前些日子不慎跌倒骨折,长时间行动困难,由儿子帮扶照应。头脑非常清楚 ,一点都不糊涂。

李老师琴溪镇洗马桥人,家庭地主。兄弟姐妹五人,两兄两姐。她的大哥曾经在“培风中学”读书,1950年“土改”中被“镇压”了。此后,大嫂一直随她生活,帮助她照应小孩。

1951年,李老师从宣城师范毕业,分配在黄村平垣当教师。这所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十三个学生。后来发展了,达到一百多人。后来,她调到黄村中心小学,又调到晏公、潘村、巧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巧峰小学看望曹远芳,见到过她。她是学校负责人,领导四、五个教师。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人极瘦,精神倒不差。风风火火,礼貌热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1978年,她进了城,在城关一小教书,总算安定下来。

李老师毕生致力于小学教育。尤其在小学语音教学方面,是有造诣的。她早年被派往芜湖、合肥等地学习语音教学,是优秀学员;回县以后辅导培训全县的初小语文老师;1956年被评为省级劳模。那段日子,应当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然而不久,噩运开始了。1958年,丈夫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大女儿也随之夭折。她带着几岁的儿子和小女儿(遗腹女),以及大嫂,开始了漫长的苦难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寡居的“黑五类”家属,能有好果子吃么?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说:“最可怜的还是两个孩子。”在巧峰小学教书期间,配给的口粮要到县城粮站去买,还不全是粮食,其中一部分供给萝卜菜、山芋干。从巧峰到县城,往返四五十里,总是大儿子随同她一道去买。大儿子也才十岁左右。有一次,他走不动,赌气不走了。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都说不动他。于是她打了儿子。打着打着她心里一软,觉得儿子已经太可怜了,悔之不及,便捶胸跺脚地痛哭起来。及至回家,自己仿佛成个疯婆子了。“三年大饥荒”期间,她是居民户口,虽说每人每月还能供应二十五斤半粮食(一度减为二十一斤),也是不够吃的,也是忍饥挨饿。直到1961年农村推行“责任田”以后,周边环境有了一些松动,她便乘机利用课余时间(甚至月光下)开荒种地。第二年,她收了三百斤麦子,八十斤高粱,才算度过大饥荒。

交谈期间,李老师颇为谨慎。她只是泛泛地诉说曾经的日子多么艰难困苦,却并不怪罪于谁,也很少涉及具体细节。我不好意思刨根究底,强求细问。因为有的人常常讳忌过去,也不想触及她的伤痛,便顺其自然了。她也没有说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没有“大救星”一类的拍马之词。她到底不是那种“马列主义老太”,而是一位暴政年代的受苦受难者。孰是孰非,她心里一定很清楚。

倒是一个无意中流露的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李老师的丈夫曹作民,曾任小学校长、教育工会主席,在县人委工作。1958年那场政治运动中,他遭整肃,忍受不了,自杀了。当时,李老师正在省城合肥学习,“组织上”通知她回来并找她谈话。乍听噩耗,她脑袋一“木”,泪水涮涮涮地涌了出来;转而又立刻抹去泪水,做出一副六亲不认状,说:“死得活该!该死!该死!”连说几个“该死”,硬是把泪水呑了下去……

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此时此刻,她肚子里还怀着丈夫的孩子。就这么一连串的“该死”,能了断他们多年的夫妻之情么?当然不能。然而,在那种腥风血雨的岁月,她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做。前面的泪如泉涌是真情,后面的“该死该死”是扭曲。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才会有如此被扭曲人性的臣民。

五十多年了,说起这件事,李老师仿佛历历在目,悲伤万分,不住地唸叨:“他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他没有什么错误……”是的,李老师:岂只曹作民先生是个好人,回首难以数清的政治运动,那些被批被斗被关被杀的人能有几个不是好人呢?无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

李老师叫儿子拿出一包东西给我看:都是她的获奖证书与奖章,从单位先进工作者到省级劳模,大大小小十多项。她十分看重这些东西,我深深理解。对于她,这是一生中努力“改造”自己,努力顺应残酷的时局与环境,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成果”,是数十年来血汗与泪水的“结晶”。

不知为什么,我猛然间想到“传销”。我们曾经的体制,不就是一个大大的“传销”网么?我们被“洗脑”、被欺骗、被裹挟、被愚弄;自己被“忽悠”了,却又去“忽悠”别人。最终,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得到的,都只能是贫困与灾难。

不再相信“忽悠”了,也不再“忽悠”别人。        

龙套会

 

“龙套会”是泾县一桩冤案,受害者是早年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十二位干部。因此而受到株连的人,就难以述清了。

笔者年轻时即闻此案,半个世纪以后忽然想将它弄清楚。然而此时,十二位当事人只剩三位,且都是八旬翁了。经张元涛先生介绍,与其中最低高龄的刘荣林先生取得联系 2012 318 日,刘先生约来陈建华、王仕微一起座谈。三位先生虽然高龄,但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记忆清楚,言谈得体。不啰嗦,不反复。除陈先生有点耳背以外,整个交流过程顺顺当当,水到渠成。根据记录整理,并由刘荣林先生校阅,全文如后。                 1952年,泾县“整党”。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组成“整党工作队”。后来“龙套会”中的若干人即为其工作队员。在“党员调查”中,发现有些人自首过,政治上有问题;有些人为国民党做过事,历史上有问题;还有人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中,有的却在1953年初被提拔。据三位先生说,当时这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就主持了“四个部门”。而他们这些大都是革命老区茂林及其附近的人,参加过地方游击队、地下党、地下交通、民兵和农会组织,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却未被提拔,情绪有些不满。常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这个“拍马屁”,那个“煽小扇子”。自己则是“戏台上跑龙套,不中用的东西”。

刘先生说:此前,他们曾经与县委有过一次“交锋”。经查实,那些“历史不清”的人,有的被免职了,有的被调走了,有的重新入党。为此,芜湖地委组织部惠部长来泾县调查时,曾表扬“整党工作队”,说他们“坚持真理”。这样一来,他们这班人就格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95310月,县委“三干会”期间。潘祥峰病了,住在县委会“中苏友好协会”的宿舍里(他哥哥住处),一班朋友去看望他。潘绳武还买了香烟糖果招待大家。一起开玩笑,发牢骚,渲泄不满情绪。说是“龙套大会师”,自我表扬,自我吹嘘,头脑膨胀,口无遮拦。说倪晓华虽然是区委书记,但他敢讲话,可以当“龙套会名誉主席”;说刚刚调来的区委副书记王仕微也是个“大炮”,可以当“候补委员”。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刘荣林先生还在香烟盒子上(香烟抽完了,将空盒子摊开抹平)写了“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反对煽小扇拍马屁,向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是我们的准则。”全文由陈建华口述,刘荣林书写并念了一遍。所以后来说是陈起草的“纲领”,成了主要人物。散去的时候,陈建华在门口将写了字的香烟盒撕掉了。并说“这个玩笑开大了,不能再开了”。此后,陈、刘二人便不再提起,作回避状。他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这时候,陈建华是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二十三岁;刘荣林是组织部(区级)组织员,二十一岁。

老百姓说:上面打个喷嚏,下面就鸡飞狗叫。这话一点不错。1954年,上层出了个“高饶反党集团”。全党组织学习,号召大家向党献忠心,自我检查上纲上线。此时陈建华已调宣纸厂任厂长,马翰章接任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会上自我检讨了“龙套大会师”的事情,说自己讲过对党不利的话,做过对党不利的事,深深忏悔。宣传部理论学习组组长孟广棣把马的检讨写进汇报,以此证明“学习成果”。这一来,地委重视了。县里一些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也行动起来,把“龙套会”当做典型来抓。后经地委调查,除倪晓华因为谩骂县委领导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外,其他人未予追究,也没有将“龙套会”定性,只是叫各人写一份思想检讨便了结了。

1956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一次提出“龙套会”问题。将他们十二人隔离审查。当时倪晓华在省委干校学习,被戴上手铐,押回泾县。陈建华在省工业干校学习,回县进厂即被关押抄家。经省地县三级专案调查,这十二人历史家庭都没有问题,遂定“龙套会”为“落后小集团”。以态度不好为由,给倪晓华延长留党察看一年、王仕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一些人被调离泾县:陈建华调广德,王仕微调庐江,凤兆华调和县,潘绳武调当涂,潘祥峰调宣城。

1959年,县委书记焦伯祥、纪委曹文荫等在省里参加“反右倾动员大会”。会议规定每个与会者必须写李世农多少张大字报。焦等就写了“龙套会”的事情,把它与李世农挂起钩来。李世农先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19581月被划“右派”,同年11月被罢免职务。他与“龙套会”绝无瓜葛。然而那个年代就提倡这样无端地上挂下连。于是地委重新结论报省委批复,以“龙套会”一案,是在李世农右倾思想包庇下定为“落后小集团”的为由,改定为“反党小集团”。

“龙套会”被做大了,倪晓华、凤兆华、陈建华、王仕微被开除党籍;潘绳武、童天鑫、刘荣林等六人被留党察看;李贵涛被严重警告。每人都被降三至四级;降级二十年,所降工资分文未补。

与他们接触亲密者也都受到株连,被撤职或者反省。

三位先生说:1961年,中央改组安徽省委班子。省委书记李葆华要为李世农平反。所涉事件也都逐一调查了解。地委纪检委陈正农专门来泾县调查一个月,查实“龙套会”与李世农并无关系,应当平反。无奈焦伯祥坚决不同意;还说倪晓华是“带枪投敌”的“坏分子”,说“龙套会”被“坏分子”操纵。

直到197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胡耀邦总书记排除一切干扰,平反如山冤案。根据地委指示,在地委组织部派员协助下,又一次对“龙套会”案进行复查。报经地委芜发(197927文件批复:撤销原来的处分决定,给倪晓华等十二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至此,这一冤案才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世事沉浮,星转斗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班当年的小“愤青”们,大都去天国了;眼前的三位当事人,也都是耄耋之年。此刻,他们回顾过去,检点自己,竟有了足够的冷静与淡定。他们说,“龙套会”冤案之形成,固然因为历史环境的凶险,因为“斗争”学说的作祟;他们自身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自以为是,飞扬跋扈,唯我革命,左得可恨,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譬如有个别人,是多次运动中不遗余力整人的积极分子;甚至充当过“打虎队”队长,吊过人,打过人,无法无天,得罪过不少人;再遭别人整肃,既是一种报应,也是一种必然。譬如被隔离反省中,有人扛不过去,就瞎招供。以致招出要杀掉谁谁谁,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

一切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似乎都很正常。因为,那是一个以人为敌的年代,鼓励说假话的年代,崇尚杀戮的年代。

逝者如斯!希望它不要再来。

“洋船屋”人家

 

两扇厚重的大门紧闭着。拉动大门上方一根铁丝,屋里的铃当便响了,于是会有人来开门--这是我最早见到的门铃。现在是不屑一顾了,然而在1940年代是很新鲜的;全村几百户,唯“笃诚堂”才有。

“笃诚堂”位于黄田村马冲河边。是一组外廓形似“洋船”的建筑群,依马冲河地势构筑院墙,平面呈长方形。“船头”向北为尖角状,院墙略向上翘,将溪水分为两股,依院墙而下。院墙上开空花漏窗,形似“船舷”。小河上架设两座石桥,如登船的“跳板”。中部有二层楼房“梅村家塾”,是主人家课读子孙的地方。楼房的马头墙明显高出其它屋脊,恰似“洋船”的“驾驶舱”。其后为三角形花园,即所谓“船头”部分。整个建筑物像一条溯流而上的轮船,俗称“洋船屋”。院内的屋宇方向与“船体”相反,坐北向南,一共四进。厅堂馆所,楼台亭阁,巷陌相通,自成一体,占地面积四千多平米。在这大山深处,算得上一座奇特建筑了。相传是朱一乔、朱宗怀父子建于清道光年间。他们在汉口等地开当铺,家资巨富。回乡省亲时,朱一乔的母亲问及“洋船”什么样子,想出去看看。但母亲年迈,又是小足,不便远行。于是就在家乡建了这座形似“洋船”的大宅院,以满足母亲愿望。

我所见到的“洋船屋”主人,是第五代传人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亲戚,人称鸿祖先生,我们学生称祚先生--名普祚,鸿祖是他的字。据他说,祖上共有七房,人丁兴旺。然而临到国民党溃败大陆时,大多远走高飞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虽未能出国出境,也到别的大都市谋生去了。只有他祚先生--六房的后嗣--不知是热土难离呢,还是目光短浅,居然抱守着这份祖产,等待噩运降临。

“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家也划了地主。然而他本人却一直当教师,无论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年代。按政策他的本人成分应当是“自由职业”。然而那年代对于政策的解释是太随意了,说他是地主他敢说不是?于是“运动”来了,便将他“清洗”回家;“运动”过了,又将他“甄别”复职。祚先生呢,倒也“若无其事”,叫他回家就回家,叫他复职就复职。不过是一副简单的行李挑进挑出,心情态度十分淡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能将万般无奈表现为一种“随和”,不能不说是那个专制年代的特殊造就。

祚先生有过两房妻子,前一位叫三姑娘。穿着打扮十分洋气。浓浓的黑发烫成卷曲状,高开叉的旗袍露出长长的丝袜,镶金牙,抽香烟。村子里抽烟的女人不少,但多是抽水烟。抽香烟的极少,身份也就不一般了。那时候不叫香烟,叫纸烟。老人们形容:“纸烟叭叭的。”三姑娘常年在江西上饶一家店号管账。能写会算,精明能干。而且一手记账一手打算盘,还一边与人说话。她与祚先生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珍。后来,她在上饶找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说服她嫁给祚先生为妻。永华告诉我:“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并没吃苦,因为他不当家不管事,“土改”队觉得抓不上手,倒是把三姑娘关起来了。“土改”以后,三姑娘复去江西,便杳无音信了。

后一位妻子叫秀姑娘,人们背后多称呼新娘子。为了区别于别的新娘子,就叫“洋船屋里的新娘子”。有点像通俗推理小说的题名。农村人有个习惯:谁家来了陌生人都觉得新鲜,总喜欢探望和围观。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大概是深山里面鲜有陌生人来往的缘故。可是“洋船屋里的新娘子”不习惯,甚而有点恼火,也只好强忍着。于是,她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接待应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做针钱:绣花挑朵做鞋制衣。而且会裁剪--一块布交给她,就能做出一件合身的衣衫,前襟上绣朵小花,十分别致。这就很不简单,叫那些粗手笨脚的娘们看得发呆。原来,这位新娘子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是一富户人家的“细丫环”,专事“女红”,所以才有这般身手。然而不久“土改”了,新娘子也不新了,立马沦落成“地主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享受地主生活三年以上,才算地主。秀姑娘还不到三年呀!那可不管,这么个雪白粉嫩如花似朵的娘们不当地主婆,谁当?必当无疑。从那以后,伴随她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劳役、训话、检讨、悔过……秀姑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秀姑娘生有两男两女。大女儿随母学裁缝,以此为生。大儿子小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拒之于中学门外,在家务农。他心气甚高,终日里郁郁寡欢,不久遭遇车祸丢了性命。肇事方是泾县汽车客运站,赔了一千元钱。秀姑娘抱着这一千元钱,愣愣地靠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吃饭,好久好久……

小儿子出生于1958年,正逢“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那年冬天,秀姑娘在继女素珍的陪伴下,抱着小儿子来到县城,住进车站饭店。次日天未亮,便将儿子包裹着丢在百货公司门口。她二人远远地观望着。她看见一位上早班的女子来了,把孩子抱了起来;看见一伙人围观议论纷纷;看见那女子高高兴兴把孩子抱走了,走进西门口一所住处。秀姑娘左看看右看看,认准那个住处,打听了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姓甚名谁。于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小儿子被人抱养以后,从糠箩掉进米箩,饱受疼爱。那人家成分好,还是公社武装部长,于是上学,参军,入党,当干部。正应了一句古话:因祸得福--这自然是后话。过了几年,秀姑娘托人去说情,想看看儿子,绝无别的想法。对方却一口咬定没那么回事,儿子是自己生的。秀姑娘思子心切,辗转找到城关小学朱文华老师,请求帮助。朱文华是她小儿子的数学老师,黄田人,说等到上课时让其站起来回答问题,叫她们悄悄地站在教室外面望一望。但不得声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上课时,朱老师特意提了个很难的问题,小儿子回答不出,朱老师迟迟不喊他坐下。

小儿子长高了,活泼可爱。秀姑娘只觉得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不清了……

祚先生一直在农村教书,越调越远,最后调到汀溪乡大坑村--一座大山深处的小学校。不通公路,都是山间小道。进进出出全靠步行,要翻几座山,要过几道水。祚先生在那里默默地工作到退休。

祚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好色,除了教书,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唱京戏。腊月天,该收的庄稼收了,该种的庄稼种了,石井坑的山林封了(封山育林),放寒假的教师回来了,大家凑在一起,排戏;排了一本又一本,正月里能唱过“上七”。元宵节再唱。有时也被邻近村子请去唱,说是“黄田的班子”,大戏。所谓“大戏”就是京戏。后来也有年轻人唱黄梅戏,唱花鼓戏,但年纪大的看不上,说是小戏,没看头。大戏有文戏,如《吊金龟》、《玉堂春》、《徐策跑城》;也有武戏,如《长阪坡》、《古城会》、《三打祝家庄》,刀枪棍棒,箭袖长靠,满台生气,煞是好看。祚先生唱的是文戏,专工旦角,或青衣或花旦,讲究的是唱功与做功。一出《苏三起解》,把个落难的烟花女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把那种女人的痴情唱得委婉凄楚,九曲廻肠,叫人感叹不已。不但唱得好,身段也好。祚先生是个“柴骨人”,从未发福过。所以他唱的青衣也好花旦也好,一个个出奇的苗条。走起台步来,水袖、裙带飘曳浮动,俨然风摆柳一样。祚先生戏德也好:认真,一丝不苟。票友中有种田的,有做手艺的,有当老师的,各色人等性情不一。祚先生都能处得来,毫无强人之处。都说他脾气好,人缘好。而且,政治上“风”紧了,不要他唱了,不唱就不唱;“风”过了,喊他来唱,来唱就来唱。从不计较,从不记恨,从不讲一句难过话。人说他“宰相肚里好撑船”。

能否“撑船”自不敢说,但心里确是出奇的宁静--用现今的话来说“心态好”,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情都能给它个不在意。记得“文革”中一次偶遇,他告诉我:不在黄田住了,搬到共和来了。原来,那正是“深挖洞”年代,黄田村驻扎了许多解放军,在这里挖山洞,修筑工事。于是把村里成分不好的人家,历史不好的人家,或是其他不顺眼的、调皮捣蛋的统统赶了出去。共和是黄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山林,全靠种田种地。祚先生家人本在黄田茶林队劳动,收入也比农田区好一点。现今到了农田区怎么过呢?犁耙水耖,一样都不会呀。他说:“不要紧,我同人家换工呀。”他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今年收了多少芝麻,多少黄豆,多少花生。红黑的脸上泛起一缕兴奋的神情,仿佛他搬家搬好了,沾便宜了。我心里未免一阵怆然:怎么了?豁达,还是无奈?顺从,还是麻木?

然而,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身板骨倒是少有的硬朗。从而熬到“红太阳”落山,迎来了改革开放,过上人的生活。退休了,让小女儿顶职当了教师;大女儿还在县城购买了房产。那个早年丢弃的二儿子也已到中年,常有来往。祚先生说:养身父母大似天,生身父母站半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能当作亲戚走走就很知足了。

而今,祚先生成了黄田的“古董”。他关心黄田的古往今来,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少不了有人与他打听黄田的来龙去脉,打听“洋船屋”的古今传奇。他也乐于这份差事,不厌其烦。那年,我陪同朱践耳先生到黄田寻根问祖,他二位老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谈得不忍离去。以至于下午两点多钟才吃午饭。200310月,当我陪同践耳先生的侄子朱永渊先生和上海电视台周雯华女士再访“洋船屋”的时候,却听说祚先生因病到县城住院去了。

祚先生脑袋里长了一个瘤。不久,去世了。

世道变好了,儿女们自立门户,祚先生可以享清福了,却又去世了。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缺憾。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乡关何处?咫尺天涯路(代序)
故乡的碎片、旗峰公家庙
闲言漫语上黄田、祖父、三奶奶
感谢母亲、榔桥遗梦(一)
父亲印象、父亲
榔桥遗梦(二)张家肉店
学徒、贵人、申请
初中三年、黄田师范(外一章)、聂书记
“文革”拾荒 (外三章)、勒令 、现行、螳螂捕蝉
饿、对不起,我的亲人
毛治下,我们的衣食住行
迟到的忏悔 、提拔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侠骨先生,和他的后人们、遭遇“阳谋”的人(一)
遭遇“阳谋”的人(二)
遭遇“阳谋”的人(三)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朱氏短简
张洪炉、李秀峰、龙套会、“洋船屋”人家
同窗往事
市井涂鸦
乡村速写
故里先生(一)
故里先生(二)
故里先生(三)
后记 、附录:我与“三年大饥荒” 溪光山色晚来晴 三年大饥荒:大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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